更新日期:2010/12/19 07:59:58
學習次第 : 進階
戒律學綱要（選錄）序
作者：聖嚴
《戒律學綱要》序
佛法在印度，早由空有兩大思潮的激揚，而演成大乘性相的兩大派系。傳來中國，到了黃金時代的隋唐，大小乘十宗的旗幟，也已很鮮明地豎立起來。各宗派的創立者雖從修證佛法的境界各自發揮其心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建立其不同的宗派。可是回到修持上來，則不歸於戒律，即歸於禪觀或淨土；而修禪觀或淨土行者，仍不能離開戒律，以戒律為修習一切善法的基礎。那麼，不論出家或在家佛徒，對於戒律都是一樣的需要，因全部佛法都是建築在戒律之上的。所謂：“一切眾律中，戒經為最上；佛法三藏教，毗奈耶為首。”這是為佛徒的鐵律，誰也不能否認的。“四十二章經”則說：“佛子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證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有志修學佛法而於戒行有虧的，讀到佛陀這些教誡的經文，不能不毛骨悚然而思有以匡正了。
佛律雖很謹嚴，條文也很繁瑣，但在今日真能“嚴淨毗尼，研究律藏”的人，又有幾多呢？不特束置高閣無人過問，就是能談戒律的人也必定是很有勇氣的，沒有勇氣就不敢談了。這原因或在戒律的性質太嚴肅，末世業障深重，持之不易，索性不持了，談也無益，索性不談了。近世佛門的大心之士，有鑒乎此種衰頹而散漫無章的情形，有發心出來提倡振興律學，也有認為律學有重新估價的需要。根據律部中的“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理由，主張適宜時地環境的需求，可行者行，不可行或行不通的，不妨捨棄。其實這種思想也不始於今日，遠在二千五百年前，在阿難陀和大迦葉領導的教團中，早已發生爭論了。阿難在第一次結集經典後曾說：“佛將入滅時曾告我，大眾若欲棄小小戒，可隨意棄。”當時迦葉板起面孔反對道：“佛所未制，今不別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據律部記載，當時還有一愚癡比丘說：“那老頭（佛）去世甚好！他在世時常拿戒律約束我們，這件不許做，那件不准行，如今我們可以極自由地為所欲為了！”迦葉聽了覺得痛心，也因此而發起結集律藏。
本來戒法為四眾弟子的金科玉律，應守應行，理所當然，那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所謂：“毗尼久住，正法久住”；可是在事實上，又有不然，不但在佛滅後的初期，諸大羅漢之間為了戒律的可舍與不舍問題，發生歧見，弄到教團的不協調；就是在佛陀時代，不是已有“六群比丘”及比丘尼出現了嗎？難道那時毗尼不住世嗎？不是正法住世時代嗎？這或者由於眾生的慧根深淺與向道之心有無而所使然：其慧根深而向道心堅切的，即能嚴持戒律；其慧根淺而向道心薄弱的，自然難得清淨了。或者以戒律太嚴肅，條文又繁瑣，使人望之生畏，感到不易堅持，或堅持亦難到底，無形中便鬆弛了。
佛曆二五○五年春，我在星洲方便禁足期間，在無盡燈上讀到聖嚴法師作的《受戒學戒與持戒》及《戒律的傳承與弘揚》，覺其慧解敏穎，文筆犀利，所言切中時弊，深為感動。當時曾以燈刊讀者的名義略致薄敬。在那文末談到弘一律師嘗自檢驗，認為自己非但不夠比丘的資格，也不夠沙彌的資格，甚至連一個五戒滿分優婆塞的資格亦不夠。一個聞名持戒的律師，還不敢以滿分五戒淨人自居，可知戒條是如何地謹嚴難守了。明朝的紫柏大師，脅不著席四十餘年，猶以未能持微細戒，終不敢為人授沙彌戒和比丘戒，到不得已時也只為人授五戒。蓮池大師嘗自稱為“菩薩弟子”或“沙門”，不敢以比丘自居。藕益大師閱過律藏之後作“退戒緣起”，認為一向所受的戒不合法，沒有做比丘資格，自稱“菩薩沙彌”，太虛大師亦有“比丘不是佛未成，但願稱我為菩薩”。從古今高賢的謹嚴處，知戒律是如何的嚴格，不易如法受持，但亦不能因持得不夠圓滿就不持，應量力求受，不逾繩墨，才不負弘揚戒律者的用心！
自來在佛門中提倡戒律的人，以上座碩德為多，青年人來談戒律的倒不多見。今作者聖嚴法師，年輕志高，學富力強，從研究戒律而弘揚戒律，欲以戒律精神振興佛教，這不能不使人敬佩！他曾說過，寫作本書是受了藕益大師與弘一大師的影響很多，但沒有全部走他們的路線，甚至也沒有全部站在南山宗的立場。可知他對戒律，是另有新的看法。看他的志趣，似走在弘一律師與太虛大師之間，而更接近後者的意趣。在生活上著重戒律的根本精神，不拘滯於條文的呆板死守，在思想上接通佛陀的根本教義，活用於時代的文化領域。這意趣正是時代的產物，把它儘量表達出來，培養佛教的時代精神，使每一個懷有整理僧制職志的新時代佛教青年，思想都能夠走向這一路線，匯成一條佛教新時代的文化洪流，那麼一切佛教的垃圾就不怕沖不開。他對晚近的教內同道，還曾慨然的說：“若標榜持戒，便成了孤獨古怪；若標榜學教，便成了放浪形骸；若標榜學禪與密，便成了神鬼模樣。”這也是一針見血之論，對於患了嚴重麻痹症的現代佛教內部，是不無晨鐘暮鼓的作用。他對佛教現狀既有如此深的瞭解與抱負，自然對振興律學另有最應時的立場與看法，而寫出來成為文字，自然也不同凡響了。
作者再次來書問序於我，並提示本書的宗要是：“為了實際的要求，本書的內容既是通俗性的，也是研究性的，尤其是實用性的。所以除了具足戒及式叉戒之外，其餘各戒均錄有受戒儀軌，並且儘量介紹最切實、最簡明、最能適應於普遍要求的受戒儀軌。至於介紹各戒的性質、意義、淵源、作用以及為何受戒、如何受戒、受戒之後又如何，那自是本書應負的責任了。所以讀了本書之後，對於戒律當可得到一個具體的印象。”從這些話裏，可以看出本書的內容與價值。全書約有十九萬字，把七眾弟子各別的戒法描繪出來，雖然有他自己的見解，但每篇都是有所根據的。比如比丘比丘尼戒，是本弘一律師之意而寫的，菩薩戒是綜合“瓔珞”、“梵網”、“瑜伽”、“持地”等經，及“梵網”、“瑜伽”各名家注疏的重要內容而寫的。我還認為本書的好處是引經據典，把七眾弟子的戒法，作簡明而有系統的敍述，使讀者得到不少的便利和切合實用。時丁末世，人性疏懶，已很少有人能向大藏經中去翻閱長篇累牘的眾多律部，因此身為七眾弟子的很多，真能瞭解七眾律儀皮毛的已很少，更談不到去作深刻的研究分析與敍述。那麼本書正適合現時的七眾佛徒的需要，固能人手一篇，時加玩味，便知道自己學佛所應作的是些什麼事，同時也不負寫作者的一番美意。在律制鬆弛，佛法衰頹的今日，律學已成了冷門的學問，少人問津；而作者既專志攻修，又勤於寫作，所寫的又是熱情奔放，審理明晰，文筆通暢，適合一般口味的文章，求之於現代青年法師，真是異軍突起，稀有難得。
作者又曾在來信中，慨歎自己不夠資格來談戒律，來寫戒律；就是我，更不敢也不配為這部神聖的律書作序，所以延擱到一年多也不想動筆。但感於作者的智慧與熱誠，屢屢來函說明他寫本書一氣呵成，不曾間斷，完全因第一篇緒論發表在燈刊得到我的鼓勵所致，因此使我對本書的完成，雖沒有居功之心，卻有歡喜之情，不能不寫這一篇不像樣的序文，來作隨喜功德的讚歎了！
佛紀二五○八年十月三十日竺摩寫於木兵城正慧講堂
自 序
我能夠再度出家，是在重重的困難之下達成的，這要感激我現在的剃度恩師東公老人，他全心全力地幫助了我，也成就了我；而我能在從軍十年之後，仍然念念不忘出家身分的恢復，這要感激南亭長老，他自始至終地愛護著我，也鼓勵著我。
同時，這也是我的嘗試。因為，戒律是一門枯燥而又繁瑣的學問，以致近世以來，成了佛教的冷門，縱然有人研究，也多不脫古氣，多是照著古調再彈，致令一般的人，不得其門而入，甚至妄加批評。因此，我要試用淺顯的文字，將戒律的內容，配上若干時代的觀念，以比較通俗的姿態，來跟大家見面。我是試著做復活戒律的工作，而不是食古不化的說教。
當然，我的目的，雖求通俗，但在盡可能不使讀者厭煩的情形下，仍將戒律學上各種主要的問題，作了應作的介紹與疏導。所以，本書也徵引了各部律典及古德注疏的重要資料，並且儘量注明出處，以便讀者作進一步的研究參考；唯恐讀者對於書中所引原文以及若干專有名詞的隔閡不解，故也適度地採用夾註號加注說明。
為了實際的要求，以及本書的篇幅所限，本書除了三歸、五戒、八戒、十戒等篇，寫得堪稱詳細，至於具足戒及菩薩戒，只是作了綱要性的介紹，這也就是本書書名的緣由；雖然如此，具足戒及菩薩戒，已經占了本書篇幅的五分之二以上。所以，看了本書之後，對於戒律學的知識，當可有一個具體的印象。
本書的性質，是通俗的，是研究的，更是實用的。除了式叉摩尼戒及具足戒之外，其餘各戒，本書均錄有受戒的儀軌，並且是介紹最切實、最簡明、最能適應於普遍要求的受戒儀軌。至於各種戒律的淵源、性質、意義、作用，以及為何要受戒？如何來受戒、受戒之後又如何、那當更是本書應負的責任了。因此，本書的物件，既是已經受了各種戒法的佛子，也是那些準備要受各種戒法的讀者。
從大體上說，本書受有藕益及弘一兩位大師的很多影響，但並沒有全走他們的路線，乃至也沒有完全站在南山宗的立場。因為，從戒律學的本質上看，它是屬於整個佛教的，它該是全體佛子共同遵守的軌範，而不僅是某一宗派的專利品。
雖然，本書有我個人的觀點，但我所談的問題，無不力求客觀，無不力求這些觀點是屬於讀者的要求，故也敢說，本書的內容，事事都有它的根據。
不過，由於我的學程還淺，本書的貢獻，自也有限。本書的出版，如果尚有一些價值，那當歸功於三寶的恩德，以及師友的鼓勵；如有不良的後果，均該歸咎於著者的粗疏。倘蒙指教，感激不已。
竺摩老人抱病為本書撰序，在此致其無上的謝意。
聖 嚴
佛曆二五○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序於朝元寺
聖嚴法師簡歷
1930年生於江蘇南通農村張氏
1943年出家於南通狼山廣教寺
1975年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正因為深深地感到，這一出家因緣的難能可貴，所以立志要做一個最低限度的清淨佛子；至於清淨的工夫，除了學戒持戒，就沒有更好的方法，因為戒律是佛子生活中唯一的防腐劑。這是我學習戒律的動機。
本書的完成，我要感謝現居南洋的竺摩老人，也給了我很大的鼓勵：當我在南洋無盡燈上發表了本書的緒論之後，便接到他老轉來的十元美金，並說將為那篇文章單印流通；接著又得到更進一步的慨諾，他說當我寫成戒律學的專著之時，若無出版的能力，他願資助印費。這是多麼可貴的鼓勵！於是，我就一直研究下來，也一直寫了下來。學博士
1977—1978年任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兼大覺寺住持
1978—1987年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
1978年起任文化大學教授，1981年起任華岡教授
1988—1989年任東吳大學教授
1980年創設美國紐約禪中心
1985年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9年創建法鼓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