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0/06/06 13:09:26
學習次第 : 進階
法尊法師自述
法尊俗姓溫，河北深縣人，一九○二年生。在俗時僅讀小學三年，文化很低。一九一九年，因家境困難，到保定府學做皮鞋。因長時患病，學業無成，於一九二○年春末，厭世逃往五臺山出家，投玉皇廟瑞普（法名覺祥）師座前落發，法名妙貴，字法尊，即在廟隨眾勞動。早晚學習念誦功課。
是年秋，大勇法師、玄義法師等略過本寺，遂請勇師講開示，勇師即日略講《八大人覺經》，次又講《佛遺教經》，遂對聽經發生興趣。
一九二一年春節，廣濟茅蓬打念佛七，我去參加，七後即住在茅蓬參學。是夏聽大勇法師講《彌陀經》等，又聽遠參法師講《梵網經》，對經論中的名相有了點粗淺的理解。
是年秋，太虛法師應北京佛教界邀請，在廣濟寺講《法華經》，大勇法師要到北京聽經。是年冬，法源寺道階法師將傳戒，我要到京受戒，遂跟隨勇法師到北京，禮謁了太虛法師，聽說準備武昌佛學院，予請入佛學院學習，蒙虛法師面許。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後，即隨傳戒諸師到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學習傳戒法。
一九二二年夏，在寶華聽講《天臺四教儀》兼閱《教觀綱宗》等，對天臺教義，略有所知。冬初，聽說武昌學院開學，遂下寶華山前往武昌。在佛學院先學《俱舍頌》、《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論述。次年則聽講“三論”、《解深密經》、《文殊般若》及《成唯識論》等大乘空有兩宗的要典，又聽了《密宗綱要》等。對於大小顯密得到了一個輪廓認識。
一九二三年冬，大勇法師由日本回國，在佛學院傳授十八道，餘亦預其法會，學了文殊修法。
一九二四年，勇師在北京籌辦藏文學院，準備學習西藏所傳的教法。是夏武昌佛學院畢業後，我即回北京參加藏文學院，進學藏文。
一九二五年，太虛法師在北京中山公園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又在藏文學院講《攝大乘論》餘均預法會。是年初夏，藏文學院全體出發進藏，路經武漢、宜昌、重慶，後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打七。秋初下山，因無走山路經驗，下山急跑，將到山腳時，兩腳已寸步難行。抵達萬行莊時，已日沒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莊上休息數日，始返嘉定鳥尤寺。
在萬行莊休息時，見室堆有大藏經，遂翻閱律藏數卷，到鳥尤寺後，遂借閱《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同時為加緊學習藏文，手抄《四體合壁》一書中之藏漢名詞（世俗語）四冊，又抄日本出版的《四體合壁翻譯名義集》中漢藏文名詞（佛教語）四冊，作為隨時參考的資料。
是年冬，經雅安，越大相嶺到康定，住安卻寺，特請一位邱先生教藏文，前在北京藏文學院教藏文的充寶林先生，即康定充家鍋莊人，是康定跑馬山慈願大師的弟子。舊曆年底，充先生亦回康定。
一九二六年春，大勇法師，朗禪法師和我同上跑馬山，親近慈願大師，先學藏文文法《三十頌》、《轉相輪》、《異名論》、《一名多義論》、《字書》等關於藏文的初級書籍。次學宗喀巴大師講的《比丘學處》、《菩薩戒品釋》、《菩提道次第略論》等佛教正式典籍，為學習藏文佛學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一九二七年春，大勇法師率領一部分同學支官差進藏，我和朗禪法師則搭商人拉噶倉騾幫進藏，抵達甘孜時，西藏政府來信阻止漢僧進藏（當時康藏有隔礙，疑心我們是政府派遣的，所以阻止）。我們因此就住在甘孜劄噶寺學經了。
我在劄噶寺依劄噶諸古數年，初學《因明入門》等書，次學《現觀莊嚴論》（參閱各家注疏）、《辨了義不了義論》，聽受了劄噶大師的著述和許多傳記文類。我在這期間內，試譯了宗喀巴大師的《緣起贊》並略加解釋。摘譯了《宗喀巴大師傳》和《阿底峽尊者傳》，俱在《海潮音》上發表。還譯了幾種小品教授，今已遺失。
一九三○年（記不准了）春，到昌都親近東格什，適值傳金剛鬘論法會，受該論中四十多懂法。夏季學了一點聲明知識（可惜未學全），秋後隨安東格什進藏，冬季抵達拉薩。
一九三一年以後，依止安東格什，學了《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密宗道建立》、《五次第論》、《入中論》等。又在此時，開始譯《菩提道次第廣論》，是時漢藏教理院已成立，太虛法師多次來信催促我回來教學，遂結束學業。
一九三三年冬初，離開拉薩，搭商幫，往印度，準備由海道回國。在印度期間朝禮菩提場、波羅奈斯、拘屍那等聖跡後，又往尼泊爾朝禮許多聖跡。
一九三四年春，到緬甸仰光，朝禮大金塔，住在初夏，乃乘輪經檳榔嶼、新加坡、香港，六月間抵上海，到寧波育王、雪竇，謁見太虛法師，彙報數年來學法的經過。次回上海，到南京小住，安欽大師為南京諸信士傳吉祥天女法，邀餘代譯語。次到北京，回俗家一望。是夏安欽大師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傳法，餘為譯語。仲秋乃經武漢，入川到重慶漢藏教理院，擔任了教學工作兼管理院務。是時繼續翻譯《菩提道次第廣論》，為同學講授。又舉《比丘學處》、《菩薩戒品釋》等。
我原想迎請安東格什來內地宏法，以便學習一切所未學到的教理。但迎請大德必須有足夠的經費，而籌此費用，亦非易事。是年年底會見了阿旺堪布，彼邀我到成都講經，以便籌款。時有胡有章居士到漢藏教理院，亦極力勸我去成都講經，為迎師籌款為宜也。
一九三五年夏，應阿旺堪布之邀，遂赴成都，先為阿旺堪布譯語，講頗章喀大師所造之《發願文》。次講宗喀巴大師的《緣起贊論》。籌集了迎請安東格什的路費。秋季，即再度進藏。冬季到拉薩，但因緣不具，不久安東格什圓寂，我數年劃全成泡影。世法如是，無可奈何。
一九三六年，依止絳則法王學法，聽講《比丘戒》（德光論師的律經）、《俱舍論·隨眠品》等，是年在拉薩翻譯《辯了義不了義論》及《釋》，《菩提道次第廣論》及《密宗道略論》，在武昌出版。秋後仍饒印度由海路回國，請回《藏文大藏經》和宗喀巴師徒的著作等。
這年在西藏聽了許多反動宣傳，我對共產黨的政策一無所知，懷有仇視心理。這在《我去過的西藏》一書中暴露的很明顯。回漢藏教理院後，繼續作翻譯與教學工作。翻譯了《現觀莊嚴論》並加以略譯。
一九三七年夏，到武漢，準備到北京參加安欽大師傳法的法會。因“七七事變”未果。秋後請太虛法師一同入川，在漢藏教理院講學。是時承太虛法師囑，遂翻《密宗道次第廣論》，後由北京菩提學會印行。
在抗日戰爭期間，除在漢院講學外，還編寫了《藏文文法》、《藏文讀本》，翻譯了《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等。又受東本格什囑託，將《大毗婆沙論》二百卷譯成藏文。又為講授西藏的佛教歷史，編寫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寫《藏文課本》八冊，《常識課本》六冊，並未出版。一九四八年暑假後，余將漢藏教理院事付託正果法師和開一法師等負責辦理，遂到成都講經，並加緊翻譯《大毗婆沙論》。一九四九年夏譯完，將譯稿運往康定交格桑悅協保管，完成這件大事，不負東本格什之所托也。
一九四九年冬，四川解放後，我非常想家，因為多年來戰火連綿，尤其我的家鄉是日冠掃蕩區，不知家中尚有人否，所以歸心很切，急想回去看看。在舊曆臘月初離開成都，經重慶、漢口、石家莊，一路很順利，臘月底到家，幸老母尚健在，全家也粗安，不勝喜慰。在家住了月餘，並探望了各處親友。
一九五○年春，我來北京菩提學會參加了翻譯組，替民委翻譯檔。是冬，正果法師來京和我商議把漢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處事，我完全贊同。遂將漢院交給政府，漢院的師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漢藏教理院也就結束了。直到一九五四年間，翻譯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等，又將卻紮編的《藏文辭典》譯成漢文。又譯出《五次第論》和寧瑪派的《七寶論》。
一九五五年，為佛教百科全書撰稿十餘篇。辭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一九五六年秋，中國佛學院成立後，任佛學院副院長，兼講授佛學課程，譯了《四百論頌》、《入中論略解》、《俱舍頌略解》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學院解散後，我被打成黑幫，參加體力勞動。一九七二，解除黑幫名義，恢復自由。一九七三年後，患心臟病，養病至今。
法尊作於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原載《法音》198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