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2/19 16:42:40
學習次第 : 進階
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 略述太虛大師之悲願及其偉業
釋法尊法師 撰
呂鐵鋼 胡和平 編
46. 略述太虛大師之悲願及其偉業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太虛大師示寂于上海，噩耗傳來，悲痛欲絕；茫茫苦海，驟失慈航，昏昏長夜，誰為寶炬？推心泣血者豈僅余一人而已哉！況余親滅，慈顏二十余載，若學若行無一不秉大師之慈旨而為之，而今而後將何所憑依，又何怪乎聞訊之下，手足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宛如泥塑乎？嗚呼痛哉！
親近大師之回憶
回憶民國十秋，初謁慈顏于北平廣濟寺，即蒙慈悲攝受諄諄教誡，謂將于武昌辦佛學院，勉令入院修學。是年冬余具戒于法源寺，承道階戒和尚之資助，全堂諸師之提攜，乃往南京寶華山研習律學。十一年秋，武院成立，時有法舫同戒已先入院，曾寄學院章程等至寶華，余雖躍躍欲往，以介紹與保證無人，故遲遲久之。是年冬初，大師新度弟子大嚴來寶華受戒，乃與商洽，承允介紹，又函請留學日本之大勇法師為保證人，蓋余已于民九民十兩年中親近勇師久受教誨矣。入院之先決條件既備，乃前往就學。前後兩年，遍聽內外大小性相諸經論，余于整個中國佛教，能略窺輪廓，略具常識，實源于此期之修學，尤以親聽大師講成唯識及十二門等論獲益最多。畢業後，復奉慈命赴北平，參加藏文學院，追隨勇師，進學西藏佛法，期將來互譯漢藏典籍，以溝通漢藏之佛教及文化。十四年春，國民革命軍將興師北伐，大師旋命勇師率全體學生提前進藏。此後數年雖未能常侍巾瓶，然屢承賜函指教，固仍在慈悲護念之中也。民十九，大師入川朝峨山時，曾發表世界佛學苑之計劃，賜函甘孜，命余回國主持漢藏佛學系。斯時余對西藏佛學甫獲門徑，尚未深造，不欲中道而止，故覆函辭謝，並願介紹西藏大德安東格什至內地弘法以自代。二十年春，余進昌都拜見安東格什時，詳陳大師組織世苑之計劃，及擬迎請安東格什至內地弘法之意。深蒙安東格什嘉許。但因赴藏之計劃已定，不便即時來川，只可俟到藏後，再籌劃前來。安東格什于是年冬抵拉薩後，示疾甚久。二十一年秋，世苑漢藏教理院正式成立，大師又函電交馳，促令迎安東格什入川主持。（但西藏佛教之組織與內地不同，凡有學德之高僧【無名僧眾不在此例】有所行動，須先請示達賴，得其允許方可成行。故為迎請安東格什一事，余亦曾數數呈請達賴，並請人善為說辭。直至達賴圓寂前，僅批準余先返內地籌備）。但以因緣未熟，事卒無成。二十三年夏，余始返抵上海，端午前往寧波拜見慈顏，當奉面諭，入川辦理漢院。此後每值寒暑假期，輒赴武漢等處，晉謁慈顏，報告院務，並請示進行之方針。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余即迎請大師蒞川，常住漢院。所有院中一切措施，皆由大師親自主持。雖有時弘化蓉渝黔滇湘等處，然總以漢院為基本道場。故此數年中所受慈誨，較昔在武院所受尤多。勝利後大師東下，院事交余負責，自知綆短汲深，時多隕越。正思每值寒暑假請示一如往昔，何意大師遽棄余等不肖弟子而上生都史多也。嗚呼痛哉！
大師之救教運動
余前後親近大師二十余年，對于大師之悲願與事業，多所聞知。總覺其一切措施，胥由復興中國佛教之偉大悲願所激發，實無一毫名利等念 雜其間。故事業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大師于幼年，即值清庭變法維新，目睹各處教育當局，往往借經費無出為名，驅逐僧眾，佔據寺址，提拔僧產。此洶涌之洪流，到處泛濫，幾有漂沒整個中國佛教之趨勢。又見一般護法居士，大聲疾呼，勸僧眾自覺，勸士大夫等勿任性妄為，復因華山法師示以新學諸書而加以鼓勵。大師遂暫置閱藏參禪等靜默之修行，出而從事復興中國佛教運動，參加僧教育會等，是為大師偉大之悲願及其事業之發端。次覺各處之僧教育會，組織多未臻完善，致弊端百出，又值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政府成立，大師乃從事組織一完整之佛教團體名曰佛教協進會；期實行其改進佛教之計劃，俾隱沒多年之佛教教理重放光明；而于停滯之教制，私有之教產，皆加以革新；俾流行千百年之古佛教，適合于現代之中國社會，而成為自行化他之新佛教。果能如是，則非但教產得以保全，且能化民成俗，發揮佛教六度四攝之大用，豈不善哉！大師由偉大之悲願而推動其佛教改革事業之初步也。
整理僧伽制度
民國三年後，大師掩關于普陀山、對于性相台賢各家之教理，及中外古今諸家之學說，俱作精密而有統緒之研究。著述有楞嚴攝論等，並于周易及荀子墨子等之學說有所闡明。復撰破神執，訂天演等文，以破世間之執著。其尤要者，則為復興中國佛教之張本，根據戒律，衡量時事，而造成之《整理僧伽制度論》也。蓋大師以佛教傳入中國已近二千年，歷史演變，時有盛衰隆替，自隋唐全盛之後，宋元以降，漸就凌夷，迨有清末葉，衰頹遂達其極。苟無大心菩薩出而振興之，長此以往，惟有出于滅亡之一途而已，辛亥革命成功，中國已一躍而為共和立憲之國家，則中國佛教之僧制，亦應依據佛制加以修改，使成為現代中國社會所需要之佛教僧制也。此整理僧伽制度論，雖不為一般頑固之寺院所歡迎，甚至為一般獅子蟲所反對。但此實救治中國僧制之靈方，亦即大師廣大悲願之結晶也。民國六年，大師出關後，往台灣弘法，並遠赴日本考察其佛教組織，愈證明整理僧伽制度論之切要，返滬後，即組織覺社，廣事宣傳。次為實行此種制度起見，及接管杭州淨慈寺，深思以此寺為基礎，而推行其改革僧制之計劃。不意當時腐惡之勢力太強，嫉異憎恨，多方阻撓。大師自覺為此一寺耗如是精神力量，未免事倍功半益少損多，乃放棄淨慈，專行教化。
此次推行改革僧制雖未成功，然對于日後之創辦武昌佛學院等，實為一有力之動源。
創辦僧教育機關
大師以改革僧制，如僅就舊寺使起，必經多次風波，且未必能收成效，所需用之人才，復甚缺乏，必須先辦教育機構，訓練干部人才，以後推行或可較易。以是于講經武昌時，與武漢熱心護法之居士等，談及改進佛教，須養成基本干部人才。當時得李開居士等之熱烈贊助；復覺借用寺廟障難易生，決定自購地基，新創學院，如是遂有武昌佛學院之產生。其中課程雖多采用日本佛教大學之方式，管理制度則參用叢林規約，而朝暮所誦持者彌勒上生經等，內心所依止者，瑜伽菩薩戒本也。故大師嘗雲“吾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亦即武院此時之口號也。
此學院所產生之人材，現多為各處辦理學院之法師。以是武院之學風，影響于全國佛教徒眾者甚大，迄今凡辦理僧教育之寺院，頗多以佛學院名之，故此十余年來，中國佛教稍露轉機者，大師之悲願所造也。
從事世界佛教運動
世界佛教運動，即是推行佛法于全世界，以闡明真理救濟人群之運動。此為大師畢生一貫之大悲救世精神。初于民國十二年夏季，建設廬山大林寺講堂，邀集各界熱心佛法之人士，講演佛學，當時來聽講者，頗多信仰基督教之中外人士，並時有外國牧師參加，由此遂產生聯合世界佛教徒，從事國際佛教運動之思想。為欲使各國人士信受佛法，于是創祖“世界佛教聯合會”。至十三年夏，不特有日本代表參加，即德美及芬蘭等國之佛學家亦多特來申請加入。大師復以當時世界各國及其人民，無論其做人或立國，皆以本國或自我之利益為前提，而竭力侵略損失他人或他國。故其結果，終必走入戰爭一途，毀滅自他而後已。如能將大乘佛教利他之思想傳布世界各國，或可使其做人立國之思想有以根本改善。蓋宇宙萬有，悉從眾緣所成，絕無孤立獨存之個體，欲獲得個人之利益。必須先從眾人利益做起，苟大眾俱能獲益相安，則個人之利益，實亦自然而得。是則不僅人與人之間，應相資相成，即階級與階級，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亦必須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榮，不應有損人利己殺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種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獲成功，則世界之糾紛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難實現，而中國亦可躋安，即整個世界樂矣。大師依上述之意義，不辭勞瘁，遠赴歐美，一方面考察各國之政治、經濟、宗教等，一方面應各界之邀請，宣講佛學，感化人心。在法國巴黎時，發起組織“世界佛學苑”，遍于英德意等國設通訊處，尤以法國朝野人士熱心贊助者頗多。此舉雖終以經濟困難，未克圓滿實現，然爾後之改武院為世苑圖書館，及創設漢藏教院，皆世苑直屬事業之一斑也。但以時值末法，人心險惡，世界變亂，雖有明師良藥，其如不信不受者何。然大師感化世界之目的雖未達，而其悲願之宏深，終為萬世所景仰。
組織學會教會
中國佛教，如前所述，代有盛衰隆替，滿清以後，制度分歧，各處寺院，不相連系，若盛若衰，胥視其得人與否而已。迨遘滿清之變法維新，為提產興學之風潮所打擊，幾全體覆滅，無法自存。故諸高瞻遠矚具大悲心之大德，急起高呼，組織教會，以挽救此岌岌不可終日之危機，大師初期參加各處之僧教育會，又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後復合並為中國佛教總會，亦皆適應當時之需要者也。民國六年後，大師本挽救佛教之大悲心，為整理僧制之準備，于是有中華佛教聯合會之組織。十五年後又為適應時局之變化，著僧制新論，復為補救新僧之流幣，作《革命僧之訓辭》，其受業諸生，則組織“現代僧伽社”等，宣傳、鼓吹、推行改革僧制之計劃，以求衰頹之中國佛教漸獲轉機。詎意一般獅蟲，非但不能覺悟、奮興、響應、推行，反以其不利于己之藏垢納污，從而詆訾、掊擊，盡力阻撓之。此誠令人長太息者也。民國十七年後，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有將寺產沒收，以舉辦社會公益之趨勢，各處寺院，為此風濤所震駭，始感覺有共謀團結力圖挽救之必要。大師適于斯時發起組織中國佛教會，于是麋集于此偉大旗幟下，對于大師之籌措教會經費，辦理僧眾訓練，以及推行復興佛教之事業等，多表贊同。但經多方設法，寺產獲得相當保障之後，則一般僧寺，又恢復其苟且偷安之狀態，對于佛教會之事業，付諸不聞不問矣。如是一般僧寺，事急則閃電交馳，事息則因循苟且。任組織何種教會，終無實際改善之希望，即如抗戰期中，大師駐川數年，凡遇外界有不利于佛教之動向，必先事設法，預為防範，以及計劃寺院應如何改進等。凡此種種，非特不能得多數僧寺之同情，反多誤會為破壞佛教者。甚至于開會時，公開攻擊毀謗之。是以大師駐川雖久，而其主張，能見諸實現者，實屬寥寥無幾。余嘗白大師曰﹕寺院既多如此腐敗，僧眾又多如彼冥頑，縱教會組織成功，亦必無使其改善之希望。況欲改善僧寺，須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無能改善之人才，則何從使僧寺改善。例如現在各地，一般虛有其名之佛教會，其中辦事之人，多系必須淘汰或改善之對象。以此等人辦理會務，安能望其會務辦好耶。大師則曰﹕因為不好辦，所以要發心去辦，只要有一長可用，即須用之。倘使教會合法成立，漸次訓練人材，漸次加以改進，非絕對不能辦好。且有教會成立，則對外侮有以御之。保護教所，亦屬菩薩應行之一事也。由斯以言，可見大師發心組織佛教會，純為菩薩悲願之所激。雖對佛教會並不懷過分之奢望，但為保護教產，仍不惜精神勞力而為之。而其為之也，又早知其不可為。此其大悲願力，尤不可及也。
籌辦菩薩學處
大師改進佛教之計劃，初期原以中國佛教為對象，思將中國大乘佛法弘揚推行于全世界。次見中國佛教整理甚難，乃轉而欲先從國際著手。後以世界戰禍連結，弘化歐美，亦非短期所能奏效，迨出國訪問印、緬、錫蘭等處佛教之後，改進佛教之思想，又稍有轉移，仍覺欲真正改進中國佛教，必須先建立一所模範道場，訓練一般中堅干部人才，組織適合今時今地之佛教集團機構，使社會人士改善對佛教之觀念，使其他寺院仿效學習，漸次遷善。初即名之為“今菩薩行”。大師嘗論雲﹕“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不曾把他實踐，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故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行，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錫蘭雖是傳的小乘教理，而他們都能化民成俗，使人民普學三皈五戒，人天善法，舉國奉行，佛教成為人民的宗教，並廣作社會、慈善、文化、教育等事業，以利益國家社會，乃至人群，表現佛教慈悲，博濟的精神。所以他們所說的雖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大乘行”。故大師以後轉注意于如何實行濟世化眾之行為，以發揚大乘佛教之真精神，而從事濟世利人之實際行動。後又將制度加以調整，改名曰“菩薩學處”。大師在川時，曾派人赴合川，貴州等處試辦，俱以人才不足而告停歇。勝利後，又擬于當陽玉泉寺試辦，亦未成功。直至圓寂前一個月，猶在寧波延慶寺以菩薩學處之推行，囑累諸弟子。大師復興中國佛教之大悲宏願，實無言辭足以形容之。
總觀上述大師一生之職志，若參加僧教育會，以謀挽救教難。若接管淨慈寺，以圖整理僧制推行。若創辦佛學院，訓練干部人才，以求進行改進佛教之計劃。若從事世界佛教運動，以期挽救全世界之人心，締造全世界之永久和平。若組織佛教會，以事保護教產，改進僧制，弘揚佛化。若提倡今菩薩行，組織菩薩學處，以祈推行大乘佛教救世之真精神等，無一不從大悲弘願等流而出，故吾親近大師二十余年，所見所聞，唯覺其純屬一大悲弘願之體現，而無一絲一毫名利私意尿雜其間。
繼承大師事業之集議
大師示寂之後，若出家若在家眾弟子輩，咸集滬上，除照一般儀式荼略大師遺體，收檢靈骨舍利，分行建塔供養外，對于如何繼承大師之遺業亦嘗集議及之，惟以大師所舉辦改進佛教之事業為數甚多，若祈一一繼續進行，實力有所不逮。故當加以檢討，擇要而行。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機關方面，則大師所創辦之武漢兩院，必須力圖其繼續進行，以備造成復興中國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為大師二十余年來弘揚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論經費如何支絀，必須設法繼續印行，以為推行大師之思想及事業之指針。大師叢書為大師畢生思想學行之結晶，必須速疾編纂完成，以作後學推行復興佛教運動之範本，此外如佛教醫院，大雄中學，覺群周刊，及某某學院等，雖亦大師弘揚大乘佛教濟世利人之事業，但或以辦理未善，或以主持有人，眾弟子輩，如有余力，當力謀發展。苟力有未逮，則聽憑旁熱心人士辦理。至中國佛教會，為全國性之佛教事業，以大師之學養德望，辦理猶感困難，若以才能學力俱不充足之後學承辦，必更多諸障礙，非惟無益，恐反招致愆尤。故于此事，當聽憑全國佛教徒商討進行。茲更結以數語曰﹕凡吾同志苟真欲繼承大師之遺業，推行改進佛教之計劃者，則必切實表現于作為，方為善繼善述。否則空口說白話，或僅以筆墨寫成文字，則大師之遺著，詳且密矣，更何待後人之徒勞口舌筆墨哉。象王已逝，今後復興中國佛教之責任，唯在後起有志之僧青年。言而不行徒增綺語，故吾于大師示寂後，實不欲多言，亦實覺更無可言者，謹望有志之僧青年，各自勉旃。
丁亥端陽日
（原載《太虛大師紀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