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1/01/03 01:48:20
學習次第 : 進階
藏傳因明學 自序
楊化群 著譯
自 序
一、在苦難中掙扎的童年
“因緣所生法”這個佛學哲理，我走過了漫長而崎嶇的道路，才逐步由淺入深地理解了它。所謂“因”，就是事物內在的天賦因素生命力；所謂“緣”，就是事物成功的一種外在的客觀條件。凡事要得到成功，必須依賴這種因緣，如果缺少了任何一個條件，肯定成就不了什麼事情，拿一個人來說，終日只為個人名利奔波以虛度一生，是找不到任何人生價值的。
由因緣所生起的“法”，就是宇宙萬物的一個總概念，不論是主觀的或客觀的。比如一粒種子，它本身雖具有生出禾苗的功能，倘沒有水土等客觀條件，它必然不會長出苗芽來，作為社會上的一個人，他雖具有創造物質和文化的天賦才能，如果沒有外緣即客觀有利條件，他的成就必然沒有多大的希望。
我本是1922年，出生在峨眉山下一個農村貧苦農民家庭的窮孩子，現在回顧起來，既是令人費解，又是引人辛酸的一個怪人。然而這個怪人的成長過程，既充滿了艱辛，又使人莫名其妙。當我在學問上得到一點平凡的成就時，曾經被人猜測過，認為這個人，如果不是地主家庭、就是資本家家庭出身，甚至認為是反動官僚的後代。正因為這些不切合實際的形而上學主觀主義武斷，我在國民黨統治的舊社會生活不用講，單說我走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社會，無論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曾受到過無情的折磨。回想起這些往事，連我自己也覺得茫然。
一個人從呱呱落地起，不由他選擇的命運，就象一條陰魂般的繩子，牽著他的鼻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兜圈子，有時僥倖碰上圈子的某個較好的環節，如象一個不幸墜落到激流中，抓住一根樹枝，因而得免於葬身災難的人。
總的說來，我經過三個不同的社會，在這三個性質不同的大海中，我仿佛曾經登上三隻不同的航船，把我帶到了三個不同的地方，使我的生活環境也自然而然地受其影響，起了一定的變化。
當我初生到人間時，四川是軍閥統治的社會，充滿了你爭我奪的軍閥混戰，把窮苦人視若草芥，好容易得到一條活命之路。我同我的父母兄弟，拼命掙扎，有的兄弟姐妹竟夭亡了。雖說父母生了我們五個男兒兩個女兒，在諸多外緣逆境下，父母真的無法養活我們，最後只剩下了老二、老三和老四我。
在農村也聽說鬧革命了，建立了國民革命的政權，老百姓只盼望這個革命政權，會給帶來一些好日子，誰知原來那些軍閥惡棍又搖身一變，穿上國民革命人的衣服，就儼然成為革命黨，農村裏鄉團保甲之流，也改裝成他們的狗腿子，打著革命黨的招牌，對老百姓的欺壓，真似敲骨吸髓，其慘狀真是目不忍睹，沒有受過那種壓榨的人，是不可能有那種感性認識的。
在苦難中，父母拉扯著我們，朌望長大成人後，能混上一碗飯吃，記得我剛滿八九歲的時候，我的哥哥老二老三，被父母送去學手藝，但覺得一個家庭沒有一個能寫會算的人，還是沒有什麼辦法，所以勒緊腰帶，把我送到鄉私塾，拜了一個老師，開始學“人之初，性本善”等啟蒙識字的書，抱了很大的希望。年幼的我，深感家境困難，只有用心念書識字，才能替父母爭口氣。念到四書的《告子》時，家境更加困難，不能不輟學。
我父親的家，算是我們的祖庭，我的祖父祖母在時，祖庭因有好幾畝田地，家境還可以。在這祖庭裏，我父親有三兄弟，父親排行老二，因為我的伯父識些字，祖父母特別寵愛他，把家業讓給他掌管。他娶了兩房老婆，眼看我們的困難，他根本沒伸出援助的手，相反，對我們一家卻十分苛刻。我的父母受不了這些窩囊氣，竟在氣頭上，沒分家就搬出了祖庭，在街上當一個小商販。起先還勉強能夠維持生活，後來因軍閥的戰亂，連小商販都當不下去了，這時我的兩個哥哥手藝還沒學成，在這般罪惡的社會，窮苦人實在難得有活路。
這時我滿十歲，常常害病，母親是吃齋念佛的人，不忍看著我受凍受餓而夭亡，總希望佛爺保佑我們這家平安度日，於是母親到鄉里的一個尼姑廟，向老尼姑請問生計，她出了一個主意：你這個老四看來挺聰明，還不如送他到峨眉山一個廟子出家當和尚，如有緣也許會脫離三災八難，俗話說，一子成佛，九祖升天，豈不兩全其美麼！？
在老尼姑的幫助下，我父親割愛把我送去峨眉山洗象池的腳廟興聖寺，再三哀求老和尚收下我當小沙彌。從此，我的生活環境起了一個變化。開始，成天我只知道燒香掃地，端茶送水，過了這個冬天，春到人間的時候，廟上的當家師傅把我送上了巍峨秀麗、白雪皚皚的峨眉山上的洗象池。因為有幾個小師兄，當家師傅除教我們燒香掃地、拜菩薩求福求慧之外，還讓我們學念經作佛事，因為我認識些字，就規定我讀經寫字的時間，並侍候香客。
這個廟子，坐落在距金頂不遠的鑽天坡上，一年四季幾乎雪蓋雲遮。虧得老和尚當家師傅經營有方，接待朝山拜佛的香客遊人甚為殷勤，收入除供給廟裏老小三十多人的開支，還略有盈餘，雖不准吃葷腥，但是清茶淡飯，還是能夠填飽肚子，我的身體也漸漸好起來，我對這個陌生的寺廟，慢慢地發生了感情，燒香掃地，接待客人的瑣碎雜事，都盡心盡力去作，學念經、學寫字也有進步，因此，得到師傅們的誇獎。
洗象池有優美的自然風光，晚上可以觀賞萬盞明燈朝普賢，白天可以觀賞雲海中的佛光。更有成百的大小猿猴，到寺廟周圍的樹梢上跳躍玩樂，有時到廟前院壩上玩，得到我們喂的蠶豆等食物，根本不怕人，香客遊人們也把隨身攜帶的蠶豆等食物拋喂它們，真的逗人開心。還有一個勝景，就是這個廟子得名的“象池夜月”，這個風景是難能可貴的。我陶醉在這些優美的風景裏，想起我苦難重重的家庭和母親，更使我懷念她老人家，以一片慈母之心送我上峨眉山的深情。
就在這平淡無奇的生活中，我習慣了這裏的一切，有時跟著大的師兄，到林間去撿燒柴，採摘野菜野果，頗有山間神仙的幽情，有時爬到若大的冷杉樹上，增添了我登高遠眺的情趣，真正感到大自然自由優美的景色，這般使人迷戀。
到了寒冷的銀色世界，不時有幾個踏雪登山的朝山遊人，眼看他們在寒冷凜烈，滿山遍野的冰雪之中掙扎攀登，它們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欽佩啊！他們一進廟子，儘管從頭到腳都還沾滿了銀白色的雪片，卻顧不得撣去身上的殘雪，就虔誠地向佛菩薩磕頭祝願祈禱。一次，來了幾個人，看樣子不像是漢人，據有經驗的和尚說，他們是金川等川邊一帶的所謂“西番子”，其實就是少數民族同胞。他們穿的都是皮裘，都露出背脖，從表面看，這些人粗獷笨拙，但還懂得一些漢語。我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在接待他們的同時，便同他們聊天。其中有一個看我在練習寫字，他高興地要去筆墨紙張，就寫起來，在一張寬大的白紙上，整整齊齊地寫出了字形美麗的不知是什麼字，我問他，他和藹地解釋：我寫的是“藏文”，內容是“南無觀世音菩薩”。我既驚奇又羡慕，於是我對他產生了誠懇的敬意，並請他教我寫這種字，他耐心地教我寫碗口大的這種字，並一一給我解釋，這是“南無普賢菩薩”等，從而我第一次接觸到“藏文”。雖然不能分別懂得這些字的念法和意思，但依樣畫葫蘆般的描練。等到這些人去朝了金頂等廟返回仍住宿在洗象池，我把幾天來學描練的藏文字給他看，他高興地讚歎我寫得不錯，因而我內心泛起難以形容的高興，這竟成了在我下意識浮起的一種渺茫遐想。
翌年，當春暖花開的美好季節到來，即在四月初八這—天，老師傅把我們新入寺的“居士”召集在一起說：“今天，是釋迦世尊誕生的吉日良辰，今天給你們舉行正式剃度念經儀式。”我就被改俗名“楊萬才”為法名“永燈”，從這天起脫掉破爛的俗衣，換穿起師傅給縫的全套僧衣，……。我儼然成了一個新人，即一個新進的小沙彌，內心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愉快心情。
師傅因見我學習勤奮，就把我送去峨眉山兩級佛學院學習，一百多個小沙彌都是各寺廟送來的。從此，我又得到了重新上學的機會，在這裏學習，除開初級佛學課本，還聘請了縣裏的老先生，講授一部分世俗的課程。
到1934年，忽然我寺與鄰寺因山界鬧糾紛，被告到縣衙門。我師傅老實不識字，而鄰寺的當家和尚，狡猾地賄賂了衙門官府，我們的官司打輸了，師傅被罰關在縣衙的監獄裏。我從學校聽說去探監，見到師傅被關在陰暗潮濕又髒又臭的牢房，一股悲傷的淚珠如象斷了線的珠子掛滿兩頰，一陣心酸不知對師傅說什麼好，只聽師傅從牢房門上的小洞口，伸出他的瘦削悲憤的臉孔，強打精神教訓我：要好好讀書，……似乎他哽咽了，我不敢久留勾起他內心的悲憤。
我走出縣衙慢慢往回走，心想出家了也還是逃不脫這般無理的迫害，左思右想怎麼才能夠擺脫這般的厄運呢?這個小小的縣城裏，竟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邊走邊沉思，哭喪著臉回到學校，見到老師和同學就想哭，但又不敢淌出痛苦的眼淚，一個人老悶著發呆，就是這樣，幾天來象喪魂落魄地仿佛失掉了什麼寶貴的東西，實際上是擔心書念不下去了，因為此後就怕沒人給學費！
這些悲痛的思緒縈繞胸懷，覺得只有逃出這個可怕的環境，另找一個能學到更多本領的地方。到哪里去呢?這個廣闊的天地，竟尋不到一個真能安身學本領的地方。學期未完，老和尚就叫我回峨眉山，因為萬年寺今年傳戒，叫我去受戒。我遵從老和尚的旨意，去了萬年寺，那裏有男僧和尼僧共一百多人，把我送進男僧戒堂，住廣單(就是集體大鋪)，很多人都有次序地依次坐臥。每天上殿堂念經、頂禮膜拜幾次，回到受戒堂，各就各位學習參禪打坐，……就這樣經過一個多月，主要是學習成為“比丘”的清規戒律，規矩禮節，最後都拖得精疲力竭，每個人在頭上用特製的香火燒幾個香疤就算完了。從此，每個比丘就可以“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了。
老和尚又叫我回到佛學院繼續讀書，我在學習當中，仍考慮怎樣才能夠找到一個學本領的地方呢?只有離開這裏，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闖出去，已經受了戒，興許見到大寺廟，可以去掛單居住。一天，天還沒亮，就橫下一條心，從佛學院的側門偷跑了。走到峨眉縣城天已大亮，又怕熟人發現抓回去，只得從城牆邊埋頭快跑。過了縣城稍大膽一點，但走了半天肚子已餓得難受，眼前直冒金花，到路旁人家去討到一點殘湯剩飯吃了，又向著樂山邁進。下午時分到達樂山，隔江望著兩座大寺廟，一個是大佛寺，一個是烏尤寺，踏上一條順江而下的扁舟，得到船夫的照顧，不一會兒就到了上烏尤寺的岸邊。舍舟登岸急向山寺攀登，在暮色降臨之前趕到寺的客堂。頂禮後被照客師指定在旁邊坐下，經過知客師詢問了一番，就送進了行腳僧掛單的上客堂。還是一個大通鋪，指定了一個坐臥的位置。不久來了一位老和尚問明原委，叫我到齋堂去用齋之後，我向老和尚乞求收留我在這裏住下。他問：“你燒香掃地的事情都會做嗎?”我答：“都能做。”他又說：“我這兒有一位很有學問的法師，你願去侍候他，求得他教你讀書麼?”我聽說是一位很有學問的法師，便欣然答應了。他說：“這位法師，就住在寺後面的觀音殿樓上，你也住在那兒去，一面侍候法師，一面照顧觀音殿的香火。”接著，我就搬到那兒去住，每天除給法師打水掃地，磨墨看他練字，閑余時他給我教點書，我抽空打掃觀音殿，遇有人來觀音菩薩面前祈禱，就幫助燒香敲磐。
日子過得真快，我跟著法師練字讀書，倒有些進步。法師的法號叫“遍能”，聽說他曾從北平高級佛學院攻讀卒業歸來，是本寺方丈傳度老和尚培養的繼承人。不料在1934年秋天，重慶華岩佛學院，聘請他去當教務主任，他接了聘準備去上任。我聽說這個好消息後，向他請求帶我去上學，我仍然繼續侍候他，又求方丈和尚幫說情，他終於答應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在秋高氣爽的一天，遍能法師帶著我買了下重慶的輪船票，過幾天就到了重慶華岩佛學院，也讓我入了學，老師較多了，課程也較多，開始聽到“因明”這個名詞，但不知道它的內容。學院按班級學習，不需繳伙食費和學費，學習成績考得好的還發點獎金，除開侍候遍能法師，我就是專心讀書……。
到了1937年夏天，看到報上登載“北碚縉雲山上的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招考新生的廣告”，這時我才十七歲。從報紙上還知道“七七”蘆溝橋事變的消息，日本鬼子侵入了我們祖國神聖的領土，不願當亡國奴的社會呼聲，一時甚囂塵上，在讀書保家衛國澎湃心情驅使下，求得遍能法師的同意，我同一些同學去投考漢藏教理院，經過考試被錄取了。
漢藏教理院開學了，老師更多，有海內外著名的太虛大師任院長，有法尊等有名的法師、先生們授課，在許多課程中設有藏文、因明等。這裏也不收伙食費和學費，每月成績優異者，還得獎勵三、五塊錢，也解決了零花錢的困難。
法尊法師在授藏文課的同時，還講《西藏政教史》課，自然就講到西藏因明學特別興盛的情況，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對我逐漸誘發了對西藏一種欣羡的特殊興趣。
一直學到1941年，快畢業了，畢業後往何處去?卻是我思想上一個新的考慮，日寇對大後方重慶的狂轟濫炸，搞得人心惶惶，對日寇的侵略蹂躪，卻極為憤慨!無能的遷到重慶的國民政府，在緊急關頭，也發出開發邊疆的號召。
到1941年，我們舉行了畢業典禮，我被聘到合江法王學院教書，但盼望到西藏深造藏文和因明學的願望，卻一直縈繞於懷。然而路途遙遠，困難重重，又怎麼能夠實現自己進藏深造的願望呢?到了1943年冬，碰上蒙藏委員會招考遊學西藏公費僧的機會，我同我的同學善化去投考，被錄取併發了旅行護照和旅費，我們遂於1943年冬天，由重慶出發，經成都等地踏上了西康省政府的轄區，就是人們說的進了草地，其實是進入了人煙稀少的萬里高原。
經歷了無數艱辛，終於到達西藏的古城拉薩，即設法進入格魯派大寺之一的沙拉甲絨康村，加入藏僧的行列，起藏名永燈嘉措，我開始學習藏語文和因明學等。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做為一個漢族學生，是可以想見的。
二 實現了進藏深造的願望
在藏傳因明學大海裏，我象—葉扁舟在漂浮。剛從天府之國，來到異土風情的邊陲僧侶最高學府，首先碰上的是語言文字都是藏族的，還有日常生活不習慣、規章制度也都是藏式的，我必須首先學會這些，適應這些，才能生存下去，進行學習我盼望學到的知識，其困難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要學唐玄奘當個翻譯佛經的人。”這是拜別母院法尊老師時，他對我們的諄諄教誨，他特別語重心長的一再叮嚀，西藏是我國的西南邊疆，現在還保存著不少從印度輸入的有學術價值的典籍，也有不少品學皆優的喇嘛老師，你們要注意刻苦學習我們漢地還沒有翻譯過來的“因明”，這對我們漢傳因明，將有較大的補缺作用。
我帶著這個教導，思量著我的學程，肯定地認識到，只有按寺制規定的一切去進行，才能保證不發生意外的遭遇。就這樣，在寺裏師傅的幫助下，我邊學藏語文，加入按學制考格西學位的低級班——初級因明班，遵照死讀硬背並進行辯論的學習方法，進行“因明”學習，還得學會燒牛糞火熬茶揉糌粑一套生活方式的操作。
一年後經過堪布的當眾辯論考試，升一個班級。就這樣，我在學習中的困難逐漸減少，教書的老師也為我的進步而高興，並得到老師們的鼓勵。因此，我的學習勁頭越來越大，有些藏文書自力鑽學也能弄懂，對老師的講授更專心聽講，更積極參加辯論。因為有學漢文的方法作基礎，回到自己的小僧舍裏，也鍛煉藏文寫作，摸索初步的翻譯，這一小小的嘗試，增強了我苦鑽苦練的毅力。
在1947年，我通過了紮倉的辯論考試，接著又通過放帕卿考試(即學完五部大論之一的《現觀莊嚴論》考試)。學習參考的藏文越來越多，我的自學鑽研能力也已大大提高，因為沒有時鐘，在一盞油燈下往往是苦讀到深夜，甚至幾乎讀到天明，讀書的快樂仿佛進入甜滋滋的蔗境。
到1949年，西藏噶廈政府中的親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妄圖分裂祖國，掀起一幕“逐漢事件”的醜劇，一時恐怖的氣氛籠罩了拉薩，連駐藏辦事處的官員，都在被逐之列。幸虧我一直勤奮學經，得到執事的認可，我報名參加了三大寺在距拉薩步行兩天路程的饒朵寺一年一度舉行的冬季“因明大辯論會”。歷時是—個半月，得到紮倉堪布考試批准。這一去同三大寺兩千多名學僧進行因明大辯論，在那僻靜的窮山埡裏，除開讀書辯論，再沒有什麼外來干擾。
在藏曆十二月底，冬季因明大辯論會結束，我又隨寺學僧們背著書篋返回沙拉，又經過紮倉堪布的會考。這時聽說“驅漢事件”已基本平定，並聽說共產黨解放軍已解放了除西藏的全國大陸，已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正在準備解放西藏。這是一件多麼令人興奮的大事啊！難怪我們還在參加饒朵寺的因明大辯論會時，一天淩晨，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員，在凜烈的寒風中，輕騎簇擁經過山坡下的絳麥地方。聽說DL喇嘛也便裝輕騎而來，我跟著其他的學僧蜂擁下山，混在人群中攔路朝謁DL喇嘛，見他風塵撲撲給我們這些學僧摸頂說：“為了西藏的宗教政治，我們暫去卓摩亞東……。”
我的心情又是喜又是懼，喜的是西藏快獲得解放；怕的是西藏親英美分子，為了策劃抵抗解放西藏，是否會發動一次血腥的屠殺?……但事情已到了緊急關頭，為了弄明情況，我冒著風險從沙拉寺跑到拉薩，鑽進平常熟識的一戶青海商人家。聽說西北軍政委員會派遣了以DL喇嘛的大哥諾布為首的勸和代表團已到拉薩，目的是勸說DL喇嘛，接受和談解放西藏，不料諾布也隨DL喇嘛逃去卓摩亞東了。只剩下該代表團的秘書遲玉銳等幾個人，但被西藏員警監視住在翠南街的一間僻靜的房子裏。聽遲帶信說，如果打聽到你還在沙拉，叫你無論如何去見他一面。我從青海商人家走出來，夜幕已經下降，我是全付喇嘛裝，用披單纏裹著頭面。我儘管不曾與共產黨人有過聯繫，但考慮到我是一個中國人，出於一種純樸的愛國熱情，也不忍心看著西藏這塊中國的神聖領土，被帝國主義分子霸佔去。意識到曾在拉薩的漢人，多被西藏噶廈政府趕走了，老遲既然點了我的名，要我到他的住處去一趟，說明現在老遲是處於極端困難的時候，一定需要人幫助，我不能考慮更多，即使犧牲又算什麼！在夜幕中我警惕地趕快走到老遲的住處，四面一看，員警警戒森嚴。我急步登上那幢房屋的二樓上，見到兩三個異鄉人，正在一盞暗淡的油燈下吃飯，我趕快向他們報了姓名，一個人說，“你趕快離開這裏，明天在那青海商人家見面。”我們談了這幾句話，我飛快下樓，三步當做兩步就穿過街心，消逝在夜幕中。雖然心裏還感到忐忑不安，但已平安走過員警的封鎖線，邁開步子就朝沙拉寺回跑，很快就鑽進我那小小的僧舍，並沒人發現我的行蹤。
翌晨拂曉，我趕到拉薩約會的那個青海商人家，等了不大一會兒，老遲來了，我們再次見面。他囑咐說：“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同你見過面，你就注意社會、官方、寺廟的動向，下一次在另外一戶商人家見面。”
開始，我與老遲每次見面，就預約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過了些日子彼此才有進—步的瞭解，我也向他傾吐了真實愛國的熱情，他慢慢對我也才減少了懷疑。
在緊張的生活中，轉眼間到了1951年，聽說噶廈派了以阿沛為首的和談代表團去北京，協商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等到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在北京簽字的消息傳來，老遲從他們的電臺收到十七條協議的條文後，他拿著電稿在約會地點見到我時，大膽地說：“快設法找擦珠活佛同你把這電稿翻譯成藏文，由我親送到噶廈去，相信這以後，他們再不敢找我的麻煩了……。”
我在注視藏方動向的同時，還是照舊學習，忽然聽說，按照十七條協議的規定，張經武代表經印度來到亞東，見到了逃到亞東的DL喇嘛，正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交給十七條協議的正式藏漢文本，並勸DL喇嘛返回拉薩，張經武代表、阿樂部長等先行來拉薩。老遲囑託我聯絡在拉薩的青海幫，四川幫，回幫，北京幫，雲南幫的商會負責人，聯合起來在拉薩西郊的接官廳，舉行一個隆重的歡迎會，我出面與這些幫的負責人斡旋，在老遲的授意下，把這個歡迎會組織起來了。
張代表等平安到達拉薩後，噶廈政府安排張代表等下榻在“赤門”那個貴族房裏，照例派了些員警保護。
由老遲引薦，我去拜會張經武代表，他公務繁忙，由阿樂部長接見我，作了較長時間的敍談，最後他給我簡單談了一點革命道理，叫我有困難就去找他，經常去他那兒擺談。
從此，我與他們保持較密切的聯繫，我仍然照常回寺學習辯論因明。因為同他們接觸，使我長期以來，思想封閉的無知，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啟迪，對於祖國這個概念，產生了新的認識，對“為人民服務”，這個概念，才逐漸有些理解。
到了1952年初，見到阿樂部長，他說：“你這下該體會到我們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了吧?我們是以解放受壓迫受剝削的人為宗旨的，我們和平解放西藏，是為了幫助藏族同胞發展經濟文化的，你是一個懂藏漢兩種語言文字的人，我們成立了一個西藏軍區編審委員會，專做文字翻譯工作，已經邀請了擦珠活佛等參加工作，你如果願意也歡迎參加，你覺得怎樣？”我說：“我在寺裏的學習，還沒結業怎麼辦?”他說：“每天辦公的時間不長，你仍可以回去學習，可以兼顧嘛!”我慨然答應願意參加工作。
在1952年三月初，我正式參加了編審委員會的工作，每天下班較早，就趕回寺參加學習辯論因明，保持了半工半讀的狀況。到了1954年，因工作逐漸開展，翻譯任務越來越重，領導一再教育我是否可以退學，搬到機關裏食宿工作。我經過一番思想鬥爭，認為退了學只不過考不成格西學位罷了，而文化工作還是離不開書本。自修也是一條自學的道路，於是把我的想法回寺向老師稟告了。教經的老師考慮之後，同意我到拉薩參加工作，但寺中退學的手續還需要辦，我只好送了些大洋，請老師向各方執事言明准許我退學的請求。把寺裏退學的手續都辦妥後，我把歷年購置的藏文書，雇了兩個人替我背下來。單位上給了我一間房子，就算是我的家，把書籍都堆放在裏面，除開上班，我就讀書，遇有難解的地方都集中起來，抽星期天去看望老師的機會，請教他。
就這樣，我還是沒有放鬆對藏傳因明學的鑽研，有時也試譯一些。1956年編審委員會合併到西藏日報社，1957年成立藏文編輯部，領導叫我擔任翻譯科副科長，管理翻譯藏文報紙的業務。工作雖然增加了，面我自學藏傳因明學仍堅持不懈，因為在實際工作中，我體會到它對我的翻譯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因此，除了自學因明，還得鑽研藏文文法等，不如此，就難以勝任發展了的複雜翻譯工作。
後來，又叫我擔任藏文編輯部代理副主任，管理藏文編輯部的藏文業務，主任、總編輯都不懂藏文，他們也不管藏文業務。
我看藏文書的時間只有晚上，而藏文書都是藏式經書，報社有些人晚上看到我老呆在宿舍裏看書，他們不瞭解情況，說我在宿舍念經，所以每到藏編部開會時，他們給我提意見，說我還在搞“封建迷信”，當面雖曾加以辯解，他們硬說我是“走白專道路”，一遇開會我就成了批判的物件，從而使我在思想上無形中背起—個沉重的包袱。
到1960年，我因審一篇支援剛果電影周的消息，在“支援剛果”的藏文稿上，翻譯成了“支持支持剛果”，就是多了一個支持，便說我故意搞破壞，藏編部一些人不同意對我的這一指責，把那些人也說成我的同夥，誣陷我搞什麼“反革命集團”，說我是這個集團的頭頭。就這樣，區公安局幾個人來到我宿舍，出示逮捕證要我簽字，我拒不簽，強迫我帶上手銬，帶到看守所審查，這一下，就被關押在看守所十四個年頭。
在這不短的監獄生活中，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不許亂說亂動，反復提審，要我交出“反革命集團的組織、綱領”，我深感冤屈，哪有什麼“反革命集團”?哪有什麼“組織”、“綱領”等，真是一個兔兒頭上長了角的奇談罪狀，我深感“他日座上客，今日階下囚”的悲慘處境。
在獄中，除背土、石等苦力勞動外，還要我給翻譯檔，真是有苦難申，直關到1974年，我忍無可忍了，覺得“黃河也有澄清日”，為什麼我這個案子就沒有盡頭呢?我的思想因而鑽進了死胡同，我向公安局的幹部申訴，如果認為我確有罪證就槍斃了吧！如果認為沒罪就釋放吧!這樣把人關住何時才是個盡頭呢?！
公安局的幹部，也說不出什麼理由，再不好關下去了，乃於 1974年宣佈我無罪釋放。關過監獄的人回到社會上連工作都找不到，公安局才叫我留在六處，給他們做雜工，是一級普工待遇，好在每週可回一次家。到了1975年冬天，公安廳行政處的一個科長，乘一輛北京牌汽車，來接我去公安廳的“五·七”農場當管理員，管理農場的生產，一直住到1978年。我以為這一生就此完了，不料在四月的一天，公安廳的行政科長，坐了一輛北京牌汽車來，叫我馬上收拾行李同車回拉薩，幹什麼他說他也不知道，弄得我滿腹疑慮，是不是又要把我關進監獄呢?……。
到了公安廳，叫我馬上去政治部，我去見到負責幹部，她說：“你馬上去區出版局報到，這是你的行政介紹。”拿了這張行政介紹，內心才泛起一線希望，再無法考慮別的問題了。
趕快跑到區出版局辦公室，等候已久的局幹部和區宣傳部的幹部，有點生氣地問：“你為什麼才來?”我答：“接我的汽車才從農場把我接回來，取了介紹信馬上就跑來了！”他們才息氣的樣子對我說：“你從今天起就是我們編輯部的編輯了，但是要你明天就坐飛機去成都，聽說要編一部什麼辭典。”我說：“我在農場當管理員時的帳還沒有結算怎麼辦?”他們說：“我們去電話通知公安廳，晚上由公安廳行政處替你結算。”時間是那麼緊迫，回到家，聽說妻子到日喀則探望岳母的病去了，女兒上學還沒回來。翌晨，接我去機場的汽車來了。我把一兩本書和一套換洗衣服塞進一個小麻袋就上了車，去接同伴欽饒威色。汽車很快向機場馳去，心裏還搞不清是怎麼一回事，上了飛機思想上還糊塗思索亂猜……。
三 人生道路上一個大的轉折
我是第一次坐飛機，也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回成都，在機艙裏安穩的坐著，系上安全帶，合上眼，思緒萬端湧上心頭，想到“共產黨的天是晴朗的天”，“共產黨來了苦變甜”這兩句曾聽慣的歌詞，同時又回憶起以往的冤枉遭遇，形成了一對矛盾心情，應該怎樣理解現實生活象三菱鏡中所顯現的影像，成了我探索的奧秘。
飛機很快到達雙流機場，有兩個人高舉著找“楊化群”、“欽饒威色”的牌子，在擁擠的人群中我們急忙走過去同他們打招呼，問了幾句話就叫我們上了他們的汽車，顧不得談什麼，汽車就一溜煙向成都飛馳而去。一會兒到了錦江賓館下車，被他們引上電梯，安置在一間高級豪華的客房，真是浮想聯翩。
次晨，通知到會議室開會，見到四五十個人會聚一堂，由國家民委負責人薩空了主持會議，首先傳達了中央領導人鄧小平、方毅、烏蘭夫的指示，要求與會人員同心協力，編纂一部《藏漢大辭典》。任務艱巨而光榮。連續討論了好幾天，討論的內容是，如何儘快編好這部大辭典和編寫的方向、方法等問題。最後，由主編張怡蓀教授宣佈人員分工計畫，叫我負責編寫藏傳因明著作中的辭彙，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當時沒有藏文參考書，只借到一部《因明學名義略集》。在從中收集辭彙的同時，四川省民委領導人，要求負責專業的人在民委作講座，首先叫講因明。我只有按照僅借到的《因明學名義略集》這個藏文本講，因為聽講的人較多，藏文接受能力也不同，要求我翻譯成漢文作輔助材料，就這樣，我邊編寫、邊講課、邊翻譯，重新開始了我公開合理地研究藏傳因明學的工作。繼而，張教授把他收藏的藏文《丹珠爾》中的《因明著作》都借給我，還借給些漢文因明書籍。這樣，我住在三洞橋民委招待所的一間小屋裏，看呀!寫呀!萌發了重整曾被扣上“走白專道路”舊業的思想。
1980年初，忽然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研究人員的廣告，我反復仔細地讀了這個廣告，衡量我具備的條件與廣告中的要求，想到編完大辭典後重返拉薩工作，也不會得到使用，回想幾十年在拉薩苦讀的悲慘下場，我對自治區那些領導人，從心底裏有些厭惡!
於是，我暗下決心，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的研究人員。但是，又不敢給辭典組同事們談這個想法，白天照常上班，晚飯後，我—個人躲在宿舍，按招考廣告的要求，我自己選了《藏傳因明學》的題目，就在我手裏的藏文因明書中，找呀！尋呀！翻譯呀！寫作呀！自下決心後，晚上連覺都不睡，困了就在書案上伏一會兒。這樣艱苦的工作到了正式報名的前夕，才把報考的論文等複寫完，清理了一份裝在一個大檔袋裏，翌日，我還是照常上班，利用工間操的一點時間，偷偷抱著檔袋，飛跑地穿過幾條胡同。到了招考辦公室——四川社會科學院。看到院子裏擠滿了報考的男女老少，我請他們讓給我一條路，我擠進報考辦公室，那兒接受報考的負責人，看到我這個其貌不揚的老漢就問：“你這個老師傅來幹啥?”我答：“我也來報考！”她說：“把你的報考材料交來！”我恭恭敬敬地把帶去的檔袋交給她，她拆開檔袋一一登記，最後，她盯著我說：“你報名的資格夠了，請留下通訊位址，等以後便於通知你!”就這樣，我又飛快地跑回辭典組上班，不敢向別人談這件事，因怕後來考不取丟人。
時間流逝，我的准考通知還不見來，心裏老惦念著，於是一天我去招考辦詢問，負責人說：“昨晚才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發給你的准考通知，無法給你打電話，我們正焦急，太好啦!你就把准考通知拿去。通知說：‘楊化群同志：我院准予您參加副研以上答辯。時間定於七月二十一日，在我院宗教研究所，請您七月十九號，帶上准予答辯通知，來我院招辦報到。’你就按通知要點，趕快去北京報到，但今天需付正式報名費了！”這一瞬間我內心有說不出的興奮，我接過通知又飛跑回去。向領導請假去北京應考，受了好多刁難，我終於得到領導勉強同意。當天我就跑去買去北京的火車票，因為沒錢，只買到一張硬座。經過兩天半的時間我才到了北京，找了住處就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辦報了到，負責人告訴我答辯考試的具體地點、時間。
答辯的日子終於到了，這天我很早就起來，吃飽喝足，提起我的檔包，搭車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招考辦指定的辦公室裏，只見周圍擺了沙發，中間有一張椅子，在這前面擺了一個小方凳子，一進考場就叫我坐在為我設的座位上。主考先生們先後到來，看樣子都是老專家、教授，約有三十多位，他們都挨次坐在周圍的沙發上，好幾個答錄機擺在跟前，場面非常嚴肅。心裏真有些緊張。時間到了，主考任繼愈老先生，宣佈答辯考試開始。首先是專家們用藏語給我提問，我很俐落地一一答復，繼而提出藏傳因明學問題，我也在利索地答復的同時，背出一段一段的原作，進行解釋以廣泛答復問題。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任老先生宣佈，藏語答辯到此告一段落，我暗自高興，藏文考試並未考住我，可能過了關。接著，任老先生宣佈用漢語答辯，王森老先生即席提出：因明在印度發展情況及傳到西藏的譯傳發展情況及其特點等問題。我很快記下他的問題要點，逐次用漢語答辯，有時引證藏文文獻並譯為漢語解釋。接著其他的老先生都爭著提問，我十分細心地記下每個問題，逐題答辯，有時我興奮得站起來，自然而然地邊拍掌邊蹬腳答辯，全場十分驚奇，知情的人解釋說，這就是西藏進行辯論的方式之一。我答辯的問題，老先生們都報以滿意的點頭贊許，我意識到，我以上的答辯，可能是成功的。時間到午後一點多鐘了，任老先生宣佈，此次楊先生的答辯考試，到此結束，請留下你的住址電話號碼，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回頭一望高大樓房上的考場，激動的心情難以平靜，覺得我是否做了一場夢呢!定睛一看曾在上面答辯考試的高樓大廈，是我這一生中第一次見過的莊嚴肅穆的考場，心底感到格外的幸福，對藏傳因明學的答辯，得到老先生們的讚賞，我覺得對這個學科及其邊緣學科，還得深鑽下去，爭取做出貢獻。
回到寄宿處，主人家關心我答辯考試的成績，我只能答以公佈後才知道，幾個月來的疲勞，因而開始有些恢復。次日，忽然接到任老的電話，要我立刻去他府上，並告訴了去釣魚臺的路線。我馬上按他告訴的路線，坐地鐵轉汽車到了釣魚臺的花園，恰好見到任老同胡喬木院長在散步，他們仔細打量著我，我向他們敬禮後，任老遂叫我到他的宿舍，他高興地告訴我：“你的答辯考試，老先生們都很滿意，現在要你儘快寫一篇文章，交給我你就可以回四川去了！”談話很簡短，我意識到這是一次筆試，為了抓緊時間，我馬上返回住處，又是不分晝夜的趕寫。此後第三天我把“藏傳因明學發展概況”一文寫好了，即刻送給任老審查，他說：“我今晚看，你明天上午來一趟！”我又擔心這次筆試是否及格。次日上午我急忙趕去，一見到任老他就說：“你這篇文章寫得快而好，你的全部考試就圓滿完了，趕快回成都去吧，以後通知你。”
我高興地回到住處，就收拾去買回成都的火車票……。回到大詞典組，人們都問我考試結果，我只有答復：“等公佈”！又照常上班。
繼而接到1980年11月27日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錄取通知書雲：“楊化群同志：經我院考核及格，你已經被錄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憑本通知到該院(所)報到。”
至1980年12月初出《人民日報》上登載的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招考研究人員成績公佈詳細消息中，楊化群被錄取為社會科學研究員。繼而，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簽發的通知：“楊化群同志：你的職稱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起定為研究員。特此通知。”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上一個有意義的根本性大轉折。
1982年2月，我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邀請，參加了在北京組織的座談會，旨在搶救因明遺產，推動因明的發展，我在會上介紹了藏傳因明的概況，會議最後決定編寫一都《中國邏輯史》和《中國邏輯史資料選·因明卷》，會議請虞愚老先生擔任漢傳因明的主編，推選楊化群為藏傳因明的主編，並翻譯出藏族學者有代表性的因明著作。同時提議由哲學研究所，中國邏輯史研究會、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和甘肅人民出版社聯合發起在1983年召開全國首屆因明學術討論會，這一動議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共甘肅省委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全國各地因明學者和專業工作者的贊同。
會議結束後，我回到成都，我們大辭典的彙編工作也將完成，等這部《藏漢大辭典》彙編工作全部完成後，四川省民委賈書記和辭典組現有編寫工作人員聚餐後留影紀念。因為我已接受新的任務，趕快買機票回到拉薩，著手趕譯藏族學者有代表性的因明著作。到1983年，全國首屆因明學術討論會，在敦煌召開以前，我原計劃譯出藏族學者的因明代表作五部，由於借書困難及時間緊迫，只完成了四部，它們是(1)宗喀巴的《因明七論入門》，(2)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學》，(3)龍朵文集中的《因明學名義略集》，(4)普覺·強巴的《攝類辯論——因明學啟蒙》。擬譯的薩班·貢噶江村的《量理藏論》，因為借到書的時間太晚，加之原作的篇幅較大，此次無法譯完。1983年8月 3日以前，我帶著全部列印成冊的書稿，由拉薩乘飛機到噶爾木，改乘運油汽車到達敦煌。這些書稿分發與會代表，受到大家的讚揚，至此他們對“藏傳因明學”，才有了較梗概的瞭解。應該承認這對“藏傳因明學”的介紹，起到了深遠的影響。在會上還專門討論了選入《中國邏輯史資料選·因明卷》的問題。
全國首屆因明學術討論會閉幕後，我回到蘭州，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電報，要我趕快去北京。我到達宗教所，領導就說：“院部已同意西藏師範學院商調你去支援將要成立的西藏大學，你馬上到人事局辦理調離手續。”
我返回拉薩，就忙著向西藏師範學院報了到，分配我在藏文系教藏文因明學，我開會、備課，很想趁此教學機會，譯寫一部藏傳因明的專書，於是又開始晝夜不停地翻譯呀，寫作呀……。
不幸在1984年2月27日我忽視患中風病，右偏癱，不能動彈，不能說話，組織送醫院搶救，經中、西、藏醫治療，慢慢脫險，繼續經過長期治療，兩人扶著慢慢能起床走動。
就在這生命危急的時刻，哲學研究所和中國邏輯史研究會，又來信催預約的因明書稿，實在沒辦法寫字，只好在醫院由兩人扶起用左手寫了一封簡短的回信，說我已患右偏癱病，請他們選用我的因明譯稿。根據我病情的嚴重性，加之醫生嚴格控制作用腦筋的事，我意識到我的因明學研究，可能會因病一事無成，內心充滿失望的悽楚。
結合治療，我每天由人扶著掙扎起來鍛煉，到1986年冬天，能拄著拐杖行動了，又浮起我寫《因明》專著未死的念頭，總想硬拼在生命結束之前，完成書稿，右手不能寫作了，就開始鍛煉左手寫字，真象小孩初學寫字，先用鉛筆在木版上畫，簡直不象字，經過刻苦的練，改用鋼筆練，寫出的字給別人看，別人也能看懂文字的意思，我得到初步的成功，是多麼愉快呵！病中的苦惱，寂寞逐漸減輕，信心開始增強，又開始整理我的因明資料。
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的生命，治無涯的因明學，要做出一點成績，的確是困難重重，但我以“精進不息”的毅力，堅持整理因明學書稿。今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楊志國編輯，一聽說此事即先後到我家幾次，商議因明學書稿交給他們出版的事宜，我看時機已成熟，乃鼓足殘餘的精力，用左手天天寫呀，寫呀!看修訂書稿的成功大有希望，我才答應楊編輯，彼此定了君子協定之後，加倍努力修訂所有書稿，特別修訂了《藏傳因明學提綱》，較翔實地介紹了因明學的發生、發展和傳播等問題。願《藏傳因明學》這本書的問世，為對藏傳因明有興趣的人，做一個抛磚引玉的參考資料。由於我的知識面不廣，又加之患病，錯誤不當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得到方家指教。
我在此要順便談一點，即我患病以來，幸虧有我賢淑的老伴藏族女同志益西旺姆在身邊，她為了照管我，退休晝夜守護，幫助我恢復到能寫完這部書，應該說此書也有她的功勞。同時，我衷心感謝黨和人民，在我行進於坎坷曲折的道路上時，給予我完成這本書寫作修訂的“緣起”機會，謹將此書首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的獻禮！其次作為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八周年的獻禮！
藏曆土龍年西曆1988年10月中旬于西藏大學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