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謹老師談西藏文化

　　研究西藏佛教文化，是一個專門的學術問題，不是約略可以說明，也不是現勢所需要，現在只從幾個要點摘要述說，作為常識瞭解而已。並且依照歷史演變作階段性說明，比較容易清理出頭緒來。

　　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間，文成公主遣嫁于藏王以後，西藏才決心建立文化，派遣宗室子弟到印度留學佛教，依梵文“笈多”字體創制文字，翻譯佛經，並請北印度佛教密宗大師蓮花生到藏，建立密教，西藏文化從此奠定基礎。但當時從文成公主入藏的幾十位儒生道士們，也播下了不少文化種子，據我所知道的，西藏原始密教，有一部分咒語和符籙與壇城等（壇城具有原始宗教圖騰的作用），與道教南宮正一派的很相似。同時在西藏，也可見到刻畫的八卦與太極圖。喇嘛們的卜卦方法，大體也用天干地支配合奇門遁甲的演算法。就是到現在西藏所用的曆法名稱，還同我們古老的十二生肖象徵陰陽氣序的紀年方法一樣：例如鼠（子）年，牛（醜）月，虎（寅）時等類。還有在密教未傳入西藏之前，本土原來有一種巫教，俗名稱之為黑教或笨教，到現在仍然存在。現在的青康兩省邊境，大約還有黑教徒千余人。這種巫教，與道教符篆派，更多相同之處。在元代與劉福通等的白蓮教，清代的紅燈照，都有關係。這類遠古遺留的巫祝與方術，不單是一個蠱惑性的邪術，有時候還牽涉到政治問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新疆西藏邊地的用兵，與明末遺老，隱跡邊疆，組織教民以圖複國的事有關，巫教也屢被運用。

　　文成公主是一個具有才能，並且有堅定宗教修養的女性，當其遣嫁西藏，從她個人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遭遇。以一個有高度文化水準，富於文明國度的知識女性，去做落後地區的妃子，確有無限悲苦和重大的犧牲之感。漢唐以來的和著政策，留給人們許多哀怨的思情。例如漢元帝時代的王昭君等人，都是為國家政策而犧牲自己個人幸福的偉大女性。所以後來詩人有諷刺“漢家長策在和蕃”的類似吟詠，隱隱約約都認為這種政策是民族的一種恥辱，其實，也只是一個時代的政治觀念的不同而已。文成公主的個人遭遇雖然不幸，她卻為唐朝降服了西藏，亦為西藏開闢了以後的文化基礎。西藏境內拉薩等地，有許多地方與寺廟建築，相傳都是文成公主或蓮花生大師看了陰陽風水才決定的，並且有若干地區，到現在還列為禁區，不敢動土開闢。西藏境內的五金礦藏很多，但到現在還堅奉祖宗遺訓，不許開採。

　　西藏自初唐從印度傳入佛教，亦正當玄奘大師取經回國時期。那時印度佛學，已多為後期佛學，唯識、中觀、因明，與彌勒菩薩五明之教，特別昌明。般若畢竟性空與唯識勝義實有的論辯，各擅勝場。所以西藏的佛學，一直保有這種論主派明辨的學風，思惟極須正確，辯論務必精詳，往往為了一個問題，窮年累月，互相研究討論，孜孜不休。這種治學精神，非常值得欽佩，保持印度後期佛學的遺風（可參考唐玄奘法師傳）。就是現在的西藏，要考取得一個格西（法師）的資格，必須積十餘年學問，當著僧俗數幹人，或數萬人面前，公開辯論一個佛學主要題材，經大家傾服，才公認他的學問修養，可以做格西，才取得法師的資格。關於佛經的翻譯，因其文字根本脫胎于梵文，譯來比較容易準確，經典也多一些，大體與內地翻譯的差不多，但其精神，特別注重密教，所以密宗部分，比內地翻譯多了許多。其本土先哲著作，也很豐富。不過內地譯本，亦有少數為藏譯所無，如般若部的《大智度論》等。唯西藏人對佛學修養，自視甚高，認為內地幾乎無佛法，簡直有些閉戶稱尊的氣概。內地一般傾向西藏密宗的學者，甚至也隨聲附和，未免有冒昧學步，自他兩誤之嫌。

　　密教佛法部分，多半自蓮花生大師所傳，與內地唐玄宗時代，印度密宗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傳入中國的密法，大致相同。我們的密宗佛法，由盛唐到宋元，都很盛行，到明朝永樂年間，才明令摒棄，除保有少數無關宏旨的咒語與方法外，都流傳到日本。現在是這樣分別：稱傳入日本的密宗叫東密，西藏的密宗叫藏密。藏密的特點，有些的確是東密所無：（1）藏密融會印度婆羅門教、瑜伽術等的修身方法，進而修煉精神，昇華超脫，以入佛法心要大寂滅海的境界。用現代術語說，是一種最高深的身心精神科學，實驗心物一元的實境。它的方法，也很合乎現代的科學化，所以現在歐美人士，如德法英美等國，傾心學習者很多，推崇備至。這一部分理論與方法，許多相同於內地正統道家傳承的方法，但非一般旁門左道可及。（2）藏密中有一種調治心性之學的方法，如大手印、大圓滿等等，同內地的禪宗又極同，這種方法與學理，擺脫宗教的神秘色彩，直接證驗到“明心見性”的境界而且歷代傳承的祖師當中，亦有漢人，只是不及禪宗的神悟，始終落於簽象之中。密宗到底屬於秘密教，咒語的難解，效果的神奇，配合虔誠的宗教崇敬信仰精神，加上未經開發的森林地帶，與雪山的神秘性，故使整個西藏，永遠籠罩在神秘的氣氛當中。此外，密教還有一特點，其精神雖然出離世間，其方法不是完全遺世，它是聯合人性生活而昇華到佛性境界的。因此他們的修持，有一部分包括男女雙修的雙身法，流弊所及，禍害叢生。宗喀巴大師的改革密宗，創立黃教，就是針對這種方法的反應。大家看過北京雍和宮的雙身佛像，一定會有許多疑問。其實，這只是密教的一種方法，說明人的生死之際，就在一念的貪欲迷戀，轉此一下子，可以使精神解脫，昇華到身心物欲世界以外，趣入寂滅境界，得到不可思議的妙樂。可是正因為其方法，利用人性獸性的習慣而自求超脫，反容易被人託辭誤解誤做，唐到宋元明間，密教在西藏的情形便是這樣。甚至，牽連蒙古在內。

　　宋代有印度佛學大師阿底峽入藏，提倡正知正見，傳授中觀正見的止觀法門，著有《菩提道炬論》，影響西藏佛法甚大，由此種下了明代宗喀巴大師改革佛法的種子。那時，有一內地學禪宗未透徹的僧徒，名大乘和尚，跑到西藏提倡中國佛法，標榜無想念為宗，號召徒眾亦不少。後來與阿底峽弟子當眾辯論，被駁得體無完膚，狼狽而逃。所以西藏佛學界，一直認為內地無真正佛法，這很幼稚可笑、主觀的觀念，即栽植於這件事上。抗戰時期，黃教東本格西，到成都講經，還是這樣說法，曾引起一場辯論。其實，他們對內地真正佛法的確茫無所知。就以黃教的中觀正見，所傳的止觀法門，與內地正統禪宗，及天臺宗的止觀定慧法門相較，並不見有特殊的超勝地方。

　　明代永樂年間，宗喀巴大師創立黃教，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與《略論》，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道的五乘次序，貫串戒、定、慧、解脫的究竟。同時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論，著有《密乘道次第論》。加以嚴守戒律，清靜專修，注重彌勒五論的發揚，確為西藏密教放一異彩，他的傳承教法，一直流傳到現在。自文成公主進入西藏，宗喀巴大師感化西藏，使西藏的文化，達到一個完整的高峰。雖然如此，歷史的演變，盈虛消長，窮通變化，永無停止。

　　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現在，大致分為四派。（1）寧瑪派（俗稱紅教），後又分為五小派。現在多半還流傳在後藏及青康等邊區。（2）噶居爾派（俗稱白教），內分九小派。現在主要傳承，在西康打箭爐木雅鄉的貢噶山一帶。（3）薩迦派（俗稱花教），從元代大寶法王以後，一直在前後藏各地及青康等處流傳。又循金沙江流域，如雲南怒江、麗江等地，亦傳承此派密教，極具聲望。（4）宗喀巴大師所創的黃教。現在前後藏的達賴、班禪，蒙古的章嘉大師等，都是掌教的領袖。現在美國三藩市傳法的帝洛瓦喇嘛，也是蒙古有權威的有道高僧。

　　上面所講的前三派，都從歷代沿革改變而來。但依黃教看來，認為並非正見的佛法。黃教的修法，除中觀正見，止觀法門以外，密教佛法，特別注重大威德金剛修法與時輪金剛修法。如第九代班禪大師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後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關之初的幾位皇帝，都親自學習過密宗，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據幾位漢人喇嘛說：《大威德金剛儀軌》，雍正曾經親自翻譯一次，為歷來密宗譯本中最完善的一種。我曾為此譯本，多年尋訪，現在還未找到。由此可見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很小心，所以雍乾兩朝，對蒙藏的政策，從清廷立場來看，確有其獨到的成功，在此不必詳論。

　　現階段中的西藏，大體仍很保守，但上層社會，確實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識，如一般大喇嘛與貴族們，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對於世界現勢並非不瞭解，或者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過他們是安于平靜無憂的生活，不想與外界多接觸，大有希望外界遺忘了他們一群的氣概。他們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是發瘋，科學領導世界人類會快速地走向滅亡之路。西方人偏重專制式的教條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學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昇華，不是盲從迷信的。他們內心深知要西藏永遠安定，只有中國強起來才有保障，是有時間空間性的。並且有若干問題，實在也是以往處置錯誤，與邊地漢人的互相誤會逼迫出來的。

　　西藏的大喇嘛們，畢生修習密教佛法，是具有長時期嚴格的學術修養，加以數十年做工夫，實地體會的經驗，的確不能忽視。他們一個正式的喇嘛大師，從七八歲開始識字授學，就讀佛學，必須有十二年專心一志的研究，對於佛學大多要全部瞭解。等到學成以後，參加大法會的考試，取得格西資格，才可以講經說法。再要專修佛法，還須從師學習密教，專其心閉關或住岩洞修持，往往有達數十年以上的。所以他們對於“教、理、行、果”的過程，是經過篤學、慎思、明辨的嚴格程式。行為和技能的修養，根據大乘菩薩道，必須依次學習五明：（1）聲明（包括文字學，乃至外文等）。（2）因明（包括佛學教理的邏輯及至普通哲學等）。（3）醫方明（包括醫藥，方技，紅教的還有劍術武功等）。（4）工巧明（包括繪畫、雕刻、織毛氈等）。（5）內明（心性修養佛法的最高境界）。一個真實有道行的喇嘛，具有這許多學術修養，實在不應該視為文化落後的人物，否則，不是盲目地自滿自尊，就是盲目地輕蔑他人。學問之道，首重虛心既不能自卑自輕，也不能自大自滿，必須要虛懷去接受，才能貫通。喇嘛們雖然為純粹虔誠的佛教僧徒，但是還須在普通佛教戒律以外，受有密教的特別戒律。為了護教護法，他們可以隨時放棄不殺戒，脫去僧衣，為抵抗侵略，掃滅魔軍而爭鬥的。

　　清末明初之間，漢藏文化，漸起溝通現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抗戰期間，在成都還掛有這塊招牌。民國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與多傑格西，到北京弘揚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興趣，所以有漢僧大勇法師赴藏學習的創舉。大勇到了西康就圓寂了，抗戰期間，據說已經找到大勇的轉身靈童，又入藏學密去了。以後有法尊法師、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學習，他們都是學習黃教，後來都名重一時。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學密宗，或學紅白等教，或專攻紅教。不過黃教的喇嘛們，始終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認為他們佛法已有偏差之嫌。甚至，視同外道。同時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們，也源源而來內地傳法，如紅教的諾那活佛，白教的貢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黃教的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諾那活佛，我是間接從學以外，此外幾位，都曾親自依止學過。據貢噶活佛同我說：內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三而已。而在內地，學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就，實在可喜。我當時說：此所以達摩大師來中國傳佛法心印，說東土有大乘氣象也。上面所述這幾位大師們，少數都經歷西南諸省會傳法，也有深入中原，到漢口、上海等地的。影響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後春筍。若干人士，對內地自己的佛法，欠於真實瞭解，偏頗地傾向密教，視為最高無上的心理，似乎有嫌于高明。其實，多是不認識自己，對於藏文又欠修養，故有這種變態。這種現象與風氣，恰與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拋棄國粹，時間和情緒，都在同一時候產生，實在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病態。再說漢僧赴藏學習的學僧當中，有少數人受到當時政府駐藏辦事處的資助，回到內地弘揚密宗的，以法尊與能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師，亦可弘化一方。法尊從事翻譯，能海從事傳法。還有一位學僧名滿空的，對於紅白花教瞭解頗多，一般所用密教法本，多是他的翻譯手筆。他們的藏文程度與佛法修養，究竟如何？我不能武斷，可是翻譯法本，大都晦澀生硬，並不高明，覺得美中不足，內中有很多問題。倒是在藏學密的英美人士的譯本，反較為清晰，但又偏於科學的機械式，難以標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譯事業難以甚善甚美，不禁更為追懷前賢如鳩摩羅什、玄奘士師們的偉大智慧。

 

	主持人	南懷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