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宜教不宜罰」是貫穿整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核心價值，即便是接受感化教育的少年收容人，其處遇亦需以教育矯治為基礎。自由的剝奪從來就不是其目的，而是伴隨特殊教育輔導及調整其成長環境而生的不得不之惡。

社會瀰漫嚴重的迷思：機構性（圍牆內）處遇違反少年的最佳利益，非機構性（圍牆外）處遇較符合少年成長的最佳利益！或許是大法官們將參訪少輔院後與正常的家庭環境比較而發出感嘆，但何不深入瞭解這群逃家、逃學少年其家庭情況、居住環境、在學校遭受的對待及目前福利體系所無力處理的問題等社會事實，或許在理解少年事件問題時就不會如此固著。

逃家、逃學少年極大原因是家庭功能喪失，如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暴力家庭甚至犯罪家庭，學校教育更是奢求、被安置機構拒收等。虞犯少年被施以感化教育者，係少年事件處理程序已彈盡援絕，例如假日生活輔導、安置輔導、甚至親職教育輔導都用盡。少年接受機構處遇或許失去自由，但對避免少年非行繼續惡化而言，整體評估後，或許是少年最佳的利益。

在我國福利服務體系尚如此無力，少年的原生家庭與學校教育功能無法發揮之時，冒然將感化教育廢除，無異讓少年的最佳利益衡量減少一項選擇。問題的癥結在於感化教育的內容是否符合「少年宜教不宜罰」，以及其他保護處分是否符合少年之最佳利益。若純以法律概念結合自由剝奪來看待，被施以感化教育的少年，當然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但如果關注少年所處真實的社會脈絡及處理少年事件的核心價值，恐怕會有大相逕庭的結果。

釋字第六百六十四號解釋究竟解決了法律邏輯的矛盾，還是這群邊緣少年的真實問題？棘手的是，少年未來可能在屢次的保護管束過程中，無感化教育可以暫時讓他們脫離促發非行的環境，原來的環境又無力獲得調整及改善，少年將會因為更嚴重犯罪行為而進入少年刑事事件。此時不存在少年被剝奪自由處分的疑慮，但這是否就是我們所期待的少年最佳利益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