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藏傳佛教典籍翻譯方面的若干問題
　　

華銳·羅桑嘉措著
　　

翻譯是一種技術，又是一種藝術。我們中國的翻譯事業，是從翻譯佛經開始的。自東漢佛教傳人我國後，經典的翻譯亦隨之而興，漸漸走向了成熟。我們的先賢，如古代的翻譯家鳩摩羅什、不空三藏、法顯法師、玄奘法師、近代的能海法師、法尊法師等，都是著名的佛經翻譯家，他們對佛經的翻譯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那麼，藏傳佛教的佛經翻譯工作是何時而始的呢?這應該追溯到吐蕃王朝時期，也就是中原之唐朝階段。藏文很多文獻中記載：吐蕃第二十八王拉妥妥年贊(一說此王為二十七代王)時雍布拉崗宮殿上層屋頂上從空中降下《寶篋經》等。因此，後世學者持此據認為藏域開始有了佛經。亦有一部分藏史載有該王年六十歲時，一批包括《寶篋經正要六字真言》和一個小金塔在內的佛教法器一併傳人雪域地區。為此，眾多佛教徒認為這是佛教傳人藏地的開端。藏文文獻《青史》的作者廓諾·迅魯伯認為不是從天空而降，而是譯師班智達僧措和譯師麗吐色等人帶進的。《西藏王臣記》的作者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則說， 《青史》中曾認為不是從天空而降的說法是狹隘的短見，因佛教初立的緣起來說，乃不可思議之緣故……。經典是從天上降下的，還是由譯師帶人的，我們暫不去討論這些，這裏先談一談藏地佛經最初是何人所譯的。藏史載，觀音菩薩之化身吐蕃三十二代王松贊干布先後娶漢妃文成公主和尼妃尺尊公主二人。文成公主從漢地帶去覺沃·釋迦牟尼佛像(世尊十二歲時身量)，在拉薩修建了大昭寺供奉起來；尺尊公主從尼泊爾帶去了覺沃·不動金剛像(世尊八歲時身量)，在拉薩修建了小昭寺供於寺內。松贊干布派遣文殊菩薩化身之吐蕃良臣吞米·桑布紮赴印度求學，學該國三百六十四種文字(又一說為六十四種文字)，學成聲明回國後，從其文字中取適用於藏文的三十個字母和四個韻母創立了藏文。始著《藏文文法三十論及音勢論》等，爾後翻譯了觀世音二十一種顯密經典，這是雪域藏地翻譯佛經的開始。為此，可以說雪域藏地翻譯佛經的第一人應該是吞米·桑布紮了。自此以後雪域不斷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佛經翻譯大師來。藏傳佛教前弘期間出現了像噶瓦華則、焦饒·麗堅參和祥·益西代等著名大譯師來。後弘期中又出現了阿裏大譯師仁欽桑寶、卓彌譯師釋迦益西、瑪爾巴譯師切吉羅哲、奧譯師羅旦希熱、貴·確智等等。這些大譯師在藏族歷史上享有盛名。他們中有把梵文經典譯成藏文的，也有將漢文經典譯成藏文的，還有將藏文經典譯成漢文的。真是不可思議!
　　

筆者對梵文的認識，幾乎等於零；對漢文也只是學膚受，一知半解。當我拿起先輩譯的佛經《賢愚經》、儉剛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人楞伽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對照拜誦時，發現其中的《金剛經》是印度的希楞陀大師和藏族譯師班代·益西代由梵譯藏，漢文是唐玄奘法師由梵譯漢，兩譯的年代不同，亦不是漢藏相互翻譯的，但其中的佛經文句是那麼契合，好似是漢譯藏，又好像是藏譯漢，若非看到譯經記載，真不敢相信藏譯本是從梵文翻譯過來的，但事實確實如此，無可辯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印度布馬拉木紮和藏族譯師仁青代由梵譯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印度論師姿那木紮和藏族譯師益西代由梵譯藏的，這也和前面說的一樣，無法看出是何文譯為何文的。由此可以看出，先輩譯經大師不僅具有出眾的佛學才華，還具備了非凡的翻譯佛經的技能，而且他們譯出的經文句式長短適合，錯落有致。我們後世學人真是望塵莫及!如就目前而言，佛經翻譯人才則已是寥若晨星了。說到這裏，我有個迫切的願望叩稟漢藏各地諸位佛教大德、諸山長老座前：我們佛教界要重視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的相互溝通，進一步交流和融合，互相學習，互相瞭解，互相尊重，互相取長補短。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互相派遣年輕的僧人去學習藏漢佛學，促進佛經翻譯的工作。為培養佛經翻譯人才，弘揚佛教，齊心協力，共同努力。
　　

近年來，由於研究藏學、藏密成了一個熱門學科，藏文古籍的譯著亦相繼問世。但這些譯文裏面也確實出現了不少的錯誤和缺點。原因是這些翻譯者在藏傳佛學方面修養不足，對佛教詞語、詞藻不甚瞭解，對藏文的語法概念亦較為含糊，沒有徹底領悟原文，就草率從事，翻譯中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有的地方使人看了感到莫明其妙、百思不得其解。有些被譽為藏學專家的譯文裏亦能時常看到類似情況。本來我不願提到諸位的名字，但為了說得更具體些，對今後的佛經翻譯工作帶來一些益處，才貿然涉筆于斯，尚祈各位見諒。
　　

眾所周知，書面翻譯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它是將一種文字譯成另一種文字，向別人介紹原著裏面說的是什麼，是通過譯文給別人看的。所以，我們對翻譯工作絕對不能採取輕率的態度。翻譯佛經或者翻譯任何一種書籍的工作者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否則會出現以下不良情況。
　　藏文裏面的詞藻十分豐富，對詞藻萬萬不能疏忽大意，從字面上或直觀地去理解就會望文生義。就“太陽”一詞而言，它就有百餘種名稱：世間眼、晝自在、射幹光、光明之主、蓮花親、無上光、十二主……。我們翻譯的時候，倘若遇到這些詞藻，就要知道指的是太陽。曾經受聘擔任過班禪大師駐成都辦事處藏文秘書等職的郭和卿先生翻譯的《至尊宗喀巴大師傳》中把印度佛學家因明學的開派祖師陳那，譯成了‘方象’ (藏文原文“雪浪”)，單字分析“雪”是“方”字， “浪”是“象”字，但這裏譯作“方象”很不恰當，方像是神話中守衛八方的大象，不能用於人名。本書中錯譯的地方尚有幾處，因恐篇幅過長，不再一一說明。郭先生在翻譯五世達賴喇嘛著的《西藏王臣記》一書中，又把“瑪位八達” (舌頭)，譯成了“講說台前布網結……”，假若不懂藏文的人看了譯文後一定會誤認為真的是“講說台”了，怎能考慮到是“舌”的異名呢?該文裏面還把太陽的詞藻“十二主”亦譯為“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根本不是太陽的別名，譯者在這裏意譯成“太陽”就是了。
　

　近代最有名的佛經翻譯家法尊譯師1954年將藏族學者根敦瓊培的《白史》譯成了漢文。1963年由西北民族學院的王沂暖教授根據譯師譯稿的抄本，對照藏文原文，曾校訂過。但在這譯文裏也有錯處。如“梅喀降措西巴(不知何人，譯者)去世後之第一個丁卯年，是佛滅後1571年……”，括弧裏的注釋是譯者所加，這無疑是法尊譯師了。但王沂暖教授校對的時候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如果譯者譯錯了，校對的王教授不能再錯，你有糾正的權力，因為你是校對者。我估計，很可能王教授亦未曾理解原文的內容。那麼， “梅喀降措西巴”一句作怎樣的解釋呢?梅喀降措也是數字的詞藻， “梅”是“三”，“喀”是“零”，“降措”是“四”，寫的時候要顛倒，應寫成403這個數字。按照字面講， “梅”是“火”， “喀”是“空”， “降措”是“海”，這裏的“西巴”含有“混合”和“摻雜”之意。瞭解原意後譯出的話，接著也不會出現“去世後”之類的句子來。為了使讀者能知道“梅喀降措”的來源，筆者在這裏按《藏漢大辭典》中的解釋將全文抄錄如下： “火空海，即403年。時輪經中說香拔拉的海勝法王登位與伊斯蘭教的創立同在西元624年。從此時起到難勝法王的最後一年——西元1026年止，中間經過403年，再下年就是時輪經傳到西藏，第一個勝生周開始的西元1027年，因此藏曆勝生紀元減403即伊斯蘭教曆紀元。”
　　西北民族學院的王沂暖和唐景福二位教授合著的《藏族文學史略》一書中錯譯、亂譯的地方比較多，如：他們將宗喀巴大師文集中的讚頌妙音佛母(也可譯為妙音天女)之功德的一首詩是這樣翻譯的： “美麗的中秋的月色，輝映著動聽悅耳的經聲，猶如深度難測的大海，央金天女的妙音我致敬。”沒有看到原文之前，這些句子還覺得譯的可以，當對照原文後，才發現他們並沒有譯出原文的真正意義。這種譯法不用說意譯，就連直譯也和原文的含義差得太遠。這首詩中宗喀巴大師以三業(身、語、意)讚頌描寫了妙音佛母的功德。詩的第一句讚頌佛母之身，第二句讚頌佛母之語，第三句讚頌佛母之意，第四句末尾明顯寫出了“身語意”三字。譯者的第三句很為合適。這首詩應譯為： “比中秋的圓月更為美麗(身)，梵音聲調亦被掩蔽(語)，猶如深度難測的大海(意)，頂禮妙音佛母之身語意!”按兩位譯者的譯文去分析，宗喀巴大師讚頌的非為佛母的身語意，而是“妙音”了。原文第一句中的“勒巴爾”是副詞，是“更加、特別、尤其、非常”的意思，這裏譯作“更為”較合適。原文第二句的“倉央”指的是大梵天王所發悠揚動聽悅耳的音調，這梵音被妙音佛母之語所勝伏。第四句的“格、桑、投”就是“身、語、意”，譯者譯為“妙音”了，未能表達出原文的含義。 “妙音佛母”另譯有“妙音天女”的，這裏則譯成了“央金天女”，若不懂藏文， “央金”兩字還會給讀者帶來困難。“央金”是原文的音譯，但這裏最好譯為“妙音”，既能為讀者瞭解，又能表達出原文的涵義。假若將譯者的“央金天女的妙音我致敬”一句再譯為藏文或其他文字，那就完全喪失了原著所包含的內容，譯者對此千萬不可大意!特別像宗喀巴大師這樣的世界佛教界所公認的佛學泰斗的名著名句未能徹底悟出其含義不能亂譯，否則會歪曲原著面目，亦會鬧出笑話的。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照你說的，翻譯佛學名著不就搞不成了嗎?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搞佛學典籍翻譯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須從通俗易懂、沒有多大困難的著作人手為妙；等到對翻譯佛學著作有了一定的認識，有了較高的佛學翻譯水準，再著手翻譯難度較大的著作。 《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一書中出現了較多的錯譯。
　　

譯文中“在普樂院的佛堂進行祝贊時，安多的嘉木樣活佛和阿拉善的托音諾門汗(即阿拉善堪布倉第一世)等人也來到這裏。在章嘉國師和嘉木樣活佛的主持下，托音諾門汗等眾多僧人為吉祥金剛怖畏像舉行了盛大的開光儀式。”藏文原文並非為金剛怖畏像進行開光，而是通過大威德金剛儀軌為五臺山普樂院的佛殿及佛像進行開光。譯者顯然未曾正確理解原義。又該文中“在阿拉善創建了多陽寺等供養幾種續部儀規壇場的寺院……。”這裏面的“多陽寺”原文中並非寺院， “多陽”是瑜伽續中的一本尊名。譯者竟然把本尊名和寺名相混在一起了，本來不可以加進去一個“寺”字，但譯者畫蛇添足，譯得面目全非，真乃貽笑大方!這本書的前半部裏有好幾處將宗喀巴大師關於修習、修持的詩歌體自傳《敦列瑪》說成是章嘉活佛自傳，這也是翻譯上不能容忍的錯誤了。
　　《藏族文學史略》中藏族譯師益西代由梵譯藏的一篇經文，王沂暖用漢文是這樣譯的“我曾這樣聽說過，在一個時候，佛薄伽梵前往毗孜那國毗舍離城，遇見一個鄉下老女。她非常年老，青春已經逝去，已經一百二十歲。她正在寺院拾草……。”藏文原義中根本不是指的“寺院”，藏文中的“貢巴”有“寺廟”、 “幽靜”和“寂靜”等意思。雖有“寺廟”的含義，但這裏指的是幽靜的地方，荒原曠野，非為寺院。況且，寺院中也不可能有長得過高的草由老嫗來收拾。翻譯的時候，應該要注意到這些。
　　《六世班禪洛桑華丹益希傳》譯本中，有些經文名稱中的“瑪”字也譯成了“母”字，音譯差得太遠。
　　《七世達賴喇嘛傳》譯文中也有出入，這裏不再費舌。就那莊晶譯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傳》一書說，它只是摘譯，原文的詩歌幾乎未譯出來，很可能譯詩句難度較大而選擇了摘譯。以譯者的觀點來決定取捨，總不是對待文獻的嚴肅態度。漏譯的詩句裏面有些是很有價值的，值得一提。
　　李雪琴同志的文章《從{倉央嘉措秘史)看倉央嘉的生平》中，“阿旺吾珠達吉，又名阿旺多吉，他是一位蒙古喇嘛，蒙名叫羅米漢……。”“羅米漢”是蒙文音譯，很多資料中譯為“諾門汗”、“諾門罕”等。“羅米漢”不是阿旺多吉的蒙名，而是古代蒙族官職的封誥，是“法王”之意。另外，滿語的“額爾德尼”是“寶貝”之意，也是官職名。還有蒙語中的“呼圖克圖”是清庭授予藏蒙地區大化身的封號，含有“聖者”之意。瞭解這類少數民族專用語，對翻譯能起一定的作用。
　　筆者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央民族大學的王堯教授說：藏王第思·桑傑嘉措是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的私生子。作者持何用心，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從曆輩達賴喇嘛的佛學造詣、著書立說、功德業績等各方面來看，五世達賴喇嘛不僅樣樣俱全，而且還是一位戒行清淨的大德。如果第思·桑傑嘉措是五世達賴之子的話，解脫律義方面的文章也不會出自五世達賴的生華妙筆之下，因為身教重於言教嘛!失去身教，哪還有律儀方面的言教呢?如有個別人說，桑傑嘉措是五世達賴的私生子，王堯曾經作過考證，但這“考證”必定另有原因和目的。
　　第思，桑傑嘉措的叔父陳來嘉措亦曾經做過第思，攝過政，輔佐過達賴喇嘛，頗有才華。桑傑嘉措小時候他的叔父就去世了，後來桑傑嘉措一直由達賴喇嘛撫養栽培。他幼年時就請求達賴喇嘛讓他出家，達賴喇嘛考慮到他是第思的後裔，又聰慧過人，為了他能繼承父業，成為將來的藏王第思，方未允其剃度。
　　桑傑嘉措二十二歲時五世達賴令他攝政，他以年紀尚輕為由推辭。在此後的幾年中，桑傑嘉措潛心鑽研佛學、歷史、醫學、天文、詩學等，尤其對政教大事細心地做了研究。于他二十六歲時達賴喇嘛又令他攝政，桑傑嘉措承諾。此後，第思·桑傑嘉措輔佐達賴喇嘛掌管雪域政教大權，甚受達賴喇嘛的信重，引起了一些屬下官員的不滿，因而當時個別人在背後製造了一些謠言。但事過三百年後的今天，有些人把以前的謠言信以為真，作為“憑據”來“考證”，並在報章上大作“廣告”，是不得人心的。
　　據歷史文獻記載，五世達賴喇嘛于西元1652年三月十五日啟程赴北京，也有說三月七日或二十七日的，但達賴喇嘛三月份自拉薩動身赴京的說法是一致的。他於年底十二月十五日到達北京，1653年三月十日啟程返藏，也有說他是二月十七日從北京啟程的。
　　第思·桑傑嘉措於西元1653年生於拉薩北郊之娘稱地方，父名阿頌，母名布赤。藏漢文獻中生年的記載是相同的。假若說五世達賴未赴北京以前，從哲蚌寺動身途經拉薩北郊的話，按第思·桑傑嘉措出生的年月來推算，桑傑嘉措幾乎在母胎內妊娠十二個月之久!這在藏史上不是一件奇異的事嗎?!又有個別人為了達到其目的，說1652年達賴喇嘛去過拉薩北郊，第思·桑傑嘉措於次年出生……，不倫不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我們研究歷史也好，搞翻譯也好，決不能專憑臆測。我估計，當今以權威藏學專家自居的王堯教授或許在道聼塗説中錯誤判斷了這一切，或許是把藏文中的“投賽”之“賽”字的含義沒有弄清，以為是“私生子”了。“投賽”含有“心傳弟子”和“親炙弟子”的意思。“賽”字含有“子”意，這裏應作“弟子”解釋。但作為五世達賴這樣震古鑠今、蜚聲中外的藏傳佛教領袖，一生披著袈裟，決不會鬧出個“私生子”來。對持“私生子”之見的“藏學專家”而言，無疑是一種狹隘的偏見而已，對藏學研究亦無任何裨益。
　　綜上所述是我近幾年來閱讀譯著時發現的翻譯方面存在的若干問題。當然這些譯著中錯譯、亂譯、漏譯的地方甚多，筆者也不可能一一糾正。為什麼近幾年的譯作中出現了如此多的缺點呢?問題很簡單，這些譯著者大部分都是高等學府的教授、學者，也有的是研究藏學的專家、研究員，有些人很早就開始從事藏學研究，他們的漢文造詣頗高，然而藏學修養尚有欠缺，尤其是對浩如煙海的藏傳佛學的認識才邁出了第一步，還未涉人中途，的確談不上“精通”。就我本人而言，雖長期從事藏傳佛學專業，但對藏傳佛學依然如同蒙昧無知的幼童，就連“粗通”二字都說不上。為此，翻譯藏傳佛學典籍，必須要具備頗高的藏傳佛學水準，如若不然，今後翻譯藏傳佛學著作，難免還會出現類似的錯誤，如其蔓延下去，以訛傳訛，譯著的價值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筆者不揣冒昧，談了以上若干淺見，若有不妥之處，望方家學者指正。同時，也希望這篇拙文能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
　　摘自1994年《法音》雜誌第6期

	主持人	華銳·羅桑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