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府現正受到「占領華爾街」的街頭抗議事件衝擊，這與中東地區今年以來爆發的「茉莉花事件」遙遙呼應，共同指出所得、財富分配的不均，已經在Ｍ型化的社會發酵，而且已經蔓延成全球性的議題。不論民主或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必須把分配問題的重要性、急迫性，及其優先順位大幅提前，才不會因為與民意落差擴大，在政治上遭遇極大困難，甚至因而垮台、政權易人。

早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所謂Ｍ型化社會的說法已不斷出現，但所得分配不均的議題似乎還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不過從發展中國家的「茉莉花」事件，到已開發的美國所遭遇的「占領華爾街」，可以清楚看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現象愈來愈明顯。

這種「均」、「富」優先順位的調整，充分說明社會財富分配對應的相對地位確有明顯轉變﹕一、有經濟學家估計，從20世紀中末期，美國最富有10％的人口，其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約33％至35％﹔到了2007年這個比率攀至50％，且其中1％的富豪持有的財富比率，由1980年的10％提高至24％。

二、這是一個全球現象。OECD的研究指出，過去20年，22個國家中有17個國家經濟不平均現象加劇。在瑞典和丹麥，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為最窮10％收入的5倍。在美國的比例為14倍，OECD的平均水準為9倍，墨西哥則高達27倍。

這樣擴大的貧富差距，若再加上科技資源的分配不均，或者所謂「數位落差」的存在；再加上資本市場的超槓捍操作、金錢遊戲的盛行、以及金融海嘯的發生、政府的紓困作為、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投鼠忌器所引發的不公義紓困措施，都密集在社會大眾心中樹立起不公平、不公義的形象。

這種印象在富國與窮國的呈現案例或許不同，但其負面效應卻是相同。因此，全球在景氣前景不明的前提下，又都面臨了一個共通的難題，那就是所得分配的惡化。因此，在抗通膨、反衰退、減少失業的挑戰下，還要分神去處理分配不均的問題。這不僅在中東、阿拉伯世界發生，也在倫敦街頭爆發，更在美國華府出現。雖然這只是零零星星的火花，但卻也是朝向全球性的方向發展，這就不能不加以特別的注意。

其實，在分配不均現象背後，正是關鍵生產要素的掌控者，其分配原本就不平均，再加上其運作機制又高度向效率傾斜，而且效率的高低又是由市場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來決定的，甚至於像美國這樣政治運作機制與流程相對透明的國家，資本主更可以在法津的允許下，進行有利於自身的立法遊說，這種市場與政治共同運作，使得遊戲規則更加不利經濟的弱勢族群，這也是各國政治體制潛藏的另一個隱憂。

從這個角度來看，全球還有幾個國家在這方面有很深的風險，包括中國大陸、蘇聯、印度等，這些「金磚」國家固然也有很好的快速成長績效，但共同面臨的都是分配問題的惡化。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分配，在體制轉型過程中，潛藏更多的不公不義，這也是他們領導人不斷強調和諧社會的道理。

然而在全球資金可以自由移動的現況下，要放棄或降低資金效率的追求，亟需要過人的膽識與魄力，更必須有配套的市場機制。當然，如果市場不能相應修正，那麼「茉莉花」與「占領華爾街」的行動就可能持續發生，這是我們要有的認知。

【2011-10-18/泰國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