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8/16   喇嘛網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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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唐倉活佛（）清朝封為呼圖克圖，稱貢唐呼圖克圖；中華民國時期續封呼圖克圖，仍稱貢唐呼圖克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稱貢唐倉活佛。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駐錫拉卜楞寺，為甘肅拉卜楞寺四大賽赤之首（其餘三大為薩木察倉、霍爾藏倉、德哇倉）。[1]

 歷世貢唐倉活佛[編輯]

 世代

 生卒年 

中文姓名 

第一世 1648年－1724年 根登彭措

第二世 1727年－1759年 貢唐倉·俄昂丹貝堅參

第三世 1762年－1823年 貢唐倉·貢卻丹貝仲美

第四世 1824年－1859年 貢唐倉·貢卻丹貝嘉措

第五世 1860年－1925年 貢唐倉·嘉樣丹貝尼瑪

第六世 1926年－2000年 貢唐倉·久美丹貝旺旭

第七世 2002年－ 貢唐倉·洛桑格來·丹貝堪虔[2][3] 

參考文獻[編輯] 

1.^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轉世靈童認定. 中國西藏網. 2005-12-01.

2.^ 嘉木樣活佛主持認定第六世貢唐倉活佛轉世靈童. 新華網.

3.^ 七世貢唐倉• 洛桑格來•丹貝堪虔活佛坐床活動結束. 新華網.

 

 

金席大師貢唐倉
　　王雲峰

　　中國西部的青藏高原，是一片凝重、神奇的土地。它高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以其涵括著地球上幾乎最高的一些山脈——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巴顏喀拉山、唐古喇山及孕育了中華大地和亞洲南部許多大江大河的博大胸懷，被世人豪邁地稱為“世界屋脊”、“江河源頭”。
　　構成這片高原對世人具有永久魅力和吸引力的，不僅僅是碧藍的天空，強烈的陽光下廣袤的草原、無垠的荒漠、晶瑩的雪峰，滾動的牛羊，驃悍的牧民，悠遠的歷史，獨特的文化，更主要的是在這塊世上獨一無二的雪域，盛開著獨樹一幟的佛教奇葩——藏傳佛教。金碧輝煌的寺廟經堂、身披袈裟的活佛喇嘛，虔誠至信的善男信女……千百年來香火不斷、經聲不息，與漢語系佛教、巴厘語系佛教並稱佛教三大語系的藏傳佛教，紮根在中國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及歐美無數僧俗大眾的心間，成為他們世代相傳、刻骨銘心的精神支柱。這一十分獨特、神奇，使雪域高原沉浸在濃濃佛光裡的神秘的宗教文化，使整個藏民族和他們繁衍生息的雪域高原，對外界產生了擋不住的、越來越強烈的誘惑……
　　本書所記敘的，便是曾擔任過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佛位甘丹寺“賽赤”的貢唐倉一世的轉世——第六世貢唐倉·丹貝旺旭大活佛的故事。

　　280年前，一位來自四川藏區名叫根敦彭措的喇嘛，出任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佛位“甘丹赤巴”，由此開始了著名的貢唐倉活佛轉世體系

　　藏曆第十一繞迥土鼠年(西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藏曆以60年為一個週期，它用十二生肖和五行配合計數，如鐵鼠年、木牛年、水虎年)正月初八日，第一世貢唐倉·根敦彭措誕生在黃河首曲甲考達日則嘉山麓原董氏(藏族有四大氏，董為四大氏之一)十八支系之一的則衛香秀部落(原屬四川省阿壩州，今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齊哈瑪鄉)。父親名叫本秀，母親名叫道吉堪召。西元1663年，15歲的根敦彭措跟隨叔父格桑紮西，長途跋涉前往佛教聖地西藏，進入拉薩哲蚌寺郭莽紮倉學經(紮倉，藏語意為僧院，是藏傳佛教僧眾學習經典的學校)。哲蚌寺位於拉薩東南10公里處，由宗喀巴的弟子江央曲結紮什巴丹依夢中神的啟示，請示宗喀巴後所建，據說神還在此地遺下了一具象徵法音響徹環宇的海螺，因而得名“哲蚌寺”。哲蚌寺後來發展成為黃教最大的寺院，喇嘛最多時達7700名。
　　當時在哲蚌寺學經的喇嘛，以籍貫的異同分聚在一處，形成相對獨立的“密村”，由若干個密村組成較大的“康村”，幾個康村進而形成有堪布的“紮倉”。根敦彭措學經的敦莽紮倉，即是哲蚌寺的七大紮倉之一，隸屬恰紮康村。在許多高僧大德及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座前，聆受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多種深身奧玄妙的佛經教授。尤其是奉出生於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的第一世嘉木樣俄項宗哲大師為上師喇嘛，竭誠學習。根敦彭措學完顯宗佛學的釋量、般若、中觀、俱舍、律學五部大論，洞悉五般若精義(般若意為“智慧”)，佛經造詣出類拔萃，被稱譽為“哲蚌格西”。藏傳佛教僧人要完成五部經論的學習，必須勤奮攻讀15至20年時間，畢業後只有考取了格西學位者，才被認為完成了顯宗方面的修習，具備了進修密宗以求深造的資格。根敦彭措在獲得藏傳佛教顯宗最高的格西(意為善知識，即博士)第一等拉然巴(即拉薩傳大召期間，在三大寺僧眾會上，考取的最高僧侶學位，獲此學位便可被派為活佛的經師或屬寺的經師，去世後還可成為新的活佛轉世系統)學位後，準備隨叔父返回家鄉。後來遵從一世嘉木樣的勸告，留在西藏繼續深造。隨後升入拉薩三大寺共同的密宗專修機構之一的下密院，即舉麥紮倉，另一平行的機構為上密院，即舉堆紮倉)，學習密宗金剛乘教理，終於成為顯密兼長的大密宗師，名貫雪域。
　　根敦彭措在西藏學經求法的前半生，正是達賴喇嘛執掌西藏政教大權的鼎盛時期。這一局面的出現，應當首先歸功於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法名羅桑紮巴，系今青海省西寧附近宗喀地方人，生於西元1357年(元順帝至正17年)，7歲出家為僧，17歲到西藏求法學經。相傳他降生時剪臍帶滴血的地方，長出一株旃檀樹，枝葉茂盛，樹上10萬片葉子每片上自然顯出一尊獅子吼佛像，藏族人民因此稱他降生的地方為“根本木”，即“十萬佛像”之意。這棵神奇的旃檀樹，早已成為佛教聖跡之一，如今保存在青海省西寧附近的塔爾寺金瓦寺的金塔之中，從它的根部生出的另一枝，則被金瓦寺臺階前的石欄護衛著，每日瞻禮參拜這棵聖樹者絡繹不絕。
　　當宗喀巴大師1373年到達西藏求法之時，正值西藏教派林立之日。約在西元7世紀中贊普(即國王)松贊干布時代佛教傳入吐蕃(唐時對西藏的稱呼，‘蕃’應讀bo)。佛教在本土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寧瑪(藏語意古、舊，因該派僧人穿紅色袈裟、戴紅色僧帽，俗稱“紅教”)、噶舉(藏語意為“佛語傳承”，因該派僧人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稱“白教”)、薩迦(藏語意為“白土”，因該派在寺廟圍牆塗有象徵文殊、觀意和金剛手的紅、白、黑三色花紋，俗稱“花教”)等眾多的教派。每一教派之內，又分若士支派，其中勢力最大、信徒最多者為噶舉、薩迦兩派。《西藏民族政教史》記載：“因此兩派互爭外勢，故真學實行之士，日漸減少，至元末明初，顯密教法衰微甚矣，除少數大德外，幾不知戒律為何事，寺院僧侶盡同俗裝”。戒律鬆馳，高級僧侶追逐利祿，淫樂無度，一般喇嘛隨心所欲，橫行不法。藏傳佛教到了14世紀呈現一派頹廢萎糜之相。
　　被尊為“佛陀第二”(佛陀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宗喀巴法王，到西藏後廣聞博學，先後跟從薩迦、噶舉等派僧人學習，到14世紀80年代末已遍學藏傳佛教各派顯密經論，34歲時(西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已對佛經密乘教典、灌頂諸法有了高深的造詣。他深感當時的薩迦、噶舉等派僧人不守戒律、胡作亂為，違背了佛教本旨，乃發願創造新派。他不愧為“站在所有大師肩上”的僧人，博採眾長，著書立說，授徒傳教，創立了敬重戒律，提倡“苦行”，顯宗密宗雙修，偏重顯宗，同時在密宗教義修煉方面吸取了佛教所有教派精化的格魯派。格魯，藏語意為“善律”或“善規”，僧人均戴黃色僧帽，俗稱“黃教”。宗喀巴重振佛教、改革佛教的舉動，賦予了藏傳佛教長久的生命力，經由他的解釋、深化，佛教教義更加貼近“人間”、貼近現實，更容易被僧俗大眾所接受，因而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和信徒，而且受到當時統治西藏的噶舉派第司政權(由帕木竹巴支派掌權，也叫帕竹政權)第五代法王紮巴堅參的讚賞和推崇。西元1409年(明成祖永樂七年)，宗喀巴率領眾弟子創建了藏傳佛教格魯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
　　甘丹寺，藏語意為“具足喜樂”，位於拉薩以東30公里的山上，宮殿依山而建，高低錯落，形勢與布達拉宮相仿，宗喀巴大師生前講經於此，修煉於此，最後於西元1409年，藏曆十月二十五日圓寂於寺中的一間小室，享年62歲。相傳大師圓寂後，弟子們將其身體置向南方，法體卻表示願朝東方，以示他轉世後仍在中國傳法，佛座下於是生出一硬似手指之物，指向東方。大師的肉身保存在寺中一座高兩丈的金質靈塔之中，為使人們能夠瞻仰，寶塔原有個可以開啟的小木門，後來達賴喇嘛下令關閉小門，以完好地保存法體，據從前有些看到法體的貴族說，大師的頭髮已長過膝蓋，指甲盤到肩上，黃帽袈裟仍如新的一般。宗喀巴的遺跡、遺物，及他與弟子克珠傑親手製作的佛像、塔幢等宗教用品，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前來頂禮膜拜，成為甘丹寺最具魅力的地方。這座由宗喀巴大師親手創建的黃教第一所道場，與後來興建的沙拉寺、哲蚌寺並稱為拉薩三大寺。
　　宗喀巴最著名的弟子有八人，第一個是甲曹傑，第二個是克珠傑，第八個是根敦朱巴，這後兩大弟子便是後來所形成的班禪、達賴兩大活佛轉世系統的第一世。達賴喇嘛的稱號最早開始于三世達賴索南嘉措。西元1578年(明朝萬曆六年)，被明朝封為順義王的俺答汗率眾由內蒙古土默特部進入青海後，迎請索南嘉措到青海傳教，兩人在青海湖東的仰華寺見面後，互贈尊號，“聖識一切”是漢語“遍知一切”之意，“瓦齊爾達喇”是梵文，原意為“金剛菩薩”，有堅強之意。“達賴”是蒙古語，意為“大海"，"喇嘛”是藏語，意為“上師”。整個名號的意思是’“無所不知的堅強的象大海一樣偉大的大師”。清朝時又冊封第五世達賴羅桑嘉措“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遍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的尊號。
　　班禪的名號始於克珠傑的第四世傳承者羅桑曲結。西元1641年，五世達賴與羅桑曲結商議，密召由新疆進入青海的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率大軍進藏，推翻了統治西藏約24年的噶舉派噶瑪政權(噶瑪為噶舉的另一支派)，格魯派正式取得西藏政教大權。1645年(清順治二年)，固始汗給羅桑曲結贈送了“班禪博克多”的尊號，“班”是“班智達”的簡稱，梵語“智慧、學者”的意思；“禪”是藏語“禪寶”的簡稱，“大”之意；“博克多”是蒙語對英武、睿智之人的尊稱。西元1713年(清康熙52年)，清朝又加封五世班禪羅桑益西“額爾德尼”的尊號(滿語意為“珍寶”)，這樣整個的名號全意為“智勇雙全的高貴的大學者”。從此達賴、班禪獲得了藏、蒙佛教各派總首領的地位，達賴喇嘛被尊為觀音菩薩的化身，班禪被尊為無量光佛轉世。宗喀巴的這兩大傳世弟子一個住前藏，一個住後藏劄什倫布寺，掌握著西藏的政教大權。藏語民間諺語說：“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
　　經過宗喀巴以來300多年的發展，到17世紀時，格魯派在藏蒙地區取得了絕對的主導地位。據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達賴喇嘛報理藩院的數字，當時全藏格魯派寺廟共3477所，喇嘛31，6230人。
　　根敦彭措正是在格魯派的這一輝煌時期赴西藏求法、並得以聲名顯赫的。1699年，他出任拉薩下密院翁則(密宗苦修僧院引導頌經的喇嘛，要求很高，只能從獲得第一、二名拉然巴學位的僧人中考選升任)，之後主持傳授續部經教，達到很高的學術成就，門徒眾多。這期間，主持修建密宗經堂，向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呈獻3500兩白銀作為代金，獲准將郎日溪卡(即莊院)劃作下密院勝樂(密宗的三大神之一，另外兩個為密集神、大威德)修供儀規的基金，並主持校勘審定、新鐫拉薩版《四方合注》(密宗的一種必修課本)。1706年，擔任下密院堪布(主持)。獲得這一職務十分不易，只有考選了翁則喇嘛的高僧才能升任。第二年，就任降仔法王(即降仔曲吉)，在班禪大師座前聆受了密集等教敕。1710年，根敦彭措任完六世達賴(益西嘉措白噶增巴)的經師，住錫布達拉宮。
　　五世達賴時，給全藏所有的格魯派寺廟規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人數目，如規定甘丹寺為3300名，沙拉寺5500名，哲蚌寺7700名，劄什倫布寺為3800名。尤其拉薩三大寺在過去左右著西藏的政教事務，五世達賴以後，曆世達賴兼任哲蚌寺和沙拉寺的寺主，另派堪布一人代表他去管理寺政，兩寺的洛本(即教師)和劄倉堪布，都是由達賴委任的，沙拉寺和哲蚌寺每月派人向達賴獻哈達一次，報告寺內情況，並請安問候。特別是哲蚌寺，達賴對其有特別的感情，達賴未執政前的曆輩就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頗章宮，五世達賴在固始汗擁立下最初建立的政權就叫“甘丹頗章”政權。
　　甘丹寺則不同。它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赤巴。“赤巴”，也叫“賽赤”，“賽”即“金子”，“赤”為“台”或“床”，宗喀巴生前講經的法座，在他圓寂後被弟子、信民用黃金包裹，因此“賽赤”意為“金座”、“金席”、“法座”，“上座”，即宗喀巴所遺座位傳位於最上高僧。作為黃教的第一根本寺院，該寺的法台不同於其它寺院的住持，他實際是黃教教主的位置。甘丹寺建成後，宗喀巴親任第一任赤巴，他一生對於佛教的改革和創造，就是從這裡發揚出去的。其後，大師的第一大弟子甲曹傑繼任第二任甘丹赤巴，第三任甘丹赤巴則是被追認為一世班禪的宗喀巴第二大弟子克珠傑。該寺法台因而被認為是宗喀巴的化身，享有崇高、特殊的地位，達賴本人見到他時也要站起來敬禮、並賜給座位。在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可出任攝政。在西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赤巴僅次於達賴、班禪，而在其他一切喇嘛之上，在每年舉行的“祈願大法會”——拉薩默朗木大法會(宗喀巴始創於1409年，明永樂七年)上，甘丹赤巴居於首位，權力高於一切，可指揮所有與會僧俗群眾。
　　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進階，甘丹赤巴原來是終身職位，後來甘丹寺設立了夏仔劄倉(意為東學院)和降仔劄倉(意為北學院)後，甘丹赤巴就從這兩個學院中的夏仔曲吉和降仔曲吉(曲吉為一種學級尊號，即法王)中產生，兩人替補升任，任期七年。大法會時，甘丹赤巴的這兩名候補者分別坐于甘丹赤巴的左右。甘丹赤巴任滿新換時，如果前一任是由夏仔曲吉升任的，那末這一任就由降仔曲吉補升，如此輪流。按慣例，夏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後，其遺缺由拉薩上密院堪布繼任。降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後，遺缺由下密院堪布繼任。甘丹赤巴圓寂後的轉世多為它寺請去供養，稱為“示慶”(大赤巴)。一名學經僧人要想登上甘丹赤巴的崇高地位，十分不易，一帆風順也要在50歲以後。
　　先是在上、下密院學習的學員在學業、品德等方面有所成就者，才有可能被推薦擔任“格貴”(掌堂師，俗稱“鐵棒喇嘛”，負責執行規章戒律，維持經堂秩序)的職務，算是登上了繼續升級的軌道和階梯。在有缺可補時，可升任翁則喇嘛，該職任滿後再按年資候升堪布。上、下密院堪布任期為三年，任滿退職後名為堪蘇(退職或卸任堪布)。之後再按年資升任夏仔曲吉或降仔曲吉，直到甘丹赤巴。達到這一地位，才成為活佛，可以轉世。這一艱難的過程和嚴格的苦修、苦行，曾使不少取得了高級格西學位的喇嘛，望之興歎乃至半途而廢！
　　西元1715年，67歲的根敦彭措當之無愧地登上宗喀巴傳下來的法位，但任甘丹寺第50任賽赤，成為西藏政教界的風雲人物。
　　五世達賴之後的西藏，這時正處於大變故、大動盪之際。先是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66歲的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在布達拉宮圓寂，在達賴之下總理政事的第巴(西藏老百姓稱之為藏王)桑結嘉措企圖專斷西藏政教大權，秘不發喪。在康熙皇帝的嚴厲追究下，直到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才迎立倉央喜措為六世達賴，在布達拉宮坐床。1705年，第巴桑結喜嘉措因與繼承了固始汗汗位的拉藏汗發生衝突，雙方爆發了戰爭，結果藏軍被蒙古軍隊擊潰，桑結嘉措被拉藏汗的妃子處死。拉藏汗勝利後便奏請康熙皇帝，認為桑結嘉措所立的倉央嘉措不是真達賴靈童，請予廢立。倉央嘉措在被“解送”北京途中，行至青海湖畔逝世，時年23歲(另有一說認為到青海湖後突然下落不明，傳說周遊印度、尼泊爾及甘肅、青海、蒙古弘揚佛法)。拉藏汗乃另立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前後達11年，但西藏人民認為益西嘉措是假達賴，始終不予承認。這期間，被拉藏汗奉為上師的根敦彭措曾代理一年藏王。
　　就這樣，根敦彭措一身兼任三職：甘丹赤巴，六世達賴經師，代理藏王。他出行的時候，便可以用三種不同的華蓋(傘)：傘面和懸垂的三層簾幕全為金黃色的是甘丹赤巴的華蓋，這是最為尊貴的。藏王用五顏六色的花傘，達賴經師則可打一半黃色，一半紅色的華蓋。一人可用三種象徵不同身份的華蓋，十分難得，可見根敦彭措當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地位。
　　西元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桑結嘉措的部下勾結與青海厄魯特蒙古有世仇的新疆準噶爾蒙古，派遣精兵從藏北騰格裡海(即藏北南木錯湖)突襲西藏。在此危機關頭，五世班禪羅桑益西和甘丹赤巴根敦彭措上師率領三大寺喇嘛前往調解，沒成功，!徃煉祭睾貢鼙簧保⒌牧來錮狄脖磺粲謨氬即錮嗔囊┩跎繳希?720躁他被解*^到承德後稱熱河達賴喇嘛)。這次事變結束了固始汗子孫對西藏75年的控制。在此紛亂時期，根敦彭措竭力弘揚教法，1718年，他在拉薩主持考察格西優劣，擇其優者分別委任為後藏白居寺等100多座寺院的盔k肌?719年，讞 煉蘇韉魃睿鮮ξ?00僧人授戒，因名前都加根敦，被稱為“五百根敦”。
　　準噶爾蒙古葔佔領西淛後，不但不服從清朝的統治，而且威脅到四川、雲南、青海等省的安全。為此，康熙皇帝于1718年-墒?\軍進藏，不幸在黑河被準噶爾蒙古所困，全軍覆滅。第二年，康熙帝第二次組織軍隊進藏，這一次規模宏大，近兩萬名大軍由青海、四川分兩路進發，長驅直入，連連打敗準噶爾蒙古軍，終於把准噶?蒙古軍J[逐出西藏，其殘部由藏北草原逃回新疆伊犁。與此同時，康熙帝冊封當時被青海蒙藏僧眾從四川西x襖硤了掠氳剿鹿┭?2歲活佛噶桑嘉措為七世達賴喇嘛，由青海中路進藏的清軍保護，送往布達拉宮俳床。
　　1720年7月，七世達賴前往西藏途經林周縣時，根敦彭措上師率三大寺要員前往迎接。9月15日，七世達賴在布達拉宮舉行了坐床典禮。十一月初五，五世班禪羅桑益西做軌范師，根敦彭措任報辰師，為七世達賴授了沙彌戒。1721年，一世嘉木樣在拉蔔楞寺圓寂，根敦彭措上師鉲獻了盛大供施。
　　根敦彭措上師的甘丹赤巴任期本來到1722年，因繼任者赤欽`華丹智華(赤欽是對擔如↓賽赤佛位、有崇高聲望者的尊稱，際大賽赤、大師之意，不是所有賽赤能獲此稱)前往青海調解?懠藏丹劍u錄ù聳鼻嗪Ｃ曬怕薏疾氐そ蛘季菸髂鵲兀環憂宄持危逭形渥疤址ィ噯紋躚映さ?嚓3年。
　　在賽赤任期內，根敦彭措成績顯著：健全了甘丹寺的講聽規程和各項制度，稇請青海脌z怕薏疾氐そ虺淙問┲鰨冒捕嗟胤降哪晁拔誑Π痛笫Φ囊柿樗謂穡懷樸案實ご蠼鶿薄Ｖ鞽侄岳坦碧頻胤降母魎陸寫蠊婺Ｐ薷矗⑽洗晏乘輪貧爍衤撐傷略汗餐鈈械那騫媯蠱涑褭碌陌裱懷莆肮碧迫隆薄Ｉ鮮ν砟輳蟛糠質奔渥∥碧撲攏氪悅芙譚ǎ紗耍卮鸞探?惆迅嘏澩膁剖Φ睦闌遝譜鼇俺嗲鍘す碧撇幀薄！安幀筆恰凹搖鋇囊饉跡賾鋃雜醒實睦鐧淖鴣啤Ｕ怯捎謖飧隼吩ㄔ矗攔碧撇執笫υ諼韃叵磧諧綹叩牡匚唬質攔碧撇執笫Φ獎本┛崾保Ｅ齙秸庋腥?那榫埃愐蛩撬拇ò尤耍拇ǖ拇硭蕩笫κ撬拇ǖ幕罘穡韃氐拇碓蛩蕩笫κ俏韃氐幕罘穡仕嗟拇碭蕩笫κ歉仕嗟幕罘稹?
　　關於貢唐倉活佛轉世系統的形成，除了根敦彭措上師擔任了崇高的第50任甘丹赤巴佛位這一根本緣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拉藏汗擒殺藏王桑結嘉措後，把從拉薩到甘丹寺之間一塊很大的叫蔡貢唐的地方賜給了根敦彭措，作為他的教民。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蔡貢唐擁有三座分屬格魯派和噶舉派的寺院。“十年文革”後倖存下來的一座貢唐寺，也在歲月的風塵中破敗。1986年，第六世貢唐大師丹貝旺旭考察西藏時，佈施資金修復這座信奉噶舉派的貢唐寺，目前已修起了一座經堂，裡面有一座精美的5米高的泥塑佛像。有人曾問第六世貢唐大師丹貝旺旭：“您是格魯派的大活佛，為什麼修復噶舉派的貢唐寺呢？”大師回答：“格魯派、噶舉派均屬於藏傳佛教，不能有門戶之見。各教派之間相容共處，不宣揚自己，不貶低別人，百花齊放，活躍爭鳴，這正是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也正是藏傳佛教經歷千百年而經久不衰的原因。”
　　1724年冬，77歲的根敦彭措上師走完了他弘揚佛法的輝煌旅程，安然圓寂。上師的首要弟子赤欽·阿旺喬丹(即著名的熱振活佛的第一世，做過第七世達賴的經師，也出任甘丹赤巴)等在貢唐寺前的玉原坪將上師法體火化。“圓寂”，是佛教對於僧尼逝世的一種美稱，是“涅  磐”的異名，“般涅磐”的略稱，意為“圓滿”、“寂滅”。佛教認為，涅磐寂靜，是智慧福德圓滿成就，永恆寂靜，超脫生死的最安樂境界。《釋氏要覽》中說：“釋氏死，謂涅磐、圓寂、歸真、歸寂、滅度、遷化、須世，旨一義也。”
　　根敦彭措一生，潛心學法，名貫三藏，知識廣博，法行高潔，培養了一批有名的弟子，除阿旺喬丹外，還有白噶增巴(即六世達賴益西嘉措)、下密院堪布根敦隆珠、郭莽阿奢黎 羅桑丹曲、第巴羅頓珠(即拉蔔楞寺第四位賽赤德哇倉的一世)等。尤其是他的後半生，正處於西藏歷史上戰亂頻仍，上層鬥爭激烈的大變動時期，大師虛懷若谷，處變不驚，對所有一切不分親疏，不偏不倚，穩若須彌，成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兩方面業績卓著，被朝野尊之如寶冠，為後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拉蔔楞寺從西藏隆重迎請第二世貢唐倉·丹貝堅贊返裡。此後，曆世貢唐倉師成為拉蔔楞寺四大賽赤之首

　　藏傳佛教格魯派有六大宗主寺院，其中四座在西藏：拉薩的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後藏日喀則的劄什倫布寺。另外兩座在安多藏區：青海省湟中縣宗喀巴誕生地的塔爾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拉蔔楞寺。
　　創建拉蔔楞寺的是第一世嘉木樣華秀·俄項宗哲。
　　俄項宗哲屬藏族董氏十八支系之一的華秀族。據《安多政教史》記載：華秀三部之一的格班族原居住在黃河上游，華秀萬紅與阿柔萬德的女兒成親時，華秀萬紅在帳篷裡陳列了盔甲武器，以示隆重。阿柔萬德卻認為不禮貌，當場鬥毆，阿柔萬德的兒子不幸被打死，阿柔萬德便集兵把華秀萬紅趕走。華秀萬紅率部遷居到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有趣的是，一世嘉木樣與一世貢唐倉不僅出生於同一年：藏曆第十一饒迥土鼠年(西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而且在同一天：農曆正月初八日。不同的只是一個在甘加哇代部落，一個在瑪曲縣則衛香秀部落。這也許就是兩位大師日後在拉薩求法期間結為師徒，並成為拉蔔楞寺兩位至尊的緣份吧！
　　一世嘉木樣俄項宗哲7歲學經，13歲出家為僧。21歲赴西藏哲蚌寺郭莽紮倉學法。他雖家境貧寒，但勤奮好學，聰慧有志，入藏求法前曾立誓：“我去拉薩，一定要學業有所成就，若中途而廢，請地方神消滅我。”到拉薩後，赴各寺朝禮禱告，相傳他朝拜文殊菩薩金像請求保佑學業進步時，文殊菩薩含笑接受了他獻的哈達，俄項宗哲因此有“嘉木樣協巴多吉”之稱，“嘉木樣”藏語意為“文殊菩薩”，“協巴”為“笑”意。嘉木樣尊號由此而來。
　　正是憑著堅強的毅力和對佛的一片赤誠，一世嘉木樣博覽經卷，慎思明辯，很快享譽拉薩，33歲時就開始收徒傳經。53歲時，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以哲蚌寺郭莽學院眾僧之意，請他出任郭莽紮倉堪布。他連任八年，作風清高，秉性慈善，學問淵博，精通顯密二宗，深得僧眾的敬仰。他與藏王桑結嘉措往來密切，拉藏汗與桑結嘉措發生衝突時，六世達賴派三大寺堪布出面調解，他是三大寺代表之一。許多著名的高僧 和活佛是他的弟子：一世貢唐倉·根敦彭措、拉藏汗所立達賴益西嘉措、藏王頗羅鼐、大呼圖克圖土觀二世卻吉尼瑪等。他與他的大弟子根敦彭措，同為五、六世達賴期間西藏政教界的著名人物。
　　1709年，正是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的吉祥之年，嘉木樣大師接受青海和碩特蒙古前首期黃河南親王察罕丹津的多次邀請，從西藏返回家鄉興建拉蔔楞寺。親王向大師敬獻了金曼陀羅(梵語意為“壇”、“壇場”)、牛、馬、羊、綢緞以及大量珍寶用具，並獻出自己的屬民500戶做為寺院的“拉德”(意為“神民”，即香火戶)。額爾德尼台吉(蒙古族貴州封爵的名稱)也獻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屬民作“曲德”(即“教民”)。在河南蒙古親王的大力支持下，嘉木樣大師選定大夏河畔的紮西旗灘(今夏河縣城)為寺址，於1711年首先建成八十根柱子的大經堂，1714年建成嘉木樣大囊(府邸)，1716年修建續部下學院(系密宗學院)。大經堂建成的那一年，達賴益西嘉措冊賜嘉木樣“郭莽額爾德尼諾門汗”的封號及傘蓋，大大提高了嘉木樣及拉蔔楞寺的宗教地位。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康熙皇帝又頒賜72歲的嘉木樣“扶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汗”金敕金印，並准許穿黃馬甲，進一步在政治上給嘉木樣及拉蔔楞寺以極大的支持和合法權力。
　　生於1728年的第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以清明能幹、博學多才聞名藏傳佛教界。他于1754年26歲時赴西藏學經，取得“格西”學位，31歲被西藏地方政府授予“具善明教班智達諾門罕”的敕印，並贈送堪布服飾、傘蓋、樂器等全套用具。1759年返回拉蔔楞寺後，積極在青海等地擴展拉蔔楞寺的影響，他在擔任本寺總法台的同時，又先後兼任青海塔爾寺、佑寧寺等寺的法台。1768年，他接受青海烏都斯王的敦請，赴東蒙49旗講經傳法。之後取道前往北京，會晤了清朝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1772年返回拉蔔楞寺後，被乾隆皇帝封為“扶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罕呼圖克圖”的稱號。在這前後，他不僅在本寺內修建了時輪學院和醫藥學院，將原80根柱子的大經堂擴建到140根柱子，可容納3000僧人同時誦經，被乾隆皇帝賜匾“慧覺寺”，而且利用博得的聲望和取得的大量奉獻，在甘、青兩地興修、擴建、修復寺院40余座，作為本寺的屬寺，並通過這些屬寺，控制了所在部落的政教權。所謂拉卜楞寺下屬“一百零八寺”，即由此開始，一百零八是取自佛經一百零八卷的吉語，實際上拉蔔楞寺在以後的發展中，屬寺遠不止一百零八座。
　　這樣，到二世嘉木樣時，拉蔔楞寺的勢力已從大夏河流域擴展到整個甘、青、川邊界地區的安多藏區(包括這一地區的蒙古族地方)，成為顯密經殿齊全，擁有眾多屬民和屬寺的格魯派著名寺院。此後，經歷代嘉木樣、各大賽赤、學者們的苦心護持，以及藏蒙等各民族能工巧匠的智慧創造，拉蔔楞寺發展成為占地1000多畝，擁有6大學院、48座佛殿，各大活佛、堪布囊欠31院，以及嘉木樣別墅、印經院、講經院、經輪房、普通僧舍、各種佛塔在內的龐大的藏、漢式建築群，成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僅大小活佛，解放初期就有近百名，其中具有賽赤佛位的有六位：貢唐倉、薩木察倉、火爾藏倉、德瓦倉、喇嘛尕若倉、阿莽倉。通常所說的四大賽赤，即指前四名，而真正擔任過甘丹赤巴的是前三名，貢唐倉為他們之首。
　　早在1709年一世喜木樣離開西藏回原籍建寺前，他與他的弟子根敦彭措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共同發願，嘉木樣囑託：“我要在安多地區建立一寺，以後管護與否全在你們。”在一世嘉木樣創建拉蔔楞寺的過程中，根敦彭措正在西藏擔任弘揚教法的重任，無暇返回故里。協助嘉木樣護持拉蔔楞寺的責任，自然落在後世貢唐倉大師的肩上。值得稱道的是，歷代貢唐倉大師信守一世嘉木樣大師的這一重托，始終一貫竭誠協助曆世嘉木樣大師，為拉蔔楞寺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藏曆第十二饒迥火羊年(西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第二世貢唐倉大師阿旺·丹貝堅贊誕生在拉薩達孜縣，3歲被奉迎到貢唐寺，5歲剃髮出家，學習經文，並在郭莽阿奢梨(密宗導師)羅桑丹曲座前聆受教法。1735年，當七世達賴噶桑喜嘉措從暫居的西康泰寧返回西藏途中，9歲的丹貝堅贊前往迎接，受到達賴喇嘛和代表雍正皇帝看視達賴的大國師章喜呼圖克圖的讚譽。
　　按照藏傳佛教的慣例，上世活佛圓寂後，經過念經祈禱，第二年即可降生。但丹貝堅贊出生已是根敦彭措圓寂3年後，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一段故事：相傳根敦彭措大師在世時，有一戶人家對他特別信仰，一直虔誠地供養上師，人們就說這家人如果生有男孩，必定成為根敦彭措上師的轉世。根敦彭措圓寂的那一年，這家的主人果然懷了孕，人們歡天喜地地期待靈童降生。不料有一戶供奉著毒神的人家，他們給毒神供奉的酒一樣的東西，發酵膨脹後液體溢出了罐外，藏俗認為這一現象不吉利，毒神會毒死他全家人。但如果把有毒的東西給別人吃了，他家便可安然無羔。這被認為有毒的東西不知怎麼被那家懷孕的女主人吃了，因為胎中中毒，男孩生下不久便夭折。後來這位母親第二次懷孕才生下丹貝堅贊，這時雖離根敦彭措上師圓寂已經3年，但虔信的人們仍認定這位靈童為根敦彭措上師的轉世。
　　1736年，丹貝堅贊10歲。在拉蔔楞寺德瓦倉和賽倉活佛的敦促下，黃河南親王福晉(妃子)南嘉卓瑪派達爾罕台吉等進藏迎請丹貝堅贊返裡。藏王頗羅鼐稟明五世班禪後允准，七世達賴賜給一尊無量壽佛像、堪布器物等豐厚的禮品。
　　11歲20歲之間，丹貝堅贊在拉卜楞寺潛心學習顯密二乘教理和文化課程，在遍學顯宗學業的同時，拜數位金剛阿奢梨為師，聆受多種本尊灌頂和隨許，幾種生圓次第的解說和傳授，精通了密乘之學，還拜師學習詩律、曆算、醫學。丹貝嘉參以其謙恭謹慎、苦學不倦的精神，聲名日隆。
　　1746年，19歲的丹貝堅贊前往四川阿壩年孜寺，由根敦彭措的心傳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親教師和規範師，為他授近圓戒(即比丘戒，7——10歲授沙彌戒)。在傳授勝樂灌頂(灌頂即賜予所修本尊神的權力)時，阿旺曲沛將他的老師根敦彭措賜予的拉然巴的骨飾(修行密宗時所穿的法衣，最早用人骨做成，後來講究的用象牙做成，為修持法器)悉數給丹貝堅贊戴上，高興地說：“現在總算物歸原主了！”1748年8月，任舉曼紮倉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規範建立文殊金剛大輪、時輪等儀規，並新建了貢唐白樓。
　　1752年，丹貝堅贊出任拉卜楞寺主管全寺宗教事務的第五任總法台，這一年他25歲。當年，他還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榮譽：七世達賴噶桑嘉措頒賜他的文書，“西熱蓋特諾門罕”(法台、法王的意思)的封誥及堪布衣飾用器。任總法台期間，他建樹很多，教法事業蒸蒸日上，四方信眾紛至遝來。1754年，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第二次赴藏求法，他應僧眾的請求，再次出任拉蔔楞寺第八任總法台，主持教學，升座講經。辭去總法台後，住錫在拉蔔楞寺北山后新建的益噶曲增靜修院，勤奮苦修瑜珈，並向前來求法者傳授灌頂、教敕和隨許。
　　二世貢唐倉丹貝堅贊從拉薩來到夏河，不僅開始了歷代貢唐倉以其甘丹赤巴的最高佛位竭誠護持拉蔔楞寺的新歷史，成為拉蔔楞寺地位幾乎與寺主嘉木樣相當的賽赤大活佛，而且由於在藏、川、甘、青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清政府選為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
　　呼圖克圖，是蒙古語“有壽者”、“化身”之意，是清政府在達賴、班禪之下選封的大活佛。中國藏傳佛教不僅是藏、蒙等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且受到明清兩代政府的崇信，尤其對其高僧活佛，更是優禮相待。僅明宣德十年，藏傳佛教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國師、喇嘛就達690名，一些法王享受的待遇與王者不相上下。清代時，對高僧活佛更加推崇，順治入關做了皇帝後，就特地派人到西藏問候達賴、班禪。西元1652年，順治帝又派大臣前往西藏，請五世達賴來北京，並特地為他修建了黃寺。五世達賴到京後，順治皇帝在太和殿為達賴洗塵，賞賜黃金550兩，白銀1。1萬兩，大緞1000匹及許多珠寶、玉器、駿馬。
　　到康熙年間，五世達賴的弟子二世章嘉活佛阿旺卻丹因成功調解喀爾喀蒙古紮薩克圖汗和土謝圖汗的糾紛，被康熙皇帝請到京師弘揚佛法，並請他擔任四阿哥(即後來的雍正皇帝)的老師。康熙四十四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為大國師，常駐於北京的蒿祝寺和內蒙多倫諾爾的匯宗寺。富有傳奇色彩的第三世章嘉活佛，雍正皇帝時被請到北京，自幼與乾隆皇帝同窗，不僅與乾隆帝情深意篤，而且常常被乾隆受命于危難之時，奔波在大漠南北、蔥嶺內外、雪域高原，參與解決了當時的許多民族、宗教問題，為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做出了重要貢獻。京城內外的百姓對他的崇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每當看到章喜活佛所乘的黃車過來，人們爭相把手絹鋪在地上，讓車輪從上面滾過，以此作為福運。章嘉呼圖克圖與主持外蒙宗教事務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當時清朝最大的兩位呼圖克圖。
　　二世貢唐倉有幸成為清政府所封的呼圖克圖，是在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當時達紮濟仲活佛圓寂，乾隆皇帝傳諭代表清政府在西藏認定八世達賴的三世章嘉國師：“選一位好喇嘛以代替達紮濟仲。”章嘉國師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轉世學識廣博、性情溫良，堪當此喇嘛之任。”丹貝堅贊大師奉旨于這年四月啟程，途經青海塔爾寺、佑寧寺，內蒙阿拉善、鄂爾多斯等地，前6月18日抵京，19日覲見皇帝。乾隆帝讓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師面前參拜。閏6月13日，為皇帝做祈禱法事，皇上賜給狐裘、羯磨念珠、大緞、以及黃緞坐褥、靠墊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駕時，乾隆帝傳諭；“貢唐呼圖克圖不必跪拜。”以後又特製“貢唐呼圖克圖免禮牌”立于宮禁。
　　北京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藏傳佛教寺廟“雍和宮”，是清代皇室成員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是在乾隆皇帝和章嘉國師的直接倡議下，由皇庫直接撥款興建的。1759年，丹貝堅贊任金剛阿奢梨(導師)，為雍和宮新建的三世佛像開光，在京期間，每次覲見，都深受皇上的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嫺熟朝章禮儀的大臣驚訝不已。從此，赤欽·貢唐倉進入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列，雍和宮至今還保存著大師的寢舍。
　　這年冬天，丹貝堅贊不幸身梁時疫。乾隆皇帝派太醫前來視診，章嘉國師回京後也遵旨親自做禳災法事，均無效驗，于藏曆十二月初三日圓寂，時年平33歲。鐵龍年(1760年)，貢唐倉大管家根敦智華將大師的靈骨舍利從京城奉迎到拉蔔楞寺。水馬年(1762年)，二世嘉木樣大師為其靈塔隆重開光。
　　第二世貢唐倉大師丹貝堅贊大師一生，潛心學法，學識淵博，法行謹嚴，致力於拉蔔楞寺的教學和護持，兩度出任總法台，聲名卓著，以後奉旨入京，備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更大的抱負。
　　然而*輪常輪，佛光永照。貢唐倉大師在人間弘揚教法的事業，卻
　　生生不息

　　一團火球自天而來。耀眼的光芒中，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久美·丹貝旺旭降生

　　時輪飛轉。第一世貢唐倉大師根敦彭措開創的弘法教業，經歷二、三、四、五世貢唐倉大師的發揚，傳到了第六世。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八日，第五世貢唐倉大師嘉樣·丹貝尼瑪圓寂。五年後，拉蔔楞寺根據慣例尋訪五世貢唐倉的轉世靈童。
　　“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不同於其它宗教和別的佛教支派的最為獨特的方面之一。作為法位繼承的一項宗教制度，它來源於佛教的“三身說”理論。所謂“三身”即“報身”、“法身”、"化身”。佛教認為，“報身”時隱時現，“法身”不顯，“化身”則隨機體顯現。一各有成就的正覺者，在他活著的時候，即可有若干個“化身”，在各地行化，“利濟眾生”。當他圓寂以後，靈魂便轉移、化身為另一肉體的人。
　　活佛轉世制度創立於西元13世紀，最早起源於噶舉派中的噶瑪派。在此之前，藏傳佛教各派的傳承，有的採取家族世襲，有的師徒衣缽相傳。曾經於1265年——1354年管理西藏地方政權達89年的薩迦派，就是後藏昆氏家族創立的一個教派，為了鞏固其家族統治，該教派首領就在貴族中按世襲制傳承。西康僧人堆松欽巴對噶舉派學說有獨到的見解，並建立了自己的學院廣授學徒，自創了噶瑪噶舉派。他於1193年去世後，信徒們把1204年出生，幼年出家學經，對噶舉派教義有很深造詣的噶m巴希推崇為堆松欽巴的轉世繼承人。從此，活佛轉世制度開始出現。
　　1256年，噶m巴希會見了元憲宗蒙哥，蒙哥賜他金邊黑帽一頂，後世便稱這一派為噶瑪噶舉黑帽系。1283年，噶m巴希圓寂時，傳法位於弟子鄔僅巴並遺言：“拉雜地方，必出一黑帽系者，乃至未來之前，汝當代理一切。”說完把一頂金緣黑帽戴在鄔僅巴頭上。鄔僅巴取法名讓迥多吉，繼承了噶m巴希的法拉，稱為噶瑪噶舉第三世活佛。西元1333年，讓迥多吉受元帝國皇室的邀請，赴京參加了元順帝的登基典禮，受到元朝的青睞，噶舉派遂於1354年推翻了“薩迦政權”，建立了“第司政權”。當讓迥多吉第三次上京訪問時，不幸染病圓寂，臨終留下遺言說：自己將在西藏的工布地方轉世。他的弟子據此並根據多種跡象和徵兆，在工布地方尋訪確認了他的轉世。使其成為黑帽系第四代住持。
　　自此以後，藏傳佛教各派竟相仿效。格魯派在宗喀巴主持教務時，原實行座主制。隨著形勢的發展，格魯派的首領們首先改變了以往各教派只是單純依賴某一個地方勢力的做法，與各地方封建勢力廣泛建立聯繫，以爭取整個藏族和蒙古族地區的支援。到了十六世紀，格魯派勢力發展到阿裡、西康、青海、甘肅、四川等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寺廟集團，而這個集團又以拉薩哲蚌寺的勢力最為強大。1542年，擔任哲蚌寺第十任赤巴(同時兼任沙拉寺第九任赤巴)的第二世達賴根敦嘉措圓寂。1546年，哲蚌寺僧眾從堆龍德慶地方找來了年僅3歲的索南嘉措作為前世寺主根敦嘉措的“轉世靈童”。這樣格魯派在宗喀巴圓寂100多年後，正式開始了活佛轉世制度，並形成了達賴、班禪兩位最高的活佛轉世全系。達賴從第一世到現在，經歷了14世。班禪從第一世到現在，經歷了11世。
　　活佛轉世作為一種有效地避免傳承爭奪、防止教區和寺院的權力壟斷在某個家庭中的禮制，它玄妙、神秘，有一整套複雜而嚴密的儀程。
　　活佛有高低大小之分，一般活佛的轉世常常根據前世活佛圓寂前預示的徵兆(如出生方向、地點等)，經寺院有地位的寺主、大堪布等降神、抽籤、算卦，如占卜結果與前世活佛的預示相一致，便根據指點的方向去尋找。
　　對於達賴、班禪及一些有影響的大活佛的轉世由乃穹降神、喇嘛占卜，或去聖湖看顯影，以探求靈童產生的具體地點，其家庭的某些特徵、父母姓名及靈童誕生必有的奇異徵兆。如若尋訪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還必須由拉薩三大寺的活佛、僧官到拉薩東南方向曲科甲地方的聖母湖看顯影，大堪布先向湖中拋撒哈達和寶瓶、藥料等物，在湖畔誦經祈禱，然後向湖內觀看靈童轉生地方的村莊幻景，並將看到的影像詳細圖畫，作為尋找活佛轉生地的根據。這樣以後，便派出很多活佛、堪布和政府官員按卜卦的方向和聖母湖的顯影分路去尋訪靈童。靈童尋訪到後，取前世活佛生前最常用的器物，與相同形狀和數量的其它器物真偽相混，讓靈童辯認。如果靈童拿取的正是前世活佛用過的器物，就認為該靈童正是前世的轉世。有時尋覓到條件相似的數名兒童，就要通過抽籤、抓面丸或金瓶掣簽來確定。
　　金瓶掣簽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為了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保持公道，防止舞弊，清朝特賜一金瓶，用於對達賴、班禪及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大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此瓶保存在拉薩。這一制度明確規定：確認達賴、班禪轉世靈童時，必須邀集四大護法王、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舉行金瓶掣簽認定儀式：將所尋訪到的數名靈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象牙做的簽牌上用紙包好，投進金瓶內，各大活佛和全體喇嘛一同誦“金瓶經”。之後由駐藏大臣起立向東磕頭，然後用金箸在瓶內攪三匝，箝出紙包，打開來看，簽牌上寫的是誰，誰就是轉世靈童，最後上報皇帝，由皇帝批准繼位。假如找到的靈童只有一名，也要將一個寫有靈童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進瓶內，如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而要另外尋找。有時一位活佛的轉世靈童需經幾路尋訪數年，才能確定下來。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作為藏、川、甘、青及國外均享有很高威望的大活佛，他的出生和被尋訪確認，充滿了神秘色彩。
　　藏曆第十五饒迥火虎年(西元1926年)正月十三日淩晨，第六世貢唐倉大師誕生在今四川省若爾蓋縣。他的父親為轄美土司久美道吉，母親名完噶吉。湊巧的是，他並不是降生在自己家裡，而是被回娘家的母親生在舅舅熱合東土司家。
　　這個嬰兒出生時便與眾不同。星命佔有四寅：寅年(1926年)、寅月(正月)、寅日(十三日)、寅時(淩晨五點)。更奇的是，相傳他出生的那一刻，天降火球。淩晨，兩個傭人出去擠牛奶，突然看見對面的山頭上滾下一個大火球，那火球在空中飛快地飄動，眨眼間便落在門前的煨桑(一種祈禱形式，用松柏枝燃起靄靄香煙，用以敬奉天地諸神)臺上，噴射出紅紅的火焰。傭人又驚訝又害怕，扔下奶桶跑回來，連說帶比劃講給大家。家裡人跑出去看時，火球還在煨桑臺上呼呼轉動，光焰四射。不一會，火球又飛起來，飄到房頂，不知怎麼地，轉眼間便進入房子，漆黑的屋裡刹時亮如白晝……就在這時，孩子出世了。第二年，這名在奇異的情景中出生的孩子被若爾蓋赤哇噶欽巴賜名班欽嘉，意即班禪保佑的意思。
　　1930年，班欽嘉4歲。這一年，五世嘉木樣丹貝堅參主持了尋訪五世貢唐倉轉世靈童的儀式，以確定靈童轉生的方位。拉蔔楞寺具有賽赤、堪布地位的活佛及喇嘛、所屬寺院、部落的代表參加了這一隆重的儀式。先將寫有東、南、西、北字樣的紙條包在面丸之中，又將面丸放進金瓶，密封後供奉在前世貢唐倉的舍利靈塔前。之後，全體活佛和喇嘛在大經堂誦經祈禱，第二天當眾啟封搖瓶，一面丸躍出，落到鋪在黃緞的盤中，打開一看，蔔算指示的方向是南方——四川西部毛爾蓋一帶。
　　於是，寺院派出貢唐倉五世的管家金巴賽多喇嘛帶領一些僧人，前往毛爾蓋一帶尋訪轉世靈童。他們風餐露宿，一路經過黑錯(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阿木去乎、碌曲、貢巴等許多地方，來到甘川交界的若爾蓋熱合東部落。當地牧民告訴金巴管家一行，熱合東土司家有個4歲的男孩，長得俊秀、聰明，並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出生時的奇異徵兆。
　　喇嘛聽後一陣激動，馬上意識到這個男孩可能就是他們千辛萬苦所要尋找的靈童，便很快來到土司家。熱情的土司把遠道前來的客人們迎進房中，恭敬地端上酥油奶茶。但當金巴喇嘛說明來意時，土司卻立刻搖頭說，他家沒有男孩。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熱合東土司家沒有男孩，在妹妹完噶吉快要生育時，土司把她接回娘家，打算如生個男孩，就留給自己。後來孩子出生時又顯現異常徵兆，人們都說將來肯定是個大福大貴之人，他更是喜歡得不得了，心裡捨不得。二是這孩子雖在他家，但真正說起來卻不是他的孩子，他不能私自做主，因而推託否認。
　　喇嘛們見土司說得十分肯定，又看他家確實沒有男孩(這天班欽嘉到屋後的山上玩耍去了)，只好離開土司家，繼續上路去瑪曲縣尋訪。
　　在行至一個水草豐美、名叫布熙錯(鹿羔湖)的地方時，碰見一個手拄拐杖的長須老人，領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從湖畔迎面走來。看到喇嘛們認真打量小孩，老者便問：“你們是不是在尋訪貢唐倉活佛的轉世靈童？”喇嘛們驚訝地反問：“您怎麼知道？”老者從容不迫地回答：“你們一到這裡，草原上就傳開了，聽說熱合東土司家有個男孩，你們去看看吧。”喇嘛們向老者講述了去土司家的情況。老者聽後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你們再去就會見到那個孩子，其中的緣故土司會向你們解釋。”
　　喇嘛聽後半信半疑，但為了慎重，謝過老者後還是調轉馬頭往回走，等回頭望那老少二人時，早已不見了蹤影。虔信神靈的喇嘛們預感到可能是神在顯身指點，便策馬直奔熱合東土司家。
　　進了家門，喇嘛們果然看到有個男孩。看見幾位身披袈裟的陌生人進來，他毫不避生，用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喇嘛們也認真地看視這個不同尋常的男孩：只見他皮膚白淨，高鼻大耳，面容俊秀，十分惹人喜愛。深懷歉意的熱合東土司告訴喇嘛們：“這孩子是轄美土司寄養在我家的。”金巴喇嘛一邊向土司詢問男孩的名字、年齡、出生時的情況，一邊從馬褡褳裡拿出糖果、葡萄乾等許多東西，招呼小男孩來吃。班欽嘉落落大方地走過來，把金巴喇嘛放在他手心的淡綠色葡萄乾一粒粒送進嘴裡，那甜甜的、酸酸的味道是那麼好吃，他高興地吃個不停，同時對這位給他葡萄乾吃的金巴喇嘛產生了好感，坐在了他的身邊......
　　60多年後，當大師回憶此情此景時，幽默而感慨地說：“我是他們用葡萄乾哄來的。”
　　的確，小時候的班欽嘉和草原上別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他在牧區，喜歡藍天、白雲、牛羊、馬群，餓了吃牛羊肉、糌粑，渴了喝酥油茶、優酪乳。和小夥伴在一起，盡情嬉戲於綠毯般的草地，白雪皚皚的山腰，清流潺潺的溪水邊。他生在熱合東部落，一直由外祖母和舅母撫養，很少見到草原以外的人，甚至連生身母親也是在他3歲時見過一面。那一年郎木寺的一位活佛來到熱合東土司家念經，他的父親和母親聽說後也來了，外祖母指著她的女兒對孫子說：這是你的母親。那時他畢竟太小，又沒有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因而他記憶中的母親，除了白白的牙齒，亮亮的眼睛外，其他一切都很模糊。對外祖母，他倒懷有特殊的感情。他長大後才知道(那時他已成為萬眾敬仰的活佛)，他的外祖母還是一位漢族姑娘呢。據說有一年，四川松潘一帶受了大災，許多窮苦百姓出外求生。有一戶張姓人家逃荒到了若爾蓋的熱合東部落時，年輕的土司看上了那位雖衣衫襤褸，卻端莊清秀的姑娘。一經說合，漢族人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土司家給了一些糧食和財物算作彩禮。這位漢族姑娘，就是班欽嘉的外祖母。
　　1931年2月11日，第五世嘉木樣在釋迦牟尼佛像前問卜，正式認定班欽嘉為第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的轉世。從此，他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不再是草原上與牛羊為伴，以帳篷為家的普通的藏家孩童，而是萬眾敬仰的活佛了。
　　先是拉蔔楞寺院派來的僧俗人員，為他在舅舅家的旁邊搭起了嶄新的大帳篷。這帳篷作為他被迎請到寺院的臨時“行宮”，裡面鋪了厚厚的毛毯和墊子，外面掛滿了紅、黃色的經幡。白雲、藍天之下，輕風吹動著印有佛經咒文的經幡，每擺一次，便向天地之神傳達一遍經文......喇嘛們向他獻上哈達、袈裟、卡墊，薛敬地把他迎進帳篷，吃飯、穿衣、洗漱等生活起居，開始由喇嘛專門侍候。
　　之後便是無數的信民絡繹前來朝拜。喇嘛們教他坐在活佛專用的卡墊上，接受人們敬獻哈達，頂禮膜拜。虔誠的人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哈腰低首走進帳篷，跪在他的面前，他按喇嘛的指點伸出小手，給跪拜者摩頂祝福。開始他感到好奇，後來習慣了，只覺得摸一天下來，手臂十分酸痛。大師回顧說：“其實這最初的活佛生活並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使我難忘的是換衣服。那是農曆二月，草原上還是一片冰天雪地，喇嘛們脫下我原來穿的皮襖，給我用冰水沐浴，冰得我渾身發抖，直到給我換上從寺院帶來的黃緞新棉袍。
　　六月六日，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首次講經的紀念日。在這之前的六月初四，拉蔔楞寺派四大賽赤之一的德瓦倉活佛帶人專程來到熱合東部落，誦經之後，給靈童正式穿上了紅豔豔的小袈裟，但見他眉清目秀，舉止沉穩，儼然一副活佛的儀態。
　　按照藏傳佛教儀規，靈童認定後，寺院要給予其生身父母贖價(即撫養費)，數目依活佛大小而不同。以前，拉蔔楞寺院賽赤贖金650元白洋，堪布450元白洋，法台銜350元白洋。班欽嘉被認定為靈童後去了轄美部落，在撫養費的問題上，轄美部落和熱合東部落間發生了爭執：兩部落都說靈童是自己的。當然他們絕非為爭650元的撫養費，而是為了榮耀和將來為大師所要承擔的義務。這一小小的“插曲”，最後以寺院向兩家都給了撫養費而圓滿解決。

　　5歲靈童登席繼位。隆重、盛大的迎接儀式、坐床大典，轟動甘青川草原

　　1931年農曆九月中旬，五世喜木樣丹貝堅參派拉蔔楞寺四大賽赤中的薩木察倉、德瓦倉兩位活佛，率領近百名僧侶來到轄美部落，隆重迎接五世貢唐倉的轉世靈童進入拉蔔楞寺。
　　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活佛是至高無上的。他們的轉世，是整個教區乃至全藏區的重大事件。德高望重的貢唐倉活佛的轉世要被拉蔔楞寺院迎請回去，這對於甘川交界，尤其是若爾蓋12個部落的草原人民來說，是一生中難得遇到的一件大事。
　　靈童的帳篷周圍，插滿了經幡、五彩旗幟，桑堆不熄地燃燒，香料柏枝特有的芬芳沁人心脾，嫋嫋的藍煙彌漫空中。各部落的民眾穿戴一新，屋頂豎起簇新的經幡，鄰近部落的牧民帶著禮品，扶老攜幼，聞訊早早趕來，生怕錯過了這一吉祥的喜事。
　　九月裡，草原還是“容光煥發”的時節。茂密的綠草如華美的綢緞，金黃、豔紅的野花星星點點，恰如綴在上面的圖案。看不見蹤影的鳥兒起勁地鳴囀，清麗悅耳。白的羊兒，黑的犛牛，一群群)冊讜洞近處的≥地上，d嘞械爻?棥ｑ妨愕奶煒誏薜猛該鱴蟛菰讜緋課?8的陽光BO透出勃?生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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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靈童到達拉蔔囅寺。整鈣夏河v刑諏耍⊥?D寺院的路上，噬萬名群眾夾道迎接。這些從各個部落風餐露宿，騎馬趕來的虔誠的牧民們，看見佛轎到來， 對兜貫衙薄⑼潯、托袖跪皏，無蕿的哈達簯佈施拋撒過來，寄託著他們對活佛的?限熱和期望仯寺院外面，拉蔔撈寺全體?嘛隆重迎候，和著宏亮的誦經聲、鼓聲、鈸聲、號角聲響徹峽谷......
　　靈童在莊嚴的氣氛中下轎。喇嘛們簇擁他進入貢唐拉章(主管活佛府邸及活佛有關事務的機構)，稍事休息後，被請到活佛府邸的經堂(禮堂)，坐到了前世貢唐倉大師坐過的高大法座上。拉蔔楞寺具有賽赤、堪布及側席(大經堂集體誦經時，坐在中排左右的，稱側席地位)地位的活佛們，首先魚貫而入拜見靈童，隨後是大小喇嘛和群眾代表晉見跪拜。五世嘉木樣先派來代表，獻了哈達。
　　拜見儀式持續了很長時間，從中午開始一直到太陽落山。人們為靈童敬獻了豐盛的禮品，表示五穀豐登的“迭卡”，意指盛有13種糖果食品的大盤，如葡萄乾、核桃、紅棗、柿餅、桂圓、荔枝等，品種越多越顯得尊貴，最多為13種，最少為兩種。由於藏族地區不出產這些東西，呈現13種“迭卡”被視為最珍貴的禮物。頭尾俱全的熟羊(俗稱全羊)、大塊的酥油以及成群的馬匹、羊只這些牧區的特產更是不計其數。拉卜楞寺的根本寺主青海河南蒙旗親王等專程送來了成匹的氆氌(藏區常見的一種衣料，用彩色毛線手工織成)、綢緞、銀元等。曾經肆虐拉寺，被甘南藏族人民視為仇敵的國民黨青海省主席馬麒也派代表送來銀元、綢緞、玩具等賀禮。囊欠的喇嘛事先油炸了許多長油餅(藏語叫‘熱米熱巧’)，凡來拜見的男女老少每人贈送5個，以示答謝。
　　九月二十二日是佛教界的重要紀念日，即佛祖釋迦牟尼下凡日。寺院選定這一良辰吉日為五世貢唐倉轉世靈童舉行登席繼位(俗稱‘坐床’，其實不是床)大典。寺院中心的大經堂裡，閃爍數千盞明亮的酥油燈，氤氳的香煙繚繞其中，幾千喇嘛身著嶄新的袈裟，盤腿坐在卡墊上，頭戴法帽(形同雞冠)的大小活佛就位於各自的座位上，薩木察倉、火爾藏倉兩位賽赤活佛攙扶靈童坐在嘉木樣座前的位置上。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活佛、喇嘛們齊聲誦經。靈童向佛祖釋迦牟尼、藏族先祖松贊干布、宗喀巴等各教派傳承師祖敬獻哈達。從這一天起，班欽嘉正式成為第六世貢唐倉活佛，可以啟用前輩活佛的大印了。
　　活佛坐床是一樁重大事件。為慶祝六世貢唐倉活佛坐床，拉蔔楞寺教區內的大小寺院，舉行乘布大會、念經祈禱。各界舉行歌舞活動，向活佛獻禮、頌辭。牧民們載歌載舞，進行賽馬和射箭比賽，以祝禱吉祥。在這些慶祝活動中，最盛大的要算寺院誦經三日後於二十九日舉行的九月大法會。
　　這一莊嚴的禳災法舞是由拉蔔楞寺主要研究密宗喜金剛的生起和圓滿次第之道，兼修天文、曆算、藏文文法、正草書法、音樂、法舞等的喜金剛學院主辦。這種跳神舞起源於八世紀中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派大臣到印度迎請蓮花生祖師來吐蕃傳法，在西藏山南建起藏傳佛教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相傳蓮花生為調伏惡鬼，在所行儀規中率先應用了這種象徵佛法形象的鬼神舞，經過後世宗教大師們的相繼改進和規範，作為宗教儀規，世代傳承了下來。
　　法會這一天，六世貢唐倉在喇嘛們的服侍下，早早地起床、洗漱，吃過飯便來到嘉木樣大囊的圖丹頗章宮，坐在樓上前廊他的專座上，興致勃勃地觀看法舞表演。樓下開闊的廣場上，著紅色袈裟的喇嘛們，蹬皮靴、戴禮帽，袍子鮮豔、裝飾華麗的男女牧民，密匝匝圍一個半圓形。場地邊，擺放了象徵地、水、火、風的三角叉，坐著20多名喇嘛組成的樂隊(其中6名鼓手，8名吹長筒喇叭)。
　　震撼人心的法器聲中，6名戴黃臉面具的童子出場舞蹈，揭開了法會的序幕。接著是名叫“載末爾”的土地護法神，戴五頭面具，外繪三晴，身披串滿人骨珠子的鎧甲，左手執旗，右手執矛，前胸系著光閃閃的圓鏡，鏡中央畫著符咒。兩名黃臉、四名紅臉、一名綠臉的“阿雜拉”(侍從)，頭戴三隻眼睛、五人頭的面具，右手執刀，左手執套索舞蹈。這是第一場。
　　第二場的主角是戴綠面水牛頭面具的法王，一手執人骨架棒，一手執一端有鉤的套索。法王的明妃則戴綠頭無角面具，一手執人頭骨碗，一手拿三叉戟。戴有五人頭，黃、紅、藍、綠各色面具，手執大刀的武士隨後。最後出場的是戴鹿頭面具者。這些角色圍成圓圈，法王居中與眾隨從舞之蹈之，次序退場。鹿的出場有特殊的含義，民間視鹿為欲望強烈的動物，但在佛教教義的感化下，它們放棄了動物低級的欲念，具有了高尚的靈魂，皈依佛門，成了佛的忠實護法。
　　第三場，財神北方天王出場。天王紅臉，右手執傘，轉動即落寶，左手執鼬鼠，口中吐寶。他的三名隨從分別拿著匕首、槍、旗、盾、刀，他們盡情舞蹈，表現鎮懾鬼怪的威武。上述各個法王在爐、香、樂器的迎送下輪番出場，旋轉舞動，象徵神的力量。
　　最後一幕，15名戴“黑帽子”(象徵紅教僧)者出場，每人右手拿金剛杵(木頭做的三角形鎮邪法器，上繪圖案)，左手執人頭骨碗。黑帽為六角，每一角畫有人頭，黑頂中心有黑絨球，絨球上依次是人頭骨、金剛、金雲，雲下為六輪。雲代表頭，輪象徵憤怒。跳舞者用黑布蒙口，黑線畫臉，表情憤怒，袍外佩戴人骨念珠，代表經典齊全。這一場舞蹈內容和含義更為豐富。先是黑帽者群舞成圈，兩名持瓶者進入中心，把瓶中“金酒”(鐵、金、銀、銅搗成粉末，再注入酒而成)倒入杯中，再加一些大麥粒，邊舞邊將“金酒”撒出去，前兩次撒向後面的喇嘛和護法，後兩次撒向前面的護法侍從和土地神，以求神明保護佛法。
　　在一陣降妖除魔的舞蹈之後，戴黑帽的首領兩手合掌，口念真言，用短劍砍入黑布上假設的肉體，並割人皮黑包袱之肉分給每一侍僧的骨碗中。法會在集體舞蹈中結束。散場後，各角色還要將祭品抬出去焚毀，才算諸災已禳，諸惡已除。
　　這種沒有歌唱、默劇似的系列跳神舞蹈，完全以不同的面具、法器、法衣區別法力和身份，局外人很難看懂，只有喇嘛和從小在宗教氛圍中長大的藏族同胞，才能領會其中的含義，他們看得津津有味，陶醉其中。你看護法神形象威猛，舞蹈動作舒緩，動態造型強，具有一種莊嚴肅穆的威懾感。鬼怪舞蹈節奏急促，動作淩亂，張牙舞爪，變化無常，給人一種恐懼感。伴隨場上鼓鈸齊鳴，號角聲聲，嗩呐陣陣，極易把觀眾帶入一種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境界。
　　六世貢唐倉坐在高高的樓廊上，以孩子的好奇心認真觀看樓下複雜多變的表演。聽著喇嘛們講解法會的內容及其象徵，他感到又新鮮又奇異。只是五歲的活佛還沒有意識到，他的一生將與這種宗教文化密不可分了。
　　1932年，六世貢唐倉七歲，到了授沙彌戒的年齡。農曆正月初八日，受戒儀式在貢唐“格勒德央宮”(意為吉祥如意的禮堂，帶有高軒的大廳，可坐一二千人。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曾在這裡經常講宗喀巴的“德那木”經文，信徒們便把他講經的地方叫德央，後來安多地區的活佛紛紛仿效，把自己的府邸也稱之為德央。)舉行，由拉科·久美陳勒嘉措任受戒師,後來成為十世班禪經師的桑科·久美倉任規範師。沙彌戒受持３６條戒律，如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妄語、不飲酒、不視聽歌舞、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等。大師在釋迦牟尼佛像前宣誓後，拉科仁波且(仁波且為“尊貴、珍寶”之意)賜給大師法名久美·丹貝旺旭·久紮秀理南嘉，“久美”是受戒師的一個字，“丹貝旺旭”意為“宗教權威”，“久紮”是“無畏之意”，“秀理南嘉”則為“無可比擬之意”。
　　三月，寺院為他選派來毛爾蓋·圖丹喜措作經師，貢唐倉活佛正式開始了３年的學前教育。圖丹嘉措經師５０多歲，具有“多然巴”學位，是當時藏傳佛教界很有名望的高僧，曾被九世班禪曲吉尼瑪請到後藏劄什倫布寺，給他做輔導。這位高僧不僅學識淵博，而且面容慈祥，心地善良，對年幼的貢唐倉活佛十分疼愛，教學時循循善誘，從不厲言厲色。小活佛悟性很高，學習十分用功，不用教師過於操心。功課之余，教師常常讓喇嘛帶他到大夏河對面的禪林裡追逐嬉戲，認識大自然。慈善的圖丹嘉措經師教他藏文，教他佛經，給他講草原和佛經以外的許多事，使小活佛學到了知識，感到了勝似家鄉親人的溫暖。幾十年中，貢唐倉大師與老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人于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９日圓寂，大師悲痛萬分，舉行了盛大的供祭。他一直敬重地保存著老師的骨灰，直到“十年動亂”中他的囊欠被查抄時下落不明。至今，每年的9月19日，大師不管多忙，也要為老師念經、供祭。
　　1935年，9歲的貢唐倉活佛前往四川阿壩他的本寺查理寺，拜見三世安曲活佛嘉樣欽熱嘉措仁波且。查理寺是阿壩州最大的寺院之一，是二世安曲活佛建造的，他後來把它贈送給了他的老師、四世貢唐倉丹貝嘉措。這年11月11日，貢唐倉活佛向拉卜楞寺總法台德瓦倉活佛報到，正式入聞思學院學習。
　　六世貢唐倉活佛從轉世認定到入寺學習這一段時間，正是拉蔔楞寺劫難後不久。
　　1916年，16歲的四世嘉木樣尕藏圖丹旺傑圓寂。十八囊欠之首的阿莽倉任“司薑”(即攝政)後，與掌握財權的“襄佐”(大管家)李宗哲不和，互爭不下，李宗哲(本名為宗哲，李是後來跑青海後所加)控訴於北洋政府行任的甘肅省民政長兼署都督張廣建，張令駐守青海的寧海鎮守使馬麒查處。馬麒先派原在拉蔔楞寺塔哇(寺院附近依靠寺院生活的村莊)駐防部隊中任翻譯的馬壽前往調解，阿莽倉以干涉寺院內部事務為由加以拒絕。馬麒繼派西寧道尹黎丹前往，調解無效。黎丹返回西寧的途中遭到藏民仗擊，幸而脫險。馬麒因而大怒，於1918年6月派他的弟弟、甯海軍玉樹防務支隊司令馬麟率兵1000人趕赴拉蔔楞寺，企圖用武力解決爭端。馬麟部隊在距拉蔔楞寺五六十裡的甘家灘，被阿莽倉佈置的藏兵包圍。馬麒奮戰突圍，馬麒又派出馬海淵、馬騰鳳、馬輔臣等“馬家將”增援。雙方在甘家灘激戰，結果藏兵敗退。馬麒於是進駐拉蔔楞。
　　一月之後，阿莽倉發動阿木曲乎等部落藏兵和青海黃南熱貢部落合攻拉蔔楞，激戰數日，又敗退。這一仗，藏兵傷亡約兩千余人，馬麟部隊死傷二三百人。馬麟乘機縱兵搶掠，寺院和藏民損失很大。11月，馬麟又率4000余兵力進攻阿木曲乎，阿莽倉抵禦不了，逃至歐拉部落，後去世。馬麟縱兵焚燒阿木曲乎寺院，屠殺藏族僧俗男女700餘人，直到阿木曲乎頭人表示屈服，才收兵。根據拉蔔楞寺僧俗民眾的心願，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出任攝政。
　　1920年農曆2月11日，拉蔔楞寺經第九世班禪大師卜算，由攝政貢唐倉活佛找尋，認定1916年出生于西康理塘營官壩彩瑪村黃位中(藏名貢保端主)的第四子為上世嘉木樣轉世靈童。黃位中原為清朝世襲宣撫司，清末四川改土歸流時改授土保正。9月，黃位中全家隨嘉木樣到拉蔔楞寺，五世貢唐倉辭去攝政職務。開始時，馬麒對黃家極盡拉攏，自己不僅與黃位中結拜，還讓他的兒子馬步芳與五世嘉木樣長兄黃正結拜為兄弟，實際上是不想讓黃家掌權。加之駐守拉蔔楞寺的甯海軍經常插手寺院內部事務，多方敲窄勒索，甚至直接侵奪寺院某些職權，黃家與馬麒形成尖銳衝突。後來馬麒增調來60名騎兵駐守拉蔔楞，又在黑錯(今合作)設茶糧局，以甯海軍管帶馬海淵為局長。此舉受到僧俗群眾反抗，藏民趕走了騎兵，迫使馬麒調走了馬海淵。在雙方矛盾日趨尖銳之際，1923年，馬麒又一次以勢強壓，他到達拉蔔楞寺後命令馬麟向拉蔔楞寺宣佈：不許五世嘉木樣家屬參與寺院事務；所屬部落槍支一律收繳，並交出戰馬1000匹；嘉木樣的80名衛士，各繳出長槍一支；向寺院罰銀800秤(折合4萬兩)，罰僧眾每人白銀50兩。
　　命令一經宣佈，立即強迫執行，就邊“佛父”黃位中、“佛兄”黃正清的槍也被收繳。馬麒還逮捕了寺院有關管家和歐拉等部落頭人20余人。面對馬麒的這一橫行霸道，黃家一方面不斷向甘肅軍政當局控告，派僧眾組成代表團赴蘭州要求懲辦馬麒，恢復嘉木樣寺主的權益，另一方面嘉木樣一家不得不離開拉蔔楞寺，出走各地進行宗教活動，同時發動群眾，組織武裝，以驅逐甯海軍。
　　馬麒聞訊，立即先發制人，派馬麟率甯海軍24營，約萬餘人，進攻拉蔔楞。寺院兵分兩路，一路圍攻駐軍，一路迎擊馬麟，雙民發生激戰。終因馬麟兵力強大，黃氏父子不得不率藏兵撤往桑科、黑錯，馬麟部隊一路燒殺搶掠，駭人聽聞。曾經親赴草原調查這一事件的共產黨人宣俠父在他的《西北遠征記》中這樣記述：
　　“西寧的騎兵，突然圍攻拉蔔楞寺，嘉木樣在亂兵中出奔甘邊剛察寺。嘉木樣的父親，漢名黃位中，藏民稱他為‘耶夫’，他當時號召附近的藏民部落，共計五萬餘騎，和馬麒在剛察附近的草原激戰。最初的交鋒，藏民勇悍異常，他們都脫得一絲不掛，裸體持著長矛，奮馬向前直沖，使馬麒的騎兵，受了極大的損失。後因甘督陸洪濤派員傳令雙方暫時停戰，靜候督署察辦。敦厚的藏民，以為督辦既然前來察辦，一切當然可以靜候解決，便漫無防備地屯紮在無險可據的草原上。然而馬麒卻從來沒有將命令不出蘭州的陸洪濤放在眼裡，於是乘藏民毫無準備的時機，促兵進攻。當馬麒的騎兵衝擊藏民的營壘時，許多藏民尚鼾聲呼呼，在睡夢中，驀地被一陣槍聲所驚醒，手足無措地東西亂竄，無抵抗地被馬麒殺了幾千人，其餘的也只好保護著嘉木樣向川邊潰腿退。馬麒的騎兵，於是摧毀了附近藏民的村落，焚燒寺院三十幾座，被殺婦孺共計七千多人。”
　　“馬家軍”這一瘋狂的慘殺，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拉蔔楞寺此後一直控告馬麒，卻如石沉大海，無人主持正義。1924年農曆5月。五世嘉木樣及其家屬借赴蘭州朝拜班禪大師之機，謁見甘肅軍政首腦和知名人士，要求伸張正義，敦促甯海軍撤離拉蔔楞。1925年，黃位中又派九人代表團赴蘭州，呈遞請願書。這時，國民軍總司令兼甘肅軍務督辦馮玉祥所屬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兼甘肅省省長劉郁芬率部進入蘭州，共產黨人宣俠父在其總指揮部政治處任黨務特派員。他在蘭州見到了嘉木樣長兄黃正清，聽了他的控訴後，給予了大力支持，幫助起草控訴馬麒的狀子，又親自深入甘南草原調查，聽取佛、僧和廣大群眾的意見，提出了解決辦法。之後，宣俠父協助印發的《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到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命令馮玉祥處理，馮玉祥讓劉鬱芬查辦。就這樣，在宣俠父等的幫助下，1927年春在蘭州談判訂立了《解決拉蔔楞案件的條件》，決定設立拉蔔楞設治局和拉蔔楞番兵司令部，直屬甘肅省政府，脫離西寧道管轄。肆虐拉卜楞及甘南藏區10年的甯海軍全部撤走。
　　1927年6月，在甯海軍逼迫下出走甘、青、川邊界地區的五世嘉木樣全家遷回拉蔔楞寺。這年嘉木樣五世只有11歲，他從5歲登席繼位以來，經歷了拉蔔楞寺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劫難，一直有寺不能歸，四處奔波，歷盡艱辛。拉卜愣寺和甘南草原遭受的這一巨大災禍，自然是想“滅番禁佛”的馬麒、馬麟犯下的罪行，但與寺院出了李宗哲那樣的不良之徒不無關係。因此當1931年5歲的貢唐倉活佛在繼位典禮後去拜見他時，15歲的五世嘉木樣對這位大賽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早日學成，協助他重振佛門聖地。
　　六世貢唐倉活佛和曆輩貢唐倉大師一樣，沒有辜負僧俗大眾的這一期盼。

 

　　苦修歲月

　　也許是早有預見，抑或是特別偏愛，拉科倉大師為貢唐倉活佛傳授了數百個密宗灌頂

　　1935年，9歲的貢唐倉活佛經過三年學前教育，正式進入拉蔔楞寺最大的聞思學院學經。聞思學院，俗稱“大經堂”，是拉卜楞寺僧人學習顯宗(即佛教哲理)的學院。
　　藏傳佛教格魯派注重顯密雙修，作為格魯派僧人學習根本的顯宗學院，大經堂不僅在拉蔔楞寺規模最大，最盛時僧侶達3000人之多，而且學級之多，年限之長，修課之繁，遠遠超出其它學院。它仿效拉薩哲蚌寺郭莽紮倉建成，主習顯宗一切規章教律，以研究三藏(即論藏、律藏、經藏)、三學(即戒律、禪定、勝慧)、四宗(即有部、經部、唯識部、中觀部)為主，通過背誦、師授、辯論的形式，達到通曉釋量、般若、中觀論、俱舍、律學五部大論。這五部經典，是僧侶必修的課程，分13個學級進行，一般要15年才能學完。
　　因明部，學程五年，分五個五級。一至四年級為集類，即五大論的啟蒙課程，通過常識性的一般辯論，學會一定的邏輯學和認識論，能夠解釋“正確認識”與“不正確認識”之間的區別。第五年學習因明，即佛家邏輯和認識論，要求逐漸提高，辯論更深的內容，如“人的認識是從哪裡來的”等。要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背誦《入中觀論》和《現觀莊嚴論》二部經文，達到這個標準，可進入般若部學習。不及格的，除受斥責外，派作經堂的勤雜。
　　般若部，學程四年，分為四個學級。所謂“般若”，意為“智慧”，學習內容進一步深入，著重闡明證得解脫的方法，如何成佛。在般若部畢業後，如是活佛便可被選派為屬寺和本寺的法台，一般學僧即相當於高中畢業，還不能算作學者。學習無前途者，可參加職業訓練，如刻經版、經濟管理等。
　　中觀部，兩年學程，分兩個學級。所謂中觀論，系佛教宗派之一，為格魯派的主見。它取佛家常說的“斷見”和“常見”兩種見解的中間觀點，即不斷不常之折衷觀點，稱中觀學派，主要內容是闡明一個信徒從發菩提心，直到佛果功德完成為止。
　　俱舍部，四年學程，為一學級。所謂“俱舍”，意為對法藏論，包括“頌”與“論”兩種，實際上是解說和論證佛經儀理的一種體裁，是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
　　戒律部，只此一級，修行期限不定。律是佛教對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戒律部是僧人在學習理論之後，以修行持戒為主的學部，沒有一定的年限。許多僧人到此為止，有的終老一生，有的另謀發展，有的轉入其它部門，只有極少數具有高深學問的人，才能考取“格西”學位。
　　聞思學院的學習方法是背誦與辯論相結合，辯論尤為重要，分為三種形式：最普遍的是在講經院本級僧侶互相問答，答辯者一至二人，提問者不限，或兩名答辯者到上級班去辯論，由上級僧侶提問；也可以是兩名答辯者到下級班去辯論，由下級級長或學習優秀者提問。第二種是在每年4月19日至24日舉行的辯論大賽上，寺主嘉木樣親自參加主持，學院高僧和僧侶全部參加。第三種是在七月法會和重大喜慶日子裡，在大經堂內由兩人行走答辯。
　　聞思學院的最高學位為“多仁巴”，這一學位的考取十分嚴格，考僧必須是俱舍部畢業者，先是法台經觀察、瞭解，在俱舍部學僧中選出120人作為“多仁巴”候考人。正式考試的前一月，由嘉木樣預考一次，令其背誦五部大論之“根本論”，合格者，才能參加正式考試。
　　“多仁巴”候考人參加考試，每人一生只有一次機會，凡考試不及格，或自願退出的候選人及未被選為候選人的學僧，終生再無考取機會，他們只有在戒律部養老。“多仁巴”考試科目為五部大論，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在農曆正月十七至二十一日，第二次在農曆七月初九至十三日，每年只錄取兩名，因而十分不易。
　　考試方法別具一格，不是人們印象中靜悄悄的筆試，而是大庭廣眾之下的當場回答。考試前，總法台通知全寺的格西僧眾到會，考場氣氛莊重，有時臨時撐起大帳幕。遇到大活佛參加時，會場更為莊嚴肅穆，笙簫管笛聲和諧幽雅，香柏青煙繚繞，各執事喇嘛們服飾華麗，步態安詳......考生坐于中間，任憑僧人和格西們問難，考生必須一一回答。提問者提出問題時，拍掌高呼，揮舞念珠，做出各種奚落答辯人的傲慢姿態，答辯人不准發怒、生氣。答錯時，僧眾以手背相擊，呼喊“嚓嚓嚓！”答辯者答不上來，或提問者提不出問題時，全體僧眾鳴掌高呼“噢哈哈！”喝倒彩以示譏諷。答辯者或提問者得勝時，僧眾隨時喝彩，表示讚賞。勝者興高采烈，敗者羞慚難堪。整個辯論過程情緒熱烈，氣氛高漲。藏傳佛教這種獨特的考試方式，比一般考試只限於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的回答難度要大得多，它是對考生各方面素質的考驗。如果考生對所學經典不能融會貫通，就難以回答眾僧從各角度、各層次、各方面提出的問題。
　　貢唐倉雖然是拉蔔楞寺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在聞思學院的學習卻清苦而嚴格。那時寺院的規矩是各活佛的生活由各自的囊欠負責，寺院並不統一供給。囊欠富一些，活佛和他身邊的喇嘛生活就好一些；囊欠窮的，生活就差。貢唐倉的囊倉本來比較富裕，但由於五世貢唐倉圓寂後舉行了盛大的供祭，花費很大，到六世貢唐倉時，就不太富裕了。囊欠的收入主要靠佈施，六世貢唐倉年紀小，不能出去進行佛事活動，佈施不多。加之他的囊欠很大，有10多個院子，每個院子都有分管各人事項的人員，開支很大。所以大師生活比在舅舅家時清苦得多。常常是早上起來，喇嘛送一點酥油糌粑，中午不送飯，只吃點早上剩下的東西，直到晚上開飯。至於肉，一周左右才能吃到一兩次。為了改善生活，管家曾派出兩個喇嘛，到四川松潘和青海做茶葉和鹽巴生意。
　　大師學習十分認真。每天天不亮起床，洗漱後吃點糌粑，在太陽出山前趕到學院。學習地點冬春在金瓦寺右邊的露天論壇，夏季則在小松林論壇裡。與盤腿席地而坐的喇嘛相比，他得到的唯一優待是可以坐在石臺階上，但沒有座墊。冬天下大雪時，“課堂”才改在經堂裡。一天的功課排得滿滿的：上午念、背、辯(討論)；中午回囊欠吃點東西，稍事休息，繼續念、背、辯，晚上又學到星斗滿天。通過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苦學，年輕的貢唐倉活佛在學僧中出類拔萃，學問日深。白天，他駕著理解之舟，沉浸在印度彌勒及宗喀巴、甲曹傑等大師所描繪的佛經世界裡；晚上，躺在他囊欠的臥室裡，常常閉目默思，以求頓悟。
　　1944年，貢唐倉活佛已在聞思學院學習9年，作為活佛，他可以畢業了。這年冬季學期，他與益西嘉措結伴就《般若論》辯論。在一連五天，每天三場的畢業辯論中，年輕的活佛思維敏捷，對教程理解深刻。面對多位學者的提問，他沉著應答，吐詞精妙。拉卜楞寺數千喇嘛旁聽答辯，不斷地以歡呼和鼓掌表示嘆服。一些高僧對他的回答極為滿意，還特意贈送了有獎勵含義的禮品。
　　在專心學習顯宗的這段時間，貢唐倉活佛曾于1936年隨嘉木樣大師，前往夏河縣甘加草原，迎接蒞臨拉蔔楞寺的第九世班禪大師。
　　1937年5月5日，五世嘉木樣赴西藏求法。臨行前，貢唐倉活佛在他的拉章為嘉木樣設宴餞行，呈送曼陀羅(梵語音譯，“壇”、“壇場”之意，為密宗修行的一種儀規)等禮品，並親自送到青海的果洛，之後順便回到若爾蓋草原看望他的親人。
　　1938年，活佛因吃韭菜中毒，病情嚴重。嘉木樣得知後專門從西藏發電慰問。佛父聞訊後請若爾蓋轄曼寺的洪拉大師算卦求治。洪拉夢中見一首詩，詩文提示“赴南方為宜”。大師啟程南行，經過甘川交界的墨曲河後，果然不治自愈。在查理寺，三世安曲活佛為大師傳授了長壽灌頂等。
　　使貢唐倉活佛永生難忘的是，在他學習顯宗理論的這一階段，一位著名的高僧為他傳授了數百個密宗灌頂。這位大師就是拉科倉·久美陳勒嘉措。這位高僧雖然佛位不高，但佛學造詣博大精深，德高望重，名貫青藏，弟子眾多，曾作過第九世、十世班禪大師，第五世嘉木樣，以及甘肅、青海、四川各大寺院許多活佛的傳法教師。他一生收到的佈施很多，全部修了寺院，塑了佛像，主要著作有《中觀廣破認識論》、《至尊羅桑嘉樣益西丹巴堅參傳》等。他圓寂時，留下遺囑，不再轉世，因而退出活佛轉世系統。
　　1939年，13歲的貢唐倉活佛在拉科倉大師座前，聆受了彌紮、金剛曼 、瓦日百法等密宗灌頂。這些灌頂短則十幾天，長則一個月，如金剛曼總共要灌42次，最多時一天三四次，前後達24天，從此，拉科倉活佛似乎對這位年輕的活佛寄予了極大的希望，或接受其請求，或主動為其傳授密宗。從而使貢唐倉大師成為目前中國藏區接受灌項最多的一位大活佛。
　　密宗，藏語稱為“桑俄”，意為“秘密真言”，也稱“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剛乘”、“真言乘”等。它是相對顯宗而言的。顯宗為哲理，指通過明顯的教理去修證，可向任何人傳佈；而密宗則修習一些不允許向外人道的密法，最後獲得正果。按照佛教教義，顯宗、密宗是學佛的兩種途徑，兩條道路。不同的是，顯宗是為大眾設置的，而密宗是為少數有“法器”的人設置的。
　　“只向少數有‘根器’的人秘密傳授真言密法”，這是傳承密宗的根本原則，這即是通過廣授法師之灌頂，使有“法器”的弟子入密宗金剛乘門，完全擺脫生死輪回之苦，進入涅磐寂靜的境界，達到自身和眾生的解脫。
　　在宗喀巴之前，藏傳佛教顯密兩派曾長期爭論，甚至水火不容。宗喀巴認為顯密二宗如同鳥的兩翼一樣，應該互相幫助而不應互相輕視、排斥。在修習上他提倡顯宗、密宗並重，以持戒、修德為本。宣導在學習顯宗的深厚基礎上，才能系統修習密法。密宗講究修持，儀軌複雜，所有設壇、供養、誦咒、灌頂，均有嚴格規定，需經阿奢梨(導師)秘密傳授。
　　修密宗者必須先發“淨菩提心”(即自性清淨心)，具有“救度眾生”的大慈大悲，然後拜師。在上師確認其具備修習密宗的潛能和可獲“正果”的希望後，才接納弟子，作一次入密門灌頂儀式，這時才進入被視為密宗“根基”的“加行道”修持。加行道修持有幾種：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四皈依”、五體投地叩拜的“大頂禮法”、供曼陀羅、念神咒。只有把加行修持的上述各項修滿10萬遍，才有資格進修本尊法。如果被上師觀察為是大根器者，則可在屬於成就修持和高級修持的“五部無上金剛大法”(大威金剛、勝樂金剛、時輪金剛、集密金剛、歡喜金剛)中選修一種而專修。
　　傳授密宗有五種層次：大灌頂，即當場賜予所修本尊的權力；小灌頂，賜予以後的權力；教敕，專門講授密典；另外一種是一邊念經，一邊解釋疑難。第五種是打開經卷，一直念下去，一句話也不說。藏傳密宗把“上師”作為修行者修法求道的必備條件，強調“視師如佛”，上師被尊為傳承釋迦佛祖全部智慧遺產者和真諦闡述者，因而弟子要在蓮花台前向上師和佛前跪拜三次。
　　貢唐倉活佛所學的大小500多個灌頂，除兩個為當時查理寺80多歲的安曲活佛傳授外，基本都是拉科倉大師傳授。十分珍貴的是，拉科倉大師所授的灌頂中，除三分之二是貢唐倉活佛請求外，有三分之一是別人請拉科倉大師為貢唐倉活佛傳授。至今回想起來，貢唐倉大師對此仍十分感慨。他說：“大威德、勝樂這些高級灌頂，目前在包括西藏在內的藏區，能灌頂的活佛、高僧不多了。我當時10多歲，拉科倉是當時西藏都承認的大密宗師，學的灌頂最多，他把所學的灌頂幾乎毫不保留地傳授給了我，對我如此特別關照，也許是大師當時就預見到將來有失傳的危險吧。”
　　在拉蔔楞寺僧眾多次強烈要求下，貢唐倉大師于1994年為僧眾傳授大威德、勝樂灌頂集。為什麼是灌頂集呢？大師解釋說：“比如說時輪神是個大神，其隨員神就有1000多個，每個神的經都要念。對普通群眾來說十分難得的時輪大灌頂，就需要四天時間，每天都是從早上講到下午，中間吃頓飯。如最簡單的觀世音灌頂，我所學的就有10多個，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灌頂：兩隻手的，四臂的，11個頭的，千手千眼的，等等”。
　　1945年，貢唐倉·丹貝旺旭活佛19歲。在此之前，德高望重的三世安曲活佛圓寂，享年96歲。為了主持查理寺教務，貢唐倉大師向嘉木樣呈上報告。之後帶著他的管家，一路念經，前往他的本寺查理寺，開始了他19歲基本學成之後一邊繼續修行，一邊弘揚佛法的青年時代。

　　貢唐倉大師住錫川西查理寺修行傳法，善行大德開始遠播四方

　　位於四川西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查理寺，是貢唐倉大師的眾多屬寺之一。寺院座落在一條蒼翠的峽谷穀坡上，環境十分幽靜，谷底清水潺潺，陽山坡上覆蓋厚密的綠草，陰山坡佈滿茂密的松林，氣候溫濕可人。由於原寺主安曲活佛學識、威望很高，查理寺過去就聞名川西一帶。自從安曲活佛把寶寺送給貢唐倉大師後，寺院的地位就更加不同一般了。
　　這座寺院，藏語又叫“華丹瑪桑林”，意即“騎獅子的文殊菩薩的寺院”。相傳二世安曲活佛建這座寺院時，從地基下挖出一尊石質的文殊菩薩騎獅子的像，因而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查理寺被視為文殊菩薩降生的地方。
　　年輕的貢唐倉活佛和他的隨員騎馬南行，穿過遼闊的草原，翻越連綿的山崗，直奔查理寺而來。寺中數百名喇嘛早已在谷口列隊迎候。看見大師的騎乘在前方出現，虔誠的喇嘛們鳴奏法器，念誦吉祥祝詞，紛紛向年輕的大活佛行跪拜禮。為慶祝貢唐倉·丹貝旺旭活佛的到來，寺院專門舉行了盛大的法會，全寺喇嘛念經三天。遠近各部落的群眾聞訊後也紛紛趕來，燒香頂禮，一睹出生在他們故鄉的大活佛的風采。之後，大師回到故鄉轄美，認定了洪拉大師的轉世。
　　結束了在拉蔔楞寺的苦學，來到查理寺主持教務，貢唐倉活佛開始了他一生中另一個重要階段。一方面，他到川西的大寺院獨立執掌教務，把查理寺這座主要以顯宗為主的寺院完善提高，確立了考取“多仁巴”學位的制度。在原來“格貴”的基礎上設置了“協敖”(即維護法會秩序的鐵棒喇嘛)，使寺院管理得以健全，教學品質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活佛告別了過去基本是單一的青燈黃卷的學經階段，真正開始面對社會。還是在從甘肅拉蔔楞寺到川西查理寺的旅途中，受到各地土司一路恭敬迎候的活佛，就目睹了貧苦百姓的饑寒狀況。到查理寺後，每當看到前來朝拜他的信民中那些袍子破舊、生計艱難的牧民，他的慈悲之心就難以安寧。他無法安坐寺院，便經常到甘、青、川各省的草原上去，深入部落，走進牧民帳篷，察看群眾的生活，親自為他們念經祈福，讓他的善良的信民們得到精神安慰。很多的情況下，牧民是在他走後才知道來的是貢唐倉大活佛。
　　1946年，貢唐倉活佛20歲。這年6月15日，大師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卡松地方的請求，為僧俗大眾傳授時輪大灌頂。這是貢唐倉活佛在他功德無量的弘法生涯中首次舉行的規模較大的法會。法會主講台設在卡松一個叫澤曲噶瑪灘的草山坡上。大師端坐莊嚴的法座，縱目望去，上萬名信民匍匐在地，不停地跪拜，不停地拋獻哈達。這些虔誠的人們，來自甘、青、川交界地區不同的部落，為了聆聽大師講經傳法，早早地騎馬賓士，甚至徒步跋涉而來。幾天的路程雖使他們疲憊不堪，但他們渴望的心靈卻是萬分幸福的。貢唐倉活佛深深理解他的善良的信民們祈求幸福的願望，不畏辛苦，在高原的烈日下整整講了三天。他用深沉、渾厚的講經聲，為世間大眾祈求幸福和安寧。
　　首次大講經獲得圓滿成功，貢恬{只罘鴯2律詈竦涿爛D栚草原磧!ィ韉E請求傳穘椖活動觡τ不暇』1947年艝篾4月14，32歲昣五世嘉?傃⒛闔竇牛?執笫>即返回r1蔔楞寺瘠舉行盛{敼┘饋?天，大8#又應四rZ瑪爾康5壼靠嘶鶗炈篩詰葂劼渫了?A請求前圔傳法。XT其是掩?斯甲傳惼時出現“觀 鬱勇丁鋇膐o兆，傳D€川西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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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不知是什麼年代)當地一位老漢趕著牛耕地時，突然聽到地下有個聲音說：“擦疼了！擦疼了！”老漢循聲挖下去，發現土裡理著一尊自然天成的四臂觀世音像，細細看去，像上果然隱隱有犁鏵擦過的印跡。當地群眾自然對這尊佛像十分崇拜，專門修廟供奉。此後阿壩州的藏民朝拜西藏前，一定要先朝拜這尊觀音像，以祈求保佑平安、如願。
　　1947年10月，貢唐倉大師來到山上朝拜，他在觀音廟中念經三天。之後，大師接受信眾的請求，在佛像前傳授觀音灌頂。在傳授時，突然從觀音菩薩像上流出清香的甘露。聆聽大師傳法的僧眾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奇兆，無不感到激動、幸福，對貢唐倉大師更是無比崇信。
　　大師奔波在蒼茫的草原上，他不僅通過講經宣揚佛理，勸導世人友好相處，而且以他的威望和影響，做了許多有益國計民生的事。他到一些部落去，看到土司和百姓之間有不少表示身份等級的不平等禮節，就開導土司們：“人有上下長幼之別，卻無高低貴踐之分，應當廢除和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禮節，人人平等相待。”聽了大師的規勸，土司們諾諾稱是，很快付諸行動。
　　當時甘、青、川交界的一些農牧區，蔓延著私種鴉片的惡習。有關資料記載：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地方，以廣種大煙出名，以後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竟形成了以卓尼、夏河農業區種生煙，臨潭縣舊城和夏河縣城加工、販賣鴉片的一條龍式生產銷售網。加之解放前後，這裡流竄著大小20餘股國民黨殘部及土匪，他們為了滿足自身吸食毒品的需要和籌集活動資金，在其盤踞的地盤和據點大肆種、販鴉片外，還教唆、誘騙、脅迫部分藏族群眾私種大煙，使煙災更加氾濫成災。據調查，到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時，僅甘南就發現有3個縣的450個自然村“以種大煙為生”的農牧民1.1萬戶、6萬餘人，每年種大煙3.8萬多畝，占總耕地面積的17%。在臨潭舊城和拉蔔楞鎮，專門從事毒品加工的個體專業戶100多家，煙販200餘人，每年有成千上萬斤鴉片被商販從這裡販往臨夏、蘭州、西安等地。川西一帶也不例外，松崗、卓斯甲等地也是很有名的鴉片產地，不但銷到成都、蘭州、西寧，還被販運到南京、上海、廣州等南方大城市，人稱“川西膏子”和“川土”。
　　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藏區之所以煙毒彌漫，一是這裡均屬地域偏僻的深山老林，交通閉塞，處地隱蔽，不易發覺。而且全是二陰山地，降雨充沛，土氣濕潤、肥沃，日照強烈，樹葉腐爛後變成的有機肥料充足，具有亞熱帶林區的特徵，十分適宜罌粟的生長。二是國民黨政府雖然口頭上高喊禁煙，實際上是“明禁暗不禁”、“禁人不禁己”，結果當局禁種的告示年年貼，山上的鴉片卻年年種，而且越種越多，及至種植、加工、販賣、吸食鴉片的活動愈來愈猖獗，並逐漸趨於公開化。
　　貢唐倉活佛第一次看到鴉片，還是他到查理寺以後。
　　有年夏天，他到今四川省阿壩州的松崗農區，看到草山坡上一片片被開墾過的地塊裡，開滿了看起來十分絢麗的白色或粉紅的花朵，似乎有點像拉蔔楞寺院花圃裡的芍藥花。隨從告訴他，這看起來豔麗迷人的花兒，就是害人不淺的罌粟花。
　　大師驚訝地“哦”了一聲。關於鴉片的故事，他多年前就聽老師毛爾蓋特蔔丹講過。老師說，距離中國很遠很遠地方的英國人，用兵艦和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把看起來象黑牛糞一樣的鴉片運到中國，不僅換走了中國無數白花花的銀子，而且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吸食成癮，變成了面黃肌瘦，幹不成活，當不成兵的煙鬼。現在這種開得十分燦爛，卻禍害無窮、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鴉片花，竟然出現在草原上，活佛的心情頓時變得沉重。他召來當地的土司，神情嚴峻地講說種鴉片的害處：“從眼前看，鴉片很值錢，每年能賣很多很多錢。從長遠看，越來越多的人吸上鴉片，人就要變成鬼，會使很多人家破人亡。錢要掙，可不要掙害人的錢。長此下去，罪過可是不小，草原上不能種這種有罪的東西”，土司們聽後誠慌誠恐，諾諾而退。
　　1948年3月15日開始，貢唐倉大師應松崗土司的請求，在松崗曲波鬧吾林寺第二次傳授時輪大灌頂時，對參加法會的大小土司等3000多名信眾再次宣講種鴉片的壞處。土司們回去後紛紛行動起來，他們告誡那些種鴉片的人：“貢唐倉活佛教導了，種鴉片有罪過，你們趕快把鴉片鏟掉！”各部落的群眾懷著對貢唐倉大師的信服，很快拿上棍棒，成群結隊地上山下溝，把正在開花的鴉片全部打掉了。沒有多長時間，這裡的牧民就把“害人的魔鬼趕出了草原”。
　　貢唐倉大師在川西禁煙的故事，不久傳到了成都、重慶、蘭州，甚至到了南京。人們說川西不再種鴉片了，是一位叫貢唐倉·丹貝旺旭的活佛親自到各部落勸說的結果。國民黨甘肅省、四川省於是專門致函，讚揚活佛的“功德”，南京政府還特意邀請活佛到南京去，準備給予嘉獎。大師一笑置之：“勸說人們不要做不好的事，這是佛門中人應作的事。”他沒有離開川西去南京。
　　從1945年開始，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在查理寺度過了約十年歲月。冬日裡，他端坐在自己囊欠(即活佛的佛邸)的經房或寺院的經堂裡，心神完全沉浸在佛經典籍之中。在雪山環抱、靜謐得如同與世隔絕般的查理寺，大師的誦經聲伴隨著法器的奏鳴聲，晝夜不息，格外激蕩人心。夏秋季節，大活佛走出寺院，奔走在甘、青、川接壤的草原山嶺間，講經說法。得到的佈施，他大多又拿去接濟窮苦百姓。經常是，有些窮苦的信徒向活佛奉獻上一塊酥油，活佛回贈的東西反而更多，要麼是更大的一塊酥油，要麼是一皮袋青稞炒麵。
　　在查理寺期間，貢唐倉大師的善行大德，開始遠播四方。他走到哪裡，那裡便留下神奇的傳說和感人的故事，如前面敘述的“觀音香露”便是一例。為記敘方便和便於讀者全面瞭解，這裡集中介紹一下貢唐倉大師在查理寺及以後的歲月裡的一些傳說故事。
　　傳奇之一：拉古奇泉。藏族人民有一個用來祭祀、祈求“保護神”保護的節日，名叫“插箭節”。該節沒有固定的日期，一般由部落按宗教方式擇定。某一部落、地域、村莊的“保護神”，均設在當地最高的山巔或交通要衝的山崖隘口上。人們用五彩的箭垛作為供奉的象徵，每年為信奉的“贊神”、“敵神”(即戰神)、“陽神”(即男神)等舉行插換新的彩箭的儀式，十分莊嚴、隆重。貢唐倉大師4歲時，有一次舅舅阿丹土司率領全部落的人到附近的拉古山上去插箭煨桑，他也跟著去了。後來大家口渴了，阿丹土司便打發他家的牧工拉瑪甲到山下去打水。拉瑪甲準備走之際，當時叫班欽嘉的貢唐倉大師突然說：“山上有水，大家跟隨我去喝。誰都認為這是座幹山，不會有水，但還是好奇地跟著小小的班欽嘉去找水。來到一處地方，班欽嘉揭起一塊石頭，石下便現出一窩水，大家爭相來喝，卻怎麼也喝不幹。奇怪的是，在班欽嘉被選為貢唐倉五世轉世靈童離開熱合東部落後，這眼泉卻神奇地乾涸了。
　　傳奇之二：銀幣貼牆。大師幼年學經時，曾有3000喇嘛目睹這一情景：一日有位施主來拉卜楞寺供齋佈施，按慣例也分給大師一塊銀幣。大師拿到後隨手拋去，但見那枚銀幣光閃閃飛到大經堂高牆上，竟貼牆不落。
　　傳奇之三：雪塔失蹤。有一年冬天，大師回家鄉轄美過年時，在一個雪天和喇嘛們堆雪塔玩，天黑回去時，大師叮嚀喇嘛看好他堆的雪塔，等到第二天天亮來看時，地上的積雪和其他喇嘛堆的雪塔仍在，唯獨不見了大師堆的雪塔。仔細查看，又不見有人搬移的痕跡；天寒地凍，更沒有消融的可能。詢問看守雪塔的喇嘛，也弄不清雪塔到那裡去了。
　　傳奇之四：貢唐藥泉。1956年夏天，大師一行騎馬經過噶科洛(今四川省紅原縣賈若鄉)的一座石山，正當大家感到口渴時，大師的坐騎忽然用蹄子踩出一個洞，立時清水洶湧，形成一眼旺泉，大家高興地手捧泉解渴。雖然水不好喝，但喝後胃裡很舒服群眾知道後紛紛傳說能治百病，從大老遠趕來喝，多的時候一天有一兩千人，後來這眼泉被人們稱之為“貢唐藥泉”。1958年大師入獄後，當地有領導認為這是封建迷信，禁止群眾去喝。遠近的藏民卻依舊偷偷去喝。禁不住，壞心人便殺蟲藥粉撒進泉裡，但藥粉很快又隨湧出的泉水飄走。有人又扔進死貓爛狗之類的汙物，群眾撈出後繼續喝。80年代初經專家鑒定，水中富含礦物質，確實能治病。到這時，有人又想發財，便用鐵絲把泉水圍起來，規定人喝一次收一元人民幣，牛羊等飲一次收伍角。後來大師知道了這件事，進行了嚴厲批評，這才取消了收費，群眾得以自由飲用。
　　還有一個與水有關的故事。大師到查理寺後，發現該寺僧人瘸腿的不少。細問之下，原來是飲用山林中流水的緣故。1950年，大師親自設計，用竹筒將山上的泉水引下來飲用，從此以後，查理寺持棍跛行的喇嘛大減。
　　傳奇之五：貢唐手印。在甘肅省夏河縣甘加草原上，有一白石崖洞，相傳是密宗行者修行的地方。有一次大師為祈求草原人丁興旺，到山洞念經祈禱。當他離去後，人們發現大師的手按過的白石上，留下了清晰的手印。筆者1994年7月專程赴拉蔔楞寺參加大師第十次時輪大講經時，曾與美國李玉玲小姐等眾多大師的敬仰者前往甘加草原朝拜白石崖洞。我們的汽車在無路的草原上顛簸了幾個小時，來到一處地勢突兀的草山坡上，但見高處是兩座險峻的石山，石峰夾峙的峽谷裡松林茂密，一股洶湧的溪流從穀裡潺潺流下山去。我們棄車步行，沿著溪流走向穀口，然後順一條羊腸小徑爬向敞開在左邊石峰半腰的白石崖洞。洞口很大，裡面供奉著佛龕，有不少泥塑佛像。在洞壁右側的地方，傾斜一塊巨石，上面顯出清晰的手掌印，五指指痕分明。大家紛紛照像留念，並把自己的手放在手印上親自感受一下。在這個海拔4000米左右，人跡罕至的石洞裡，大家親眼看到了大師當年念經時無意間留下的手印，無不稱奇感歎。
　　傳奇之六：牛首護法神鼻中流血。1958年3月，大師在查理寺為一萬多名僧俗信眾傳授時輪大講經(第六次)後，來到附近一座叫“尕爾欽寺”的小寺，寺中有一幅繪著牛首護法神的唐卡畫(藏族一種用布或紙、羊皮、絲綢做底，彩綢鑲邊裝裱而成的卷軸畫，內容包羅萬象：佛像、人物、說法圖、佛經故事、生活習俗等)。在大師念經時，有人看見畫上護法神的鼻孔中，突然流出鮮紅的血來。由於燈光暗，起初看不太真切，等點了汽燈細看，發現血滴如桃形，似乎還有細血絲相連。人們驚異不已，有人還拍下了照片。當時目睹此景的阿克·特布丹大管家回憶說：“大師念了三天三夜經，血沒有止住，流得更大了，那正是大師遭厄運之前，至今血印還能看見。”
　　傳奇之七；丹達林奇遇。在距今四川省紅原縣城兩三公里的地方，貢唐倉大師有一處馬場，1953年二三月間，大師來看馬時，在河邊的林中休息，因天氣很冷，便自己動手修了一間簡陋的房子。正考慮起什麼名字時，來了一個討飯的，送給活佛一塊刻了六字真言的石頭，問其叫什麼名字，討飯的回答：“丹巴達吉”(藏語意為“發展宗教”的意思)，說完便走了。大師心想：這附近又沒有人家，卻突然來了一個討飯的，而且說出這樣一個寓意非常的名字，很是奇怪，遂把他所建的房子命名為“丹達林”。並在丹達林一直靜修到1954年嘉木樣大師派代表來敦請他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
　　“六字真言”(或稱六字箴言)，這是藏傳佛教最著名的祈禱語，音譯為“嗡嘛呢叭咪哞”，千百年來被視為佛教秘密之蓮花部的“根本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謂念此字時，自己的身體要應於佛身，口要應於佛口，意要應於佛意，身、口、意于佛成一體，才能獲得成就；“嘛呢”，梵文意為“如意寶”，表示“寶部心”，據說此寶來自龍王腦中，若得此寶珠，入海能無寶不聚，上山能無珍不得，故又名“聚寶”；“叭咪 ”，梵文意為“蓮花”，表示“蓮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蓮花一樣純潔無暇；“  ”表示“金剛部心”，祈願成就的意思，意即必須依賴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覺”，成就一切，普渡眾生，最後達到成佛的願望。通俗意譯豐富多彩：或譯“好哇！蓮花湖的珍寶！”或“願我功德圓滿，與佛融合”。或“法、報、應三身，如意寶珠，蓮花成就”等等。
　　短短一個音節，竟蘊含了如此深厚的內容，把古往今來人類生活的生生死死、苦辣酸甜、理想和願望囊括其中，難怪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的藏族同胞，生生不息地默念吟誦，永不覺枯燥，永不感乏味。在藏族地區，“六字真言”隨處可見，充耳可聞，印在經幡上，刻在經版上，藏在轉經筒裡，念誦在信民口中，心裡……
　　傳奇之八：淨水碗生出蓮花。1991年貢唐倉大師在拉卜楞寺舉行法會，即將結束時，供在大師面前的淨水碗中，忽然生出一朵小小的蓮花，參加法會的僧侶們爭相目睹，還把生出蓮花的水碗捧給了嘉木樣大師。之後，碧藍的天空還現出五彩祥雲。人們奔相走告：蓮花祥雲是昭示法會圓滿成功。
　　傳奇之九：巨石中蹦出青蛙。1984年，貢唐倉大師到甘肅省瑪曲縣尼瑪鄉，攀上草原遠處的一座石山，當看到山腰一塊低窪的、避風向陽的地方時，順口說道：在這兒修幾座房子講經的話，很好，只可惜中間這塊大石頭不好搬掉。大師走後，當地的信民自發為大師在半山腰修房子。當用炸藥炸開那塊一米多高、二米見方的石頭後，中間突然蹦出一隻活生生的大青蛙。篤信神靈的群眾歎為奇兆，將這只在見不到陽光、吃不到食物的巨石中不知生活了多少年的青蛙視為神物，正準備供奉起來時，轉眼間青蛙便不見了蹤影。
　　傳奇之十：黃河現彩虹。滔滔黃河從青海高原進入甘肅境內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的草原上形成了蔚為壯觀的“黃河第一曲”(曲即彎)，由此蜿蜒北上。1988年6月，貢唐倉大師在盛況空前的阿萬倉大講經結束後到瑪曲縣休息了兩天。一天早上，大師對隨從和縣上的官員說：今天下午黃河上有彩虹出現，我們就以彩虹為背景照張像吧。大家看看天空，萬里無雲，湛藍如洗，看不出要下雨的跡像。有的人嘴裡不說，心裡卻不大相信。當下午太陽西斜時，天空突然濃雲密佈，陣雨傾盆而下，不一會雨過天晴，寬闊的黃河上空，現出一彎斑讕的彩虹。人們歡呼雀躍，莫不敬佩大師的先見之明。
　　傳奇之十一：大昭寺奇遇。1985年10月，貢唐倉大師為修復拉蔔楞寺大經堂，率領代表團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築。大師在拉薩朝禮了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及大昭寺等各格魯派聖跡，同時廣為佈施，並在甘丹寺講經傳法，其間出現多種奇兆。大師去大昭寺時，在門口一位藏族老太婆獻給大師一個白海螺，而當年一世貢唐根敦彭措在拉薩送一世嘉木樣回夏河故里興建拉卜楞寺時，送的也是個象徵法音的白海螺，以後佛法果然傳遍安多藏區。三世貢唐丹貝仲美曾在大昭寺文殊菩薩壁畫前獻哈達時，那哈達便奇跡般沾在壁畫上文珠菩薩的胸前。兩百年後，六世貢唐倉大師再次來到這幅文殊菩薩壁畫前，他獻的哈達同樣沾在了壁畫上文殊菩薩的胸前，開始怎麼也掉不下來，後來群眾在大師的哈達上拋掛的多了，那哈達便掉了下來。當時目睹了此景的朝佛信民紛紛說：文殊菩薩接受了貢唐倉大活佛的哈達。
　　上述傳奇，舉不勝舉。廣泛流傳於草原。這些奇事，在傳揚過程中又被敬仰大師高行大德的信民們，自然而然地賦予了神秘的色彩。這些故事無一不是貢唐倉大師在群眾中崇高威望的真實反映。令人敬佩的是，大師虛懷若谷，從不以這些神奇之事炫耀自己。

　　班禪大師的“一家人”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作為在中國藏區及國外佛教徒中均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他以其先輩曾是甘丹大赤巴的歷史淵源和自身博大精深的佛經造詣，深受九世、十世班禪大師的尊重和厚愛，尤其是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大師建立了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和深厚友誼，被班禪大師一直親切地稱為“一家人”。

　　看到十歲的貢唐倉活佛，九世班禪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喇嘛”。大師希望貢唐倉活佛一生為大眾多灌頂，舉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時輪大講經

　　1936年，第九世班禪大師曲吉尼瑪接受以拉卜楞寺藏兵司令、五世嘉木樣之兄黃正清作代表的拉卜楞寺的多次邀請，從青海塔爾寺啟程前往拉蔔楞寺。
　　這年農曆4月25日，五世嘉木樣率領拉蔔楞寺各大活佛及僧俗信眾，專程在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的賽欽灘草原設帳，隆重迎接九世班禪大師。10歲的六世貢唐倉活佛作為拉卜楞寺四大賽赤之首，自然也前往迎接。
　　6月15日，班禪大師到達甘加草原，歡迎場面盛況空前：除遠道前來的數萬名藏蒙群眾和拉蔔楞寺各大活佛、數千喇嘛外，還有國民黨政府任命的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誠允及行轅全體成員，由拉薩剛到拉蔔楞寺的哲蚌寺前任堪布阿旺堪卻，沙拉寺前任堪布羅桑根卻，甘丹寺前任格貴頓珠嘉措，以及由印度回來的班禪駐印度辦事處處長福安康等。
　　1993年10月，貢唐倉大師向筆者回憶當時與九世班禪見面的情景：
　　“班禪是坐由八個人抬的轎子來的，這頂前世班禪傳下來的黃轎，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賜的。走在我前面的是德瓦倉活佛，他當時任拉蔔楞寺總法台。雙方在草原上見面後，班禪負責接待的官員先來詢問了大家的身份，然後拉蔔楞寺方面依次上前敬獻哈達。等到我上去獻哈達時，站在班禪身邊的堪布介紹說：這是貢唐倉五世的轉世。班禪聽後顯出很高興的樣子，我給他磕頭時，班禪又做出要行禮的姿勢。接著，班禪又要我和他行碰頭禮，這種禮過去只有達賴、班禪相見，或達賴、班禪與其老師相見時才行。九世班禪不僅與我行了碰頭禮而且還十分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喇嘛。以後我每次去見他，他都要起來相見，給了我很高的禮遇。
　　在藏語中，喇嘛的原意是“上師”之意，如在“達賴喇嘛”這一尊號中，“達賴”是蒙語，意為“大海”；“喇嘛”是藏語，即“上師、上人”。全意為“象大海一樣偉大的上師”。九世班禪稱貢唐倉活佛為“我的喇嘛”，意即“我的老師”，不僅是基於一世貢唐倉當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威望和影響，更直接的是來自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曾給九世班禪灌頂，密傳真言，是九世班禪真正意義上的傳法教師。
　　當天在草原上，還有一件事讓貢唐倉大師終生難忘。見面結束後，班禪大師給大家摸頂。按照慣例，一般喇嘛班禪用一隻手摸，活佛、高僧用雙手，一般俗人則用一根特制的教版，教版用銀子包裹，頂端懸垂包了經文的穗子。摩頂時，班禪大師手拿教版，用穗子在被摸者頭上輕輕一觸，以示尊重。後來來了幾十個麻瘋病人，其他人紛紛躲避，唯恐傳染。班禪大師卻放下教版，一個個親自用手摸，摸完後還把雙手放在自己的頭上摸了摸，以示去掉了病菌，然後繼續給後面的信眾用教版摩頂。10歲的貢唐倉活佛當時就站在班禪大師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感動。
　　7月4日，九世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舉行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這是大師不得不流亡內地以來，舉行的最後一次時輪金剛法會，也是他一生中舉行的最後一次金剛法會，6萬多名蒙藏僧俗信眾有幸聆聽了大師的弘法。
　　九世班禪法名曲吉尼瑪，生於西元1883年(清光緒九年)，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經金瓶掣簽，從3名幼童中被認定為八世班禪的轉世。
　　眾所周知，自從格魯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大權後，達賴與班禪作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兩名傳世弟子，一個駐前藏拉薩布達拉宮，一個駐後藏日喀則劄什倫布寺，分別在自己的轄區行使政教大權。藏族民諺就說：“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班禪在後藏地區擁有大量的土地、信民和寺院，在清代，達賴和班禪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歸清朝皇帝直接領導。班禪的行轅和達賴的噶廈政府同樣處於平等地位，同歸清朝駐西藏大臣直接監督。清末民初，正是英帝國主義者侵略西藏的時期，對於外敵的入侵，九世班禪曲吉尼瑪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態度明確，領導各自所屬的僧俗人民，堅決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一點，連英國侵略者統帥榮赫鵬所寫的《印度與西藏》一書也有明確記載。
　　那麼，九世班禪又為什麼逃出西藏呢？
　　據藏學專家牙含章先生編著《班禪額爾德尼傳》記載：1915年(民國四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於內地的行政專員公署)，任命一名僧官，一名俗官為基宗。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達賴在後藏的所有宗  之外，也管轄班禪所屬的4個宗和所有莊園，這就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這是班禪方面絕對不能接受的。而且設立基宗以後，噶廈政府即向班禪所屬的百姓徵收、攤派軍糧稅款與烏拉，特別是噶廈要班禪轄區的百姓承擔25%(即四分之一)的軍糧，這四分之一的軍糧按西藏舊時計量單位為一萬克，約合28萬市斤，當時班禪轄區的僧俗人民根本承擔不了。這兩件事導致班禪與達賴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
　　據九世班禪傳記記載，促成班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1月，達賴命令劄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就被噶廈投入監獄。他們的侍從立即逃回劄什倫布寺，如實稟報給九世班禪。九世班禪感到這是大禍臨頭的先兆，如不逃走，必將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於是立即做了決定，向內地出走。為防日喀則基宗發現，他做了必要的安排。
　　劉家駒所著《班禪大師全集》這樣記載：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禪率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按一般的行程，由日喀則前往青海，應走東北方向，經過那曲，翻越唐古喇山，這是正道。而九世班禪卻沒有走正道，由日喀則向正北方向前進，晝夜兼程，僅用7天7夜就走了平常商人需走一月的路程。班禪出走三日之後，他的各大堪布、醫生、馬官、廚師及侍從100多人才乘月色逃出，追趕班禪，疾行五日五夜，才會合到一起。班禪率領親隨避開大路，跋山涉水，穿過藏北羌塘無人區，直達青海境內。
　　班禪一行出走數日後，噶廈派駐日喀則的基宗才發現，因當時日喀則與拉薩不通電話與電報，基宗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江孜，通過英國人辦的郵電局，向噶廈報告了班禪出走的情況。十三世達賴立即派遣騎兵1000人，向北追捕班禪。但由於追兵走的是正道，而班禪一行走的是羌塘無人區，因而追兵一直追到唐古喇山也未見蹤影，加之又遇大雪封山，只好無功而返。其間有一個小插曲，班禪同他隨後趕來的人馬會合後，如果按原來方向再走三日，便可到達大路，班禪卻突然改道向北，眾人跟隨。過後才知若不改道，正好與追兵相遇，大家無不讚歎大師的神異。
　　九世班禪一行由西藏逃入青海境內後，雖然擺脫了被追捕回去的險境，卻又陷入糧食缺乏，將被餓死的絕境。因為大師一行倉促出走，只帶了足夠的金銀以做路費，卻無法帶充足的食糧。他們進入的青海之境又是一個無人區，沒有牧民，買不到任何東西，金銀毫無用處。廣袤的草原上雖有不少野牛、野馬和野羊，但見人就逃，很難捕捉。而喇嘛們又受了沙彌戒與比丘戒，禁止殺生，所以大家都不會打獵。要走出青海無人區，大約需一個月時間。食糧不夠，捕到的野物又很少，解決不了多大問題。於是大家只好宰馬充饑，而沒有馬，在草原上又難以行走。
　　正在絕望之時，忽然在子聰草壩遇到清朝大國師之一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佛師孝珠堪布一行。原來他們從西藏返回外蒙，正巧路過這裡。他們有大批的駱駝，載著充足的食物。與班禪大師相遇，十分驚喜。大師一行的食物自然由他們供給。這一巧遇使班禪一行免除了全部餓死的絕境。正如劉家駒在《班禪大師全集》中所說：“得借明駝千里足，送佛蒞中原”。
　　班禪逃走以後，噶廈政府乘機掌管了劄什倫布寺的政教事務。班禪所屬的各宗宗本，各奚卡的奚本，也全部換成了噶廈派去的官員，班禪轄區從此由噶廈直接統治。
　　1924年3月20日，班禪一行到達甘肅省最西部的安西縣，從紮什倫布寺到安西縣，共走了四個月零五天。當時的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禪到達甘肅的消息後，決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禪的前例和規格，隆重歡迎班禪到京。因黃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決定中南海瀛台為班禪的行轅。大師先被迎接到蘭州，經過被圍困的西安(當時國民軍的楊虎城與李虎臣兩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隊圍困在西安城內)，又在太原停留了一段時間，1925年到達北京。從此，班禪大師在內地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流亡生活。大師先後赴杭州、朝五臺山，在蒙古各地舉行宏大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他念念不忘的返藏問題，卻由於當時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係很不正常，英帝國主義及西藏的親英分離勢力提出的種種苛刻條件的阻撓，屢屢難以如願。
　　1935年3月19日，班禪致函國民黨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再次提出他的回藏計畫。國民黨政府也決定拔出80萬元旅費，20萬元預備費，派遣500名衛隊官兵，護送班禪回藏。西藏方面一方面歡迎班禪回藏，另一方面又提出班禪要“輕騎回藏，勿帶蒙漢官兵”。英國駐華公使也向國民政府提出外交抗議，反對班禪帶領衛隊入藏。
　　在班禪回藏的問題上，班禪方面，噶廈方面，國民黨政府方面，英國方面，爭論焦點是：班禪回藏帶不帶蒙漢官兵？表面上，這似乎只是一個衛隊問題，實質是西藏與中央的從屬關係問題，也就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
　　在這個原則問題上，班禪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毫不讓步，國民黨政府也認為班禪必須帶一部分衛隊回藏。1935年9月21日，蔣介石給班禪發來電報說：“請佛依照原定計劃，早日入藏，一切自有中央主持”。
　　班禪大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準備渴望已久的返藏前夕來到拉蔔楞寺的。
　　從1936年6月15日到達，到8月21日離開，班禪大師一行在拉蔔楞寺住了兩個月零六天。其間於7月4日舉行了規模宏大的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其間，戒備森嚴，一般人很難到跟前，但對於10歲的貢唐倉活佛，大師視作自家人，任其自由出入。在離開拉蔔楞寺前夕，班禪大師接受貢唐倉活佛的恭請，到貢唐囊欠(藏語意為活佛的府邸)作客。
　　到貢唐囊欠後，班禪隨行的管家以為大師不過來看一看，只待一會兒，便不停地催促：“有什麼好吃的，趕快端上來”。藏族上菜有個習慣：後面的菜上來後，端下前面上的菜。由於管家催得很快，菜很快就上完了，而班禪大師不但沒有走的意思，還說：“今天就在這裡不走了”。管家一看這樣，又說：“還有什麼好吃的，再端上來。”
　　這天在貢唐囊欠，班禪大師過得十分愉快。大師就象在自己行轅一般輕鬆，不斷地向世唐倉活佛問這問那，顯出對活佛的格外喜愛和關心。當時貢唐倉活佛正在學經，大師便把他的一尊文殊菩薩銅像送給了貢唐倉活佛，那是一尊手拿智慧劍的文殊菩薩像，已有1000多年歷史，十分珍貴。大師對貢唐倉活佛說：“送你這尊佛像，開開你的智慧，希望你成就大智慧”。接著大師又把他7月4日講經那天穿的金坎肩送給了貢唐倉活佛，大師充滿期望地對貢唐倉活佛說：“這是我講經穿的坎肩，今天送給你，希望你以後為大眾多講經，講六七次、七八次，越多越好”。1994年底，貢唐大師在南國廣東回憶這段歷史時欣慰地說：“班禪大師希望我講經六七次或七八次，我已經講了十次了，超額完成了任務”。
　　班禪大師那天12點左右來到貢唐囊欠，一直待到天黑，後來打著汽燈回到了他的住地。這次聚會，班禪大師以他的睿智、慈祥，明確地對貢唐倉活佛寄予了厚望，這給10歲的貢唐倉活佛留下了一生難以忘懷的印象，尤其對他以後佛經造詣的精益求精、戒德修行的崇高圓滿以及孜孜不倦的弘法事業，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令貢唐倉大師抱憾不已的是，這竟是他與班禪大師的最後一次見面，一年多以後，班禪大師就在青海省玉樹圓寂。
　　1936年8月21日，班禪大師偕同國民政府新任命的護送專使趙守鈺等離開了拉蔔楞寺，向青海省的玉樹進發，以便從那裡準備啟程回藏。大師一行經青海黃河南親王住地，邊走邊停，一種接受僧俗信從的朝拜，於1936年12月18日到達玉樹，“軍民數千，冒雪歡迎”。班禪將行轅設在玉樹寺的甲拉頗章宮內。
　　在此之前，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于藏曆水雞年(1933年)10月30日，以58歲的盛年圓寂於拉薩。九世班禪當時得到消息後，立即致電國內各寺院，共誦大經，追薦志哀七日，同時自己捐獻大洋七萬三千二百元，作為西藏、青海、西康(今四川西部)、內蒙各地寺廟喇嘛誦經的費用。1937年5月7日，噶廈派出尋訪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的代表團到達玉樹，請求班禪指示十三世達賴轉世的地點。大師除指示外，還另外加派了兩位活佛幫助尋訪。噶廈方面還因1932年與青海打過仗，擔心馬步芳懷恨在心，故意刁難，懇求班禪給馬步芳寫信，予以“疏通”。大師當即給馬步芳寫了一封很誠懇的信，請他大力協助，早日訪得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
　　但對於班禪回藏，噶廈方面一方面表示歡迎回去，另一方面仍提出“不帶蒙漢官兵”的老問題。經過班禪行轅、拉薩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和噶廈代表多次商討，噶廈方面表示可以允許中央代表和儀仗隊進入西藏境內，使命完成後，休息數日，便從海路撤回，並要“國際擔保”。與此同時，英國駐華公使配合噶廈方面，多次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反對中央政府派衛隊護送班禪回藏。這時國內形勢又發生了很大變化。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侵佔了平津，上海危機，國民黨政府已經顧不上西藏事務，加之正依賴英美的財政與軍火援助，不敢得罪英國，蔣介石因之突然改變了態度，於1937年8月19日通過行政院發佈了要求班禪“暫緩回藏”的命令。當時班禪已經離開玉樹前往青海與西藏邊境的拉休寺，對於蔣介石“暫緩回藏”的決定，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接受；因為大師本人一直希望早日回藏，一切準備工作均已就緒，且已到達西藏邊境。大師於是決定再作一次努力，但經過多方協商，噶廈方面最後回電：
　　“(一)儀仗隊在藏只准休息兩個月，並得由海道撤回。
　　(二)行轅與儀仗隊到藏後，須服從前藏政府命令。
　　(三)所有保證字據，須經大師簽字蓋章。”
　　以上三條，實際上是拒絕班禪回藏尤其是要班禪行轅“服從前藏政府命令”，這是班禪絕對不能接受的。班禪於是決定在抗戰期間暫緩回藏。大師在給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的信中說：班禪東來十五載，心切五族團結，共安邊防，寧願犧牲個人，力全大局，暫緩西行，以待將來。大師隨即于10月8日離開拉休寺，10月12日重返玉樹。
　　班禪大師回藏之事被西藏親英分離勢力和英帝國主義阻攔後，即感身體不適。到11月4日，飲食難進，每食即吐，左肋劇痛，不能安臥。延至12月1日晨2時50分，在結古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享年55歲。
　　九世班禪大師曲吉尼瑪，生於1883年(清光緒九年)，自1923年11月15日逃亡內地以來，在國內各地住了整整十四年零十五天，始終未能實現返回故鄉的願望。他的不幸逝世，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西藏人民特別是後藏人民的悲劇。這個悲劇的發生，關鍵是那個時候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係很不正常，西藏的親英分離勢力與英帝國主義勾結，企圖分裂中國，因而設置障礙阻攔堅定的愛國主義者班禪大師返回西藏。
　　貢唐倉大師至今深情地回憶：“我十分信仰、尊重班禪大師，他人很好，一點脾氣也沒有，當時他的堪布會議廳有隨員500多人(包括國民黨政府派的警衛)，但大家都不怕他。好幾次他生氣地說：你們現在不怕我，我的下一世可不會讓你們欺侮。第十世班禪大師果然很威嚴，隨從都很敬畏。”

　　11歲的十世班禪突然從褥子下面摸出一塊已捏成手形的黑石頭，莊重地對23歲的貢唐倉活佛說：“這是我8歲時捏的，為了送給你，一直等到現在。”

　　到1948年，貢唐倉活佛23歲，已經是甘、青、川藏區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這年夏天，大師離開他在四川阿壩的寺院查理寺，回到拉蔔楞寺他的囊欠。住了不久，大師即率領查理寺安曲活佛的管家、他的舅舅阿丹土司等300多人，前往青海塔爾寺，拜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大師，同時叩請班禪認定圓寂已三年的安曲活佛(第四世)的轉世靈童。這查理寺是四川阿壩州最大的寺院之一，由安曲活佛創建，到第二世安曲活佛時，他把這座著名的寺院送給了他的老師、德高望重的四世貢唐倉，期望查理寺憑藉貢唐倉大師的巨大影響，永轉*輪，光大佛法。
　　貢唐倉大師一行300多人，騎著馬浩浩蕩蕩向西寧進發，沿途經青海省河南蒙旗、澤庫、貴德等地。因一路受到當地僧俗群眾的頂禮膜拜，不得不走走停停，最後用了將近半月時間，於農曆八月到達塔爾寺。
　　塔爾寺建在青海省湟中縣魯沙爾東北，距離省會西寧城約25公里。這座建於西元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典型漢式建築風格的古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又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寺院四周環繞奇峰叢林，十分莊嚴幽雅。並排屹立的八座白塔，殿頂覆蓋深藍色和深綠色琉璃瓦，中間高出眾殿之上的大頂，金光燦爛，十分耀目。其中最負盛名的宗喀巴大金瓦寺，地基約有五十公尺見方，牆為各色香木雕成，上、下兩層的屋頂全部鋪以金瓦，在陽光下閃射著永恆的金光。
　　第十世班禪大師因種種原因,回不了他的本寺西藏劄什倫布寺,這時駐蹕於塔爾寺。因大師只有11歲，許多事情便由他的堪布會議廳主持。堪布會議廳對貢唐倉大師極為敬重，給了他很隆重的禮遇，所有堪布、喇嘛都到寺外迎接，並立即安排他拜見了班禪。大師向11歲的班禪敬獻了價值4000銀元的一個大銀元寶，還向全寺喇嘛每人贈送了一枚銀元。
　　貢唐倉大師到塔爾寺的時候，正是十世班禪處境困難之時。
　　九世班禪1937年在青海玉樹逝世後，班禪行轅堪布會議廳就派出僧俗官員四處找尋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歷經千辛萬苦，於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縣溫都鄉一戶藏民家中，找到了一名靈童。這名靈童生於藏曆十六饒迥之土虎年，即1938年正月初三日，乳名官保慈丹，找到時已經三歲。其父名貢布才旦，母名索南卓瑪。經過堪布會議廳進行占卜、降神、辨認前世班禪用過的東西等等選擇靈童的程式，認為官保慈丹確系前世班禪轉世的靈童，就把靈童先從循化縣接到甘肅拉蔔楞寺，然後再迎到塔爾寺“供養”。同時以堪布會議廳劄薩喇嘛羅桑堅贊的名義，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寫了一個報告，要求批准舉行班禪靈童登席繼位大典。
　　但蔣介石接到電報後，沒有表態。因為當時西藏方面也正在找尋九世班禪轉世靈童，按清朝規定的制度，達賴、班禪逝世後，其轉世靈童的確定，要經過“金瓶掣簽”手續，並由中央政府派遣大員主持。1947年，西藏噶廈通知劄什倫布寺，說他們也找到了兩個班禪靈童，要他們派人到青海去，把供養在塔爾寺的班禪靈童接到西藏，以便舉行“金瓶掣簽”，決定哪個是真正的班禪靈童。劄什倫布寺即派九世班禪的秘書長王樂階到塔爾寺，和堪布會議廳商量靈童掣簽問題。堪布會議廳經過開會討論，一致決定：在青海省循化縣找到的靈童，經過各種宗教手續的審查，確系九世班禪轉世的靈童，已呈報國民政府行政院，無庸舉行“金瓶掣簽”儀式；在西藏地方與中央的從屬關係未恢復前，暫不護送班禪回西藏。
　　就之樣，青海一個班禪靈童，西藏又有兩個班禪靈童。究竟那一個是真正的班禪靈童，尚未得到中央政府最後確認。在這一微妙的處境下，甘丹大賽赤貢唐倉前來拜訪，不僅獻來厚禮，而且請求還沒有正式認定的十世班禪認定安曲活佛的轉世靈童，這使班禪和堪布會議廳的全體僧俗官員十分感動。堪布會議廳在隆重接待貢唐倉的同時，即表示了這樣的意願：希望貢唐倉活佛以其崇高威望，給安多藏區的群眾做工作，要求國民黨政府早日承認青海靈童為九世班禪轉世。
　　這裡順便說說中國藏區的劃分。據貢唐倉大師指點，中國藏區習慣上有三大藏區之稱，即衛藏、康巴、安多。安多藏區的範圍，是從西藏(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阿欽桑熱(藏語意即大銅山)開始，到青海的朵拉熱牧(地方名)之間生活的藏民，包括現在甘肅藏區的全部、青海的大部分、四川甘孜以北的藏區。唐朝時稱西藏為“吐蕃(音bo)”，吐蕃之稱來源有兩個：印度過去稱西藏為“蕃紮”，即雪域、寒冷之意，藏族沿用這一稱法，把自己生活的地區叫“大蕃”，唐王朝認為天下只有“大唐”，哪有“大蕃”，便把西藏稱之為“吐蕃”，“吐”即小的意思。到明朝時，稱西藏為“烏斯藏”，烏斯即前藏，藏即後藏。
　　在塔爾寺期間，貢唐倉活佛恭請班禪按儀規認定安曲活佛的靈童，幾乎與小班禪天天在一起，吃飯、交談，相處很融洽。兩人都屬虎，只是班禪比貢唐倉小一輪。貢唐倉大師看到班禪靈童儀態莊重，聰慧機敏，心裡就十分誠信。由於貢唐倉大師在安多藏區有崇高的威望，前來塔爾寺叩拜大師的信眾很多。大師每次接見朝拜的群從，都要向大家講現在駐蹕於塔爾寺的班禪，他認為真正是九世班禪的轉世，請大家衷心敬信，並向國民政府寫信，敦請儘快承認他為十世班禪。
　　當時掌握青海軍政大權的馬步芳，得知貢唐倉大師在塔爾寺後，盛情邀請大師到西寧。青海“馬家軍”本是拉蔔楞寺的仇敵，馬步芳的父親馬麒統治青海時，粗暴干涉拉蔔楞寺院內部事務，任意懲罰，激起僧俗抗拒。之後派其弟弟馬麟率兵大肆搶掠拉蔔楞寺，先後殘殺數千名藏民。直到馮玉祥的國民軍進入夏河，才趕走馬麟的部隊，五世嘉木樣才得以回到拉蔔楞寺。後來還發生過馬麒堂侄馬仲英焚燒拉蔔楞寺，殺害貢唐羅哲倉大師的事件。
　　現在，馬麒的“接班人”馬步芳盛邀貢唐倉大師到其府上，用意是十分明顯的：想通過對大活佛的禮遇，來獲得藏族人民的好感。貢唐倉大師深知其意，遂以他的大度和容量，前往應付，見馬步芳時僅以幾匹馬作為禮品。馬步芳則優禮有加，請貢唐倉大師住在他的花園府邸裡，並提供一輛藍色小轎車供大師使用。馬步芳那時共有四輛小轎車，給大師用的那輛，前燈壞了一盞。大師便叫那輛車為“瞎子”，外出乘坐時，不說車來沒有，而說“瞎子”來了沒有。後來，馬步芳的兒子馬繼援從西安坐飛機趕回來，拜見大師，之後專門邀請大師去看他的飛機。那是大師第一次見到飛機，馬繼援又勸大師不妨坐一坐。大師有點猶豫，他的秘書果瑞(漢名吳振剛)也建議大師可以坐坐，於是大師便登上了那架只有兩個座位的戰鬥機，在西寧上空轉了兩圈。下飛機後，大師贈送駕駛員50塊銀元，以示感謝。
　　第二年，馬步芳當上了國民黨的西北軍政長官，由“青海王”變成了“西北王“。志得意滿的馬步芳親自寫信邀請貢唐倉大師到蘭州來，大師沒有答應，據說馬步芳對此很不高興。但為時不久，馬步芳便帶著妻妾和搜刮來的金銀財寶，在人民解放軍的隆隆炮聲中逃到臺灣去了。
　　1948年9月，在塔爾寺逗留了一個月的貢唐倉大師準備返回夏河拉蔔楞寺了。臨行前，大師去同班禪話別。平素大師來去都很隨便，毋需通報。那天去時，堪布會議廳的接待人員卻請貢唐倉大師稍候，說十世班禪正在坐經(長時間靜修，連續幾天甚至一個月)，我們去請示一下。按道理這種靜修是不見人的。但很快隨員回來請貢唐倉活佛上去。大師一到靜休的地方，班禪的經師便恍然大悟般說：“今天佛爺(指班禪)一直說讓早點結束，我有事。原來你們早就約好了的。”
　　吃飯時，班禪的經師出去方便去了，只有貢唐倉活佛與班禪在一起。班禪問貢唐倉活佛：“仁波切(藏語對高僧的尊稱，尊貴的意思)，你想不想吃冰糖？”貢唐倉活佛回答：“吃也可以。”班禪便拿起一塊冰糖，但太大，吃不了，班禪見狀便笑個不停，一派可愛的童稚情狀。貢唐倉說：“找個東西來砸。”班禪說不用找了，邊說邊從褥子底下摸出一個黑黑的石頭。貢唐倉活佛一看，石頭上完全是捏出的人手模形，連紋路都清晰可見。班禪莊重地說：“這是我8歲時捏出的，為了送給你，一直等到現在。”貢唐活佛聽後連連稱奇，拿著石頭，如獲至寶。
　　後來經師回來了，看了一眼，皺起眉頭說：“糌粑怎麽捏得這麼黑？”貢唐大師告訴經師：“這不是糌粑，是石頭。”經師看後也大為驚訝，他與班禪朝夕相處，卻從未見過這塊奇石，這說明班禪與貢唐倉十分有緣份。
　　班禪給貢唐倉贈給奇石的事很快就傳開了。堪布會議廳希望貢唐倉大師把石頭留給他們，大師說這是班禪送給我的，不能留下來，後來馬步芳知道了，也要去看。這一聖物，一直被貢唐倉大師珍藏。1958年藏區發生動亂，貢唐倉大師蒙冤被捕後，大師的大管家貢唐.慈成帶著這塊用金盒子裝了的奇石,去了印度。在印度，慈成大管家代表貢唐倉大師，為藏民提供住宿，給予生活補助，被流亡藏民稱為“慈父”。他還在印度丹然東地方修起一座寺院，為貢唐倉大師蓋了別墅。不幸的是，後來小偷來偷東西時，把金盒子連同奇石一起偷走了。奇石丟了不久，慈成管家便被流亡印度的亡命之徒暗殺了。
　　說起慈成管家，還有一段故事。五世貢唐倉的管家紮益果若很出名，他與五世貢唐倉是同學，關係十分融洽。他去世後，他家裡人和貢唐囊欠都希望他能再降生在這戶人家，於是念經祈禱。後來這家人果然出生了一個男孩，大家都認為他必是上世管家的轉世。六世貢唐倉5歲到夏河時，這名後來叫慈成的男孩6歲，同貢唐倉活佛一起玩耍，感情深厚。1949年20多歲時，他做了貢唐倉的總管家，一直到1958年去印度，共做了9年管家。這期間貢唐拉章最興旺，在甘、青、川一帶有大小寺院26座，大小管家30多名。
　　貢唐倉大師率領300多名部落及群眾代表離開塔爾寺時，11歲的十世班禪親率100多名僧俗官員歡送。大師帶著班禪大師用金粉書寫的安曲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書，回到了拉蔔楞寺，不久即回到四川阿壩州的查理寺。大師以他的威望和影響，動員安多藏區的群眾，千人、萬人簽名寫信給國民政府，要求正式認定塔爾寺靈童為十世班禪。
　　與此同時，在拉蔔楞寺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的尋訪認定上(五世嘉木樣丹貝堅贊於1947年4月14日圓寂)，貢唐倉大師力主請住在塔爾寺的班禪蔔算出尋訪範圍，並請班禪親自到拉蔔楞寺抽籤認定。六世嘉木樣靈童的尋訪認定工, , 作，從1949年2月11日開始，到1951年11月止，歷經兩年零十個月時間。期間兩次尋訪，先後訪得兒童2000余名和867名，蔔算結果，這些兒童中均無嘉木樣轉世靈童，直到請班禪大師卜算抽籤，才得以圓滿認定。在這件事上，貢唐倉大師態度十分明確，他說：“前幾世嘉木樣都是班禪認定的，現在離班禪這麼近而如果去西藏確定五世嘉木樣的轉世，這本身就表明了對住在塔爾寺班禪的不信任。”貢唐倉大師通過認定六世嘉木樣這件大事，再一次給予班禪大師很大的支持。
　　1949年6月3日，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頒佈命令：“青海靈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圓，靈異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應即免預掣簽，特准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在此之前，堪布會議廳已請拉蔔楞寺最有聲望的高僧拉科倉·久美陳勒嘉措到塔爾寺，給十世班禪剪了發，換了僧衣，取法名卻吉堅贊，同時授了沙彌戒。8月10日，國民政府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在塔爾寺舉行了十世班禪登席繼位大典，關吉玉代表代總統李宗仁，向十世班禪送了390兩重的黃金一塊，以示祝賀。至此，十世班禪獲得了繼承九世班禪職權的合法地位。

　　兩位大師出獄後初次相逢，班禪大師第一句話就說：“你辛苦了！”此後視察藏區，班禪兩次請貢唐倉作他的高級顧問……

　　班禪大師作為中國藏傳佛教界的傑出領袖，一般情況下，不管地位多高的活佛，勤見他都要經過堪布會議廳請示大師同意後才行。貢唐倉大師卻是例外，他不論什麼時候去，也不論班禪大師多忙，隨時都可以見到班禪。大師多次說：貢唐倉活佛是“我的一家人”。
　　“十年動亂”中，這兩位交誼深厚的大師同遭厄運，班禪大師坐獄9年，貢唐大師入獄21年。1980年，班禪大師視察青海塔爾寺和家鄉循化縣之後，於9月來到甘肅拉蔔楞寺。見到比他年長12歲的貢唐倉大師，大師第一句話就說：“你辛苦了！”貢唐倉大師回答：“我不辛苦，你辛苦了！”大師又問：“(坐監獄時被)綁了沒有？”貢唐倉大師回答：“我沒有綁。”班禪大師聽後欣慰地說：“那你比我運氣好”，說著伸出他的大手給貢唐倉大師看他雙手被綁過的痕跡……在拉蔔楞寺期間，班禪大師在貢唐倉大師和嘉木樣等陪同下，察看寺院建築，瞭解寺院管理，詢問喇嘛們的學業，看到拉蔔楞寺在貢唐倉、嘉木樣活佛的主持下，很快結束了“十年動亂”造成的影響，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寺院管理有條不紊，班禪大師十分高興，並委任貢唐倉大師為拉卜楞寺寺院管理委員會主任。
　　1982年，班禪大師再次到甘肅、青海、四川藏區視察。9月23日，班禪來到拉蔔楞寺，貢唐倉向大師彙報兩年來管護寺院的情況，同時舉薦嘉木樣出任寺管會主任。之後，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黃正清(五世嘉木樣之兄)一起，陪同班禪大師視察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七縣，到迭部縣甘肅省地界結束時，嘉木樣、黃正清告別回去，班禪大師一定要貢唐倉留下，繼續陪同他視察四川藏區。四川方面負責接待的部門得到消息後，向班禪大師提出：“貢唐倉大師單獨去四川，我們照樣迎接，現在與您一起去，又不是視察團正式成員，怎麼辦？班禪大師聽後馬上打電話到北京請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要求把貢唐倉作為正式成員，彭真同意了大師的請求。於是，貢唐倉大師作為正式成員，陪同班禪大師從甘肅進入四川，先後考察了阿壩州的若爾蓋、紅原、瑪律康等縣，然後到成都，結束視察後又坐專列一直送班禪大師到北京，前後共兩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國家民委和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些負責人，知道貢唐倉大師陪同班禪大師視察四川後，都很高興；因為班禪大師看到一些地方民族宗教政策落實不好時，很容易發脾氣，不僅當地的幹部害怕，而且連他的經師、父母都不敢勸，只有貢唐倉大師可以勸解。因此大師發脾氣厲害時，大家就請貢唐倉佛爺去。貢唐倉大師先是給班禪大師說笑話，逗他消了氣，再勸說。經貢唐倉活佛一勸，班禪大師果然就會心平氣和。
　　1985年4月，拉蔔楞寺大經堂意外失火。為了儘快重建，這年10月，貢唐倉大師率團到西藏考察佛殿建築，朝禮各聖跡。到劄什倫布寺時，班禪大師專門派他的父親堯西·貢布才旦和其他官員到距日喀則幾公里的地方迎接。之後，兩位大師天天在一起吃飯。貢唐倉大師同時帶去了盛大的佈施：當時劄什倫布寺有600多名喇嘛，貢唐倉大師佈施每個喇嘛10元人民幣，5斤酥油，喇嘛們說，這麼大的佈施，貢唐倉活佛是第一人。貢唐倉活佛同時給班禪大師奉上盛大佈施，僅酥油就達1000多斤 ，給大師的父母、其他官員等同樣給了佈施。這期間，貢唐倉大師請示班禪大師：“你是給我念個經，還是我給寺院佈施時你一起去？”班禪大師說：“為了你的長壽，還是我給你灌個長壽頂吧。”於是貢唐倉大師帶著他的300多名隨行，在班禪大師在日喀則的行宮接受了珍貴的長壽灌頂。
　　更為珍貴的是，班禪大師回贈貢唐倉大師一尊很貴重的佛像及他穿過的全套衣物，如袈裟、僧裙、鞋子等，還有大量氆氌、綢緞。貢唐倉大師說：“班禪大師用過的全套衣物，是極其珍貴的。在舊西藏，他的鞋子是由專門的匠人手工製作的。象過去手工織的毛線嗶嘰，現在都作為文物收藏在外國的博物館裡。”
　　貢唐倉大師離開日喀則回拉薩時，班禪大師依依不捨，送出一門又一門，一直送他到行宮的第三個大門外，班禪身邊的官員說：“這是大師送客的最高規格，只有貢唐活佛得到了。
　　1988年元月，班禪大師赴西藏考察，再次請貢唐倉大師作他的高級顧問。大師欣然前往。在西藏期間，貢唐倉大師配合班禪大師，為西藏的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
　　1989年元月，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一起，專程到日喀則參加班禪東陵劄什南捷祀殿落成典禮，不曾想，這一次竟是貢唐倉大師與班禪大師最後一次見面！
　　在歷代班禪大師的駐錫地——西藏日喀則劄什倫布寺內，供奉著從第五世到第九世班禪喇嘛的五座靈塔。“十年動亂”中，這五座舉世無雙的靈塔遭到毀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實，信教群眾把在動亂中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下來的五世——九世班禪法體殘骸歸還寺院。第十世班禪大師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親自主持重建了班禪“東陵劄什南捷”大殿，安放了五世——九世班禪靈塔。
　　這是藏傳佛教歷史上第一座班禪合葬靈塔。大殿由紫紅色和棕色兩大建築部分組成，十分雄偉壯觀。矗立殿中的合葬靈塔高11.52米，塔身以銀皮包裹，雕飾華麗，遍鑲珠寶。據合葬靈塔修建辦公室統計：包制這座靈塔，共耗白銀1669公斤，黃金103.8公斤，水銀665公斤，黃銅5638.8公斤。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體殘骸，分裝在五個檀香木匣內，安放在靈塔的壺瓶中。靈塔中同時還存放有袈裟、大藏經、曆世班禪的著作、各教派大師的經典以及金銀製成的各種宗教用品；各種糧食、糖果、水果、茶葉、酥油等供品，以及金銀珠寶和印度洋的水。
　　為修建這座精美的合葬靈塔，中國政府撥專款600萬元人民幣，西藏自治區撥專款70萬元人民幣，劄什倫布寺籌集資金100萬元人民幣，剛堅公司出資10萬元人民幣。國內外佛教徒的損贈不計其數。
　　班禪大師對貢唐倉大師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前來祝賀靈塔開光十分高興。1月24日，班禪大師在向來賓發表的講演中，對這座合葬靈塔作了這樣的評價：“班禪東陵劄什南捷這座雄偉壯觀的靈塔祀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確性和真實性的象徵，是藏漢兩大民族團結的象徵，是西藏宗教界和廣大僧俗人民共同勞動的結晶。”大師完全相信：“凡到過東陵這裡瞻仰膜拜、參觀流覽的人，只要尊重事實，就必然會領悟到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英明，領悟到藏漢民族團結的重要，領悟到堅持愛國主義立場的意義。”
　　貢唐倉大師完全贊同班禪大師這番發自內心的演講。看到班禪大師開光期間十分辛苦，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元月26日向班禪大師辭別時不無憂慮地說：“為弘揚教法，現在您保重法體至為重要。”班禪大師聽後回答：“謝謝你的關心。現在休息不成，還有幾方人等著我摩頂，等摩完頂再休息吧。”不料這竟成為兩位大師的永訣！
　　班禪大師猝然圓寂後，國內外曾有種種猜測。真相到底如何呢？貢唐倉大師回憶說：“班禪大師是元月28日圓寂的。在此之前，國內外前來祝賀的來賓在開光結束後陸續返回。一位來自塔爾寺的活佛帶著他的小和尚返回拉薩時，不幸在江孜境內翻車受傷。班禪得知後還以為是我和嘉木樣兩位遇車禍，很著急，便派劄什倫布寺他十分喜愛和信任的一位活佛來看。第二天這位活佛從後面趕來時，他乘坐的小汽車突然失控，一頭沖進前面一輛?u緔罌ǔ徝某迪淶瓜攏罘趖背∮瞿撃『蛻受了重蓀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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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V?8年至1949年，正是國民黨政權即將在大陸崩潰，中國共產黨掌握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在歷史的這個大轉折關頭，年輕的貢唐倉大活佛也面臨界著一次重大的抉擇。大師憑著直覺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初步瞭解，以及他對草原、對藏族人民、對祖國始終不渝的摯愛和留戀，毅然婉謝了美國傳教士多次勸他去美國的“好意”，堅持留在草原，迎接新中國的到來。大師的這一選擇，使他親身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一段蓬勃向上，尤其是民族團結，宗教興旺的新生歲月……</g*3悀歷史b猄涔孬w巗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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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傳教士失望地向活佛告別：“願上帝保佑您！”大師不無幽默地說：“上帝是你們的，就保佑你吧！”

　　在貢唐倉大師1948年秋天率領100多名僧俗信眾，前往青海塔爾寺拜會十世班禪大師時，隨行的還有大師的翻譯秘書果瑞。漢名吳振剛，畢業于國民黨中央大學蒙藏系，精通藏文。在大學期間，他和另一位藏族同窗平措旺傑秘密組織了“藏族馬列主義青年聯盟”，平措旺傑擔任書記，吳振剛擔任副書記，在同學中秘密傳遞馬列主義書籍。後來校方發現了平措旺傑的進步活動，便將他開除。吳振綱得以倖免，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搞聯絡工作。不久當局發現化名果瑞的吳振綱也是“共党分子”，便下令通緝他。幸得友人通信，吳振綱逃脫，秘密來到甘南藏區，在他當喇嘛的哥哥推薦下，到貢唐倉大師身邊做秘書。
　　貢唐倉大師年輕時並不懂漢語。從靈童到正式成為拉蔔楞寺大賽赤，以及後來在主持查理寺的10多年間，大師看的是藏文，講的是藏語，所接觸的更是操藏語的僧侶和百姓。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師似乎不需要一個把漢語翻譯成藏語的秘書。因此大師對身邊多了一個秘書，開始並不怎麼在意。他有一台收音機，因不懂漢語，只能聽聽音樂，秘書果瑞便給大師翻譯新聞節目，使大使及時瞭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接觸多了，大師漸漸對果瑞有了好感。
　　在40年代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世事的變化真是日新月異。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人民解放戰爭又節節勝利，社會的大變遷幾乎震撼著神州的每一個地方，包括一片牧歌聲中的藏區草原。果瑞在大師身邊，經常向大師講述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講起國民黨的腐敗，大師點頭認可；因為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在草原上的橫徵暴斂。但當果瑞說起共產黨的時候，大活佛卻不表示態度。他以前聽老師毛爾蓋特蔔丹講過清朝政府、孫中山、吳佩孚，對共產黨卻知之不多，只聽說這個經過爬雪山、過草地壯大起來的政黨，代表窮人的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擁護。如今其解放大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全國，打得國民黨軍隊節節後退。
　　拉蔔楞寺所在的夏河縣，當時有兩個“福音堂”，一個是天主教的，一個是基督教的，都是美國傳教士所建。有一個吉牧師和大師接觸較多，經常向大師講起“天主”、“耶酥”，大師只是出於禮貌靜聽而已，並不說什麼。雖然大師的心目中只有佛祖釋迦牟尼，但他認為信仰什麼是每個人的自由，不能尊此抑彼，這是大師一貫的宗旨，也正是這一點，大師的影響才超越了藏區，贏得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人們的尊重和敬仰。雖然吉牧師未能在信仰上影響大師，但大師也從與這位碧眼黃髮的傳教士接觸中有所收益，那就是學會了一些英語，知道了不少國外的情況。
　　有一天，大師的舅舅阿丹土司從若爾蓋草原來看大師。吉牧師知道後，特意宴請大師和佛舅。席間，吉牧師說國民黨政府快垮臺了，其失敗的命運已無可挽回，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事了，他們的大軍正向大西北進軍。這位牧師危言聳聽地說：“解放軍的到來，對宗教是極大的災難，寺廟經堂要被燒毀，宗教人士都要遭到象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屠殺。”最後，牧師說他要關閉教堂，回美國去了，希望大師早作決斷，跟他一起到美國去，一切費用由他們負擔。
　　從吉牧師處回來，大師憂心忡忡，愁得連飯也不想吃，望著佛祖繡像，一句話也不說。果瑞見大師發愁，輕聲詢問大師“有什麼心事？”大師歎口氣說：“吉牧師說共產黨要毀滅宗教，這叫我怎麼不發愁呢？”果瑞平靜地告訴大師：“吉牧師只說對了一句話，共產黨的確快要來了，其它的話都是謠言。共產黨雖然信仰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者，但共產黨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說到這裡，果瑞向大師坦白他就是共產黨員，見大師似乎不驚訝，果瑞繼續說：“我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我十分敬重大師，也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對佛的一片赤誠，大師千萬不能相信美國傳教士的話，大師也知道，當年馬麒、馬麟毀壞拉蔔楞寺，屠殺藏族人民，後來還是共產黨員宣俠父和賈宗周聯絡各方人士，幫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發表了《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最後才使馮玉祥派來國民革命軍趕走馬麟部隊，拉蔔楞寺得以恢復正常的宗教生活。
　　聽了果瑞的一番話，大師想想也有道理，他雖然沒有見過宣俠父、賈宗周，但聽五世嘉木樣大師講過，再聯繫他身邊的這位共產黨員秘書，大師覺得吉牧師的話也許是靠不住的。然而當大師想起30年代中期紅四方面軍長征路過查理寺時，一些戰士打佛像、燒經卷的事時，心裡又憂愁起來。果瑞聽後對大師說：“長征時紅軍中確實發生過對宗教的過火行為，但畢竟是少數人的行為。共產黨早已糾正了那樣的錯誤，明確規定保護宗教。人民解放軍所過之處，寧肯露宿街頭，也不進寺院，不擾民宅，正是這樣的紀律嚴明，才受到群眾的擁護。”
　　過了幾天，吉牧師真的要走了，臨行前他來見大師。這位依舊穿著一身黑色的牧師袍，一個黃銅十字架掛在胸前甩來甩去的美國牧師，一改往日的滿面笑容，吊著面孔嚴肅地說：“大師，我們要離開中國了，最後再來勸勸您，希望您能同我們一起，到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國去，您和您的親屬及隨從人員的一切費用，由我們完全負責！”
　　看到相處了幾年的異國朋友要遠走高飛了，也許從此再也見不了面，大師不免有點傷感。但對吉牧師的勸說，大師依然不為所動。他說：“吉先生，我再三思考您的建議，對您的好意，我表示感謝。但我還是離不開我的寺院，我在這裡登席，在這裡利度，就要把終生交給這裡。我不能離開草原，離開信教的群眾。共產黨來了好也罷，壞也罷，我願與寺院共存亡，出家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吉牧師聽後大失所望，悲天憫人地在胸前劃了劃十字，說：“願上帝保佑您！”大師不無幽默地合掌回答：“上帝是你們的，就讓他保佑你們吧！我作為佛門弟子，只求佛祖保佑！”
　　吉牧師離去不久，便不斷傳來解放軍挺進蘭州，馬步芳軍隊節節敗退的消息，特別是谷關峽一役，馬步芳的精銳騎兵十四旅被人民解放軍全殲，號稱常勝將軍的旅長馬得勝也被擊斃，夏河等地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惶惶不可終日。
　　就在這個時候，果瑞向大師建議：和共產黨建立聯繫，迎接解放。大師果斷同意，讓果瑞代他寫了一封擁護共產黨的信。之後，大師離開拉卜楞寺，到阿壩州查理寺，作迎接解放的準備。
　　果瑞帶著大師的信，在1949年7月到了西安，見到了王震將軍。王震將軍看了大師的信非常高興，叫秘書立即寫了回信交給果瑞，還特意贈送了一張毛主席的相片。信和相片輾轉多時才送到大師手中，那封信寫在一張發黃的紙上，鋼筆字，文字雖然簡短，內容卻十分熱情，對大活佛的深明大義，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說甘肅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到時再與大師相見，那張毛澤東主席的照片，大師很是珍愛，後來常年擺放在他的拉章，直到1958年他蒙冤被抄家時不見了蹤影。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師抉擇的果瑞，在人民解放軍進入夏河前，曾去勸說曾經但任過國民黨夏河縣參議長、這時準備逃往草原的黃祥留了下來，歡迎解放。黃祥解放後當了夏河縣第一任縣長，果瑞也是領導人之一。不幸的是，這位給貢唐倉大師留下深刻印象的共產黨員，有一天去夏河師範給師生講話，回來的路上被人刺殺了。大師為此十分痛心。

　　周恩來總理拍著貢唐倉活佛的肩膀說：“桑木丹工作得很好。”簡短的一句話，竟使貢唐倉大師一生難忘。

　　1949年5月，貢唐倉大師回到川北的查理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轉世登席繼位。8月15日起，又應故鄉轄美部落民眾的請求，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三次)。9月22日，與薩木察倉活佛一同主持了德瓦倉活佛的轉世入寺登席。在查理寺期間，大師聞訊解放軍已經抵達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臨夏，便立即召集梭磨、松崗、卓克基、卓斯甲等川西若爾蓋12個部落的土司，敦促他們擁護共產黨，前去同解放軍接恰。有些土司由於受以前國民黨所說共產黨要“同化、滅教“的宣傳影響，態度曖昧，聽大師說共產黨好，便轉變了態度，大家向活佛表示：“我們相信大師的話，大師說共產黨好，我們就擁護。”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大師即帶著若爾蓋12個部落的代表，從查理寺返回拉蔔楞寺，對解放軍的到來表示歡迎。
　　在蘭州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聽到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他說，對來自甘川草原的這一喜訊，他“比解放了一座大城市還高興”，當即派人(大師只記得當時稱宋主任)代表他，從蘭州來到夏河，向大師贈送了一面五星紅旗，同時送給大師三條防身用的步槍。大師十分珍惜這面紅豔豔的新中國國旗，把它高高地懸掛起來，並常常站在經堂前面的臺階上久久凝視，心中充滿了對新中國的擁戴和期望。
　　1946年底，在波蘭華沙召開了世界和平大會，中國派出由郭沫若任團長的6人代表團，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作為中國藏族人民的代表和有很高聲望的宗教人士，也名列其中。但最後真正赴會的卻是當時的夏河縣縣長黃祥。原來大師得知那次大會的組織者是前蘇聯後，便不願前往，因為國民黨關於蘇聯的反面宣傳，給他的心裡留下了的不好印象尚未消除。他不願去，只好臨時由黃祥作了他的代表。這次誤會造成的遺憾，直到大師出獄後於1990年元月赴莫斯科參加了“人類環境保護與發展會議”，才得以彌補。
　　後來，大師應西北軍政委員會的邀請來到蘭州，受到了習仲勳等領導人的接見。他們握著大活佛的手說：“見到你很高興，感謝你在甘川藏區深明大義的行動。我們希望你能出山，代表那裡的藏族人民政府工作。”大師婉言謝絕，他說：“我身在佛門，政府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去做一做，我當盡力去做，但一不要官，二不要錢，還是讓我回草原去吧！”習仲勳等只好尊從了大師的意願。
　　1951年，拉蔔楞寺六大學院執事、親王府、各部落共同推舉，由貢唐倉大師主持，迎請住錫塔爾寺的十世班禪前來拉蔔楞寺認定五世嘉木樣的轉世。三月初三日，貢唐倉大師在西寧向班禪大師呈送了報告。十月初一日，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經堂前世嘉木樣的靈塔前確定靈童周本塔爾為第六世嘉木樣。貢唐倉大師在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的尋訪認定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年底，大師前往北京出席全國民族工作會議。路過西安時，初次會見了享譽國內外的藏傳佛教大師碌奔·喜鐃嘉措大師(在趙朴初之前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特意設宴款待。在北京出席會議時，大師就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院等問題作了發言，其間同代表們一道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其中周總理在接見中說的一句簡簡單單的話，給貢唐倉大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還是在1949年的時候，大師身邊有個叫毛爾蓋·桑木丹的藏族秘書。根據周恩來總理關於在藏族地區挑選精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到北京做翻譯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專門向貢唐倉活佛寫信要求幫助。大師便把他的秘書桑木丹派到國務院翻譯局工作。桑木丹1949年底到北京，到貢唐倉大師赴京出席會議時，已工作了整整一年。毛澤東主席接見會議代表一個星期後，周恩來總理又在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大家。走到貢唐倉大師身邊時，當時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統戰部長的汪鋒介紹說：“這是甘肅拉蔔楞寺的貢唐倉活佛。”周恩來總理聽後用手拍著貢唐倉活佛的肩膀，十分親切地說：“桑木丹工作很好。”這句只有他們倆人才明白的話，在貢唐倉活佛聽起來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尤其是那語氣和表情，都仿佛在向25歲的貢唐倉活佛說：我們倆個早就認識了，而且是好朋友了。這句簡短的話語，讓貢唐倉大師一生難忘。幾十年後，大師回想起來仍十分感慨，他說：“當時我什麼政治地位也沒有，周總理卻像老朋友一樣對我，這不僅使我十分感動，甚至讓同行的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藏族幹部都有了意見。”
　　這位桑木丹因不習慣北京的氣候，後來離開北京回到四川省阿壩州工作，成了著名的藏族學者，一生著作很多，直到1993年80多歲時去世。
　　1952年，貢唐倉大師又回到了查理寺。宗教活動之余，大師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協助政府做了許多有益於國計民生和社會安定的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勸說流竄在川西的一股殘軍土匪歸降人民政府。
　　四川西部的黑水縣，由於當時還未解放，國民黨軍隊一個叫胡炳勳的師長，帶著一批殘兵敗將盤踞在這一帶。為壯大自己的勢力，這股殘軍糾集了當地的散兵游勇，共同組成“三省(甘川青)邊區反*指揮部”，利用川西一帶山大林深的地理，與解放軍為敵，負隅頑抗。這股土匪人數雖然只有500餘人。但他們熟悉當地地形，流竄不定，一時難以剿滅。剿匪部隊一到，他們便鑽進深山老林，隱匿不出；部隊一撤，他們又竄出來殺人搶劫，四處滋擾，使得當地農牧民人心惶惶，無法安居樂業。貢唐倉大師後來得知，原來是黑水大土司的道吉華桑(漢名蘇水和)，這時被匪部利用為副司令，他曾和大師有過施主關係，對大師十分信服。為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考慮，大師毅然展開了對土匪的勸降工作。
　　大師先是不顧辛苦，親自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宣講實現和平解放的好處，要求他們不要與匪軍來往，助紂為虐。然後親筆署名，向土匪經常出沒之地撒去一張張傳單。大師傳單的大意是：為民舉善，佛將賜福；禍害百姓，不要說政府不容，佛也不容！爾本我佛信徒，若繼續為胡匪炳 勳所用，為害草原，則難逃災禍。快快棄惡從善，我保爾等身家平安，政府也會既往不咎。我等著你急速歸來。我佛慈悲！
　　這張言辭懇切、恩威並重的傳單傳到道吉華桑手中，他展讀再三，沉思良久，終於被大師所感化。在川西地區，道吉華桑聲名赫赫，是個出了名的鐵石心腸，鮮血流成河，他連眼都不眨一下。當年紅軍長征途經黑水時，道吉華桑憑仗地勢險要，硬是不讓紅軍通過，河裡的水都染紅了，道吉華桑的堡壘還是攻不下來。為避免遭受損失，紅軍只好被迫改走雪山。道吉華桑也和國民黨軍隊打過仗，他曾和四川軍閥鄧錫侯的24軍兩次血戰，打得對方狼狽逃竄，對他毫無辦法，就是這麼一個藏族土司，毅然聽從了貢唐倉大師的勸說，率領自己的人馬，下山歸降了解放軍。他一走，胡炳勳殘軍如釜抽薪，很快土崩瓦解，被解放軍剿滅。匪亂平息，黑水縣隨之解放。為感謝大師的慈心善舉，四川軍政領導天寶等專門在瑪律康接待了大師。在四川三年期間，大師出任川北藏族自治區(即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前身)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和政協副主席。
　　道吉華桑歸降後，人民政府既往不咎，不久即讓他參加了赴朝慰問團，代表藏族人民去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後來他又出國定居到印度和加拿大，1979年歸來，兩年後在成都去世。大師聞訊，專程從北京趕去參加了追悼會。
　　1954年，根據六世嘉木樣大師的提名，拉蔔楞寺僧眾大會派代表嘎藏等到達貢唐倉大師靜修的“丹達林”(在今四川省紅原縣城附近)，敦請大師出任拉卜楞寺第八十五任總法台。總法台是藏傳佛教寺院宗教事務的最高主持者，具有絕對權威，總法台之下，各個學院如時輪學院、醫藥學院、喜金剛學院、續部上學院、續部下學院都有自己的法台。這是貢唐倉大師第一次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直到1957年8月15日辭職為止，這一段時間是拉蔔楞寺歷史上最為鼎盛的時期，僧侶多達3000名，活佛、格西雲集，施主人財兩旺，貢唐拉章也十分興盛。大師除主持日常經會、教務外，還廣為佈施，改善僧人的學經和生活條件

　　貢唐倉總法台主持盛大的“柔紮”大法會。在政通人和、香火旺盛的歷史時刻，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先後蒞臨拉蔔楞寺。

　　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在1954年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不久，便主持舉行了盛大的七月“法會”。在藏傳佛教眾多的法會與紀念日中，藏語稱為“柔紮”的七月法會僅次於正月的默朗木祈願大法會，默朗木法會由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喀巴大師于1409年在拉薩首創，柔紮法會則是宗喀巴大師範的弟子加央卻傑(1379——1449年)創立，在拉蔔楞寺則開始於第二世嘉木樣時期，後由第三世貢唐倉大師丹貝仲美倡行至今。這一法會主要是紀念護法神和法王的，會期自農曆6月29日至7月15日，共17天，正式大會在七月初八日。一年一度的“柔紮”大法會在草原上最美好的季節舉行，即是盛大的佛學知識競賽會，又是熱鬧的民間物資交流盛會。參加者除本寺的所有僧侶，還有附近寺院的喇嘛和成千上萬的信徒。寺院周圍的空地上，早早便佈滿了繡著祥雲圖案的大小帳篷。大法會的施主是總法台，他不僅對所有參加法會的僧侶提供齋飯，還要每日向每個僧人佈施七元。這個費用是十分驚人的，既是對總法台財力的一次檢驗，也是其在信民中影響、威望、號召力的一次反應。供齋飯的情景是非常壯觀的，數千喇嘛就地一排排坐在法會場地上，由負責供齋的喇嘛提著桶將齋飯一勺一勺舀到大家自備的碗中。
　　法會的第一項內容是進行佛學答辯。第一天由總法台講述聞思學院(俗稱大經堂)大業，之後和學院法台(每年只有一個學院的法台參加)進行辯論。這一天由學院法台提問，總法台宣講。第二天學院法台講述後，由總法台提問，學院法台回答。如此認真，是為了標記法台必須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擔任。從七月初一開始便進行佛教哲學大辯論。這一天，貢唐大師身著紅色袈裟，頭戴金色尖頂的法帽，在眾高僧簇擁下來到聞思學院前的廣場上，就坐於為他設的專座上，其它賽赤和堪布地位的活佛則坐在他的兩旁。全體僧侶和信徒磕頭拜見後，大師宣佈辨論開始。
　　參加大辯論的喇嘛，為六至十二年級的學習優秀者和各班級中有地位的少年活佛。辯論前一天，大家要前往各個經堂、佛殿的佛像前獻花，並在大經堂向僧眾散花，花瓣如雨，蔚為奇觀。大辯論既有秩序又有很大的隨意性，誰都可以進入場內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這是學習和展示自己才華的最好時機。辯論時或一人講眾人聽，或七嘴八舌，手舞足蹈，掌聲、歡呼聲時起時伏，妙趣橫生。
　　七月初八日是“米拉日巴勸法會”表演。早晨先在大經堂背後獻(曬)巨幅佛象，同時到冬季講臺上陳列寺主及各大活佛的衣服、法器等，供信徒們觸額祈福。中午時分，便在大經堂前面的廣場上演出聖僧米拉日巴勸化獵夫貢保多吉的故事。
　　米拉日巴(1040——1123)，生於西藏後藏貢塘的加阿雜地方，是藏傳佛教噶舉派創始人之一，一生以苦修著稱於世。在藏族人民中米拉日巴是位婦孺皆知的聖僧。他七歲時父親去世，與母親相依為命，受盡了親戚們的欺侮，家產被瓜分一空，生活十分艱難。他便開始學法，起初只是想以惡咒咒死仇人，後自懺罪孽，改信佛教。西元1077年，他38歲時找到當時已負盛名的噶舉派創始人瑪爾巴。瑪爾巴經過對他六年八個月的觀察，看他勤服勞役，極盡苦行，確信他“根器”好、可以造就成才，便對他口傳了密道全部修法。米拉日巴遂在45歲時返回西藏海撥4000米以上、絕世苦寒的阿裡地區，隱跡山岩中，只著白棉布衣，採食蕁麻度日，按照瑪爾巴傳授的密法潛心修行9年，終於練出騰空飛行、降妖除怪等等神通，成為藏族地區廣為流傳、經久不衰的傳奇人物。觀看法會表演時，僧俗群眾均坐於廣場，內層為僧人，外層為群眾，嘉木樣大師、總法台貢唐倉大師及各大活佛，則就座於前殿二樓的前廊上，居高臨下觀看。
　　貢唐倉大師身任總法台後，以盛大、歡樂的柔紮大法會揭開了拉蔔楞寺新的一頁。1955年，大師又以總法台的身份，先後隆重接待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為拉蔔楞寺的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中國藏傳佛教的兩位領袖，在同一年中先後來到拉蔔楞寺，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不僅是拉蔔楞寺的榮幸，更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整個藏區和睦團結的象徵。當兩位元大師將來拉卜楞寺的消息傳出之後，整個安多藏區為之轟動，甘、青、川草原的幾乎所有僧侶和信徒，聞訊在半個月前趕去迎候，激動之心、虔誠之態，筆墨實難祥述。貢唐倉大師作為拉卜楞寺宗教事務的最高主持，自然率領全寺的活佛，喇嘛，早早地在馬蓮灘設帳迎接。
　　對於十世班禪大師，貢唐倉大師已經多次接觸，彼此十分瞭解。班禪大師在未被中央政府正式冊封、處境微妙的困難時期，是貢唐倉大師第一個率領僧俗信徒來到青海塔爾寺，以其在藏區的威望和影響，給予少年的班禪大師有力的支持；又通過請班禪大師認定安曲活佛轉世和六世嘉木樣，表示了對班禪大師的尊重的擁護。多次的相處和來往，兩人已建立了非同尋常的情誼。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則是首次來到拉蔔楞寺。大師只和他見過一面：1954年9月，達賴和班禪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連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次達賴喇嘛先期到達拉蔔楞寺，貢唐倉大師以總法台的身份，陪同年輕的達賴喇嘛察看了寺院喇嘛們的學習和生活。晚上，達賴喇嘛又單獨和貢唐倉大師晤談，詳細詢問拉蔔楞寺的情況，大師從坐床不久的寺主嘉木樣六世到各大賽赤、堪布的佛學造詣，生活情況，僧侶數目，屬寺和群眾基礎等，一一作了簡要明確的彙報。在三年之後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這次的晤談竟成為貢唐倉大師的一條罪狀。
　　視察拉卜楞寺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前後分別傳授了大悲觀世音灌頂和獨雄大威德灌頂。
　　這年九月十九日，大師的經師毛爾蓋·圖丹嘉措圓寂，大師悲痛莫名，舉行了盛大的祭供。
　　1956年，甘南的碌曲和川北毛爾蓋的部分地區的民眾，因聽信了在藏區也要搞合作化的謠傳，發生了武裝動亂。面對草原上烏雲滾滾的局勢，貢唐倉大師十分憂慮。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走出寺院，參加了政府組織的工作團，並擔任副團長，向參加動亂的群眾做說服教育工作。
　　聽說貢唐倉大師冒著槍林彈雨來到山下，山上的人派代表悄悄下山來探真相，果然見大師端坐于帳篷，正在為多災多難的草原祈禱。人們惶恐地問：“大師，公家真的不在藏區搞合作化嗎？會不會是騙人？”
　　大師鄭重地回答：“不會，現在的公家不是過去的官家，是為老百姓著想的，不會騙人。就是將來進行民主改革，也要大家自願，不會強迫。回去對山上的人說，不要再打了，各回各的帳篷，安心地放牧牛羊去吧。政府讓我來給你們做工作，是為你們好，不要做不利於草原的事了。”
　　烏雲散去了，草原又恢復了安寧。貢唐倉大師也要返回拉蔔楞寺了，牧民們沿途頂禮相送。
　　這年8月15日起，大師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達參部(今賽龍鄉)信民的請求，傳授了時輪大灌頂(第四次)。甘、青、川三省二十一縣的數萬名僧俗信眾參加了法會。針對前一段三省邊界地區不太安寧的情況，大師再次宣講國泰民安的道理。後來，在紅原縣附近發現了一藥水泉，大師親自為之開光，被群眾稱為“貢唐藥泉”。
　　1957年3月15日起，貢唐倉大師應甘南州卓尼縣車巴溝僧俗信眾的恭請，向以熱丹嘉措為首的萬名信眾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五次)。也就是在這一年，反“右”擴大化的影響開始波及甘南藏區，加上一股要搞高級合作社的傳聞，剛剛平靜的藏區又一次人心不安了。貢唐大師根據藏區的情況，把自己的一些意見和看法反映到甘肅省委，希望能引起省裡的重視，以維護藏區的穩定和安寧。不料省裡個別手握大權的領導，根本聽不進大師的意見。
　　大師沉默了。他不願被捲進可能發生的任何風潮中去，便於8月5日主動辭去拉蔔楞寺總法台之職，把多年積攢的群眾給他的佈施，大部分送給了僧侶們。當時拉蔔楞寺3000多僧侶，每人得到貢唐大師贈送的一袋面，外加九塊銀元。九月初，大師憂心忡忡地離開了拉蔔楞寺，面對依依不捨前來相送的喇嘛們，大師說：“佛門中人，與世無爭。我走後你們好自為之，以寺院為重，以學業修行為重，少管寺外之事。我想我總有一天還會回來的！”
　　大師回到了四川查理寺，閉門靜修、講經說法之余，大師決心為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他看到牧區畜產品資源十分豐富，卻處於自給自足、初級消費的自然經濟階段，沒有加工，商品經濟十分落後，便自己拿出30萬元銀元，在四川紅原縣建起了貢唐和平乳品廠。這在當時的藏區是破天荒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以至直到1979改革開放之初，四川省委的一位領導還用大師這一深具遠見卓識的善舉，啟發各級幹部從計劃經濟“以糧為綱”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引導群眾大力發展商品生產。1994年10月，大師在北京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我手頭只有30萬銀元，又要辦學校，又要辦乳品廠，資金不夠，還是群眾聽說後紛紛捐助，才得以辦成。”大師出獄後，還經常關心廠裡的生產，幫助解決困難。現在貢唐乳品廠有職工200多人，生產的各種奶粉銷到成都、上海、廣州等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貢唐倉大師的詩學著作在佐蓋新寺刻成。1958年春節，大師主持編導、上演了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傳》，被有關專家讚譽為“對藏族戲劇藝術有新的創新”。2月15日起，大師根據原來之請向查理寺僧俗信眾一萬多人傳授時輪大灌頂。這是大師從21歲開始大講經以來，舉行的第六次時輪大灌頂。不曾想，大師從此竟遭厄運，與熱愛、崇拜他的信民，一別就是21載！
　　其實，大師對此早有預感，在查理寺傳授時輪大灌頂後，大師曾到附近一座叫“嘎爾欽寺”的小寺，一次念經時，殿中掛的唐卡畫上繪的牛首護法神，鼻中突然流血。對於虔誠的佛教徒來說，這是不祥之兆是不言而喻的。當時，不少人勸大師出國避禍，但大師不為所動；這一方面是大師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無所畏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師心裡真不願離開草原、離開熱愛他的信民。
　　一場災難終於降臨到大活佛身上……

　　蒙冤入獄二十一載

　　五十年代的西藏，和平與動盪交替出現。風雲突變中，貢唐倉大師遭遇了本可以避免的災難……
　　如高大的界碑聳立在中國西南邊陲的西藏，總面積12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11個浙江省或33個臺灣省。這個舉世無雙的地方，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同祖國大家庭始終密不可分。
　　早在西元7世紀到9世紀，青藏高原上以藏族為主體建立的吐蕃王朝，就與盛世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後嫁給吐蕃贊普(王)。西元821年的唐蕃會盟載明：唐朝與吐蕃“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正如大詩人白居易在《代王 答吐蕃北道節度使論贊勃藏書》所說：“國家與彼蕃，代為舅甥，日洽恩信。雖雲兩國，實若一家。”
　　元朝時，西藏已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後，仿照中國歷代舊制，設置了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西藏地方軍事民政事務的總制院，命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以國師身份兼管總制院院務。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系統化和制度化。1652年，清朝順治皇帝在北京親自接見第五世達賴，正式冊封其“達賴喇嘛”的名號。1713年，康熙皇帝又冊封第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的尊號。從1727年起，雍正皇帝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在拉薩設衙辦公。1751年，乾隆皇帝又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廈政府，規定四名噶倫由三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指示，共同處理西藏地方事務。
　　歲月如梭。歷史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西藏局勢風雲激蕩、麗日和風與山雨欲來交替顯現。
　　1949年7月，西藏噶夏政府在國外反動勢力的唆使、慫勇之下，驅逐了駐拉薩的國民黨政府機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
　　1950年3月29日，根據正在原蘇聯出訪的毛澤東主席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組成進藏先遣部隊，從四川樂山正式出發，揭開了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序幕。
　　同年8月6日，張國華、譚冠三率領的十八軍主力部隊向西藏進發。部隊“一邊修路、一邊進軍”，於9月到達康北重鎮甘孜。
　　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堅持的既定方針，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進京商談西藏和平解放問題；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宣佈進軍西藏後，再次電告西藏地方當局速派員進京談判，並要求對方隨時與進軍中的解放軍司令部聯繫。但以攝政達紮為首的噶廈當局，卻在外國反動勢力的慫恿支持下，關閉了和談的大門。
　　德高望重的西康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1936年紅軍長征經過甘孜時，曾與朱德總司令成為好兄弟。解放軍到達甘孜後，深明大義的格達活佛以西藏民族利益為重，不顧朱德、鄧小平的急電勸阻，毅然前往拉薩勸和。在到達昌都後，於1950年8月13日被英國特務福特下毒茶毒死。
　　1950年10月5日夜，18軍52師突擊隊突破被認為“雪山惡水賽過十萬大軍”的金沙江天險，順利偷渡過江，打響了昌都戰役。不久，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命令藏軍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
　　1950年11月17日(藏曆10月8日)，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局勢動盪不安、人心浮動的時刻，在布達拉宮舉行了親政典禮。
　　1951年1月，達賴喇嘛在亞東親自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談判代表，與同時由拉薩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門和桑頗·丹增頓珠一道，經康區前往北京和談。達賴喇嘛親自擬定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項談判條件。
　　4月27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和他的堪布會議廳各負責官員一行45人也到達北京。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平談判在北京正式拉開了序幕。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李維漢為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團舉行談判。
　　1951年5月21日，舉世關注的西藏和談勝利拉下了帷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舉行了簽字儀式。
　　首先是離開30年的班禪大師回到了西藏。
　　1951年5月30日，十世班禪主動給十四世達賴發了一封表示祝賀的電報。電文中說：“在您親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來中央談判，並簽定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這是我們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偉大勝利，班禪願竭綿薄，精誠團結，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協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徹底實行協議，為和平解放西藏而奮鬥。”
　　1951年7月19日，十四世達賴複電十世班禪：“……希望您即速啟程回寺，所經道路決定後希先來電為荷。”
　　這是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失和後，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第一次彼此以友好的態度發生的聯繫。對於班禪返藏，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周恩來總理于1951年初，親自主持專門會議，對班禪返藏的組織領導、交通運輸、物資供應、安全保衛等各個方面，都做了認真周到的安排。
　　1951年10月26日，張國華將軍、譚冠三政委率領的十八軍主力部隊，經過兩個多月艱苦卓絕的行軍，到達拉薩。在各界人民兩萬多人的盛大歡迎下，進藏部隊舉行了雄壯的入城式。
　　1951年12月，達賴和三大寺派遣的歡迎班禪返藏的代表到達塔爾寺。
　　1951年12月18日，毛澤東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為代表，前住西寧為班禪送行。班禪一行從西寧出發，經香日德，翻過唐古喇山，過黑河(今藏北那曲)，終於在1952年4月28日抵達拉薩。這次長途行軍極其艱苦，到達黑河時，隨行三萬餘峰駱駝便已死去大半，牛馬也死去不少。
　　據西藏地方檔案記載：班禪在返回後藏之前，曾在拉薩逗留了43天，在這43天裡，拉薩市到處洋溢著團結喜悅的氣氛，人們傳唱著“達賴班禪和好，幸福的好時光”的新歌，班禪駐拉薩辦事處不斷接到各地僧俗人民的來信，許多信件真摯地寫道：“在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班禪大師光榮地回來了。達賴和班禪和好了，我們永遠忘不了毛主席的這個恩情……”
　　1952年6月25日，班禪一行經過由拉薩到後藏首城日喀則的15天行程，在班禪行轅的500人警衛營和西藏軍區警衛營二連的護送下，到達日喀則。從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禪離開日喀則流亡內地，到此時十世班禪光榮返回，整整30個年頭過去了。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刻，後藏各地的屬民們，奔相走告，婦孺老幼，蜂擁而出，前來迎接的竟達6萬多人！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千百年來形成的封建農奴制度，卻仍然牢固地束縛著廣柔的西藏高原。鬥爭和動盪一直時起時伏于西藏高原。
　　先是1952年1月中旬，在司曹魯康娃等人的策動下，西藏上層組織了一個“人民會議”，公開提出反對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反對改編藏軍。3月31日清晨，“人民會議”以請願為名，糾集約4000人，包圍了阿沛·阿旺晉美等上層愛國人士的住宅，同時包圍了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全權代表張經武的辦公處，在四周屋頂架起機槍，公然提出要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張經武的交涉下，達賴喇嘛解除了幕後策劃的兩名司曹職務，取締了“人民會議”，拉薩的局勢暫時趨於平靜。
　　19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十世班禪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連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攝下一張歷史性的照片：毛澤東主席和達賴、班禪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人人笑容滿面，神態十分融洽和諧。
　　1955年3月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以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央派來了陳毅為團長，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拉薩祝賀。本著“要以和平協商方式進行改革的”的宗旨，中央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改革，也要到時視情況再定……”把等待民主改革的期限延長到1967年。
　　然而西藏的局勢卻一天天嚴峻起來，反動分子到處聚眾鬧事，上書請願，公然號召反對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反對民主改革。這股浪潮越湧越洶，很快波及到甘肅、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區。從此，以西藏為中心，包括四川、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在內，開始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直到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而達到高潮，隨後人民解放軍奉命平息叛亂，達賴喇嘛出走印度……
　　貢唐倉大師遭遇的21載牢獄之災，就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降臨的……

　　1958年5月22日深夜，32歲的貢唐倉大師在成都突然被捕。沒有逮捕證，也不知什麼罪名……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受西藏局勢的影響，冰雪地的甘青川草原一反常態，到處湧動著一股不安定的氣息。先後住在查理寺和四川紅原的貢唐倉大師，卻安之若泰，處變不驚，一如既住地夜夜坐禪，全身心沉浸在佛法經典描繪的玄妙世界裡。農曆3月15日，大師在查理寺如期舉行了大法會，向萬千僧眾講經傳法，勸導人心向善，祝願草原六畜興旺、人民安居樂業。象以往多次一樣，大師以他寬廣的胸懷和慈悲的佛心，祈禱已經降臨草原的“暴風驟雨”快快過去，不要使絕大多數善良的人們陷入無邊的痛苦。不曾想，這次“暴風驟雨”竟是如此狂烈無情，連大師本人也不幸蒙冤其中。
　　1958年4月左右，四川省委統戰部一位姓劉的處長受省委領導的委派到貢唐倉大師在紅原縣的住所，說四川藏區有些地方發生了動亂，有的寺院也被捲進去了，為防大師被牽連，請大師到成都去。大師感謝政府的關心，毫不猶豫地啟程前往成都，住在離成都50公里的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招待所，其間，大師還興致勃勃地登上峨嵋山，從佛教聖地空靈悠遠的意境中，感悟宇宙之大、佛法之妙。在成都休養期間，藏族副省長天寶經常來看望大師。
　　有一天，大師的家鄉來人向大師稟報說，他的那位以前的熱合東部落土司、解放後擔任若爾蓋縣副縣長的舅舅去世了。雖然在大師看來，人的生死禍福自有定數，誰也無法改變，但對舅舅的辭世，他依然十分傷悲；因為他生在舅舅家，舅舅一直撫養他到5歲被認定為貢唐倉五世的轉世靈童，他對舅舅的感情非同一般。大師準備回若爾蓋為舅舅奔喪，便去向省領導告別。一向對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省領導卻突然避而不見。大師又寫信給這位領導，回答說是等兩天，等他去重慶開會回來再說。
　　過了幾天，阿壩州統戰部突然派大師的一位學生前來“陪伴”他，起初大師曾感到奇怪，來成都多時都不曾有人來陪伴，怎麼突然派人來陪伴他呢？但他沒有深想，過後他才明白原來是來監視他的。這位學生“陪伴”大師不做別的事，幾乎天天晚上拉著大師去看電影。不管大師願不願看，看的電影無一例外都是國民黨怎樣鎮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師不由猜疑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國民黨過去鎮壓共產黨，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國民黨對共產黨所犯的暴行中，有我的份兒不成？
　　疑問就這樣一步一步變成了現實。大師清楚地記得這一夜：5月22日晚，他又一次看完電影回來，洗了澡，那位學生提議大師量量體重，他儘管覺得沒多大必要，還是無可無不可地站上了體重儀。之後便回到臥室就寢。
　　夜裡12點正，自稱從阿壩州來的人來敲大師臥室的門：“麻煩您開一下門。”大師開了門，來人進來便說：“州上來了電話，您去接一下。”成都的五月已經很熱，大師只穿著單衣往客廳接電話，來人卻把絨衣給大師披上，還讓他帶上手錶和護身符。大師莫名其妙，接個電話何必如此呢。但還是無可不可地接受了來人的舉動。這時他看見他的隨員特布丹等人，站在他們住的房間門口望著他。
　　幾步走到與臥室相連的客廳，大師看到兩邊的沙發上各坐著兩個人。他正要去抓屋角的電話，那四個人忽地站起來，把他圍了起來。大師開始還以為這些人站起來是對他的禮貌和尊重，頓時又覺得不對頭。他想問問阿壩州來的那個人，那人已不見了蹤影。這時圍住他的四個人，一人手中拿著槍，一人亮出手銬，大師這時反而鎮定了，心想肯定是發生了什麼誤會，便坦然地伸出雙手，讓拿手銬的人把手銬戴在了他的手腕。大師是如此坦然和不慌不忙，以至於捉他的人十分緊張，尤其在靠近他時呼吸是那樣急促。
　　從大師走出臥室接電話，到那四個人圍起來銬他，只有幾分鐘的時間，誰也沒有說話，銬他的人既沒有說明他們是什麼人，也沒有向大師出示逮捕證，宣佈為何要逮鋪他。
　　在四個人中的一個打了一個“走”的手勢後，大師便被他們押著走出了房子，他看見院子裡停著一輛白色的捷克造小轎車，院牆的四周架著機槍。這時候，大師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是不是有人組織對他暗殺？因為這很有可能，在解放初甘肅甘南和川北藏區發生的幾次風波中，他都親自出面做了平息工作，自然會有人怨恨他。眼下聽說又發生了動亂，是不是有人怕他出面做平息工作，提前來下毒手呢？
　　正這麼想著，大師已被推進汽車，銬他的人也鑽進來左右圍定了他。汽車在夜幕下急速駛去，拐了幾個彎後停了下來，前面是一座監獄。司機一打喇叭，沉重的大鐵門開了。大師這時反而放下了心，看來這不是暗殺，而是政府採取的行動，這就好了，誤會總會解除的。
　　進了鐵門，下了汽車，眾人擁著他來到一間像是辦公室的房間。在門口給他開了手銬。辦公桌後坐著一個年輕人，有人介紹說是處長，旁邊還有兩個來做翻譯的藏民(那時大師還不懂漢話)。年輕處長神色嚴峻地在大師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見沒發現什麼危險東西，便讓大師坐在一張凳子上，隨即這位年輕處長操著北京口音問：
　　“你的事情你知道嗎？”
　　“不知道。”大師回答。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你若沒有什麼事，怎麼會讓你到這裡來呢？”
　　“我也感到奇怪。我是省領導請到成都來的，除了休息，不接觸其他的人。為什麼把我突然抓到這裡來呢？”大師鎮定而不解地詢問。
　　“這我們就不知道了。”年輕處長帶著無奈的口吻說。
　　“有逮捕證嗎？”大師問。
　　“有個電報。你要看嗎？”
　　“不看了。”
　　審問到此結束。年輕處長要去了大師的手錶和護身符，說是代為保管。臨走時，處長告誡大師：不要和別的犯人說話，也不要告訴別人你是什麼人。
　　年輕處長拿著被褥，帶大師穿過一道小鐵門，來到一間牢房。房子倒還比較乾淨，只是豎著鐵條的窗戶比一般的房子高得多。牢房中有四張床，三張床上已有人，大師便被安排在中間床上。這一夜，大師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動著最近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五一”節那天他還坐在主席臺上檢閱慶祝節日的遊行隊伍，沒有幾天經常見他的省領導突然不再見他，學生整天寸步不離地陪他，接連讓他看那種電影，看來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的。大師想自己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政府的事，這樣做一定是有誤會，既有誤會，就應該明確問，為什麼這麼神秘呢？
　　與大師同牢房的三個犯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工程師，另一位原是部隊幹部，自我介紹在西藏呆過，懂得幾句藏語，便問大師“是從哪裡來的？”大師根據年輕處長的叮囑，沒有回答。
　　第二天，那位處長把大師叫到辦公室，例行公事又把昨夜入獄時問的話重複了一遍，末了還勸大師不要擔心，說你這樣的人政府會寬大處理的。態度和藹，與審問別的犯人儼然不同，大師一笑置之。
　　十天之後，年輕處長又把大師叫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已經有幾個陌生的人。處長向大師一一介紹了幾位生人後，先問：“貢唐倉，你在這裡生活習慣嗎？”大師沒有回答，心想：坐監獄難道還有習慣不習慣的？處長見大師不語，笑了一下說：“甘肅來人接你，你的問題在甘肅。”
　　為了在路上不讓人出來，甘肅來的人便讓大師換衣服。大師身材魁悟，他們帶來的衣服不能穿，監獄方面幫著找來一些衣服，試來試去還是穿不了。後來不知誰想到了戲衣，便找來一件唱戲穿的寬腰大襠燈籠褲，才解決了這一難題，不過如此一來，大師被他們打扮得不成“樣子”：褲子是藍底紅條的戲劇服，上衣卻是袖口有紅道的大號公安服，外披一件斗篷。手上戴著手銬，臉上則是一副大口罩，一副墨鏡。
　　從成都出發前，四川方面的那位年輕處長把他代為保管的大師的手錶交給甘肅的公安人員，把護身符還給了大師，並說：“這是你的信仰，你戴上。事情總會搞明白，你思想上不要有負擔，路上也不要想著跑。”大師點了點頭，算是對他“關心”的答謝。至於跑，不要說有這麼多人武裝押解，就是大師心裡，根本沒有跑的念頭：我無愧於政府、無愧於人民，為什麼跑呢？那不是畏罪潛逃嗎？
　　汽車送他們到了成都火車站，直接上了軟臥包廂。大師在下鋪，對面是甘肅來的那位處長，一位科長在上鋪，門口荷槍站著兩個士兵。從成都開往蘭州的火車上，白天，雙手戴著手銬的大師盤腿端坐打禪，依然一副活佛儀態。到了晚上，這位被押解的犯人若無其事地酣然入睡，押解他的四個人，卻誰也不敢合眼，唯恐這位修行高深的大活佛施展什麼法力，跳窗逃跑，或有崇信他的信徒在半道營救。

　　大師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變成了特殊的“二十四”號。在獄中，大師以驚人的毅力開始學習漢語

　　經過兩天大師泰然自若、押解者卻緊張不安的旅程，火車到了蘭州。一下火車，大師便被直接關進了貢元巷看守所。這個看守所十分破舊，很髒，有臭蟲，很有些歷史了。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就有，不過那時候多用來關押被捕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政治犯。關押大活佛尚是破天荒第一次。
　　從被關進貢元巷看守所開始，貢唐倉大師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一個代號——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出來！”靜夜的燈影裡，看守喊道。大師從狹小的監房中站起來，腳上的長銬發出沉重的撞擊聲。出牢門向審訊室走去，身後又發出輕輕的金屬之聲，大師雖沒有回頭，但他聽得明白，那是子彈推上膛的響聲。
　　第一次審訊還算客氣。參加的人很多，其中有兩位翻譯，大師後來得知，一位是民委幹部，一位是從西北民族學院請來的老師。大師走進審訊室時，裡面的人們原來坐著，先是一位藏族女副處長和一個藏族幹部站了起來，接著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人人顯得比較恭敬。正式審訊時，對方只提出一個要求：只要大師承認參與了甘南的武裝叛亂，就可以放大師出去。
　　大師以他慣有的沉靜自若的口吻，認真地回答：“你們也知道，我去年就辭去了拉蔔楞寺總法台職務，到四川去已經快一年了，甘南發生的事，我一概不知道。現在讓我承認參與叛亂，這不是讓我說謊嗎？作為一個佛教徒，我無法做到”。
　　第一次審訊一無所獲。從第二次審訊開始，對大師的態度就變了，審問者聲大氣粗，表情嚴厲，常常一審就兩三個小時。有一次審問時，有人說他1956年去美武地方六天，向群眾搜刮了60萬元。大師一改往日的冷靜沉默，據理反駁：“共產黨怎能說假話呢？我要是六天收了60萬無，現在有多少錢？反過來說，我要是那麼搜刮錢財，不但有愧於人民政府，而且在佛門也難以立足”。大師憤然質問：“你們不是查抄了我的家嗎？我到底有多少錢財，拿出來讓大家看看嘛！”
　　大師在牢中受審，對外間發生的一切，並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在與同牢一個幹部出身的犯人對話時，有意問“知不知道貢唐倉這個人”時，這位犯人告訴大師：早在1959年八九月間，報上已經公佈了貢唐倉的“罪行”，說他是甘南大規模武裝叛亂的總後台，已經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而且還舉辦了“罪行展覽”，有電臺、機關槍、手榴彈等實物照片。大師問這位只知道他是二十四號的犯人?麼知祅讓這麼清楚？”那人回答說他當過“罪行展罉”的講絎辣。
　　大師藇嵒修行撫,睢⒕辰綬淺＃?雜謖庋?嗦懵愕崳苊鎩⒃庖ィ故?械驕第推摺敕沼讜謨G澔次審訓中，當?乘對他死y骸澳鬩?,嘈毆膊v”時f笫θ濤k稚忍地蘫^端男?＃骸岸T┎產黨?橐過去?d嘈牛鵶聰嘈帕茌９膊‑矯我做蔈詞攏"邢為?簍喣，便?/派?杖プ叄[1]J遊尥僕?Ｏ衷諼z植幌忢遰耍倒6撃話煤蛹e藎?$以趺聰j慌呢？竉料發傘萸熉我不錦K揮脅斡F嚍癩磺Ａ?緹屯吮尯剿拇叄 揮械氖獾菜滌眩牘搞?Z&菩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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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7月1日，貢唐倉大師被“換了地方”，從貢元巷看守所轉押到甘肅省第一監獄。這裡不愧是“第一監獄”，環境比貢元巷看守所好多了，監房乾淨整潔，被褥也是新的，伙食也好得多，不僅能吃飽，隔三差五還有點肉吃。在這裡，大師一直被關押到1969年。
　　還是在蘭州被押往第一監獄時，大師發現和他一同“換地方”的還有一個氣質不同一般的人，到監獄後和他一樣住的是一個單間。每當放風時，大師和這個人常常碰面，因語言不通，無法交談，只有互相點點頭，笑一笑。後來他才知道，這個人叫蔣雲台，是解放前夕起義的國民黨軍長，在當時“左”的狂風下，他也未能倖免。
　　自從被捕入獄以來，大師與過去生活的環境完全隔絕了，看不到一望無際、綠毯一樣連綿起伏的大草原了，年復一年觸目所見的是監獄高高的圍牆和幾平方米大的監房窗外那一片狹小的天空。再也見不到善良、純樸、驃悍，跨駿馬、講藏話、吃牛羊肉的虔誠信民們了，不論是神色嚴厲的管教幹部，還是垂頭喪氣的犯人，清一色講的是漢語。在這樣一個本來十分封閉，壓抑的環境裡，又不懂漢語，可想而知，會是一種什麼境況！
　　與人交流只能以目示意，需要什麼只能用手比劃。面對這種因語言不通而帶來的困擾，大師決心用最短的時間學會漢語。最初的時候，大師為此曾鬧了不少笑話和誤會。比如，他指著杯子想問“這叫什麼？”對方卻以為他要喝水，便給他倒來一杯開水。大師卻以此為起步，借審問的機會，跟翻譯學會了“這叫什麼東西”，這是大師學會的第一句漢話。以這句話為敲門磚，大師抓住一切機會，向管教幹部學習，他指著門、窗、床、牆壁問：“這叫什麼東西？”又指著被子、枕頭、床單乃至碗、筷子、吃的食物問：“這叫什麼東西？”總之，凡是牢房裡能看到的一切，都被大師問遍了。為了舉一反三學習，大師還在紙上畫上人的眼睛、鼻子、嘴、手以及樹林、汽車、房子、草原上的犛牛、藏羊、河曲馬等等，用漢語一遍一遍地讀出來。或把漢語的讀法用藏語注音，對照著念。這樣學了幾個月，便會說了不少漢語單詞。在此基礎上，大師又開始學寫漢字，他用寫交待材料的紙，一筆一畫地寫，會寫了不會念，再向人請教；會念了不知字的含義，再向人問。
　　有了一定的漢語讀、寫的基礎後，大師請人先後從外面買來藏文版和漢文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毛澤東著作。在那個“左”的年代，一位正被“改造”的藏族大活佛主動要求買來毛澤東著作，這自然被監獄方面看作是好的表現，不僅不予干涉，而且積極支持。大師呢，買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學習漢語，他夜以繼日地坐在桌前，面前打開漢、藏兩種文字的書，看一句藏文，對照著看一句漢文，並為此自己編出厚厚一本藏漢文對照詞典。就這樣，大師就像當年全身心投入到學經中一樣，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學寫漢語上。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從未間斷，以至經常錯過了放風的時間。蔣雲台看大師如此用功，曾多次勸他：“學漢語是應該的，可不能不顧身體啊！”大師用生硬的漢語回答：“關係的沒有(沒有關係)，我身體很好。”
　　貢唐倉大師在獄中這樣一個十分封閉的特殊環境裡，用一年時間便學會了漢語，可以讀報紙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之所以能有這個奇跡，除了大師超乎常人的聰慧和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大師以他對人生和社會獨特的感悟和信心，具有了常人難以達到的處逆境而自強，遭厄運而不悲的精神境界。大師為此寫了許多感受和心得，發表過《紀念經師》、《贊鷹》等文。
　　到1969年，貢唐倉大師已在甘肅省第一監獄度過了漫長的8年歲月。這年3月，大師從報紙上看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在中國和蘇聯界河烏蘇里江，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報導說，中國邊防部隊自衛還擊，打退了蘇聯入侵者。這個事件當年雖然震動世界，但對於囚居在中國西北一座監獄中的貢唐倉大師來說，驚心只是短暫的；因為西北一座監獄中的貢唐倉大師來說，驚心只是短暫的；因為西北距離事件發生的東北畢竟十分遙遠，何況他此時正身陷囹圄。然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個年代，這件事還是影響到了貢唐倉大師， 這年11月，他住的牢房外響起了已經久違了的“二十四號出來”的喊聲。看管人員對他說：“收拾東西，要給你換地方。”
　　在這裡8年了，為什麼又要換地方？換到什麼地方去？大師心裡想著這些不能問的問題，回到牢房收拾自己的洗漱用具，特別是與他朝夕相伴的漢藏兩種文字的書籍和他自編的漢藏對照詞典，向他的獄中朋友蔣雲台告別。之後在又一番大口罩、墨鏡的化裝後，大師被監獄方面送進一輛拉嚴了窗簾的小汽車。汽車離開蘭州向東駛去，翻過車道嶺、華家嶺、六盤山，到了距離蘭州300多公里的甘肅省平涼地區，甘肅省第四監獄就設在這裡。大師後來才知道知道，他之所以被轉關到平涼第四監獄，是因為有關方面因“珍寶島事件”而對他採取的“預防”措施。大師聞之，苦笑一歎：“怎麼說我也是中國人啊！”

　　大師成了學習馬列著作的模範，款款登臺向犯人們講課，並為此寫下20多萬字的講稿

　　在平涼第四監獄，大師被關在一號監房，這是一個看管十分嚴密的院子，房裡共住著四個人，除了三個犯人，另外一個是監獄內管理圖書的工作人員。雖然這裡受嚴加看管，犯人只能在放風時間在指定的區域活動，但條件還算不錯，除了比較整潔的床褥外，房內還有桌椅，可供看書、寫字，生活上也比較優待。在其他犯人眼裡，大師是個神秘的人物，大家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他是“重點嚴管”的“二十四號”，身份不同於他們，獄內稱大師這樣的人為“特犯”或“高犯。”
　　大師一如既往，安之若泰，利用一切時間讀書。開始看管得很嚴，不許他與別的犯人接觸，他便除了放風，整天埋頭於桌前，一邊學習，一邊寫讀書筆記，真是“兩耳不聞監外事，一心唯讀漢文書”。後來漸漸放得寬了，大師便與同監區的犯人有了點接觸，其中有一個大學生與大師很談得來，經常向大師請教一些藏族歷史和草原牧區風俗習慣方面的知識。大師也把他視為朋友，把自己寫的一些學習心得拿給大學生看，互相交流。這位大學生見大師談吐充滿哲理，看問題與眾不同，又對哲學方面的書籍很有興趣，便向大師推薦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在這位大學生朋友的幫助下，大師每讀一部分，都要寫下心得體會。作為博學多才的大活佛，大師對佛教哲理的研究和認識博大精深，見微知著，他想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探究這樣一個問題：馬列主義、唯物主義與佛教哲理，到底真是像宣傳的那樣，是互相對立、水火不相容的，還是有某種共同之處？
　　就這樣，大師饒有興味地在兩個哲學的世界裡徜洋。默念經卷和坐禪時，大師的心神沉浸在佛祖釋加牟尼和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咯巴大師等佛教高僧大德闡述的佛學世界裡，心境超脫了世俗世界的煩惱，進入物我合一，無欲無求，無喜無悲的境界，甚至自己所受的牢獄之災，也是那麼微不足道。學習《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時，大師的思考之舟又駛入馬列主義的哲學領域，一切又顯得那麼客觀、唯物、理智而辨證。久久思索的結果，大師豁然頓悟：佛教和馬列主義，雖然一個有神，一個無神，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強調現實世界的客觀存在，強調人的主觀努力的重要。辨證唯物論與佛教唯心論之間有一座相通的橋樑，即是客觀世界，用馬列主義的眼光看，佛教即是“客觀唯心主義”。
　　大師對知識的渴求，引起了監獄方面的關注，他們起初不明白，這位慈眉善目，樂觀豁達的藏族大活佛，學會了漢話，會寫了漢字之後，又孜孜不倦學習馬列著作到底是為了什麼？及至有一天監管人員查房時發現大師寫的厚厚一本讀書筆記時，人們更為驚訝了。這些政治上十分積極，但文化不高的監管人員，翻看大師的心得筆記時雖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對大師的敬佩之情卻是溢於言表的。監管人員對大師又多了幾分尊敬，監獄“領導”則對大師直率地說出“學得不錯，好好學”的贊許。
　　他們對大師的關注很快就變成了行動。有一天，一位監管人員走進大師房間，一改過去命令的口吻，很客氣地問大師：“我們想開一次學習講用會，想請你在會上講一講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行不行？”大師看這位監管人員一臉真誠，覺得這是練習漢語的一次好機會，便點頭答應了。然後用當年吉牧師送給他的派克金筆(他帶進監獄的舊物只有這支筆和一隻手錶)，連夜寫講用稿。大師一氣呵成，在一種16開大的橫格稿紙上，寫了四頁講解提綱。
　　這真是一次獨特的講解會：監管人員指揮全監幾百名犯人，整齊地坐在一間大房間裡。監獄“領導”簡短的訓話之後，宣佈“現在由二十號講”。身穿囚衣的貢唐倉大師從人群中站起來，在數百名犯人驚異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那時的大師臉色紅潤，短髮烏黑，當他在臺上的小桌後坐下後，神情莊重，炯炯的目光先掃視一眼台下目不轉睛盯著他的聽眾，就像當年他在法座上掃視他的信民一樣。聽眾中有一百多名藏民，掩飾不住興奮地對旁邊的人竊竊私語：“這是我們的大佛爺。”當大師開口用流暢的漢語講起時，不少犯人驚奇地張大了嘴，會場鴉雀無聲，人們專注的神情不亞于當年講經時聚精會神的信徒們！大師用他慣有的不急不緩的語調，用身邊的小事、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景來講述馬列毛著作中抽象的論述，通俗而形象，客觀而不褒貶，不僅犯人們聽得津津津有味，連那些聽慣了簡單說教的監管幹部，也被大師新鮮、生動的講述所吸引。
　　第一次講解獲得監獄方面和犯人們一致的好評。大師卻沒想到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監管人員經常找上門來，要大師去給犯人作“改造思想”的講說。講的次數多了，大師難免有自找麻煩的感覺，但反過來一想，經常講講又有什麼不好呢？一則可以提高漢語的讀、寫、講的能力，二則向獄中這些來歷複雜的犯人多做一些棄惡從善的教育，也符合佛家普渡眾生的宗旨。如此一想，大師也就心安理得，只要監獄方面有要求，他就去講，而且每欠都要寫講解提綱。在大師心裡，他把這種講說就當作昔日的講經，只不過物件不同、形式不同罷了。前後算起來，大師在平涼第四監獄期間，先後給犯人做“改造思想”的講解達五十多次，寫了不下二十萬字的講解稿，這些講解稿，是馬列主義思想與佛教哲理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在監獄這種特殊的環境和政治氣候下，大師只能以談馬列為主，另一方面，大師在其中又融會了他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和感悟，大師以他佛教大師的特殊眼光和認識高度，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佛教哲理之間構通的橋樑。正是因為這一點，大師的講解別具一格，不同于某些政治工作者只是簡單的說教和灌輸。這是大師的講說特別受歡迎的真正原因。
　　歷代貢唐倉大師以博學多才、才華橫溢聞名藏區，第六世貢唐倉大師更無愧於這一讚譽。在無數的犯人喟歎著命運的苦難，在監獄中接受強制改造，深感度日如年的時候，貢唐倉大師卻把監獄當作一個大學校，他就象一個閉門苦讀的大學者，讀完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又去讀《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仿佛他不是來蹲監獄而是來讀書的。到後來，他的床頭、桌上，堆滿了厚厚薄薄的書籍，雖然這些書籍中沒有一本是佛家經典，但這並不影響大師的參禪感悟。在大師看來，知識是沒有窮盡的，真正的智者應當是無論身處何境，都會從一草一木乃至風雨雷電這些最常見的自然天象中，都會有所悟求，從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昇華。何況他現在所讀的是造就了許多象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這種被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的理論，何以成為千百萬勞苦大眾的精神支柱？這難道不值得智者探求嗎？
　　在這種滲透世俗人生的境界下，大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過馬列著作這一辨證唯物主義的特殊載體，從全新的認識角度進一步參悟佛理的玄妙廣大。監獄有統一的關燈時間，燈熄了他就盤腿坐在床上，閉目進入參禪的境界，經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這種功夫是他從小在寺院學經時練出來的。在佛的境界裡，宇宙是無窮無盡、無量數、不可知的，如果一定要用量數來表示，今天科學認為大得不得了的太陽系，在佛看來僅僅是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像太陽系這麼大的小千世界才構成一個中千世界，而一千個中千世界才是一個大千世界，在目前人類所感知的虛空中，至少有三千個大千世界，這是多大的一個概念啊！佛卻說，世界何止這三千世界，它是不可知、不可量的，就象印度恒河和中國黃河的沙子一樣，根本是數不清的！
　　現在，貢唐倉大師身處監獄這個小小的小世界，他就用佛理和唯物主義的雙重眼光，來審視他周圍的犯人。這些來自社會各個階層，被大眾眼光視為“罪人”的人，卻是有好有壞、有善有惡，這些人同聚一圍高牆之內，集中了社會的複雜性、人性的多樣性。對此大師曾有一個親身感受；有一個來自河南的小偷吃了信徒們給大師送進來的酥油，反去向監管人員告發，說大師拉攏他。大師聞聽一笑置之，對這位告發者毫無責怪之意。在多年的相處中已對大師為人深有瞭解的管教幹部和犯人們，更是把小偷的“檢舉”當作笑料而已。正是由於社會複雜，生活環境千差萬別，才有了監獄中這些品質各異的人。把他們放在監獄這個特殊的環境來改造，首先就改變了他們“存在”的環境，斷絕了他們任意妄為的條件，強制他們按社會認可的道德、行為標準改變自己，這無論對於社會、還是對於完善個人，無疑是“大慈大悲”的善事、好事啊！

　　刻字、焊接、制鞋、設計圖案……貢唐倉大師那雙從未勞動過的手，竟出奇的靈巧。監管人員稱他是“技術多面手”，人們紛紛請大師刻公章、印鑒

　　即使是身陷囹圄之中，貢唐倉大師慈悲之心依然。在監管幹部看來，這位落難的“大活佛”只知讀書學習，要求他們的事情最少，給他們的幫助卻最多，他不僅自覺遵守監獄規定，不越雷池半步，而且經常通過他深入淺出的講解，解除犯人們心中的煩慮，燃起他們對人生美好的希望。除了在精神上鼓勵之外，他還常常樂善好施。後來幾年，對他的看管不怎麼嚴了，監獄方面允許信徒們送吃的東西給他。有了這一“鬆動”，從甘肅甘南、四川阿壩及青海草原，大師虔誠的信徒們經常三五成群向大師送來產自草原的酥油、牛羊肉。每當收到這些包含了信民真誠之意的的食物，大師總要分給同監獄的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家裡困難吃不飽的犯人。因為在大師的心目中，始終有一個群眾觀點，他認為他所擁有的東西，來之于群眾，應用之於群眾，儘管這兩個“群眾”內含是不同的，一方是真誠信仰他的信民，另一方面卻是被強制改造的犯人。但在“佛”的眼裡，他們都是經受人生苦難的人們，只是善根有別，醒悟程度不同罷了。
　　為了更多地體會人生的苦樂，大師後來又向監獄方面提出參加勞動的要求，回答說他這樣的“特犯”監獄無權決定，要“上面”發話才行。大師想，這個“上面”層次太多，凡是級別大於監獄的都屬於“上面”。於是，大師直接給大權在握、紅得發紫的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寫信，要求參加勞動。理由堂皇而充足：“勞動也是思想改造的一種方式。”不知經過多少次的周轉，後來終於傳來了：“上面”的決定：“二十四號”要求勞動的願望是好的，但他從來沒有勞動過，還是以思想改造為主，勞動要以他本人自願為好，不能強迫，也不定任務。
　　有了這道“尚方寶劍”，大師勞動的願望得以實現。當時監獄中最大的勞動場地是印刷廠，大師便從滿是書籍的監房踏進了印刷車間。他那雙先後翻遍了藏文經卷和馬列著作的大手，勞動起來竟是出奇的靈巧，先是排字，接著又去鑄字，幾乎都是一學便會。這更引起了大師勞動的興趣，經常工作起來忘了時間，更不顧髒和累。久而久之，連監管幹部也為他擔心起來，常常提醒他：“二十四號，你沒有生產指標，願意幹就幹，不想幹就休息，可別累著了。”大師輕鬆地笑笑，回答說：“我身體很好，不累。毛主席說過勞動其樂無窮，幹幹活，掌握點生產技術，我也覺得其樂無窮。”
　　印刷車間有一個刻字、修版的老師傅，技術很好，帶了兩個年輕的徒弟。大師學會排字、鑄字之後，也跟著去學刻字。結果兩個正式的徒弟學得半生不熟，他這位業餘學員卻很快學會了。不久這位老師傅刑滿出獄了，刻字、修版的工作理當由兩個徒弟承擔，但這兩位徒弟功夫不到家，不是刻字老是出錯，就是機械故障頻頻。看到監管幹部十分著急，大師便毛遂自薦說：“讓我來試試。”監管幹部有點不相信地問：“他們兩個學了很長的時間都不會，你能行嗎？”大師不動聲色地說：“我說過試試看嘛！”
　　大師坐到工作臺前，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刻字、修版，結果大出人們意料，他刻的字幾乎和字模鑄出的字難以分辨，修的版和以前的老師傅修的沒有兩樣。監管幹部反復查看，最後不得不由衷地感歎：“二十四號真是一個不一般的人啊！”大師刻字刻出了名，先是平涼地區司法機關的一些公章拿來讓他刻，後來恢復被砸爛的公檢法時，門牌匾也讓他來刻。至於監獄幹部的名章，大師刻的就更多了。工廠產品的商標版，差不多全是他所刻的，為此監獄曾給予他15元人民幣的最高技術獎勵。
　　就這樣，貢唐倉大師把監獄當作體味人生的一所大學校，以常人難以想像的辛勞和毅力，學會了排字、鑄字、刻字、修版、制鞋、圖案設計乃至錫焊技術，成為當時監獄中有名的“技術多面手”。儘管由於歲月的流逝，人們難以親睹大師親手製作的“產品”，然而筆者卻十分榮幸見過大師的勞動成果。那是1993年10月在甘肅省政協大師那間鋪了地毯、十分雅致的辦公室，筆者無意中發現書架上有一個紅色的硬書匣，裡面裝了四本毛澤東選集。方方正正的硬書匣，看起來與正規工廠生產的沒有什麼差別。筆者初以為這書連同書匣均是大師買來的。便問大師“現在還看這些書嗎？”大師回答：“只是留著作個紀念。”見筆者不解的樣子，大師只好直言相告，“因為這書匣和上面的字是我在監獄中親手做的。”我細細看去，硬紙書匣的正面，有燙金的“毛澤東選集”四個大字及五角星圖案，與我過去在書店看到的一模一樣。
　　對於勞動，大師有自己獨特的認識。不少人曾這樣問大師：“坐牢是件不幸的事，所有的犯人都在熬時光，像你這樣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又沒有人強迫你，為什麼這麼努力地勞動呢？”
　　大師深沉地回答：“我的出身很特別，從小在比較優裕的環境中生活，入獄使我有了體會人生之苦的機會，勞動便是我體會人生的一種方式，對我來說，能夠通過勞動，掌握技術，親身感受一下大眾創造物質世界的辛勞，何樂而不為呢！”
　　對於21載牢獄之災，大師同樣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感悟。他說：“開始抓我時我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因為我解放前就與共產黨有來往，後來硬說我反對共產常，根本沒有的事。甘南發生了動亂，我事前一無所知，就因為我是活佛，群眾相信我，就想當然把我抓了起來。其實我要到國外去的話，早就走了。1957年，安曲活佛等去西藏時，希望我一同前往，說西藏形勢不好再去印度，我對他們說：共產黨的政策好，群眾幸福，我不會有事。政策變了，群眾受難，我也要受難。我要與群眾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後來看到為共產黨打江山、國民黨曾懸賞幾百萬大洋捉拿的高級領導人，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等，最後也是那樣悲慘的下場，與他們相比，我的這點痛苦算不了什麼。這樣一想，我便想通了。
　　“另一方面，從藏族、佛教徒的角度說，入獄這是我前世欠的債，我這一世把它還清就行了，入獄後我原來100多萬元的財產沒有了，後來官方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的財產來自人民，又還給了人民，我沒有什麼意見。我出獄後也從未提過財產的事，後來政府給了7萬元補償，又給了4萬元的房屋補償，用這11萬元，我在蘭州小西湖柏樹巷建了一所住宅，現在實際成了各地藏民來蘭州的辦事處。
　　“在獄中，我學馬列，學技術，學會了漢話，再也不用翻譯了，尤其是知道了毛澤東說過什麼？馬克思主義又是什麼？它與佛教哲理有什麼不同，又有什麼共同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壞事對我變成了好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這就是辨證法。

　　沒有“罪名”，監獄方面只好尷尬地在“釋放證”上寫下“因長期關押”的字樣，並不得不用“押”字蓋住“罪”字。激動的人們狂熱地歡迎貢唐倉大師出獄歸來

　　到1974年，貢唐倉大師蒙冤入獄已經16個年頭了，其實，在這之前，他的“事”不論是在監獄的犯人中，還是在管教幹部中，都漸漸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但人間的事就是這麼奇怪，尤其是在那個“左”得不可理喻的年代，雖然人們都明白事實的真相已經清楚，但大師卻出不了獄，原因並不複雜：1958年逮捕大師時，有關方面上報中央說貢唐倉是甘南大規模武裝叛亂的總後台、幕後指揮者。大師入獄後，他們又是在甘南七縣、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所謂大師的“罪行”展覽，有電臺、機關槍、手榴彈等拼湊的“實物”照片，要判刑又無真正的根據，只好長期關押下去，到後來想放了，首先“上面”交待不了，你們不是上報說他是“總後台”嗎？怎麼就放了？再次給群眾也不好交待，“罪行”展覽不是有電臺等照片嗎？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又拿不出來，就這樣，大師被年復一年地關在監獄。
　　直到1974年這一年，獄中傳來消息，說要特赦國民黨團以上的黨政軍犯人。雖然大師對這個消息並不關注，因為他與國民黨沒有什麼關係，但出乎意料，他也被列為特赦物件。首先有一個明顯的變化。他不再吃犯人飯了，而改吃一種“特赦飯”，一天吃多少報多少，保證供應。當時在平涼的甘肅省“四監”裡，關著兩個國民黨團以上的犯人，但特赦大會開過很久了，這兩個人也走了一個多月了，還沒有人來宣佈釋放他。人們都莫名其妙，連管教幹部也不理解，還勸大師放寬心，心裡不要波動，大師卻平靜地說：“我本來與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從未擔任他們的職務，釋放國民黨人員不會與我聯繫到一起，這我心裡很清楚。我很坦然，談不上思想波動。”
　　於是，大師繼續吃“特赦飯”，但釋放的事卻杳無音訊，一拖又是五年。
　　但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1979年4月13日，大師被宣佈特赦出獄。此時，發生了一件令監獄方面尷尬、大師卻說“很有意思”的事：釋放犯人要發“釋放證”，那是早已鉛印好的一張紙，抬頭空著，放誰就寫誰的名字。下面印著“因什麼罪，關押到什麼時候”等內容。大師在獄中一蹲便是21年，卻一直沒有確鑿的證據定罪，要發釋放證，一定要寫上是什麼罪，這可作難了監獄方面，怎麼辦呢？監獄方面無計可施，只好在釋放證上寫上“因長期關押”，並用“押”字蓋住已印好的“罪”字，以免尷尬。如不蓋住“罪”字，便是“因長期關押罪”，倒成了監獄方面的過錯了。
　　大師至今忘不了4月13日出獄那天監獄內外肅穆的氣氛，他從監獄往外走，早已知道大師身份的犯人們，聚攏在監獄院子裡，默默地目送大師，有的招手，有的作揖。大師雙手合掌，微笑地向這些苦難未盡的犯人們告別，默祝他們洗心革面，早結善緣。監獄門外同樣聚滿了送別的人們，除了監獄幹部和他們的家屬，還有不少從附近趕來的群眾，他們是專來看看“活佛是什麼模樣”的，大師緩緩走過送別的人們，神情泰然，面容慈善，從他沉靜安祥的舉止，人們看不出常人那種結束21年冤獄之後的喜悅和興奮，大師真是一派“獲喜不驚，遇難不怨，滲透人生、大徹大悟”的聖者之風。
　　大師登上停在監獄門外的一輛大轎車，同車的大部分人是因1958年甘南事件被判重刑、如今也被釋放的藏民。轎車駛離平涼，翻山越嶺，向甘南方向進發。想當年，大師被從蘭州轉押到平涼途中，車上荷槍實彈，車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不知外面是什麼景象。這一次，大師自由了，他隨著顛簸的汽車臨窗遠眺，但見四月的黃土高原，到處是一派寒冬盡逝、生機勃勃的春天景象，起伏的田野麥苗翠綠，村莊的四周、農家的莊前屋後，盛開著粉紅的杏花、桃花、雪白的梨花。公路邊，筆直的白楊在清風中搖動著圓圓的葉子；山坡上，瘦乏了一個冬天的羊群悠然啃吃著剛剛冒出的嫩草。眼前漢族農區的田園風光，雖與貢唐倉大師從小熟悉的草原牧區大不一樣，但他同樣感到親切而生動。世事滄桑，而年復一年，春天卻照例降臨人間，給芸芸眾生帶來多少歡樂、多少希翼。春光是這麼美好，而大師卻被無端剝奪了21年感受春天的自由！今天，春天終於迎來了大師，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啊！大師知道，是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路線，才把春天還給了他。
　　4月14日，大師回闊別20多年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解放前叫黑錯)，被安排住在合作第一旅社。大師出獄回來的消息，就象輕靈的春風一樣吹遍了草原，幾乎是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信民從四面八方湧到合作，爭相來朝拜他們朝思暮想的貢唐倉佛爺。當人們打聽到大師住在旅社二樓之後，立即把旅社裡週邊得水泄不通，木結構的旅社二樓及一樓到二樓的樓道，擠滿了風塵僕僕騎馬趕來的牧民們，激動的人們爭先恐後，拜見完的下不來，急著拜見的又上不去，其情之切，筆難描述。面對此情此景，大師不免感慨萬千：這各人山人海的場面他已有二十多年不見了，二十年，政治的狂飆沖跨了多少人人生的信念和心中的追求。而草原上這些質樸善良的人們，卻矢志不移、癡心不改，如此魂牽夢縈他們心中大慈大悲的佛爺，這是怎樣的一種信仰啊！“文革”中，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些造反派想把大師從獄中揪出去批鬥，卻又擔心大師出現後群眾對他叩頭朝拜，他們控制不了局面，最後只好拿著大師的照片去組織批鬥會。
　　朝拜的人們川流不息地湧向大師居住的小樓，人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州上的領導擔心起來，怕擁擠的人群擠塌了那幢土木結構的小樓，更怕出了擠傷事故。州裡派來一輛小車，以開會名義把大師接到公安處，隨後公安處長、副處長來見大師，寒暄後，他希望大師能在第二天的釋放大會上代表釋放人員講講話，大師說：“你們清楚 ，我不是叛亂的總後台，怎麼能在釋放叛亂分子的大會上代表他們發言呢？”公安處長無言以對，只好“隨機應變”：“那就代表您個人講幾句，您在監獄學得好嘛 。”
　　在第二天的釋放大會上，大師說：“我不代表別人，代表我自己講幾句。我坐了二十多年的冤獄，被抓進去時32歲，出來進時已經53歲了，說沒有怨言那是不真實的。但一想到一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帥最後都冤死了，我覺得我受的冤枉算不了什麼。現在出來了，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吧。佛教講因果報應，馬克思主義要人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其實兩者都是講人的主觀努力的重要，如果一個人糾纏於往事不能自拔，那還怎麼往前走呢？更不要說去濟世救人了！”
　　大師寬廣的胸懷，令當年一些愧對大師的當事人既慚愧又感動。
　　在釋放大會結束時，又給每個釋放人員發一個“釋放證”。給大師的“釋放證”上，竟赫然寫著“因參加叛亂”的“罪名”。大師一看，嚴肅地對有關人員說：“二十年多年了，我有沒有參加叛亂還沒搞清楚嗎？還要讓我背這種罪名嗎？這個釋放證，我不能接受。”對大師這個理直氣壯的要求，主持會議的州委副書記是無力答覆的。他只能誠懇地表示向省裡如實反映大師的意見。
　　釋放大會之後，大師又被請到州委會議室開座談會，朝拜的群眾知道後，又扶老攜幼趕到州委，不顧一切地開門就來拜見佛爺。州委會議室自然不能成為朝佛之地，儘管這是群眾自發、自願而來，但如果真是那樣，在撥亂反正正在進行、“左”的思想還比較濃厚的1979年，很可能又會作為大師的一樁“罪過”。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大師只好悄悄離開，坐一輛小車繞道來到甘南民族學校。校長班智達以前曾是大師的秘書，看到大師突然出現在他家門口，真是又驚又喜，急忙將大師迎進家。在班智達家，大師剛剛吃了碗糌粑，朝拜的群眾又湧到了甘南民族學校，懇求在門口勸阻的幾位幹部讓他們進去看一眼佛爺，有的情急之中乾脆硬往裡闖，竟把攔阻的人都擠傷了。聽著信民們非要給他當面磕個頭才心甘的急切之語，坐在房裡的大師真想出去見見群眾，親自勸說他們回去，但他知道這樣一來人群會更擁擠，趕來的人會更多。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離開這裡。於是，好多人把大師圍在中間，有的開道，有的斷後，奮力才將大師從人群中護送了出來。
　　合作城裡到處是前來朝拜的群眾。顯然，不管住在哪裡，都會被發現。沒有辦法，大師只好悄悄住到城外的合作寺。
　　但街上的群眾還在到處尋找大師，這些至誠至信的人們，什麼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見不了佛爺的日子。20多年了，他們朝思暮想的佛爺終於回來了，可一時卻難以見著，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啊！如果能當面給佛爺磕個頭，再讓佛爺用手摸摸頂，他們心中有多大的痛苦和怨屈，也在那一磕一摸間煙消雲散了。
　　人們沒有找到大師，卻在一處地方發現了大師在匆忙中留下的行李。於是，人群激動了，無數的人撲上去，很快把大師的行李“瓜分”貽盡：被子、毛毯、褥子、枕頭，被千百雙手撕扯得粉碎，你抓了一片，他拿了一條，人人就象見到了佛爺一樣，欣喜萬分。在信民們的眼裡，大活佛用過的東西吉祥萬分，如能拿一點供在家裡，那是一生的福份，可大師的行李畢竟有限，無法使成千上萬的人個個如願，沒有搶到一點的，便在大師坐過的地方不斷磕頭，或把大師走過地方的土，捧起來拿回家去。
　　真像俗話說的：“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大師住在合作寺的消息，很快又被群眾知道了。人們便又湧向合作寺。在這種情況下，大師只好按照省裡的安排，於18日下午離開合作，先到臨夏，第二天到了蘭州，被接到甘肅省委幹部招待所住下。
　　第一個來看大師的是省政協秘書長沈求我。他們過去就認識，久別重逢，自然格外高興。沈求我告訴大師：省裡正在組織一個老幹部參觀團，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受過衝擊的，共40多人，其中有四名省部級幹部，省上領導特別關照要請大師一起去南方參觀。
　　大師說：“謝謝省上，還記得我！”沈求我說：“明天就要出發了，每個人的後面要有職務，不知您的事有沒有結論？”
　　大師談了出獄和到甘南的情況。沈求我聽後著急起來：“這次去參觀的都是老幹部，到一個地方都要介紹，可怎麼介紹您呢？”
　　事不宜遲。經請示國務院有關部門，晚上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長匆匆來到大師的住處，寫了一個“根據黨的政策和本人表現，給予公民權利”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留下了許多“尾巴”，言下之意，不是大師無罪，而是因為党的政策寬大、本人表現又好，才給予釋放和公民權利的。雖然如此，大師還是暫時默認了：就當這個結論是來應急的吧！大師的身份，最後被定為“甘肅省政協委員、宗教界知名人士”。
　　從1979年4月20日起，貢唐倉大師參加甘肅省老幹部參觀團，從蘭州乘火車南下，開始了他出獄以來第一次較大範圍的參觀考察活動。大師隨團陸續到達成都、重慶、武漢、南昌、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等地，足跡幾乎踏遍祖國南方的名山大川、古城重鎮。大師飽覽著長江三峽的綺麗、黃鶴樓的雄姿、井岡山的松濤、江南水鄉的秀美，心境頓時變得開朗、豁達。參觀團的老幹部，人人都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和不公正的對待，牢騷和怨言幾乎隨時可聞。但大師卻以自已博大的胸懷，常常勸說同行者中那些對自己不平的遭際仍憤憤不平的人。大師常說的一句話是：“人生之路本來就坎坷不平、苦樂相伴，既已渡過了苦難、跨過了坎坷，就向前看吧！”大師的氣度感染了不少人：參觀團的老幹部中，有誰像貢唐倉大師這樣，一蹲便是21年冤獄？捫心自問之後，人們釋然了，想開了，在以後的參觀中，笑聲多了，牢騷少了。
　　1979年12月，貢唐倉大師正式當選為甘肅省政協委員。1980年又當選常務委員。1981年當選全國政協委員。
　　雖然大師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但21年冤獄的事一直沒有正式的結論，許多關心大師的朋友經常向大師問起這件事。於是有一天，大師問甘肅省委統戰部部長王世傑：“你們對我過去的事情，到底怎麼看？我究竟有沒有罪？總得給我個結論吧？”
　　王世傑笑著說：“你1958年前是省政協專職委員，現在不僅是省政協常委，還是全國政協委員，政治地位已超過了過去，從這個實際來說，已經給你平反了。”
　　大師說："你的話有你的道理，我也並不把平反的事看得很重。但我一坐就是21年監獄，不是十天半月啊！就這麼糊裡糊塗沒有了結，總是不好。”
　　後來，不少瞭解、關心大師的老同志提出，還是要正式的平反檔，不然將來情況有了變化，就說不清了。1981年大師去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見到班禪大師，談起冤獄尚沒有正式平反的事時，班禪大師說他因為向中央寫了反映藏區情況的“萬言書”，坐了九年監獄，至今也沒有平反。班禪大師說：“應當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重新審理。”
　　大師便向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申訴狀”，詳細說明了他1958年被捕前後的情形，要重新審理，給予公正判決。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一年多調查，於1984年做出“終審判決”，宣佈大師無罪，給予徹底平反！
　　至此，蒙在貢唐倉大師心頭的陰影，終於被共產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陽光拂去！大師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禁感慨地說：“共產黨犯了不少錯誤，但敢於承認錯誤，改正錯誤，這一點不簡單，就從這一點來說，這個黨還是有前途的、也是值得信賴的。”

　　一片佛心渡眾生

　　結束了21載冤獄之災，貢唐倉大師終於回到了天空碧藍、白雲悠然、雪山如象牙、湖泊似明鏡、牛羊滾動、駿馬奔騰、寺院金碧輝煌的廣袤草原，回到了千千萬萬熱愛他、敬仰他的信民之中。懷著一個顆慈悲佛心，大師在潛心修習、弘教揚法的同時，把大部分心血投入到興辦藏族教育、勸導牧民發展商品生產、幫助政府平息草原糾紛等等功德無量、感化眾生的事業中。其救世渡人、為國為民的宏大善舉，遠遠超越了宗教界而為社會各界廣泛稱頌……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草原是牧民的“金飯碗”。幾百年來，甘青邊界的牧民們，因爭奪草場而衝突不斷，械鬥不已。為了邊界地區的長治久安，兩省政府邀請貢唐倉大師出面調解……

　　甘肅、四川、青海交界的地區，綿延著遼闊的草原。這裡位於青藏高原的東北緣，居住著藏族、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是著名的安多藏區的範圍。幾百年來，生活在這裡的藏族、蒙古族牧民，為了爭奪草山、牧場，省際之間、縣際之間，草山糾紛時起時伏，武裝械鬥愈演愈烈，成為歷代政府最為頭痛的問題之一。
　　以甘肅省來說，這個總面積45萬平方公里的西北省份，與內蒙古、新疆、陝西、寧夏、四川、青海6省區邊界線長達8700多公里，由於與周邊省區之間的行政區域界限從來沒有正式勘定過，歷史遺留問題眾多，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經濟建設的發展，邊界地區雙方為開發利用礦藏、森林、草原、土地等自然資源，不斷發生權屬爭議，引發規模不小的群眾性械鬥，且日趨嚴重，直接影響了邊界地區的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經濟建設。
　　據甘肅省邊界工作辦公室統計：建國以來，甘肅與周邊6個省(區)共發生較大的邊界爭議76起，已解決39起，至今未解決37起，爭議地段2300多公里，爭議面積近5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11%。省際爭議涉及11個地(州市)的22個縣，占全省界縣(區)的45%。特別突出的是，甘肅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目前未解決的省際爭議86%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其中與青海爭議18起，與內蒙古爭議2起，與陝西、寧夏爭議各4起，與四川爭議7起，與新疆爭議2起。這些爭議，時間久遠，問題複雜，調處難度很大。尤其是甘青邊界爭議，線長，面大，歷史遺留問題多，更難解決。
　　甘肅與青海山水相連，邊界線長達2600多公里，草山糾紛根子很深 。解放前，國民黨政府曾發了許多指示、訓令，想解決爭議，但由於“青海王”馬步芳大權獨攬，勢力範圍延伸到甘肅河西走廊等不少地方，甘青兩省邊界不清 ，因而不僅爭議未能解決，反而滋生了新的矛盾。解放初，兩省邊界比較平靜，1958年以後，又開始惡化。嚴重的衝突引起了中央的關注，先後進行了兩次最高規格的調解 。
　　一次是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的調解下，當時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與青海省委書記袁任遠達成了5條協定，其中第一條提出兩省邊界以1954年的地圖線為界。但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即1954年的地圖線把甘肅的三四個鄉劃入青海範圍。牲畜、基層政權在向青海境內搬遷過程中，被周恩來總理發現制止。
　　另一次是1959年6月，中央內務部長錢瑛在蘭州主持召開兩省座談會，確定原則上以1954年地圖線為准，兩省再具體協商調整。這兩次最高規格的調解，均經中央批復，但其中有錯誤，經向中央統戰部反映，1962年又進行了一次調解。問題明確了，但未能徹底解決。
　　甘肅省甘南自治州瑪曲縣、碌曲縣、夏河縣，與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甘德縣、久治縣、瑪沁縣、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澤庫縣、循化縣之間，長期以來存在草山糾紛，1960年和1962年曾經達成過協定，但未能真正解決。其中甘肅夏河縣與青海河南縣、澤庫縣、循化縣三處的糾紛，1983年經十世班禪大師在他家鄉循化縣溫都鄉主持調解，達成了三個協議，經國務院向甘肅省方面做工作，1984年2月，甘肅、青海兩省政府在西寧正式簽字同意。此後，這三個地方平靜了下來，再未發生衝突。
　　夏河縣與青海三地的糾紛，由於具有崇高威望的十世班禪大師的親自調解，才得以解決。而其它地方的糾紛，依然持續不斷，甚至愈演愈烈。據甘肅省主管部門不完全統計，從1985年至1991年底，甘南州內縣際之間及甘南與青海的州、縣之間，發生的草山糾紛械鬥事件就有47起，死亡20多人，重傷80多人。械鬥雙方使用的武器，由過去的腰刀、長矛發展到獵槍、土炮、小口徑步槍等。嚴重的械鬥，不僅損害了藏族、蒙古族牧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影響了正常的畜牧業生產，而且嚴重地影響了當地政府的正常工作。一場草山糾紛引發的械鬥發生、制止、平息、處理善後事宜，各級政府要耗費數月乃至幾年的時間和大量的人、財、物。經常是，舊問題未解決，新矛盾又出現。
　　美麗的草原，是千百年來“逐水草而居”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可愛的家園，生存的“金飯碗”。一大片草山，你說是你的，他說是他的，互不相讓，爭來爭去，只好刀槍相見。誰能使劍拔弩張的人們平和下來，誰能使美麗的草原不再陰雲彌漫？數百年來，每一代政府都要為此做大量的工作，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調解總是難以令爭議雙方心悅誠服，於是短暫的和平之後，械鬥依然紛起。“十年動亂”之後，恢復了實事求是路線的共產黨甘肅、青海兩省的各級政府，在努力調解此起彼伏的草山糾紛中，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德高望重的貢唐倉大師。
　　還在貢唐倉大師出獄不久的1981年，被持續不斷的草山械鬥搞得疲憊不堪的甘南州委、州政府，就向中共甘肅省委省政府呈上報告，要求請貢唐倉大師出面調解草山糾紛。甘肅省委、省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當得知甘南每年因草山糾紛都要死很多個人的情況後，貢唐倉大師十分焦急，他們欣然接受了政府的請求，表示“要在自己的晚年儘量為人民多做工作。”
　　甘南州內當時解決草山糾紛難度最大的一宗，是夏河縣與卓尼縣因紮尕梁的歸屬引發的糾紛。對於紮尕梁的爭議，貢唐倉大師早就十分清楚。1993年月11月15日上午，在甘肅政協大樓貢唐倉副主席的辦公室裡，大師向筆者詳細講述了這段爭議的來龍去脈。大師說：
　　“從歷史上講，紮尕梁在明朝未期是軍隊的馬場。軍隊撤走後，夏河與卓尼兩地的人都說是自己的，這樣互相不相讓，已經鬧了400年，土官、頭人不斷地調解，爭鬥時起時伏。國民黨時曾派岷縣專區專員前來調解，結果更加火上澆油：這位專員到卓尼調查時，卓尼方面賄賂了許多錢財，他便表態把紮尕梁給卓尼；到夏河縣美武地方時，給了他麝香、虎皮、鹿茸等名產，又表態給美武。這位元大員兩邊許願，調解書玩文字遊戲，從字面看雙方都認為給了自己，結果誰也不服誰，便打起來，美武的一位土官被對方打死了，最後引發了更大的械鬥。從解放前直到八十年代，雙方被打死的人累計多達100多人。
　　“對此夏河、卓尼兩縣政府及拉蔔楞寺保安司令黃正清(現為甘肅省政協副主席)、卓尼土司楊復興(現為甘肅省人大副主任)都進行過調解。蘭州軍區一位副司令員也去調解，但他離開後剛剛翻過前面一座山，雙方就已打起來了。‘文革’時左派說人民群眾是一家人，草山糾紛是土官、頭人之間在爭鬥，便批鬥雙方的土官、頭人，說：“這是社會主義一個地盤，你們今年吃(指放牧牛羊)，他們明年吃，沒有什麼界線。在政治高壓下，爭鬥暫時停止了。”
　　現在，“文革”結束了，老問題又死灰復燃了。甘肅省委希望貢唐倉大師的楊復興前去調解。1981年5月，貢唐倉大師帶著他的隨從來到爭議所在的鄉，直接住到群眾家裡。人們聽說貢唐倉大師前來調解，十分高興，紛紛表示聽佛爺的話，可當大師召集會議，涉及到具體問題時，情況又有所不同，誰也不讓步。大師便向群眾瞭解原因，原來群眾代表很多，有的人同意讓步，但公開場合又不敢說，如果說了，大家便會歸罪於他，於是誰也不敢說讓步。大師掌握了這個情況後，便把10多個群眾代表一個個叫來，說服、教育，先做通三四個人工作，讓他們在公開場合一起講，人多氣壯，別的人也不好堅持不變。就這樣，大師5月份去，到7月份才做通了群眾的工作。在大師的主持下，雙方簽訂了協議：因山溝通向卓尼，紮尕梁的陰山劃歸卓尼；陽山雙方一家一半。協定達成後，甘南州專門慶祝了一番。如今過去十多年了，雙方不僅再未發生糾紛，而且關係很好。
　　夏河縣與卓尼縣，碌曲縣與夏河縣，夏河縣科才鄉與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縣之間的糾紛，被甘南州視為解決草山糾紛的三大難點。現在第一個難點已順利解決，州上又提出請貢唐倉大師解決其餘兩個難點，大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於是1981年整整一年，貢唐倉大師奔波在甘、青兩省的草原，調解了政府心頭這三個十分撓頭的“難點”。

　　人們都在傳說：每當草原上劍拔駑張、一觸即發的時刻，只要貢唐倉大師一出現，互相仇視對壘的人們便會立即匍匐在地，靜聽大師發話。貢唐倉大師卻說：“不是我說了算，我主要是通過群眾做工作，把雙方的距離慢慢拉近。”

　　貢唐倉大師調解草山糾紛並非始於80年代。早在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大師就調解了不少。不過那時候調解的糾紛大多比較小，而且一般大師不親自出面，大多數情況下是派管家作他的代表前去。自從1981年一年調解了三起當地政府長期解決不了的糾紛後，此後大師年年都要應政府的請求出面調解，至今大師共調解大大小小的糾紛有10多起，這裡向讀者重點介紹一下貢唐倉大師調解解決的兩起大的甘青省際糾紛。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尼瑪鄉與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柯生鄉，圍繞前灘和後山兩處共約60萬畝的草山，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爭鬥。解放後，為了解決這一爭議，中央有關部門和甘肅、青海兩省都做了大量工作。1960年8月，甘、青兩省曾達成過“西寧協定”，但問題仍未完全解決。1969年7月14日，雙方曾發生大規模械鬥，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根據兩鄉群眾要求徹底解決草山爭執的願望，1984年7月，甘肅、青海兩省領導在西寧會晤並決定，8月份在蘭州由雙方群眾代表協商解決兩鄉草山爭議問題。甘肅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關於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尼瑪鄉與黃南藏族自治洲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柯生鄉前灘草山劃界的協議》中說：
　　“根據國務院(1984)國函字66號批復的精神和兩鄉群眾的要求，兩省省委、省政府分別委託青海省人大副主任夏茸尕布和甘肅省政協副主席貢唐倉大師主持，由雙方群眾代表進行協商。兩省代表從有利社會安定，有利民族團結，有利發展生產的大局出發，從8月11日至9月1日，經過20多天的反復磋商，充分交換意見，最後取得了一致認識，並簽訂了協議書，兩省政府確認：
　　“一、完全同意夏茸尕布副主任和貢唐倉副主席1984年9月2日在蘭州主持簽訂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尼瑪鄉與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柯生鄉前灘草山劃界協議書》，並表示堅決執行這一協議。過去簽訂的有關協議同時失效。
　　“二、為了保證本協議的貫徹執行，兩省一致認為，各自要多做自己一方幹部和群眾的工作，使幹部和群眾認識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從大局出發，互諒互讓，當前 雙方共同的任務是大力發展畜牧業商品生產，使群眾儘快富裕起來，因此，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友好活動，不斷消除隔閡，增進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團結，要教育雙方幹部和群眾自覺地遵守本協議……”
　　1984年9月2日，在貢唐倉大師和夏茸尕布副主任的主持下，雙方代表正式簽訂的《前灘草山劃界協議書》這樣規定：
　　“一、柯生鄉與尼瑪鄉在前灘以瑪曲縣通往河南縣的公路和俄爾瓦斯河(即吾爾哈斯河)為界，公路以北、俄爾瓦斯河以西屬河南縣柯生鄉；公路以南、俄爾瓦河以東屬瑪曲縣尼瑪鄉。
　　“二、為增進民族團結，消除隔閡，由雙方縣政府主持協商，對1960年以來，雙方為爭草山傷亡人員的家屬應給予適當的一次性生活補助；雙方互相驅趕的牲畜，應以民族的傳統方式予以清退；對拆毀的房屋應予以適當的賠償。
　　“三、……
　　“四、本協議生效後，雙方應教育自己的幹部和群眾自覺遵守。任何一方和個人，都不得以任何藉口違犯協議。
　　“青海省代表：
　　省人黨委會副主任          夏茸尕布
　　柯生鄉群眾代表(項秀等共10人——筆者從略)
　　“甘肅省代表：
　　省政協副主席              貢唐倉
　　尼瑪鄉群眾代表(熱布吉加措等10人——筆者從略)”
　　貢唐倉大師這次調解，終於使面積達三萬多畝的前灘草山糾紛，得以圓滿解決。後山的糾紛，因問題更複雜，留待以後解決。

　　大師全權處理的另一起爭議很大的省際糾紛，是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縣拉仁關鄉、尕海鄉與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自治縣賽爾龍鄉在夏爾子溝(又稱安拉讓)的邊界草山爭執。這是甘青邊界糾紛中的“老大難”問題，1962年8月21日，甘青邊界問題工作組南線分組曾認定了當時的河南縣委書記尕布龍和碌曲縣委書記馬負圖達成的口頭協定。但由於雙方對協議中“從夏爾溝(即安拉讓)的水(即周可河支流)起”的界線理解不一，糾紛仍繼續發生。特別是1988年7月16日和1991年9月7日，發生了兩次大的群眾性械鬥事件，雙方共死亡12人，重傷、致殘13人，嚴重影響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
　　1991年，甘青兩省政府按照雙方群眾的意願和兩州、兩縣政府的請求，正式邀請貢唐倉大師全權處理這一地區的邊界草山爭議和兩次械鬥事件的善後事宜。為此，1991年11月6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派省民政廳副廳長血日布、省行政區劃管理局局長白文彥等四名官員，甘肅省人民政府派省政府副秘書長趙勝勤，省民政廳副廳長、邊界工作辦公室主任胡培玉等四名官員，在蘭州召開座談會議，舉行了正式邀請儀式。
　　根據經兩省政府辦公廳批轉雙方州縣貫徹執行的《關於邀請貢唐倉副主席全權處理河南縣與碌曲縣邊界草山問題座談會議紀要》記載：
　　“雙方一致認為，貢唐倉副主席在蒙古、藏族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為調處甘青邊界糾紛作出了極大努力，兩省政府表示感謝。貢唐倉副主席依據雙方群眾的意願和雙方各級政府的期望，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他表示，雙方政府這樣重視，群眾這樣信任，我有信心，在晚年為人民多做一點有益的工作。
　　“按照貢唐倉副主席的意見，經過座談討論，為確保調處工作的順利進行，具體商定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黃南、甘南兩州要儘快派工作組下去，做好縣鄉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工作，要教育他們汲取教訓，顧全大局，消除隔閡，增進友誼，轉變觀念，對邊界草山問題都要作出讓步，接受貢唐倉副主席的調處意見，使這一地區的問題儘快妥善得到處理。要求兩州務於11月底前將兩縣的意見及群眾對解決問題的態度向貢唐倉副主席彙報。
　　二、調處地點在蘭州。調處時間從12月開始，大體分兩步進行。第一步由貢唐倉副主席主持雙方群眾代表協商，簽訂協定；第二步由雙方政府辦理有關手續。
　　“另外，對河南縣與瑪曲縣的邊界草山問題(前灘已解決，這裡指後山糾紛——筆者注)，兩省擬請貢唐倉副主席做調解工作。貢唐倉副主席表示，願意做群眾工作。待條件成熟後，再行解決。”
　　就這樣，貢唐倉大師于1992年元月6日至21日，召集兩縣共22名群眾代表在蘭州進行了協商。經大師反復做工作，達成了有漢藏兩種文本的《協議書》，劃定了夏爾子溝地區的邊界草山界線，對1988年“7·16”和1991年“9·7”年事件中雙方死亡、致殘群眾的安葬、撫血和生活補助費，以及清退互趕牲畜和賠償損失等問題作了明確規定。並決定各項補償費、牲畜清退及損失財產的賠償，在拉蔔楞寺以宗教方式一次性處理。兩省技術人員還協助標繪了協議書附圖。
　　1992年1月22日下午，甘肅、青海兩省夏爾子溝地區邊界協定簽字儀式在蘭州舉行，貢唐倉大師和甘肅省副省長穆永吉出席簽字儀式並講了話。甘青兩省及有關州、縣鄉負責人代表各級政府，在《關於確認政協甘肅省委員會副主席貢唐倉調處甘肅、青海邊界安拉讓(夏爾子溝)地區邊界草山問題協議書的協議》上簽了字。兩省政府要求兩縣人民政府“珍惜這次協商的成果，依照協議書附圖確定的界線，按勘界的有關要求儘快商定劃界栽樁實施方案，於1992年7月底前完成劃界栽樁測繪工作，並逐級上報備案。”
　　1992年3月1日至7日，按照甘青兩省政府簽訂的《協定》要求，碌曲、河南兩縣群眾代表來到甘肅州夏河縣，在德瓦倉、措卡哇倉、香紮尕布藏倉三位活佛的主持和貢唐倉大師的代表貢唐·特布丹的協助下，對雙方傷亡人員及遺屬的各種補助費，互趕牲畜的清退等具體問題，在著名的拉蔔楞寺通過宗教儀式得到圓滿處理。從此，夏爾子溝地區恢復了寧靜與和平，人們無不稱頌貢唐倉大師的慈悲與公正。
　　貢唐倉大師成功調解多起甘青邊界地區長期遺留的草山糾紛問題，不僅使數百年來爭為奪草山打得不可開交、結下深仇大恨的藏族、蒙古族牧民重歸於好，更使幾十年來為解決這些糾紛疲於奔命而未果的各級政府放下了久懸的心。人們的感謝之情是發自內心、溢於言表的。就在夏爾子溝草山糾紛協議正式簽字生效的1992年元月22 日，甘肅省、青海省政府聯名向大師送來一面致謝錦旗，上面繡著這樣的話：“治界安民繪新圖，造福子孫功千秋。”
　　至於民間，人們都在這樣傳說：每當草原上劍拔駑張、一觸即發的時刻，只要貢唐倉大師一出現，互相仇視對壘的人們便會立即匍匐在地，靜聽大師發話。貢唐倉大師卻說：“不是我說了算，我主要是通過群眾做工作，把雙方的距離慢慢拉近。“
　　對於調解草山爭議這種涉及萬千群眾貼身利益、又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大難”問題，貢唐倉大師不僅有成功的實踐，更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大師說：過去的調解之所以解決不了問題，有兩個原因；一是調解者採取簡單的一分為二、各打五十板的辦法，爭執雙方往往手都伸得很遠，用一分為二的辦法來調解，必然造成誰的手伸得遠誰就占大便宜，而老實的只能吃虧；二是權力不在群眾手中，而在幹部手裡。為了拉選票，樹立自己的威信，有的縣由縣長出面強爭，爭的越厲害，群眾認為縣長不錯，為他們說話，便越支持他。有的縣鄉領導甚至把槍發給群眾，背後支持大家去械鬥。
　　掌握了這些情況後，貢唐倉大師調解時首先要求幹部不要參與，大師直截了當地告訴幹部們：“這是群眾的草山，他們世世代代聚居在這裡，應當由他們做主。調解時，大師既考慮歷史，也注意現實，把這兩種因素考慮到，群眾便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大師常常是先給在群眾中有威望、大家信得過的人做通工作，再由他們帶動群眾。大師風趣地說：“表面看起來很厲害，態度強硬的人，並不是能做主的人，他們被幕後的人所操縱。而過去做調解的人不瞭解這一點，誰厲害，誰跳得凶，就做誰的工作，而這些人的工作是很難做通的，因為他們聽命于幕後指揮的人。”
　　貢唐倉大師深有感觸地說：“群眾對我很信仰，在他們心裡，我去時大家和平相處，我走後如果再鬧便是對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經我調解的，再未出現爭鬥。儘管如此，我調解也不是三兩句話、主觀武斷就能解決的，經常要做三四個月艱苦細緻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左”的思想還有一定的市場。貢唐倉大師成功地調解幾起草山糾紛後，竟有人說“怪話”：現在是活佛、土官、頭人說話算數，群眾不聽共產黨的話了。有的相當級別的領導也說：甘南是封建階級代替党的領導。1981年大師調解了甘南的三起“難點”糾紛後，《甘南報》報導時竟說是兩位元老幹部調解的，隻字不提貢唐倉大師和楊復興。甘南的幹部、群眾對此很有意見。大師卻平靜地說：“總的來說，問題解決了就好，報導不報導沒有關係。”大師常說：“民族之間的團結，民族內部的團結，都是對國家有利的事，能在我的晚年為國家做些工作，也是我應盡的責任。”
　　為了草原的安寧，大師的操勞是沒有窮盡的。夏爾子溝的爭議剛剛解決，1992年12月19日，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又聯名向兩省人民政府呈上報告，請求兩省政府授權貢唐倉大調處瑪曲縣尼瑪鄉河南縣柯生鄉邊界草山糾紛(即難度很大的後山爭議)……

　　大師經常宣講：“民族地區的發展，關鍵在於教育”。為此，他把國內外信徒獻給他的佈施，大部分用於興辦教育、改善醫療衛生條件等惠及藏族民眾的事業中去。大師在蘭州的府邸——“敦支尕察”，成了牧民們的“辦事處” ……

　　1992年年底，中國最大、最權威的新聞機構——新華通訊社，向海內外播發了一條新聞：“講經說法不忘捐資助學，廣闊草原今日書聲琅琅——著名活佛貢唐倉大師為藏區學校捐款15萬多元。”出乎記者意料的是，這條簡短的新聞，播發後被國內外媒體廣泛採用。報導中援引了貢唐大師說的這樣一段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師說：“對於藏族人民來說，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生活要改善，關鍵是教育。我的錢都是群眾給的，民眾的錢就要用到民眾的事業中去。尤其近年來，在共產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藏區過去被毀壞的寺院陸續恢復起來了，目前國家資金有限，地方財政又不寬裕，我要在晚年把資金和精力用到提高民族地區的教育和醫療水準中去，這是我的一樁心願。”
　　大師自出獄重返寶座以來，就開始把心中這一造福草原民眾的美好心願付諸行動。在他不辭勞苦深入牧區講經傳法的時候，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宣講“發展經濟，教育為本”的道理，勸導牧民群眾送子女上學。看到基層邊遠牧區教學設施十分落後，辦學困難重重的現狀，大師常常慷慨解囊，並親自擔任基層學校的名譽校長，直接指導學校教學。為了動員社會各界力量發展牧區教育事業，大師還宣導成立了甘南民族教育基金會，親自出任名譽會長。
　　1980年，大師向甘南州夏河縣桑科公社(現為鄉)學校捐資500元，這是大師蒙冤21載出獄以來向藏區學校捐助的第一筆款。以此發端，大師每到一處，除了給寺院佈施修復資金外，都要給學校和衛生院捐助資金。大師的錢，除海外信徒的捐獻外，大部分來自大師講經說法時信民們真誠的奉獻。貢唐倉大師作為當世難得一遇的一位高僧大德，他在21歲起就在甘、青、川一帶傳法。大師第一次講經是1946年夏季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二次是1948年在四川省瑪律康縣松崗寺；第三次是1949年在四川省若爾蓋縣；第四次是1956年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五次是1957年在甘肅省卓尼縣車巴溝；第六次是1958年在四川省阿壩查理寺。
　　從1988年6月25日起，貢唐倉大師應瑪曲縣僧俗信眾的請求，在阿萬倉草原傳授第七次時輪大灌頂，這是大師在1958年遭受不公正對待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大法會，與第六次大法會相距了整整30年！消息傳出，萬千如饑似渴的信民心靈為之震撼！藏區100多座寺院的一萬三千僧人，十萬信眾自發雲集草原，聆聽大師講經傳法。在這次空前規模的灌頂大法會上，大師仍不忘宣講發展藏族教育和加強兒童計畫免疫的重要。大師把這次大法會中群眾獻給他的佈施，分別捐助給了寺院(其中有格魯派的寺院，也有紅教的寺院)和學校，其中給阿萬倉學校一次捐助達5萬元，這是大師資助教育最多的一筆款項，充分體現了大師“群眾的錢用於群眾的事業中去”的意願。
　　到底貢唐倉大師向教育事業捐助了多少資金，沒有確切的統計。僅以有收據的部分統計，大師近10年多來共向甘肅、青海、四川藏區的62所中小學校、兩家醫院及甘南民族教育基金會捐款達150多萬元，為改善醫療衛生條件、扶貧等方面的捐資達30多萬元。
　　貢唐倉大師為民族教育所做的實事，有口皆碑。中共甘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在1992年11月16日寫給大師的感謝信中說：“在我州民族教育事業的恢復、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各級黨政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得到了您的高度重視和具體幫助指導......面對縣鄉政府及群眾在辦學上的困難，您慷慨解囊，率先捐資，有力地促進了全州的捐資助學活動。您還親自擔任基層學校的名譽校長，直接指導學校教學，這對帶動社會上層人士擔任名譽校長工作，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目前全州寄宿制學校已發展為54所，已培養畢業生10777人，已畢業小學生3893人，初中生2828人，高中生693人。辦學條件逐步改善。危房比例由1988年的16%下降為1990年底的5.2%。牧區沒有小學畢業生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牧民子女上中學、進大學的新歷史已經開始了！這一切，包含著您付出的勞動和心血。我們謹代表全州各族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致以崇高的致意！”
　　對於民族地區的發展，大師有自己的深謀遠慮。他說：“共產黨實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這非常好，但現在實際上並不平等，為什麼呢？因為文化教育是政治經濟的基礎，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文化教育落後，經濟發展緩慢；經濟落後，反過來又制約文化、教育、醫療事業的進步。因此只有民族經濟發展了，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平等”。大師舉例說：從生活方式來說，牧民們衛生習慣差，到城市來，由於皮襖髒，乘公共汽車，司機嫌身上有酥油味不願意拉，姑娘們怕弄髒漂亮的衣裙不願靠近。經濟方面，至今還是老一套生產方式，商品經濟意義淡薄，不懂得加工增值，不懂得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只知道放牧牛羊多多益善，卻不知道草場有限，牛羊出欄率不高，造成草原載畜量過大，冬天大雪壓境，春天缺草少料，肥畜變瘦，瘦畜凍饑而死……  
　　大師經常感慨地對人們講：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牧業的效益是很高的，而我們的牧區為什麼這麼窮困、落後呢？關鍵是教育跟不上，牧民的文化素質低，在牧區地方，至今文盲的比例還相當高，許多人想發展商品生產，卻看不懂報紙，無法瞭解資訊，學習技術。而要科技興牧，進行畜產品的深加工，不掌握技術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師為了啟發牧民們的商品經濟意識，提高他們學習科學技術的興趣，常常通過種種實例給大家算細帳。他說：在澳大利亞，一頭奶牛一天可產100公斤奶，而我們牧區的奶牛一天只能產4公斤奶，擠奶技術好的也不過5公斤。外國的種牛與我國的犛牛雜交後，產量也明顯提高，如四川紅原縣瓦切牧場的改良牛，一天可產10至15公斤奶。同樣的草場，同樣的奶牛，改良的牛與未改良的大不一樣，這就是科學技術的力量。不過，要引進一頭外國種公牛，價錢昂貴，得花萬元以上，要沒有政府扶持，牧民無力解決，還有奶渣，在國際市場上很值錢，可以用來制做化妝品等，上海的奶渣加工成顆粒出口，甘南這裡也加工，但因技術不過關，達不到出口標準。牛羊皮加工中的差異就更大，美國人能把一張皮革分成10張，上海的皮革廠也能分成五張，皮鞋、皮箱、皮茄克、錢包等等無所不做。西北牧區雖說也辦了皮革廠，一張皮卻只能分出兩張，加工的皮茄克柔軟度、光潔度等遠遠趕不上先進地區的產品，在市場缺乏競爭力……
　　大師說：要改變上述落後狀況，除了改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外，最主要的還是通過大辦教育，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質。只有科學技術進入了草原帳蓬，牧區經濟才能有大發展，也才能有藏區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
　　懷著一顆赤熱的愛國憂民之心，大師利用他在海內外的影響，做了許多有得於經濟發展的實事，如為蘭州市永登縣的玫瑰油找銷路，聯繫補償貿易；動員在美國、加拿大、瑞士、印度、尼泊爾等國家的藏胞回國投資等等。
　　在甘肅省省會蘭州市七裡河區小西湖，有一個叫柏樹巷的地方。乍看起來，這裡窄窄的街巷，擁擠的民居，就如每個城市都有的普通居民區一樣，沒有什麼特點。然而稍加留神，人們就會發現：住在這裡的人和在巷口設攤擺點的商販，幾乎是清一色的回族穆斯林，男人們頭戴白號帽，女人們纏著各色蓋頭。貢唐倉大師在蘭州的府邸，就座落在這個穆斯林群眾聚居的柏樹巷深處。
　　這是一處寬敞、雅致的院落，位於最裡面的主樓，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藏式樓房，樓高兩層，一樓為客廳、隨行人員住房、廚房、值班室等；二樓為大師的會客廳、書房、臥室、經堂、飯廳等。樓門兩側，植著幾株修剪整齊的柏樹，終年常青，暗香幽幽。樓房一角，還有一株生長茂盛快及樓頂的果樹，每年春暖花開時節，青枝綠葉、繁花似錦；夏秋則果實累累，滿樹溢香。這座府邸原是個菜園子，是大師出獄後政府補發的7萬元冤獄補償，及原來在夏河的1000多間房屋的補償款(一共4萬元)等資金所建。大師給這座肅穆雅靜的府邸起了個十分溫馨的名字：“敦支尕察”，藏語意即“事成樂園”。的確，在蘭州這個百萬人口的西北大城市裡，大師的這座府邸就象一處世外桃園，寧靜、祥和，讓無數的人心嚮往之：只要大師在家，從早到晚前來拜見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生活在邊遠牧區的藏族、蒙古族牧民們，更是把這裡當做“聖地”來朝拜。他們為了見到佛爺，得到大師的祝福，常常身著皮襖、藏袍等民族服裝，背著酥油、炒麵，扶老攜幼，輾轉數百里來到蘭州。
　　這些虔誠善良的牧民們，為了見到貢唐倉大師，什麼苦都吃得了：住旅店太花錢，又不習慣，他們便在從蘭州穿城而過的黃河岸邊石頭灘上、東郊舊飛機場的空地上搭起帳蓬棲身，或者在小西湖公園、段家灘一帶枕著行囊、蓋著皮襖露宿。曾有幾位上了年紀的年老牧民走不動路，被人背著來大師曾經居住過的一隻船巷住所拜見大師。得知此情此景，大師又感動又不安。他曾動情地對牧民們說：“你們遠道而來，在蘭州又沒個住處，太受苦了。以後，你們不要來看我，我去看你們。”一句話感動得牧民們哭了！
　　但大師社會活動多，實在太忙，不可能經常在牧區。為滿足牧民們的心願，在“敦支尕察”未建成前，大師四處聯繫，要在蘭州建一處“牧民之家”。後來終於同甘肅省百貨公司汽車隊達成協議，大師付給對方7000元，在蘭州西站南邊的龔家灣建起了“牧民之家”。1981年剛建成後的冬天，大師曾在一月之內三次前往“牧民之家”看望牧民，問大家需要什麼，有什麼困難。藏胞們眼含熱淚告訴大師：“托佛爺的福，我們總算在蘭州有個落腳點了。過去住旅社，一天至少要花三四元，冬天用爐子還要另外收錢；在這裡住平房一天只收一元五角，若在院子裡搭帳篷，只收五角錢，各方面都很方便。”這年的冬天，先後有2500多名來自甘、青、川藏區的牧民住在“牧民之家”。
　　後來，大師在柏樹巷建成了“敦支尕察”。這座名為“事成樂園”的府邸，很快又成了甘南牧民們的駐蘭辦事處。牧區的人來蘭州，都要來“敦支尕察”，朝拜完大師，要辦事、看病，人地生疏，語言又不通，困難重重。大師就吩咐身邊的工作人幫他們辦理。牧區醫療條件差，來蘭州看病的人很多，大師讓身邊的人聯繫了醫院，幫助辦理了住院手續，還要經常過問治療情況。大師了種種功德，筆難詳述。草原的人們這樣傳頌：“在貢唐倉佛爺的心裡，老百姓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

　　重建拉蔔楞寺大經堂

　　中國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占主導地位的格魯派，有著名的六大宗主寺廟，它們是：西藏拉薩的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日喀則的劄什倫布寺，青海的塔爾寺，甘肅的拉蔔楞寺。
　　始建於西元1709年的拉蔔楞寺，座落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洲夏河縣城，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上曾經是甘、青、川邊界地區乃至整個安多藏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全寺建築面積86萬多平方米，共設有聞思、續部上、續部下、時輪、醫藥、喜金剛六大學院，僧侶修習內容包羅了藏族文化科學藝術的全部學科，佛經學業尤其久負盛名。
　　六大學院中規模最大的聞思學院(俗稱大經堂)，由第一世嘉木樣大師俄項宗哲創建於1714年(清康熙53年)，是拉蔔楞寺全體僧眾集會念經、舉行佛事活動的主要場所。270多年來，大經堂以其豐富的宗教內涵和珍貴的文物價值，成為僧眾、藏族人民至為崇拜、敬仰的地方。
　　不幸的是，這座宏偉壯觀的建築群，10年前卻被一場意外大火化為灰燼。在僧俗信眾悲痛萬分的時刻，貢唐, 倉大師與嘉, 大樣大師一道，沉著冷靜，遇悲不驚，在政府的支持下，全力以赴投入重建大經堂的艱苦工作，終於使大經堂在5年後再現輝煌......

　　1985年4月8日淩晨4點鐘，當萬千僧眾面對化為灰燼的大經堂悲痛莫名、六神無主的的時刻，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大師等從北京趕到了現場。第三天，甘肅省委、省政府鄭重宣佈：重修大經堂

　　拉卜楞寺佛教徒虔誠的的心靈中，永遠銘記著這個不幸的日子：1985年月4月7日。
　　這一天，拉蔔楞寺與往常一樣，敞開大門迎接四方來客。大經堂的廣場前，商販們照例擺開了各種攤點，旅遊觀光的人們或以佛殿金頂為背景攝下美好的瞬間，或在寺管會開設會的宗教、民族用品店鋪前精心選購。大經堂的正殿裡，400多位喇嘛舉行佛事活動，渾厚的誦經聲和法器的奏鳴聲交相迴響。進香拜佛的人們在佛殿中一遍又一遍地磕頭祈禱，向無所不在的慈悲的佛訴說著心願……一切都是那麼平和莊重，安寧自然。
　　臨近下午兩點鐘，大經堂的法事活動圓滿結束，喇嘛們鎖上大門去用飯了。兩點二十分左右，從大經堂的天窗裡突然冒出股股濃煙，很快，濃煙從整個大經堂滾滾而起，火勢借著高原4月依然凜厲的寒風，以及經堂裡晝夜不熄的酥油燈、木結構建築經年形成的乾燥，象瘋魔一樣四處蔓延，同時伴著劈哩叭啦刺耳的爆裂、燃燒聲。
　　發現了火情的喇嘛、遊客失聲呼喊著，把“救火“的呼叫立即傳遍整個寺院、傳遍街道兩邊和夏河縣委、縣政府領導耳中。無數的人不約而同地奔向大經堂，試圖用各種方法控制火勢。縣郵局暫停其它業務，專線聯絡州上和省上。電話很快把失火的消息報告給甘肅省委領導和北京班禪副委員長府邸。蘭州的消防隊、甘南州的消防隊、臨夏回族自治州的消防隊，一齊向拉蔔楞寺風馳電掣而來。甘肅省委副書記盧克儉、副省長年得祥等領導迅急趕來了。各方面的力量匯成一支強大的滅火大軍，終於在當晚控制住了熊熊的火勢，使其沒有威脅到鄰近大經堂的藏經樓、大金瓦寺等大型建築。
　　然而歷經二世、三世嘉木樣精心擴建、占地10餘畝的大經堂，卻幾乎來不及撲救，三座巍峨的殿宇、數百間房屋、無數珍貴的文物，在熊熊烈火中化為灰燼……
　　喇嘛們失聲痛哭，淚水不止。信教群眾長跪在地、捶胸頓足。有的藏族老人哭訴：”經堂燒掉了，還有什麼活頭！”數百公里外的牧民連夜趕著牛羊來了，要求寺院收下他的全部家產，重修大經堂，他自己去討飯。目睹慘狀，許多漢族、回族群眾也禁不住潸然淚下……
　　大經堂失火當天，貢唐倉大師與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黃正清一起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晚上，十世班禪大師在家中請他們吃飯。進餐時，接到寺院方面的電話，說大經堂下午失火，現在仍在燃燒。大師三人心急如焚，8日早晨向會議請假後，即坐國務院機關事務局訂的飛機趕往蘭州。下飛機後直奔蘭州甯臥莊賓館，與等候在那裡的甘肅省省長陳光毅會面後，晚上10點即星夜趕往夏河，到達時已是下半夜4點鐘。大師一行的到來，極大地安慰了情緒激動的人們。班禪大師也派他的父親和經師，專程來拉蔔楞寺瞭解情況。
　　貢唐倉大師回憶說：“我們趕到現場時，大殿已經倒塌，下面的廢墟還在冒火。我們一邊澆水，一邊挖找一至五世嘉木樣大師的舍利靈塔。一、二、三世嘉木樣的遺體是肉身，四世和五世是骨灰。先挖出來的是二世靈塔。雖然塔已倒，但遺體肉身沒有受損，只是頭有點耷拉。三世最完整，衣服都未燒著。找到一世的靈塔時，裡面的遺體已經火化。我親自拾起骨灰。四世、五世靈塔基本完好。五世的舍利靈塔最為豪華，整個用銀皮包裹，門是純金做的，四周鑲嵌珊瑚、瑪瑙 、珍珠、琥珀、子母綠寶石、金剛石、松耳石、翡翠等珍珠寶石萬餘件。大火已將金銀溶化，最後拾到約500公斤銀子，而金子只有7兩。”
　　一至五世嘉木樣靈塔中的遺體和靈骨被及時搶救出來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另外，大經堂中90%的展品、1300多件珍貴文物、1000多個銅佛像、五幅大型織錦掛毯式佛像也基本保存了下來。貢唐倉大師說：“值得一提的是，三樓展覽館有黃金、寶石、珍珠塔等寶物，失火後寺院喇嘛，藏族、漢族群眾都去搶救，後來清點，一件寶物也沒有丟失，真令人感動。”
　　大經堂何以失火，曾經流傳許多毫無根據的猜測。其中有一種這樣解釋失火的原因：一隻老鼠撞翻了經堂內的酥油燈，燃著了旁邊懸掛的綢緞幢幡寶蓋。喇嘛們發現失火後驚慌失措，面對大火念起《滅火經》，結果火越燃越旺……
　　貢唐倉大師說：“這是想當然的臆猜。其實火是從一樓北角的頂端燃起來的，那裡沒有酥油燈，也沒有易燃的裝飾物。有關專家經過調查分析，又完全排除了人為破壞的可能性。大經堂原來的室內電線裝得很不規則，陳舊漏電，加之木質乾燥，酥油供品助燃，這才導致了火災。教訓是十分慘痛而深刻的。連班禪大師也說：這個有名的文物古跡，在1958年沒有毀掉，文革中也沒有毀掉，現在卻燒毀了，實在可惜！”
　　在拉蔔楞寺的歷史上，也曾經遭遇過火災。1957年，一場大火曾燒毀了拉蔔楞寺仿拉薩孜南傑紮倉式樣而建的喜金剛學院，後由國家撥款7萬余元重建。現在，全寺宗教活動中心的大經堂燒毀了，整個草原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在大家悲痛萬分的時刻，貢唐倉大師以其崇高的威望和影響，與嘉木樣大師一起成為僧穀群眾的精神支柱。1985年4月9日，大經堂失火的第三天，中共甘肅省委、省人民政府領導在現場向僧侶們鄭重宣佈：重修大經堂。喜訊傳開，人們無不歡欣鼓舞，奔相走告！
　　為了儘快實施重修計畫，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黃正清一起，先後三次赴北京，向國家計委、財政部彙報情況、請求支援。這年6月和1986年元月，主管民族、宗教事務工作的中央政治委員習仲勳、班禪大師等中央、國家領導人先後兩次接見大師一行，直接過問大經堂的修復工作，明確表示“大經堂不僅要修，而且要修的比以前更好。”
　　要以原來的風格和規模，重修這座有270年歷史的文物古跡，需要較大的資金，較高的傳統工藝和現代技術，以及方方面面的協同配合。為此，甘肅省委書紀李子奇專門召開省委書記辦公會議，討論制定了修復大經堂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1985年7月，甘肅省專門成立了由嘉木樣大師和貢唐倉大師掛帥，有省委統戰部、省民委、甘南州負責同志參加的“甘肅省拉蔔楞寺大經堂修復委員會”，負責整個修復工程。中央和甘肅省及時撥來了1200萬元修復資金並分配來足夠的金、銀、銅、鐵等物資指標。

　　為了使重修的大經堂達到現代建築技術與民族傳統工藝的完美結合，美奐美輪又不失宗教聖地的莊嚴神聖，貢唐倉大師不顧60高齡，親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築，並寫下優美的紀行文章……

1985年10月，貢唐倉大師親率由寺院喇嘛、信教群眾和勘察、設計單位的工程技術人員組成的考察團，專程前往佛教聖地西藏，考察寺院佛殿建築。在西藏期間，大師朝禮各聖跡，廣為佈施，特地去一世嘉木樣大師和一世貢唐倉大師當年學經、傳法的拉薩哲蚌寺郭莽紮倉夏紮康村、蔡貢唐寺瞻寺瞻仰禮供。在一世貢唐倉大師曾出任第50任大法台的甘丹寺講經傳法。大師朝拜大昭寺和三大寺時，出現多種奇兆，被拉薩信民廣為傳頌。之後抵達劄什倫布寺，向班禪大師請授長壽灌頂。大師足跡遍及前藏和後藏的主要地方，尤其是宗教聖地，幾乎都留下了大師的身影……
　　貢唐倉大師學識淵博、才華橫溢，不僅佛經造詣博大精深，而且善於寫詩作文，其文筆之優美，說理之深刻，常使人心靈為之震撼！1994年7月，筆者參加大師于夏河縣桑科草原舉行、有40萬信眾自發傾聽的第十次時輪大灌頂法會上，大師的漢文秘書貢卻乎(藏族)用標準的普通話向海外客人講述了大師說過的這樣一段話：在現代社會裡，物質生活愈益富足，人類日益被物質所羈絆，把自己變成物質的附屬品，甚至成為物質的奴隸。由此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如精神上的空虛、焦慮、吸毒、自殺等。總之，可以斷言，物質生活的富裕並不能使人們完全滿足。人們不但需要物質生活，同樣或更加需要精神生活。那麼，需要什麼樣的精神生活，才能使人們的內心更加自由和安祥呢？就讓我們聆聽至尊貢唐倉喇嘛的教敕吧！
　　下面是貢唐倉大師所寫的部分箴言吉詞：
　　“人無老少均有死，此無區別如你知，死期人人難預料，永生古來有幾多？任有金銀滿山野，死時難帶一分毫，念誦真言一句者，實乃死後之食糧。現在壞人頭高昂，越臨陰關無邊隘，閻卒圍攔受審時，照法行者自有樂。欲避陰關失魂威，更欲遠離下界境，虔誠皈依我佛祖，晝夜旦夕求保佑。欲達上界涅磐境，或往下界三惡道，行將何處由已定，失今良機難超脫。死神降臨到已時，世間名譽地位財，高低富貴皆無益，唯有我佛利無窮。財錢猶如蜂之蜜，苦積累蓄被它享，親朋好友如商客，難得久居將別離……”
　　關於1985年在西藏考察的情況，貢唐倉大師曾親筆撰寫過紀行文章，1988年月10月14日開始連載於《甘肅日報》。筆者再另行記敘無異於班門弄斧，特將大師發表的文章轉錄如下：

　　高速度發展的日光城
　　—西藏紀行之一
　　貢唐倉·丹貝旺旭

　　一九八五年十月，我應邀去西藏考察歷時四十餘天。在這四十多天裡，我參觀了大、小昭寺、布達拉宮、哲蚌寺；遊覽了羅布林卡、天池、江孜；憑弔了藏王陵、雍布拉崗；參拜了劄什倫布寺、薩迦寺；追尋了甘丹寺及納唐寺等，足跡遍及廣大西藏地區。當我回到甘肅，靜穆反顧時，內心卻萌發了把親身感受介紹給甘肅人民的想法。後來，幾經思索，終於在今年動筆。
　　提起西藏，內地的同志總是把它與貧窮落後、高寒缺氧等概念連接在一起，覺得十分可怕。可是，當我漫步在拉薩街頭，馳騁于南北高原，尋記大小城鎮的時候，常常被那種意想不到的美好景色所吸引。特別是那金光閃耀，莊嚴肅穆，象徵西藏的布達拉宮，以它誘人的魅力更會把人們送入幾千年前的遐想中去。遠在西元前五千多年，西藏地區從大海變為陸地、雪域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吐蕃王朝”的第一代王——聶赤贊普的誕生，可以說是藏民族發展的開端。他傳遞了四十余代，歷時一千多年。但最初的王府和王都均不在拉薩，而在雅礱河谷地帶。到西元六世紀，吐蕃王朝崛起，松贊干布繼位，進一步為王朝創造了鼎盛時期。
　　據藏族史料所載，臥塘地方即今之拉薩，早在一千多前曾是一片沼澤地，當時曾調集難以計數的白山羊，開始馱土填湖。藏語中把山羊叫“惹”，把土把“薩”。山羊馱土填湖的地方就稱為“惹薩”，即今大昭寺一帶。後來，人們出於愛戴和尊敬，將臥塘的名字也改稱“惹薩”，但在漢文史書上，不知誰將“惹薩”釋成了“邏些”。至於“惹薩”又如何演變成“拉薩”，學者說法不一。在藏語中“拉”是神的意思，“拉薩”則含有“聖地”之意。有人認為大昭寺建成後，東西方神像遷至此地，為尊崇神像，改稱“惹薩”為“拉薩”。也有人認為，當時藏王就是神主，神主居住的王宮，尊稱為拉薩。不論哪種說法，拉薩的稱呼都是與宗教發展緊密相連的。
　　遊歷拉薩市區，我深深被現代的變化所感動。這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在黨的關懷下，尤其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產生了飛躍的發展。拉薩市現在的建築面積，據說相當於原城市面積的五十倍以上，並初步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較現代化的城市，且又有鮮明的古代特色與現代技巧相揉和的美感。山坳裡寺院金頂如群星騰空，圍繞在布達拉宮四周，其間又點綴著數以千計的高樓大廈。由於這座古城一年四季陽光充足，氣候宜人，所以素有“陽光城”之稱。拉薩飯店站在市區入口處，夜以繼日地迎接著客人，它的對面就是新建的米黃色拉薩大劇院。一到午後，人流如雲，熱鬧非凡。街道兩旁，藏式樓房更是鱗次櫛比，風采各異。新市區的商店、機關、學校乃至居民樓宅，伸延五公里之距，才到了舊市區即八角街頭。在橫豎交錯的幾十條大街小巷中，國營商店和個體商賈竟相排列，內地的各種商品幾乎應有盡有。前來購貨的顧客，有著藏裝的，有著漢服的，而更多的年輕人，卻穿著進口的時髦服裝，動聽的民族音樂又不時從四面八方貫入顧客耳中，給古城增添了無比美妙的樂趣。
　　我驚歎這時代的變化，有時腦海裡仍會翻卷出山羊馱土的場面。是啊，在這同一塊土地上，隨著生產方式的轉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解放幾十年來，雖然歷盡艱險，可中華民族還是邁開了自己前進的步伐，其速度比人們預料得更迅猛、更順利。

　　氣度威嚴的布達拉宮
　　——西藏紀行之二
　　貢唐倉·丹貝旺旭

　　布達拉宮是舉世注目的城堡式建築群。它依山而造，高聳入雲。五座宮殿，頂部全用金瓦覆蓋，牆壁襯以褐白兩色，氣度威嚴，渾厚別致，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
　　遠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開始營造時，它僅僅是松贊干布的王宮。但自五世達賴取得政教首腦地位以後，於一六四五年複修擴建了布達拉宮，他本人也從哲蚌寺遷居宮中，隨之有更多的佛像、經文轉入宮中，使住宮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隨著西藏政教合一體制的形成，布達拉宮成為每一位神王的駐錫之所，肩負著藏族宗教、政治、文化、軍事等重大使命，其神聖的意念是難以言喻的。
　　布達拉宮占地十三萬多平方米，高一百一十七點一九米，主體十三層，從開始營造，就嚴格以褐色和白色區分，所以又稱紅宮和白宮。紅宮位居中央，白牆自山腰直插而上，環繞紅宮參差分佈。紅宮的主體建築，從一開始就屬於歷代達賴喇嘛靈塔及大小不一的佛堂所在地；白宮則是達賴喇嘛舉行朝議、親政大典，乃至起居、欽食、娛樂和大小執事的用房。我們幾乎走遍了宮中各重要殿堂。措木欽廈就是曆世達敕喇嘛的寶座，數不清的哈達垂在四周，看不倦的壁畫佈滿全殿。八座靈塔中以五世達賴和十三世達賴的靈塔最為豪華。一六九零年修建的五世達賴靈塔，高達十四點八五米，全用五千五百公斤純金色裹。靈塔周圍又鑲嵌了無法計數的珊瑚、珍珠、瑪瑙、松綠石等，光彩奪目，滿堂生輝。
　　從東大殿登上白宮頂端，我們進入了達賴喇嘛的寢宮。寢宮坐北向南，由許多房間組成，每間殿堂均有落地式玻璃窗、起居室、休息室、大小客廳等都保存得完好無損。由於居高臨下，面向正南，空氣清爽、陽光鋪地，極為適宜。各種豪華的陳設以及金盆、玉樹、波斯地毯，均顯得富麗堂皇。尊貴的佛像在各種綾羅綢緞襯托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我們的參觀受到熱情接待，可隨意往返于寢宮、客廳乃至衛生間。我們留意地看到床上的錦緞被褥，好像剛剛打開，衛生間裡也還存放著毛巾，似有等待主人歸來之意。
　　大昭寺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是最神聖的地方。平日朝拜的人群從早到晚絡繹不絕。每月十五日稱為“望日”。這天更是人潮如海，星夜不散。寺內最神聖的佛殿，就是供有釋迦牟尼佛像的大殿。金佛慈祥安泰，光彩照人。腳下陳列著我國領導人和一些外國領導人歷次敬獻的哈達。這裡每年主辦的法會，已成為民族性的節日，川、青、甘等地以及錫金、不丹、尼泊爾等國的信民，跋山涉水，不辭辛苦前來參加，朝拜的人群綿延幾十裡之多，真是車水馬龍、商賈雲集。
　　當然，在解放前，大昭寺附近的八角街市區，很少有社會性的公共設施，如今方圓五十多公里，不僅有醫療、文化、出版及藝術團體，而且還有電力、冶金、化工、紡織、燃料、機械等工廠。

　　日喀則恭見大師
　　——西藏紀行之三
　　貢唐倉·丹貝旺旭

　　受班禪副委員長之邀，我們在結束拉薩訪問之後，取道西行，前往日喀則恭見等候在那裡的大師。
　　汽車翻過崗巴拉山，進入後藏地區，急奔六個多小時，便到達日喀則。
　　“日喀則”的地名，見於經傳遠在西元八世紀。噶瑪王朝統治全藏時，便建都於此。我們住進日喀則賓館。大師的經師及父母都在賓館迎接，安排食宿。第二天清晨，我們赴寢宮拜見了班禪副委員長。班禪的夏宮在城西南約一點五公里處，這一帶在歷史上就是琪花瑤草繁茂之地。大師的住所是一個全藏式三層小樓，四周佈滿了參天古樹和花壇，故走進大門即有奇香謐靜之感。但由於歷史的動盪，昔日夏宮設施、樓內的裝飾，幾乎蕩滌無存，文物、佛像、經卷也大都散失。一樓大廳可說空空蕩蕩，二樓會客室內也只設置必要的待客用具。牆上的壁畫雖有部分殘存，但因亂寫標語，許多地方只能用塗料覆蓋。大師體諒群眾疾苦，不許重修家園，不追究任何責任。我與大師在日喀則相會，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他雖很忙，可仍抽時間同我促膝談心，無論藏區建設、藏漢關係，以及歷史演變，他都有許多獨到的見地。大師身居國家領導行列，為昔日的憂患焦慮，為未來的發展運籌，為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羈絆而勤奮工作。
　　告別大師之後，我們經過小憩，又開始了緊張的參觀活動。日喀則海拔三千八百米，其西南的尼瑪山即太陽山上，座落著宮殿如城、瓊樓玉宇的劄什倫布寺。該寺始建於西元一四四七年，占地面積為三十萬平方米。寺的大經堂內有班禪大師的寶座。坐椅木質包金，背上雕以龍鳳，加配的扶手屏風，珠玉鑲嵌，金碧輝煌。經堂四壁全部是繪工精湛的壁畫，其中各種飛天神女翔于雲間樹上，撒花禮贊。在各種本生故事畫面之間，也以飛天穿插。
　　出了大經堂向西，我們又進入了大強巴殿，它高三十余米，共七層。殿內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大銅佛。這是我國最大的銅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銅佛。其建築工藝、設計圖案都是難能可貴的。銅佛高二十六米，底座長十三點八米，佛手的中指長一點二米，腳長四點二米，肩寬十一點五米。強巴佛雙眉間的“白豪”，使用大小鑽石三十一顆，珍珠、琥珀、松綠石三百多粒。他是一百一十位工匠，花費黃金六千七百兩，銅十萬多公斤，歷時四年才修成功的。
　　劄什倫布寺也有光輝燦爛的金頂建築物，其下則是豪華的靈塔殿堂。四世班禪洛桑曲吉堅參，是歷史上一位很有名望，且博學多才的大師。他的靈塔興建歷時四年半之久，塔身高達十一米，用黃金一百五十公斤，白銀一千六百五十多公斤，銅五萬四千公斤，綢緞三千多米，珍珠、鑽石、翡翠、瑪瑙等近八千粒。作為歷史教材和藝術珍品，長期保存是有重要意義的。
　　結束了劄寺的參觀，我們還走訪了屬西藏文庫的納唐寺，漢族形式的夏魯寺，及素有藝術寶庫之稱的薩迦寺。在即將離開日喀則時，班禪大師為我們舉行家宴送行。大家品嘗著全屬藏式的美味佳餚，回憶著日喀則之行的感慨，都頻頻舉杯，從內心祝願民族地區早日開發，展現新的面貌。並希望各民族間的傳統友誼進一步發展，為祖國四化大業開拓前進而祝福。
　　臨行時，大師親自送我到大門口，大師的父母及經師均送出大門，互道珍重。

　　澤當憑弔藏王陵 
　　——西藏紀行之四
　　貢唐倉·丹貝旺旭
　　西藏考察的最後一站，是號稱西藏糧倉的山南專區首府——澤當。這裡，確實是塊迷人的地方，由於印度洋熱風的影響，大部分地區雨量充沛，個別地方無冬夏之分。我們到時，雖是深秋季節，但卻綠樹環抱，濃翠欲滴，一派南國情調。
　　澤當賓館是由廣州協助興建的。技師、業務教師等，都在傳幫帶著當地藏族工作人員。他們身著考究的紅邊工作服，頭戴大沿帽，彬彬有禮，熱情周到。餐廳的服務員，一律穿翠綠色藏袍，鮮豔的圍兜，別有一番情趣。室內空調設備齊全，大廳裡燈明幾淨，豪華又不失特色。看著眼前的這一切，我從內心裡產生了一種緊迫感，小小賓館雖只是一部分，但如果廣泛引進技術，全國各地都給予支援，從點滴學起，改變藏區落後的狀態是指日可待的。
　　藏族人民中流傳著自己的祖先是從獼猴演變來的傳說。我認為單純從獼猴的故事來斷定澤當是藏族的發祥地是不夠的，更有說服力的是，這裡是第一個藏王的誕生地，有藏王的第一座宮殿和藏族的第一座佛教寺院。
　　西藏自有了第一代“贊普”即藏王后，便開始建造王室。據考證：在此以前，各部落沒有建房的習慣，只過穴居生活。為了尋覓真跡，我們從澤當沿貢布山向北行約三小時，來到建築於兩千二百多年前的第一座藏王王宮處，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雍布拉崗”即王的宮殿。整座王宮占地面積不大，但造形奇特，底座圍山頂而起，聳立山巔，然後沿石梯而上，進入王宮。王宮實則是一間約四十平方米的大房間，中間用牆隔成幾間小房子，樓梯的頂端，是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間，即聶赤贊普的住房。塔樓的高度在三丈以上，頂部是如同漢式的屋頂和瓦脊。當我們扶窗下望時，才發現這裡大有眾生皆在腳下之感。雍布拉崗建成後，藏族先輩才紛紛給自己建造住房。藏族的社會發展無疑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就在拜謁雍布拉崗的同一天，我們又憑弔了藏王陵。
　　憑弔藏王陵，先登上的是松贊干布的陵墓。這位藏族歷史上的英雄，為藏民族的發展和統一，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所以，我們懷著崇仰的心情，進入了他的陵地。
　　這是一個高約百米，寬約一百七十米的大土堆，底層四周以石塊砌築，分層而上。墓塌的上面是一個約三百平方米的平頂，中央聳立著一座古廟即松贊干布廟，並且是早年被周總理親定為國務院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惜在十年動亂中已被全部摧毀。目前的廟堂是粉碎“四人幫”後，依原樣重新建造的。
　　走出方院，迎面又是一座殿堂，殿內正中有松贊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及大臣祿東贊等人的塑像。嚮導說，當時這座陵墓規模很大，墓內共有五間神殿。松贊干布墓門朝西南方向，表示他永遠面向釋迦牟尼的故鄉。正殿供有阿彌陀佛、觀世音等佛像，還有松贊干布的塑像等。左邊一間是重要的隨葬品，頭枕的是用珊瑚製成的長約八寸的洛亞傑母神像，腳下鋪著用鍛子包裹的珍珠二克半，“克”是藏族古時的計量單位，約合今日十四公斤。墓的右側有用純金做成的騎士、戰馬、戰車，以及松贊干布的衛隊……這座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古墓，現在究竟如何是很難知曉的，因為藏民族的傳統習慣是不允許掘墓的。
　　另外，我們還參觀了著名的桑耶寺，這裡就不再一一詳述了。

　　一座雄偉壯觀的大經堂在廢墟上拔地而起。國內外一萬多名嘉賓和僧俗群眾慕名前來恭賀。貢唐倉大師神采奕奕，主持盛大的開光典禮

　　貢唐倉大師從西藏考察歸來的第二年，即1986年6月10日，拉蔔楞寺在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後，正式動工興建大經堂。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刻，寺院喇嘛以其獨特的佛事活動，祈禱大經堂早日順利建成，這一天，300多名喇嘛和群眾參加了義務勞動。經過5年精心施工，1990年4月大經堂修復工程基本完成。1985年從大火中請出來的一至五世嘉木樣大師的遺體、靈骨，於這年4月25日(農曆四月初一)舉行隆重儀式，從臨時供奉處迎請到新的大經堂，安放在靈塔殿內，隨後舉行了開光佛事活動。5月26日工程宣告全面竣工，5月27日起，正式使用大經堂，全寺僧眾重又聚集在大經堂，進行日常佛事活動……
　　藍天、白雲下，重建的大經堂巍然屹立，向遠道而來的朝拜者和旅遊者展現著更加宏偉、壯觀的雄姿：
　　原來大屋頂式的前殿樓，如今被宮殿式建築所取代，飛簷翹角，綠色琉璃瓦鋪頂，頂脊豎立的金色佛教教徽陰陽鹿、*輪，與石牆上部的紫色“卡回”(即多年生木本植物茴麻，藏式建築用於壓牆)相映襯，樓閣外懸垂圖案華美的金黃色布幔，使大經堂的“門面”更加氣派，民族特色更加濃郁。
　　青石板鋪就的前庭院中，白色的煨香爐青煙嫋嫋。回廊牆壁上，繪滿濃筆重彩而成的釋迦牟尼生平應化圖，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僧侶們坐在這裡辯經考取學位的熱鬧情景。
　　拾級走進可容納3000名僧人同時誦經的正殿，但見四壁繪滿各種情態逼真的護法神像，大大小小的佛像莊嚴端坐，數不清的酥油燈閃閃發光。殿頂綴著蟒龍袍圖案的緞冪，頭頂懸垂無數繡繪五彩的幢幡寶蓋，林立的柱子全部飾有華麗的綢緞柱套，高處則掛著刺繡精美的佛像。
　　站在高處遠望，大經堂中心部分正殿與後殿，高低錯落，麗閣巧廊，飛簷騰空。鎏金寶塔、寶瓶、寶傘、陰陽鹿、*輪等露天裝飾品，造型生動、賞心悅目，高聳的金頂在高原溫暖的陽光下，放射出炫目的光彩。在拉蔔楞寺眾多的佛殿中，新建的大經堂金碧輝煌，獨具風采。喇嘛們嘖嘖稱讚：“這麼好的經堂，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位喇嘛脫口說出這樣一句話：“知道能修得這麼好，早燒掉好了！”
　　建築佈局、規模、風格，保持了鮮明的民族、宗教特色，牆體仍以民間工匠傳統方式，用石塊砌築，厚度達1.9米。內外門框為木質雕花。根據僧侶的意願，主殿的140根柱子都在原來的位置。但新的大經堂又超過了原來的大經堂，它把民族傳統工藝與現代建築技術融為一體，把新舊建築材料巧妙結合起來，開創了寺院建築史上的先河。
　　貢唐倉大師對此瞭若指掌。他說：“新修的大經堂在保持藏式佛殿原有風格的前提下，採用了新的結構、新的材料、新的技術、新的設備。主體框架，由過去的全木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柱子採用井樁混凝土澆灌，外包一層木板，上面油漆彩畫，既堅固耐用，又避免了鋼筋結構冬天冷、念經時回聲大的缺點，可以說是土洋結合，揚長避短。桌子用銅片包裹，酥油燈裝了玻璃罩。經堂內增加的通風、照明、消防、供水及避雷等設施，除了燈具，其餘均不外露。毫不誇張的說，重建的大經堂在中國寺院建築史上堪稱一流。”
　　大師介紹說：“與傳統結構相比，大經堂的平頂屋面變化很大。原來是木屋頂，為了防水，上面鋪了一米厚的土，天長日久凹陷、漏水了，再填土加厚，這樣建築物頂部荷載很重。現在在鋼筋混凝土屋面上鋪了保溫層，加了五公分厚的細石鋼絲網混凝土，然後是防水材料，最上面鋪設著紅色缸磚。內部的電器系統、消防設施都很先進。拉卜楞寺院周圍有400多口井，那年著火時大家都去打水，結果井裡都沒水了。現在我們在寺院對面的大夏河邊建了一個泵站，水通過地下管子流到修在大經堂旁邊的水池裡(容量為200立方米)，平時用於生活，萬一失火則自動報警，河邊、池裡的泵房可同時啟動，將水送到任何一個部位。”
　　大經堂不是一個普通的建築群，而是一項特殊的工程。它既要求突出藏式建築的特點和藏傳佛教寺院的風格，又要求比原來更堅固、科學、完美。修復工程因此薈萃了建築行業的各路能工巧匠，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甘肅省第七建築公司是省內唯一的全國先進施工企業。大經堂主體工程就由這家公司承建。他們深感責任重大，自始至終把修復大經堂作為貫徹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強民族團結的一件大事。為了保證施工品質，公司建議嘉木樣、貢唐倉兩位大師從甘肅省勘測設計院聘請了一位工程師，作為寺院的代表，常年住在工地監督工程品質。公司派去了十幾個工種的100多名“精兵強將”，他們克服高寒缺氧、氣候不適、生活不便的困難，在施工期只有四個月的情況下，精益求精。整個大經堂共樹立了262根柱子，公司領導在檢查中發現有兩根略有偏差，按一般情況，完全可以不返工，但他們從嚴要求，馬上打掉重做。經過這樣兩年的精心施工，主體工程如期完成。建設部的專家實地考察後，經予了很高的評價。
　　大經堂的油漆、彩繪、壁畫、雕刻、採石、縫織、鑄銅、流金等手工活，費時費力，工藝要求很高。這些工作全部由來自甘肅、青海、四川、西藏的民間能工巧匠承擔。如木雕部分由甘肅省永靖縣民間工匠承擔；石料的雕琢和石牆的砌築，由青海省循化縣民間工匠承做。這些漢、藏、回不同民族的民間手藝人，懷著修好大經堂的共同心願來到草原小城。他們不分省內省外，當地外地，不分民族與信仰，互相學習，互相交流，為修復大經堂貢獻了寶貴的聰明才智。他們一絲不苟的精神感動了寺院僧侶，為了施工安全，寺院管理委員會組織僧眾24小時輪流值班，一直堅持了四年。
　　夏河縣拉蔔楞鎮的回族群眾，不僅向工程捐錢、捐物，還由阿訇(即伊斯蘭教清真寺的主持)帶隊，多次參加拉石、運土等義務勞動。大經堂的基礎一共要打260多根井樁，其中有20多根就是由回族群眾無償挖掘的。貢唐倉大師對此感慨地說：“藏民與回民，信仰不同，過去彼此連念經聲都不能聽。現在互相幫助，患難與共，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當大經堂工程的施工進入最複雜、最緊張的時刻，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材料價格成倍上漲。到1989年，一克金子的國家牌價由1985年43元漲到89元，一方木材由160元提高到500多元，一名普工的日工資也由四五元增加到十幾元，其它鐵、銅、水泥等都大幅度漲價。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建設者們面前：1985年核定的工程預算已不敷支出。
　　面對資金困難，以嘉木樣大師和貢唐倉大師為首的拉蔔楞寺體諒國家的困難，決心自我克服。修復委員會辦公室精打細算，嚴格財務管理，控制行政開支。僧侶和各族群眾踴躍參加義務勞動，獻工日5萬個，節約資金30萬元。大經堂的鎏金頂原來是雙層，國家為鎦金工程撥來50公斤黃金、600公斤白銀。為了節省資金，大經堂修復委員會經過反復考慮，決定忍痛割愛，減少一層金頂。“雙眼皮”於是變成了“單眼皮”，鎦金面積由918平方米縮減為626平方米，減少支出249萬元，其中約黃金近13公斤，全部上繳國家。所有柱子上懸掛的“龍頭”，由鎦金改為帖金，又節省了不少資金。
　　貢唐倉大師說：到大經堂竣工，全部費用基本控制在國家撥款1200萬元左右，達到了我們開始提出的“讓中央和省上放心，讓各級各部門放心，讓廣大群眾和僧眾放心的要求。雖然個別項目簡化了，但大家理解國家的困難，心甘情願。”
　　大經堂終於竣工了！佛門聖地又恢復了昔日莊嚴肅穆、香客如雲的景象。面對金燦燦、嶄新的大經堂，人們喜笑顏開！
　　大經堂失火曾經哭著趕來的黃正清老人，拄著手杖看完新的大經堂後笑了！老人語重心長地對來看望他的瑪曲縣歐拉鄉的藏族群眾說：“我活了87歲，經歷了三個朝代，看到由國家出錢修復一座經堂，還是第一次。共產黨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者，又是這一政策的執行者，我們藏族人民要永遠牢記共產黨的恩情，跟著共產黨走。”
　　從舊時代走過來的貢唐倉大師，思前想後，心潮很不平靜。1990年7月19日，大師對開光典禮之前親自到夏河他的府邸來拜訪的甘肅省委書記李子奇(7月22日甘肅省人大常委主任許飛青、省長賈志傑等也前來祝賀)一行說：“我們藏族人民2000年來的生活與宗教密不可分，喝個茶也要念經。大經堂的火災要是發生在解放前，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如果由群眾捐資修建，將是十分沉重的負擔。政府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撥下鉅款修建大經堂，這在廣大的藏族地區和信教地區，是最現實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
　　1990年7月25日上午，拉蔔楞寺隆重舉行了大經堂重建開光盛典。慶祝大會會場設在新落成的大經堂前庭院內，兩邊廂房頂上，並排矗著五幢黃羅寶傘，各由五名喇嘛守護，長幅彩旗迎風招展。廂房的前殿簷下，掛滿了黨政機關和各族各界人士贈送的錦旗、匾額、唐卡畫。廂房內陳列著眾多的佛像、經卷、寶瓶及名貴的松盤茶、糧食、哈達等禮物，五光十色，琳琅滿目。
　　117個座位的主席臺上，坐滿了來自中央和全國各地的貴賓，主要有：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武連元，國務院宗教局副局長赤耐；甘肅省政協主席葛士英、省委副書記盧克儉、副省長穆永吉等14位領導；班禪大師的父親堯西·古公才旦，母親堯西·索朗卓瑪；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鄭英、多傑紮·江白洛桑；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楊嶺多吉、王於；青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夏茸尕布，青海省政協副主席松布，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裴德安；中國高級佛學院副院長曹自強，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明哲法師，上海佛教協會會長真禪法師，河北省佛協副會長那存寶音大喇嘛，青海塔爾寺卻西活佛等。
　　出席慶典的各界來賓近2000人。除甘肅省內眾多的代表外，四川省專門組成了由省政協、統戰部、省民委、宗教局、省委辦公廳、西南民族學院、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及理塘縣組成的祝賀團。青海省有人大、政協、省委統戰部、省民委、政府辦公廳、畜牧廳、教育學院、塔爾寺、海北洲、黃南州、海南州、循化縣、河南蒙古自治縣、崗察縣、澤庫縣、同仁縣的代表。西藏自治區代表團由自治區政協、統戰部、民宗委、佛教協會、廣播電視廳，日喀則地區政協、統戰部、劄什倫布寺、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德慶頗章、拉薩雪林多吉頗章、剛堅公司等組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統戰部，江西省人大， 河北省承德市宗教局、承德普寧寺，北京民族出版社、雍和宮，南京中興源絲織廠也派來了祝賀代表。
　　全國青年聯合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局、四川省佛協、中國佛學院、雲南省佛協、內蒙古佛協，甘肅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協會、甘肅省天主教愛國會等單位，及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四川省人大副主任紮凱撒仁、中顧委委員天寶，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烏蘭活佛、副會長刀述仁居士等知名人士發來了賀電、賀詞、賀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勳專門向被他稱為“摯友”的嘉木樣和貢唐倉大師發來了親筆賀信，信中說：“欣聞拉蔔楞寺大經堂重建竣工，舉行開光典禮，不勝歡悅。我因事不能前往，專此去信祝賀並通過你們向拉蔔楞寺全體僧眾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各界朋友們、同志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和良好的祝願！”
　　中國佛教協會專門委託副會長明哲法師到會宣讀了中國佛教協會的賀信：“拉卜楞寺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馳名中外。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撥出巨金支持，致使大經堂迅速恢復，梵宇清靜，法相莊嚴。這是宗教政策和民族的光輝體現，是民族團結與佛教隆興祥瑞象徵。道場宏開，貝葉拓顯密覺路，功德廣修，利益報祖國重恩。祝願：經堂吉祥，*輪常轉，佛日增輝，佛教常住。”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區黨委統戰部長鄭英也發表了賀詞。
　　貢唐倉大師主持盛大的慶祝典禮。為方便各族、各界的來賓傾聽，大師交替用藏、漢兩種語言宣讀他的主持詞。大師說：“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和宗教團體代表，不同教派的代表，參加我們的開光大典，是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這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的關懷，體現了各族各界人民群眾的團結和友誼，體現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芒。大經堂重建竣工對於繼承民族文化遺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滿足信教群眾的信仰要求，調動群眾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發展民族經濟文化事業的積極性方面，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第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大師在講話中，代表僧眾特別表達了對十世班禪大師的懷念。他說：“尊敬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生前非常關心拉蔔楞寺大經堂的重建工作，大經堂之所以能夠修復竣工，與大師的關懷、操勞是分不開的。今天在這裡隆重舉行開光典禮，此時此刻，我們更加懷念班禪大師，感激大師的恩德。祝願大師的靈童早日轉世，第十一世班禪順利坐床，宏場佛法、普渡眾生、莊嚴國土。”
　　甘肅省委副書記盧克儉，代表甘肅省委、省顧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發表了充滿感情的講話。他說：“我們忘不掉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這一天，整個大經堂像一座火山很快化為灰燼。５年後的今天，就在這個化為灰燼的地方，一座雄偉壯觀的、全新的、金光閃閃的大經堂，又矗立在我們面前。它是原來的大經堂，又遠遠超過了原來的大經堂。這裡，我親眼看到了三種不同的淚水：當大經堂化為灰燼的時候，不少僧俗群眾流下了痛惜的淚水；當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在這裡宣佈國家出錢重修大經堂時，大家流下了感激的淚水；今天，國家出錢一千多萬元的大經堂竣工，召開開光典禮大會時，不少人又熱淚盈眶。”
　　為祝賀大經堂重建開光，四川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協四大班子等向寺院贈了款；有252個單位送了禮品；劄什倫布寺送了唐卡畫；四川阿壩州送了百部大藏經等；前來祝賀的大小寺院達148個。援助西藏發展基金會送來了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基金會主任阿沛·阿旺晉美親筆簽名的景泰蘭寶瓶；甘肅省宗教局，甘南州宗教局、佛教協會、伊斯蘭教協會、夏河縣清真寺贈送了“愛國愛教”、“古刹生輝”等題字的匾額；臨夏回族自治州贈送了特製的掛毯。
　　開光大會的當天和26日、27日連續三日，甘肅省政協副縣長主席黃正清、班禪大師的父母、班禪行宮德慶頗章、拉薩雪林多吉頗章、剛堅公司、西藏日喀則地區有關部門和夏河縣科才鄉群眾，為寺院供了飯。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宗教局向僧眾送了茶水錢。
　　廣大群眾也享受到了慶典的歡樂。25日大會進行的同時，舉行了隆重的曬佛活動，27日進行了佛教藝術演出，全體與會代表還專程到桑科灘觀看了全州民族運動會，遊覽了秀麗多姿的草原風光。
　　大經堂重建開光的消息，被新聞媒介很快傳播到海內外。無數的佛教徒從甘、青、川、藏，從中國各個省份，從海外紛至遝來。當他們懷著虔的敬意向大經堂頂禮膜拜時，無不驚喜交加。目睹這一切，貢唐倉大師欣慰地笑了：在政府的各界人士的幫助下，大師圓滿地了卻了協助嘉木樣重建大經堂的心願；大師開始傾盡心力修復安多藏區著名的佛教寶塔——至為莊嚴、神聖的“貢唐寶塔”……

 

　　向世界傳播友誼

　　貢唐倉大師作為當世學貫古今、法行嚴潔的高僧大德，其威望和影響，早已超出中國信仰藏傳佛教的廣大藏區和蒙古族地區，法名響徹漢傳佛教界和海外無數僧俗信眾心中。自1979年出獄重返寶座以來,大師或代表國家、或以個人身份前往歐美、南亞等地區考察訪問，足跡遍及尼泊爾、義大利、前蘇聯、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把友誼的花朵撒向熱愛和平、嚮往安寧的世界人民心間。
　　與此同時，大師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從人類發展的歷史軌跡和未來世界的走向趨勢中，感悟出許許多多真知灼見。多年來，大師從社會進步的大局出發，在不同的場合，針對宗教的發展，寺院的管理，民族地區的輿論引導等，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引起了政府和有識之士的關注。

　　1986年11月，貢唐倉大師擔任中國佛教代表團團長，赴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出席“世界佛教聯誼會第十五次會議，”其間，座位在三天之內引人注目地變了三次……

　　1986年11月貢唐倉大師接到北京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的通知，請他出任中國佛教代表團團長，赴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出席“世界佛教聯誼會第十五次會議”。
　　對於地處喜瑪拉雅山南麓、與西藏相鄰的尼泊爾王國，貢唐倉大師並不陌生。早在他被認定為貢唐倉五世界觀的轉世靈童，在拉卜楞寺修習佛經的歲月裡，他就從經書典籍中知道了尼泊爾 這個佛法昌盛之地的許多歷史。他知道，早在清代，尼泊爾工匠就到西藏建造佛塔。拉卜楞寺眾多高大莊嚴的鎏金銅像，就有許多是由技術高超的尼泊爾工匠鑄造的。不僅如此，尼泊爾人民與曆世貢唐倉大師還有著特殊的感情和佛緣：由第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於1802年主持修建的著名的貢唐塔，就是由尼泊爾人民無私幫助建成的，原塔塔身上五層及四周佛像均為銅板鎏金製作，塔內珍藏的珍寶中除清朝嘉慶皇帝親筆書寫的“佛光普照”匾額和大量金銀汁書寫的經典和文物外，還有尼泊爾國寶三副金門環中的一副。這座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寶塔不幸毀於“十年動亂”，第六世貢唐倉大師在國家和國內外信徒的支持下，於1993年7月使寶塔重建開光。
　　到佛祖釋迦牟尼的故鄉去朝禮，這是每一個佛教徒夢寐以求而難得的機會。得到了這一機緣的貢唐倉大師在欣喜之餘，卻有不少顧慮：第一次出國就擔任團長，又是到緊靠印度達賴集團大本營的尼泊爾，各種關係較為複雜。大師知道，在兩年前召開的世界佛教聯誼會第十四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趙朴初因大會組織者同時邀請了達賴和臺灣代表團而中途退場，這次會議考慮到中國的嚴正立場，沒有再邀請達賴，臺灣方面也以中國臺灣代表團的名義參加。儘管如此，大師思前想後，還是想請假不去。不料有一天早晨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大師從北京打來電話，說他也要去尼泊爾，問大師準備好了沒有？大師一聽班禪大師也去尼泊爾，那麼團長理所當然是班禪大師了，便高興地答覆班禪大師：“我一定去！”
　　到了北京，才得知班禪大師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團的名義出訪尼泊爾的，貢唐倉大師仍是出席世界佛教聯誼會第十五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事已如此，大師再也不好推辭了。11月24日，貢唐倉大師一行五人從首都北京飛往尼泊爾，三位正式代表分別代表中國藏語系、漢語系、巴厘語系三大佛教語系。
　　貢唐倉大師與班禪大師同乘一架飛機前往尼泊爾。飛抵戒備森嚴的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機場後，班禪大師及其隨員被迎接到尼泊爾國王的老皇宮和國王賓館。貢唐倉大師一行則下塌在安娜泊爾甯(雪山仙女賓館)。
　　世界佛教聯誼會總部設在泰國，當時的會長是九十多歲的泰國國王的母親。第十五次聯誼會開幕式在尼泊爾體育館舉行，儀式隆重而熱烈：各國代表團入場時均有一位尼泊爾小姐舉著寫有該國名稱的牌子在前引導，代表們則每人手中舉著一面世界佛教聯誼會的旗子繞場一周。之後，大師看到兩架飛機在上空盤旋，第一架飛機像天女散花似地從空中撒下朵朵象徵吉祥花雨的鮮花；第二架飛機則將香料灑向會場，立時會場上撲鼻而來一股股濃濃的檀香味。
　　尼泊爾國王出席了開幕式並致詞。班禪大師應邀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會議期間，中國臺灣代表團裡一位早年曾在拉蔔楞寺學經的喇嘛代表，看見貢唐倉大師便虔誠地跑過來向大師磕頭，這一舉動引起了全體與會代表尤其是臺灣代表的注意。經這位喇嘛介紹，臺灣代表對貢唐大師十分尊重，團長專門前來拜訪。大師以禮相待，表示友好。
　　在會議進行的前三天，發生了一件有趣而有深意的事：作為中國佛教代表團團長，貢唐倉大師的座位引人注目地變了三次。在正式開會的第一天，印度佛教協會的主席(曾在西藏哲蚌寺學經)、斯里蘭卡、緬甸、尼泊爾的代表團團長均就坐在主席臺的沙發座上。世界佛教聯誼會主席、泰國前總理舍尼·莫巴和其它一些國家的高僧就坐于主席臺下面第一排面朝代表的座位。貢唐倉大師的座位被安排在代表們中間，大師胸懷坦蕩，對此沒有任何不快的反應。第二天上午他剛走進會場，便有工作人員請他坐到主席臺下面面朝代表的第一排座位上。第三天他的座位又變了，人們請大師坐到主席臺上的沙發座。三天之內座位的步步升高，是大會組織者瞭解了大師的威望和影響之後的必然反應，大師對此泰然自若。
　　這次有50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誼會共開了7天.。尼泊爾國王在會議期間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大師以他睿智、博學的風範，受到了代表們的特別尊重，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澳大利亞的代表紛紛找機會來拜見大師。在最後一天的大會上，東道主安排大師上臺講話。大師說：“全世界的佛教代表在尼泊爾歡聚一堂，這是佛祖給予的機緣。我能代表中國出席這次盛會，感到十分高興。讓我們為世界的和平、眾生的安樂祈禱！”
　　在聯誼會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大師：“中國對信仰佛教的人進行限制嗎？”
　　大師回答：“沒有限制，信仰自由。”
　　記者又問：“那麼佛教信徒有多少呢？”
　　大師答：“我們國家宗教信仰自由。今天信仰，明天不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今天信這個宗教，明天信那個宗教，也是自由。因此無法統計具體的人數。”
　　利用開會的間隙，大師朝禮了佛陀誕生之地藍毗尼園等聖地。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國高僧法顯留在尼泊爾的足跡，使他倍感親切。加德滿都濃郁的的宗教氣氛，如大街上的聖牛、外表裝飾守護神眼睛的寺廟、金片鋪就的廟頂，使大師沉浸在對精湛的宗教藝術的欣賞中而流連忘返。喜馬拉雅山南麓迥異於西藏的亞熱帶風光，高聳入雲的冰峰雪頂下青綠的草地、悠然出沒的牧牛人，繁茂的菩提樹，也使大師久久注目而難以忘懷。會議結束後，大師經泰國、香港回到北京。

　　在義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衛和平會議”期間，大師召開新聞發佈會，就宗教與政治的關係等敏感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1990年9月，貢唐倉大師又一次擔任團長，率領由全國基督教協會副主席、上海基督教協會主席沈誼藩等三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從北京坐飛機經香港、曼谷到達義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衛和平會議”。這是羅馬教皇倡議的每年一次的年會，有52個國家的宗教界知名人士、著名專家、教授參加。會議地點在巴里，義大利總理致了開幕詞，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及紅衣主教們對貢唐倉大師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會議期間，在巴里神學院舉行了一次氣氛熱烈的演講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及許多教授、學者紛紛登臺各抒己見。貢唐倉大師也就宗教與當今世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會議最後一天，舉行了別開生面的閉幕式。傍晚時分，貢唐倉大師同數千人一起聚集在廣場上，每人手舉一支點燃的蠟燭，然後隨著燭光閃亮的人流，穿過街巷進入教堂。在莊嚴的教堂裡，基督教徒們面對聖像高誦聖經。佛教代表沒有專門的場地，大家各想妙法：泰國代表在一張大凳子上放一尊半米高的佛像，供上寶瓶等物開始念經；印度、尼泊爾的代表也用各自的方式念經。貢唐倉大師與來自蒙古共和國的一位小活佛和一名老喇嘛，三人盤做腿坐在一起念經。大家雖然各念各的經，但有一個共同的心願：那就是祈禱宗教健康發展，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當天晚上，大師與沈誼藩一起召開記者招待會。各國記者提了許多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大師均睿智而圓滿地給予了回答。
　　有記者問：“中國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嗎？”
　　大師回答：“過去有一段時間沒有信仰自由。改革開放以來真正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拿我本人來說，以前坐了21年冤獄，今天不僅能出國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還當上了團長，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又有記者問：“羅馬教皇去韓國不能經過中國領空，為什麼有這樣不友好的表示？”
　　大師鄭重回答：“每個國家都有 自己的主權尊嚴，包括領空在內。不管飛機上乘坐何人，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認為教皇遇到的問題是主權問題，不是友好不友好的問題。”
　　記者又問：“藏族人民信仰達賴嗎？如果信仰，是否也接受他的政治主張？”
　　大師說：“信仰達賴這是歷史形成的，今天的達賴是十四世，在漫長的歲月裡，達賴和班禪成為藏族人民心中的宗教領袖，這是歷史傳統和習慣。但信仰與政治是兩碼事，中東戰爭說明了這一點。他們都信仰伊斯蘭教，按理應互相幫助、和平共處，但他們為了政治而打得不可開交。達賴是藏族人民的宗教領袖，但對於他要求西藏獨立的主張，是大家不能同意的。據我所知，絕大多數藏族人民是擁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
　　1991年1月13日至15日,德國電視二台駐京女記者瑪爾曼通過中國外交部專程到夏河大師的府邸來訪問時，又一次提起這個敏感問題。大師依然作了上述回答。
　　會議結束後，貢唐倉大師又到羅馬參觀了三天。他興致勃勃地走過由三層高大的廊柱環抱的聖彼得廣場，走進穹頂莊嚴的聖彼得大教堂，仔細欣賞了教堂裡精美的雕刻、塑像、彩繪，以及白色大理石的聖母雕像，對世界天主教的王國梵蒂岡城展現的西方古代藝術精華讚歎不已。在參觀中，人們告訴貢唐倉大師：義大利還有藏傳佛教的兩個寺廟，信仰者有200多人。
　　大師的義大利之行給會議的參加者和組織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91年，主辦國又邀請大師去瑪律他參加年會，大師因在四川若爾蓋草原舉行有18萬信眾參加的第九次時輪大灌頂法會，未能成行。
　　1990年元月,大師還應邀赴莫斯科出席"人類環境保護與發展全球論壇會議”，在這次有100多個國家的1000多名代表參加的會議上，貢唐倉大師就人類的環境保護問題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出席了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舉行的招待宴會。
　　1993年12月，貢唐倉大師應香港寶蓮禪寺的盛情邀請，專程去香港出席了於12月29日隆重舉行的釋迦牟尼天壇大佛開光盛典，與國內外佛教界知名人士歡聚一堂，共祝香港繁榮穩定，世界和平吉祥。

　　身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貢唐倉大師十分關注宗教的發展、寺院的管理等關於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對此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對於宗教問題，大師說：

　　應該承認宗教對社會有許多貢獻，歷史上看，不論是束縛、還是發展人們的思想及人類的發展，宗教一直教育著人們。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是罵不倒的。按馬克思的觀點說：人們的認識是無限的，因此對宗教的認識現在也不是最完善的。過去朝代沒有組織、沒有裝備現代化武器的部隊，但宗教束縛著人們，社會秩序比較穩定，殺人等犯罪行為也不是很多，而現在的一些人什麼壞事也幹。過去受宗教束縛，活時幹了壞事，死後要遭報應。
　　宗教隨歷史的發展而變化。中國封建社會時代很漫長，因而給宗教帶來許多封建的糟粕。
　　2500年前沒有顯微鏡，但佛祖顯示了許多客觀存在而人類卻沒有認識到的東西。
　　宗教是個歷史的產物。只有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水準的提高，自然就沒有人信仰了。用刀槍、用戰爭的方式消滅不了。“文革”即證明了這一點。
　　宗教終究是要滅亡的。這是一般規律。佛祖釋迦牟尼自己講，宗教可以存在5000年。現在已經存在2500多年了，這期間是發展時期，最後500年，等於名存實亡。對於這一點，佛祖2500年前就估計到了。從世界上看，有的地方似乎發展了，如美國40年代沒有佛教寺院，現在有30多座。但印尼原來佛教很興盛，現在沒有和尚，僅保存佛像、經典。有的發展，有的衰退。有的滅亡，儘管也有興盛，但總的趨勢是走下坡路。
　　1988年我在瑪曲{甘肅甘南}大講經的錄影帶，89年就到了臺灣，不知怎麼去的，由私人電視臺播放，我在臺灣的弟弟也看到了。後來國民黨不讓看了，因為他們講共產黨如何消滅宗教，而共產黨的宣傳卻恰恰相反。雖然我講經的帶子裡沒有罵國民黨，沒有宣傳共產主義，但在某種意義上揭露了他們的虛假宣傳。
　　西藏自元代以來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再早的話，中國的諸侯國也很多。西方國家心裡不想承認，但事實上又不得不承認這個現實；因為歷史是抹殺不了的。
　　雖然生活習慣不同，信仰不同，如美國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瑪雅人，他們不僅民族不同，連膚色也不同，但總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不是在一個國家裡生活。

　　對於擬議中的〈〈宗教法〉〉，大師從穩定民族地區的大局出發，明確向有關部門建議不宜倉促出臺。大師說：

　　改革開放10多年來，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實得好，信教群眾非常滿意，藏區現在可以說是最穩定的時期。因此，〈〈宗教法〉〉的制定和出臺，必須瞭解群眾的情緒，符合信教群眾的願望。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而急於制定，可能會“好心辦壞事”。
　　信教群眾現在有一種普遍心理，就是怕政策變，怕來之不易的穩定形勢變。這些群眾過去吃了不少“左”的苦頭，至今心有餘悸。不少藏民曾問我：有些人老講《宗教法》，是不是共產黨的政策要變了？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1989年“六四”風波以後，報上有一陣子大講“公有制”，四川藏區的群眾以為又要搞“大鍋飯”了，結果出現突擊宰殺、出售牛羊的情況，對牧業生產造成不良影響。後來中央反復強調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人心才慢慢安定下來。群眾對過去政策多變嚇怕了，對變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脆弱。因此，制定《宗教法》一定要瞭解信教群眾的這種心理。不然脫離了群眾，良好的願望也會適得其反。
　　這幾年大家都講“宗教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這完全正確，人們都能接受。當前，根據各行各業都在立法的實際，提出制定《宗教法》完全可以理解，正像有人說的那樣“什麼都有法，就是沒有宗教法”。但我認為目前需慎重對待，因為熱衷於制定《宗教法》的有兩種情況：一是宗教界，主要是想以“法”的權威來維護宗教場所、財產不受侵犯；二是宗教管理部門，想以“法”來約束宗教。所以，雙方都呼籲《宗教法》，但目的不同，甚至相反。還有一種情況很值得注意：“文革”期間搞極“左”，宗教備受打擊；現在放開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許多地方出現了“宗教狂熱”。這就像河水被堵塞久了，疏通後便洶湧氾濫起來一樣。所以說，現在是宗教熱潮的“高漲時期”，而不是宗教發展的“正常時期”。“高漲時期”制定的“法”，肯定不符合“正常時期”的實際。應該等過了這一段，宗教發展平穩了，再制定《宗教法》，也許更有依據，更符合實際。不然倉促出臺，就貫徹不下去，更起不了作用。近年來制定了許多法，有的由於事前考慮不周，結果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正如人們所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種情況，萬萬不要在宗教立法中出現。教訓一定要吸取。

　　從藏傳佛教寺院是藏民族高等學府的實際出發，貢唐倉大師向中央有關部門明確建議應該放寬對大寺院喇嘛名額的限制。大師說：

　　藏傳佛教大寺院不僅是宗教活動場所，同時也是藏民族的高等學府。例如拉蔔楞寺就由六大學院組成，分別研究天文、曆算、醫藥、文學、藝術等。許多藏族著名學者都是從大寺院培養出來的，如中央民族學院有兩位教授、西北民族學院有四位教授、副教授，都是從拉蔔楞寺、塔爾寺等大寺院學成出來的愛國知識份子。大寺院是培養人才的地方，喇嘛人數不要限制。歷史上拉卜楞寺喇嘛最多時有4000人。現在群眾送子當紮巴，一方面是由於宗教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於生活的考慮，當了紮巴等於找了一份工作，減輕了家庭的負擔。
　　現在國家規定50歲以上入寺不受限制，18歲至50 歲限定名額。給拉蔔楞寺規定的“在編喇嘛”為200名，加上50歲以上的共500名，但實際並沒有限制住，目前“編外”喇嘛有200名，他人住在寺院，但進不了寺院，最長的已當了10年“旁聽生”。為了解決這些人的問題，我們採取考試的辦法(背誦經典，辯經)，嚴格錄取。但考試合格了，沒有名額進不來。1990年底參加考試的有300人，只錄取了10名，用的是50歲以上去世和還俗喇嘛的空缺名額。有的人久等進不來，對寺院管理體制委員會很有意見，認為他們走後門。有的人失望了，乾脆不等了，籌一筆錢去印度。寺院管不了“編外”喇嘛，他們的學業荒疏，戒律鬆弛，對社會的影響也不好。
　　實際上，放寬大寺院喇嘛的名額並不會出現失控。因為當喇嘛有許多清規戒律，如一輩子不娶妻子，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四川省阿壩州最大的格爾德寺，號稱有2000名喇嘛，但每年還俗的有100多名。所以放寬了群眾不一定都來當喇嘛，如果控制過死，反倒剌激了群眾，爭相來當紮巴。
　　與大寺院相反，小寺院完全可以限制。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的外相寺，規定喇嘛50名，但一直只有三、四十名。由於藏族群眾生病、去世都要請喇嘛念經，大寺院太遠，主要依靠小寺院。因此可以限定一個鄉一至兩個小寺(因為群眾信仰的教派、學派不同)，喇嘛會念經就可以了。大寺院的喇嘛名額還是十世班禪大師在世時與省、地、縣協商確定的，當時是集體勞動，吃“大鍋飯”，人數多了影響生產。現在已過去10多年了，牧業早已實行了承包責任制，情況與八十年代初大大不同了，也應該放寬限制。

　　針對藏區文化、教育落後的現狀和境外敵對勢力的反面宣傳，大師還呼籲改善藏族地區的廣播條件，讓年輕一代正確地瞭解歷史，客觀地認識現實。大師說：

　　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活動始終未停止過。他們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加強對藏族地區的廣播宣傳。美國之音、在印度的達賴方面都設立了大功率的藏語電臺，臺灣很久以前就有了。境外的這些電臺功率很大，“美國之音”在甘南全州境內都可以收聽，普通收音機夜間也能收聽，而且聲音清楚。達賴方面在印度的藏語廣播，全州大部分地區能夠收聽到，中國有許多少數民族，而境外勢力唯獨對藏民有這麼多廣播，無非兩個問題，一是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所謂漢族“侵佔”了西藏；二是所謂中國政府在西藏侵犯了人權。
　　但對境外的反宣傳，政府卻控制不了。西藏的藏語廣播，屬安多語系的四川、甘肅、青海等地的藏民聽不懂。中央電臺、甘肅電臺和甘南州電臺的發射功率小，傳播效果差，覆蓋半徑僅有30公里。只有自治州首府合作鎮以及夏河縣、碌曲縣和臨潭縣縣城附近地區收聽效果比較清晰，其餘地區效果很差，舟曲縣、迭部縣、瑪曲縣以及夏河縣、臨潭縣、卓尼縣的邊遠地區完全收聽不到。
　　政府應該加大投入，儘快改善藏族地區的廣播條件。老年人知道歷史，知道舊西藏當權者怎樣壓迫人民，人民如何窮困。就如臺灣，現在只說如何發達，卻不說舊社會國民黨政權如何壓迫人民。但年輕人不瞭解這些，因此必須加強教育。當然不能簡單地念報紙，應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這就比如肉，營養價值很高，但要加上鹽、調料等，大家才愛吃。
　　作為中國藏傳佛教德高望重的一代大師，和十世班禪大師的堅定信仰者和親密朋友，貢唐倉大師多年來十分關心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尋訪工作。大師在他于青海、四川、甘肅草原舉行的有十多萬、幾十萬人參加的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時輪大灌頂法會上，均祈禱班禪大師轉世早臨人間。作為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尋訪顧問班子的顧問，貢唐倉大師從1989年赴京參加班禪大師追悼大會開始，多次就尋找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議。大師多次說：在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問題上，我只講一句話：不要有兩個班禪，要有一個班禪，一個世界上都承認的班禪，這無論對於國家，還是藏族人民，都有利。

　　弘法美國

　　1992年12月28日到1993年元月28日，第六世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應邀訪問美國。整整一個月，大師在美國穿梭訪問，舉行灌頂法會。那動人心魄的講經聲，弘揚著佛法，也傳播著友誼。

　　美國信徒渴望聽到中國活佛超凡脫俗的講經聲

　　1992年6月，貢唐倉大師收到來自美國洛杉磯的邀請函，信中這樣寫道：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貢唐倉大師：
　　我們觀看了中國甘肅電視臺為您攝製的《貢唐倉與大講經》之後，感受到一種攝人心魄的力量。大講經闡述佛理，引導人心向善，彼此團結友愛，和睦相處，規勸人們追求進步和平。從洛杉磯到三藩市，您講經的錄影帶在佛教徒中廣泛流傳，人們稱頌您學識淵博，才華橫溢，佛學造詣博大精深。應廣大佛教徒的強烈要求，三法印佛學會尊敬地邀請您到洛杉磯，傳經說教，弘揚佛法。我們渴望聽到您超凡脫俗的講經聲！
　　邀請：貢唐倉；特布丹。地點：洛杉磯
　　時間：1993年1月6日至1月24日
　　1月6日至12日：旅遊、參觀
　　1月13日至21日：講經
　　1月22日至23日：休息
　　1月24日：返回中國
　　1992年6月17日
　　三法印佛學會
　　看著這封言詞懇切、安排周到的邀請函，大師不免思緒起伏。在雪域西藏滋生、發展起來的藏傳佛教，已有1300年的歷史了。它以其系統的佛學理論、規範的修持方法和囊括天文、地理、醫學、曆算、工藝、美術、語言學、倫理、道德等豐富的內容，成為世界佛教史中經久不衰的一個流派。今天，它不僅千百年如一日深深紮根於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僧俗大眾的心間，而且漂洋過海，影響遍及世界各地：與西藏接壤，已有藏傳佛教寺廟145座的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等國自不待說，就在高度發達的歐美各國，如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希臘的雅典，法國南部的卡期特朗市，以及瑞士、加拿大、德國、義大利等國，均分佈著中國藏傳佛教各派的寺院和信徒。
　　美國是中國藏傳佛教主要的傳播地之一。那裡，僅從事西藏及藏傳佛教教義研究、出版工作的高級學術機構就達21個，如格西·澤登降稱建立的洛杉磯“東方研究大學”，麻塞諸塞州阿黑斯特的“美國佛學院”，加利福利亞州柏克利的“寧瑪學院”，紐約的“西藏研究中心”等等。
　　歐美何以興起藏傳佛教熱？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帝州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譚·戈倫夫在他題為《北美藏學研究簡介》的講稿中分析：“六十年代初一系列意外事件的發生，歐州和北美的青年人對東亞的興趣也相應增長起來。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就如同對美國文明失望的青年人到印度去尋找宗教出路一樣，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整個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這個時期，數以萬計的西方人士湧入印度和尼泊爾，對於同自己國家文化相去甚遠的這一地區的文明產生了好奇心。宗教的信徒，虔誠和非虔誠的，也從北美和歐州大批地彙集到這裡……美國人的興趣從歐洲轉向亞洲和宗教徒湧入南亞這兩個因素,為西方人士改變原來的信仰而信奉西藏佛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現在，從西方文明的“火車頭”、中國藏傳佛教信徒日眾的美國發來了真摯的邀請函，貢唐倉大師感到欣慰。自從1979年出獄以來，大師已陸續訪問了一些國家，這次能到“三寶弟子”眾多的美國去講經訪問，大師感到是佛法和友誼的一次大好良緣。
　　正當大師做啟程的準備工作時，1992年11月29日，又收到了三法印佛學會的一封信。這封信除進一步表達美國朋友對大師的敬仰和崇敬之意外，將大師出訪的時間提前了一個月，並將隨訪人員由原來的管家特布丹一人增加了三名(秘書和兩位隨員)。信尾寫道：“期待著與您快見面，您真摯的三法印佛學會。”期盼之情躍然紙上。
　　1992年12月10日，貢唐倉大師及隨員一行五人從蘭州飛往北京，在美國大使館辦好簽證後，12月28日在首都國際機場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機飛往美國。同時出境的還有專程前來北京迎接大師赴美的美國亞聯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玉玲女士。
　　亞聯集團公司是美國著名財團之一。大師這次訪美，費用就是由亞聯集團承擔的。說起大師與亞聯集團的結識，還有一段緣份。1989年，貢唐倉大師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和平大會，同行的有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王學賢。大師以他的博學睿智很快與王學賢建立了友誼。後來王學賢出任洛杉磯中國總領事館領事，亞聯集團公司總裁劉甯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玲、副總裁李玲娜，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對研究藏傳佛教有濃厚的興趣，一直想拜大陸一位有聲望的活佛為師。在王學賢先生的介紹下，李玉玲小姐拿著王先生的信在北京拜見了貢唐倉大師。大師見她一片誠心，遂收為弟子，並親自為她傳授了文殊菩薩灌頂。李玉玲小姐看到佛爺年事已高，便贈送了一輛紅色“凱迪拉克”小轎車。

　　信徒們奔相走告：“貢唐倉活佛為洛杉磯帶來了吉祥雨”

　　1992年12月28日，67歲的貢唐倉大師登上了飛往美國三藩市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班機。他一走進寬敞的通道，便成為同機的中外旅客們注目的中心：大師身材魁梧富態，穿嶄新的紫紅袈裟，極短的白髮，象雪針一樣覆蓋著智慧的頭顱，飽滿的前額下是一雙慈善的大眼睛，目光敏銳熱情。高鼻寬嘴，大耳下垂，這與人們想像中大活佛的形象多麼吻合啊！高鼻藍目的老外躁動起來，紛紛引頸探頭。大師友好而有風度地向他們揮動大手致意。在世界各國穿梭往來，見多識廣的漂亮的航空小姐們，更以與大師同機為榮，對大師格外熱情、關照。
　　飛機經上海虹橋國際機場著陸加油，飛行14個多小時後，于29日淩晨3時30分(北京時間)到達三藩市。由於亞聯 集團公司的周到安排，大師一行即換乘美航飛機飛往洛杉磯。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總領事王學賢先生和亞聯集團公司總裁劉甯先生等十數人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迎接大師，並向他敬獻了哈達。在機場候機大廳，洛杉磯《國際日報》記者對大師進行了採訪。大師及隨員下榻于洛杉磯劉甯先生的別墅。
　　在此之前，西南靠太平洋，東北連大沙漠的洛杉磯遭受多年不遇的持續乾旱。當貢唐倉大師到達洛杉磯後，吝嗇了7個多月的天空突然慷慨地下起雨來，而且連著下了一個多星期。敬仰大師的人們到處宣揚：“貢唐倉大師是文殊菩薩的化身，是他為久旱的洛杉磯 帶來了雨水。”美好的傳言，加上《國際日報》的報導，洛杉磯許多華裔名士及眾多“三寶弟子”，紛紛通過劉甯先生、李玉玲女士引薦前來住地拜見大師，其中許多為臺灣人。大師以宗教禮節一一會見。
　　拜會王學賢總領事時，王先生在官邸設宴宴請了大師一行和亞聯集團公司總裁劉甯夫婦。老朋友異地相逢，倍感親熱和高興。隨後，大師參觀了亞聯集團公司總部辦公大樓，展銷大廳，公司現代化的設施，嚴格、科學的管理，品質一流的商品，良好的員工素質等，給大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時參觀了洛杉磯市超級市場，流覽了海濱浴場和世界著名的“狄斯奈樂園”。大師欣賞著異國情調，感受著世界一流的物質文明，不時聯想到祖國尤其是還閉塞、落後的藏區的發展。
　　1993年元旦，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務卿余江月桂女士，代表加州州政府專門設宴歡迎大師。余江月桂女士祖籍廣東梅縣，三代旅居美國是美國當代女名人之一，連任五屆加州州務卿，是美國華裔地位最高的女士，代表加州州政府專門設宴歡迎大師。余江月桂女士祖籍廣東梅三代旅居美國，是美國當代女名人之一，連任五屆加州州務卿，是美國華裔地位最高的女士。歡迎宴會在洛杉磯蒙特利爾公園市欣園素菜館舉行。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端莊嫻雅、風度不凡的州務卿代表加州政府向大師頒贈了裝幀華美的“加州政府最高榮譽狀”，獎狀上寫道：
　　親愛的貢唐倉·丹貝旺旭先生，第六世貢唐倉活沸：
　　您的來美訪問促進了中美兩國之間的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加深了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謹代表加州州政府，特發此加州最高榮譽獎狀，對您表示衷心的感謝。
　　祝您旅美期間一切順利！
　　加州州務卿  余江月桂
　　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
　　大師還在劉甯夫婦的陪同下，驅車600公里參觀了世界有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城。

　　美國朋友說：“我們不管是農曆，還是藏曆，一定要為佛爺過生日”

　　物欲橫流，利潤至上，一切以自我為中心……這是一般中國人對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美國社會的印象。貢唐倉大師在訪美期間，卻時時處處感受到美國人民的友好和熱情，這雖然與他是中國藏傳佛教著名高僧的身份不無關係，但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全力追求利潤和財富的人們那顆同樣渴望和平、友誼的誠心。使大師最為感動的是，美國朋友在得知元月13日是大師的生日之後，執意要為他舉行隆重的生日慶典。其實大師的生日是農曆正月十三日(即西曆2月4日)，還差21天呢！但美國朋友說：“我們不管是農曆，還是藏曆，反正是元月13日，我們要讓佛爺在美國過一次生日。”
　　於是在洛杉磯美國亞聯集團公司和中文電視臺的發起下，元月13日晚，貢唐倉大師68歲壽辰慶典在帕薩迪納希爾頓飯店隆重舉行。400多名洛杉磯華裔社區名人、在洛杉磯的藏族同胞及眾佛教徒前來祝賀。余江月桂女士和王學賢總領事參加了生日晚會。在美國的15位藏族喇嘛也參加了誦經。
　　美國信徒攝製的錄影帶，使人們有機會目堵貢唐倉大師68歲壽辰那隆重、歡快、熱烈的慶典場面：
　　大廳裡燈火輝煌，“祝您生日快樂”的樂曲悠然回蕩。貢唐倉大師著紫紅袈裟，手撚佛珠，端坐大廳正中的平臺上，安祥而慈和。他的身後是黃色的帳幔，高處懸掛大紅“壽”字匾。平臺周圍放滿了形態各異的花籃。約1米高的五層寶塔形的大蛋糕上，點燃著68支蠟燭。祝壽的善男信女，不論美籍華人，還是印度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均畢恭畢敬地走到大師面前的長條紅地毯前，熟練地全身俯跪，連磕三個長頭，然後趨步上前，獻上一條哈達，雙手呈上一份包裹著的禮物。佛爺含笑從恭候在他身邊的管家特布丹手中接過他的彩色照片，回贈給每一位客人。
　　緊跟在來賓之後，洛杉磯5歲的轉世活佛桑吉多吉的經師極恭敬地走上來，與大師親切地用藏語交談，呈上一份禮物後，請佛爺為他戴上。其餘喇嘛依次上，有一位獻了一尊用潔的的哈達包裹的佛像。之後，10多位喇嘛盤腿坐在地毯上，為大師念誦長壽經。那聲音雄渾、深厚，讓人感受到一股動人的力量。誦經聲中，5歲小活佛桑吉多吉走到地毯前，舉起胖胖的手臂，雙手合掌高舉，觸額部、口部、心部各一次，然後雙膝跪地，全身俯伏，兩手前伸，額觸地面。如此再三，向大師行完標準的俯跪禮後，再獻上哈達。大師憐愛地為這位生活在美國的小活佛戴上哈達，親切地讓他坐在自己的身邊，並不時回答充滿童稚的小活佛的提問。
　　誦經完畢，大師走下臺座，含笑入席。洛杉磯中文電視臺一位年輕英俊的主持人宣佈慶典儀式正式開始。他首先向圍坐圓桌旁的來賓們宣讀了貢唐倉大師的生平介紹。接著是王學賢總領事致詞。他說：
　　尊敬的貢唐倉大師是中國藏傳佛教傑出的領導人之一，也是我的私人朋友。他在過去的歲月為傳播藏經，促進各民族人民間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今日慶祝他68歲壽辰，請允許我代表我的夫人表示最熱烈的祝賀，衷心祝願貢唐倉大師健康、長壽！同時感謝亞洲聯合集團公司總裁劉甯先生和他的夫人李玉玲女士為大師舉辦如此豐盛的慶宴！
　　熱烈的掌聲中，風姿綽約的余江月桂女士用英語發表祝詞說：“一個人的價值在於對人類貢獻的多少，它不受國界的影響。貢唐倉大師作為中國宗教領袖，為世界和平和世界佛教事業所做的貢獻令人尊敬……”並代表加州州政府向大師頒贈了金印徽章和自己親筆書寫的祝壽條幅，條幅上兩個大大的“福壽”篆體字剛勁有力。她在給大師的生日賀狀上寫道：“加州州務卿謹以此偉大的徽章向最尊敬的貢唐倉致敬！祝賀大師68歲生日，真誠祝願大師幸福、健康和來年取得豐碩的成果！”
　　州務卿用來表示友誼的徽章，鑲在紅色封皮裡的淡黃色卡上，蓋有金印。文字說明寫道：
　　加州的偉大徽章是在1849年的立憲會議上批准通過的。上面有31顆星，每一顆星是那個時代聯盟的組成部分。內華達山脈的頂峰代表著大自然的雄偉，三藩市港灣的海運象徵商業，鋤、藍代表著工業，麥子和葡萄是農業財富的象徵。披戴著盔甲的麥娜娃，她是古典神話中藝術和科學的女神，也是和平與戰爭的智慧。像加利福尼亞的政治誕生一樣，她是從法律和秩序的衛士及神之父丘比特脫胎而來。在她的腳下是一個灰白的獨立而令人生畏的熊，象徵著加利福尼亞州。
　　在人們的鼓掌聲中，大師走上講臺致答謝詞。他說：
　　尊敬的州務卿、尊敬的總領事、各位喇嘛、女士們、先生們：
　　在中國傳統的新春佳節之際，在遠離我的家鄉的洛杉磯為我舉行這種歡樂、隆重的生日祝會，我感到非常榮幸。這是對佛的尊重，也是對我的關懷。我是第一次到美國參觀訪問，感謝朋友們的尊重和友好接待，尤其是州務卿給予我很高的禮遇，我表示謝意。對王學賢總領事的關心、支持也表示謝意。我以我個人的名義，邀請各界朋友在適當的時候到我的家鄉訪問。我衷心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吉祥如意！
　　接著，大師站立在講臺上，為來賓們念了一段佛經。他那抑揚頓挫、渾厚深沉的誦經聲，過去曾傾倒過無數虔誠的佛教徒，今天又一次使美國的朋友們為之陶醉。他們為能聽到大活佛用經聲表達對他們的美好祝願而感到無比榮幸。
　　亞聯集團公司總裁劉甯先生風度翩翩，他不僅是一位馳騁商界的驍將，而且是一位古典詩詞功底不淺的才子。他為大師的壽辰作了一首意境深遠、動人心弦的祝詞。主持人朗誦：
　　沁園春
　　摩尼寶珠
　　——貢唐倉大師六十八壽辰志賀
　　佛添燈壽，
　　百僧同祝，
　　千徒頂足。
　　慕大師恩德，
　　轅宇昭昭；
　　誠融純淨，
　　惟遇冥冥。
　　芥納須彌，
　　機息心清，
　　自得真極萬念通。
　　施與渡，
　　引迷茫蒼生，
　　永脫苦海。

　　聖境如此風光，
　　令無數信徒萬事拋。
　　惜茫茫世間，
　　色墨幽鮮。
　　掃撥塵障，
　　布悟祥體；
　　體住本然，
　　心無物我，
　　坐有琴書便是仙。
　　待來年，
　　再渡有緣人，
　　永轉*輪。
　　悅耳的音樂響起來，來賓們紛給起立舉杯。主持人用剛剛學會的藏語代表大家祝大師“紮西德勒”(吉祥如意)。一位身穿籃色藏袍的藏族青年為大家跳起了奔放、熱烈的舞蹈。在歡快的旋律中，這位從印度來美名叫紮西的青年盡情歡跳。隨著咚咚的腳步聲，他紅色的長袖在空中優美地翻動。大師和著節奏輕輕拍手，仿佛又置身于藍天如洗、綠草如毯的美麗草原。
　　接下來是一位身材苗條、面容姣好的華裔年輕女士彈奏古箏，樂曲叮咚婉轉，明快悠揚。女士獨奏畢，又走上一位男士，主持人介紹說是洛杉磯的古箏名家，與那位女士一起彈奏。於是弦律大作，一會兒如行雲流水，一會兒似珍珠落盤。又有一位著紅色衣裙、活潑開朗、自稱是異教徒(她信仰基督教)的美國著名女電視主持人張德芬女士上臺，先祝大師“佛法無邊，萬壽無疆”，然後請男主持人合作，用中文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手語歌。女士放聲歌唱，主持人根據詞意打著各種手勢，兩人配合默契，風趣幽默，逗得大師喜笑顏開。
　　看著來賓們紛紛獻歌獻舞，為大師的祝壽餐會助興的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藏族喇嘛在人們的歡呼聲中站到台前，手捧話筒，用藏語唱起來，大家雖不知其意，但看他唱得很投入，表情莊重，聲調渾厚，報以熱烈的掌聲。
　　享受著美味佳餚，欣賞著歌舞表演，不覺到了請大師切蛋糕的時候了。寶塔形的大蛋糕放在桌上，紅紅的蠟燭燃起來來賓圍攏過來，齊聲唱起“祝您生日快樂”喇嘛們站立祈禱。一位喇嘛捧來最上面的一層蛋糕，大師先一口氣吹滅蠟燭，然後揮動刀叉為大家切分蛋糕，余江月桂女士得到大師切下的第一塊蛋糕。之後，主持人與那位紅衣女士交替唱起飽含深情、娓娓動聽的《一線光明，獻給貢唐倉活佛》。
　　祝壽餐會結束時，來賓們紛紛圍上來與大師合影留念。告別時，大師微笑站立，特布丹手捧圓盤侍立一旁，裡面是大師為客人準備的紀念品。每位來賓恭敬地起來，得到大師贈送的吉祥禮物。許多人愛不釋手，拿一個尚不滿足，請求再給一個。大師一一滿足了他們的心願。
　　貢唐倉大師虛懷若谷，博學多才，對新事物充滿濃厚的興趣，這就使他不同于一些隻知青燈黃卷、埋首寺院 的活佛而知識廣泛，朋友眾多。在以後的日子裡，大師不顧高齡，興致勃勃地在美國參觀訪問。
　　應15位旅居美國的西藏喇嘛的邀請，同時也為了感謝他們在生日晚會上誦經祝壽，大師一行在李玉玲女士的陪同下，專程到他們的寺院看望。大師與喇嘛們歡聚一起，共敘在異國相逢的喜悅，其樂融融。
　　元月16日上午11時，大師在劉甯夫婦的陪同下，坐美航602號班機飛離洛杉磯，17日上午7時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下榻於首都公園公寓。先後遊覽市容，參觀了美國航太博物館，在美國國會大廈前攝影留念，並接受洛杉磯十八號電視臺的現場採訪。出席了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宴請、參議員戴安·範斯特在城市俱樂部的茶點招待會。當地許多華裔名士了也紛紛慕名設宴招待大師一行。
　　元月19日，貢堂倉大師應邀出席了美國新當選總統克林頓就職前的宴會。盛大的宴會同時在四個賓館舉行，大師一行被安排在總統私人朋友會場，大師彬彬有理、從容不迫地走進宴會廳，袈裟的前襟上別著帶有克林頓頭像的紅色出席證。
　　元月20日上午華盛頓時間10時，大師一行乘坐美航6430號離開華盛頓前往紐約，下榻於專門接待外國元首的世界著名的華道夫飯店。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陪同大師參觀了蔚為壯觀、飄揚著100多個成員國國旗的聯合國大廈及安理會會議廳、各種會談室。第二天乘船參觀了美國人引以自豪的自由女神像、美國早期移民局舊址、華爾街“世界貿易中心”。在高達107層的帝國大廈頂上，大師一邊就餐，一邊俯瞰紐約市市容，不由得驚歎這座堪稱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如此氣象壯觀：摩天大樓如森林般聳立，汽車全方位穿梭如不歇的河流。晚上，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杜寬怡少將宴請大師和劉甯夫婦。宴會在紐約市西部最豪華的餐廳舉行，極為豐盛。
　　元月22日上午紐約時間11時40分，大師乘美航1976號離開紐約，中途在堪撒斯(CANSAS)停留40多分鐘。從美國東海岸飛到西海岸，橫穿北美洲大陸，在八個多小時飛行中，大師不時從舷窗俯視，下面是美國的城市帶，隱隱約約，如同海市蜃樓。當地時間晚八時到達洛杉磯時，正值除夕之夜(次日為國內大年初一)，大師由機場直接驅車到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參加由總領事館全體工作人員、中國東方國際航空公司的總經理、航空小姐們、中國國家教委慰問留學生表團、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赴美訪問的張家港市委書記一行等歡聚一堂的春節聯歡晚會。晚會表演了精采的雜技、魔術、歌舞節目。大師感動地說：“中國同胞在遠離祖國的異國他鄉，聚會總領事館內歡度一個別有意義的春節，這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非常難忘的記憶。”

　　灌頂法會信徒蜂擁，虔誠弟子捐贈住宅

　　元月24日下午，貢唐倉大師接受眾多僑胞“三寶”弟子及當地華人社區名士再三請求，在洛杉磯橙縣舉行了莊嚴肅穆的“文殊菩薩灌頂法會”。信徒們聽聞後喜不自禁，蜂擁而來，原安排300多人的會場，最後坐了600多人，其中有200多美國人和部分墨西哥人、韓國人、越南人及一些黑人。法會免費入場，完全按藏傳佛教的儀軌進行。
　　大師儀錶莊嚴，端坐法座，面對600多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信徒，用藏語講經。弟子先翻譯成英語，再由英語譯成漢語。在寂靜的大廳裡，大師那出神入化的講經聲，把信徒們帶進物我合一、超脫塵世的境界。接下來的灌頂儀式，更使信徒們激動不已。對這些虔誠的佛教徒來說，有幸在美國接受中國藏傳佛教大活佛的灌頂，這是永遠銘刻在他們心中的事件。因為藏傳佛教認為，文殊菩薩灌頂教授，本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之心法，當地華文報紙《星島日報》、《天天日報》、《自由時報》和《世界日報》等因此報導說：
　　由於文殊菩薩乃諸佛智慧所化現，得此灌頂除可增長智慧外，並能得福、消災、延壽，且能與格魯派教法結緣。這次由文殊菩薩化身之貢唐倉大師親自灌頂教授，更是千載難逢。貢唐倉大師此行原不打算公開傳法，但因受到弟子及洛杉磯一帶華人同胞們的再三請求，終於慈悲答應。
　　1992年元月28日，大師圓滿結束了對美國的訪問，乘飛機回國。信徒們戀戀不捨，紛紛懇求：“請大師每年來美國舉行一次法會”。余江月桂州務卿真誠地對大師說：“希望您每年來這裡住一段時間，您可以當洛杉磯的榮譽市民，可以建立藏摶佛教研究中心或寺院，政府願為您從優提供養老金。”大師說：“我訪美期間，您給予我很高的禮遇，我非常感謝。我的根在中國，我離不開草原，但您的好意我不會忘記。”
　　還有一件事使大師感動。在此之前，大師的弟子李玲娜女士一天十分認真地對大師說：“我有一個心願，為了大師再到美國時有自己的住處，我決定把我的一處住宅贈送給大師，請大師答應我的請求，一定接受。”
　　李玲娜女士說得嚴肅、懇切。她給大師呈上蓋有公證鋼印的捐贈書，上面寫道：
　　本人，李玲娜，美國永久居留權號碼A70024820。我願意將我坐落在╳╳街的房屋以及室內全部財產捐贈給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這封信是在本人神智清楚的情況下寫的。經公證之後，簽字之日生效。
　　貢唐倉·丹貝旺旭將成為唯一的所有者及管理人，後繼及其他人無權繼承。
　　本人簽名(英文)
　　李玲娜女士的那棟房屋坐落在山頂，視野開闊，可以遠望洛杉磯市容。整個住宅有兩間客廳，四個臥室，還有辦公室、廚房、水池，車庫能停三輛汽車。設施齊全，生活很方便。
　　面對厚禮，大師平靜地說：“我理解你的心願，也很感謝你對我的理解和關懷，但房屋就不要送我了。住在美國環境優美，生活舒適，這我有了親身體會。但我確實離不開祖國，特別是離不開純樸、善良，期待我早日返回的草原人民。”
　　無論大師怎樣解釋和婉言謝絕，李玲娜女士還是執意把損贈書交給了貢唐倉大師。因為她對佛爺的敬仰是發自內心的，要改變已經萌生的美好心願，會給她留下永久的遺憾。
　　從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元月28日，大師在美國度過整整一個月美好的時光。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和風采，廣泛結交各界朋友，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由於種種原因，一些美國人和美籍華人，特別是部分臺灣人，對中國仍持有片面的認識，不太相信中國的宗教自由政策，對中國西藏和民族地區的情況更是知之甚少。大師剛到美國時，一些華裔名士和美國人都不相信中國會讓他這樣的高僧出國講經。一名居美藏族格西活佛，特地向大師的住地打電話探問，並親自前來住地拜望，才相信真是貢唐倉大活佛到了美國。大師以他的親身經歷告訴人們：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現在是最好的時期。
　　大師感到欣慰的是，許多美國人和美籍華人，特別是臺灣同胞，都在講中國正在騰飛，因而很嚮往中國大陸市場。許多人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告訴大師說，劉伯溫的封中早已注明，2000年後的中國是不得了的，民富國強，這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不論是大陸來的，還是從臺灣去的，都有到大陸投資的願望，只是擔心政策能否穩定，因而舉棋不定。作為一名堅定的愛國者，大師熱情地向大家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並以個人名義邀請他們到大陸參觀。大師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只有加深瞭解才能相互信任，彼此信任才會友好相處。”

　　貢唐塔佛光重現

　　以拉蔔楞寺座落城西而聞名中國藏區和國外的甘肅省夏河縣，其實是一個青山夾峙的峽谷地帶，緩緩上升的商業街自北朝南溯大夏河而上，延伸到寺院前長達2公里。
　　初到這座草原小城的人，除了被這條長街兩邊比比相連的小商店中擺賣腰刀、印度香、念珠、藏族婦女喜歡佩戴的瑪瑙項鍊、銀牌、手鐲及佛像、古舊的花瓶等具有濃郁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商品所吸引，被三三兩兩或身背行李、穿短褲走走停停、東張西望，或著短袖衫、騎自行車順坡飛快駛下的男女外國遊客牽去目光外，最感興趣的便是城西灰褐色的半圓形山巒下，高低錯落，金頂閃爍，遠處看到相連如同小型城池，數不清有多少宮殿的拉蔔楞寺建築群。7月，正是草原上的旅遊季節，海內外遊客紛至遝來，寺院中心的大經堂開闊的廣場上，一輛輛大型旅遊車開走又駛來，穿梭不息。信民們來寺院禮佛還願，遊客們慕名一睹佛教聖地的莊嚴和肅穆……
　　今天，已有近300年歷史的拉蔔楞寺古老的建築群，有了一座嶄新的、光燦燦的新建築，這就是著名的貢唐塔。這塔矗立于拉蔔楞寺西南門，背襯大夏河對面蒼綠的山巒上黑蒼蒼的松林，與拉蔔楞寺建築群中最醒目的大經堂、大金瓦寺相呼應，巍巍壯觀……

　　190多年前，清王朝欽差大臣目睹雄偉的貢唐塔，歎為奇跡

　　佛塔，起源于古印度，梵文稱“ 僳堵波”，用來藏舍利和經卷。通常由塔座、塔瓶、塔刹三部分組成。在塔瓶內供奉圓寂活佛的肉身。
　　藏族著名高僧羅桑倫巴曾對靈塔的構造和特殊的宗教含義作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圖解。他認為佛塔最下層的方型基座，表示堅固的“地基”；其上為“水球”；再上為“火推”；再上為“氣托”；最上為波動的精神或待脫離物質世界的靈氣。而以上元素又都通過居於“地基”與“水球”之間的“趣悟階路”而登達。這基本是把佛教的“四界”(土、火、水、空)的思想集於靈塔一身。高僧、活佛的遺體保存於這樣的靈塔之中，不僅體現了肉體複歸“四界”的佛教思想，還象徵著出生——生活——死亡——精神——出生的“生命之輪”，實現永無窮盡的輪回。
　　與這種主要用來供奉活佛肉身或骨灰，最高達10多米的靈塔相比，全稱為“現見解脫大塔”的貢唐塔，不僅更加雄偉壯觀，高達31．33米，而且宗教意義更為豐富，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靈塔。
　　這座著名的靈塔由第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於藏曆第十三饒迥水狗年(西元1805年，清嘉慶七年)開始修建，歷時三年，於西元1805年正月初十正式開光。丹貝仲美是當時名貫藏區的著名學者，法行高潔、學識淵博，在宗教上很出名。他寫的《格魯派興盛祈禱詞》、《戒學總綱》、《緣起探討》、《俱舍論八品注疏》、《般若第四品總綱》等12部著作，至今作為藏傳佛教寺院的教材，並在德、英等國翻譯出版。除了宗教論著，他還創作了《世故老人箴言》、《水木格言》等廣為流傳的文學作品，其中《水木格言》被譽為是繼《薩迦格言》之後不可多得的格言詩。
　　說到丹貝仲美，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西元1759年，第二世貢唐倉·丹貝嘉參奉乾隆皇帝聖旨，赴北京出任清朝皇帝的宗教活動中心雍和宮第二任法台，並為後來的嘉慶皇帝做過經師，是當時著名的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呼圖克圖”系蒙古語，意為“有壽的高僧”。《大清會典》上說：“凡喇嘛之道行至高者曰‘呼圖克圖’，又曰：‘呼畢勒罕’，呼畢勒罕為轉世之義。呼圖克圖壽不終止，肉體雖死，靈魂不滅，乃可世世轉生之謂也。”丹貝嘉參駐京期間，深受尊崇和殊恩，皇帝先後賜給“西勒蓋特”(法台)，“羅莫汗”(法王)，“呼圖克圖”三個封號。後因身染時疫，住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為免後世長途跋涉到北京侍奉皇帝，33歲去世前上書表示不再轉世。因這個緣故，三世貢唐倉·丹貝嘉仲美5歲被第二世嘉木樣季美旺吾認定為上世貢唐倉大師的轉世而迎入拉蔔楞寺後，一直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三世貢堂倉。直到40歲修起貢唐塔後才被朝廷發現，正式予以承認。
　　原來的貢唐塔，塔院圍牆高4米多，院內總面積2144．16平方米。銅板鍍金製作的塔身上5層及四周佛像，是尼泊爾人民無私幫助建成的。相傳，尼泊爾王國有三對用五種稀世珍寶製作的門環，其中兩對各奉安於尼泊爾和緬甸的大佛塔內，所余的一對作為友誼的禮品，呈現于這座寶塔。寶塔內奉安有數不勝數的鎏金佛像，像體內盛滿世間罕有的佛舍利，還有許多卷軸畫像、壁畫，及90多函金汁、銀汁書寫的《般若十萬頌》、《般若八千頌》等佛教典籍約一萬多函。金、銀、銅、鐵製作的眾多珍貴的供祀器具以及用上好錦緞製成的華蓋等，更是應有盡有。當年奉旨前來此地巡視的清王朝欽差大臣見此佛塔，歎為奇跡。嘉慶皇帝聽聞後頒賜了親筆書寫的“佛光普照”金匾。
　　後經四、五世貢唐倉數次修茸，尤其是第五世貢唐倉大師丹貝尼瑪將金佛閣以紅銅鎏金包裹147平方米，佛閣四周又鑲嵌了3米多高的鎏金八大菩薩立像後，寶塔在建築藝術與宗教意義上更是達到完美神聖的境界。因此100多年來，貢唐塔以其莊嚴肅穆的外觀、精巧的工藝和文物內函，成為安多藏區僧眾和藏族群眾至為崇拜、敬仰的地方之一。不幸的是，這座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有獨特價值和影響的寶塔，在“文革”後期被夏河縣拖拉機修理廠廠長以拖拉機零配件需用銅材為名，帶領有關人員將寶塔炸毀。嘉慶皇帝親筆匾額被砸，木板被人拿去做了案板。中尼人民友誼象徵的金門環，一隻下落不明，一隻被扒去金銀，只剩一個鐵環。松贊干布法王穿過的一雙鞋，也只剩下一隻。一萬多冊經籍被紅衛兵燒了炕……
　　貢唐塔的被毀，引起群眾深惡痛絕。有關部門撤職查辦了那位愚蠢的廠長，並將未及毀掉的部分佛像及塔產歸還拉蔔楞寺保管。望著百多年來香火不斷、朝拜者絡繹不絕的寶塔在他這一世變成一片廢墟，貢唐倉大師的痛惜之情是難以言狀的。儘管這場災難是在“十年動亂”那個不可捉摸的歷史時期發生的。從此，修復貢唐塔成為時時縈繞大師心頭的一樁心願。不巧的是，1985年拉蔔楞寺大經堂又毀於火災，為了全力儘快修復大經堂，大師只好暫時擱置貢唐塔的修復工作。
　　大經堂重建開光後，大師立即著手進行修復寶塔的準備工作，為了再現這座薈萃了宗教、文化、建築藝術等眾多內涵的珍貴文物的歷史風貌，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新華通訊社通過內參向中央反映重建這座中尼人民友誼象徵的寶塔的必要和意義。甘肅省政府在自己財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給予了適當財政支持，並派出專門人員赴京要求中央財政幫助。以大師在國內外的威望，中央政府撥出250萬元專款支持，國內外應化眾生自願捐資達數百萬元。美國亞聯集團公司總裁劉甯先生和副總經理、夫人李玉玲女士捐資達40萬元。甘、青、川藏地區無數信徒同時捐獻了大批經卷、佛像，義務出工出力更是不計其數……
　　1991年農曆三月初八日，重建工程在貢唐倉大師的親自主持下正式開始。經過尼泊爾及甘肅、青海、江蘇、浙江等地的漢、藏、蒙、土等民族能工巧匠兩年的精心施工和製作，一座比原來更為宏偉精美的嶄新的寶塔，終於在青山簇擁的大夏河畔拔地而起……

　　貢唐塔重建開光，數萬名僧俗群眾紛至遝來

　　藍天白雲下極目遠望，新建的貢唐塔最引人注目的是頂端鎏金製作的黃燦燦的塔刹和塔瓶。塔刹由光彩奪目的日、月、星辰造形，鏤刻精緻的寶蓋，線條清晰的十三相輪組成，層疊聳立高空。其下的塔瓶四周是3米多高的精銅浮雕八大菩薩鎏金立像。再下便是綠色琉璃瓦裝飾的三層四角形建築。在二、三層一米多高的紫色茴麻牆體正中，鑲嵌佛教教徽*輪和陰陽鹿，以及圓盤形、刻有梵文的世輪，屋脊正中和飛翹的簷角上下，還座著小巧別致的寶瓶、石獅，懸掛的風鈴在微風中叮鈴作響。這些各具獨特含義的裝飾物，在各層四周均有分佈，共有56個。在紅、綠、紫色構成的寶塔外觀整體色彩中，顯得金光閃閃，甚為醒目。一樓寬闊的廊簷下，緊靠繪著紫色祥雲的牆體，環繞138個一米多高的銅制轉經輪，經輪裡裝有經卷，表面鐫刻梵文字母，在川流不息的信民撥動下，咕隆隆的聲音像是佛在祝福人們吉祥如意，來世幸福。回廊高處書寫著梵文的木壁上方，給滿了各種形態的佛像，似是與轉動不息的經輪一起為遠道而來的朝拜者祈福。外觀寶塔，整體呈圓錐形，層次清晰，裝飾華貴而不失莊嚴，造型精巧而肅穆畢現，給人全方位的視覺感受。貢唐倉大師幽默地說：“八大菩薩環立金佛閣外，就是要讓人們從四面八方都能看到阿彌陀佛。願佛光普照人間”。
　　與這種多層次、全方位的塔體外觀相配套，寶塔內部構造精巧，塔中有殿，殿中有塔。沿2米多高的石基臺階走進一樓正中的佛殿，迎門是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大師的銀質靈塔，兩側是一、二、四、五世貢唐倉木雕鍍金像。近看靈塔，裝飾極盡莊嚴豪華，整體呈金黃色，正中的拱形金門裡，端坐三世貢唐倉的鎏金塑像，睿智的眼睛，高挺的鼻子，栩栩如生。塔上鑲滿金、銀、瑪瑙、珊瑚、珍珠、翡翠、綠松石等珍寶，其中碩大的紅、藍色寶石均鑲著華紋精美的金邊。原塔中倖存下來的尼泊爾王國的一個金門環，松贊干布法王的一隻鞋，均珍藏於靈塔內。2米多高的靈塔，四周用玻璃隔護，信民敬獻的哈達數不勝數。香案上下掛滿了國內外佛教徒呈獻的五彩斑讕的大小寶瓶和各種錦旗。美國企業家協會敬獻的錦旗上書寫：“*輪常轉人天喜，貢唐再現九華興。”美國真佛宗雷藏寺的錦旗是：“大日升虛空，十方照無礙。”
　　靈塔左右兩側是普見佛殿，供奉的文殊菩薩木雕金像約有二層樓高，造型十分精美。西側藏經殿內，10多米高的經架和兩側的玻璃經櫃內，陳滿了《甘珠爾》、《丹珠爾》大藏經等二萬八千餘函，其中有440卷用寶石及金、銀化成水書寫的經卷，是群眾在原塔被毀時收藏奉還或新購來獻給寶塔的。經書典籍全部用黃綢包裹，正面是用五色刺繡製作的卡片。香案上擺放的錦旗有，北京廣華寺：“貢唐*輪常轉，甘丹佛日增輝。”五臺山吉祥寺住持仁剛：“貢唐塔生光，江河萬古流。”美國華藏寺：“文殊現世大因緣，佛像佛母集一身。智慧度化最殊勝，慧福施眾大威德。”北側佛殿供奉以普明佛為主的36尊佛像。
　　4座佛殿環繞的一層塔體週邊，是寬闊的回廊，28根紅色方柱上，懸掛銅制鎏金獅頭，柱頂都有一尊飄飄欲仙的木雕天女像。回廊外側四壁是浙江工匠繪製的壁畫，色彩豔麗，形象生動。環顧寬闊高軒的一層佛殿，高處懸掛的圓形玉蘭華燈、枝形長吊柔和、白亮的光芒，與無數盞小如銀碗，大似銀盆的酥油燈閃爍的黃色光芒交相輝映，溶為一片濃濃的“佛光”世界。
　　躬身順著鐵皮鑲邊的木樓梯上到二樓露天回廊，邊牆用彩色瓷磚砌就，牆頂覆蓋綠色琉璃瓦頂。透過裡側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二層佛殿內自左向右依次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第二世嘉木樣美晉旺布、宗喀巴師徒三尊及從印度進口的度母像。這些大小不等的金像坐滿東、南、西、北的殿壁，達400多尊。第三層千佛殿收藏的1032尊銅佛，全部從馬來西亞進口，金燦燦的佛像端坐四周殿壁的紅木方格內，極為莊嚴。佛殿外的回廊牆頂，繞了一圈彩燈，每當夜幕，彩燈明滅閃爍，點綴得寶塔更加神秘而威嚴。
　　第四層為4米高的金佛閣。沿金黃色的拱形門走進圓形殿內，正中是尼泊爾工匠製作的2米高的無量光佛，塑制精巧，端莊殊嚴，金佛眉心鑲的大鑽石，是這次專程前來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親善大使李玉玲小姐捐獻，價值3萬美金。酥油燈閃爍的香案前，擺放信徒們獻來的寶瓶、花束及許多錦旗。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務卿余江月桂敬賀：“極樂世界，和平大千。”山東省佛教協會會長、湛山寺住持明哲敬賀：“請佛住世，*輪常轉。”佛殿四壁，繪滿壁畫，畫面展示的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景象，上面彩繪的宮殿之頂及佛像頭部，全部貼了一層金，在柔和的華燈下，金光四射。加之香煙嫋嫋，真使人恍若置身幸福安樂的世界。難怪篤信佛教的藏胞朝拜這裡時，無不感到激動，就象無憂無慮的來世已經顯現一般。
　　1993年7月24日(農曆六月初六日)，貢唐倉大師為這座莊嚴肅穆的寶塔舉行開光儀式。這一天，是佛祖釋加牟尼在世間第一次講經的日子。聽聞寶塔開光，國務院宗教事物局派一位司長專程前來祝賀。臥病在床的原甘肅省政協主席王秉祥，在醫院做了一首賀詩，親筆書寫、裝裱後托人帶來。詩是這樣寫的：“佛法無邊渡眾生，愛國愛教愛信僧。光輪再現貢唐塔，瑞彩祥雲拉蔔楞。”上一屆省政協主席葛士英，現任主席申效曾等甘肅省、蘭州市的領導，或親自前來，或送匾祝賀。據不完全統計，前來祝賀的有北京、寧夏、四川、青海、甘肅等省市區的500多家縣級以上單位和部門的代表，以及美國、德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20多名信徒，甘、青、川300多座寺院的活佛、喇嘛，共約300多來賓和僧俗群眾。
　　貢唐大師從自己的積蓄中，預算拿出30萬元款待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7月23日——25日三天，小小的夏河縣城像過節般熱鬧，大小賓館、旅社人滿為患，許多牧民只好在縣城附近的草地上搭帳篷過夜。

　　草原上頃刻間崛起一座“帳篷城”，“貢唐盛會”展示一片歌舞昇平……

　　7月24日貢唐倉大師在距離縣城不遠的桑科草原，為來賓舉行盛大的草原聚會。上午10時，大師離開人山人海，信民蜂擁上前朝拜、摩頂，來賓爭相與大師合影的寶塔院內，驅車前往桑科草原。緊隨佛爺的凱迪拉克紅色轎車，是無數輛汽車連成的長長的車隊。
　　風和日麗、一望無際的桑科草原上，一夜間崛起一座“帳篷城”：青山下一片較高的開闊地上，十幾頂嶄新、漂亮的大帳篷，緊傍一條清澈的小溪圍成半圓形。帳篷潔白的底布上，綴滿五顏六色的吉祥圖案。其中中間的一頂帳篷最為豪華、美觀，與一邊敞口的其它帳篷不同，這頂帳篷底部四周用杏紅色的薄棉毯圍成規則的圓形，正面有一小門出入，篷頂懸垂紅、黃、綠、藍、白色相間的簾幕。這便是貢唐倉大師的帳篷。
　　距離寺院專為貢唐倉大師的客人搭設的帳篷群不遠，是夏河縣城的居民和從遙遠的夏季牧場趕來的牧民們搭起的如同村落般的各色帳篷。每年花木茂盛、百花吐香的7月中下旬，是位於青藏高原東端的甘南藏族人民的“香浪節”。“香浪”，藏語意為“采薪”。相傳過去拉蔔楞寺的僧人每年夏季都要到山上抬取柴禾，因路途遙遠，當天不能返回，就留宿山野幾日，遊山玩水，消閒憩息。由此相沿成俗，便成為群眾性的郊遊活動了。今年的“香浪節”與寶塔開光的日子不期而遇，桑科草原的“帳篷城”便比往年壯觀了許多：溪水潺潺的開闊草地上，牛羊成群，布帳點點，炊煙嫋嫋。人們舉家而來，喝著醇香的奶茶和青稞酒，縱情歡樂。真數不清有多少人，看不盡帳房何處是盡頭。圍繞帳篷，精明的商人們擺起了瓜果攤、飲料攤、百貨攤，使今天的草原聚會又成為一次物資交流大會。
　　當貢唐倉大師的車隊臨近這座“帳篷城”時，前方突然沖出一列馬隊。驃悍的騎手們身穿統一的藏袍，一邊策馬奔跑，一邊發出興奮的“噢，噢……”的歡呼聲。當看清駛在前面的紅色轎車裡坐著佛爺時，騎手們很快掉轉馬頭，一邊緊跟汽車迅跑，一邊紛紛鳴槍歡呼。“叭叭叭”的聲響比起彼伏，在空曠的草原上顯得格外清亮。賓士的馬隊一直衛護大師的轎車駛到帳篷前。這是藏族人民歡迎貴賓的最高禮節。
　　大師著紫色袈裟，戴深色茶鏡，站在華貴的帳篷前。隨從喇嘛從他身後撐起一把遮陽傘。密匝匝的信民從遠處圍擾來，或拋起哈達，或磕起長頭。來賓紛紛擁上來，與大師合影留念，來自美國、德國及臺灣的客人更是忙碌不停，照像機、攝像機頻頻轉動，攝下大師的一舉一動。
　　12時，聚餐開始。一頂頂大帳篷裡早已擺好了桌椅，桌上整齊放置著瓜子、鍵力寶、芒果汁、啤酒、國內最高檔的“紅塔山”香煙，及吃手抓羊肉必需的藏刀、油潑辣椒面、醋等調料。大師用標準的藏餐款待來賓。年輕的喇嘛們依次端來奶茶、蕨麻米飯(一種用酥油、白糖及草原植物蕨麻相拌而成的米飯)、灌湯包子(全用瘦羊肉加肉湯包成，皮極薄，吃時要先咬個小孔吸出湯汁)、手抓羊肉、大燴菜(用蘿蔔、粉條加羊肉湯做成)、乳酪(俗稱優酪乳子，用鮮牛奶發酵而成，食時放上白糖，酸甜適度、清涼可口)。客人們腳踩綠毯般的草地，遠望藍天、白雲，享受這別有風味的草原藏餐，無不感到新鮮而心曠神怡。
　　午餐中間，貢唐倉大師走出他的紅色帳篷，依次到分坐著客人的帳篷，請大家一定“吃好，喝好。”他對李玉玲小姐說：“到草原上來，吃手抓羊肉便是最好的享受。你看生活在高原牧區、千里大草原的藏、蒙等少數民族，個個身強體壯，目光銳利，情性豪爽。這一方面是由於特有的民族素質所決定，另一方面就是遼闊草原的滋潤，其中離不開鮮美噴香、肥嫩而高熱量的羊肉的養育。”
　　有一頂帳篷笑聲陣陣，很是熱鬧。原來是一位在省城蘭州工作的藏族幹部，一邊大吃羊肉，一邊向人們介紹草原風情。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說：“要看草原的風光，請看雪白的帳篷，天地包容在裡面；要看牧民的精神，請看馳騁的駿馬，步伐絲毫不亂；要看牧民的生活，請看姑娘的著裝，袍子鮮豔又美觀。”看到大家聽得津津有味，這位幹部停頓片刻，一手執小巧的藏刀，一手抓起盤子裡的大塊羊肉肋骨，熟練地邊割邊吃，同時吸溜那肥得淌油的部位。肥瘦盡在嘴裡，骨上肉屑不留，一塊複一塊，吃得真香！吃畢，用餐巾紙擦擦嘴，接著說：“藏族人民待客的習慣：進門丹拉森巴(藏語意即敬三碗酒)，坐下酥油糌粑，吃肉是羊肉肋巴(因肋巴肉最好吃，藏民有句順口溜說：聽話要聽黨的話，吃肉要吃羊肋巴)，上馬(告別時)時(獻)潔白的哈達。”精煉的概括逗得大家喜笑顏開。
　　下午兩時，歌舞演唱開始。貢唐倉大師坐在帳篷口的一張黃緞沙發上，懸垂的簾幕自然遮擋了陽光。頭戴禮帽，身穿黑、紅、黃、綠、各色袍子的藏族男女，一襲紅色袈裟的喇嘛們，金髮碧眼、胸掛像機的的外賓，或站或坐，在草地上圍成一個圓圈。在柴油發電機的帶動下，答錄機飄出歡快的音樂，20多名身穿嶄新藏袍(女袍齊腳踝，男袍至腿膝)、頭戴精緻禮帽的男女舞蹈者，首先在草地上跳起了活潑優美的集體環形舞。演員們均是夏河縣城的“人尖子”，大部分為年輕的姑娘、少婦，面容姣好，身材勻稱而豐滿，充滿青春活力。也有幾位上了年紀的女演員，風韻猶存，舞姿嫺熟。隨著舞蹈，演員們掛在皮靴上的一圈小鈴鐺鋃鋃作響，清脆悅耳。長長的袖子在空中上下翻飛，袍邊鑲了虎、豹、水獺皮及各色花邊的鮮豔衣袍，勾勒出演員們曲線分明的身材。
　　一位女歌手手拿話筒用藏語唱道：
　　藍天是百鳥飛翔的地方，
　　我像鳥兒上下翻飛跳起舞。
　　大地是駿馬馳騁的地方，
　　我像駿馬連跑帶顛跳起舞。
　　……
　　我唱著跳著上藍天，
　　玉龍起舞我也起舞。
　　我唱著跳著上高山，
　　野牛起舞我也起舞。
　　我唱著跳著到舞場，
　　朋友起舞我也起舞。
　　在空曠的草地上，女歌手放開歌喉，聲音顯得尤其清亮高遠。唱畢，深深地鞠個躬，然後雙手捧起準備好的長哈達，彎腰趨步來到佛爺面前，跪下去，雙手舉哈達過頭頂。佛爺端坐沙發，哈達直接掛在俯首在腳下的演員脖子上。有幸戴上了佛爺親手掛的哈達，漂亮而健美的女演員滿臉漾起幸福而滿足的笑容，依舊躬腰、起身，慢慢退回去。
　　仰望天空，深邃、碧藍，厚重而潔白的雲兒隱隱泛藍，也如同虔誠的朝拜者懸在遠處青黛的山巒上方，遠遠地凝望這歡樂、吉祥的草原。陽光炙人，大師瞅一眼剛剛舞蹈後坐在草地上的演員們，讓隨從喇嘛送去一箱健力寶飲料。
　　歌舞一隻接一隻，掌聲一陣連一陣。有女生獨唱，有男女二重唱。也有男歌手手拿龍頭琴邊彈邊唱，中間穿插男女舞蹈。人們把最好的歌、最優美的舞姿獻給佛爺：
　　早晨的太陽，照在石山上，它發出的光芒，好像佛堂的靈光；
　　中午的太陽，照在銅色的山上，它發出的光芒，好像光燦燦的金盞花；
　　下午的太陽，照在水面上，水清見底，清得像獻給佛爺的淨水。
　　碧空是天然的藍錦緞，當中的日月自然出現，周圍的星星自然閃爍，藍天獨具這樣的特點。
　　大地是天然的綠絨毯，當中的蓮花自然鮮豔，周圍的花草自然芬芳，大地獨具這樣的特點。
　　有一種把說、唱、舞融為一體，名叫“白格爾”(意即帶來吉祥如意)的歌舞表演，給觀眾留下很深的印象。女歌手唱道：
　　在銀色陵穀的深處，
　　皚皚雪峰熠熠閃綠光，
　　雪獅威風凜凜抖銀鬃。
　　在銀色陵穀的腰間，
　　牝野牛黑油油肥又圓，
　　公野牛響鼻呼呼犄角亮。
　　在銀色陵谷的穀口，
　　溪流蜿蜒粼粼泛碧波，
　　金魚閃動鰭兒水中游。
　　最後的集體舞蹈，把演唱會推向高潮。男女演員們在大師面前的草地上圍成一個大圓圈，進退扭轉，盡情舞動。在高亢的“雷聲在天空中響起，那是甘霖降落的象徵。布穀在密林中啼鳴，那是夏天來臨的象徵”的歌聲中，歌舞演唱結束。演員們捧著哈達，迫切而有秩序地依次走向佛爺。一時間，坐在沙發上的貢唐倉大師很快被人群所包圍，偶爾在人隙中閃出汗涔涔、卻始終微笑的臉……
　　晚上，貢唐倉大師不顧疲勞，在管家特布丹及縣上同志的陪同下，又到散坐在縣城各處的幾家賓館和招待所，向正在餐廳就餐的近千名客人逐個親手掛上哈達，贈送一枚象徵吉祥如意的紀念章。一位來自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客人激動地說：“大師想得真周到。許多人原來擔心得不到一條大師親自掛的哈達，這下心滿意足了。”

　　活佛的一日

　　貢唐倉大師是個大忙人。作為中國藏區戒行嚴潔，德高望重的大活佛，他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藏傳佛教界。甘、青、川藏區的僧俗信眾不顧路途遙遠，紛紛前往他在蘭州及夏河的“囊欠”朝拜自不待說，西藏、內蒙古、黑龍江及海外許多地方經常有人慕名前來拜見他。這些人中有幹部，有學者，也有“三寶”(即佛、法、僧)弟子。作為甘肅省政協的副主席，他還要在講經說法、進行佛事活動的同時，從事繁多的公務，同時接待來訪的幹部，耐心傾聽他們訴說工作、生活中的問題，並盡力幫助解決。
　　這裡是貢唐倉大師很普通的一日，讓我們看看這位大活佛是怎樣度過他的一天的。
　　1993年7月28日早晨6時整，貢唐倉大師準時起床。像往常一樣，他端坐在臥室外客廳中用金黃色軟緞包裹的高大法座上，開始念經。這是他一天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功課。伴隨著悠揚的法鈴聲，大師嫺熟而深沉的誦經聲輕輕飄揚在“囊欠”裡。7時30分，大師誦經完畢，開始吃早餐，隨從喇嘛為他端來了一杯醇香的牛奶，外加一塊饃饃。管家阿克貢唐·特布丹說：“大師吃飯一向很隨便，有啥吃啥，從不挑剔。有時早上只吃一點糌粑(藏族同胞用青稞炒麵、酥油、茶水相拌而成的一種麵食)。”
　　8點鐘，隨從喇嘛稟報大門外已有20多名群眾等候朝拜。貢唐倉大師便離開他坐北朝南的臥室，拾級走進坐西朝東的接待室，坐在高高的法座上。喇嘛引導自覺排成一隊的群眾次序走進接待室，接受大師為其摩頂(即摸頭)。之後，大師坐在走廊上的沙發裡，稍事休息。這時候，高原太陽已從逶迤的青山後噴薄而出，溫煦地照耀著海拔達3000米的夏河縣城。呼吸著清新而濕潤的草原空氣，大師手摸念珠，神態安然。
　　8時30分，68歲的貢唐倉大師在貼身隨從丹貝堅參的攙扶下，走出囊欠大門。這時，圍了一圈藏式平房的開闊院子裡，立時從四周圍攏來許多藏胞，他們恭身站立，虔敬地望著他們心目中功德無量的佛爺。司機紮西嘉措已將美國李玉玲小姐贈送的深紅色凱迪拉克牌轎車停在門邊。大師向群眾揮揮手，坐進這輛在甘肅省省會蘭州也沒有第二輛的轎車後排，來到鄰近囊欠的貢唐寶塔，迎候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大師的到來。
　　9時整，貢唐倉大師在隨從的擁護下，來到塔院南門外。門前早已擁立數百名聞訊而來的群眾，看見佛爺，紛紛以脫帽、躬腰、雙手合十之意表示虔敬之意。嘉木樣大師走下銀灰色的巡洋艦，來到貢唐倉大師面前。兩位尊者互獻潔白的長哈達後，再向雙方的管家掛了哈達。貢唐倉大師還向嘉木樣大師的母親贈了哈達。之後，兩位大師並排沿高高的石板臺階走進寶塔正中佛殿的第三貢唐倉大師丹貝仲美的靈塔前(靈塔是藏傳佛教用來供奉去世活佛骨灰或肉身的塔狀建築)。嘉木樣大師摘去眼鏡，在塔內喇嘛鋪放的刺繡精美的紅毯上磕了三個長頭之後，喇嘛收去紅布，搬來一張鋪著黃緞棉墊的折疊式沙發，放置在靈塔前的地毯正中。貢唐倉大師用手勢請嘉木樣大師就坐，嘉木樣大師向德高望重的貢唐倉大師再三謙讓。貢唐倉大師堅持陪坐在旁邊另一張沙發裡，身後有6名喇嘛坐在地毯上，其餘喇嘛均恭立於門外。嘉木樣母親跪伏在另一側的棉墊上。於是在肅穆的氣氛中，兩位大師與喇嘛一起，齊聲念經，那渾厚、深沉、時高時低的誦經聲在莊嚴的靈塔前迴響了半個小時。貢唐倉大師事後解釋，念的經包含三層意思：一是為了清淨，排除塔里的不潔之氣；二是寶塔極具加持，請來諸佛菩薩，讓他們聚在一起；三是祈求吉祥如意。
　　誦經完畢，大師陪同嘉木樣逐層觀看寶塔。在金佛閣外的露天回廊上，兩位大師以遠處的拉蔔楞寺和佛閣上的菩薩金像為背景，合影留念。俯視塔下，數百名群眾仍聚集在塔院正門外，仰望他們至為崇拜的佛爺，不肯散去。
　　9時30分，貢唐倉大師送走嘉木樣後，再次走進南大門，沿塔院順時針方向(佛教認為右旋是吉祥，左旋則與佛背道而馳)走到北門外，乘坐凱迪拉克轎車回到他的囊欠。
　　9時40分，貢唐倉大師正坐在客廳外的走廊上休息，隨從喇嘛引導兩位一老一少的藏民來到佛爺跟前。年長者恭身站立，急切地用藏語向佛訴說。原來這是位為寶塔修建出過力的工匠，他的兒子今天早上突然流鼻血不止，到醫院去看，醫生用紗布塞了一下，依然止不住。根據藏族民間的驗方，這位父親用紅線綁了一下兒子的無名指，結果還是流。不得已，只好來請示佛爺。大師讓年輕人伸出手指來看，原來綁錯了。紅線應該綁在無名指指根的血管上，結果他綁在指稍。得到佛爺的指點，這位父親領著兒子高高興興地走了。
　　11時，夏河縣教委的一位幹部來到院門外管家特布丹的房間，求見貢唐倉大師。特布丹讓一位小喇嘛領進去。幹部向大師說明來意：“參加全國部分回民中學校際協作體第七屆夏令營的300多名師生，今早從臨夏市(與夏河縣毗鄰的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出發，正在拉蔔楞寺參觀。他們來自全國13個省(市區)的16所回民中學，十分希望見一下佛爺。”
　　貢唐倉大師說：“我已經請了嘉木樣12點吃飯，一般人本應推遲接見。但他們從全國各地來，又是回民中學的尖子學生，我一定見。我一向認為各民族要相互團結，各宗教之間更應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夏河縣雖是藏傳佛教聖地，回民也不少，他們修清真寺時，我都給予支持，這次寶塔開光，許多穆斯林前來祝賀，拉蔔楞鎮全體穆斯林還贈送了‘寶塔重輝’的大匾。”
　　11時半，300名師生排著整齊的佇列，打著各自的營旗到來。30名領隊和工作人員首先進入院內，次序進入貢唐倉大師的客廳，大師為每一位掛上哈達。之後，大家簇擁著佛爺，在院子裡合影。告辭中，大師聽說學生們還等在外面，便執意來到門外院子裡，頭戴白色遮陽帽的男女學生齊聲鼓掌。大師接過一位領隊手中的話筒，用沉穩清晰的普通話講道：“同學們，你們從全國各地的回民中學來到夏河草原，我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人的，我們各民族的年輕人要緊密團結，為祖國的富強做出貢獻。祝你們夏令營圓滿成功！祝同學們身體好，學習好，早日成為國家建設的棟樑！你們遠道而來，我也很感動，今天天氣很熱，我送同學們1000元(人民幣)，請大家買些飲料吧！”熱烈的鼓掌聲中，一位領隊高喊道：“同學們，貢唐倉大師百忙中接見我們，給了我們很大的榮譽，我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謝，祝大師健康長壽！"
　　12時，嘉木樣大師與他的母親、管家、兩名隨員分乘兩輛巡洋艦，來到貢唐倉大師囊欠。12時半，聚餐開始，大師用蕨麻米飯、手抓羊肉、藏包、奶茶這些傳統藏餐，加上各類炒菜及健力寶、果茶等時興飲料款待嘉木樣一行。兩位大師一邊吃，一邊輕聲交談，氣氛融洽和諧，直到14時才結束。
　　嘉木樣大師為祝賀寶塔開光，送來了貴重的禮品：人民幣一萬元，鎏金長壽佛一尊，13種顏色的錦緞200尺，氆氌13匹，磚茶400塊，上等駿馬三匹，大師母親同時敬獻了緞子、氆氌各一匹。
　　貢唐倉大師向嘉木樣大師回贈人民幣一萬元、緞子、氆氌共兩匹，及一批專為寶塔開光製作的紀念章及有關材料，並向嘉木樣大師母親回贈氆氌一匹，人民幣500元。
　　15時45分，貢唐倉大師正在南向客廳裡與拉卜楞寺達吉公司經理江周倉活佛交談，這時天空突然陰沉下來，接著大雨飄灑，劈劈啪啪的雨點很快打濕了院子裡的石板地。隨從喇嘛稟報院外有200多名群眾排隊等候摩頂，其中有來自內蒙古伊克昭盟的13名信民。大師立即請江周倉活佛稍候，提前為群眾摩頂。丹貝堅參扶大師走出客廳，冒雨穿過院子，走進東向客廳旁的一間屋子。排著長長佇列的信民魚貫進入院子，不論滿臉風塵的牧民，還是四五歲的孩童，抑或身材苗條、衣著時髦、面容被脂粉搽得白白淨淨的姑娘、少婦，個個屏息靜氣，雙手捧著哈達，很有次序地依次跨上臺階。走在前面的，還沒來得及進門到佛爺面前，就已脫掉鞋子，朝著房子磕起了長頭，磕畢，迅即隨佇列走進鋪滿地毯、佈置整潔而莊重的接待室。佛爺端坐黃緞包裹的高高法座上，腳踩一隻紅漆彩繪的小方凳，一直面帶微笑。每個信民走到面前，他便伸出厚大的手在其頭頂輕輕一觸。一名高個喇嘛站在法座旁帶紗簾的窗戶邊，逐個收受群眾敬獻的哈達，收一條便放在左臂上。被佛爺摩過頂的信民退出房門後，再次面對佛爺所坐的位置，在走廊的地板上一次又一次虔誠地磕著長頭，之後才戀戀不捨地走下臺階……
　　大師的貼身隨從丹貝堅參說：“今天前來摩頂的群眾算是少的，寶塔開光期間，佛爺為甘、青、川等地的2萬多名群眾摩了頂。佛爺不顧勞累，滿足了所有信民的願望，一天下來，手臂都酸痛了。”
　　16時整，貢唐倉大師剛剛坐在東向的客廳沙發上，又有人求見。來者是電視劇《走向香巴拉》(香巴拉意即天國)攝製組製片主任。他告訴大師：“攝製組的34人明天全部到夏河縣桑科草原外景地。佛爺一向對文藝很支持，曾擔任過幾部反映藏區生活的電視劇的顧問。大家十分希望能見一下佛爺。”
　　大師想了想說：“29日還有活動，30日見面怎麼樣？”
　　製片主任十分高興地說：“太好了，我們上午9點準時來。”隨製片主任來的兩位藏族演員，一直跪伏在地，等候大師摩頂。大師請他們起來，然後摩了頂。
　　這邊客人剛走，門外又有求見者等候……
　　忙碌了一天的貢唐倉大師說：“只要我回到夏河，前來求見的人每日不斷。除了從遙遠的牧區來的藏民，還有各地、各行業的漢、回等民族的幹部、群眾。我血壓比較高，但不能隨意休息；人們大老遠來了，我怎麼能拂逆他們一顆誠心呢？”
　　晚上7點，大師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及甘肅新聞，也愛看動物世界節目，一般不看電視劇。天氣好時，在屋外的臺階上坐一個小時。如果沒有要緊的事，10點以後就可以休息了。睡覺前再誦經半個小時，還要記日記。大師風趣地說：“這一天做了什麼有益的事，或不好的事，都要記下。”
　　這就是在中國藏區及國外佛教徒中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的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活佛充實而緊張的一天。從他這一天的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大活佛一顆慈悲善良的佛心，也感受到了生活在牛羊成群、駿馬奔騰的牧區的藏族同胞，及許許多多不同民族的人們對大師的愛戴之情……

　　第十次時輪大講經

　　盛夏的中國西北草原，青山滴翠，牧野碧綠，馬兒駿，犛牛壯，羊兒肥，正是一年中最為生機勃發的時節。
　　1994年7月14日(農曆六月初三至初六)，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在位於甘肅省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水草豐美的桑科草原，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第10次時輪大講經……
　　白雲悠悠，風和日麗。清流潺潺，鳥鳴婉囀……幾十萬僧俗信眾端坐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傾聽大活佛講經傳法。筆者有幸從南國趕赴草原，目睹了這一只有在中國大陸才有的空前盛況。

　　萬眾一心向活佛

　　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人民心目中，活佛是佛在人世間的化身，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大活佛更是如此。
　　貢唐倉大師這次時輪大講經，是應座落在夏河縣城的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6大名寺之一的拉卜楞寺時輪學院(拉蔔楞寺六大學院之一，主要研究密宗大乘、天文曆算、聲明、詩詞、語法等)和桑科鄉6萬僧眾的請求而舉行的。
　　沒有組織，沒有動員，在地廣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資訊閉塞的西部藏族、蒙古族聚居區，大講經的消息卻不脛而走，迅速傳遍草原。於是，在大講經開始前的10多天裡，虔誠的信徒們從甘肅、四川、青海牧區，從遙遠的西藏、內蒙古乃至蒙古人民共和國，潮水般湧向桑科草原。
　　甘、青、川交界的幾條主要公路上，班車、大卡車、拖拉機川流不息，交通驟然間繁忙起來。身著民族服裝的藏族男女老少，擠坐在車廂裡，長途顛簸，任風吹日曬，餓了吃一點自帶的糌粑、牛羊肉；渴了喝一口酥油茶，或掬一捧草原上的清流；下雨了，幾十雙手共同撐起早已準備好的大塑膠布，儘管只能遮擋些許風雨，卻無怨無悔。蘭州通往夏河的公路上，除了正常行駛的班車，精明的個體車主臨時增開的“招手停”，幾乎成了朝佛信民的專車。夏河縣城通向12公里處桑科草原的三叉路口，三四名員警晝夜值班，疏通從遠方彙集而來的各種車輛，有時交通仍不免陷入堵塞。更多的信民則是從海拔4000米左右的夏季牧場，扶老攜幼，傾家而來。奔騰的駿馬載著被高原的太陽曬得黝黑的人們，壯實的犛牛馱著各種生活用具跟隨在後。馬群奔湧著，各色旗幟迎風飄揚……當翻過山頭，桑科草原遠遠在望的那一刻，激動的人群發出“噢、噢”的歡呼聲。茂盛的青草淹沒了馬蹄聲，卻遮不住浪濤般此起彼伏的人群呼喊。
　　藏族人民對活佛的一片赤誠，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從四川西部草原趕來，騎馬要奔波七八天時間；距離夏河縣城120公里的夏河縣美仁鄉的5名喇嘛，為了表示對貢唐倉大師的敬仰，竟用了29天時間，磕著等身長頭趕來！有心人計算：若以平均一點八米的個頭計一個長頭，120公里等於每人磕了近10萬個長頭！
　　遼闊的草原上，就這樣幾天時間崛起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帳篷城”：一眼望不到邊的開闊草灘上，佈滿大大小小的白色帳篷，一頂帳篷便是一家人，當旭日東昇或者晚霞滿天的時候，勤勞的女主人便在帳房外簡單砌造的土灶臺上，燃起柴火或者幹牛糞，熬奶茶、煮牛羊肉；或者像漢族一樣，為全家人做一頓熱噴噴的揪面片。這時候站在高處望去，牧民們居住的帳篷城在朝霧炊煙的籠罩下，就像綠色大海中璀璨的珍珠，白灼灼星星點點，撒在無數清流潺潺流淌的大草原上。
　　草灘的東面，一面緩緩而上、延伸幾公里長的草坡上，則是各大寺院的活佛、喇嘛們居住的帳篷城：邊緣是喇嘛們的白帳篷，相連呈月牙狀，一直分佈到錯落為半圓形的青山腳下。往裡是200頂活佛們的帳篷，作為標誌，他們的帳篷高大、華麗，外層邊緣懸垂紅色的幕簾。被大小活佛、喇嘛們的帳篷拱衛在正中央的，便是貢唐倉大師起居的院落式的帳篷：白底藍色吉祥圖案的帳幔在草地上圍成一個正方形，同樣用帳幔搭起的門樓頂端，擺著小巧精緻、金光燦燦的佛教教徽*輪和陰陽鹿。裡面有兩座帳篷，大師居住的一頂為白色，上有藍色條紋，放射狀的篷頂裝飾著金黃色的寶塔；另一頂藍色圖案、呈大屋頂狀的是來客們等候大師接見的帳篷。
　　據夏河縣有關方面和拉蔔楞寺不完全統計，講經期間，分佈在草原上的大小帳篷達3萬頂，僧俗信眾約40萬人，其中主要來自甘肅、青海、四川、西藏100多座寺院的喇嘛二萬多名，大小活佛二百多名，是貢唐倉大師十次大講經中人數最多的一次。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還有數千名來自新疆、寧夏、貴州、雲南、浙江、上海、河南、天津、北京、東北等10多個省市的漢族佛教徒，以及以美國亞洲聯合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玉玲小姐為代表的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洋信徒和華僑信徒。年屆70的貢唐倉大師感動地說：“國內這麼多的漢族及海外的華僑也趕來參加法會，是我前九次大講經所沒有的，這種盛況，歸功於改革開放的好政策。”
　　在國內外佛教徒心目中，貢唐倉大師何以有如此大的威望和影響？

　　充滿傳奇色彩的“金席大師”

　　貢唐倉·丹貝旺旭大活佛，是中國西藏甘丹寺第50任賽赤根敦彭措的第六世。甘丹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世祖宗喀巴創建的第一座寺院，位居西藏三大寺院之首。在過去，三大寺左右著西藏的政教事務，其中哲蚌寺和沙拉寺的寺主歷來由達賴喇嘛兼任，而宗喀巴親任第一任大法台的甘丹寺則不同，他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賽赤。賽赤，藏語的意思是“金席”、“法台”，即宗喀巴所遺座位傳位於最上高僧，也就是最高佛位。在藏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賽赤僅次於達賴、班禪，而在其他一切喇嘛之上。宗喀巴生前曾講過，他將來還要回來擔任甘丹寺第五十任賽赤，因而貢唐賽赤被視為是宗喀巴的化身。
　　歷代貢唐倉大師以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著稱，在甘、青、川、藏均享有崇高的威望。出生於今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若爾蓋的貢唐倉一世根敦彭措，15歲赴西藏求法，西元1715年67歲時出任甘丹寺第50任賽赤，同時擔任達賴喇嘛的經師，並代理一年藏王，是當時西藏政教界的風雲人物，備受尊崇。他出行的時候，一人竟用三種象徵不同身份的華蓋(傘帳)：一是傘面和懸垂的三層簾幕全為金黃色的甘丹賽赤的華蓋；二是藏王用的五顏六色的花傘；三是一半黃色，一半紅色的達賴經師華蓋。自貢唐倉二世丹貝嘉參被迎請到拉蔔楞寺後，貢唐倉大師又成為該寺僅次於寺主嘉木樣的四大賽赤之首，丹貝嘉參還被清朝乾隆皇帝邀請到北京出任雍和宮第一任大法台；貢唐倉三世丹貝仲美是西藏著名學者，他的一些著作至今被譯為英文、德文，蜚聲海外，他還在拉蔔楞寺創建了著名的貢唐塔，這座寶塔不幸毀于文革，六世貢唐倉大師在國家的支持和國內外佛教徒的捐助下，重建了貢唐塔並於1993年開光；貢唐倉五世丹貝尼瑪曾給第九世班禪大師灌頂，密傳真言。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的身世充滿了傳奇色彩：大師1926年1月13日出生於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縣藏族世襲頭人轄美土司家，5歲被認定為五世貢唐賽赤的轉世靈童。7歲時由十世班禪的尊師拉科仁波且和桑科久美大師主持落髮儀式，授了出家人的第一個戒“沙彌戒”(共有十戒)。10歲開始學經，21歲起開始在青、川一帶講經傳法。“丹貝旺旭”，藏語的意思是宗教權威。六世貢唐倉大師佛學造詣博大精深，尤其是從小拜當時名貫藏區，曾擔任過九、十世班禪傳法教師的拉科仁波且等數位密宗大師為師，掌握了大小五百多個密宗灌頂，成為目前中國藏區接受密宗灌頂最多的一位大活佛。更難忘的是，1936年，第九世班禪大師返藏途中在拉卜楞舉行時輪大灌頂法會時，親手將時輪法王的佛冠戴在了年僅10歲的貢唐倉大師頭上，，進一步以賜灌金剛上師最高頂的方式把弘揚時輪大法的任務交給了貢唐倉大師，班禪大師希望貢唐倉活佛一生為大眾多灌頂，舉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時輪大講經。貢唐倉大師沒有辜負尊師的期望，從1946年起，到1958年先後舉行了六次時輪大灌頂。此後在蒙冤坐獄的21年間，大師把監獄當作修行養性之所，以驚人的毅力學會了漢語普通話，寫出一手漂亮的漢字，還通讀了《資本論》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著作。
　　大師1979年平反出獄、重返寶座後，10多年來以無私無畏的慈悲佛心，為民族地區的安定和發展奔波操勞，1988年至1991年間，又先後在甘青川草原舉行了三次規模宏大的時輪大講經。1992年還應美國施主和宗教團體的邀請，赴洛杉磯向各種膚色的信眾傳授了黃文殊密法。加上本次大灌頂，貢唐倉大師灌時輪大頂的次數和人數之多，規模之宏大，在藏傳佛教史上更是罕見的奇跡！
　　大師博學多才，精通《五部》、《四續》各教派經學密法。才思敏捷，善於作詩寫文章。大師從小寫的詩歌、贊辭、教言、祈願頌、傳記、觀修儀規等許多著作，因未公開發表，至今鮮為人知。大師具有超常的記憶力，1990年再次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時，在四季法會期間，向各班學僧講授經論的例會上，能一字不漏地背誦青少年時期背誦過的百萬字的《五部論疏》，所聞者無不吐舌稱奇。
　　佛教的根本是戒行。正如三世貢唐倉大師在《善法昌盛願辭》中所說：“外持聲聞戒清淡和順；內修二次第悟境高深，顯密二善道並行不悖”。在很多僧人或迫于形勢或順應潮流，紛紛還俗破戒的特定歷史環境下，貢唐倉大師出泥不染，保持了崇高的戒德，為佛門正信弟子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尤其受到國內外佛教界的高度敬仰。現在，甘、青、川藏區的僧俗信眾尊貢唐倉大師為“今朝佛陀”、“百年不遇之金剛上師”。

　　時輪法的傳承源流

　　準確地講，貢唐倉大師的這次大講經應該是“時輪金剛大灌頂”。灌頂，印度梵文和藏文的原意是“授權”，就是授予學修密法的權力。也含有“培育”和“播種”之意，即培育成材和播種產生某種結果的善種。因為密宗在修持上有嚴格的師承關係，必須經過軌范師的授記，傳授時，設壇舉行灌頂儀式，才能開口講授密宗教義，秘密傳授真言。時輪灌頂屬大型的灌頂，對灌頂上師的要求非常嚴格：首先必須受過同類灌頂，完成該本尊的閉關修持等一系列程式，還要具備很高的品德、戒行等素質，才具備灌頂資格。
　　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別，“乘”就是“車”，運載之意。小乘佛教盛行於東南亞及我國雲南傣族等地區，主要目的是求得個人生死解脫。以利眾慈悲心為特徵的大乘佛教，盛傳於印度、中國、朝鮮、日本等國，分般若顯乘(即顯宗，為佛教哲理，是為了大眾設置的)和金, 剛密乘, (即密宗教 ，只向少數有“根器”的人秘密傳授)。金剛密乘又分為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部四部(瑜伽，梵文的音譯，即將修持者身、口、意三業與本尊神的身、口、意視為一體)。其中無上瑜伽為最高密法，唐代不傳，因此日本東密也沒有，而藏傳佛教對無上瑜伽部的傳承、修煉十分完整，成為藏密的一大特點。按密宗教義，修持無上瑜伽，有希望在幾世內甚至在即生中轉入佛地，這對於渴望擺脫生命輪回之苦的佛教徒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連宗喀巴也說：“密法比佛便難得。”
　　時輪金剛就屬於無上瑜伽部的五部大法(即大威德金剛、勝樂金剛、時輪金剛、集密金剛、歡喜金剛)之一。按佛教教義，“時輪”一詞既是本尊佛名，又是時輪理法的名稱，主要是指宇宙和生命在時間中的生滅規律和與此相應的修練方法和終極目的。時輪又分為外輪、內輪、別輪。“外輪”指的是天地時間週期，以年為“時”，日行十二宮，時行21，600時分為“輪”(時輪曆，一晝夜平均為60時分，360日×60=21600)，周而復始，流轉不息，形成四季的交替，萬物的生滅。“內輪”指的是人體的氣脈迴圈週期，以一晝夜為“時”，諸氣遍行“十二輪”，呼吸21，600次為“輪”(平均一次呼吸等於現行時制的4秒種)，流動迴圈形成人體的新陳代謝和生死交替。“別輪”則指一種根據內外時輪客觀規律所採取的以改變世間生死規律，淨化超脫為目的的修持方法和終極目的——即時輪道路和時輪佛位。時輪佛的形象是佛祖釋迦牟尼在說時輪法時所化現的威嚴像，也是時輪密法儀理的象徵。時輪主佛的身色形態，所執法器，壇城及壇城中種類繁多的主從佛眾，都和內外“時輪”的事象有著相應相對的關係，展示一種天道、人道和佛道之間的神密莫測的內在聯繫。
　　時輪佛法的傳承源流，從佛祖起，經過香巴拉諸法王，印度大師，雪域藏傳佛教大師，直到宗喀巴大師。代代相傳，法脈從未中斷。
　　根據佛教歷史：約在西元8、9世紀，孜魯班智達把時輪傳承從香巴拉帶到了印度，他傳給了布多阿雜亞，布多傳給了大堆夏巴，大堆夏巴傳給了小堆夏巴。大小堆夏巴對時輪法宏傳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小堆夏巴有許多著名的弟子，其親傳弟子喀什·達瓦貢保和再傳弟子薩曼達希爾把時輪法傳到了雪域藏地。
　　時輪法在藏地初傳時有卓熱兩個派系。達瓦貢保來藏地宏法時，開始與香蒲瓊瓦合譯《時輪大疏》，並將時輪學修法傳統完整地傳給了貢巴關卻。貢巴傳給了卓敦南木拉澤。卓敦修證成績卓著，一代時輪大師玉茂木覺多傑就出在他的門下，玉茂傳到第五代華青嘎洛時兩派合流。以卓敦為代表的這一傳統稱卓派。
　　另一派最初由熱曲若拜小堆夏巴的再傳弟子薩曼達希爾為師，得到完整的時輪學修法傳統，並補譯了很多時輪經典。其三傳弟子熱本桑傳給了華青嘎洛。這一派便稱熱派。卓熱兩派傳至華青嘎洛時匯合在了一起。華青三傳多吉堅贊。多吉贊曾受元朝皇帝的邀請，到中原傳過法，後來他把時輪傳給了布敦大師。布敦親傳大弟子曲吉華瓦傳給了宗喀巴大師。宗喀巴傳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的克珠傑(即一世班禪)，克珠傑得到了宗喀巴的全部心傳密法，考證解釋《時輪略續大疏》的著作有200萬字，重新修訂了時輪曆法。宗喀巴的第七代時輪傳承人是四世班禪，第24代傳承人是九世班禪，本世紀30年代初九世班禪在杭州和北京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兩次時輪灌頂。班禪大師1936年返藏途中又親手傳給了貢唐倉大師。瞭解了這個淵源，就不難理解30萬信眾何以彙集桑科草原，人人把受到貢唐倉大師的時輪大灌頂視為萬劫難逢的無上幸運。不要說普通僧眾，就連位列拉蔔楞寺四大賽赤的薩木察倉、火爾藏倉、德瓦倉及土觀倉(前世為清朝駐京國師)等大活佛都端坐台下，聆受大師傳法。

　　玄妙、莊嚴的時輪大灌頂

　　時輪灌頂法會分預備法會和正式法會兩個階段。
　　正式法會之前，是10天左右的預備法會，主要是進行建造壇城、迎佛入壇等許多複雜的準備工作。這當中最為神秘的是供奉壇城。壇城，藏語稱“吉科爾”，梵文音譯為“曼陀羅”，代表佛的宮殿。製作方法有木制、金屬材料、細沙彩繪等多種。其中積沙壇城上的每一粒沙代表一尊佛，具有深刻的含義和加持力，因此時輪灌頂限定用彩沙塑造的壇城。塑造時輪壇城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術和工藝，對壇城的大小比例，線條色彩、裝飾等要求非常嚴格，不允許出絲毫的差錯：首先把細沙篩選為顆粒大小差不多的砂群，洗去泥土，用不同顏料分別染成所需的各種顏色，按各種顏色分別裝在特製的形如牛角的鐵筒內，筒口留能流出細沙的小口，然後在沙盤內用不同顏色的細沙堆繪成按佛經所規定的各位金剛的圖案。塑造時，金剛上師親自主持，四位受過特殊訓練、技術嫺熟、戒行無暇的僧人各造一面，緊張地工作，完成需要七八天時間。
　　作為時輪的莊嚴佛國模型，時輪壇城是各類壇城中最大的，共設有620尊佛位。作者有幸親眼目睹了貢唐倉大師親自主持塑造、堪稱世間之特有造型藝術品的時輪壇城。那是在用帳篷圍成的講經殿的旁邊，有一頂圓形的、四周密封的帳篷，中央供奉著約五六平方米大的壇城。經大師指點，始知圓形的外城外是火焰、光焰，最外為生物界，包括人類和一切動植物，表示一切生物都不能進入金剛駐錫之地，一律拒之於火焰之外。火焰之內為金剛杵，表示鎮壓一切邪惡。方形的內城四面有門，門口有梯，城樓矗立，內有待衛，中心為殿堂，內居金剛。殿堂頂層為圓形，內有小殿，內居金剛之傳法經師。直觀看去，那用彩沙塑成的壇城就象一座美麗城市的模型，精美絕倫，有一種攝人心魄的感染力。難怪當貢唐大師在第四天法會結束前帶領眾弟子繞壇三周，表示瞻仰時輪身、言、意三重壇城時，人人就像已經到了佛界天國一樣，舉止神態那麼虔敬、激動、幸福。活佛喇嘛們面對壇城凝神意想：壇城諸佛顯現，光忙四射，使自己和眾生獲得加持。大家從心底裡發願，尊從貢唐倉金剛上師的教導，堅持戒行，行善修法，後世投生香巴拉，享受清淨法樂。這最後的拜壇儀式意味著貢唐倉大師向壇中主佛時輪金剛移交了眾弟子，託付、請求本尊永遠護持眾弟子，以使他們最終修練成為時輪金剛身。
　　第二階段為開壇灌頂，需要四天時間，第一天是預備法會，第二至第四天是正式灌頂法會。每天的程式和內容，都按嚴格的儀規進行，不能隨意改變。貢唐倉大師這四天的大講經，莊嚴肅穆，其複雜、神聖的儀軌和含義，只有那些皈依了佛門的活佛喇嘛們用心靈才能感應，要用文字來準確表述是十分困難的。這裡從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研究員、西北民族學院教授、藏學專家多識先生專門為貢唐倉大師第10次時輪灌頂法會編寫的內容簡介中，轉述部分內容：
　　第一天預備法會上，大師向眾弟子分發聖水，吉祥草和護身繩符。聖水洗滌身、口、意三業障蔽，吉祥草用於護床測夢，每人分發長短各一根吉祥草，當晚睡覺時，長的草尖對準枕頭，順長壓在褥子底下，短的草尖向右，壓在枕頭底下，祈禱入睡。把夜裡的時間劃分為三個時辰，主要看最後一個時辰中的夢兆。護身繩符，是代表彌勒佛的，系在左臂上，喻示慈悲護身。
　　第二天正式法會，先舉行入壇儀式。入壇意味著獲准進入時輪密法領域，有權聞法修持。在貢唐倉大師帶領下，活佛喇嘛們繞壇城一周，從壇城的四門朝拜壇中四方和中央種佛。朝拜時意想，五佛逐個進入自己的體內。然後舉行下列儀式：
　　起誓，飲獄水——“獄水”對守戒的人來說是獲得成就的聖水，對毀戒的人來說是速墮地獄的毒汁，飲過此水就不能隨意亂來。
　　降佛——即上師持念、誦咒、迎請眾佛進入弟子的體內。此時弟子意想時輪部眾佛，紛紛如雨，落在身上、滲入體內。
　　觀景——即摘去遮眼帶(系在額上的紅布帶)，直觀天空，看到什麼顏色，就喻示得什麼成就。白、黃、紅、黑、綠色分別預示息滅、增長、勾攝、降服、綜合諸種成就。
　　擲簽定種——簽捧帶花的一頭所指的方位上的種佛，就是和自己有緣的種，按種佛定自己的密名。
　　戴花——即在額上貼上白色的花瓣，表示種佛加印，獲得吉祥。
　　上述儀式之後，舉行灌頂。此項灌頂，稱作童子式的七級灌頂，也叫世間法灌頂。受到這一級灌頂，就有了觀修生成次第(即觀想佛身，用觀想修本尊形象，藏語稱“傑仁”，“傑”，“生起”、“生長”之意；“仁”，次第之意。)的資格，種下了修成世間最高成就的種子。此項灌頂很像對兒童的啟蒙教育，是對修道者進行的初級階段成器培養，因而稱童子式灌頂。主要有以下內容：
　　水灌頂——如同給初生嬰兒舉行洗禮。灌頂的主要作用是，淨化土、水、火、風、空等人體五大元素，為使身體的五種元素昇華為五種佛母創造條件。
　　佛冠灌頂——如同給小孩兒留頂發。作用是，淨化肉體、感覺、思想、感情、意識等人體的五種組合成分，為使五蘊升化為五位種佛創造條件。

飄帶灌頂——如同給小孩戴耳環等裝飾品。作用是，淨化人體中的十氣，為使氣咒相合創造條件。
　　鈴杵灌頂——如同小孩兒用餐。作用是，培養調息用氣，為使左右兩脈氣進入中脈，創造條件。
　　行為灌頂——如同小孩兒享受五欲之樂。作用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和色、聲、香、味、觸五境，淨化為佛父、佛母，為五欲化菩提，樂空雙運打基礎，為五官產生金剛神通功能創造條件。
　　名號灌頂——如同給小孩兒起官名。作用是淨化手足、肛門、性器官、口等業根及行為，為其昇華為威武明王，戰勝四魔，防止下墮創造條件。
　　隨許灌頂——如同小孩兒已長大，允許做事，授予工具。由以下儀式組成：
　　授予*輪——象徵寄以持法，宏法的希望；授予海螺和經典——示意要以妙法之音，喚醒沉睡于愚昧中的眾生；授予金剛鈴(修持法器，有一股、三股、五股之別，象徵方便與慈悲應與之相結合的智慧)——示意要堅持智慧和方便法門；授予密咒——為了使弟子防身和消除魔障；授予眼藥——喻示消除障礙，睜開慧眼；授予鏡子——喻示世間一切事物，空幻不實，如鏡中之影；授予弓箭——喻示要以妙慧穿透現象，直指本性。
　　以上七級灌頂之後，是法師灌頂，表示授予傳授生成次第以下世間法的權利，儀式包括授予三持：即持金剛杵(修持法器，象徵方便與慈悲，有一股、三股、五股、九股等，質地有金、銀、銅、鐵、香木之別)，持金剛鈴，持佛身印。佛身印就是表示堅持樂空不二智慧象徵的佛身之意。
　　獲得世間法灌頂後，若能嚴格修持，就可以得到世間最高神通和成就，可以達到金剛乘七地的證悟境界。如果沒有堅持修練的機會，只要信念堅定，戒行純潔，在七世以內必達到七世的果位。
　　戒行是一切佛法的生命。佛說：“佛法存在與否的主要標誌是戒行，有戒行便有佛法，無戒行便無佛法。”密宗尤重戒行，認為戒行是獲得修練成就的第一要素。續部中說：修密法若不具備戒德，不但得不到任何成就，反而會生遭惡報，死墮永無超脫的金剛地獄。這裡略去第三天高級灌頂和最後一天法會的內容，介紹一下貢唐倉大師特意囑託多識教授全文譯出的戒律內容：
　　一、六種佛守持戒規
　　1、發菩提心、守三戒(戒惡、揚善、利益眾生)，持金剛杵、持金剛鈴、持佛身印，禮敬上師為不動金剛種守持戒規；
　　2、無私施捨錢財和屬於自己的一切，以佛法開導和幫助別人，幫助別人擺脫困境和保護別人的安全是寶生金剛種守持戒規；
　　3、食用五肉，五汁等助生成就的靈藥為遍照金剛種守持戒規；
　　4、經常供養三寶為業成就金剛種守持戒規；
　　5、保精不泄為彌陀金剛種守持戒規；
　　6修持樂空不二智慧為金剛心種守持戒規。
　　二、十四條重墮性禁戒
　　1、不尊敬上師；
　　2、違背師命；
　　3、與金剛學友不和睦相處；
　　4、對眾生缺乏慈悲心；
　　5、把漏樂視為解脫之道；
　　6、輕顯重密，誹謗顯教；
　　7、對思想信念不成熟的人洩露密義；
　　8、不愛護身體，修有損于健康的苦行；
　　9、持邪見反對性空之說；
　　10、為人虛偽，戒行表裡不一致；
　　11、對不變樂所生慧持懷疑態度；
　　12、誹謗密行者的不符合世俗的行為；
　　13、對密聚餐供物視為不潔而拒絕食用；
　　14、侮辱和誹謗女性。
　　三、八條次重墮性禁戒
　　1、親近不具備修密行條件的女性；
　　2、在密聚餐集會中進行爭吵；
　　3、從非攝取對象攝取甘露；
　　4、因貪財吝法，對成熟的弟子不傳密法；
　　5、對虔誠弟子的問法，不答或答非所問；
　　6、在不信密法的小乘弟子家中留宿一周以上；
　　7、冒充密法者，信口談密說空；
　　8、對未經灌頂者，談密行密法。
　　四、二十五種不允許行為
　　1、五種嚴重性罪惡行為：
　　殺生害命；偷盜搶劫；犯罪性的男女關係；說謊行騙；飲酒。
　　2、五種次重性罪惡行為：
　　參加賭博；靠不正當行為謀生；閱讀散佈邪說的書籍；祭祖先亡靈和敬鬼神；信仰邪道外教。
　　3、五種特重罪性殺毀行為：
　　殺男人；殺女人；殺害嬰兒；殺牛；毀環塔廟和佛像。
　　4、五種傷害行為：
　　傷害親友；傷害權威人士；傷害佛與師；傷害僧眾；傷害信賴自己的人。
　　5、五種貪欲行為：
　　眼貪美色；耳貪音樂；鼻貪香味；口貪美食；身貪安樂。
　　以上四種密宗戒律中，第一、第二、第三中守持戒與禁戒中，有些內容和一般的密戒不完全相同，不相同的地方正是時輪部的特殊禁戒。第四種二十五條戒律是時輪法的特殊戒律。
　　筆者承蒙貢唐倉大師特別關照，得以在最近的距離親眼目睹了灌頂法會中的上述內容，更感受了那莊嚴、神聖的氣氛：
　　貢唐倉大師的講經殿座落在離起居的帳篷不遠的半山坡上，背後青山拱衛，兩邊有綠色的山嶺圍護，視野開闊，可俯視山坡下廣袤的草原。講經殿實際由兩頂巨型帳篷組成，前面是外觀象一艘大船般撐起在草原上的紅色大帳篷，邊緣懸垂紅色的簾幕，裡面掛長和圓狀的經幡、寶幢。與這頂可坐萬名喇嘛的大帳篷相連的便是大師講經的帳篷。草地上，鋪滿了五顏六色的地毯，後面是二米多高的正方形法座。那法座整個用金黃色錦緞包裹，左側有同樣包成金黃色的臺階，供大師上下；身後是巨大的錦緞靠背，頭頂撐起黃燦燦的、懸著金色流蘇的正方形傘蓋。
　　每天上午10點多，大師先從起居的帳篷囊欠(藏語意為活佛的府邸)乘坐凱迪拉克紅色轎車來到講經殿后的小帳篷休息。這時候，數萬喇嘛已從講經殿的大帳篷一直坐到外面的草地上，舉目望去，紅紅的袈裟尤如一片紅色的海洋。喇嘛們的外層，中間隔了幾十米草地，幾十萬群眾密密麻麻卻又甘肅、青海、四川集中相聚地坐在草地上，面向講經殿，自然圍成半圓形，蜿蜒幾公里，蔚為壯觀。
　　到12點多，貢唐倉大師在隨待的香日紮活佛及益西、旦貝等的簇擁下走向講經殿。這時早早等候在草地上的喇嘛立即為大師撐起只有甘丹賽赤才能用的圓形、金黃色的雙層傘蓋，以及長圓形的彩色寶幢，長條形、頂端鑲了金色龍頭的經幡等儀仗。20多名喇嘛組成的樂隊接著奏起悠揚、莊嚴的迎佛音樂，那鑼、鼓、鈸、號抑揚頓挫，信眾們聞聽立即雙手合十，引頸注目。大師坐上高高的法座，稍頃即用那深厚、圓潤的聲音講經。那用藏語講出的經文聽來那麼動人心魄，通過大師戴在胸前，美國信徒捐贈的微型麥克風，傳向高架在草原上的20多個大喇叭裡，清晰地躍入萬千信徒耳中。
　　在每天講經的開始和中間，喇嘛們都要向大師拋獻哈達。無數的哈達夾著數目不等人民幣的供奉，像浪花一樣從望不到邊的後面，接力賽般從人們手中一段段拋到法座下、地毯上，立時堆起小山一般五顏六色的哈達。這一次又一次敬獻哈達的場面，是弟子們向金剛上師表達他們虔誠的敬仰和純潔的心願。
　　最後一天拜壇之後，數名喇嘛用盤子盛了各種各樣的供養品，把來自南國的荔枝、芒果，大李子及草原上常做的油炸食品、酥油糌粑分發給大家，人人以爭食一點為幸運。最後，大帳篷裡端坐的喇嘛們自然讓出一條通道，喇嘛及群眾代表雙手捧著用各色長哈達包裹或托著的禮物，恭立一隊，一名活佛上前代表僧眾為大師念誦了很長一段長壽經。然後代表們依次向前向大師獻上鎏金佛像、錦緞、氆氌等豐富多彩的禮品，大師則從法座上俯下身，為每一位親手掛上象徵護身和吉祥的紅綢條和哈達。緊接著，200多位活佛上前接受摩頂，之後又是為2萬名喇嘛摩頂。這一天大師從早上10點開始講經，等到給喇嘛們摸完頭已是下午6點多了。這還沒有結束，更大規模的摩頂在法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才開始，近40萬群眾，如果一天摸5萬人的話，就需要整整6天！貢唐倉大師卻笑著說：“這其中的甘苦是不言而喻的，但只要能滿足每個人的心願，讓每一位遠道而來的群眾高興，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願社會穩定、人民安樂

　　佛經裡說：修持時輪金剛法可令兵災戰爭及一切災劫平息，促進和平安寧，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往生本尊淨土香巴拉國。
　　六世貢唐倉大師第10次時輪大講經不是顯示呼風喚雨、點石成金一類的神通，而是闡述佛理，引導人心向善，彼此團結友愛，部落間和睦相處。規勸大眾學文化，講衛生，追求進步文明。
　　在7月11日預備法會開始時，大師就明確告訴弟子們：入壇接受灌頂的目的，不是為了眼前的安樂和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眾生的利益和自己長遠的利益。眾生的利益和長遠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和眼前的利益就會不求自得。
　　7月12日正式傳法間，大師講道：從佛教的觀點來說，每個人，不論是男人、女人，前世都做過母親，因此做為金剛弟子，都要以母愛之心對待每一個人，多做好事和善事。
　　7月14日接受完弟子們的供奉後，大師語重心長地對台下的活佛們說：群眾的佈施不是供你們吃喝享樂的。你們聽了我的講經，就是我的弟子，希望你們以弘揚教法、普渡眾生為重任，為群眾多做好事，維修好寺廟，尤其要關心民族的教育，保護婦女兒童，讓婦女們學文化，掃除文盲；認真抓好計畫免疫工作，讓兒童們健康成長。因為藏族的發展，關鍵還是要靠教育，沒有文化教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現在國家還比較困難，我希望你們要用你們的影響為教育多做事，把學校好好建起來，讓沒有上學的孩子都能上學。講完後，大師當場宣佈：把群眾獻給他的犛牛，給桑科小學100頭，給甘南州藏族教育基金會100頭(一頭犛牛價值近1000元)。
　　這裡是兩個普通的朝佛人家：
　　57歲的卓噶吉家住夏河縣城。得地利之便，他家早在農曆六月初一就在草灘搭起了一頂帳篷。全家18口人全部來聽大師講經，帳篷裡只能住五六個人，其他的人便每天晚上回縣城，早晨再趕來。談起貢唐倉大師的講經，這位頭髮已花白、面容和善的藏族婦女禁不住流出激動的淚水：“今朝佛陀貢唐倉在這裡講經，我們作為佛教徒，不來聽就是一生的遺憾。聽到這難很難聞聽的正法，我們心裡說不出的高興”。他的父母親，一個84歲，一個83歲，坐在帳篷裡，神態安然。卓噶吉說；“我父母以前一直念叨著要聽貢唐倉大師講經，總是沒有機會，這次總算帶老人來聽了，我滿足了父母的心願，報了父母恩。”
　　52歲的桑吉是來自青海省河南縣的蒙古族牧民，他帶著全家15口人(其中有69歲的老阿媽)，先是搭乘大卡車，然後換乘班車，在路上顛簸了三天趕到桑科草原。白天，一家大小到河對岸的草坡上聽大師講經，晚上全家人擠睡在鋪了地毯、毛氈，堆放著食品、飲具的大帳篷裡。桑吉是幸運的：1956年大師在他的家鄉講經時，14歲的他就聆聽過年輕活佛的講經。這位壯實的蒙古族牧民爽朗地說：“我們不需要外界的什麼，只需要大師的保佑。我把羊群丟在青海的草原上了，不急著回去，等大師摩完頂再回去”。問他聽大師講經後有什麼感受，他說：“聽貢唐倉大師講經，是我一生中難得的機會。聽了以後我就在心裡默默地祈禱：佛法昌盛，大活伸佛永遠健康。”
　　貢唐倉大師4天的時輪大講經，莊嚴肅穆、超凡脫俗，遼闊美麗的桑科草原因之變成一片淨土，40萬信眾自發聚會草原，沒有吵罵喧囂，更沒有打架鬥毆，無人放牧的馬群、牛群在草原上自由吃草，卻沒有走失一頭、一匹。法會秩序之井然有序，令人歎為觀止。人們說，是貢唐倉大師的講經把佛法與道德、歷史與現實融為一體。

　　南粵來了西天金席大師

　　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以其博大精深的佛經造詣、崇高圓滿的戒德修行，被藏族人民尊為“今朝佛陀”、“百年不遇之金剛上師”，在國內外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
　　一代“蛇王”錢龍飛先生，身任香港飛龍生物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廣州飛龍生物科技開發有限分司總裁，是聞名東南亞的“蛇王”、愛國華僑，創建了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蛇文化大觀園——飛龍世界遊樂城。
　　大師與“蛇王”，本是佛俗兩界。但共同的善心和愛心把他們緊緊牽連。於是，1994年歲末，貢唐倉大師親率20多名弟子，從雪山環抱的青藏高原到鳥語花香的南國，為飛龍世界的雷峰塔和白蛇廟主持開光。空前盛況，轟動南粵大地。有識之士感慨：這是民族團結的象徵，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生動體現。

　　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吸引貢唐倉大師欣然接受了“蛇王”的恭請……

　　在飛龍世界兩座比肩而立的山頭，分別矗立著雄偉的雷峰塔和古樸的白蛇廟。這白蛇廟座落在海拔66．2米的山巔，占地1880平方米，四周松柏環繞，廟前巨鐘高懸。走進這座仿宋代蘇、杭建築風格的廟宇，但見紅牆青瓦，肅穆莊嚴，廟正中大殿供著“蛇仙”白娘娘的塑像，她一手持佛塵，一手拈靈芝，神態端莊，目光慈祥，像是要把這只從昆侖山得來、能起死回生的靈芝，隨時贈與世間的芸芸眾生。大殿背面的青蛇塑像，手按寶劍，威風凜凜，一如傳說中她剛烈勇猛、嫉惡如仇的性格。後殿為“三寶殿”，供奉了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三尊大佛。殿兩側回廊環繞，其中左廂房為求診問醫處，有名老中醫坐堂，專為遊客免費診治疑難雜症。
　　熟悉中國傳統神話故事《白蛇傳》的人們知道，美麗善良、在人間專行善功的白蛇娘娘，最終被法海和尚壓在了雷峰塔下，經受著千年的苦難煎熬。錢飛龍先生獨出心裁、不惜鉅資在飛龍世界的制高點上建起宏偉的白蛇廟，將歷盡磨難、勇敢追求情和愛的白蛇娘娘請進廟中，為蒼生化病去憂、消災解難。為傳說中的白蛇娘娘修廟，千年以來絕無僅有，實為“天下第一廟”。
　　白蛇廟開光之前，貢唐倉大師曾乘坐延伸在廟外山坡上的自動扶梯，到廟中觀看。當他看到“三寶殿”中只有佛像，尚沒有佛經和僧人時(佛、法、僧為佛家三寶)，欣然提出贈送錢龍飛先生一尊佛像和12卷經卷。並應錢先生的請求，派人從西北草原請來20名喇嘛，陪伴大師誦經。開光之前那尊印度信徒獻給貢唐倉大師的金燦燦的釋迦牟尼佛像，由專人從西北草原送到飛龍世界，供奉在雷峰塔的九層。12卷珍貴的藏文經卷，放置在特製的木架鏡框裡，供在“三寶殿”的釋迦牟尼佛像兩側。20名藏族喇嘛，則隨侍在大師身旁。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在蘇杭勝景中，杭州西湖無異是其中的佼佼者：三潭印月、柳浪聞鶯、蘇堤春曉、平湖秋月、花港觀魚、曲院風荷、雙峰插雲、南屏晚鐘、斷橋殘雪、雷峰夕照，這些被歷代文人墨客讚美吟唱過無數遍的西湖十大勝景，像十顆熠熠生輝的明珠鑲嵌在西子湖畔。1924年9月，這十大勝景中的“雷峰夕照”，卻由於屹立在西湖淨慈寺前雷峰山上900多年的雷峰塔的突然坍塌，而消失了。據記載，寶塔倒塌後，磚塊在三天之內被祈盼大吉大利的杭州市民一搶而光。一代文豪魯迅先生有感而發，寫下著名的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
　　說起這雷峰塔，原是錢龍飛先生的先祖吳越國王所建。據歷史記載：唐末五代時期，國家四分五裂，藩鎮各據一方，戰禍連年，民不聊生。而據守今浙江全省、江蘇蘇州以南、福建一部分的吳越國，卻是一派繁榮太平景象。從他的創建者錢鎦到三世祖忠懿王錢弘溪執政期間，均奉行發展農桑、保境安民的國策，因而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吳越國王還宣導人民信奉佛教，靈隱寺石塔、梵天寺經幢、六和塔、雷峰塔、保塔、閘口白塔、臨安功臣塔，都是吳越國所建。其中的雷峰塔是錢鎦的孫子——三世祖忠懿王錢弘倜於西元975年為慶賀黃氏妃子得子而建，原塔高35米，共七層，據說寶塔建成後，寶塔建成後，國王的妃子們連續生子30個。這座雄偉的寶塔後來因《白蛇傳》的故事更加聲名遠播、充滿神秘色彩。它的倒塌，自然被世人視為一件憾事。
　　歲月悠悠，滄海桑田。凝聚著中國古代文化和人民美好願望的雷峰塔，難道就這樣在中華大地永遠消失了嗎？
　　“唐朝塑廟，宋代造塔”。在中國傳統裡，塔、廟不是一般人有錢就可以建造的。錢龍飛先生作為吳越王錢 鎦第33代孫，在雷峰塔坍塌70年後，終於使其重現于南中國廣東番市飄峰山上。比起原塔，重建的雷峰塔更加雄偉挺拔，融古典與現代於一體，塔高63．8米、共九層，雄踞在海拔66．2米的飄峰山上。從山下到雷峰塔，可乘坐豪華的長廊式自動扶梯。塔門前有老虎鎮守，遊人可安全地與之合影；塔內有電梯直達七層，如沿咚咚作響的環形木梯逐層流覽塔內的大型壁畫，人們就像走進了歷史深處，吳越王國的興盛繁榮和《白蛇傳》故事的委婉纏綿撲面而來……
　　最珍貴的是塔之九層，陳列著錢龍飛先生歷盡千辛萬苦保護下來的錢氏家族宗譜，那線裝、發黃的古冊，無聲而權威的向人們講述著錢氏家族的來龍去脈。1994年12月4日，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錢其琛曾面對這些古冊，向錢龍飛先生詳細詢問他們嘉定錢氏的來歷。還有一大幅輾轉千年傳下來的“鐵券”。懂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鐵券”亦名“丹書鐵券”、“金書鐵券”，是古代皇帝頒賜給功臣的鐵制證書，形狀如瓦，上刻金字，分左右兩片，左片授給功臣，右片藏在內府，有事合攏作證。一千多年前，錢 鎦開創的吳越國傳國三代五王，享國70多年，北宋建立以後，其孫子錢弘倜為了免使生靈塗炭，於西元978年納土歸宋，並先後攜3000家人赴汴京居住。儘管為保護錢弘倜，吳越人在杭州專門建造了一座保倜塔，但錢弘倜仍于60大壽之際被宋太宗趙光義賜毒酒而逝。但其子孫卻倖免殺戮，代代相傳，形成了今天龐大的錢姓家族。其原因是唐昭宗在西元877年賜予錢 鎦“金書鐵券”，其功效可免其後裔不死。錢氏“鐵券”原有25幅，經歷歷史的風霜血劍，現僅存錢龍飛先生珍藏的這一幅。
　　除上述兩件珍貴文物外，塔頂還供奉有貢唐倉大師贈送的、來自印度的釋迦牟尼佛像，1300年前高僧的三顆舍利子，以及杭州雷峰塔坍塌後保存下來的部分磚塊和瓦片。
　　在白蛇傳系列景區前的“靈蛇世界”牌坊兩面，有這樣兩幅對聯：正面為“西子湖中龍舟輕泛載過千古情和愛；飄峰山上蛇仙臨凡願消人間愁與怨”。後面為“吳越王孫錢氏後裔重振雄風創此山湖；飛龍傳業龍飛奇舉光耀先祖大展鴻圖”。白蛇廟的新建和雷峰塔的重現，向人們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影響深遠。正是其蘊含的厚重的中國文化、歷史內涵，感動了不僅以精深的佛學造詣、崇高的戒德修行享譽海內外佛教界，更以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為各界稱道的貢唐倉大師。大師對錢龍飛先生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壯舉十分讚賞，初次謀面便欣然答應了錢龍飛先生的恭請，並用漢、藏兩種文字，親筆題寫了“白蛇廟”匾額，這一題詞被錢先生鎏金製作後，懸掛在白蛇廟正殿門楣。
　　1994年12月6日，是原定雷峰塔和白蛇廟開光的吉日。這一天，雨過天晴後的飄峰山陽光明媚、空氣清新，絢麗的秋菊盛開，鮮豔的彩旗、彩球飄揚。數萬名遊客和虔誠的佛教徒，手拿香紙、扶老攜幼，從珠江兩岸，遙遠的汕頭、湛江，從香港、澳門、臺灣源源而來，聚集在雷峰塔和白蛇廟。上午九時，在中山市開完“全國旅遊工作會議”的國家旅遊局局長劉毅，率領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旅遊局長共70多人前來參觀飛龍世界。之後，劉毅接受錢龍飛先生的邀請，來到白蛇廟，與貢唐倉大師一起為開光剪綵。
　　這時的白蛇廟，早已人群湧湧，香煙繚繞。十時三十分左右，貢唐倉大師在親隨的簇擁下，來到三寶殿，一路上，幾位頭戴黃色雞冠帽身披紅色袈裟的藏族喇嘛，吹奏著悠揚的法號迎接。大師與20多名弟子先端坐三寶殿誦經祝禱，劉毅局長和錢龍飛先生站在禮儀小姐托起的紅綢帶後，等候大師出來。香爐兩側及正殿的後門石階上，擠滿了遊客和香客。十點五十九分，大師誦完經，在弟子們的簇擁下步出三寶殿。萬眾矚目中，大師與劉毅局長、錢龍飛先生一起拿起了金剪刀……
　　奇跡就在這時出現了！在大師剪下紅綢帶的一刹那間，人群中突然傳來驚呼：“白龍出現了！白龍出現了！”人們紛紛抬頭仰望，只見三寶殿的上空，顯現一條巨大的、祥雲形成的“白龍”，那“白龍”首尾俱全，在湛藍的天空顯得十分逼真。據最先發現“白龍”的遊客描述：開始是一光團，之後很快散開，眨眼間形成“龍”的圖案，“龍”的旁邊，則是一道醒目的白色光柱。目睹這一奇景，數千名觀眾無不激動、稱奇，許多人興奮地感歎：要不是親眼看到，真難以相信！在場在中央、廣東及港、澳地區的記者紛紛攝錄了這一奇景……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筆者如實記錄雷峰塔、白蛇廟開光期間顯現的這一奇事，不是因為筆者本人曾親眼目睹，並有抓拍的照片為證，而僅僅是為了尊重客觀事實，真實記載天地間那一瞬間閃現的“靈光”。信與不信，那是讀者自己的事。

　　活佛握著“蛇王”的手說：“我和你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我感覺我們好像認識很久了，這是緣份啊！"

　　在中國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心目中，活佛是至高無上的。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戒德崇高，影響遍及甘肅、青海、四川、西藏、內蒙及海外許多國家。一代“蛇王”錢龍飛先生，人小闖蕩江湖，以大山為家，與毒蛇為伍，其弘揚中華蛇文化的壯舉，在海內外尤其是東南亞地區享有盛譽。這兩位傳奇人物，是怎樣相識、相知的呢？
　　錢龍飛先生最初是從一位朋友那裡知道貢唐倉大師的。朋友告訴他：貢唐倉活佛是中國西藏甘丹寺第50任賽赤根敦彭措的第六世。甘丹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喀巴創建的第一座寺院，宗喀巴曾親任第一任寺主——甘丹賽赤。“賽赤”，藏語的意思是“金席”、“法台”、即宗喀巴所遺法位傳位於最上高僧，也就是最高佛位。在藏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賽赤僅僅次於達賴、班禪，而在其他所有喇嘛之上。據傳宗喀巴生前曾講過，他將來還要回來擔任第五十任賽赤，因而貢唐賽赤被藏族人民視為是宗喀巴的化身。
　　貢唐倉大師不僅佛經造詣博大精深，而且有一顆強烈的正義和愛國之心。為了促進世界和平，加強中國與其它國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大師近10年先後出訪尼泊爾、義大利、美國、俄羅斯等國。1992年還應美國施主和宗教團體的邀請，赴洛杉磯向各膚色的信眾傳授了寶貴的黃文殊密法。
　　對這樣一位當世難得一遇的高僧大德，錢龍飛先生聽後肅然起敬。他請朋友先向大師轉達他的敬仰之心和恭請之意。不料1994年八、九月份，貢唐倉大師講經後一直在甘、青、川牧區視察，難以聯繫。直到國慶前夕，大師回到蘭州，準備十月上旬赴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議時，才看到朋友的信件和所寄去的海內外媒介有關“蛇王”的報導資料。
　　大師從資料中得知，錢龍飛先生是中國五代十國時吳越王錢溪第33代孫，他1942出生于浙江省永康縣一蛇醫世家，從小跟著爺爺學醫、捕蛇，18歲開始獨自在福建武夷山、雲南大理闖蕩，掌握了祖傳的訓蛇技藝和製作蛇藥的秘方，成為錢氏的掌門傳人。“十年動亂”中，他為了保護錢氏宗譜和欽賜的“鐵券”，懷抱爺爺的牌位，逃到湖南的大山裡隱居起來。本來是亡命在山，卻不料趕上全國大唱革命樣板戲，製作京胡需要大量蛇皮。絕技在身的錢龍飛開始發大財。當時交售一條蛇皮18元，最多時他一天可捕捉上千條蛇。由此起家，錢龍飛1983年辦起了全國第一個出口產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清蛇場。這個聞名海外的“蛇的王國”，占地270畝，有一萬平方米廠房、設施，飼養27種、150萬條蛇，他創造性地運用祖傳馴蛇技藝和中醫藥秘方，進行蛇的馴養、加工、觀賞、藝術表演、醫藥、工藝品等系列綜合性開發利用。加上在湖南、四川、安徽、廣東等省先後建成的大型蛇資源基地，錢龍飛背靠擁有800萬條蛇的充足資源，開發出380多個品種的蛇產品，其中13種高科技專案填補了國內、國際空白。
　　“祖宗傳給我的手藝、秘方，絕不只是為了錢”。出於這樣的追求，“蛇王”多年來有一個夢想，就是期望能在吳越之地、白蛇傳故事的故鄉建成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綜合開發蛇資源、弘揚蛇文化的飛龍世界遊樂城。未能如願後，他便南下尋找機會。可歎的是，當他以浙江人的身份在深圳香密湖、肇慶北大嶺等地投資時，卻因種種障礙難以幹下去。權衡再三，“蛇王”毅然加入了香港籍，然後以獨資商的身份回來投資。他以超前的眼光，宏大的氣魄，1992年元月買下離廣州僅10公里的番禺市飄峰山這塊寶地，10月正式破土動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第一期600多畝、共8萬平方米設施在昔日的荒山崛起……
　　一代“蛇王”的傳奇經歷深深吸引了貢唐倉大師。大師爽快地答覆：與“蛇王”在北京會面。
　　1994年月10月14日，突然襲來的寒流使北京城處在的肅殺的秋風中。貢唐倉大師開完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移居在他的弟子、美國亞洲聯合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玉玲小姐在海澱區文慧園街的一幢私人樓宇裡。當李玉玲小姐引導錢龍飛先生走進貢唐倉大師居住的房間時，大師十分高興地對“蛇王”說：“我已經等你五天了”，然後按照藏族人民迎接貴客的禮節，為“蛇王”掛上了長長的潔白哈達。在藏區，誰能有幸得到大活佛親手掛的哈達，那將是十分難得的榮耀和福份。目睹此景，一旁的李玉玲小姐說：“大師開完會哪裡也不願去，專等你們到來，錢老闆好大的面子啊”。“蛇王”連聲對大師說：“謝謝大師的厚愛”。
　　儘管室外秋風蕭瑟，鋪了地毯、供著佛像的大師居室，卻暖意融融。大師與“蛇王”，仿佛一見如故，談得十分融洽、投機。“蛇王”告訴活佛：整個飛龍世界以蛇文化為中心、民俗文化為基礎，規劃用地980畝，一、二期工程投資9億元人民幣，在10個山頭間建有20個景區、268個景觀和表演場所。項目主要分兩大類：一是賺大錢的項目，二是花大錢的項目。
　　面對大師的詢問，“蛇王”形象地解釋：賺錢要看時代潮流、要懂人的心態：六十年代蕃薯蘿蔔能吃飽就不錯了，七十年代花生米就老酒是一級招待，八十年代全雞全魚，九十年代龍蝦、燕窩、魚翅。2000年以後，富起來的人們要追求健康長壽、回歸大自然，外國人更是如此。“蛇王”說：“賺外國人的錢才是真正的英雄。”據此，飛龍世界一期工程已興建了一系列驚險奇樂、足以讓旅遊者心甘情願掏錢的消費專案：
　　人工造就的花果山水簾洞，外面是38米高的奇峰假山，上面將飼養1000只猴子，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猴山，遊客可登高望遠，與猴同戲。在28米高的山岩，有12米寬、6公分厚的三級瀑布飛流直下。洞內建了69套總統套房，保齡球、桑拿浴、游泳池等高級設施應有盡有，內部是回歸大自然的裝修，不鋪地毯、全部植草坪。設有1320個座位的水上表演廳，經過專門訓練的18名小姐，在現代聲、光、電、氣、霧的配合下，與層疊于水中的3萬條靈蛇同戲共舞。可供3800人同時進餐、亞洲最大的蛇餐館——飛龍大酒樓，有思鄉廳、吃不窮廳、老不低頭廳等七個各具風味的大廳，禦宮廳的龍位和龍柱，龍鳳廳的特製婚床和自動按摩浴缸，給人以超值的享受。以珍貴的蛇腦、蛇眼、蛇舌、蛇鞭等加中藥材精製而成的全蛇宴，被譽為美食極品。還有可觀賞珍稀的白蛇、巨蟒、小草蛇的萬蛇城，可欣賞“萬蛇彩塔”、“瀑布流蛇”、“吹簫引蛇”、“人蛇共眠”等景觀的蛇園……
　　介紹完獨特的賺錢項目，錢龍飛先生真誠地向大師吐露心聲：“我一生忘不了我爺爺臨終前留給我的一句話：錢集人散，錢散人集，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只顧自己賺錢，朋友就會越來越少；如果賺了錢樂善好施，朋友會越聚越多，最終也會財源滾滾”。他告訴大師：在飛龍世界的一期工程中，他已興建了不少尊老愛幼、旨在光大中華傳統文化的項目，除了雷峰塔、白蛇廟和總共28個景點的“白蛇傳”系列景區外，繞山腰已建成92棟、每套58平方米的壽星園，專供海內外華裔百歲壽星分批前來療養，凡來療養的老人，吃、住、行全部由飛龍承擔，每6名老人配一名服務員，一個營養師和一個保健醫生，還可帶一名家屬前來負責起居，月工資880元。此外向全國每一位百歲老人每月贈送150元生活費，156元成本的營養保健品，一年共3680元，由當地老齡委、居委會、派出所確認後發放。公司為此已多次在全國展開了“尋龍”行動，據初步瞭解，第一批全國百歲以上的老人(包括港澳臺)共7000名，加上1000名華裔壽星，總共8000位。“壽星園”旁邊是“愛幼園”，與眾不同的是，公司為每位前來遊玩的兒童贈送一本集道德與知識教育於一體的小畫冊，和一袋公司生產的以蛇骨粉為原料的淘淘營養粉……
　　貢唐倉大師，作為深受國內外佛教徒敬仰的高僧大德，有一顆赤誠的愛國、愛教、愛民之心，其慈悲佛心，雖遭遇21年的冤獄，也不曾有絲毫減損。近10多年來，大師不顧年屆古稀，仍常年奔波於草原牧區、國內海外，宣揚佛法，傳播友誼，替政府調解草山糾紛，捐資四五十萬元興辦民族教育……累累功德，不一而足。如今面對一代“蛇王”的宏大善舉，大師禁不住感動而言：“錢總賺錢大手筆，花錢大氣魄，富貴不忘國家，發財惠及老幼，真是仁風義舉，我一定要支持你的事業！”
　　當晚，李玉玲小姐特意選擇豐澤園，為第二天就要離京的貢唐倉大師餞行，同時為遠道而來的“蛇王”洗塵。席間，大師一邊品嘗著魯菜，一邊談笑風生，回憶他五十年代在四川藏區捐資30萬銀元興辦奶粉廠的往事。臨別時，大師握著“蛇王”的手說：“我和你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我感覺我們好象認識很久了，這是緣份！”

　　面對各路記者，貢唐倉大師侃侃而談：“兩千年前，南方的僧人為西藏傳去了第一部佛經。今天，我帶著12卷經書來到南國。中國各民族同是龍的傳人，我願為廣東人民祈禱發願。”

　　貢唐倉大活佛來到飛龍世界，親自為雷峰塔、白蛇廟主持開光。這消息通過錢龍飛先生在《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廣東電視臺、廣東廣播電臺、香港《文匯報》等各類媒體的鄭重公佈，迅速傳遍粵、港、澳地區。
　　從12月6日開始到12月11日，每天都有萬名左右的遊客從各地來到飛龍世界。盡情遊覽之後，人們無不希望能一睹貢唐倉大師的風采。為滿足廣大遊客的願望，錢先生按照藏族人民的習俗，特意在保健中心門口為貢唐倉大師佈置了法座。每天上午和下午，大師都要出來二三次，為早早排隊等候的遊客摩頂祈福。那場面壯觀而肅穆：金黃色的圓形傘帳下，大師端坐雕龍飾金的法坐，20多名弟子站在身後朗聲誦經。從長長的臺階次第走上來的遊客，一個緊跟一個來到大師坐前，虔誠地合掌、低首。大師無論男女老幼，一概面帶慈笑，用他那厚實的大手輕輕一觸。大師風趣地告訴人們：“佛、法、僧為佛教三寶。既然是個寶，讓僧摸摸頭以示愛護、祝福之意。”
　　活佛與“蛇王”相會，這引起了新聞媒介的濃厚興趣。在錢龍飛先生在飛龍大酒樓舉行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貢唐倉大師面對中央、粵、港、澳各路、各“兵種”的記者，侃侃而談。大師睿智、風趣的談吐，泰然而親切的風采，傾倒了見多識廣的記者們……
　　大師說：“今天與這麼多的新聞界朋友見面，我感到很高興。我為什麼到廣州來呢？有這麼幾個緣由：一是我是個藏族，據西藏古書記載，兩千年前，廣州這裡的和尚給西藏傳去了第一部佛教經典，今天我帶著12部經典來到廣州，這是件十分有意義的事。二是我與錢總以前從未見過面，他聽到我的情況介紹後，一定請我來，從我個人的性格和脾氣來說，一般的什麼開光、剪綵我都不參加，比如我每年要到北京開全國政協常委會，凡看到攝像什麼的，就避開了。但我和錢總在北京相見後，一見如故，好像認識很久了。我認為他是個愛國者，他那麼有錢財，不去享受，也不去國外投資，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大陸投資，令人感動。凡是愛國家、愛民族、愛祖宗的，我都要全力支持。三是廣州原是佛教非常興旺的地方，以後似乎慢慢淡化了，現在在這個地方修起了白蛇廟、雷峰塔，很有意義，既是對傳說中在人間做了許多善事的白蛇娘娘的紀念，又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宣揚。
　　“我看了飛龍世界，感到建得很有意義。在老百姓的看法中，蛇是龍的舅舅，蛇時間長了就會變成龍。飛龍，飛龍，飛上天空的一條龍，很活躍的一條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是很吉祥的。11月12日我到的那個晚上，就在各位記者坐的這張桌子旁、中華民族象徵的龍座前，從二樓天花板上滲下像珠簾一樣的水來，在我們藏族人民的看法中，這是很吉祥的。因為龍離不開水啊！(酒樓的服務小姐事後告訴作者說，二樓的一根水管破了幾天，一直未滲下水來，就在貢唐倉大師當晚走進酒樓大廳的那一刻，天花板上突然滴滴嗒嗒滲下水來，如水簾一般，一直到大師離開。)
　　“馬克思主義認為佛教是客觀唯心主義，為什麼呢？因為佛教認為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世人自身的努力，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種因果報應的思想，講的也是客觀存在。佛教講究緣，有緣就有機會。我們藏族有一句話：紙上寫的字，風吹雨淋就抹掉了；刻在心裡的字，永遠抹不掉。這次我們有緣份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快的廣東、特別是在這個展示了中國龍文化的飛龍世界相會，十分難得。每一個人，雖然職業不同，貧富有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愛國家、愛民族，作為佛教徒，還要加上愛教。我近10年來或代表國家、或以個人身份出訪了一些國家，雖然不少國家比我們國家發達、富裕，生活條件很好，也有一些國家希望我留在他們國家，但我始終想著我是個中國人，我離不開藏族人民，離不開草原。我在國內，不管到哪裡，都要以我的宗教方式為當地人民祈禱。11月28日，在錢先生的安排下，我帶著弟子去看蓮花山的望海觀音時，專門讓20名藏族喇嘛誦了經。在愛國家、愛民族這一點上，我們的心願是共同的，中國各民族同是龍的傳人。這一點人人都要銘刻在心。我願為廣東人民祈禱發願，祝大家紮西德勒(藏語意為吉祥如意)！”
　　大師充滿智慧和哲理的講話，贏得了在場記者們格外熱烈的掌聲！為大師的風采所征服，人人爭相而上與大師合影留念。記者們紛紛評說，貢唐大師“真是一位高僧大德”、“不僅是佛教大師，還是一位哲學家”。
　　從1994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貢唐倉大師在飛龍世界度過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其間他應廣州軍區海軍的盛情邀請，與錢龍飛先生一起到海軍基地參觀，並乘坐軍艦渡海到著名的虎門炮臺，憑弔了鴉片戰爭古戰場遺址。之後又到深圳特區小住了幾日，他的虔誠信徒、一位藏族女企業家專門為大師準備了一幢完全按藏族習慣佈置的花園別墅。
　　12月12日，大師要啟程返回蘭州了。錢龍飛先生以隆重的儀式歡送大師：專門請來的陸海空三軍軍樂隊吹奏著威武、雄壯的樂曲；飛龍的1000多名職工自發聚集在遊樂城高軒的大門兩側，戀戀不捨地目送大師；高掛在旗杆上的鞭炮足足響了10多分鐘。令人稱奇的是，這天一早便開始下雨，但在大師走出他住了將近一個月的保健中心時，霏霏細雨卻突然停住了，大師在人們的歡送中乘車駛出飛龍世界時，天空又驟然大雨傾盆。在前往白雲機場的路上，一直是大雨瓢潑。然而當大師抵達機場時，雨又一次奇妙地停了。大師在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同志事先訂好的貴賓休息室等候飛機起飛的一個多小時裡，儘管天空陰沉，卻滴雨未下。到登上飛機時，白雲機場上空已是陽光燦爛、晴朗無雲。送別的人們目睹在短短兩小時中天氣的這一變化，無不為之稱奇。
　　銀鷹載著貢唐倉大師和他的20多名弟子，飛上藍天，直向西北而去。錢龍飛先生特意派他的女兒錢林萍送大師到蘭州，其心之誠，令大師為之感動。

　　曆世貢唐倉大師簡歷

　　第一世貢唐倉大師根敦彭措

　　第一世貢唐喇嘛根敦彭措於藏曆第十一饒迥土鼠年(西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正月初八日出生在黃河首曲甲考達日則嘉山麓原董氏十八支之一的則衛香秀部落(原四川省阿壩州)。父名本秀，母名道吉堪召。15歲時隨其叔格桑紮西赴藏，入哲蚌寺敦莽紮倉學經。先後從第五世達賴喇嘛、赤·洛智嘉措等大師座前聆受了多種深奧經教的傳授，尤其奉第一世嘉木樣協貝多吉為上師喇嘛，竭誠奉侍。大師學完五部大論，洞悉五般若精義，出類拔萃，被稱譽為“哲蚌格西”。在獲拉讓巴格西學位後，準備隨其叔返裡，遵從嘉木樣的勸告，留藏繼續深造。入下密院習學甚深密宗金剛乘教理，成為顯密兼長的大密宗師。恰紮巴·根敦彭措之名如雷聲震空。
　　土兔年(1699年)，任西藏下密院翁則喇嘛(即領經師)。鐵蛇年主持傳授續部經教，達到很高的學術成就，章嘉·阿旺喬丹等拜他為師。其間，主持擴建密宗經堂，向第六世達賴喇嘛呈獻三千五百兩白銀作為代金，獲准將郎日溪卡劃作下密院勝樂修供儀軌的基金，並主持修訂、新鐫拉薩版“四家合注”。火狗年(1706年)任下密院堪布，第二年就任降則法王，在職班禪大師座前聆受密集等教敕。土牛年(1709年)，嘉木樣回原籍建寺前，師徒曾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共同發願。鐵虎年(1710年)，任白噶增巴的經師，住錫布達拉宮。
　　木羊年(1715年)，繼佛陀第二宗喀巴的法位，任甘丹寺第50賽赤。火雞年(1717年)七月，准喝爾蒙古的鐵騎至達木，班禪羅桑益西和大師率三大寺喇嘛前往調解未果，準噶爾軍進佔拉薩，拉藏汗兵敗被殺。土狗年(1718年)正月，在拉薩主持考察格西優劣，擇其優者分別委任為後藏白居寺等百座寺院的堪布。土豬年(1719年)，准喀爾人徵調僧差，上師為五百僧人授戒，因名前均加“根敦”二字，故稱“五百根敦”。
　　鐵鼠年(1720年)，清軍第二次進軍西藏，驅逐準噶爾軍。七月，七世達賴喇嘛赴藏途經林周縣時，上師前往迎接。十一月初五，在布達拉宮以班禪羅桑益西為軌范師，上師任報辰師，為達賴喇嘛授沙彌戒。鐵牛年(1721年)，嘉木樣協貝多吉示寂，上師敬獻盛大供祭。
　　上師的賽赤任期本來到水虎年(1722年)已滿，因繼任者赤欽·華丹智華前往青海調解羅卜藏丹津事件，任期延至水兔年(1723年)。上師在賽赤任期內，健全了講聽規程和各項制度；敦請羅卜藏丹津充任施主，用安多地方的年稅為宗喀巴大師的銀制靈塔飾金，被稱譽為“甘丹大金塔”；主持對蔡貢唐各寺進行大規模修復，並為南處宏壇寺制定格魯派寺院共同奉行的清規，使其成為他寺的榜樣，被稱為“貢唐三寺”。上師晚年大多住錫貢唐寺，弘傳顯密教法，由此，便把上師的曆世化身稱“赤欽·貢唐倉喇嘛”。木龍年(1724年)，上師年屆77歲，示現圓寂之象，首要弟子赤欽·阿旺喬丹等在貢唐寺前的玉原坪將其法體火化時，舍利上顯出勝樂佛像。
　　上師的親傳弟子除阿旺喬丹外，還有白噶增巴、下密院堪布根敦隆珠、郭莽阿奢梨羅桑丹曲、嘉色·益西紮巴、賽·阿旺紮西、德瓦·洛桑敦珠等多人。
　　第一世貢唐倉大師根敦彭措，前半生正值五世達賴喇嘛執掌西藏政教大權的鼎盛時期；後半生，西藏地方戰亂頻仍，鬥爭激烈，上層多有變故。大師處變不驚，對所有一切不分親疏，不偏不倚，穩若須彌，成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兩方面業績卓著，被朝野視之如寶冠，為後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第二世貢唐倉大師阿旺·丹貝堅贊

　　第二世貢唐喇嘛阿旺·丹貝堅贊於藏曆第十二饒迥火羊年(西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誕生在拉薩達孜縣。3歲時，被奉迎到貢唐寺。5歲時，在嘉色·益西紮巴座前剃髮出家，賜名阿旺·洛桑丹貝嘉參。7歲時，由該師授沙彌戒，入紮西郭莽紮倉。9歲時，當七世達賴喇嘛從西康泰甯返藏時前往迎接，曾受到達賴喇嘛、章嘉·若必多吉等的讚譽。
　　火龍年(1736年)，經拉蔔楞寺德哇倉和賽倉活佛敦促，青海黃河南親王福晉南嘉卓瑪派達爾罕台吉等入藏迎請大師返裡。藏王頗羅鼐稟明班禪後允准。七世達賴賜給一尊無量壽佛、堪布器物等豐厚禮品。途經烏蓋寺小住，秋入拉卜楞寺聞思學院。
　　11歲至20歲之間，在拉卜楞寺潛心學習顯密二乘教理和文化課程，謙恭謹慎、苦學不倦。在第二世嘉木樣季美旺吾座前聆受“慈氏五論”、般若、中觀、俱舍和釋量，廣聞深思，學業日進。後拜數位金剛阿奢梨為師，聆受多種灌頂和隨許、幾種生圓次第的解說和傳授，習學舞畫唪(唪，佛教徒高聲念經)三藝，精通了密乘之學。還拜師學習聲明、詩律、曆算和醫學，名聲日隆，著作甚豐。
　　火虎年(1746年)，前往上阿壩年孜寺，由赤欽·根敦彭措的心傳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親教師和軌范師，向其授近圓戒。在傳授勝樂灌頂時，阿旺曲沛將一世貢唐倉大師賜的那若巴的骨飾法衣給他戴上，說：“現在總算物歸原主了！”這年秋至土龍年(1748年)八月，任舉曼紮倉赤巴(即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規範建立文殊金剛大輪、時輪等儀軌。其間，新建貢唐白樓。
　　土龍年九月至水猴年(1752年)春，任拉蔔楞寺第五任總法台(措欽赤巴)。是年，收到達賴喇嘛噶桑嘉措頒賜的文書、“熙熱格特諾門汗”的封誥及堪布衣飾用器等。任總法台以來，建樹頗多，功績卓著，教學制度蒸蒸日上，四方信眾紛至遝來。
　　水雞年(1753年)，應夏河甘加部落僧俗之請，在甘加白石崖寺新建密宗紮倉，並予護持。
　　木狗年(1754年)，大法台洛桑乃旦圓寂，其實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遠在西藏，大師遂應僧眾之請，複出任拉蔔楞寺第八任總法台，主持教學，並升座講經。次年，辭去總法台職務。後在寺北山后新建益噶曲增靜修院，在此住錫到33歲，勤備苦修甚深瑜伽，證得廣大智慧。其間，還向前來求法者傳授灌頂，教敕和隨許。
　　土兔年(1759年)，章嘉國師在西藏期間，駐京呼圖克圖之一的達紮濟仲活佛示寂。乾隆皇帝傳諭章嘉國師：“需要一位元好喇嘛以代替達紮濟仲。”章嘉國師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轉世學識廣博，性情溫良，堪當此喇嘛之任。”大師奉旨于四月起程，途經青海塔爾寺、佑寧寺，今內蒙古阿拉善、鄂爾多斯等地，前六月十八日抵京，十九日覲見皇上，乾隆帝讓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師面前參拜。閏六月十三日，為皇帝作祈壽法事，皇上賜給狐裘、羯磨念珠、大緞，以及黃緞坐褥、靠墊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駕時，乾隆帝傳諭：“貢唐呼圖克圖不必跪拜。”後特製“貢唐呼圖克圖免禮”牌立于宮禁。是年，大師任金剛阿奢梨，為雍和宮新建的佛像開光。在京期間，每次覲見，都深受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嫺熟朝章禮儀的大臣驚訝不已。自此赤欽`貢唐倉遂入清朝住京八大呼圖克圖之列，大師使拉寺出的第一名呼圖克圖，在北京雍和宮的寢舍至今猶存。
　　土兔年(清乾隆24年)冬，大師身染時疫，皇上派太醫前來視診，章嘉國師回京後遵旨親自作禳災法事。終無效驗，於藏曆十二月三日示寂，時年33歲。鐵龍年(1760年)，由貢唐襄佐根敦智華將其靈骨舍利從京奉迎至拉蔔楞寺。水馬年(1762年)，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大師為其靈塔隆重開光。
　　大師一生，潛心學法，學識廣博，法行謹嚴。致力於拉蔔楞寺的教學和護持，兩度出任總法台，多有建樹；後奉旨入京，備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示寂，未能施展更大抱負。

　　第三世貢唐倉大師貢卻·丹貝仲美

　　第三世貢唐喇嘛貢卻·丹貝仲美於藏曆第十三饒迥水馬年(西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誕生在安多藏區東南的佐蓋曼瑪(今夏河縣佐蓋曼瑪鄉上隆康木村)“噶”氏家族。五歲時，第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力排眾議，認定為上世貢唐喇嘛的轉世。7歲時，被迎入拉蔔楞寺，嘉木樣大師為其授沙彌戒，賜名貢卻·丹貝仲美，拜洛桑仁青為啟蒙教師。鐵兔年(1771年)八世達賴喇嘛降白嘉措按上一世喇嘛的規制賜給堪布用器、印鑒和封誥。水蛇年(1773年)正式入拉卜楞寺聞思學院，在嘉木樣大師座前聆受多種灌頂、教敕和隨許。15歲時，入“新論”學部，習學中觀論，學識大進，出類拔萃，辨論時已無人與之匹對，並學會繪畫和漢、蒙語文。
　　土狗年(1778年)，前往西藏深造，晉美旺布餞行時囑咐：“完成學業後，務必立即返回，為本寺效力。我已如此年邁，你要為我分擔辛勞。”八月初抵達拉薩，入哲蚌寺郭莽紮倉，拜阿奢梨格桑歐珠為師，刻苦攻讀。21歲時，在八世達賴喇嘛降白嘉措座前受近圓戒，拜益西嘉參為師，研讀各大寺教程。因在中觀學部成績優異，被破格授予“拉仁巴”學位而入“尕仁巴”學級。
　　火馬年(1786年)，參加拉薩祈願大法會辯經，對僧眾提出的辯難，都能對答如流，上下皆心悅誠服，讚歎不已，因而正式獲得拉仁巴學位。在西藏求學期間，大師撰寫的《辨了不了義釋難餘論》、《戒學總綱》、《緣起探討》、《俱舍論八品注疏》、《般若第四品總綱》等論著，在哲蚌寺廣為流傳，在西藏知識界聲譽卓著。這一年，晉美旺布專程赴西藏接他東歸，十一月初九日抵達拉蔔楞寺。大師呈獻一對鎦金寶幢，奉安於大經堂之頂。
　　火羊年(1787年)夏，大師來到下靜修院，初次宣講《菩提道次第論》，聽者盈門，都說一年的修習都難以獲得如此大的啟迪。同時，在嘉木樣大師座前進一步聆受有關曆算、詩學、教法源流等的教誨，從阿旺諾布跟前學習醫藥學，還撰寫《三解脫門之建立論》、《四諦建立論》等許多著作。
　　鐵狗年(1790年)，前往四川嘉絨地區的達倉寺講經。翌年，遵照嘉木樣諭示，赴教派林立的上阿壩興建郭莽德慶林寺，建續部經院，出任赤巴(法台)。
　　水鼠年(1792年)至土馬年(1798年)之間，任拉蔔楞寺第21任總法台(措欽赤巴)達六年之久，精心管護寺院，主持迎請嘉木樣轉世事宜。履任之初，針對執事人員姑息寬容、講修風氣日漸衰敗之情，大師以極大的毅力，千方百計，以理說服與僧紀約束相結合，狠抓整肅，才使教學秩序恢復原狀。並頒佈一系列禁令，補充修訂寺院章程，整肅寺規民約。由此僧眾講辯風氣日盛，尤其重視對律藏的修持，寺院湧現出一批虔誠的學僧，從而使拉蔔楞寺的教學水準空前提高，遐邇聞名。從火蛇年(1797年起)，兼任青海佑寧寺和拉蔔楞寺兩寺赤巴，在三年任期內，把教學置於首位，使佑寧寺戒律謹嚴，僧眾注重講聽，人才輩出。大師以拉卜楞寺作為根基，親自或委派精通經論的弟子前往觀摩督導，從北方的佑寧寺到南方的嘉絨倉寺，安多地區南北諸寺皆以講聽“五部大論”為主進行教學，從而奠定聖教基礎。大師功績，彪炳千秋。
　　土馬年(1798年)，主持新建佐蓋多瑪噶丹熱吉林寺，出任嘉木樣轉世的經師。
　　鐵雞年(1801年)，向拉蔔楞寺祈願大法會呈獻有名的“貢唐盛大佈施”，並陳列親自製作的十八種奇妙供品，後到恰蓋寺、佐蓋新寺、達倉寺等處視察教學情況，傳授灌頂和隨許。
　　水狗年(1802年)二月，開始修建現見解脫大金塔(俗稱貢唐寶塔)，在蒙古蘇尼特旗敬造鎦金*輪等飾件，三年後建成。木牛年(1805年)正月初十起，舉行金塔開光儀軌。大師撰寫《塔志·巨大天鼓》。嘉慶帝聽聞建塔之事，頒賜“佛光普照”金匾。
　　後思慮到要撰寫曆世大德的傳記，並擺脫聲名之累和人世喧鬧，大師遂決定不再外出，從他45歲以後輪流住錫本寺和靜修院，閉關靜修，以證道果，其間撰寫出一些專著。
　　土蛇年(1809年)，因嘉木樣赴西藏深造，僧眾擴大會議請大師出任法台，大師婉辭。從這年8月13日開始朝聖，大師輕車簡從，像遁世者那樣，除幾頭騾子外，行裝很少，先後到青海夏瓊寺、塔爾寺、賽珂合寺、卻藏寺、瑪藏崖寺(白馬寺)、瞿曇寺、塘爾垣寺、巴州寺、甘肅永靖羅家洞、白塔寺、安剛寺、炳靈寺等安多的主要佛教聖地進行朝拜供施、發願回向，視察各寺院的教學情況，向僧俗傳授灌頂、教敕、隨許，廣結法緣。
　　鐵馬年(1810年)四月起，向來自塔爾寺、文都寺等處的兩千多僧人傳授“彌紮百法”灌頂。是年，西藏攝政濟隆丹貝貢保來信請他出任九世達賴喇嘛的經師，清朝皇帝也通過西寧辦事大臣兩次傳旨敦請，大師堅辭，隱居不出。
　　木狗年(1814年)，撰寫《對話劇本·引入正道之遊戲》、《正法檀板》等。
　　大師晚年，除潛心修持、勤奮著述外，還向四方信眾廣施法雨，為具緣弟子授戒，向各寺廣作佈施，蓮足兩次蒞監安多藏區南北各寺，督導寺院教學。
　　水羊年(西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五月十三日示寂，終年62歲。其靈骨舍利，奉安於銀制靈塔(現存于貢唐寶塔之中)。
　　三世貢唐倉大師學貫三藏，法行高潔，學識淵博，好學樂施，平生致力於教務，多次外出巡視督導，對佛教教育貢獻巨大，位居中國藏傳佛教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活佛之列。大師才華橫溢，勤於著述，著作等身，許多作品至今被譯為英文、德文出版。12函作品中除宗教論著外，《水木格言》等文學作品，膾炙人口，廣為流傳。

　　第四世貢唐倉大師貢卻·丹貝嘉措

　　第四世貢唐喇嘛貢卻·丹貝嘉措於藏曆木猴年(西元1824年，清道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誕生在拉蔔楞寺鄰近的紮油，姓董氏 。土牛年(1829年)四月十五日，由第三世嘉木樣·久美嘉措主持認定為上世貢唐倉的轉世，於九月初三日迎請到寺，登席繼位。
　　鐵虎年(1830年)正月，在嘉木樣大師座前受沙彌戒。木羊年(1835年)春，入聞思學院，思維敏捷，對教理領悟甚快。
　　鐵鼠年(1840年)春季學期升級穿插辯論時，屢挫辯論高手，嘉木樣大師十分喜悅。夏天，為了赴西藏求學，前往青海河南蒙旗及歐拉、上下阿樹、安曲查理寺及寺屬八大部落。各地舉行盛大宴請，並饋贈豐厚程儀。
　　鐵牛年(1841年)，18歲，赴藏深造。與火爾藏倉·丹貝尼瑪一起前往禮供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參加十一世達賴喇嘛凱珠嘉措登席慶典，敬獻白銀、乘馬等禮品，拜見攝政察道爾諾門汗、達察濟隆華丹益西，第穆呼圖克圖等顯要和大德。冬季學期正式入哲蚌寺郭莽紮倉學經。
　　水兔年(1843年)，到江孜、紮寺倫布寺朝禮。七月初一，在七世班禪丹白尼瑪座前受近圓戒。後朝禮了納唐寺、大慈寺等勝跡。
　　木龍年(1844年)，參加七月柔紮法會辯經，獲得格西學位，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郭莽紮倉襄佐(襄佐，主持全寺政務)等贈送禮品，表示祝賀，冬季學期般若班結業辯論時，主考人員交口稱譽他為“對答如流的格西”。從十二月起，前往後藏、薩迦、夏魯、沃喀、桑日唐瑪等寺、雅隆三勝跡，以及桑耶、甘丹寺、沙拉寺進行朝禮、供施。
　　木蛇年(1845年)，與火爾倉一道啟程返裡。先到科才拜見了嘉木樣大師，抵寺後向寺院贈送成套法舞舞鞋和許多禮品。後在火爾倉多仁巴座前聆受有關中觀的論述和釋難，並開始修習密宗總義。
　　火馬年(1846年)，向襄佐念智嘉措、堪欽·圖丹嘉措等五百喇嘛、僧人傳授綠度母等的隨許。是年，貢唐黃樓竣工，賜名“妙善之源吉祥殊勝殿。”
　　土猴年(1848年)八月，出任甘加白石崖赤巴，恢復該寺教學制度，給予多方護持，至翌年11月，辭去該職。
　　鐵狗年( 1850年)五月，應青海河南親王紮西旺傑之請，就任烏爾蓋寺赤巴之職。其間，向四方信眾傳授灌頂、隨許，弘揚教法，廣結法緣。並拜智貢·丹巴熱吉為師專門學習聲明學。十一月，卻藏·圖丹熱吉前來調解隆務熱貢與拉蔔楞的紛爭，大師作為拉卜楞寺的主要代表，通力協作，使紛爭冰釋，眾生和睦，並主持儀式祝賀調處成功。
　　木兔年(1855年)八月至土羊年(1859年秋)，履任拉蔔楞寺第四十八任總法台。大師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制度之本在於嚴守紀律”。一再重申：委任執事人員，不准鑽營，不得提攜親信，並大刀闊斧、鐵面無私整肅僧紀。從糾察僧人和大小活佛的隨侍人員中清查出一批不良之徒，對其中涉嫌灑色偷竊的三人，張榜開除其寺籍；一部分勸其退寺；大部分品行有汙的人難以混日而自動離寺。這樣前後讓一百多個違犯戒律者還俗，從而徹底清除了寺院的污垢。大師經常強調環境和殿堂、住所的衛生，督導寺院執事人員到寺院各處巡視，檢查衛生，使寺院經常保持清潔，時常督促僧徒注意衣著。由此，拉卜楞寺衛生和僧貌成為其他寺院的楷模，被稱譽為“威嚴貢唐之聖教二潔”(即僧紀嚴明、僧貌整潔)。
　　五年任期內，大師從未放棄教務而前往他處。每一個月學期中親自講授教程500頁，同時主持各種考試，獎優罰劣，使全寺出現好學上進的風氣，教學成績，有目共睹，在此期間拉卜楞寺湧現出眾多格西和各種專業人才。任期內，對夏季學期的講經法壇進行擴建，對丹貝仲美大師的德樣宮進行改裝修飾，重編了藏經樓經書目錄，補充缺書，奉獻經書包袱。對本寺印經院、貢唐印經院、佐蓋新寺印經院的印版和字體一直精心監管，大量印製教材，並使印刷品質大有提高。在繁忙的教務之外，還向本寺和外地來的僧眾傳授多種灌頂、教敕、隨許，並應一些寺院和村莊之請，前往弘傳教法。
　　大師的著作思想深邃，文辭優美，著名的有：《現觀壯嚴論注解及章節》、《入中觀論提要》、《琳賽詳說》、《佛本生補遺》、《上師喇嘛和相應喇嘛甚深瑜伽要義大全》、《第三世嘉木樣大師圓寂紀念日禱辭》、《密集喇嘛瑜伽傳承誦念法》、《蘇尼特右旗夏珠達吉林寺清規·摩尼寶飾》、《三十五類意義修飾習作》、《聲明學散論》以及遊記等多種。
　　土羊年(1859年，清咸豐九年)，甘肅蓮花山修復聖山佛殿，再三邀請大師前住主持開光和嘛呢丹丸修供儀軌。守關的漢官張貼告示，曉喻民眾：“貢唐倉佛爺在此住錫其間，漢藏香客不得酗酒鬥毆；修供期間要斷絕酒肉、蔥蒜及黃煙等物。”五月初，大師抵達聖山，主持嘛呢丹丸修供儀軌。返寺後主持夏季法會的背誦考試，充任七月柔紮法會施主，發放佈施。八月初五日，主持秋季學期背誦考試返回後示現病象，且日漸沉重，遂於十六日辭去赤巴之職，十九日圓寂，終年36歲。念智隆多尼瑪主持焚化靈體，襄佐貢卻嘉措等敬造銀菩提塔奉安靈骨。
　　第四世貢唐倉大師聰明好學，法行謹嚴，赴藏深造，成為有名的格西；返裡後歷任甘加白石崖寺、青海烏爾蓋寺赤巴，多方護持。任拉蔔楞寺總法台期間，全力主持教務，極重學風僧紀，整肅寺院，功績卓著，嘔心瀝血，終於厥職。

　　第五世貢唐倉大師嘉樣·丹貝尼瑪

　　第五世貢唐喇嘛嘉樣·丹貝尼瑪於藏曆第十四饒迥鐵猴年(西元1860年，清咸豐十年)五月四日誕生在科才部落(今夏河縣科才鄉澤偉村)，父名德欽達吉，母名索南吉。四歲時由第四世嘉木樣大師認定為上世喇嘛的轉世。木鼠年(1864年)十月十五日，迎至貢唐拉章，神降節之日，在喜饒嘉措大師座前出家，賜名嘉樣·丹貝尼瑪。後拜格桑嘉措為誦讀教師。火虎年(1866年)四月十五日，在喜饒嘉措大師座前受沙彌戒，13歲，入聞思學院，拜多仁巴·頓悅嘉措為經師。聆受五部大論，循規蹈矩，勉力求學。火鼠年(1876年)參加辯論時，與索智倉活佛的轉世索南嘉措一起就《悟慧論》立宗辯論，大師引經據典，妙語如珠，使眾多學者心折。
　　鐵龍年(1880年)，請紮尼堪欽·阿旺圖丹嘉措到貢唐勒德樣宮，正式受近圓戒，五供節向僧眾奉獻盛大供養。
　　木猴年(1884年)五月，啟程進藏，其時正值喇嘛噶繞在藏，遂住錫策墨林寺。從十月二十一日起開始朝聖禮佛，依次朝禮蔡貢唐寺、紮耶巴寺、仁欽崗寺、曲科傑寺、拉摩朗錯神湖、桑日康瑪寺、鄧薩梯寺、桑耶寺、劄什倫布寺、納塘寺、大慈寺、聶塘寺等衛藏著名道場。
　　木雞年(1885年)祈願大法會期間，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蒞臨經會，大師以施主身份親致祝辭，敬獻白銀二十八錠，向萬名僧人供飯一天，並廣作佈施、施捨。會供法會結束後，啟程返裡。九月初十日，在第四世嘉木樣大師座前聆受魯鄂哇教法之六十二尊勝樂金剛灌頂。
　　火狗年(1886年)夏季學期，就律學立宗辯論，受到密乘學者盛讚。秋，出任熱吉林新寺赤巴。翌年祈願法會後，回到本寺，在嘉木樣大師座前聆受教敕，在阿旺圖丹嘉措大師座前，先後聆受《噶當師弟問道錄》和熱振寺、八邦寺所傳許多稀見法流的傳授，向遠道而來的蒙古信眾傳授灌頂。後前往佐蓋，兼任日多麻寺赤巴，在新寺對誦經音調和印經技術進行嚴格考試，加強寺院教學制度的管理。
　　土鼠年(1888年)祈願法會後辭去日多麻新寺赤巴之職，二月十五日就任西倉新寺赤巴，認真主持背誦考試，嚴格各項教學制度。之後，前往車巴溝、西倉牧區和拉仁關等地傳法。
　　土牛年(1889年)，因患疾病，遂遵嘉木樣大師的諭示，整年閉關靜修。八月底，其師阿旺圖丹嘉措示寂。敬獻沐浴承侍和賻儀基金；向西倉新寺呈獻公共基金後，辭去赤巴之職。
　　從鐵虎年(1890年)夏天起，在甘加白石崖寺長期擔任赤巴，整頓教學制度，制定開支計畫，對寺院各方面予以護持。
　　水龍年(1892年)五月，出任拉蔔楞寺喜金剛學院第九任赤巴。任期內，增加各種正常開支，整肅寺規，使會傳制度更加細緻嚴密。翌年正月，新繪製的香巴拉二十五代法胤畫像告成，恭請嘉木樣為之開光，呈上赴準噶爾和喀爾喀的報告，嘉木樣大師囑咐：“你到蒙區，要利益聖教眾生。”年末，將赤巴之職移交薩木察倉。
　　木馬年(1894年)春，大師啟程，途經青海塔爾寺、甘肅甘州，抵達額濟納土爾扈特。翌年，應準噶爾阿勒泰和土爾扈特四部的敦請，大師蓮足遍及阿勒泰金山南北，弘揚宗喀巴大師開創的教理，進行饒益眾生之盛事。火猴年夏，返回本寺。
　　土豬年(1899年)，道經額濟納土爾扈特到杜爾伯特(外蒙)，途中向夏魯活佛等傳授灌頂、教敕。翌年，抵達烏梁海，傳授各種經典。途經塔爾巴哈台(新疆塔城)和烏魯木齊等地，向信眾傳授灌頂和隨許，在郡王府傳授觀世音隨許，向三十四位修士授近圓戒，向土爾扈特王爺傳授獅面母隨許。
　　鐵牛年(1901年)，為重建貢唐寶塔，前往達裡甘戛傳法，後抵多倫淖爾，建起敬造八大菩薩的作坊。翌年，前往喀爾喀，在車臣貝子寺傳授彌紮百法之灌頂，後應烏裡雅蘇台大臣敦請前往，贈予大師豐厚的禮物，於十一月返寺。
　　水兔年(1903年)夏，遵照嘉木樣的託付，出任拉蔔楞寺第六十九任總法台。木蛇年(1905年)七月柔紮法會期間，呈獻全部常例和額外開支，奉獻盛大供養，後辭去總法台之職。
　　火馬年(1906年)，為嘉木樣大師赴藏籌集經費，第三次赴蒙古地區，在貝子寺、紮哈沁、烏梁海等處，向信眾廣施法雨。年底，返回。翌年，在貢唐現見解脫大塔四周鑲嵌上鎦金八大菩薩像，維修貢唐黃樓和白樓，建成顯密法苑。
　　土雞年(1909年)，拉蔔楞寺建寺二百周年，三月初五，恭請嘉木樣大師到囊欠，敬獻白銀、日用物品一千多種，作為赴藏程儀，後任科才寺赤巴。翌年，科才寺遷回原址，建成經堂和寢舍。
　　鐵豬年(1911年)，到赤欽·根敦彭措的誕生地，煨桑祭祀，豎立經幡，後在查裡寺會見安曲仁波且，到達倉寺、噶欽寺、格迪新寺、郭莽寺等處廣結法緣，並調解哇秀嘉倉與齊哈瑪之間的糾紛。
　　火鼠年(1912年)夏，前往青海迎請嘉木樣，並朝禮塔爾寺。返回科才寺，整頓教學和經會秩序，使其年節喜慶和祈願法會皆按拉蔔楞寺的規範舉行。翌年六月，辭去赤巴之職。
　　木虎年(1914年)，第四次赴蒙古弘法，三月中抵喀爾喀，後與當時被清朝奉為國師的哲布尊丹巴的第八世轉世相會，互贈禮品；抵布裡亞特蘇裡台寺等處，傳授灌頂、隨許，並應三十多座寺院之請擔任名譽寺主。後來我國東北的哈爾濱坐火車抵京。在京二十天中，朝禮聖跡，參觀名勝。後赴五臺山巡禮諸多聖地。十一月初，返回本寺。
　　火龍年(1916年)，第四世嘉木樣大師圓寂。土馬年(1918年)青海西寧馬麒的兵馬襲擊拉蔔楞寺，攝政阿莽倉示寂，當此多事之秋，攝政之職責無旁貸地落到大師肩上。大師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小心謹慎，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靈活地採取對應之策，護持寺院，治理地方，為尋找新的轉世盡心竭力。
　　鐵猴年(1920年)正月，大師前往西康理塘彩瑪村，二月十五日，在理塘大寺彌勒佛像前為嘉木樣的轉世剃髮授戒。後赴青海，多方疏通，幾經周折，才於神降節之日將轉世迎至拉蔔楞寺，大師獻上曼荼羅和數以千計的禮品，呈交禪師印、冊，辭去攝政職務。
　　大師62歲以後，輪流住錫於寺院和靜修院，向各方信眾傳授灌頂、教敕、隨許。木鼠年(1924年)九世班禪大師法駕蒞臨涼州(今甘肅武威)，大師專程前往拜謁。
　　木牛年(1925年)秋，大師前往澤偉靜修院，九月初八日，在外香寺圓寂，終年66歲。
　　著作有《呈獻達賴喇嘛圖丹嘉措祈禱長久住世文和曼荼羅頌辭》、《章嘉活佛傳記補遺》、《赤巴演講錄》、《安曲查裡寺講義》、《歐拉賽勒合山川祭辭》以及聽講筆記、書信、條例等多種。
　　大師一生，蓮足遍及全藏，遠涉內外蒙古，弘揚聖教，廣施法雨。曾任數寺赤巴及拉蔔楞寺總法台，主持教務，精心護持。晚年值多事之秋，出任攝政，主持迎請嘉木樣大師轉世事宜，盡心竭力，功績卓著。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久美·丹貝旺旭

　　第六世貢唐喇嘛久美·丹貝旺旭於藏曆第十五饒迥火虎年(西元1926年，丙寅)正月十三日淩晨誕生，其父為轄美土司久美道吉，母名完噶吉，其母回娘家熱合東土司家(均在今四川省若爾蓋縣)生育。生時天降火球，星命佔有四寅(寅年、寅月、寅日、寅時)
　　第十六饒迥火免年(1927年)，佐蓋赤巴熱合東藏拉噶欽巴賜名班欽嘉。
　　鐵馬年(1930年)，貢唐管家金巴賽多前往徵集轉世名單時，熱合東土司未直言相告。後經鹿羔湖畔長須老者指點，二次去訪時，一小孩來到管家跟前，土司說：“這孩子是轄美土司寄養在我家的。”後經追問，始知其名字、年齡。
　　鐵羊年(1931年)二月十一日，第五世嘉木樣在本道釋迦佛像前問卜，認定班欽嘉為貢唐倉·丹貝尼瑪的轉世。貢唐拉章向熱合東、轄美兩方贖身，神降節奉迎入拉卜楞寺貢唐拉章，登席繼位。
　　水猴年(1932年)正月初八日，在貢唐格勒德樣宮，由久美陳勒嘉措任依止師、由十世班禪經師桑科·久美倉任軌范師，授沙彌戒，賜名久美·丹貝旺旭·久紮秀理南嘉，開始啟蒙朧教育。三月，請毛爾蓋·圖丹嘉措為經師。大師聰明伶俐，學習勤奮，悟性甚高。
　　木狗年(1935年)，前往安曲查理寺拜見安曲仁波且·嘉樣欽熱嘉措。十一月十一日，向拉蔔楞寺總法台德瓦倉報到，簽發了正式入聞思學院學習證書。
　　火鼠年(1936年)第九世班禪卻吉尼瑪蒞臨塔爾寺，嘉木樣師徒四月二十五日于甘加賽欽灘設灶郊迎，六月十五日，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賜傳時輪大灌頂。
　　火牛年(1937年)在貢唐拉章為嘉木樣赴藏深造設宴餞行，呈送曼荼羅等禮品、程儀，並親自送到果洛。
　　土虎年(1938年)，因食韭菜中毒，病情嚴重，嘉木樣大師從西藏來電慰問，後遵轄美洪拉等大師“赴南方為宜”的諭示，啟程南行，過墨曲河後不治自愈。在查裡寺，安曲仁波且傳授長壽等灌頂。
　　土兔年(1939年)，先後在久美陳勒嘉措座前聆受彌紮、金剛曼、瓦日百法及各種修法的灌頂、教敕、隨許。正常經會和課程，從不缺席。
　　鐵龍年(1940年)，前往熙美朵灘迎接嘉木樣大師，六月中，參加河南親王喪儀。
　　水羊年(1943年)，在久美陳勒嘉措座前專門請授洛紮耳傳、文殊*輪、十三金法等的灌頂、隨許。
　　水猴年(1944年)，安曲仁波且圓寂，前往查裡寺致祭。雙岔與熱合東發生草山糾紛，拉蔔楞寺派人調解後，大師應請向雙方傳授大悲觀世音灌頂。冬季學期，與德查·益希嘉措結伴就《般若論》立宗辯論，被認為思維敏捷，對教程理解深刻，獲學者的讚譽。
　　木雞年(1945年)，為去安曲查裡寺主持教務，向嘉木樣大師呈上報告。護持查裡寺華丹瑪桑林多年。夏，回故鄉轄美，認定洪拉大師的轉世。
　　火狗年(1946年)，六月十五日起，應青海河南蒙旗卡松僧俗共請，在澤曲噶瑪灘首次傳授時輪大灌頂，僧俗萬人參加法會。秋，在查裡寺始建設置協敖和考取多仁巴學位的制度，由此，寺院管理健全，教學品質提高。
　　火豬年(1947年)，得悉嘉木樣大師圓寂之信，迅即返寺，舉行盛大祭供。秋，應嘉絨地區卓克基、松崗等土司之請前往傳法。十月，在卓斯甲大悲觀世音佛像前傳授大威德自入儀軌時，佛像上流出甘露，眾人共睹，從此，該地信眾對大師無比崇信。
　　土鼠年(1948年)，三月十五日起，應松崗土司貢保南嘉等的恭請，在松崗曲波鬧布林寺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二次)，大小土司等三千人參加法會，大師對當前和長遠之事給予重大教誨，該地種植大煙的陋習從此根除。三月，獲悉恩師久美陳勒嘉措示寂，立即返回拉蔔楞寺，朝拜靈體，舉行盛大祭供。秋，帶領翻譯秘書高瑞(吳振綱)等百人前往塔爾寺，神降節，請第十世班禪卻吉堅贊確定安曲仁波且的轉世。
　　土牛年(1949年)，五月赴查裡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轉世登席繼位。八月十五日起，應故鄉轄美之請，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三次)。九月二十二日，與薩木察倉一同主持，奉迎德赤·圖丹嘉措入寺登席。彼時，外國傳教士勸其出國，大師堅拒。聞訊解放軍已抵河州，敦促佐蓋土司前去接洽。
　　鐵虎年(1950年)，為解決查裡寺僧人飲水之難，大師設計用竹筒將山上泉水引入淨廚，由此，持棍跛行者大減。
　　鐵兔年(1951年)，拉蔔楞寺六大學院執事、親王府、各部落共同推舉，由大師主持迎請班禪前來認定嘉木樣轉世。三月初三日，在西寧向班禪大師呈送報告。十月初一日，班禪大師在拉卜楞經堂前世靈塔前確定轉世(第六世)。年底，赴京出席全國民族工作擴大會議。在西安初次會見碌奔·喜饒嘉措大師，習仲勳設宴招待。在會上，大師就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寺院作了發言。
　　水龍年(1952年)二月十一日，第六世嘉木樣登席繼位，大師獻上豐厚禮品。夏，因四川黑水地區尚未解放，遊勇散卒四處騷擾，大師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多次宣傳爭取和平解放的好處。在瑪律康受到天寶等四川省軍政領導的接待和讚揚。
　　水蛇年(1953年)，在噶科的柳林中搭帳房養息，並修建一房，賜名“丹達林”(四川紅原縣)
　　木馬年(1954年)，根據嘉木樣大師的諭示，拉蔔楞寺僧眾大會派代表尕藏等到丹達林，敦請大師出任總法台，大師允准。神降節，正式履任拉蔔楞寺第八十五任總法台。任期內，大師除主持日常經會、教務外，還廣為佈施，改善僧人學經生活條件。其時，拉卜楞寺僧侶三千，活佛、格西雲集，施主人財兩旺，貢唐拉章也十分興盛。
　　木羊年(1955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首次蒞臨拉蔔楞寺，傳授大悲觀世音灌頂。後，班禪大師蒞寺，傳授獨雄大威德灌頂。九月十九日，經師毛爾蓋·圖丹嘉措圓寂，大師悲痛莫名，舉行盛大祭供。
　　火猴年(1956年)，八月十五日起，應青海河南蒙旗達參部(今賽龍鄉)之請，在塘嘉高傳授時輪大灌頂(第四次)，三省二十一縣的僧俗萬人參加法會。針對當時三省邊界地區不靖，大師宣講國泰民安之理。夏，在噶科洛發現一藥水泉，並為之開光，被稱為“貢唐藥泉”。
　　火雞年(1957年)，應卓尼車巴溝等僧俗之請，從三月十五日起，向熱丹嘉措為首的僧俗信眾萬人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五次)。秋，辭去總法台之職，前往查裡寺。在噶科基本建成貢唐和平乳品廠和小學。是年，大師的詩學著作在佐蓋新寺刻出。
　　土狗年(1958年)春節，大師主持編導、上演丹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傳》，對戲劇藝術有所創新。二月十五日起，根據原來之請向安曲查裡寺僧俗信眾一萬多人傳授時輪大灌頂(第六次)。當時，有人奉勸大師出國，大師不為所動。後接到四川省“請來成都有事相商”的通知，啟程前往，沿途朝禮峨嵋山普賢菩薩的道場。舊曆四月初八(5月22日)夜半在成都被捕。後貢唐拉章也駐進工作組，大師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所有財產充公。四月，從成都由火車押送至蘭州城內監獄，後移往大沙坪監獄。土雞年(1969年)三月，被送到平涼監獄。
　　從土狗年四月至土羊年(1979年)三月，在獄中度過二十一個春秋。其間，大師除學習漢語漢文外，還閱讀政治著作，學習制鞋、修理、圖案設計等技術。
　　土羊年(1979年)四月十三日獲釋。回合作小住後，四月二十日起，同黃正清等老幹部一道前往成都、重慶、武漢、井崗山、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參觀。年底，被選為甘肅省政協常委。後，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宣佈他無罪，予以徹底平反。
　　鐵猴年(1980年)西曆三月三十日到拉蔔楞寺，在曼巴紮倉經堂接受朝拜，朝禮所餘聖物。 後，前往桑科、科才、博拉、阿木去乎、紮油、佐蓋等地，沿途接受群眾朝拜。反復宣講辦學讀書的重要，並向十所學校捐資萬元。九月，班禪大師視察拉卜楞寺，委任大師為寺管會主任。
　　鐵雞年(1981年)，在成都度過藏曆新年， 後回拉蔔楞寺為二百多位活佛和僧人劃分宅基地，研究文物保護和佛殿維修事宜。甘南黨政領導向省上請示，省上動員大師協助各級政府調解卓尼與佐蓋、科才與青海河南蒙古自冶縣賽龍鄉等的邊界糾紛。冬，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水狗年(1982年)秋，赴川調解草山糾紛。七月初二日，在交界處，大師對雲集的信眾宣講社會穩定、地方太平之理。九月二十三日，班禪大師蒞臨拉卜楞寺，大師彙報兩年管護寺院情況，舉薦嘉木樣大師出任寺管會主任，陪同班禪大師視察甘南7縣、阿壩州若爾蓋、紅原、瑪律康、理縣等，送至成都。
　　水豬年(1983年)七月，參加調解青海河南蒙縣外斯與甘肅瑪曲佐蓋尼瑪的邊界爭議。主持歐拉寺開放儀式。在熙美朵塘捐助學校牧場基金。
　　木鼠年(1984年)三月，政協甘肅省五屆三次會議上被選為副主席。應一些寺院和村莊之請傳授灌頂、教敕、隨許。
　　木牛年(1985年)四月，聞迅拉蔔楞寺大經堂失火，迅速趕來，與嘉木樣大師一同將曆世上師的骨灰奉迎至圖丹頗章佛宮。後赴京彙報，國家決定撥款修復大經堂，由二位大師主持其事。七月，出任拉蔔楞寺大經堂修復委員會副主任。十月，赴藏考察佛殿建築，朝禮各聖跡，特地去哲蚌寺郭莽紮倉夏紮康村、蔡貢唐寺瞻仰、禮供。在甘丹寺講經傳法。後抵劄什倫布寺，向班禪大師請授長壽灌頂。朝拜大昭寺和三大寺時出現多種奇兆，大師廣為佈施。
　　火虎年(1986年)八月，赴西寧參加五省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十一月，任中國佛教代表團團長，赴尼泊爾首都出席世界佛教聯誼會第十五次會議，朝禮佛陀誕生之地藍毗尼園等聖地。後經泰國、香港回京。
　　第十七饒迥火兔年(1987年)，大師62歲。在科才度過藏曆新年後，赴京出席援藏基金會成立大會。七月初十起，在拉卜楞寺向僧俗四千多人傳授金剛曼灌頂，七月二十九日，大師親自為大經堂上梁。九月十九日，在佐蓋多瑪寺傳授金剛手大灌頂。
　　土龍年(1988年)元月，作為班禪大師的隨行人員前往拉薩。六月二十五日起，應阿萬倉僧俗之請，在貢賽卡道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七次)，藏區一百多座寺院的一萬三千僧人、十萬信眾參加了本次大法會，大師還附帶宣講計畫免疫和發展藏族教育的重要，向各校捐資四萬多元。
　　土蛇年(1989年)元月，與嘉木樣一同赴藏朝禮，抵日喀則參加班禪東陵劄什南捷祀殿落成典禮，二十四日班禪大師向來賓作重要講話，大師對班禪說：“為弘揚教法，現在您保重法體至為重要。”二十九日，在成都得悉班禪大師圓寂之訊，即返拉蔔楞寺主持盛大祭供，二月十五日赴京參加班禪大師追悼大會，後向中央就尋找班禪大師轉世提出重要建議。是年，前往紮油、轄美、達倉、郎木寺等處傳法。
　　鐵馬年(1990年)元月，應邀赴莫斯科出席人類環境發展全球論壇會議，大師也就人類環境保護作了發言，並出席總統戈巴契夫舉行的招待宴會。藏曆年上，與兄曲俊嘉、弟嘉樣丹增團聚。五日，為大經堂建成向僧眾傳授發願灌頂，再次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第九十一任)。七月二十五日，主持大經堂落成典禮。九月，赴義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衛和平會，到巴里神學院演講，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參觀梵蒂岡。
　　鐵羊年(1991年)藏曆二月十一日，尋訪貢唐寶塔遺址，三月初八日在遺址舉行治地儀軌，二十五日在曼巴紮倉經堂向三千多僧眾傳授彌紮灌頂。其時淨水碗中出現蓮花，天空出現彩雲。五月，應青海河南蒙縣僧俗之請，在玉赤灘向漢、藏、蒙古等各族信眾十萬多人傳授時輪大灌項(第八次)。六月十三日，辭去總法台。八月十二日起，應若爾蓋轄美僧俗之請在瑪茂塘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九次)，有僧俗信眾十八萬人參加本次大法會。九月一日，在拉蔔楞寺與嘉木樣大師等共同確定火爾藏倉、薩木察倉、恰蓋倉的轉世。
　　水猴年(1992年)，四月初八日，在曼巴紮倉靈塔前卜算確定青海雲日倉活佛的轉世，二十二日視察寶塔複建工程。五月，應請赴蓮花山傳法。六月，前往青海久治縣，十九日晨在玉則山熙措湖傍新建拉則時，天降甘霖，雷鳴虹現。
　　水雞年(1993年)元月，應美國施主及佛教團體之請赴美，在洛杉磯向各膚色信眾數百人傳授紅黃文殊隨許。與施主一同應邀出席美國總統克林頓就職宴會。二十七日回國。再次被選為第八屆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四月，前往塔爾寺朝禮，發放佈施。六月回拉蔔楞寺，根據嘉木樣大師諭示，在新建的大經堂應火爾藏倉、薩木察倉、阿莽倉、德唐倉、琅倉、恰蓋倉等請，傳授獨雄大威德等的灌頂，初結法緣。僧眾專門舉行法會，禱祝大師長久住世，弘法濟生。七月二日，大師與拉卜楞寺諸高僧大德一同將丹貝仲美靈骨舍利奉迎至貢唐寶塔，為尼泊爾工匠敬造的無量光佛像裝藏，積極籌備寶塔開光典禮，國內外三萬多來賓參加了這一盛會。九月，大師出席93屆國際孔子文化節並登泰山。十月出席全國佛教協會六屆會議，再次當選為副會長。之後赴承德朝禮聖跡、參觀名勝。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農曆六月初三至初六)，大師應夏河縣桑科鄉僧眾之請，在桑科草原向國內外四十多萬信眾傳授第十次時輪大灌頂，盛況空前。甘南合作寺重建九層廟時大師捐資十一萬元，十月大師親自為其主持開光典禮。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師應中國五代十國吳越國王錢鎦第三十三代孫，“一代蛇王”錢龍飛先生的恭請，親率二十多名弟子，來到南國廣東，為錢先生所建飛龍世界之雷峰塔、白蛇廟開光，粵港澳近十萬人慕名前來，請求大師摩頂祝福。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嘉木樣大師和貢唐倉大師的調解下，青海省河南縣柯生鄉與甘肅省瑪縣尼瑪鄉長達三十多年、死傷二十多人的邊界爭議終於達成和解協定。五月，赴天水朝禮麥積山、淨土寺、南國寺等勝跡。六、七月在拉卜楞寺應土觀倉、火爾藏倉、薩木察倉、阿莽倉、喇嘛尕爾若等本寺及甘、青、川各佛教教派的一百多位活佛、教敕八十五聖者隨許。十一月赴北京參加第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
　　(曆世貢唐倉大師簡歷主要根據噶·羅桑華丹編寫的藏文稿，紀天材編譯稿整理)

　　後記

　　走進活佛的世界

　　說起藏區，人們很自然就想到藍天、白雲下絕世聳立于祖國西南邊陲的西藏，想到那裡法號悠揚、經幡飄動的金頂寺院；吃糌粑、牛羊肉，喝酥油茶、青稞酒，任高原氧氣稀少、紫外線強烈，我自面色黝黑，身體強健，策馬賓士的藏族同胞……
　　無疑，西藏是中國藏區的中心、世界佛教中獨樹一幟的一大體系藏傳佛教的聖地。但中國藏區並不僅僅是西藏，在位於青藏高原東部、東北部邊緣的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份的草原上，還分佈著廣大的藏族聚居區。在藏民族的傳統習慣中，這裡被稱為安多藏區和康巴藏區，它們與過去被稱為衛藏的西藏一起，組成了中國的三大藏區。
　　本書所寫的第六世貢唐倉·丹貝旺旭大活佛，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甘肅省政協副主席。大師是中國西藏甘丹寺第50任賽赤根敦彭措的第六世。甘丹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執掌西藏政教大權的時代，三大寺左右著西藏的政教事務，其中哲蚌寺和沙拉寺的寺主歷來由達賴喇嘛兼任，而宗喀巴親任第一任大法台的甘丹寺卻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賽赤。賽赤，藏語的意思是“金席”、“法台”，即宗喀巴所遺法位傳位於最上高僧。在藏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賽赤僅次於達賴、班禪，而在其他所有喇嘛之上。據傳宗喀巴生前曾講過，他將來還要轉世回來擔任甘丹寺第50任賽赤，因而貢唐倉賽赤被藏族人民視為是宗喀巴的化身。
　　曆世貢唐倉大師以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著稱，在甘、青、川、藏均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世貢唐倉大師根敦彭措西元1715年出任甘丹寺第50任賽赤達八年之久，同時擔任達賴喇嘛的經師，並代理一年藏王，是當時西藏政教界的風雲人物，備受尊崇。自二世貢唐倉大師丹貝嘉參被迎請到中國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甘肅拉蔔楞寺後，貢唐倉大師又成為該寺僅次於寺主嘉木樣大師的四大賽赤之首，丹貝嘉參還被清朝乾隆皇帝邀請到北京出任清朝皇室宗教活動中心雍和宮第二任大法台；三世貢唐倉大師丹貝仲美是名貫藏區的著名學者，他的一些著作至今被譯為英文、德文出版，他還在拉蔔楞寺創建了著名的貢唐塔，這座寶塔不幸毀於“十年動亂”中，六世貢唐倉大師在國家的支持和國內外佛教徒的捐助下，重建了貢唐塔並於1993年開光；四世貢唐倉大師丹貝嘉措法行嚴謹，擔任位蔔楞寺總法台期間僧紀嚴明、僧貌整潔聞名藏區，被稱譽為“威嚴貢唐之聖教二潔”；五世貢唐倉大師丹貝尼瑪曾給第九世班禪大師灌頂，密傳真言。
　　六世貢唐倉大師已走過的七十年弘法歷程，充滿了傳奇色彩：大師5歲被認定為貢唐五世的轉世，10歲開始學經，21歲起在甘、青、川藏區講經傳法。“丹貝旺旭”，藏語的意思是佛教權威，大師從小拜當時名貫藏區，曾擔任過九世、十世班禪大師傳法教師的拉科倉等數位密宗大師為師，掌握了大小500多個密宗灌頂，成為目前中國藏區接受密宗灌頂最多的一位密宗大師。更難忘的是，1936年，第九世班禪大師返藏途中在拉蔔楞寺舉行時輪大灌頂法會時，進一步以賜灌金剛上師最高頂的方式，把弘揚時輪大法的任務交給了貢唐倉大師，班禪大師希望貢唐倉活佛一生為大眾多灌頂，舉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時輪大講經。貢唐倉大師沒有辜負尊師的期望，從1946年起，至今已舉行了十次時輪大講經。1994年7月，大師在甘肅夏河草原舉行的第10次時輪大講經，以3萬帳篷矗立草原、國內外40多萬信眾玲聽講經的空前盛況，向海內外展示了中國各民族團結友愛、宗教信仰自由的動人景象……藏族人民稱頌貢唐倉大師為“今朝佛陀”、“百年不遇之金剛上師。”
　　更令人敬仰的是，貢唐倉大師從1958年起遭遇了21年冤獄，而愛國愛民之心逾加熾烈。大師把監獄當作修行養性之所，以驚人的毅力學會了漢語普通話，寫出一手漂亮的漢字。1979年平反出獄、重返寶座後，大師以一顆慈悲佛心，為民族地區的安定和發展奔波操勞：協助甘肅、青海兩省政府調解解決了十幾起草山糾紛；勸導牧民群眾發展商品生產、送子女上學；捐資修復寺院、改善牧區教育、醫療衛生條件……種種善行大德，遠播海內外。在很多僧人或迫于形勢，或順應潮流，紛紛還俗破戒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貢唐倉大師出泥不染，保持了崇高的戒德，為佛門正信弟子樹立了光輝榜樣。
　　關於這一點，貢唐倉大師與中共一位資深領導人曾有過一段坦率的對話。那是在1980年，貢唐倉大師55歲，出獄不久。當時的甘肅省委主要領導親自到大師暫住的招待所來看望大師時，出於對大師晚年生活的關心，曾直率地對貢唐倉大師說：“你年紀還不大，找個老伴，照顧你生活。”大師坦誠地對這位後來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導說：“我不能結婚，為什麼呢？有兩筆帳：一是政治帳，你看到了我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威信，正因為這樣我才可以為國家、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如果結了婚，不管信仰我的群眾怎麼想，我都覺得是違背了我的意願，也就不方便為國家和人民多做些工作。二是生活帳，我已經50多歲了，找個年輕的，我也能找上，但我清楚跟我不是出於生活感情；如果找個年紀大的，說不定不是她來照顧我，還要我來照顧她。所以，不論算哪筆帳，我都不能結婚。”
　　經常有朋友問我這樣一個問題：你是怎樣與貢唐倉活佛建立親密感情的？是的，對一般人來說，活佛總是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威嚴、神聖而無緣接近。我，一個普普通通的漢族青年，卻受到貢唐倉大師格外的信賴和關顧。這一方面是因為大師有一顆慈悲的佛心，凡來拜訪他的人，無論地位高低、貧賤富貴，也無論漢族、藏族、回族及黃頭髮的洋人，大師均一視同仁，絕無等級親疏之分。正因為這樣，大師的影響才遠遠超越了藏區，法名響徹漢傳佛教界和歐美無數僧俗大眾的心間。另一方面，我在與大師的交往中，絕無任何功利之念，始終堅守兩條：一為誠信，二為實幹。記得我第一次與大師相識是在1990年7月，26歲的我作為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到草原小城夏河縣專程去採訪拉蔔楞寺大經堂重建開光大典。為了寫好大經堂重建開光的報導，我冒昧打電話到貢唐倉大師的囊欠，要求採訪大師。隨從請示大師後，大師不僅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還讓他的專車到我們居住的小旅館專門來接。那次去採訪大經堂開光的國內外新聞媒介有數十家，而最後數我發的稿最多，除新華社向國內外播發了一篇消息，一篇通訊外，還在上海《新民晚報》發了一個整版的長篇紀實，充分報導了大經堂重建開光的盛況和意義。
　　從這一次機緣開始，我經常找機會就去拜訪大師。大師也幾乎有求必應，不論多忙，他都要抽空接受我的拜訪。就在這個過程中，我萌生了為大師寫書的心願，大師也特別信任我，給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素材。在我1993年底調新華社廣東分社工作前夕，大師應我的要求，在甘肅省政協他的辦公室裡，與我進行了五次長談，向我披露了許多以前從未講過的史料。該書的寫作從1992年底開始動筆算起，到1995年11月28日正文部分完稿，先後經歷了整整三年。由於我首先要比較優異地完成新華社的報導任務，加之1993年底又從甘肅調至廣東，要適應新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因而此書的寫作只能在節假日和業餘時間進行。多年來，幾乎每個星期天我都用來寫作此書，雖然由於水準所限，書寫得並不令我十分滿意，但我是以對大師的一片敬仰之心，用了十二分的努力來寫作的。對此，我心靈感到慰藉。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國佛教界一代宗師、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大師，欣然接受我們的請求，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對這位德高望重的長者的厚愛，我只能從心底裡萬分感謝！
　　此書在寫作過程中，受到許多真誠朋友的無私支持和熱情鼓勵。香港著名實業家、“一代蛇王、”在廣州番禺興建了被譽為“全球最大蛇園”、“世界上第一個蛇文化大觀園”的香港飛龍生物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錢龍飛先生，大師虔誠的弟子、美國加利福利亞州親善大使、美國亞洲聯合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玉玲小姐和她的丈夫劉甯先生，被譽為中國電腦軟體發展行業一匹“黑馬”的廣州西碼資料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蔣祖台先生，以及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胡國華先生，廣州市東山區稅務局局長張炫先生，林洪先生，徐迎心女士等許多朋友，對此書的出版直接或間接地給予了幫助。在此謹表真誠的謝意！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知已難求。我常想：能拜識貢唐倉大師是我一生的榮耀和幸福。為貢唐倉大師寫一本能超越藏區、面向海內外的通俗傳記，是我多年來的一樁心願。現在，我把貢唐倉大師不平凡的一生，如實地奉獻給了讀者。如果大家通過瞭解神秘、莊嚴的活佛世界，從中能有所感悟、有所收穫，我便心滿意足了。
　　*輪常轉，佛光永照。衷心祝願貢唐倉大師健康長壽，為人間的和平安寧廣施法雨！
　　作者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于廣州五羊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