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網 日期:2013/08/16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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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唐倉活佛()清朝封為呼圖克圖,稱貢唐呼圖克圖;中華民國時期續封呼圖克圖,仍稱貢唐呼圖克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稱貢唐倉活佛。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駐錫拉卜楞寺,為甘肅拉卜楞寺四大賽赤之首(其餘三大為薩木察倉、霍爾藏倉、德哇倉)。[1]

 歷世貢唐倉活佛[編輯]

 世代

 生卒年 

中文姓名 

第一世 1648年-1724年 根登彭措

第二世 1727年-1759年 貢唐倉·俄昂丹貝堅參

第三世 1762年-1823年 貢唐倉·貢卻丹貝仲美

第四世 1824年-1859年 貢唐倉·貢卻丹貝嘉措

第五世 1860年-1925年 貢唐倉·嘉樣丹貝尼瑪

第六世 1926年-2000年 貢唐倉·久美丹貝旺旭

第七世 2002年- 貢唐倉·洛桑格來·丹貝堪虔[2][3] 

參考文獻[編輯] 

1.^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轉世靈童認定. 中國西藏網. 2005-12-01.

2.^ 嘉木樣活佛主持認定第六世貢唐倉活佛轉世靈童. 新華網.

3.^ 七世貢唐倉• 洛桑格來•丹貝堪虔活佛坐床活動結束. 新華網.

 

 

金席大師貢唐倉
  王雲峰

  中國西部的青藏高原,是一片凝重、神奇的土地。它高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以其涵括著地球上幾乎最高的一些山脈——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巴顏喀拉山、唐古喇山及孕育了中華大地和亞洲南部許多大江大河的博大胸懷,被世人豪邁地稱為“世界屋脊”、“江河源頭”。
  構成這片高原對世人具有永久魅力和吸引力的,不僅僅是碧藍的天空,強烈的陽光下廣袤的草原、無垠的荒漠、晶瑩的雪峰,滾動的牛羊,驃悍的牧民,悠遠的歷史,獨特的文化,更主要的是在這塊世上獨一無二的雪域,盛開著獨樹一幟的佛教奇葩——藏傳佛教。金碧輝煌的寺廟經堂、身披袈裟的活佛喇嘛,虔誠至信的善男信女……千百年來香火不斷、經聲不息,與漢語系佛教、巴厘語系佛教並稱佛教三大語系的藏傳佛教,紮根在中國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及歐美無數僧俗大眾的心間,成為他們世代相傳、刻骨銘心的精神支柱。這一十分獨特、神奇,使雪域高原沉浸在濃濃佛光裡的神秘的宗教文化,使整個藏民族和他們繁衍生息的雪域高原,對外界產生了擋不住的、越來越強烈的誘惑……
  本書所記敘的,便是曾擔任過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佛位甘丹寺“賽赤”的貢唐倉一世的轉世——第六世貢唐倉·丹貝旺旭大活佛的故事。

  280年前,一位來自四川藏區名叫根敦彭措的喇嘛,出任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佛位“甘丹赤巴”,由此開始了著名的貢唐倉活佛轉世體系

  藏曆第十一繞迥土鼠年(西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藏曆以60年為一個週期,它用十二生肖和五行配合計數,如鐵鼠年、木牛年、水虎年)正月初八日,第一世貢唐倉·根敦彭措誕生在黃河首曲甲考達日則嘉山麓原董氏(藏族有四大氏,董為四大氏之一)十八支系之一的則衛香秀部落(原屬四川省阿壩州,今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齊哈瑪鄉)。父親名叫本秀,母親名叫道吉堪召。西元1663年,15歲的根敦彭措跟隨叔父格桑紮西,長途跋涉前往佛教聖地西藏,進入拉薩哲蚌寺郭莽紮倉學經(紮倉,藏語意為僧院,是藏傳佛教僧眾學習經典的學校)。哲蚌寺位於拉薩東南10公里處,由宗喀巴的弟子江央曲結紮什巴丹依夢中神的啟示,請示宗喀巴後所建,據說神還在此地遺下了一具象徵法音響徹環宇的海螺,因而得名“哲蚌寺”。哲蚌寺後來發展成為黃教最大的寺院,喇嘛最多時達7700名。
  當時在哲蚌寺學經的喇嘛,以籍貫的異同分聚在一處,形成相對獨立的“密村”,由若干個密村組成較大的“康村”,幾個康村進而形成有堪布的“紮倉”。根敦彭措學經的敦莽紮倉,即是哲蚌寺的七大紮倉之一,隸屬恰紮康村。在許多高僧大德及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座前,聆受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多種深身奧玄妙的佛經教授。尤其是奉出生於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的第一世嘉木樣俄項宗哲大師為上師喇嘛,竭誠學習。根敦彭措學完顯宗佛學的釋量、般若、中觀、俱舍、律學五部大論,洞悉五般若精義(般若意為“智慧”),佛經造詣出類拔萃,被稱譽為“哲蚌格西”。藏傳佛教僧人要完成五部經論的學習,必須勤奮攻讀15至20年時間,畢業後只有考取了格西學位者,才被認為完成了顯宗方面的修習,具備了進修密宗以求深造的資格。根敦彭措在獲得藏傳佛教顯宗最高的格西(意為善知識,即博士)第一等拉然巴(即拉薩傳大召期間,在三大寺僧眾會上,考取的最高僧侶學位,獲此學位便可被派為活佛的經師或屬寺的經師,去世後還可成為新的活佛轉世系統)學位後,準備隨叔父返回家鄉。後來遵從一世嘉木樣的勸告,留在西藏繼續深造。隨後升入拉薩三大寺共同的密宗專修機構之一的下密院,即舉麥紮倉,另一平行的機構為上密院,即舉堆紮倉),學習密宗金剛乘教理,終於成為顯密兼長的大密宗師,名貫雪域。
  根敦彭措在西藏學經求法的前半生,正是達賴喇嘛執掌西藏政教大權的鼎盛時期。這一局面的出現,應當首先歸功於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法名羅桑紮巴,系今青海省西寧附近宗喀地方人,生於西元1357年(元順帝至正17年),7歲出家為僧,17歲到西藏求法學經。相傳他降生時剪臍帶滴血的地方,長出一株旃檀樹,枝葉茂盛,樹上10萬片葉子每片上自然顯出一尊獅子吼佛像,藏族人民因此稱他降生的地方為“根本木”,即“十萬佛像”之意。這棵神奇的旃檀樹,早已成為佛教聖跡之一,如今保存在青海省西寧附近的塔爾寺金瓦寺的金塔之中,從它的根部生出的另一枝,則被金瓦寺臺階前的石欄護衛著,每日瞻禮參拜這棵聖樹者絡繹不絕。
  當宗喀巴大師1373年到達西藏求法之時,正值西藏教派林立之日。約在西元7世紀中贊普(即國王)松贊干布時代佛教傳入吐蕃(唐時對西藏的稱呼,‘蕃’應讀bo)。佛教在本土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寧瑪(藏語意古、舊,因該派僧人穿紅色袈裟、戴紅色僧帽,俗稱“紅教”)、噶舉(藏語意為“佛語傳承”,因該派僧人穿白色僧裙和上衣,俗稱“白教”)、薩迦(藏語意為“白土”,因該派在寺廟圍牆塗有象徵文殊、觀意和金剛手的紅、白、黑三色花紋,俗稱“花教”)等眾多的教派。每一教派之內,又分若士支派,其中勢力最大、信徒最多者為噶舉、薩迦兩派。《西藏民族政教史》記載:“因此兩派互爭外勢,故真學實行之士,日漸減少,至元末明初,顯密教法衰微甚矣,除少數大德外,幾不知戒律為何事,寺院僧侶盡同俗裝”。戒律鬆馳,高級僧侶追逐利祿,淫樂無度,一般喇嘛隨心所欲,橫行不法。藏傳佛教到了14世紀呈現一派頹廢萎糜之相。
  被尊為“佛陀第二”(佛陀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宗喀巴法王,到西藏後廣聞博學,先後跟從薩迦、噶舉等派僧人學習,到14世紀80年代末已遍學藏傳佛教各派顯密經論,34歲時(西元1390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已對佛經密乘教典、灌頂諸法有了高深的造詣。他深感當時的薩迦、噶舉等派僧人不守戒律、胡作亂為,違背了佛教本旨,乃發願創造新派。他不愧為“站在所有大師肩上”的僧人,博採眾長,著書立說,授徒傳教,創立了敬重戒律,提倡“苦行”,顯宗密宗雙修,偏重顯宗,同時在密宗教義修煉方面吸取了佛教所有教派精化的格魯派。格魯,藏語意為“善律”或“善規”,僧人均戴黃色僧帽,俗稱“黃教”。宗喀巴重振佛教、改革佛教的舉動,賦予了藏傳佛教長久的生命力,經由他的解釋、深化,佛教教義更加貼近“人間”、貼近現實,更容易被僧俗大眾所接受,因而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和信徒,而且受到當時統治西藏的噶舉派第司政權(由帕木竹巴支派掌權,也叫帕竹政權)第五代法王紮巴堅參的讚賞和推崇。西元1409年(明成祖永樂七年),宗喀巴率領眾弟子創建了藏傳佛教格魯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
  甘丹寺,藏語意為“具足喜樂”,位於拉薩以東30公里的山上,宮殿依山而建,高低錯落,形勢與布達拉宮相仿,宗喀巴大師生前講經於此,修煉於此,最後於西元1409年,藏曆十月二十五日圓寂於寺中的一間小室,享年62歲。相傳大師圓寂後,弟子們將其身體置向南方,法體卻表示願朝東方,以示他轉世後仍在中國傳法,佛座下於是生出一硬似手指之物,指向東方。大師的肉身保存在寺中一座高兩丈的金質靈塔之中,為使人們能夠瞻仰,寶塔原有個可以開啟的小木門,後來達賴喇嘛下令關閉小門,以完好地保存法體,據從前有些看到法體的貴族說,大師的頭髮已長過膝蓋,指甲盤到肩上,黃帽袈裟仍如新的一般。宗喀巴的遺跡、遺物,及他與弟子克珠傑親手製作的佛像、塔幢等宗教用品,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前來頂禮膜拜,成為甘丹寺最具魅力的地方。這座由宗喀巴大師親手創建的黃教第一所道場,與後來興建的沙拉寺、哲蚌寺並稱為拉薩三大寺。
  宗喀巴最著名的弟子有八人,第一個是甲曹傑,第二個是克珠傑,第八個是根敦朱巴,這後兩大弟子便是後來所形成的班禪、達賴兩大活佛轉世系統的第一世。達賴喇嘛的稱號最早開始于三世達賴索南嘉措。西元1578年(明朝萬曆六年),被明朝封為順義王的俺答汗率眾由內蒙古土默特部進入青海後,迎請索南嘉措到青海傳教,兩人在青海湖東的仰華寺見面後,互贈尊號,“聖識一切”是漢語“遍知一切”之意,“瓦齊爾達喇”是梵文,原意為“金剛菩薩”,有堅強之意。“達賴”是蒙古語,意為“大海","喇嘛”是藏語,意為“上師”。整個名號的意思是’“無所不知的堅強的象大海一樣偉大的大師”。清朝時又冊封第五世達賴羅桑嘉措“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遍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的尊號。
  班禪的名號始於克珠傑的第四世傳承者羅桑曲結。西元1641年,五世達賴與羅桑曲結商議,密召由新疆進入青海的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率大軍進藏,推翻了統治西藏約24年的噶舉派噶瑪政權(噶瑪為噶舉的另一支派),格魯派正式取得西藏政教大權。1645年(清順治二年),固始汗給羅桑曲結贈送了“班禪博克多”的尊號,“班”是“班智達”的簡稱,梵語“智慧、學者”的意思;“禪”是藏語“禪寶”的簡稱,“大”之意;“博克多”是蒙語對英武、睿智之人的尊稱。西元1713年(清康熙52年),清朝又加封五世班禪羅桑益西“額爾德尼”的尊號(滿語意為“珍寶”),這樣整個的名號全意為“智勇雙全的高貴的大學者”。從此達賴、班禪獲得了藏、蒙佛教各派總首領的地位,達賴喇嘛被尊為觀音菩薩的化身,班禪被尊為無量光佛轉世。宗喀巴的這兩大傳世弟子一個住前藏,一個住後藏劄什倫布寺,掌握著西藏的政教大權。藏語民間諺語說:“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
  經過宗喀巴以來300多年的發展,到17世紀時,格魯派在藏蒙地區取得了絕對的主導地位。據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達賴喇嘛報理藩院的數字,當時全藏格魯派寺廟共3477所,喇嘛31,6230人。
  根敦彭措正是在格魯派的這一輝煌時期赴西藏求法、並得以聲名顯赫的。1699年,他出任拉薩下密院翁則(密宗苦修僧院引導頌經的喇嘛,要求很高,只能從獲得第一、二名拉然巴學位的僧人中考選升任),之後主持傳授續部經教,達到很高的學術成就,門徒眾多。這期間,主持修建密宗經堂,向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呈獻3500兩白銀作為代金,獲准將郎日溪卡(即莊院)劃作下密院勝樂(密宗的三大神之一,另外兩個為密集神、大威德)修供儀規的基金,並主持校勘審定、新鐫拉薩版《四方合注》(密宗的一種必修課本)。1706年,擔任下密院堪布(主持)。獲得這一職務十分不易,只有考選了翁則喇嘛的高僧才能升任。第二年,就任降仔法王(即降仔曲吉),在班禪大師座前聆受了密集等教敕。1710年,根敦彭措任完六世達賴(益西嘉措白噶增巴)的經師,住錫布達拉宮。
  五世達賴時,給全藏所有的格魯派寺廟規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人數目,如規定甘丹寺為3300名,沙拉寺5500名,哲蚌寺7700名,劄什倫布寺為3800名。尤其拉薩三大寺在過去左右著西藏的政教事務,五世達賴以後,曆世達賴兼任哲蚌寺和沙拉寺的寺主,另派堪布一人代表他去管理寺政,兩寺的洛本(即教師)和劄倉堪布,都是由達賴委任的,沙拉寺和哲蚌寺每月派人向達賴獻哈達一次,報告寺內情況,並請安問候。特別是哲蚌寺,達賴對其有特別的感情,達賴未執政前的曆輩就居住在哲蚌寺的甘丹頗章宮,五世達賴在固始汗擁立下最初建立的政權就叫“甘丹頗章”政權。
  甘丹寺則不同。它有自己的寺主——甘丹赤巴。“赤巴”,也叫“賽赤”,“賽”即“金子”,“赤”為“台”或“床”,宗喀巴生前講經的法座,在他圓寂後被弟子、信民用黃金包裹,因此“賽赤”意為“金座”、“金席”、“法座”,“上座”,即宗喀巴所遺座位傳位於最上高僧。作為黃教的第一根本寺院,該寺的法台不同於其它寺院的住持,他實際是黃教教主的位置。甘丹寺建成後,宗喀巴親任第一任赤巴,他一生對於佛教的改革和創造,就是從這裡發揚出去的。其後,大師的第一大弟子甲曹傑繼任第二任甘丹赤巴,第三任甘丹赤巴則是被追認為一世班禪的宗喀巴第二大弟子克珠傑。該寺法台因而被認為是宗喀巴的化身,享有崇高、特殊的地位,達賴本人見到他時也要站起來敬禮、並賜給座位。在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可出任攝政。在西藏人民的看法中,甘丹赤巴僅次於達賴、班禪,而在其他一切喇嘛之上,在每年舉行的“祈願大法會”——拉薩默朗木大法會(宗喀巴始創於1409年,明永樂七年)上,甘丹赤巴居於首位,權力高於一切,可指揮所有與會僧俗群眾。
  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進階,甘丹赤巴原來是終身職位,後來甘丹寺設立了夏仔劄倉(意為東學院)和降仔劄倉(意為北學院)後,甘丹赤巴就從這兩個學院中的夏仔曲吉和降仔曲吉(曲吉為一種學級尊號,即法王)中產生,兩人替補升任,任期七年。大法會時,甘丹赤巴的這兩名候補者分別坐于甘丹赤巴的左右。甘丹赤巴任滿新換時,如果前一任是由夏仔曲吉升任的,那末這一任就由降仔曲吉補升,如此輪流。按慣例,夏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後,其遺缺由拉薩上密院堪布繼任。降仔曲吉升任甘丹赤巴後,遺缺由下密院堪布繼任。甘丹赤巴圓寂後的轉世多為它寺請去供養,稱為“示慶”(大赤巴)。一名學經僧人要想登上甘丹赤巴的崇高地位,十分不易,一帆風順也要在50歲以後。
  先是在上、下密院學習的學員在學業、品德等方面有所成就者,才有可能被推薦擔任“格貴”(掌堂師,俗稱“鐵棒喇嘛”,負責執行規章戒律,維持經堂秩序)的職務,算是登上了繼續升級的軌道和階梯。在有缺可補時,可升任翁則喇嘛,該職任滿後再按年資候升堪布。上、下密院堪布任期為三年,任滿退職後名為堪蘇(退職或卸任堪布)。之後再按年資升任夏仔曲吉或降仔曲吉,直到甘丹赤巴。達到這一地位,才成為活佛,可以轉世。這一艱難的過程和嚴格的苦修、苦行,曾使不少取得了高級格西學位的喇嘛,望之興歎乃至半途而廢!
  西元1715年,67歲的根敦彭措當之無愧地登上宗喀巴傳下來的法位,但任甘丹寺第50任賽赤,成為西藏政教界的風雲人物。
  五世達賴之後的西藏,這時正處於大變故、大動盪之際。先是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66歲的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在布達拉宮圓寂,在達賴之下總理政事的第巴(西藏老百姓稱之為藏王)桑結嘉措企圖專斷西藏政教大權,秘不發喪。在康熙皇帝的嚴厲追究下,直到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才迎立倉央喜措為六世達賴,在布達拉宮坐床。1705年,第巴桑結喜嘉措因與繼承了固始汗汗位的拉藏汗發生衝突,雙方爆發了戰爭,結果藏軍被蒙古軍隊擊潰,桑結嘉措被拉藏汗的妃子處死。拉藏汗勝利後便奏請康熙皇帝,認為桑結嘉措所立的倉央嘉措不是真達賴靈童,請予廢立。倉央嘉措在被“解送”北京途中,行至青海湖畔逝世,時年23歲(另有一說認為到青海湖後突然下落不明,傳說周遊印度、尼泊爾及甘肅、青海、蒙古弘揚佛法)。拉藏汗乃另立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前後達11年,但西藏人民認為益西嘉措是假達賴,始終不予承認。這期間,被拉藏汗奉為上師的根敦彭措曾代理一年藏王。
  就這樣,根敦彭措一身兼任三職:甘丹赤巴,六世達賴經師,代理藏王。他出行的時候,便可以用三種不同的華蓋(傘):傘面和懸垂的三層簾幕全為金黃色的是甘丹赤巴的華蓋,這是最為尊貴的。藏王用五顏六色的花傘,達賴經師則可打一半黃色,一半紅色的華蓋。一人可用三種象徵不同身份的華蓋,十分難得,可見根敦彭措當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地位。
  西元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桑結嘉措的部下勾結與青海厄魯特蒙古有世仇的新疆準噶爾蒙古,派遣精兵從藏北騰格裡海(即藏北南木錯湖)突襲西藏。在此危機關頭,五世班禪羅桑益西和甘丹赤巴根敦彭措上師率領三大寺喇嘛前往調解,沒成功,!徃煉祭睾貢鼙簧保⒌牧來錮狄脖磺粲謨氬即錮嗔囊┩跎繳希?720躁他被解*^到承德後稱熱河達賴喇嘛)。這次事變結束了固始汗子孫對西藏75年的控制。在此紛亂時期,根敦彭措竭力弘揚教法,1718年,他在拉薩主持考察格西優劣,擇其優者分別委任為後藏白居寺等100多座寺院的盔k肌?719年,讞 煉蘇韉魃睿鮮ξ?00僧人授戒,因名前都加根敦,被稱為“五百根敦”。
  準噶爾蒙古葔佔領西淛後,不但不服從清朝的統治,而且威脅到四川、雲南、青海等省的安全。為此,康熙皇帝于1718年-墒?\軍進藏,不幸在黑河被準噶爾蒙古所困,全軍覆滅。第二年,康熙帝第二次組織軍隊進藏,這一次規模宏大,近兩萬名大軍由青海、四川分兩路進發,長驅直入,連連打敗準噶爾蒙古軍,終於把准噶?蒙古軍J[逐出西藏,其殘部由藏北草原逃回新疆伊犁。與此同時,康熙帝冊封當時被青海蒙藏僧眾從四川西x襖硤了掠氳剿鹿┭?2歲活佛噶桑嘉措為七世達賴喇嘛,由青海中路進藏的清軍保護,送往布達拉宮俳床。
  1720年7月,七世達賴前往西藏途經林周縣時,根敦彭措上師率三大寺要員前往迎接。9月15日,七世達賴在布達拉宮舉行了坐床典禮。十一月初五,五世班禪羅桑益西做軌范師,根敦彭措任報辰師,為七世達賴授了沙彌戒。1721年,一世嘉木樣在拉蔔楞寺圓寂,根敦彭措上師鉲獻了盛大供施。
  根敦彭措上師的甘丹赤巴任期本來到1722年,因繼任者赤欽`華丹智華(赤欽是對擔如↓賽赤佛位、有崇高聲望者的尊稱,際大賽赤、大師之意,不是所有賽赤能獲此稱)前往青海調解?懠藏丹劍u錄ù聳鼻嗪C曬怕薏疾氐そ蛘季菸髂鵲兀環憂宄持危逭形渥疤址ィ噯紋躚映さ?嚓3年。
  在賽赤任期內,根敦彭措成績顯著:健全了甘丹寺的講聽規程和各項制度,稇請青海脌z怕薏疾氐そ虺淙問┲鰨冒捕嗟胤降哪晁拔誑Π痛笫Φ囊柿樗謂穡懷樸案實ご蠼鶿薄V鞽侄岳坦碧頻胤降母魎陸寫蠊婺P薷矗⑽洗晏乘輪貧爍衤撐傷略汗餐鈈械那騫媯蠱涑褭碌陌裱懷莆肮碧迫隆薄I鮮ν砟輳蟛糠質奔渥∥碧撲攏氪悅芙譚ǎ紗耍卮鸞探?惆迅嘏澩膁剖Φ睦闌遝譜鼇俺嗲鍘す碧撇幀薄!安幀筆恰凹搖鋇囊饉跡賾鋃雜醒實睦鐧淖鴣啤U怯捎謖飧隼吩ㄔ矗攔碧撇執笫υ諼韃叵磧諧綹叩牡匚唬質攔碧撇執笫Φ獎本┛崾保E齙秸庋腥?那榫埃愐蛩撬拇ò尤耍拇ǖ拇硭蕩笫κ撬拇ǖ幕罘穡韃氐拇碓蛩蕩笫κ俏韃氐幕罘穡仕嗟拇碭蕩笫κ歉仕嗟幕罘稹?
  關於貢唐倉活佛轉世系統的形成,除了根敦彭措上師擔任了崇高的第50任甘丹赤巴佛位這一根本緣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拉藏汗擒殺藏王桑結嘉措後,把從拉薩到甘丹寺之間一塊很大的叫蔡貢唐的地方賜給了根敦彭措,作為他的教民。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蔡貢唐擁有三座分屬格魯派和噶舉派的寺院。“十年文革”後倖存下來的一座貢唐寺,也在歲月的風塵中破敗。1986年,第六世貢唐大師丹貝旺旭考察西藏時,佈施資金修復這座信奉噶舉派的貢唐寺,目前已修起了一座經堂,裡面有一座精美的5米高的泥塑佛像。有人曾問第六世貢唐大師丹貝旺旭:“您是格魯派的大活佛,為什麼修復噶舉派的貢唐寺呢?”大師回答:“格魯派、噶舉派均屬於藏傳佛教,不能有門戶之見。各教派之間相容共處,不宣揚自己,不貶低別人,百花齊放,活躍爭鳴,這正是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也正是藏傳佛教經歷千百年而經久不衰的原因。”
  1724年冬,77歲的根敦彭措上師走完了他弘揚佛法的輝煌旅程,安然圓寂。上師的首要弟子赤欽·阿旺喬丹(即著名的熱振活佛的第一世,做過第七世達賴的經師,也出任甘丹赤巴)等在貢唐寺前的玉原坪將上師法體火化。“圓寂”,是佛教對於僧尼逝世的一種美稱,是“涅  磐”的異名,“般涅磐”的略稱,意為“圓滿”、“寂滅”。佛教認為,涅磐寂靜,是智慧福德圓滿成就,永恆寂靜,超脫生死的最安樂境界。《釋氏要覽》中說:“釋氏死,謂涅磐、圓寂、歸真、歸寂、滅度、遷化、須世,旨一義也。”
  根敦彭措一生,潛心學法,名貫三藏,知識廣博,法行高潔,培養了一批有名的弟子,除阿旺喬丹外,還有白噶增巴(即六世達賴益西嘉措)、下密院堪布根敦隆珠、郭莽阿奢黎 羅桑丹曲、第巴羅頓珠(即拉蔔楞寺第四位賽赤德哇倉的一世)等。尤其是他的後半生,正處於西藏歷史上戰亂頻仍,上層鬥爭激烈的大變動時期,大師虛懷若谷,處變不驚,對所有一切不分親疏,不偏不倚,穩若須彌,成為僧俗的精神柱石政教兩方面業績卓著,被朝野尊之如寶冠,為後世堪布和喇嘛的楷模。

  拉蔔楞寺從西藏隆重迎請第二世貢唐倉·丹貝堅贊返裡。此後,曆世貢唐倉師成為拉蔔楞寺四大賽赤之首

  藏傳佛教格魯派有六大宗主寺院,其中四座在西藏:拉薩的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後藏日喀則的劄什倫布寺。另外兩座在安多藏區:青海省湟中縣宗喀巴誕生地的塔爾寺,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拉蔔楞寺。
  創建拉蔔楞寺的是第一世嘉木樣華秀·俄項宗哲。
  俄項宗哲屬藏族董氏十八支系之一的華秀族。據《安多政教史》記載:華秀三部之一的格班族原居住在黃河上游,華秀萬紅與阿柔萬德的女兒成親時,華秀萬紅在帳篷裡陳列了盔甲武器,以示隆重。阿柔萬德卻認為不禮貌,當場鬥毆,阿柔萬德的兒子不幸被打死,阿柔萬德便集兵把華秀萬紅趕走。華秀萬紅率部遷居到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有趣的是,一世嘉木樣與一世貢唐倉不僅出生於同一年:藏曆第十一饒迥土鼠年(西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而且在同一天:農曆正月初八日。不同的只是一個在甘加哇代部落,一個在瑪曲縣則衛香秀部落。這也許就是兩位大師日後在拉薩求法期間結為師徒,並成為拉蔔楞寺兩位至尊的緣份吧!
  一世嘉木樣俄項宗哲7歲學經,13歲出家為僧。21歲赴西藏哲蚌寺郭莽紮倉學法。他雖家境貧寒,但勤奮好學,聰慧有志,入藏求法前曾立誓:“我去拉薩,一定要學業有所成就,若中途而廢,請地方神消滅我。”到拉薩後,赴各寺朝禮禱告,相傳他朝拜文殊菩薩金像請求保佑學業進步時,文殊菩薩含笑接受了他獻的哈達,俄項宗哲因此有“嘉木樣協巴多吉”之稱,“嘉木樣”藏語意為“文殊菩薩”,“協巴”為“笑”意。嘉木樣尊號由此而來。
  正是憑著堅強的毅力和對佛的一片赤誠,一世嘉木樣博覽經卷,慎思明辯,很快享譽拉薩,33歲時就開始收徒傳經。53歲時,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以哲蚌寺郭莽學院眾僧之意,請他出任郭莽紮倉堪布。他連任八年,作風清高,秉性慈善,學問淵博,精通顯密二宗,深得僧眾的敬仰。他與藏王桑結嘉措往來密切,拉藏汗與桑結嘉措發生衝突時,六世達賴派三大寺堪布出面調解,他是三大寺代表之一。許多著名的高僧 和活佛是他的弟子:一世貢唐倉·根敦彭措、拉藏汗所立達賴益西嘉措、藏王頗羅鼐、大呼圖克圖土觀二世卻吉尼瑪等。他與他的大弟子根敦彭措,同為五、六世達賴期間西藏政教界的著名人物。
  1709年,正是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的吉祥之年,嘉木樣大師接受青海和碩特蒙古前首期黃河南親王察罕丹津的多次邀請,從西藏返回家鄉興建拉蔔楞寺。親王向大師敬獻了金曼陀羅(梵語意為“壇”、“壇場”)、牛、馬、羊、綢緞以及大量珍寶用具,並獻出自己的屬民500戶做為寺院的“拉德”(意為“神民”,即香火戶)。額爾德尼台吉(蒙古族貴州封爵的名稱)也獻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屬民作“曲德”(即“教民”)。在河南蒙古親王的大力支持下,嘉木樣大師選定大夏河畔的紮西旗灘(今夏河縣城)為寺址,於1711年首先建成八十根柱子的大經堂,1714年建成嘉木樣大囊(府邸),1716年修建續部下學院(系密宗學院)。大經堂建成的那一年,達賴益西嘉措冊賜嘉木樣“郭莽額爾德尼諾門汗”的封號及傘蓋,大大提高了嘉木樣及拉蔔楞寺的宗教地位。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康熙皇帝又頒賜72歲的嘉木樣“扶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汗”金敕金印,並准許穿黃馬甲,進一步在政治上給嘉木樣及拉蔔楞寺以極大的支持和合法權力。
  生於1728年的第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以清明能幹、博學多才聞名藏傳佛教界。他于1754年26歲時赴西藏學經,取得“格西”學位,31歲被西藏地方政府授予“具善明教班智達諾門罕”的敕印,並贈送堪布服飾、傘蓋、樂器等全套用具。1759年返回拉蔔楞寺後,積極在青海等地擴展拉蔔楞寺的影響,他在擔任本寺總法台的同時,又先後兼任青海塔爾寺、佑寧寺等寺的法台。1768年,他接受青海烏都斯王的敦請,赴東蒙49旗講經傳法。之後取道前往北京,會晤了清朝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1772年返回拉蔔楞寺後,被乾隆皇帝封為“扶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罕呼圖克圖”的稱號。在這前後,他不僅在本寺內修建了時輪學院和醫藥學院,將原80根柱子的大經堂擴建到140根柱子,可容納3000僧人同時誦經,被乾隆皇帝賜匾“慧覺寺”,而且利用博得的聲望和取得的大量奉獻,在甘、青兩地興修、擴建、修復寺院40余座,作為本寺的屬寺,並通過這些屬寺,控制了所在部落的政教權。所謂拉卜楞寺下屬“一百零八寺”,即由此開始,一百零八是取自佛經一百零八卷的吉語,實際上拉蔔楞寺在以後的發展中,屬寺遠不止一百零八座。
  這樣,到二世嘉木樣時,拉蔔楞寺的勢力已從大夏河流域擴展到整個甘、青、川邊界地區的安多藏區(包括這一地區的蒙古族地方),成為顯密經殿齊全,擁有眾多屬民和屬寺的格魯派著名寺院。此後,經歷代嘉木樣、各大賽赤、學者們的苦心護持,以及藏蒙等各民族能工巧匠的智慧創造,拉蔔楞寺發展成為占地1000多畝,擁有6大學院、48座佛殿,各大活佛、堪布囊欠31院,以及嘉木樣別墅、印經院、講經院、經輪房、普通僧舍、各種佛塔在內的龐大的藏、漢式建築群,成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僅大小活佛,解放初期就有近百名,其中具有賽赤佛位的有六位:貢唐倉、薩木察倉、火爾藏倉、德瓦倉、喇嘛尕若倉、阿莽倉。通常所說的四大賽赤,即指前四名,而真正擔任過甘丹赤巴的是前三名,貢唐倉為他們之首。
  早在1709年一世喜木樣離開西藏回原籍建寺前,他與他的弟子根敦彭措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共同發願,嘉木樣囑託:“我要在安多地區建立一寺,以後管護與否全在你們。”在一世嘉木樣創建拉蔔楞寺的過程中,根敦彭措正在西藏擔任弘揚教法的重任,無暇返回故里。協助嘉木樣護持拉蔔楞寺的責任,自然落在後世貢唐倉大師的肩上。值得稱道的是,歷代貢唐倉大師信守一世嘉木樣大師的這一重托,始終一貫竭誠協助曆世嘉木樣大師,為拉蔔楞寺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藏曆第十二饒迥火羊年(西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第二世貢唐倉大師阿旺·丹貝堅贊誕生在拉薩達孜縣,3歲被奉迎到貢唐寺,5歲剃髮出家,學習經文,並在郭莽阿奢梨(密宗導師)羅桑丹曲座前聆受教法。1735年,當七世達賴噶桑喜嘉措從暫居的西康泰寧返回西藏途中,9歲的丹貝堅贊前往迎接,受到達賴喇嘛和代表雍正皇帝看視達賴的大國師章喜呼圖克圖的讚譽。
  按照藏傳佛教的慣例,上世活佛圓寂後,經過念經祈禱,第二年即可降生。但丹貝堅贊出生已是根敦彭措圓寂3年後,之所以如此,其中有一段故事:相傳根敦彭措大師在世時,有一戶人家對他特別信仰,一直虔誠地供養上師,人們就說這家人如果生有男孩,必定成為根敦彭措上師的轉世。根敦彭措圓寂的那一年,這家的主人果然懷了孕,人們歡天喜地地期待靈童降生。不料有一戶供奉著毒神的人家,他們給毒神供奉的酒一樣的東西,發酵膨脹後液體溢出了罐外,藏俗認為這一現象不吉利,毒神會毒死他全家人。但如果把有毒的東西給別人吃了,他家便可安然無羔。這被認為有毒的東西不知怎麼被那家懷孕的女主人吃了,因為胎中中毒,男孩生下不久便夭折。後來這位母親第二次懷孕才生下丹貝堅贊,這時雖離根敦彭措上師圓寂已經3年,但虔信的人們仍認定這位靈童為根敦彭措上師的轉世。
  1736年,丹貝堅贊10歲。在拉蔔楞寺德瓦倉和賽倉活佛的敦促下,黃河南親王福晉(妃子)南嘉卓瑪派達爾罕台吉等進藏迎請丹貝堅贊返裡。藏王頗羅鼐稟明五世班禪後允准,七世達賴賜給一尊無量壽佛像、堪布器物等豐厚的禮品。
  11歲20歲之間,丹貝堅贊在拉卜楞寺潛心學習顯密二乘教理和文化課程,在遍學顯宗學業的同時,拜數位金剛阿奢梨為師,聆受多種本尊灌頂和隨許,幾種生圓次第的解說和傳授,精通了密乘之學,還拜師學習詩律、曆算、醫學。丹貝嘉參以其謙恭謹慎、苦學不倦的精神,聲名日隆。
  1746年,19歲的丹貝堅贊前往四川阿壩年孜寺,由根敦彭措的心傳弟子、堪布阿旺曲沛兼任親教師和規範師,為他授近圓戒(即比丘戒,7——10歲授沙彌戒)。在傳授勝樂灌頂(灌頂即賜予所修本尊神的權力)時,阿旺曲沛將他的老師根敦彭措賜予的拉然巴的骨飾(修行密宗時所穿的法衣,最早用人骨做成,後來講究的用象牙做成,為修持法器)悉數給丹貝堅贊戴上,高興地說:“現在總算物歸原主了!”1748年8月,任舉曼紮倉法台,依照西藏下密院的規範建立文殊金剛大輪、時輪等儀規,並新建了貢唐白樓。
  1752年,丹貝堅贊出任拉卜楞寺主管全寺宗教事務的第五任總法台,這一年他25歲。當年,他還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榮譽:七世達賴噶桑嘉措頒賜他的文書,“西熱蓋特諾門罕”(法台、法王的意思)的封誥及堪布衣飾用器。任總法台期間,他建樹很多,教法事業蒸蒸日上,四方信眾紛至遝來。1754年,二世嘉木樣晉美旺布第二次赴藏求法,他應僧眾的請求,再次出任拉蔔楞寺第八任總法台,主持教學,升座講經。辭去總法台後,住錫在拉蔔楞寺北山后新建的益噶曲增靜修院,勤奮苦修瑜珈,並向前來求法者傳授灌頂、教敕和隨許。
  二世貢唐倉丹貝堅贊從拉薩來到夏河,不僅開始了歷代貢唐倉以其甘丹赤巴的最高佛位竭誠護持拉蔔楞寺的新歷史,成為拉蔔楞寺地位幾乎與寺主嘉木樣相當的賽赤大活佛,而且由於在藏、川、甘、青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清政府選為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
  呼圖克圖,是蒙古語“有壽者”、“化身”之意,是清政府在達賴、班禪之下選封的大活佛。中國藏傳佛教不僅是藏、蒙等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且受到明清兩代政府的崇信,尤其對其高僧活佛,更是優禮相待。僅明宣德十年,藏傳佛教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國師、喇嘛就達690名,一些法王享受的待遇與王者不相上下。清代時,對高僧活佛更加推崇,順治入關做了皇帝後,就特地派人到西藏問候達賴、班禪。西元1652年,順治帝又派大臣前往西藏,請五世達賴來北京,並特地為他修建了黃寺。五世達賴到京後,順治皇帝在太和殿為達賴洗塵,賞賜黃金550兩,白銀1。1萬兩,大緞1000匹及許多珠寶、玉器、駿馬。
  到康熙年間,五世達賴的弟子二世章嘉活佛阿旺卻丹因成功調解喀爾喀蒙古紮薩克圖汗和土謝圖汗的糾紛,被康熙皇帝請到京師弘揚佛法,並請他擔任四阿哥(即後來的雍正皇帝)的老師。康熙四十四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為大國師,常駐於北京的蒿祝寺和內蒙多倫諾爾的匯宗寺。富有傳奇色彩的第三世章嘉活佛,雍正皇帝時被請到北京,自幼與乾隆皇帝同窗,不僅與乾隆帝情深意篤,而且常常被乾隆受命于危難之時,奔波在大漠南北、蔥嶺內外、雪域高原,參與解決了當時的許多民族、宗教問題,為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做出了重要貢獻。京城內外的百姓對他的崇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每當看到章喜活佛所乘的黃車過來,人們爭相把手絹鋪在地上,讓車輪從上面滾過,以此作為福運。章嘉呼圖克圖與主持外蒙宗教事務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當時清朝最大的兩位呼圖克圖。
  二世貢唐倉有幸成為清政府所封的呼圖克圖,是在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當時達紮濟仲活佛圓寂,乾隆皇帝傳諭代表清政府在西藏認定八世達賴的三世章嘉國師:“選一位好喇嘛以代替達紮濟仲。”章嘉國師回奏:“甘丹赤巴根敦彭措的轉世學識廣博、性情溫良,堪當此喇嘛之任。”丹貝堅贊大師奉旨于這年四月啟程,途經青海塔爾寺、佑寧寺,內蒙阿拉善、鄂爾多斯等地,前6月18日抵京,19日覲見皇帝。乾隆帝讓御前一皇子跪行至大師面前參拜。閏6月13日,為皇帝做祈禱法事,皇上賜給狐裘、羯磨念珠、大緞、以及黃緞坐褥、靠墊等。秋天,前往京西接駕時,乾隆帝傳諭;“貢唐呼圖克圖不必跪拜。”以後又特製“貢唐呼圖克圖免禮牌”立于宮禁。
  北京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藏傳佛教寺廟“雍和宮”,是清代皇室成員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是在乾隆皇帝和章嘉國師的直接倡議下,由皇庫直接撥款興建的。1759年,丹貝堅贊任金剛阿奢梨(導師),為雍和宮新建的三世佛像開光,在京期間,每次覲見,都深受皇上的尊崇和殊恩,使一些嫺熟朝章禮儀的大臣驚訝不已。從此,赤欽·貢唐倉進入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列,雍和宮至今還保存著大師的寢舍。
  這年冬天,丹貝堅贊不幸身梁時疫。乾隆皇帝派太醫前來視診,章嘉國師回京後也遵旨親自做禳災法事,均無效驗,于藏曆十二月初三日圓寂,時年平33歲。鐵龍年(1760年),貢唐倉大管家根敦智華將大師的靈骨舍利從京城奉迎到拉蔔楞寺。水馬年(1762年),二世嘉木樣大師為其靈塔隆重開光。
  第二世貢唐倉大師丹貝堅贊大師一生,潛心學法,學識淵博,法行謹嚴,致力於拉蔔楞寺的教學和護持,兩度出任總法台,聲名卓著,以後奉旨入京,備受朝廷尊崇,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更大的抱負。
  然而*輪常輪,佛光永照。貢唐倉大師在人間弘揚教法的事業,卻
  生生不息

  一團火球自天而來。耀眼的光芒中,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久美·丹貝旺旭降生

  時輪飛轉。第一世貢唐倉大師根敦彭措開創的弘法教業,經歷二、三、四、五世貢唐倉大師的發揚,傳到了第六世。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八日,第五世貢唐倉大師嘉樣·丹貝尼瑪圓寂。五年後,拉蔔楞寺根據慣例尋訪五世貢唐倉的轉世靈童。
  “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不同於其它宗教和別的佛教支派的最為獨特的方面之一。作為法位繼承的一項宗教制度,它來源於佛教的“三身說”理論。所謂“三身”即“報身”、“法身”、"化身”。佛教認為,“報身”時隱時現,“法身”不顯,“化身”則隨機體顯現。一各有成就的正覺者,在他活著的時候,即可有若干個“化身”,在各地行化,“利濟眾生”。當他圓寂以後,靈魂便轉移、化身為另一肉體的人。
  活佛轉世制度創立於西元13世紀,最早起源於噶舉派中的噶瑪派。在此之前,藏傳佛教各派的傳承,有的採取家族世襲,有的師徒衣缽相傳。曾經於1265年——1354年管理西藏地方政權達89年的薩迦派,就是後藏昆氏家族創立的一個教派,為了鞏固其家族統治,該教派首領就在貴族中按世襲制傳承。西康僧人堆松欽巴對噶舉派學說有獨到的見解,並建立了自己的學院廣授學徒,自創了噶瑪噶舉派。他於1193年去世後,信徒們把1204年出生,幼年出家學經,對噶舉派教義有很深造詣的噶m巴希推崇為堆松欽巴的轉世繼承人。從此,活佛轉世制度開始出現。
  1256年,噶m巴希會見了元憲宗蒙哥,蒙哥賜他金邊黑帽一頂,後世便稱這一派為噶瑪噶舉黑帽系。1283年,噶m巴希圓寂時,傳法位於弟子鄔僅巴並遺言:“拉雜地方,必出一黑帽系者,乃至未來之前,汝當代理一切。”說完把一頂金緣黑帽戴在鄔僅巴頭上。鄔僅巴取法名讓迥多吉,繼承了噶m巴希的法拉,稱為噶瑪噶舉第三世活佛。西元1333年,讓迥多吉受元帝國皇室的邀請,赴京參加了元順帝的登基典禮,受到元朝的青睞,噶舉派遂於1354年推翻了“薩迦政權”,建立了“第司政權”。當讓迥多吉第三次上京訪問時,不幸染病圓寂,臨終留下遺言說:自己將在西藏的工布地方轉世。他的弟子據此並根據多種跡象和徵兆,在工布地方尋訪確認了他的轉世。使其成為黑帽系第四代住持。
  自此以後,藏傳佛教各派竟相仿效。格魯派在宗喀巴主持教務時,原實行座主制。隨著形勢的發展,格魯派的首領們首先改變了以往各教派只是單純依賴某一個地方勢力的做法,與各地方封建勢力廣泛建立聯繫,以爭取整個藏族和蒙古族地區的支援。到了十六世紀,格魯派勢力發展到阿裡、西康、青海、甘肅、四川等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寺廟集團,而這個集團又以拉薩哲蚌寺的勢力最為強大。1542年,擔任哲蚌寺第十任赤巴(同時兼任沙拉寺第九任赤巴)的第二世達賴根敦嘉措圓寂。1546年,哲蚌寺僧眾從堆龍德慶地方找來了年僅3歲的索南嘉措作為前世寺主根敦嘉措的“轉世靈童”。這樣格魯派在宗喀巴圓寂100多年後,正式開始了活佛轉世制度,並形成了達賴、班禪兩位最高的活佛轉世全系。達賴從第一世到現在,經歷了14世。班禪從第一世到現在,經歷了11世。
  活佛轉世作為一種有效地避免傳承爭奪、防止教區和寺院的權力壟斷在某個家庭中的禮制,它玄妙、神秘,有一整套複雜而嚴密的儀程。
  活佛有高低大小之分,一般活佛的轉世常常根據前世活佛圓寂前預示的徵兆(如出生方向、地點等),經寺院有地位的寺主、大堪布等降神、抽籤、算卦,如占卜結果與前世活佛的預示相一致,便根據指點的方向去尋找。
  對於達賴、班禪及一些有影響的大活佛的轉世由乃穹降神、喇嘛占卜,或去聖湖看顯影,以探求靈童產生的具體地點,其家庭的某些特徵、父母姓名及靈童誕生必有的奇異徵兆。如若尋訪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還必須由拉薩三大寺的活佛、僧官到拉薩東南方向曲科甲地方的聖母湖看顯影,大堪布先向湖中拋撒哈達和寶瓶、藥料等物,在湖畔誦經祈禱,然後向湖內觀看靈童轉生地方的村莊幻景,並將看到的影像詳細圖畫,作為尋找活佛轉生地的根據。這樣以後,便派出很多活佛、堪布和政府官員按卜卦的方向和聖母湖的顯影分路去尋訪靈童。靈童尋訪到後,取前世活佛生前最常用的器物,與相同形狀和數量的其它器物真偽相混,讓靈童辯認。如果靈童拿取的正是前世活佛用過的器物,就認為該靈童正是前世的轉世。有時尋覓到條件相似的數名兒童,就要通過抽籤、抓面丸或金瓶掣簽來確定。
  金瓶掣簽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為了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保持公道,防止舞弊,清朝特賜一金瓶,用於對達賴、班禪及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大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此瓶保存在拉薩。這一制度明確規定:確認達賴、班禪轉世靈童時,必須邀集四大護法王、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前舉行金瓶掣簽認定儀式:將所尋訪到的數名靈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象牙做的簽牌上用紙包好,投進金瓶內,各大活佛和全體喇嘛一同誦“金瓶經”。之後由駐藏大臣起立向東磕頭,然後用金箸在瓶內攪三匝,箝出紙包,打開來看,簽牌上寫的是誰,誰就是轉世靈童,最後上報皇帝,由皇帝批准繼位。假如找到的靈童只有一名,也要將一個寫有靈童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進瓶內,如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而要另外尋找。有時一位活佛的轉世靈童需經幾路尋訪數年,才能確定下來。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作為藏、川、甘、青及國外均享有很高威望的大活佛,他的出生和被尋訪確認,充滿了神秘色彩。
  藏曆第十五饒迥火虎年(西元1926年)正月十三日淩晨,第六世貢唐倉大師誕生在今四川省若爾蓋縣。他的父親為轄美土司久美道吉,母親名完噶吉。湊巧的是,他並不是降生在自己家裡,而是被回娘家的母親生在舅舅熱合東土司家。
  這個嬰兒出生時便與眾不同。星命佔有四寅:寅年(1926年)、寅月(正月)、寅日(十三日)、寅時(淩晨五點)。更奇的是,相傳他出生的那一刻,天降火球。淩晨,兩個傭人出去擠牛奶,突然看見對面的山頭上滾下一個大火球,那火球在空中飛快地飄動,眨眼間便落在門前的煨桑(一種祈禱形式,用松柏枝燃起靄靄香煙,用以敬奉天地諸神)臺上,噴射出紅紅的火焰。傭人又驚訝又害怕,扔下奶桶跑回來,連說帶比劃講給大家。家裡人跑出去看時,火球還在煨桑臺上呼呼轉動,光焰四射。不一會,火球又飛起來,飄到房頂,不知怎麼地,轉眼間便進入房子,漆黑的屋裡刹時亮如白晝……就在這時,孩子出世了。第二年,這名在奇異的情景中出生的孩子被若爾蓋赤哇噶欽巴賜名班欽嘉,意即班禪保佑的意思。
  1930年,班欽嘉4歲。這一年,五世嘉木樣丹貝堅參主持了尋訪五世貢唐倉轉世靈童的儀式,以確定靈童轉生的方位。拉蔔楞寺具有賽赤、堪布地位的活佛及喇嘛、所屬寺院、部落的代表參加了這一隆重的儀式。先將寫有東、南、西、北字樣的紙條包在面丸之中,又將面丸放進金瓶,密封後供奉在前世貢唐倉的舍利靈塔前。之後,全體活佛和喇嘛在大經堂誦經祈禱,第二天當眾啟封搖瓶,一面丸躍出,落到鋪在黃緞的盤中,打開一看,蔔算指示的方向是南方——四川西部毛爾蓋一帶。
  於是,寺院派出貢唐倉五世的管家金巴賽多喇嘛帶領一些僧人,前往毛爾蓋一帶尋訪轉世靈童。他們風餐露宿,一路經過黑錯(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阿木去乎、碌曲、貢巴等許多地方,來到甘川交界的若爾蓋熱合東部落。當地牧民告訴金巴管家一行,熱合東土司家有個4歲的男孩,長得俊秀、聰明,並繪聲繪色地講述了他出生時的奇異徵兆。
  喇嘛聽後一陣激動,馬上意識到這個男孩可能就是他們千辛萬苦所要尋找的靈童,便很快來到土司家。熱情的土司把遠道前來的客人們迎進房中,恭敬地端上酥油奶茶。但當金巴喇嘛說明來意時,土司卻立刻搖頭說,他家沒有男孩。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熱合東土司家沒有男孩,在妹妹完噶吉快要生育時,土司把她接回娘家,打算如生個男孩,就留給自己。後來孩子出生時又顯現異常徵兆,人們都說將來肯定是個大福大貴之人,他更是喜歡得不得了,心裡捨不得。二是這孩子雖在他家,但真正說起來卻不是他的孩子,他不能私自做主,因而推託否認。
  喇嘛們見土司說得十分肯定,又看他家確實沒有男孩(這天班欽嘉到屋後的山上玩耍去了),只好離開土司家,繼續上路去瑪曲縣尋訪。
  在行至一個水草豐美、名叫布熙錯(鹿羔湖)的地方時,碰見一個手拄拐杖的長須老人,領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從湖畔迎面走來。看到喇嘛們認真打量小孩,老者便問:“你們是不是在尋訪貢唐倉活佛的轉世靈童?”喇嘛們驚訝地反問:“您怎麼知道?”老者從容不迫地回答:“你們一到這裡,草原上就傳開了,聽說熱合東土司家有個男孩,你們去看看吧。”喇嘛們向老者講述了去土司家的情況。老者聽後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說:“你們再去就會見到那個孩子,其中的緣故土司會向你們解釋。”
  喇嘛聽後半信半疑,但為了慎重,謝過老者後還是調轉馬頭往回走,等回頭望那老少二人時,早已不見了蹤影。虔信神靈的喇嘛們預感到可能是神在顯身指點,便策馬直奔熱合東土司家。
  進了家門,喇嘛們果然看到有個男孩。看見幾位身披袈裟的陌生人進來,他毫不避生,用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喇嘛們也認真地看視這個不同尋常的男孩:只見他皮膚白淨,高鼻大耳,面容俊秀,十分惹人喜愛。深懷歉意的熱合東土司告訴喇嘛們:“這孩子是轄美土司寄養在我家的。”金巴喇嘛一邊向土司詢問男孩的名字、年齡、出生時的情況,一邊從馬褡褳裡拿出糖果、葡萄乾等許多東西,招呼小男孩來吃。班欽嘉落落大方地走過來,把金巴喇嘛放在他手心的淡綠色葡萄乾一粒粒送進嘴裡,那甜甜的、酸酸的味道是那麼好吃,他高興地吃個不停,同時對這位給他葡萄乾吃的金巴喇嘛產生了好感,坐在了他的身邊......
  60多年後,當大師回憶此情此景時,幽默而感慨地說:“我是他們用葡萄乾哄來的。”
  的確,小時候的班欽嘉和草原上別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他在牧區,喜歡藍天、白雲、牛羊、馬群,餓了吃牛羊肉、糌粑,渴了喝酥油茶、優酪乳。和小夥伴在一起,盡情嬉戲於綠毯般的草地,白雪皚皚的山腰,清流潺潺的溪水邊。他生在熱合東部落,一直由外祖母和舅母撫養,很少見到草原以外的人,甚至連生身母親也是在他3歲時見過一面。那一年郎木寺的一位活佛來到熱合東土司家念經,他的父親和母親聽說後也來了,外祖母指著她的女兒對孫子說:這是你的母親。那時他畢竟太小,又沒有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因而他記憶中的母親,除了白白的牙齒,亮亮的眼睛外,其他一切都很模糊。對外祖母,他倒懷有特殊的感情。他長大後才知道(那時他已成為萬眾敬仰的活佛),他的外祖母還是一位漢族姑娘呢。據說有一年,四川松潘一帶受了大災,許多窮苦百姓出外求生。有一戶張姓人家逃荒到了若爾蓋的熱合東部落時,年輕的土司看上了那位雖衣衫襤褸,卻端莊清秀的姑娘。一經說合,漢族人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土司家給了一些糧食和財物算作彩禮。這位漢族姑娘,就是班欽嘉的外祖母。
  1931年2月11日,第五世嘉木樣在釋迦牟尼佛像前問卜,正式認定班欽嘉為第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的轉世。從此,他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不再是草原上與牛羊為伴,以帳篷為家的普通的藏家孩童,而是萬眾敬仰的活佛了。
  先是拉蔔楞寺院派來的僧俗人員,為他在舅舅家的旁邊搭起了嶄新的大帳篷。這帳篷作為他被迎請到寺院的臨時“行宮”,裡面鋪了厚厚的毛毯和墊子,外面掛滿了紅、黃色的經幡。白雲、藍天之下,輕風吹動著印有佛經咒文的經幡,每擺一次,便向天地之神傳達一遍經文......喇嘛們向他獻上哈達、袈裟、卡墊,薛敬地把他迎進帳篷,吃飯、穿衣、洗漱等生活起居,開始由喇嘛專門侍候。
  之後便是無數的信民絡繹前來朝拜。喇嘛們教他坐在活佛專用的卡墊上,接受人們敬獻哈達,頂禮膜拜。虔誠的人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哈腰低首走進帳篷,跪在他的面前,他按喇嘛的指點伸出小手,給跪拜者摩頂祝福。開始他感到好奇,後來習慣了,只覺得摸一天下來,手臂十分酸痛。大師回顧說:“其實這最初的活佛生活並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最使我難忘的是換衣服。那是農曆二月,草原上還是一片冰天雪地,喇嘛們脫下我原來穿的皮襖,給我用冰水沐浴,冰得我渾身發抖,直到給我換上從寺院帶來的黃緞新棉袍。
  六月六日,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首次講經的紀念日。在這之前的六月初四,拉蔔楞寺派四大賽赤之一的德瓦倉活佛帶人專程來到熱合東部落,誦經之後,給靈童正式穿上了紅豔豔的小袈裟,但見他眉清目秀,舉止沉穩,儼然一副活佛的儀態。
  按照藏傳佛教儀規,靈童認定後,寺院要給予其生身父母贖價(即撫養費),數目依活佛大小而不同。以前,拉蔔楞寺院賽赤贖金650元白洋,堪布450元白洋,法台銜350元白洋。班欽嘉被認定為靈童後去了轄美部落,在撫養費的問題上,轄美部落和熱合東部落間發生了爭執:兩部落都說靈童是自己的。當然他們絕非為爭650元的撫養費,而是為了榮耀和將來為大師所要承擔的義務。這一小小的“插曲”,最後以寺院向兩家都給了撫養費而圓滿解決。

  5歲靈童登席繼位。隆重、盛大的迎接儀式、坐床大典,轟動甘青川草原

  1931年農曆九月中旬,五世喜木樣丹貝堅參派拉蔔楞寺四大賽赤中的薩木察倉、德瓦倉兩位活佛,率領近百名僧侶來到轄美部落,隆重迎接五世貢唐倉的轉世靈童進入拉蔔楞寺。
  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活佛是至高無上的。他們的轉世,是整個教區乃至全藏區的重大事件。德高望重的貢唐倉活佛的轉世要被拉蔔楞寺院迎請回去,這對於甘川交界,尤其是若爾蓋12個部落的草原人民來說,是一生中難得遇到的一件大事。
  靈童的帳篷周圍,插滿了經幡、五彩旗幟,桑堆不熄地燃燒,香料柏枝特有的芬芳沁人心脾,嫋嫋的藍煙彌漫空中。各部落的民眾穿戴一新,屋頂豎起簇新的經幡,鄰近部落的牧民帶著禮品,扶老攜幼,聞訊早早趕來,生怕錯過了這一吉祥的喜事。
  九月裡,草原還是“容光煥發”的時節。茂密的綠草如華美的綢緞,金黃、豔紅的野花星星點點,恰如綴在上面的圖案。看不見蹤影的鳥兒起勁地鳴囀,清麗悅耳。白的羊兒,黑的犛牛,一群群)冊讜洞近處的≥地上,d嘞械爻?棥q妨愕奶煒誏薜猛該鱴蟛菰讜緋課?8的陽光BO透出勃?生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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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靈童到達拉蔔囅寺。整鈣夏河v刑諏耍⊥?D寺院的路上,噬萬名群眾夾道迎接。這些從各個部落風餐露宿,騎馬趕來的虔誠的牧民們,看見佛轎到來, 對兜貫衙薄⑼潯、托袖跪皏,無蕿的哈達簯佈施拋撒過來,寄託著他們對活佛的?限熱和期望仯寺院外面,拉蔔撈寺全體?嘛隆重迎候,和著宏亮的誦經聲、鼓聲、鈸聲、號角聲響徹峽谷......
  靈童在莊嚴的氣氛中下轎。喇嘛們簇擁他進入貢唐拉章(主管活佛府邸及活佛有關事務的機構),稍事休息後,被請到活佛府邸的經堂(禮堂),坐到了前世貢唐倉大師坐過的高大法座上。拉蔔楞寺具有賽赤、堪布及側席(大經堂集體誦經時,坐在中排左右的,稱側席地位)地位的活佛們,首先魚貫而入拜見靈童,隨後是大小喇嘛和群眾代表晉見跪拜。五世嘉木樣先派來代表,獻了哈達。
  拜見儀式持續了很長時間,從中午開始一直到太陽落山。人們為靈童敬獻了豐盛的禮品,表示五穀豐登的“迭卡”,意指盛有13種糖果食品的大盤,如葡萄乾、核桃、紅棗、柿餅、桂圓、荔枝等,品種越多越顯得尊貴,最多為13種,最少為兩種。由於藏族地區不出產這些東西,呈現13種“迭卡”被視為最珍貴的禮物。頭尾俱全的熟羊(俗稱全羊)、大塊的酥油以及成群的馬匹、羊只這些牧區的特產更是不計其數。拉卜楞寺的根本寺主青海河南蒙旗親王等專程送來了成匹的氆氌(藏區常見的一種衣料,用彩色毛線手工織成)、綢緞、銀元等。曾經肆虐拉寺,被甘南藏族人民視為仇敵的國民黨青海省主席馬麒也派代表送來銀元、綢緞、玩具等賀禮。囊欠的喇嘛事先油炸了許多長油餅(藏語叫‘熱米熱巧’),凡來拜見的男女老少每人贈送5個,以示答謝。
  九月二十二日是佛教界的重要紀念日,即佛祖釋迦牟尼下凡日。寺院選定這一良辰吉日為五世貢唐倉轉世靈童舉行登席繼位(俗稱‘坐床’,其實不是床)大典。寺院中心的大經堂裡,閃爍數千盞明亮的酥油燈,氤氳的香煙繚繞其中,幾千喇嘛身著嶄新的袈裟,盤腿坐在卡墊上,頭戴法帽(形同雞冠)的大小活佛就位於各自的座位上,薩木察倉、火爾藏倉兩位賽赤活佛攙扶靈童坐在嘉木樣座前的位置上。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活佛、喇嘛們齊聲誦經。靈童向佛祖釋迦牟尼、藏族先祖松贊干布、宗喀巴等各教派傳承師祖敬獻哈達。從這一天起,班欽嘉正式成為第六世貢唐倉活佛,可以啟用前輩活佛的大印了。
  活佛坐床是一樁重大事件。為慶祝六世貢唐倉活佛坐床,拉蔔楞寺教區內的大小寺院,舉行乘布大會、念經祈禱。各界舉行歌舞活動,向活佛獻禮、頌辭。牧民們載歌載舞,進行賽馬和射箭比賽,以祝禱吉祥。在這些慶祝活動中,最盛大的要算寺院誦經三日後於二十九日舉行的九月大法會。
  這一莊嚴的禳災法舞是由拉蔔楞寺主要研究密宗喜金剛的生起和圓滿次第之道,兼修天文、曆算、藏文文法、正草書法、音樂、法舞等的喜金剛學院主辦。這種跳神舞起源於八世紀中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派大臣到印度迎請蓮花生祖師來吐蕃傳法,在西藏山南建起藏傳佛教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相傳蓮花生為調伏惡鬼,在所行儀規中率先應用了這種象徵佛法形象的鬼神舞,經過後世宗教大師們的相繼改進和規範,作為宗教儀規,世代傳承了下來。
  法會這一天,六世貢唐倉在喇嘛們的服侍下,早早地起床、洗漱,吃過飯便來到嘉木樣大囊的圖丹頗章宮,坐在樓上前廊他的專座上,興致勃勃地觀看法舞表演。樓下開闊的廣場上,著紅色袈裟的喇嘛們,蹬皮靴、戴禮帽,袍子鮮豔、裝飾華麗的男女牧民,密匝匝圍一個半圓形。場地邊,擺放了象徵地、水、火、風的三角叉,坐著20多名喇嘛組成的樂隊(其中6名鼓手,8名吹長筒喇叭)。
  震撼人心的法器聲中,6名戴黃臉面具的童子出場舞蹈,揭開了法會的序幕。接著是名叫“載末爾”的土地護法神,戴五頭面具,外繪三晴,身披串滿人骨珠子的鎧甲,左手執旗,右手執矛,前胸系著光閃閃的圓鏡,鏡中央畫著符咒。兩名黃臉、四名紅臉、一名綠臉的“阿雜拉”(侍從),頭戴三隻眼睛、五人頭的面具,右手執刀,左手執套索舞蹈。這是第一場。
  第二場的主角是戴綠面水牛頭面具的法王,一手執人骨架棒,一手執一端有鉤的套索。法王的明妃則戴綠頭無角面具,一手執人頭骨碗,一手拿三叉戟。戴有五人頭,黃、紅、藍、綠各色面具,手執大刀的武士隨後。最後出場的是戴鹿頭面具者。這些角色圍成圓圈,法王居中與眾隨從舞之蹈之,次序退場。鹿的出場有特殊的含義,民間視鹿為欲望強烈的動物,但在佛教教義的感化下,它們放棄了動物低級的欲念,具有了高尚的靈魂,皈依佛門,成了佛的忠實護法。
  第三場,財神北方天王出場。天王紅臉,右手執傘,轉動即落寶,左手執鼬鼠,口中吐寶。他的三名隨從分別拿著匕首、槍、旗、盾、刀,他們盡情舞蹈,表現鎮懾鬼怪的威武。上述各個法王在爐、香、樂器的迎送下輪番出場,旋轉舞動,象徵神的力量。
  最後一幕,15名戴“黑帽子”(象徵紅教僧)者出場,每人右手拿金剛杵(木頭做的三角形鎮邪法器,上繪圖案),左手執人頭骨碗。黑帽為六角,每一角畫有人頭,黑頂中心有黑絨球,絨球上依次是人頭骨、金剛、金雲,雲下為六輪。雲代表頭,輪象徵憤怒。跳舞者用黑布蒙口,黑線畫臉,表情憤怒,袍外佩戴人骨念珠,代表經典齊全。這一場舞蹈內容和含義更為豐富。先是黑帽者群舞成圈,兩名持瓶者進入中心,把瓶中“金酒”(鐵、金、銀、銅搗成粉末,再注入酒而成)倒入杯中,再加一些大麥粒,邊舞邊將“金酒”撒出去,前兩次撒向後面的喇嘛和護法,後兩次撒向前面的護法侍從和土地神,以求神明保護佛法。
  在一陣降妖除魔的舞蹈之後,戴黑帽的首領兩手合掌,口念真言,用短劍砍入黑布上假設的肉體,並割人皮黑包袱之肉分給每一侍僧的骨碗中。法會在集體舞蹈中結束。散場後,各角色還要將祭品抬出去焚毀,才算諸災已禳,諸惡已除。
  這種沒有歌唱、默劇似的系列跳神舞蹈,完全以不同的面具、法器、法衣區別法力和身份,局外人很難看懂,只有喇嘛和從小在宗教氛圍中長大的藏族同胞,才能領會其中的含義,他們看得津津有味,陶醉其中。你看護法神形象威猛,舞蹈動作舒緩,動態造型強,具有一種莊嚴肅穆的威懾感。鬼怪舞蹈節奏急促,動作淩亂,張牙舞爪,變化無常,給人一種恐懼感。伴隨場上鼓鈸齊鳴,號角聲聲,嗩呐陣陣,極易把觀眾帶入一種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境界。
  六世貢唐倉坐在高高的樓廊上,以孩子的好奇心認真觀看樓下複雜多變的表演。聽著喇嘛們講解法會的內容及其象徵,他感到又新鮮又奇異。只是五歲的活佛還沒有意識到,他的一生將與這種宗教文化密不可分了。
  1932年,六世貢唐倉七歲,到了授沙彌戒的年齡。農曆正月初八日,受戒儀式在貢唐“格勒德央宮”(意為吉祥如意的禮堂,帶有高軒的大廳,可坐一二千人。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曾在這裡經常講宗喀巴的“德那木”經文,信徒們便把他講經的地方叫德央,後來安多地區的活佛紛紛仿效,把自己的府邸也稱之為德央。)舉行,由拉科·久美陳勒嘉措任受戒師,後來成為十世班禪經師的桑科·久美倉任規範師。沙彌戒受持36條戒律,如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妄語、不飲酒、不視聽歌舞、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等。大師在釋迦牟尼佛像前宣誓後,拉科仁波且(仁波且為“尊貴、珍寶”之意)賜給大師法名久美·丹貝旺旭·久紮秀理南嘉,“久美”是受戒師的一個字,“丹貝旺旭”意為“宗教權威”,“久紮”是“無畏之意”,“秀理南嘉”則為“無可比擬之意”。
  三月,寺院為他選派來毛爾蓋·圖丹喜措作經師,貢唐倉活佛正式開始了3年的學前教育。圖丹嘉措經師50多歲,具有“多然巴”學位,是當時藏傳佛教界很有名望的高僧,曾被九世班禪曲吉尼瑪請到後藏劄什倫布寺,給他做輔導。這位高僧不僅學識淵博,而且面容慈祥,心地善良,對年幼的貢唐倉活佛十分疼愛,教學時循循善誘,從不厲言厲色。小活佛悟性很高,學習十分用功,不用教師過於操心。功課之余,教師常常讓喇嘛帶他到大夏河對面的禪林裡追逐嬉戲,認識大自然。慈善的圖丹嘉措經師教他藏文,教他佛經,給他講草原和佛經以外的許多事,使小活佛學到了知識,感到了勝似家鄉親人的溫暖。幾十年中,貢唐倉大師與老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人于1955年9月19日圓寂,大師悲痛萬分,舉行了盛大的供祭。他一直敬重地保存著老師的骨灰,直到“十年動亂”中他的囊欠被查抄時下落不明。至今,每年的9月19日,大師不管多忙,也要為老師念經、供祭。
  1935年,9歲的貢唐倉活佛前往四川阿壩他的本寺查理寺,拜見三世安曲活佛嘉樣欽熱嘉措仁波且。查理寺是阿壩州最大的寺院之一,是二世安曲活佛建造的,他後來把它贈送給了他的老師、四世貢唐倉丹貝嘉措。這年11月11日,貢唐倉活佛向拉卜楞寺總法台德瓦倉活佛報到,正式入聞思學院學習。
  六世貢唐倉活佛從轉世認定到入寺學習這一段時間,正是拉蔔楞寺劫難後不久。
  1916年,16歲的四世嘉木樣尕藏圖丹旺傑圓寂。十八囊欠之首的阿莽倉任“司薑”(即攝政)後,與掌握財權的“襄佐”(大管家)李宗哲不和,互爭不下,李宗哲(本名為宗哲,李是後來跑青海後所加)控訴於北洋政府行任的甘肅省民政長兼署都督張廣建,張令駐守青海的寧海鎮守使馬麒查處。馬麒先派原在拉蔔楞寺塔哇(寺院附近依靠寺院生活的村莊)駐防部隊中任翻譯的馬壽前往調解,阿莽倉以干涉寺院內部事務為由加以拒絕。馬麒繼派西寧道尹黎丹前往,調解無效。黎丹返回西寧的途中遭到藏民仗擊,幸而脫險。馬麒因而大怒,於1918年6月派他的弟弟、甯海軍玉樹防務支隊司令馬麟率兵1000人趕赴拉蔔楞寺,企圖用武力解決爭端。馬麟部隊在距拉蔔楞寺五六十裡的甘家灘,被阿莽倉佈置的藏兵包圍。馬麒奮戰突圍,馬麒又派出馬海淵、馬騰鳳、馬輔臣等“馬家將”增援。雙方在甘家灘激戰,結果藏兵敗退。馬麒於是進駐拉蔔楞。
  一月之後,阿莽倉發動阿木曲乎等部落藏兵和青海黃南熱貢部落合攻拉蔔楞,激戰數日,又敗退。這一仗,藏兵傷亡約兩千余人,馬麟部隊死傷二三百人。馬麟乘機縱兵搶掠,寺院和藏民損失很大。11月,馬麟又率4000余兵力進攻阿木曲乎,阿莽倉抵禦不了,逃至歐拉部落,後去世。馬麟縱兵焚燒阿木曲乎寺院,屠殺藏族僧俗男女700餘人,直到阿木曲乎頭人表示屈服,才收兵。根據拉蔔楞寺僧俗民眾的心願,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出任攝政。
  1920年農曆2月11日,拉蔔楞寺經第九世班禪大師卜算,由攝政貢唐倉活佛找尋,認定1916年出生于西康理塘營官壩彩瑪村黃位中(藏名貢保端主)的第四子為上世嘉木樣轉世靈童。黃位中原為清朝世襲宣撫司,清末四川改土歸流時改授土保正。9月,黃位中全家隨嘉木樣到拉蔔楞寺,五世貢唐倉辭去攝政職務。開始時,馬麒對黃家極盡拉攏,自己不僅與黃位中結拜,還讓他的兒子馬步芳與五世嘉木樣長兄黃正結拜為兄弟,實際上是不想讓黃家掌權。加之駐守拉蔔楞寺的甯海軍經常插手寺院內部事務,多方敲窄勒索,甚至直接侵奪寺院某些職權,黃家與馬麒形成尖銳衝突。後來馬麒增調來60名騎兵駐守拉蔔楞,又在黑錯(今合作)設茶糧局,以甯海軍管帶馬海淵為局長。此舉受到僧俗群眾反抗,藏民趕走了騎兵,迫使馬麒調走了馬海淵。在雙方矛盾日趨尖銳之際,1923年,馬麒又一次以勢強壓,他到達拉蔔楞寺後命令馬麟向拉蔔楞寺宣佈:不許五世嘉木樣家屬參與寺院事務;所屬部落槍支一律收繳,並交出戰馬1000匹;嘉木樣的80名衛士,各繳出長槍一支;向寺院罰銀800秤(折合4萬兩),罰僧眾每人白銀50兩。
  命令一經宣佈,立即強迫執行,就邊“佛父”黃位中、“佛兄”黃正清的槍也被收繳。馬麒還逮捕了寺院有關管家和歐拉等部落頭人20余人。面對馬麒的這一橫行霸道,黃家一方面不斷向甘肅軍政當局控告,派僧眾組成代表團赴蘭州要求懲辦馬麒,恢復嘉木樣寺主的權益,另一方面嘉木樣一家不得不離開拉蔔楞寺,出走各地進行宗教活動,同時發動群眾,組織武裝,以驅逐甯海軍。
  馬麒聞訊,立即先發制人,派馬麟率甯海軍24營,約萬餘人,進攻拉蔔楞。寺院兵分兩路,一路圍攻駐軍,一路迎擊馬麟,雙民發生激戰。終因馬麟兵力強大,黃氏父子不得不率藏兵撤往桑科、黑錯,馬麟部隊一路燒殺搶掠,駭人聽聞。曾經親赴草原調查這一事件的共產黨人宣俠父在他的《西北遠征記》中這樣記述:
  “西寧的騎兵,突然圍攻拉蔔楞寺,嘉木樣在亂兵中出奔甘邊剛察寺。嘉木樣的父親,漢名黃位中,藏民稱他為‘耶夫’,他當時號召附近的藏民部落,共計五萬餘騎,和馬麒在剛察附近的草原激戰。最初的交鋒,藏民勇悍異常,他們都脫得一絲不掛,裸體持著長矛,奮馬向前直沖,使馬麒的騎兵,受了極大的損失。後因甘督陸洪濤派員傳令雙方暫時停戰,靜候督署察辦。敦厚的藏民,以為督辦既然前來察辦,一切當然可以靜候解決,便漫無防備地屯紮在無險可據的草原上。然而馬麒卻從來沒有將命令不出蘭州的陸洪濤放在眼裡,於是乘藏民毫無準備的時機,促兵進攻。當馬麒的騎兵衝擊藏民的營壘時,許多藏民尚鼾聲呼呼,在睡夢中,驀地被一陣槍聲所驚醒,手足無措地東西亂竄,無抵抗地被馬麒殺了幾千人,其餘的也只好保護著嘉木樣向川邊潰腿退。馬麒的騎兵,於是摧毀了附近藏民的村落,焚燒寺院三十幾座,被殺婦孺共計七千多人。”
  “馬家軍”這一瘋狂的慘殺,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拉蔔楞寺此後一直控告馬麒,卻如石沉大海,無人主持正義。1924年農曆5月。五世嘉木樣及其家屬借赴蘭州朝拜班禪大師之機,謁見甘肅軍政首腦和知名人士,要求伸張正義,敦促甯海軍撤離拉蔔楞。1925年,黃位中又派九人代表團赴蘭州,呈遞請願書。這時,國民軍總司令兼甘肅軍務督辦馮玉祥所屬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兼甘肅省省長劉郁芬率部進入蘭州,共產黨人宣俠父在其總指揮部政治處任黨務特派員。他在蘭州見到了嘉木樣長兄黃正清,聽了他的控訴後,給予了大力支持,幫助起草控訴馬麒的狀子,又親自深入甘南草原調查,聽取佛、僧和廣大群眾的意見,提出了解決辦法。之後,宣俠父協助印發的《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到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命令馮玉祥處理,馮玉祥讓劉鬱芬查辦。就這樣,在宣俠父等的幫助下,1927年春在蘭州談判訂立了《解決拉蔔楞案件的條件》,決定設立拉蔔楞設治局和拉蔔楞番兵司令部,直屬甘肅省政府,脫離西寧道管轄。肆虐拉卜楞及甘南藏區10年的甯海軍全部撤走。
  1927年6月,在甯海軍逼迫下出走甘、青、川邊界地區的五世嘉木樣全家遷回拉蔔楞寺。這年嘉木樣五世只有11歲,他從5歲登席繼位以來,經歷了拉蔔楞寺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劫難,一直有寺不能歸,四處奔波,歷盡艱辛。拉卜愣寺和甘南草原遭受的這一巨大災禍,自然是想“滅番禁佛”的馬麒、馬麟犯下的罪行,但與寺院出了李宗哲那樣的不良之徒不無關係。因此當1931年5歲的貢唐倉活佛在繼位典禮後去拜見他時,15歲的五世嘉木樣對這位大賽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早日學成,協助他重振佛門聖地。
  六世貢唐倉活佛和曆輩貢唐倉大師一樣,沒有辜負僧俗大眾的這一期盼。

 


  苦修歲月


  也許是早有預見,抑或是特別偏愛,拉科倉大師為貢唐倉活佛傳授了數百個密宗灌頂

  1935年,9歲的貢唐倉活佛經過三年學前教育,正式進入拉蔔楞寺最大的聞思學院學經。聞思學院,俗稱“大經堂”,是拉卜楞寺僧人學習顯宗(即佛教哲理)的學院。
  藏傳佛教格魯派注重顯密雙修,作為格魯派僧人學習根本的顯宗學院,大經堂不僅在拉蔔楞寺規模最大,最盛時僧侶達3000人之多,而且學級之多,年限之長,修課之繁,遠遠超出其它學院。它仿效拉薩哲蚌寺郭莽紮倉建成,主習顯宗一切規章教律,以研究三藏(即論藏、律藏、經藏)、三學(即戒律、禪定、勝慧)、四宗(即有部、經部、唯識部、中觀部)為主,通過背誦、師授、辯論的形式,達到通曉釋量、般若、中觀論、俱舍、律學五部大論。這五部經典,是僧侶必修的課程,分13個學級進行,一般要15年才能學完。
  因明部,學程五年,分五個五級。一至四年級為集類,即五大論的啟蒙課程,通過常識性的一般辯論,學會一定的邏輯學和認識論,能夠解釋“正確認識”與“不正確認識”之間的區別。第五年學習因明,即佛家邏輯和認識論,要求逐漸提高,辯論更深的內容,如“人的認識是從哪裡來的”等。要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背誦《入中觀論》和《現觀莊嚴論》二部經文,達到這個標準,可進入般若部學習。不及格的,除受斥責外,派作經堂的勤雜。
  般若部,學程四年,分為四個學級。所謂“般若”,意為“智慧”,學習內容進一步深入,著重闡明證得解脫的方法,如何成佛。在般若部畢業後,如是活佛便可被選派為屬寺和本寺的法台,一般學僧即相當於高中畢業,還不能算作學者。學習無前途者,可參加職業訓練,如刻經版、經濟管理等。
  中觀部,兩年學程,分兩個學級。所謂中觀論,系佛教宗派之一,為格魯派的主見。它取佛家常說的“斷見”和“常見”兩種見解的中間觀點,即不斷不常之折衷觀點,稱中觀學派,主要內容是闡明一個信徒從發菩提心,直到佛果功德完成為止。
  俱舍部,四年學程,為一學級。所謂“俱舍”,意為對法藏論,包括“頌”與“論”兩種,實際上是解說和論證佛經儀理的一種體裁,是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
  戒律部,只此一級,修行期限不定。律是佛教對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戒律部是僧人在學習理論之後,以修行持戒為主的學部,沒有一定的年限。許多僧人到此為止,有的終老一生,有的另謀發展,有的轉入其它部門,只有極少數具有高深學問的人,才能考取“格西”學位。
  聞思學院的學習方法是背誦與辯論相結合,辯論尤為重要,分為三種形式:最普遍的是在講經院本級僧侶互相問答,答辯者一至二人,提問者不限,或兩名答辯者到上級班去辯論,由上級僧侶提問;也可以是兩名答辯者到下級班去辯論,由下級級長或學習優秀者提問。第二種是在每年4月19日至24日舉行的辯論大賽上,寺主嘉木樣親自參加主持,學院高僧和僧侶全部參加。第三種是在七月法會和重大喜慶日子裡,在大經堂內由兩人行走答辯。
  聞思學院的最高學位為“多仁巴”,這一學位的考取十分嚴格,考僧必須是俱舍部畢業者,先是法台經觀察、瞭解,在俱舍部學僧中選出120人作為“多仁巴”候考人。正式考試的前一月,由嘉木樣預考一次,令其背誦五部大論之“根本論”,合格者,才能參加正式考試。
  “多仁巴”候考人參加考試,每人一生只有一次機會,凡考試不及格,或自願退出的候選人及未被選為候選人的學僧,終生再無考取機會,他們只有在戒律部養老。“多仁巴”考試科目為五部大論,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在農曆正月十七至二十一日,第二次在農曆七月初九至十三日,每年只錄取兩名,因而十分不易。
  考試方法別具一格,不是人們印象中靜悄悄的筆試,而是大庭廣眾之下的當場回答。考試前,總法台通知全寺的格西僧眾到會,考場氣氛莊重,有時臨時撐起大帳幕。遇到大活佛參加時,會場更為莊嚴肅穆,笙簫管笛聲和諧幽雅,香柏青煙繚繞,各執事喇嘛們服飾華麗,步態安詳......考生坐于中間,任憑僧人和格西們問難,考生必須一一回答。提問者提出問題時,拍掌高呼,揮舞念珠,做出各種奚落答辯人的傲慢姿態,答辯人不准發怒、生氣。答錯時,僧眾以手背相擊,呼喊“嚓嚓嚓!”答辯者答不上來,或提問者提不出問題時,全體僧眾鳴掌高呼“噢哈哈!”喝倒彩以示譏諷。答辯者或提問者得勝時,僧眾隨時喝彩,表示讚賞。勝者興高采烈,敗者羞慚難堪。整個辯論過程情緒熱烈,氣氛高漲。藏傳佛教這種獨特的考試方式,比一般考試只限於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的回答難度要大得多,它是對考生各方面素質的考驗。如果考生對所學經典不能融會貫通,就難以回答眾僧從各角度、各層次、各方面提出的問題。
  貢唐倉雖然是拉蔔楞寺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他在聞思學院的學習卻清苦而嚴格。那時寺院的規矩是各活佛的生活由各自的囊欠負責,寺院並不統一供給。囊欠富一些,活佛和他身邊的喇嘛生活就好一些;囊欠窮的,生活就差。貢唐倉的囊倉本來比較富裕,但由於五世貢唐倉圓寂後舉行了盛大的供祭,花費很大,到六世貢唐倉時,就不太富裕了。囊欠的收入主要靠佈施,六世貢唐倉年紀小,不能出去進行佛事活動,佈施不多。加之他的囊欠很大,有10多個院子,每個院子都有分管各人事項的人員,開支很大。所以大師生活比在舅舅家時清苦得多。常常是早上起來,喇嘛送一點酥油糌粑,中午不送飯,只吃點早上剩下的東西,直到晚上開飯。至於肉,一周左右才能吃到一兩次。為了改善生活,管家曾派出兩個喇嘛,到四川松潘和青海做茶葉和鹽巴生意。
  大師學習十分認真。每天天不亮起床,洗漱後吃點糌粑,在太陽出山前趕到學院。學習地點冬春在金瓦寺右邊的露天論壇,夏季則在小松林論壇裡。與盤腿席地而坐的喇嘛相比,他得到的唯一優待是可以坐在石臺階上,但沒有座墊。冬天下大雪時,“課堂”才改在經堂裡。一天的功課排得滿滿的:上午念、背、辯(討論);中午回囊欠吃點東西,稍事休息,繼續念、背、辯,晚上又學到星斗滿天。通過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苦學,年輕的貢唐倉活佛在學僧中出類拔萃,學問日深。白天,他駕著理解之舟,沉浸在印度彌勒及宗喀巴、甲曹傑等大師所描繪的佛經世界裡;晚上,躺在他囊欠的臥室裡,常常閉目默思,以求頓悟。
  1944年,貢唐倉活佛已在聞思學院學習9年,作為活佛,他可以畢業了。這年冬季學期,他與益西嘉措結伴就《般若論》辯論。在一連五天,每天三場的畢業辯論中,年輕的活佛思維敏捷,對教程理解深刻。面對多位學者的提問,他沉著應答,吐詞精妙。拉卜楞寺數千喇嘛旁聽答辯,不斷地以歡呼和鼓掌表示嘆服。一些高僧對他的回答極為滿意,還特意贈送了有獎勵含義的禮品。
  在專心學習顯宗的這段時間,貢唐倉活佛曾于1936年隨嘉木樣大師,前往夏河縣甘加草原,迎接蒞臨拉蔔楞寺的第九世班禪大師。
  1937年5月5日,五世嘉木樣赴西藏求法。臨行前,貢唐倉活佛在他的拉章為嘉木樣設宴餞行,呈送曼陀羅(梵語音譯,“壇”、“壇場”之意,為密宗修行的一種儀規)等禮品,並親自送到青海的果洛,之後順便回到若爾蓋草原看望他的親人。
  1938年,活佛因吃韭菜中毒,病情嚴重。嘉木樣得知後專門從西藏發電慰問。佛父聞訊後請若爾蓋轄曼寺的洪拉大師算卦求治。洪拉夢中見一首詩,詩文提示“赴南方為宜”。大師啟程南行,經過甘川交界的墨曲河後,果然不治自愈。在查理寺,三世安曲活佛為大師傳授了長壽灌頂等。
  使貢唐倉活佛永生難忘的是,在他學習顯宗理論的這一階段,一位著名的高僧為他傳授了數百個密宗灌頂。這位大師就是拉科倉·久美陳勒嘉措。這位高僧雖然佛位不高,但佛學造詣博大精深,德高望重,名貫青藏,弟子眾多,曾作過第九世、十世班禪大師,第五世嘉木樣,以及甘肅、青海、四川各大寺院許多活佛的傳法教師。他一生收到的佈施很多,全部修了寺院,塑了佛像,主要著作有《中觀廣破認識論》、《至尊羅桑嘉樣益西丹巴堅參傳》等。他圓寂時,留下遺囑,不再轉世,因而退出活佛轉世系統。
  1939年,13歲的貢唐倉活佛在拉科倉大師座前,聆受了彌紮、金剛曼 、瓦日百法等密宗灌頂。這些灌頂短則十幾天,長則一個月,如金剛曼總共要灌42次,最多時一天三四次,前後達24天,從此,拉科倉活佛似乎對這位年輕的活佛寄予了極大的希望,或接受其請求,或主動為其傳授密宗。從而使貢唐倉大師成為目前中國藏區接受灌項最多的一位大活佛。
  密宗,藏語稱為“桑俄”,意為“秘密真言”,也稱“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剛乘”、“真言乘”等。它是相對顯宗而言的。顯宗為哲理,指通過明顯的教理去修證,可向任何人傳佈;而密宗則修習一些不允許向外人道的密法,最後獲得正果。按照佛教教義,顯宗、密宗是學佛的兩種途徑,兩條道路。不同的是,顯宗是為大眾設置的,而密宗是為少數有“法器”的人設置的。
  “只向少數有‘根器’的人秘密傳授真言密法”,這是傳承密宗的根本原則,這即是通過廣授法師之灌頂,使有“法器”的弟子入密宗金剛乘門,完全擺脫生死輪回之苦,進入涅磐寂靜的境界,達到自身和眾生的解脫。
  在宗喀巴之前,藏傳佛教顯密兩派曾長期爭論,甚至水火不容。宗喀巴認為顯密二宗如同鳥的兩翼一樣,應該互相幫助而不應互相輕視、排斥。在修習上他提倡顯宗、密宗並重,以持戒、修德為本。宣導在學習顯宗的深厚基礎上,才能系統修習密法。密宗講究修持,儀軌複雜,所有設壇、供養、誦咒、灌頂,均有嚴格規定,需經阿奢梨(導師)秘密傳授。
  修密宗者必須先發“淨菩提心”(即自性清淨心),具有“救度眾生”的大慈大悲,然後拜師。在上師確認其具備修習密宗的潛能和可獲“正果”的希望後,才接納弟子,作一次入密門灌頂儀式,這時才進入被視為密宗“根基”的“加行道”修持。加行道修持有幾種: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四皈依”、五體投地叩拜的“大頂禮法”、供曼陀羅、念神咒。只有把加行修持的上述各項修滿10萬遍,才有資格進修本尊法。如果被上師觀察為是大根器者,則可在屬於成就修持和高級修持的“五部無上金剛大法”(大威金剛、勝樂金剛、時輪金剛、集密金剛、歡喜金剛)中選修一種而專修。
  傳授密宗有五種層次:大灌頂,即當場賜予所修本尊的權力;小灌頂,賜予以後的權力;教敕,專門講授密典;另外一種是一邊念經,一邊解釋疑難。第五種是打開經卷,一直念下去,一句話也不說。藏傳密宗把“上師”作為修行者修法求道的必備條件,強調“視師如佛”,上師被尊為傳承釋迦佛祖全部智慧遺產者和真諦闡述者,因而弟子要在蓮花台前向上師和佛前跪拜三次。
  貢唐倉活佛所學的大小500多個灌頂,除兩個為當時查理寺80多歲的安曲活佛傳授外,基本都是拉科倉大師傳授。十分珍貴的是,拉科倉大師所授的灌頂中,除三分之二是貢唐倉活佛請求外,有三分之一是別人請拉科倉大師為貢唐倉活佛傳授。至今回想起來,貢唐倉大師對此仍十分感慨。他說:“大威德、勝樂這些高級灌頂,目前在包括西藏在內的藏區,能灌頂的活佛、高僧不多了。我當時10多歲,拉科倉是當時西藏都承認的大密宗師,學的灌頂最多,他把所學的灌頂幾乎毫不保留地傳授給了我,對我如此特別關照,也許是大師當時就預見到將來有失傳的危險吧。”
  在拉蔔楞寺僧眾多次強烈要求下,貢唐倉大師于1994年為僧眾傳授大威德、勝樂灌頂集。為什麼是灌頂集呢?大師解釋說:“比如說時輪神是個大神,其隨員神就有1000多個,每個神的經都要念。對普通群眾來說十分難得的時輪大灌頂,就需要四天時間,每天都是從早上講到下午,中間吃頓飯。如最簡單的觀世音灌頂,我所學的就有10多個,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灌頂:兩隻手的,四臂的,11個頭的,千手千眼的,等等”。
  1945年,貢唐倉·丹貝旺旭活佛19歲。在此之前,德高望重的三世安曲活佛圓寂,享年96歲。為了主持查理寺教務,貢唐倉大師向嘉木樣呈上報告。之後帶著他的管家,一路念經,前往他的本寺查理寺,開始了他19歲基本學成之後一邊繼續修行,一邊弘揚佛法的青年時代。

  貢唐倉大師住錫川西查理寺修行傳法,善行大德開始遠播四方

  位於四川西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查理寺,是貢唐倉大師的眾多屬寺之一。寺院座落在一條蒼翠的峽谷穀坡上,環境十分幽靜,谷底清水潺潺,陽山坡上覆蓋厚密的綠草,陰山坡佈滿茂密的松林,氣候溫濕可人。由於原寺主安曲活佛學識、威望很高,查理寺過去就聞名川西一帶。自從安曲活佛把寶寺送給貢唐倉大師後,寺院的地位就更加不同一般了。
  這座寺院,藏語又叫“華丹瑪桑林”,意即“騎獅子的文殊菩薩的寺院”。相傳二世安曲活佛建這座寺院時,從地基下挖出一尊石質的文殊菩薩騎獅子的像,因而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查理寺被視為文殊菩薩降生的地方。
  年輕的貢唐倉活佛和他的隨員騎馬南行,穿過遼闊的草原,翻越連綿的山崗,直奔查理寺而來。寺中數百名喇嘛早已在谷口列隊迎候。看見大師的騎乘在前方出現,虔誠的喇嘛們鳴奏法器,念誦吉祥祝詞,紛紛向年輕的大活佛行跪拜禮。為慶祝貢唐倉·丹貝旺旭活佛的到來,寺院專門舉行了盛大的法會,全寺喇嘛念經三天。遠近各部落的群眾聞訊後也紛紛趕來,燒香頂禮,一睹出生在他們故鄉的大活佛的風采。之後,大師回到故鄉轄美,認定了洪拉大師的轉世。
  結束了在拉蔔楞寺的苦學,來到查理寺主持教務,貢唐倉活佛開始了他一生中另一個重要階段。一方面,他到川西的大寺院獨立執掌教務,把查理寺這座主要以顯宗為主的寺院完善提高,確立了考取“多仁巴”學位的制度。在原來“格貴”的基礎上設置了“協敖”(即維護法會秩序的鐵棒喇嘛),使寺院管理得以健全,教學品質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活佛告別了過去基本是單一的青燈黃卷的學經階段,真正開始面對社會。還是在從甘肅拉蔔楞寺到川西查理寺的旅途中,受到各地土司一路恭敬迎候的活佛,就目睹了貧苦百姓的饑寒狀況。到查理寺後,每當看到前來朝拜他的信民中那些袍子破舊、生計艱難的牧民,他的慈悲之心就難以安寧。他無法安坐寺院,便經常到甘、青、川各省的草原上去,深入部落,走進牧民帳篷,察看群眾的生活,親自為他們念經祈福,讓他的善良的信民們得到精神安慰。很多的情況下,牧民是在他走後才知道來的是貢唐倉大活佛。
  1946年,貢唐倉活佛20歲。這年6月15日,大師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卡松地方的請求,為僧俗大眾傳授時輪大灌頂。這是貢唐倉活佛在他功德無量的弘法生涯中首次舉行的規模較大的法會。法會主講台設在卡松一個叫澤曲噶瑪灘的草山坡上。大師端坐莊嚴的法座,縱目望去,上萬名信民匍匐在地,不停地跪拜,不停地拋獻哈達。這些虔誠的人們,來自甘、青、川交界地區不同的部落,為了聆聽大師講經傳法,早早地騎馬賓士,甚至徒步跋涉而來。幾天的路程雖使他們疲憊不堪,但他們渴望的心靈卻是萬分幸福的。貢唐倉活佛深深理解他的善良的信民們祈求幸福的願望,不畏辛苦,在高原的烈日下整整講了三天。他用深沉、渾厚的講經聲,為世間大眾祈求幸福和安寧。
  首次大講經獲得圓滿成功,貢恬{只罘鴯2律詈竦涿爛D栚草原磧!ィ韉E請求傳穘椖活動觡τ不暇』1947年艝篾4月14,32歲昣五世嘉?傃⒛闔竇牛?執笫>即返回r1蔔楞寺瘠舉行盛{敼┘饋?天,大8#又應四rZ瑪爾康5壼靠嘶鶗炈篩詰葂劼渫了?A請求前圔傳法。XT其是掩?斯甲傳惼時出現“觀 鬱勇丁鋇膐o兆,傳D€川西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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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不知是什麼年代)當地一位老漢趕著牛耕地時,突然聽到地下有個聲音說:“擦疼了!擦疼了!”老漢循聲挖下去,發現土裡理著一尊自然天成的四臂觀世音像,細細看去,像上果然隱隱有犁鏵擦過的印跡。當地群眾自然對這尊佛像十分崇拜,專門修廟供奉。此後阿壩州的藏民朝拜西藏前,一定要先朝拜這尊觀音像,以祈求保佑平安、如願。
  1947年10月,貢唐倉大師來到山上朝拜,他在觀音廟中念經三天。之後,大師接受信眾的請求,在佛像前傳授觀音灌頂。在傳授時,突然從觀音菩薩像上流出清香的甘露。聆聽大師傳法的僧眾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奇兆,無不感到激動、幸福,對貢唐倉大師更是無比崇信。
  大師奔波在蒼茫的草原上,他不僅通過講經宣揚佛理,勸導世人友好相處,而且以他的威望和影響,做了許多有益國計民生的事。他到一些部落去,看到土司和百姓之間有不少表示身份等級的不平等禮節,就開導土司們:“人有上下長幼之別,卻無高低貴踐之分,應當廢除和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禮節,人人平等相待。”聽了大師的規勸,土司們諾諾稱是,很快付諸行動。
  當時甘、青、川交界的一些農牧區,蔓延著私種鴉片的惡習。有關資料記載: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地方,以廣種大煙出名,以後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竟形成了以卓尼、夏河農業區種生煙,臨潭縣舊城和夏河縣城加工、販賣鴉片的一條龍式生產銷售網。加之解放前後,這裡流竄著大小20餘股國民黨殘部及土匪,他們為了滿足自身吸食毒品的需要和籌集活動資金,在其盤踞的地盤和據點大肆種、販鴉片外,還教唆、誘騙、脅迫部分藏族群眾私種大煙,使煙災更加氾濫成災。據調查,到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時,僅甘南就發現有3個縣的450個自然村“以種大煙為生”的農牧民1.1萬戶、6萬餘人,每年種大煙3.8萬多畝,占總耕地面積的17%。在臨潭舊城和拉蔔楞鎮,專門從事毒品加工的個體專業戶100多家,煙販200餘人,每年有成千上萬斤鴉片被商販從這裡販往臨夏、蘭州、西安等地。川西一帶也不例外,松崗、卓斯甲等地也是很有名的鴉片產地,不但銷到成都、蘭州、西寧,還被販運到南京、上海、廣州等南方大城市,人稱“川西膏子”和“川土”。
  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藏區之所以煙毒彌漫,一是這裡均屬地域偏僻的深山老林,交通閉塞,處地隱蔽,不易發覺。而且全是二陰山地,降雨充沛,土氣濕潤、肥沃,日照強烈,樹葉腐爛後變成的有機肥料充足,具有亞熱帶林區的特徵,十分適宜罌粟的生長。二是國民黨政府雖然口頭上高喊禁煙,實際上是“明禁暗不禁”、“禁人不禁己”,結果當局禁種的告示年年貼,山上的鴉片卻年年種,而且越種越多,及至種植、加工、販賣、吸食鴉片的活動愈來愈猖獗,並逐漸趨於公開化。
  貢唐倉活佛第一次看到鴉片,還是他到查理寺以後。
  有年夏天,他到今四川省阿壩州的松崗農區,看到草山坡上一片片被開墾過的地塊裡,開滿了看起來十分絢麗的白色或粉紅的花朵,似乎有點像拉蔔楞寺院花圃裡的芍藥花。隨從告訴他,這看起來豔麗迷人的花兒,就是害人不淺的罌粟花。
  大師驚訝地“哦”了一聲。關於鴉片的故事,他多年前就聽老師毛爾蓋特蔔丹講過。老師說,距離中國很遠很遠地方的英國人,用兵艦和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把看起來象黑牛糞一樣的鴉片運到中國,不僅換走了中國無數白花花的銀子,而且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吸食成癮,變成了面黃肌瘦,幹不成活,當不成兵的煙鬼。現在這種開得十分燦爛,卻禍害無窮、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鴉片花,竟然出現在草原上,活佛的心情頓時變得沉重。他召來當地的土司,神情嚴峻地講說種鴉片的害處:“從眼前看,鴉片很值錢,每年能賣很多很多錢。從長遠看,越來越多的人吸上鴉片,人就要變成鬼,會使很多人家破人亡。錢要掙,可不要掙害人的錢。長此下去,罪過可是不小,草原上不能種這種有罪的東西”,土司們聽後誠慌誠恐,諾諾而退。
  1948年3月15日開始,貢唐倉大師應松崗土司的請求,在松崗曲波鬧吾林寺第二次傳授時輪大灌頂時,對參加法會的大小土司等3000多名信眾再次宣講種鴉片的壞處。土司們回去後紛紛行動起來,他們告誡那些種鴉片的人:“貢唐倉活佛教導了,種鴉片有罪過,你們趕快把鴉片鏟掉!”各部落的群眾懷著對貢唐倉大師的信服,很快拿上棍棒,成群結隊地上山下溝,把正在開花的鴉片全部打掉了。沒有多長時間,這裡的牧民就把“害人的魔鬼趕出了草原”。
  貢唐倉大師在川西禁煙的故事,不久傳到了成都、重慶、蘭州,甚至到了南京。人們說川西不再種鴉片了,是一位叫貢唐倉·丹貝旺旭的活佛親自到各部落勸說的結果。國民黨甘肅省、四川省於是專門致函,讚揚活佛的“功德”,南京政府還特意邀請活佛到南京去,準備給予嘉獎。大師一笑置之:“勸說人們不要做不好的事,這是佛門中人應作的事。”他沒有離開川西去南京。
  從1945年開始,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在查理寺度過了約十年歲月。冬日裡,他端坐在自己囊欠(即活佛的佛邸)的經房或寺院的經堂裡,心神完全沉浸在佛經典籍之中。在雪山環抱、靜謐得如同與世隔絕般的查理寺,大師的誦經聲伴隨著法器的奏鳴聲,晝夜不息,格外激蕩人心。夏秋季節,大活佛走出寺院,奔走在甘、青、川接壤的草原山嶺間,講經說法。得到的佈施,他大多又拿去接濟窮苦百姓。經常是,有些窮苦的信徒向活佛奉獻上一塊酥油,活佛回贈的東西反而更多,要麼是更大的一塊酥油,要麼是一皮袋青稞炒麵。
  在查理寺期間,貢唐倉大師的善行大德,開始遠播四方。他走到哪裡,那裡便留下神奇的傳說和感人的故事,如前面敘述的“觀音香露”便是一例。為記敘方便和便於讀者全面瞭解,這裡集中介紹一下貢唐倉大師在查理寺及以後的歲月裡的一些傳說故事。
  傳奇之一:拉古奇泉。藏族人民有一個用來祭祀、祈求“保護神”保護的節日,名叫“插箭節”。該節沒有固定的日期,一般由部落按宗教方式擇定。某一部落、地域、村莊的“保護神”,均設在當地最高的山巔或交通要衝的山崖隘口上。人們用五彩的箭垛作為供奉的象徵,每年為信奉的“贊神”、“敵神”(即戰神)、“陽神”(即男神)等舉行插換新的彩箭的儀式,十分莊嚴、隆重。貢唐倉大師4歲時,有一次舅舅阿丹土司率領全部落的人到附近的拉古山上去插箭煨桑,他也跟著去了。後來大家口渴了,阿丹土司便打發他家的牧工拉瑪甲到山下去打水。拉瑪甲準備走之際,當時叫班欽嘉的貢唐倉大師突然說:“山上有水,大家跟隨我去喝。誰都認為這是座幹山,不會有水,但還是好奇地跟著小小的班欽嘉去找水。來到一處地方,班欽嘉揭起一塊石頭,石下便現出一窩水,大家爭相來喝,卻怎麼也喝不幹。奇怪的是,在班欽嘉被選為貢唐倉五世轉世靈童離開熱合東部落後,這眼泉卻神奇地乾涸了。
  傳奇之二:銀幣貼牆。大師幼年學經時,曾有3000喇嘛目睹這一情景:一日有位施主來拉卜楞寺供齋佈施,按慣例也分給大師一塊銀幣。大師拿到後隨手拋去,但見那枚銀幣光閃閃飛到大經堂高牆上,竟貼牆不落。
  傳奇之三:雪塔失蹤。有一年冬天,大師回家鄉轄美過年時,在一個雪天和喇嘛們堆雪塔玩,天黑回去時,大師叮嚀喇嘛看好他堆的雪塔,等到第二天天亮來看時,地上的積雪和其他喇嘛堆的雪塔仍在,唯獨不見了大師堆的雪塔。仔細查看,又不見有人搬移的痕跡;天寒地凍,更沒有消融的可能。詢問看守雪塔的喇嘛,也弄不清雪塔到那裡去了。
  傳奇之四:貢唐藥泉。1956年夏天,大師一行騎馬經過噶科洛(今四川省紅原縣賈若鄉)的一座石山,正當大家感到口渴時,大師的坐騎忽然用蹄子踩出一個洞,立時清水洶湧,形成一眼旺泉,大家高興地手捧泉解渴。雖然水不好喝,但喝後胃裡很舒服群眾知道後紛紛傳說能治百病,從大老遠趕來喝,多的時候一天有一兩千人,後來這眼泉被人們稱之為“貢唐藥泉”。1958年大師入獄後,當地有領導認為這是封建迷信,禁止群眾去喝。遠近的藏民卻依舊偷偷去喝。禁不住,壞心人便殺蟲藥粉撒進泉裡,但藥粉很快又隨湧出的泉水飄走。有人又扔進死貓爛狗之類的汙物,群眾撈出後繼續喝。80年代初經專家鑒定,水中富含礦物質,確實能治病。到這時,有人又想發財,便用鐵絲把泉水圍起來,規定人喝一次收一元人民幣,牛羊等飲一次收伍角。後來大師知道了這件事,進行了嚴厲批評,這才取消了收費,群眾得以自由飲用。
  還有一個與水有關的故事。大師到查理寺後,發現該寺僧人瘸腿的不少。細問之下,原來是飲用山林中流水的緣故。1950年,大師親自設計,用竹筒將山上的泉水引下來飲用,從此以後,查理寺持棍跛行的喇嘛大減。
  傳奇之五:貢唐手印。在甘肅省夏河縣甘加草原上,有一白石崖洞,相傳是密宗行者修行的地方。有一次大師為祈求草原人丁興旺,到山洞念經祈禱。當他離去後,人們發現大師的手按過的白石上,留下了清晰的手印。筆者1994年7月專程赴拉蔔楞寺參加大師第十次時輪大講經時,曾與美國李玉玲小姐等眾多大師的敬仰者前往甘加草原朝拜白石崖洞。我們的汽車在無路的草原上顛簸了幾個小時,來到一處地勢突兀的草山坡上,但見高處是兩座險峻的石山,石峰夾峙的峽谷裡松林茂密,一股洶湧的溪流從穀裡潺潺流下山去。我們棄車步行,沿著溪流走向穀口,然後順一條羊腸小徑爬向敞開在左邊石峰半腰的白石崖洞。洞口很大,裡面供奉著佛龕,有不少泥塑佛像。在洞壁右側的地方,傾斜一塊巨石,上面顯出清晰的手掌印,五指指痕分明。大家紛紛照像留念,並把自己的手放在手印上親自感受一下。在這個海拔4000米左右,人跡罕至的石洞裡,大家親眼看到了大師當年念經時無意間留下的手印,無不稱奇感歎。
  傳奇之六:牛首護法神鼻中流血。1958年3月,大師在查理寺為一萬多名僧俗信眾傳授時輪大講經(第六次)後,來到附近一座叫“尕爾欽寺”的小寺,寺中有一幅繪著牛首護法神的唐卡畫(藏族一種用布或紙、羊皮、絲綢做底,彩綢鑲邊裝裱而成的卷軸畫,內容包羅萬象:佛像、人物、說法圖、佛經故事、生活習俗等)。在大師念經時,有人看見畫上護法神的鼻孔中,突然流出鮮紅的血來。由於燈光暗,起初看不太真切,等點了汽燈細看,發現血滴如桃形,似乎還有細血絲相連。人們驚異不已,有人還拍下了照片。當時目睹此景的阿克·特布丹大管家回憶說:“大師念了三天三夜經,血沒有止住,流得更大了,那正是大師遭厄運之前,至今血印還能看見。”
  傳奇之七;丹達林奇遇。在距今四川省紅原縣城兩三公里的地方,貢唐倉大師有一處馬場,1953年二三月間,大師來看馬時,在河邊的林中休息,因天氣很冷,便自己動手修了一間簡陋的房子。正考慮起什麼名字時,來了一個討飯的,送給活佛一塊刻了六字真言的石頭,問其叫什麼名字,討飯的回答:“丹巴達吉”(藏語意為“發展宗教”的意思),說完便走了。大師心想:這附近又沒有人家,卻突然來了一個討飯的,而且說出這樣一個寓意非常的名字,很是奇怪,遂把他所建的房子命名為“丹達林”。並在丹達林一直靜修到1954年嘉木樣大師派代表來敦請他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
  “六字真言”(或稱六字箴言),這是藏傳佛教最著名的祈禱語,音譯為“嗡嘛呢叭咪哞”,千百年來被視為佛教秘密之蓮花部的“根本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謂念此字時,自己的身體要應於佛身,口要應於佛口,意要應於佛意,身、口、意于佛成一體,才能獲得成就;“嘛呢”,梵文意為“如意寶”,表示“寶部心”,據說此寶來自龍王腦中,若得此寶珠,入海能無寶不聚,上山能無珍不得,故又名“聚寶”;“叭咪 ”,梵文意為“蓮花”,表示“蓮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蓮花一樣純潔無暇;“  ”表示“金剛部心”,祈願成就的意思,意即必須依賴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覺”,成就一切,普渡眾生,最後達到成佛的願望。通俗意譯豐富多彩:或譯“好哇!蓮花湖的珍寶!”或“願我功德圓滿,與佛融合”。或“法、報、應三身,如意寶珠,蓮花成就”等等。
  短短一個音節,竟蘊含了如此深厚的內容,把古往今來人類生活的生生死死、苦辣酸甜、理想和願望囊括其中,難怪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的藏族同胞,生生不息地默念吟誦,永不覺枯燥,永不感乏味。在藏族地區,“六字真言”隨處可見,充耳可聞,印在經幡上,刻在經版上,藏在轉經筒裡,念誦在信民口中,心裡……
  傳奇之八:淨水碗生出蓮花。1991年貢唐倉大師在拉卜楞寺舉行法會,即將結束時,供在大師面前的淨水碗中,忽然生出一朵小小的蓮花,參加法會的僧侶們爭相目睹,還把生出蓮花的水碗捧給了嘉木樣大師。之後,碧藍的天空還現出五彩祥雲。人們奔相走告:蓮花祥雲是昭示法會圓滿成功。
  傳奇之九:巨石中蹦出青蛙。1984年,貢唐倉大師到甘肅省瑪曲縣尼瑪鄉,攀上草原遠處的一座石山,當看到山腰一塊低窪的、避風向陽的地方時,順口說道:在這兒修幾座房子講經的話,很好,只可惜中間這塊大石頭不好搬掉。大師走後,當地的信民自發為大師在半山腰修房子。當用炸藥炸開那塊一米多高、二米見方的石頭後,中間突然蹦出一隻活生生的大青蛙。篤信神靈的群眾歎為奇兆,將這只在見不到陽光、吃不到食物的巨石中不知生活了多少年的青蛙視為神物,正準備供奉起來時,轉眼間青蛙便不見了蹤影。
  傳奇之十:黃河現彩虹。滔滔黃河從青海高原進入甘肅境內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的草原上形成了蔚為壯觀的“黃河第一曲”(曲即彎),由此蜿蜒北上。1988年6月,貢唐倉大師在盛況空前的阿萬倉大講經結束後到瑪曲縣休息了兩天。一天早上,大師對隨從和縣上的官員說:今天下午黃河上有彩虹出現,我們就以彩虹為背景照張像吧。大家看看天空,萬里無雲,湛藍如洗,看不出要下雨的跡像。有的人嘴裡不說,心裡卻不大相信。當下午太陽西斜時,天空突然濃雲密佈,陣雨傾盆而下,不一會雨過天晴,寬闊的黃河上空,現出一彎斑讕的彩虹。人們歡呼雀躍,莫不敬佩大師的先見之明。
  傳奇之十一:大昭寺奇遇。1985年10月,貢唐倉大師為修復拉蔔楞寺大經堂,率領代表團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築。大師在拉薩朝禮了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及大昭寺等各格魯派聖跡,同時廣為佈施,並在甘丹寺講經傳法,其間出現多種奇兆。大師去大昭寺時,在門口一位藏族老太婆獻給大師一個白海螺,而當年一世貢唐根敦彭措在拉薩送一世嘉木樣回夏河故里興建拉卜楞寺時,送的也是個象徵法音的白海螺,以後佛法果然傳遍安多藏區。三世貢唐丹貝仲美曾在大昭寺文殊菩薩壁畫前獻哈達時,那哈達便奇跡般沾在壁畫上文珠菩薩的胸前。兩百年後,六世貢唐倉大師再次來到這幅文殊菩薩壁畫前,他獻的哈達同樣沾在了壁畫上文殊菩薩的胸前,開始怎麼也掉不下來,後來群眾在大師的哈達上拋掛的多了,那哈達便掉了下來。當時目睹了此景的朝佛信民紛紛說:文殊菩薩接受了貢唐倉大活佛的哈達。
  上述傳奇,舉不勝舉。廣泛流傳於草原。這些奇事,在傳揚過程中又被敬仰大師高行大德的信民們,自然而然地賦予了神秘的色彩。這些故事無一不是貢唐倉大師在群眾中崇高威望的真實反映。令人敬佩的是,大師虛懷若谷,從不以這些神奇之事炫耀自己。


  班禪大師的“一家人”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作為在中國藏區及國外佛教徒中均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他以其先輩曾是甘丹大赤巴的歷史淵源和自身博大精深的佛經造詣,深受九世、十世班禪大師的尊重和厚愛,尤其是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大師建立了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和深厚友誼,被班禪大師一直親切地稱為“一家人”。

  看到十歲的貢唐倉活佛,九世班禪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喇嘛”。大師希望貢唐倉活佛一生為大眾多灌頂,舉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時輪大講經

  1936年,第九世班禪大師曲吉尼瑪接受以拉卜楞寺藏兵司令、五世嘉木樣之兄黃正清作代表的拉卜楞寺的多次邀請,從青海塔爾寺啟程前往拉蔔楞寺。
  這年農曆4月25日,五世嘉木樣率領拉蔔楞寺各大活佛及僧俗信眾,專程在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的賽欽灘草原設帳,隆重迎接九世班禪大師。10歲的六世貢唐倉活佛作為拉卜楞寺四大賽赤之首,自然也前往迎接。
  6月15日,班禪大師到達甘加草原,歡迎場面盛況空前:除遠道前來的數萬名藏蒙群眾和拉蔔楞寺各大活佛、數千喇嘛外,還有國民黨政府任命的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誠允及行轅全體成員,由拉薩剛到拉蔔楞寺的哲蚌寺前任堪布阿旺堪卻,沙拉寺前任堪布羅桑根卻,甘丹寺前任格貴頓珠嘉措,以及由印度回來的班禪駐印度辦事處處長福安康等。
  1993年10月,貢唐倉大師向筆者回憶當時與九世班禪見面的情景:
  “班禪是坐由八個人抬的轎子來的,這頂前世班禪傳下來的黃轎,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賜的。走在我前面的是德瓦倉活佛,他當時任拉蔔楞寺總法台。雙方在草原上見面後,班禪負責接待的官員先來詢問了大家的身份,然後拉蔔楞寺方面依次上前敬獻哈達。等到我上去獻哈達時,站在班禪身邊的堪布介紹說:這是貢唐倉五世的轉世。班禪聽後顯出很高興的樣子,我給他磕頭時,班禪又做出要行禮的姿勢。接著,班禪又要我和他行碰頭禮,這種禮過去只有達賴、班禪相見,或達賴、班禪與其老師相見時才行。九世班禪不僅與我行了碰頭禮而且還十分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喇嘛。以後我每次去見他,他都要起來相見,給了我很高的禮遇。
  在藏語中,喇嘛的原意是“上師”之意,如在“達賴喇嘛”這一尊號中,“達賴”是蒙語,意為“大海”;“喇嘛”是藏語,即“上師、上人”。全意為“象大海一樣偉大的上師”。九世班禪稱貢唐倉活佛為“我的喇嘛”,意即“我的老師”,不僅是基於一世貢唐倉當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威望和影響,更直接的是來自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曾給九世班禪灌頂,密傳真言,是九世班禪真正意義上的傳法教師。
  當天在草原上,還有一件事讓貢唐倉大師終生難忘。見面結束後,班禪大師給大家摸頂。按照慣例,一般喇嘛班禪用一隻手摸,活佛、高僧用雙手,一般俗人則用一根特制的教版,教版用銀子包裹,頂端懸垂包了經文的穗子。摩頂時,班禪大師手拿教版,用穗子在被摸者頭上輕輕一觸,以示尊重。後來來了幾十個麻瘋病人,其他人紛紛躲避,唯恐傳染。班禪大師卻放下教版,一個個親自用手摸,摸完後還把雙手放在自己的頭上摸了摸,以示去掉了病菌,然後繼續給後面的信眾用教版摩頂。10歲的貢唐倉活佛當時就站在班禪大師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感動。
  7月4日,九世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舉行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這是大師不得不流亡內地以來,舉行的最後一次時輪金剛法會,也是他一生中舉行的最後一次金剛法會,6萬多名蒙藏僧俗信眾有幸聆聽了大師的弘法。
  九世班禪法名曲吉尼瑪,生於西元1883年(清光緒九年),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經金瓶掣簽,從3名幼童中被認定為八世班禪的轉世。
  眾所周知,自從格魯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大權後,達賴與班禪作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兩名傳世弟子,一個駐前藏拉薩布達拉宮,一個駐後藏日喀則劄什倫布寺,分別在自己的轄區行使政教大權。藏族民諺就說:“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班禪在後藏地區擁有大量的土地、信民和寺院,在清代,達賴和班禪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歸清朝皇帝直接領導。班禪的行轅和達賴的噶廈政府同樣處於平等地位,同歸清朝駐西藏大臣直接監督。清末民初,正是英帝國主義者侵略西藏的時期,對於外敵的入侵,九世班禪曲吉尼瑪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態度明確,領導各自所屬的僧俗人民,堅決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一點,連英國侵略者統帥榮赫鵬所寫的《印度與西藏》一書也有明確記載。
  那麼,九世班禪又為什麼逃出西藏呢?
  據藏學專家牙含章先生編著《班禪額爾德尼傳》記載:1915年(民國四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於內地的行政專員公署),任命一名僧官,一名俗官為基宗。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達賴在後藏的所有宗  之外,也管轄班禪所屬的4個宗和所有莊園,這就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這是班禪方面絕對不能接受的。而且設立基宗以後,噶廈政府即向班禪所屬的百姓徵收、攤派軍糧稅款與烏拉,特別是噶廈要班禪轄區的百姓承擔25%(即四分之一)的軍糧,這四分之一的軍糧按西藏舊時計量單位為一萬克,約合28萬市斤,當時班禪轄區的僧俗人民根本承擔不了。這兩件事導致班禪與達賴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
  據九世班禪傳記記載,促成班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1月,達賴命令劄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就被噶廈投入監獄。他們的侍從立即逃回劄什倫布寺,如實稟報給九世班禪。九世班禪感到這是大禍臨頭的先兆,如不逃走,必將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於是立即做了決定,向內地出走。為防日喀則基宗發現,他做了必要的安排。
  劉家駒所著《班禪大師全集》這樣記載: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禪率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按一般的行程,由日喀則前往青海,應走東北方向,經過那曲,翻越唐古喇山,這是正道。而九世班禪卻沒有走正道,由日喀則向正北方向前進,晝夜兼程,僅用7天7夜就走了平常商人需走一月的路程。班禪出走三日之後,他的各大堪布、醫生、馬官、廚師及侍從100多人才乘月色逃出,追趕班禪,疾行五日五夜,才會合到一起。班禪率領親隨避開大路,跋山涉水,穿過藏北羌塘無人區,直達青海境內。
  班禪一行出走數日後,噶廈派駐日喀則的基宗才發現,因當時日喀則與拉薩不通電話與電報,基宗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江孜,通過英國人辦的郵電局,向噶廈報告了班禪出走的情況。十三世達賴立即派遣騎兵1000人,向北追捕班禪。但由於追兵走的是正道,而班禪一行走的是羌塘無人區,因而追兵一直追到唐古喇山也未見蹤影,加之又遇大雪封山,只好無功而返。其間有一個小插曲,班禪同他隨後趕來的人馬會合後,如果按原來方向再走三日,便可到達大路,班禪卻突然改道向北,眾人跟隨。過後才知若不改道,正好與追兵相遇,大家無不讚歎大師的神異。
  九世班禪一行由西藏逃入青海境內後,雖然擺脫了被追捕回去的險境,卻又陷入糧食缺乏,將被餓死的絕境。因為大師一行倉促出走,只帶了足夠的金銀以做路費,卻無法帶充足的食糧。他們進入的青海之境又是一個無人區,沒有牧民,買不到任何東西,金銀毫無用處。廣袤的草原上雖有不少野牛、野馬和野羊,但見人就逃,很難捕捉。而喇嘛們又受了沙彌戒與比丘戒,禁止殺生,所以大家都不會打獵。要走出青海無人區,大約需一個月時間。食糧不夠,捕到的野物又很少,解決不了多大問題。於是大家只好宰馬充饑,而沒有馬,在草原上又難以行走。
  正在絕望之時,忽然在子聰草壩遇到清朝大國師之一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佛師孝珠堪布一行。原來他們從西藏返回外蒙,正巧路過這裡。他們有大批的駱駝,載著充足的食物。與班禪大師相遇,十分驚喜。大師一行的食物自然由他們供給。這一巧遇使班禪一行免除了全部餓死的絕境。正如劉家駒在《班禪大師全集》中所說:“得借明駝千里足,送佛蒞中原”。
  班禪逃走以後,噶廈政府乘機掌管了劄什倫布寺的政教事務。班禪所屬的各宗宗本,各奚卡的奚本,也全部換成了噶廈派去的官員,班禪轄區從此由噶廈直接統治。
  1924年3月20日,班禪一行到達甘肅省最西部的安西縣,從紮什倫布寺到安西縣,共走了四個月零五天。當時的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禪到達甘肅的消息後,決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禪的前例和規格,隆重歡迎班禪到京。因黃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決定中南海瀛台為班禪的行轅。大師先被迎接到蘭州,經過被圍困的西安(當時國民軍的楊虎城與李虎臣兩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隊圍困在西安城內),又在太原停留了一段時間,1925年到達北京。從此,班禪大師在內地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流亡生活。大師先後赴杭州、朝五臺山,在蒙古各地舉行宏大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他念念不忘的返藏問題,卻由於當時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係很不正常,英帝國主義及西藏的親英分離勢力提出的種種苛刻條件的阻撓,屢屢難以如願。
  1935年3月19日,班禪致函國民黨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再次提出他的回藏計畫。國民黨政府也決定拔出80萬元旅費,20萬元預備費,派遣500名衛隊官兵,護送班禪回藏。西藏方面一方面歡迎班禪回藏,另一方面又提出班禪要“輕騎回藏,勿帶蒙漢官兵”。英國駐華公使也向國民政府提出外交抗議,反對班禪帶領衛隊入藏。
  在班禪回藏的問題上,班禪方面,噶廈方面,國民黨政府方面,英國方面,爭論焦點是:班禪回藏帶不帶蒙漢官兵?表面上,這似乎只是一個衛隊問題,實質是西藏與中央的從屬關係問題,也就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問題。
  在這個原則問題上,班禪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毫不讓步,國民黨政府也認為班禪必須帶一部分衛隊回藏。1935年9月21日,蔣介石給班禪發來電報說:“請佛依照原定計劃,早日入藏,一切自有中央主持”。
  班禪大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準備渴望已久的返藏前夕來到拉蔔楞寺的。
  從1936年6月15日到達,到8月21日離開,班禪大師一行在拉蔔楞寺住了兩個月零六天。其間於7月4日舉行了規模宏大的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其間,戒備森嚴,一般人很難到跟前,但對於10歲的貢唐倉活佛,大師視作自家人,任其自由出入。在離開拉蔔楞寺前夕,班禪大師接受貢唐倉活佛的恭請,到貢唐囊欠(藏語意為活佛的府邸)作客。
  到貢唐囊欠後,班禪隨行的管家以為大師不過來看一看,只待一會兒,便不停地催促:“有什麼好吃的,趕快端上來”。藏族上菜有個習慣:後面的菜上來後,端下前面上的菜。由於管家催得很快,菜很快就上完了,而班禪大師不但沒有走的意思,還說:“今天就在這裡不走了”。管家一看這樣,又說:“還有什麼好吃的,再端上來。”
  這天在貢唐囊欠,班禪大師過得十分愉快。大師就象在自己行轅一般輕鬆,不斷地向世唐倉活佛問這問那,顯出對活佛的格外喜愛和關心。當時貢唐倉活佛正在學經,大師便把他的一尊文殊菩薩銅像送給了貢唐倉活佛,那是一尊手拿智慧劍的文殊菩薩像,已有1000多年歷史,十分珍貴。大師對貢唐倉活佛說:“送你這尊佛像,開開你的智慧,希望你成就大智慧”。接著大師又把他7月4日講經那天穿的金坎肩送給了貢唐倉活佛,大師充滿期望地對貢唐倉活佛說:“這是我講經穿的坎肩,今天送給你,希望你以後為大眾多講經,講六七次、七八次,越多越好”。1994年底,貢唐大師在南國廣東回憶這段歷史時欣慰地說:“班禪大師希望我講經六七次或七八次,我已經講了十次了,超額完成了任務”。
  班禪大師那天12點左右來到貢唐囊欠,一直待到天黑,後來打著汽燈回到了他的住地。這次聚會,班禪大師以他的睿智、慈祥,明確地對貢唐倉活佛寄予了厚望,這給10歲的貢唐倉活佛留下了一生難以忘懷的印象,尤其對他以後佛經造詣的精益求精、戒德修行的崇高圓滿以及孜孜不倦的弘法事業,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令貢唐倉大師抱憾不已的是,這竟是他與班禪大師的最後一次見面,一年多以後,班禪大師就在青海省玉樹圓寂。
  1936年8月21日,班禪大師偕同國民政府新任命的護送專使趙守鈺等離開了拉蔔楞寺,向青海省的玉樹進發,以便從那裡準備啟程回藏。大師一行經青海黃河南親王住地,邊走邊停,一種接受僧俗信從的朝拜,於1936年12月18日到達玉樹,“軍民數千,冒雪歡迎”。班禪將行轅設在玉樹寺的甲拉頗章宮內。
  在此之前,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于藏曆水雞年(1933年)10月30日,以58歲的盛年圓寂於拉薩。九世班禪當時得到消息後,立即致電國內各寺院,共誦大經,追薦志哀七日,同時自己捐獻大洋七萬三千二百元,作為西藏、青海、西康(今四川西部)、內蒙各地寺廟喇嘛誦經的費用。1937年5月7日,噶廈派出尋訪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的代表團到達玉樹,請求班禪指示十三世達賴轉世的地點。大師除指示外,還另外加派了兩位活佛幫助尋訪。噶廈方面還因1932年與青海打過仗,擔心馬步芳懷恨在心,故意刁難,懇求班禪給馬步芳寫信,予以“疏通”。大師當即給馬步芳寫了一封很誠懇的信,請他大力協助,早日訪得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
  但對於班禪回藏,噶廈方面一方面表示歡迎回去,另一方面仍提出“不帶蒙漢官兵”的老問題。經過班禪行轅、拉薩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和噶廈代表多次商討,噶廈方面表示可以允許中央代表和儀仗隊進入西藏境內,使命完成後,休息數日,便從海路撤回,並要“國際擔保”。與此同時,英國駐華公使配合噶廈方面,多次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反對中央政府派衛隊護送班禪回藏。這時國內形勢又發生了很大變化。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侵佔了平津,上海危機,國民黨政府已經顧不上西藏事務,加之正依賴英美的財政與軍火援助,不敢得罪英國,蔣介石因之突然改變了態度,於1937年8月19日通過行政院發佈了要求班禪“暫緩回藏”的命令。當時班禪已經離開玉樹前往青海與西藏邊境的拉休寺,對於蔣介石“暫緩回藏”的決定,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接受;因為大師本人一直希望早日回藏,一切準備工作均已就緒,且已到達西藏邊境。大師於是決定再作一次努力,但經過多方協商,噶廈方面最後回電:
  “(一)儀仗隊在藏只准休息兩個月,並得由海道撤回。
  (二)行轅與儀仗隊到藏後,須服從前藏政府命令。
  (三)所有保證字據,須經大師簽字蓋章。”
  以上三條,實際上是拒絕班禪回藏尤其是要班禪行轅“服從前藏政府命令”,這是班禪絕對不能接受的。班禪於是決定在抗戰期間暫緩回藏。大師在給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的信中說:班禪東來十五載,心切五族團結,共安邊防,寧願犧牲個人,力全大局,暫緩西行,以待將來。大師隨即于10月8日離開拉休寺,10月12日重返玉樹。
  班禪大師回藏之事被西藏親英分離勢力和英帝國主義阻攔後,即感身體不適。到11月4日,飲食難進,每食即吐,左肋劇痛,不能安臥。延至12月1日晨2時50分,在結古大寺甲拉頗章宮內圓寂,享年55歲。
  九世班禪大師曲吉尼瑪,生於1883年(清光緒九年),自1923年11月15日逃亡內地以來,在國內各地住了整整十四年零十五天,始終未能實現返回故鄉的願望。他的不幸逝世,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西藏人民特別是後藏人民的悲劇。這個悲劇的發生,關鍵是那個時候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係很不正常,西藏的親英分離勢力與英帝國主義勾結,企圖分裂中國,因而設置障礙阻攔堅定的愛國主義者班禪大師返回西藏。
  貢唐倉大師至今深情地回憶:“我十分信仰、尊重班禪大師,他人很好,一點脾氣也沒有,當時他的堪布會議廳有隨員500多人(包括國民黨政府派的警衛),但大家都不怕他。好幾次他生氣地說:你們現在不怕我,我的下一世可不會讓你們欺侮。第十世班禪大師果然很威嚴,隨從都很敬畏。”

  11歲的十世班禪突然從褥子下面摸出一塊已捏成手形的黑石頭,莊重地對23歲的貢唐倉活佛說:“這是我8歲時捏的,為了送給你,一直等到現在。”

  到1948年,貢唐倉活佛23歲,已經是甘、青、川藏區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這年夏天,大師離開他在四川阿壩的寺院查理寺,回到拉蔔楞寺他的囊欠。住了不久,大師即率領查理寺安曲活佛的管家、他的舅舅阿丹土司等300多人,前往青海塔爾寺,拜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大師,同時叩請班禪認定圓寂已三年的安曲活佛(第四世)的轉世靈童。這查理寺是四川阿壩州最大的寺院之一,由安曲活佛創建,到第二世安曲活佛時,他把這座著名的寺院送給了他的老師、德高望重的四世貢唐倉,期望查理寺憑藉貢唐倉大師的巨大影響,永轉*輪,光大佛法。
  貢唐倉大師一行300多人,騎著馬浩浩蕩蕩向西寧進發,沿途經青海省河南蒙旗、澤庫、貴德等地。因一路受到當地僧俗群眾的頂禮膜拜,不得不走走停停,最後用了將近半月時間,於農曆八月到達塔爾寺。
  塔爾寺建在青海省湟中縣魯沙爾東北,距離省會西寧城約25公里。這座建於西元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典型漢式建築風格的古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又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寺院四周環繞奇峰叢林,十分莊嚴幽雅。並排屹立的八座白塔,殿頂覆蓋深藍色和深綠色琉璃瓦,中間高出眾殿之上的大頂,金光燦爛,十分耀目。其中最負盛名的宗喀巴大金瓦寺,地基約有五十公尺見方,牆為各色香木雕成,上、下兩層的屋頂全部鋪以金瓦,在陽光下閃射著永恆的金光。
  第十世班禪大師因種種原因,回不了他的本寺西藏劄什倫布寺,這時駐蹕於塔爾寺。因大師只有11歲,許多事情便由他的堪布會議廳主持。堪布會議廳對貢唐倉大師極為敬重,給了他很隆重的禮遇,所有堪布、喇嘛都到寺外迎接,並立即安排他拜見了班禪。大師向11歲的班禪敬獻了價值4000銀元的一個大銀元寶,還向全寺喇嘛每人贈送了一枚銀元。
  貢唐倉大師到塔爾寺的時候,正是十世班禪處境困難之時。
  九世班禪1937年在青海玉樹逝世後,班禪行轅堪布會議廳就派出僧俗官員四處找尋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歷經千辛萬苦,於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縣溫都鄉一戶藏民家中,找到了一名靈童。這名靈童生於藏曆十六饒迥之土虎年,即1938年正月初三日,乳名官保慈丹,找到時已經三歲。其父名貢布才旦,母名索南卓瑪。經過堪布會議廳進行占卜、降神、辨認前世班禪用過的東西等等選擇靈童的程式,認為官保慈丹確系前世班禪轉世的靈童,就把靈童先從循化縣接到甘肅拉蔔楞寺,然後再迎到塔爾寺“供養”。同時以堪布會議廳劄薩喇嘛羅桑堅贊的名義,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寫了一個報告,要求批准舉行班禪靈童登席繼位大典。
  但蔣介石接到電報後,沒有表態。因為當時西藏方面也正在找尋九世班禪轉世靈童,按清朝規定的制度,達賴、班禪逝世後,其轉世靈童的確定,要經過“金瓶掣簽”手續,並由中央政府派遣大員主持。1947年,西藏噶廈通知劄什倫布寺,說他們也找到了兩個班禪靈童,要他們派人到青海去,把供養在塔爾寺的班禪靈童接到西藏,以便舉行“金瓶掣簽”,決定哪個是真正的班禪靈童。劄什倫布寺即派九世班禪的秘書長王樂階到塔爾寺,和堪布會議廳商量靈童掣簽問題。堪布會議廳經過開會討論,一致決定:在青海省循化縣找到的靈童,經過各種宗教手續的審查,確系九世班禪轉世的靈童,已呈報國民政府行政院,無庸舉行“金瓶掣簽”儀式;在西藏地方與中央的從屬關係未恢復前,暫不護送班禪回西藏。
  就之樣,青海一個班禪靈童,西藏又有兩個班禪靈童。究竟那一個是真正的班禪靈童,尚未得到中央政府最後確認。在這一微妙的處境下,甘丹大賽赤貢唐倉前來拜訪,不僅獻來厚禮,而且請求還沒有正式認定的十世班禪認定安曲活佛的轉世靈童,這使班禪和堪布會議廳的全體僧俗官員十分感動。堪布會議廳在隆重接待貢唐倉的同時,即表示了這樣的意願:希望貢唐倉活佛以其崇高威望,給安多藏區的群眾做工作,要求國民黨政府早日承認青海靈童為九世班禪轉世。
  這裡順便說說中國藏區的劃分。據貢唐倉大師指點,中國藏區習慣上有三大藏區之稱,即衛藏、康巴、安多。安多藏區的範圍,是從西藏(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阿欽桑熱(藏語意即大銅山)開始,到青海的朵拉熱牧(地方名)之間生活的藏民,包括現在甘肅藏區的全部、青海的大部分、四川甘孜以北的藏區。唐朝時稱西藏為“吐蕃(音bo)”,吐蕃之稱來源有兩個:印度過去稱西藏為“蕃紮”,即雪域、寒冷之意,藏族沿用這一稱法,把自己生活的地區叫“大蕃”,唐王朝認為天下只有“大唐”,哪有“大蕃”,便把西藏稱之為“吐蕃”,“吐”即小的意思。到明朝時,稱西藏為“烏斯藏”,烏斯即前藏,藏即後藏。
  在塔爾寺期間,貢唐倉活佛恭請班禪按儀規認定安曲活佛的靈童,幾乎與小班禪天天在一起,吃飯、交談,相處很融洽。兩人都屬虎,只是班禪比貢唐倉小一輪。貢唐倉大師看到班禪靈童儀態莊重,聰慧機敏,心裡就十分誠信。由於貢唐倉大師在安多藏區有崇高的威望,前來塔爾寺叩拜大師的信眾很多。大師每次接見朝拜的群從,都要向大家講現在駐蹕於塔爾寺的班禪,他認為真正是九世班禪的轉世,請大家衷心敬信,並向國民政府寫信,敦請儘快承認他為十世班禪。
  當時掌握青海軍政大權的馬步芳,得知貢唐倉大師在塔爾寺後,盛情邀請大師到西寧。青海“馬家軍”本是拉蔔楞寺的仇敵,馬步芳的父親馬麒統治青海時,粗暴干涉拉蔔楞寺院內部事務,任意懲罰,激起僧俗抗拒。之後派其弟弟馬麟率兵大肆搶掠拉蔔楞寺,先後殘殺數千名藏民。直到馮玉祥的國民軍進入夏河,才趕走馬麟的部隊,五世嘉木樣才得以回到拉蔔楞寺。後來還發生過馬麒堂侄馬仲英焚燒拉蔔楞寺,殺害貢唐羅哲倉大師的事件。
  現在,馬麒的“接班人”馬步芳盛邀貢唐倉大師到其府上,用意是十分明顯的:想通過對大活佛的禮遇,來獲得藏族人民的好感。貢唐倉大師深知其意,遂以他的大度和容量,前往應付,見馬步芳時僅以幾匹馬作為禮品。馬步芳則優禮有加,請貢唐倉大師住在他的花園府邸裡,並提供一輛藍色小轎車供大師使用。馬步芳那時共有四輛小轎車,給大師用的那輛,前燈壞了一盞。大師便叫那輛車為“瞎子”,外出乘坐時,不說車來沒有,而說“瞎子”來了沒有。後來,馬步芳的兒子馬繼援從西安坐飛機趕回來,拜見大師,之後專門邀請大師去看他的飛機。那是大師第一次見到飛機,馬繼援又勸大師不妨坐一坐。大師有點猶豫,他的秘書果瑞(漢名吳振剛)也建議大師可以坐坐,於是大師便登上了那架只有兩個座位的戰鬥機,在西寧上空轉了兩圈。下飛機後,大師贈送駕駛員50塊銀元,以示感謝。
  第二年,馬步芳當上了國民黨的西北軍政長官,由“青海王”變成了“西北王“。志得意滿的馬步芳親自寫信邀請貢唐倉大師到蘭州來,大師沒有答應,據說馬步芳對此很不高興。但為時不久,馬步芳便帶著妻妾和搜刮來的金銀財寶,在人民解放軍的隆隆炮聲中逃到臺灣去了。
  1948年9月,在塔爾寺逗留了一個月的貢唐倉大師準備返回夏河拉蔔楞寺了。臨行前,大師去同班禪話別。平素大師來去都很隨便,毋需通報。那天去時,堪布會議廳的接待人員卻請貢唐倉大師稍候,說十世班禪正在坐經(長時間靜修,連續幾天甚至一個月),我們去請示一下。按道理這種靜修是不見人的。但很快隨員回來請貢唐倉活佛上去。大師一到靜休的地方,班禪的經師便恍然大悟般說:“今天佛爺(指班禪)一直說讓早點結束,我有事。原來你們早就約好了的。”
  吃飯時,班禪的經師出去方便去了,只有貢唐倉活佛與班禪在一起。班禪問貢唐倉活佛:“仁波切(藏語對高僧的尊稱,尊貴的意思),你想不想吃冰糖?”貢唐倉活佛回答:“吃也可以。”班禪便拿起一塊冰糖,但太大,吃不了,班禪見狀便笑個不停,一派可愛的童稚情狀。貢唐倉說:“找個東西來砸。”班禪說不用找了,邊說邊從褥子底下摸出一個黑黑的石頭。貢唐倉活佛一看,石頭上完全是捏出的人手模形,連紋路都清晰可見。班禪莊重地說:“這是我8歲時捏出的,為了送給你,一直等到現在。”貢唐活佛聽後連連稱奇,拿著石頭,如獲至寶。
  後來經師回來了,看了一眼,皺起眉頭說:“糌粑怎麽捏得這麼黑?”貢唐大師告訴經師:“這不是糌粑,是石頭。”經師看後也大為驚訝,他與班禪朝夕相處,卻從未見過這塊奇石,這說明班禪與貢唐倉十分有緣份。
  班禪給貢唐倉贈給奇石的事很快就傳開了。堪布會議廳希望貢唐倉大師把石頭留給他們,大師說這是班禪送給我的,不能留下來,後來馬步芳知道了,也要去看。這一聖物,一直被貢唐倉大師珍藏。1958年藏區發生動亂,貢唐倉大師蒙冤被捕後,大師的大管家貢唐.慈成帶著這塊用金盒子裝了的奇石,去了印度。在印度,慈成大管家代表貢唐倉大師,為藏民提供住宿,給予生活補助,被流亡藏民稱為“慈父”。他還在印度丹然東地方修起一座寺院,為貢唐倉大師蓋了別墅。不幸的是,後來小偷來偷東西時,把金盒子連同奇石一起偷走了。奇石丟了不久,慈成管家便被流亡印度的亡命之徒暗殺了。
  說起慈成管家,還有一段故事。五世貢唐倉的管家紮益果若很出名,他與五世貢唐倉是同學,關係十分融洽。他去世後,他家裡人和貢唐囊欠都希望他能再降生在這戶人家,於是念經祈禱。後來這家人果然出生了一個男孩,大家都認為他必是上世管家的轉世。六世貢唐倉5歲到夏河時,這名後來叫慈成的男孩6歲,同貢唐倉活佛一起玩耍,感情深厚。1949年20多歲時,他做了貢唐倉的總管家,一直到1958年去印度,共做了9年管家。這期間貢唐拉章最興旺,在甘、青、川一帶有大小寺院26座,大小管家30多名。
  貢唐倉大師率領300多名部落及群眾代表離開塔爾寺時,11歲的十世班禪親率100多名僧俗官員歡送。大師帶著班禪大師用金粉書寫的安曲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書,回到了拉蔔楞寺,不久即回到四川阿壩州的查理寺。大師以他的威望和影響,動員安多藏區的群眾,千人、萬人簽名寫信給國民政府,要求正式認定塔爾寺靈童為十世班禪。
  與此同時,在拉蔔楞寺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的尋訪認定上(五世嘉木樣丹貝堅贊於1947年4月14日圓寂),貢唐倉大師力主請住在塔爾寺的班禪蔔算出尋訪範圍,並請班禪親自到拉蔔楞寺抽籤認定。六世嘉木樣靈童的尋訪認定工, , 作,從1949年2月11日開始,到1951年11月止,歷經兩年零十個月時間。期間兩次尋訪,先後訪得兒童2000余名和867名,蔔算結果,這些兒童中均無嘉木樣轉世靈童,直到請班禪大師卜算抽籤,才得以圓滿認定。在這件事上,貢唐倉大師態度十分明確,他說:“前幾世嘉木樣都是班禪認定的,現在離班禪這麼近而如果去西藏確定五世嘉木樣的轉世,這本身就表明了對住在塔爾寺班禪的不信任。”貢唐倉大師通過認定六世嘉木樣這件大事,再一次給予班禪大師很大的支持。
  1949年6月3日,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頒佈命令:“青海靈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圓,靈異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應即免預掣簽,特准繼任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在此之前,堪布會議廳已請拉蔔楞寺最有聲望的高僧拉科倉·久美陳勒嘉措到塔爾寺,給十世班禪剪了發,換了僧衣,取法名卻吉堅贊,同時授了沙彌戒。8月10日,國民政府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專使,在塔爾寺舉行了十世班禪登席繼位大典,關吉玉代表代總統李宗仁,向十世班禪送了390兩重的黃金一塊,以示祝賀。至此,十世班禪獲得了繼承九世班禪職權的合法地位。

  兩位大師出獄後初次相逢,班禪大師第一句話就說:“你辛苦了!”此後視察藏區,班禪兩次請貢唐倉作他的高級顧問……

  班禪大師作為中國藏傳佛教界的傑出領袖,一般情況下,不管地位多高的活佛,勤見他都要經過堪布會議廳請示大師同意後才行。貢唐倉大師卻是例外,他不論什麼時候去,也不論班禪大師多忙,隨時都可以見到班禪。大師多次說:貢唐倉活佛是“我的一家人”。
  “十年動亂”中,這兩位交誼深厚的大師同遭厄運,班禪大師坐獄9年,貢唐大師入獄21年。1980年,班禪大師視察青海塔爾寺和家鄉循化縣之後,於9月來到甘肅拉蔔楞寺。見到比他年長12歲的貢唐倉大師,大師第一句話就說:“你辛苦了!”貢唐倉大師回答:“我不辛苦,你辛苦了!”大師又問:“(坐監獄時被)綁了沒有?”貢唐倉大師回答:“我沒有綁。”班禪大師聽後欣慰地說:“那你比我運氣好”,說著伸出他的大手給貢唐倉大師看他雙手被綁過的痕跡……在拉蔔楞寺期間,班禪大師在貢唐倉大師和嘉木樣等陪同下,察看寺院建築,瞭解寺院管理,詢問喇嘛們的學業,看到拉蔔楞寺在貢唐倉、嘉木樣活佛的主持下,很快結束了“十年動亂”造成的影響,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寺院管理有條不紊,班禪大師十分高興,並委任貢唐倉大師為拉卜楞寺寺院管理委員會主任。
  1982年,班禪大師再次到甘肅、青海、四川藏區視察。9月23日,班禪來到拉蔔楞寺,貢唐倉向大師彙報兩年來管護寺院的情況,同時舉薦嘉木樣出任寺管會主任。之後,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黃正清(五世嘉木樣之兄)一起,陪同班禪大師視察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七縣,到迭部縣甘肅省地界結束時,嘉木樣、黃正清告別回去,班禪大師一定要貢唐倉留下,繼續陪同他視察四川藏區。四川方面負責接待的部門得到消息後,向班禪大師提出:“貢唐倉大師單獨去四川,我們照樣迎接,現在與您一起去,又不是視察團正式成員,怎麼辦?班禪大師聽後馬上打電話到北京請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要求把貢唐倉作為正式成員,彭真同意了大師的請求。於是,貢唐倉大師作為正式成員,陪同班禪大師從甘肅進入四川,先後考察了阿壩州的若爾蓋、紅原、瑪律康等縣,然後到成都,結束視察後又坐專列一直送班禪大師到北京,前後共兩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國家民委和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些負責人,知道貢唐倉大師陪同班禪大師視察四川後,都很高興;因為班禪大師看到一些地方民族宗教政策落實不好時,很容易發脾氣,不僅當地的幹部害怕,而且連他的經師、父母都不敢勸,只有貢唐倉大師可以勸解。因此大師發脾氣厲害時,大家就請貢唐倉佛爺去。貢唐倉大師先是給班禪大師說笑話,逗他消了氣,再勸說。經貢唐倉活佛一勸,班禪大師果然就會心平氣和。
  1985年4月,拉蔔楞寺大經堂意外失火。為了儘快重建,這年10月,貢唐倉大師率團到西藏考察佛殿建築,朝禮各聖跡。到劄什倫布寺時,班禪大師專門派他的父親堯西·貢布才旦和其他官員到距日喀則幾公里的地方迎接。之後,兩位大師天天在一起吃飯。貢唐倉大師同時帶去了盛大的佈施:當時劄什倫布寺有600多名喇嘛,貢唐倉大師佈施每個喇嘛10元人民幣,5斤酥油,喇嘛們說,這麼大的佈施,貢唐倉活佛是第一人。貢唐倉活佛同時給班禪大師奉上盛大佈施,僅酥油就達1000多斤 ,給大師的父母、其他官員等同樣給了佈施。這期間,貢唐倉大師請示班禪大師:“你是給我念個經,還是我給寺院佈施時你一起去?”班禪大師說:“為了你的長壽,還是我給你灌個長壽頂吧。”於是貢唐倉大師帶著他的300多名隨行,在班禪大師在日喀則的行宮接受了珍貴的長壽灌頂。
  更為珍貴的是,班禪大師回贈貢唐倉大師一尊很貴重的佛像及他穿過的全套衣物,如袈裟、僧裙、鞋子等,還有大量氆氌、綢緞。貢唐倉大師說:“班禪大師用過的全套衣物,是極其珍貴的。在舊西藏,他的鞋子是由專門的匠人手工製作的。象過去手工織的毛線嗶嘰,現在都作為文物收藏在外國的博物館裡。”
  貢唐倉大師離開日喀則回拉薩時,班禪大師依依不捨,送出一門又一門,一直送他到行宮的第三個大門外,班禪身邊的官員說:“這是大師送客的最高規格,只有貢唐活佛得到了。
  1988年元月,班禪大師赴西藏考察,再次請貢唐倉大師作他的高級顧問。大師欣然前往。在西藏期間,貢唐倉大師配合班禪大師,為西藏的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
  1989年元月,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一起,專程到日喀則參加班禪東陵劄什南捷祀殿落成典禮,不曾想,這一次竟是貢唐倉大師與班禪大師最後一次見面!
  在歷代班禪大師的駐錫地——西藏日喀則劄什倫布寺內,供奉著從第五世到第九世班禪喇嘛的五座靈塔。“十年動亂”中,這五座舉世無雙的靈塔遭到毀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實,信教群眾把在動亂中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下來的五世——九世班禪法體殘骸歸還寺院。第十世班禪大師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親自主持重建了班禪“東陵劄什南捷”大殿,安放了五世——九世班禪靈塔。
  這是藏傳佛教歷史上第一座班禪合葬靈塔。大殿由紫紅色和棕色兩大建築部分組成,十分雄偉壯觀。矗立殿中的合葬靈塔高11.52米,塔身以銀皮包裹,雕飾華麗,遍鑲珠寶。據合葬靈塔修建辦公室統計:包制這座靈塔,共耗白銀1669公斤,黃金103.8公斤,水銀665公斤,黃銅5638.8公斤。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體殘骸,分裝在五個檀香木匣內,安放在靈塔的壺瓶中。靈塔中同時還存放有袈裟、大藏經、曆世班禪的著作、各教派大師的經典以及金銀製成的各種宗教用品;各種糧食、糖果、水果、茶葉、酥油等供品,以及金銀珠寶和印度洋的水。
  為修建這座精美的合葬靈塔,中國政府撥專款600萬元人民幣,西藏自治區撥專款70萬元人民幣,劄什倫布寺籌集資金100萬元人民幣,剛堅公司出資10萬元人民幣。國內外佛教徒的損贈不計其數。
  班禪大師對貢唐倉大師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前來祝賀靈塔開光十分高興。1月24日,班禪大師在向來賓發表的講演中,對這座合葬靈塔作了這樣的評價:“班禪東陵劄什南捷這座雄偉壯觀的靈塔祀殿,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確性和真實性的象徵,是藏漢兩大民族團結的象徵,是西藏宗教界和廣大僧俗人民共同勞動的結晶。”大師完全相信:“凡到過東陵這裡瞻仰膜拜、參觀流覽的人,只要尊重事實,就必然會領悟到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英明,領悟到藏漢民族團結的重要,領悟到堅持愛國主義立場的意義。”
  貢唐倉大師完全贊同班禪大師這番發自內心的演講。看到班禪大師開光期間十分辛苦,貢唐倉大師與嘉木樣元月26日向班禪大師辭別時不無憂慮地說:“為弘揚教法,現在您保重法體至為重要。”班禪大師聽後回答:“謝謝你的關心。現在休息不成,還有幾方人等著我摩頂,等摩完頂再休息吧。”不料這竟成為兩位大師的永訣!
  班禪大師猝然圓寂後,國內外曾有種種猜測。真相到底如何呢?貢唐倉大師回憶說:“班禪大師是元月28日圓寂的。在此之前,國內外前來祝賀的來賓在開光結束後陸續返回。一位來自塔爾寺的活佛帶著他的小和尚返回拉薩時,不幸在江孜境內翻車受傷。班禪得知後還以為是我和嘉木樣兩位遇車禍,很著急,便派劄什倫布寺他十分喜愛和信任的一位活佛來看。第二天這位活佛從後面趕來時,他乘坐的小汽車突然失控,一頭沖進前面一輛?u緔罌ǔ徝某迪淶瓜攏罘趖背∮瞿撃『蛻受了重蓀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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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V?8年至1949年,正是國民黨政權即將在大陸崩潰,中國共產黨掌握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在歷史的這個大轉折關頭,年輕的貢唐倉大活佛也面臨界著一次重大的抉擇。大師憑著直覺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初步瞭解,以及他對草原、對藏族人民、對祖國始終不渝的摯愛和留戀,毅然婉謝了美國傳教士多次勸他去美國的“好意”,堅持留在草原,迎接新中國的到來。大師的這一選擇,使他親身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一段蓬勃向上,尤其是民族團結,宗教興旺的新生歲月……</g*3悀歷史b猄涔孬w巗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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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傳教士失望地向活佛告別:“願上帝保佑您!”大師不無幽默地說:“上帝是你們的,就保佑你吧!”

  在貢唐倉大師1948年秋天率領100多名僧俗信眾,前往青海塔爾寺拜會十世班禪大師時,隨行的還有大師的翻譯秘書果瑞。漢名吳振剛,畢業于國民黨中央大學蒙藏系,精通藏文。在大學期間,他和另一位藏族同窗平措旺傑秘密組織了“藏族馬列主義青年聯盟”,平措旺傑擔任書記,吳振剛擔任副書記,在同學中秘密傳遞馬列主義書籍。後來校方發現了平措旺傑的進步活動,便將他開除。吳振綱得以倖免,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搞聯絡工作。不久當局發現化名果瑞的吳振綱也是“共党分子”,便下令通緝他。幸得友人通信,吳振綱逃脫,秘密來到甘南藏區,在他當喇嘛的哥哥推薦下,到貢唐倉大師身邊做秘書。
  貢唐倉大師年輕時並不懂漢語。從靈童到正式成為拉蔔楞寺大賽赤,以及後來在主持查理寺的10多年間,大師看的是藏文,講的是藏語,所接觸的更是操藏語的僧侶和百姓。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師似乎不需要一個把漢語翻譯成藏語的秘書。因此大師對身邊多了一個秘書,開始並不怎麼在意。他有一台收音機,因不懂漢語,只能聽聽音樂,秘書果瑞便給大師翻譯新聞節目,使大使及時瞭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接觸多了,大師漸漸對果瑞有了好感。
  在40年代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世事的變化真是日新月異。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人民解放戰爭又節節勝利,社會的大變遷幾乎震撼著神州的每一個地方,包括一片牧歌聲中的藏區草原。果瑞在大師身邊,經常向大師講述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講起國民黨的腐敗,大師點頭認可;因為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在草原上的橫徵暴斂。但當果瑞說起共產黨的時候,大活佛卻不表示態度。他以前聽老師毛爾蓋特蔔丹講過清朝政府、孫中山、吳佩孚,對共產黨卻知之不多,只聽說這個經過爬雪山、過草地壯大起來的政黨,代表窮人的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擁護。如今其解放大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全國,打得國民黨軍隊節節後退。
  拉蔔楞寺所在的夏河縣,當時有兩個“福音堂”,一個是天主教的,一個是基督教的,都是美國傳教士所建。有一個吉牧師和大師接觸較多,經常向大師講起“天主”、“耶酥”,大師只是出於禮貌靜聽而已,並不說什麼。雖然大師的心目中只有佛祖釋迦牟尼,但他認為信仰什麼是每個人的自由,不能尊此抑彼,這是大師一貫的宗旨,也正是這一點,大師的影響才超越了藏區,贏得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人們的尊重和敬仰。雖然吉牧師未能在信仰上影響大師,但大師也從與這位碧眼黃髮的傳教士接觸中有所收益,那就是學會了一些英語,知道了不少國外的情況。
  有一天,大師的舅舅阿丹土司從若爾蓋草原來看大師。吉牧師知道後,特意宴請大師和佛舅。席間,吉牧師說國民黨政府快垮臺了,其失敗的命運已無可挽回,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事了,他們的大軍正向大西北進軍。這位牧師危言聳聽地說:“解放軍的到來,對宗教是極大的災難,寺廟經堂要被燒毀,宗教人士都要遭到象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屠殺。”最後,牧師說他要關閉教堂,回美國去了,希望大師早作決斷,跟他一起到美國去,一切費用由他們負擔。
  從吉牧師處回來,大師憂心忡忡,愁得連飯也不想吃,望著佛祖繡像,一句話也不說。果瑞見大師發愁,輕聲詢問大師“有什麼心事?”大師歎口氣說:“吉牧師說共產黨要毀滅宗教,這叫我怎麼不發愁呢?”果瑞平靜地告訴大師:“吉牧師只說對了一句話,共產黨的確快要來了,其它的話都是謠言。共產黨雖然信仰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者,但共產黨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說到這裡,果瑞向大師坦白他就是共產黨員,見大師似乎不驚訝,果瑞繼續說:“我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我十分敬重大師,也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對佛的一片赤誠,大師千萬不能相信美國傳教士的話,大師也知道,當年馬麒、馬麟毀壞拉蔔楞寺,屠殺藏族人民,後來還是共產黨員宣俠父和賈宗周聯絡各方人士,幫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發表了《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最後才使馮玉祥派來國民革命軍趕走馬麟部隊,拉蔔楞寺得以恢復正常的宗教生活。
  聽了果瑞的一番話,大師想想也有道理,他雖然沒有見過宣俠父、賈宗周,但聽五世嘉木樣大師講過,再聯繫他身邊的這位共產黨員秘書,大師覺得吉牧師的話也許是靠不住的。然而當大師想起30年代中期紅四方面軍長征路過查理寺時,一些戰士打佛像、燒經卷的事時,心裡又憂愁起來。果瑞聽後對大師說:“長征時紅軍中確實發生過對宗教的過火行為,但畢竟是少數人的行為。共產黨早已糾正了那樣的錯誤,明確規定保護宗教。人民解放軍所過之處,寧肯露宿街頭,也不進寺院,不擾民宅,正是這樣的紀律嚴明,才受到群眾的擁護。”
  過了幾天,吉牧師真的要走了,臨行前他來見大師。這位依舊穿著一身黑色的牧師袍,一個黃銅十字架掛在胸前甩來甩去的美國牧師,一改往日的滿面笑容,吊著面孔嚴肅地說:“大師,我們要離開中國了,最後再來勸勸您,希望您能同我們一起,到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國去,您和您的親屬及隨從人員的一切費用,由我們完全負責!”
  看到相處了幾年的異國朋友要遠走高飛了,也許從此再也見不了面,大師不免有點傷感。但對吉牧師的勸說,大師依然不為所動。他說:“吉先生,我再三思考您的建議,對您的好意,我表示感謝。但我還是離不開我的寺院,我在這裡登席,在這裡利度,就要把終生交給這裡。我不能離開草原,離開信教的群眾。共產黨來了好也罷,壞也罷,我願與寺院共存亡,出家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吉牧師聽後大失所望,悲天憫人地在胸前劃了劃十字,說:“願上帝保佑您!”大師不無幽默地合掌回答:“上帝是你們的,就讓他保佑你們吧!我作為佛門弟子,只求佛祖保佑!”
  吉牧師離去不久,便不斷傳來解放軍挺進蘭州,馬步芳軍隊節節敗退的消息,特別是谷關峽一役,馬步芳的精銳騎兵十四旅被人民解放軍全殲,號稱常勝將軍的旅長馬得勝也被擊斃,夏河等地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惶惶不可終日。
  就在這個時候,果瑞向大師建議:和共產黨建立聯繫,迎接解放。大師果斷同意,讓果瑞代他寫了一封擁護共產黨的信。之後,大師離開拉卜楞寺,到阿壩州查理寺,作迎接解放的準備。
  果瑞帶著大師的信,在1949年7月到了西安,見到了王震將軍。王震將軍看了大師的信非常高興,叫秘書立即寫了回信交給果瑞,還特意贈送了一張毛主席的相片。信和相片輾轉多時才送到大師手中,那封信寫在一張發黃的紙上,鋼筆字,文字雖然簡短,內容卻十分熱情,對大活佛的深明大義,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說甘肅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到時再與大師相見,那張毛澤東主席的照片,大師很是珍愛,後來常年擺放在他的拉章,直到1958年他蒙冤被抄家時不見了蹤影。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師抉擇的果瑞,在人民解放軍進入夏河前,曾去勸說曾經但任過國民黨夏河縣參議長、這時準備逃往草原的黃祥留了下來,歡迎解放。黃祥解放後當了夏河縣第一任縣長,果瑞也是領導人之一。不幸的是,這位給貢唐倉大師留下深刻印象的共產黨員,有一天去夏河師範給師生講話,回來的路上被人刺殺了。大師為此十分痛心。

  周恩來總理拍著貢唐倉活佛的肩膀說:“桑木丹工作得很好。”簡短的一句話,竟使貢唐倉大師一生難忘。

  1949年5月,貢唐倉大師回到川北的查理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轉世登席繼位。8月15日起,又應故鄉轄美部落民眾的請求,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三次)。9月22日,與薩木察倉活佛一同主持了德瓦倉活佛的轉世入寺登席。在查理寺期間,大師聞訊解放軍已經抵達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臨夏,便立即召集梭磨、松崗、卓克基、卓斯甲等川西若爾蓋12個部落的土司,敦促他們擁護共產黨,前去同解放軍接恰。有些土司由於受以前國民黨所說共產黨要“同化、滅教“的宣傳影響,態度曖昧,聽大師說共產黨好,便轉變了態度,大家向活佛表示:“我們相信大師的話,大師說共產黨好,我們就擁護。”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大師即帶著若爾蓋12個部落的代表,從查理寺返回拉蔔楞寺,對解放軍的到來表示歡迎。
  在蘭州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聽到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他說,對來自甘川草原的這一喜訊,他“比解放了一座大城市還高興”,當即派人(大師只記得當時稱宋主任)代表他,從蘭州來到夏河,向大師贈送了一面五星紅旗,同時送給大師三條防身用的步槍。大師十分珍惜這面紅豔豔的新中國國旗,把它高高地懸掛起來,並常常站在經堂前面的臺階上久久凝視,心中充滿了對新中國的擁戴和期望。
  1946年底,在波蘭華沙召開了世界和平大會,中國派出由郭沫若任團長的6人代表團,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作為中國藏族人民的代表和有很高聲望的宗教人士,也名列其中。但最後真正赴會的卻是當時的夏河縣縣長黃祥。原來大師得知那次大會的組織者是前蘇聯後,便不願前往,因為國民黨關於蘇聯的反面宣傳,給他的心裡留下了的不好印象尚未消除。他不願去,只好臨時由黃祥作了他的代表。這次誤會造成的遺憾,直到大師出獄後於1990年元月赴莫斯科參加了“人類環境保護與發展會議”,才得以彌補。
  後來,大師應西北軍政委員會的邀請來到蘭州,受到了習仲勳等領導人的接見。他們握著大活佛的手說:“見到你很高興,感謝你在甘川藏區深明大義的行動。我們希望你能出山,代表那裡的藏族人民政府工作。”大師婉言謝絕,他說:“我身在佛門,政府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去做一做,我當盡力去做,但一不要官,二不要錢,還是讓我回草原去吧!”習仲勳等只好尊從了大師的意願。
  1951年,拉蔔楞寺六大學院執事、親王府、各部落共同推舉,由貢唐倉大師主持,迎請住錫塔爾寺的十世班禪前來拉蔔楞寺認定五世嘉木樣的轉世。三月初三日,貢唐倉大師在西寧向班禪大師呈送了報告。十月初一日,班禪大師在拉卜楞寺經堂前世嘉木樣的靈塔前確定靈童周本塔爾為第六世嘉木樣。貢唐倉大師在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的尋訪認定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年底,大師前往北京出席全國民族工作會議。路過西安時,初次會見了享譽國內外的藏傳佛教大師碌奔·喜鐃嘉措大師(在趙朴初之前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特意設宴款待。在北京出席會議時,大師就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院等問題作了發言,其間同代表們一道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其中周總理在接見中說的一句簡簡單單的話,給貢唐倉大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還是在1949年的時候,大師身邊有個叫毛爾蓋·桑木丹的藏族秘書。根據周恩來總理關於在藏族地區挑選精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到北京做翻譯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專門向貢唐倉活佛寫信要求幫助。大師便把他的秘書桑木丹派到國務院翻譯局工作。桑木丹1949年底到北京,到貢唐倉大師赴京出席會議時,已工作了整整一年。毛澤東主席接見會議代表一個星期後,周恩來總理又在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大家。走到貢唐倉大師身邊時,當時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統戰部長的汪鋒介紹說:“這是甘肅拉蔔楞寺的貢唐倉活佛。”周恩來總理聽後用手拍著貢唐倉活佛的肩膀,十分親切地說:“桑木丹工作很好。”這句只有他們倆人才明白的話,在貢唐倉活佛聽起來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尤其是那語氣和表情,都仿佛在向25歲的貢唐倉活佛說:我們倆個早就認識了,而且是好朋友了。這句簡短的話語,讓貢唐倉大師一生難忘。幾十年後,大師回想起來仍十分感慨,他說:“當時我什麼政治地位也沒有,周總理卻像老朋友一樣對我,這不僅使我十分感動,甚至讓同行的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藏族幹部都有了意見。”
  這位桑木丹因不習慣北京的氣候,後來離開北京回到四川省阿壩州工作,成了著名的藏族學者,一生著作很多,直到1993年80多歲時去世。
  1952年,貢唐倉大師又回到了查理寺。宗教活動之余,大師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協助政府做了許多有益於國計民生和社會安定的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勸說流竄在川西的一股殘軍土匪歸降人民政府。
  四川西部的黑水縣,由於當時還未解放,國民黨軍隊一個叫胡炳勳的師長,帶著一批殘兵敗將盤踞在這一帶。為壯大自己的勢力,這股殘軍糾集了當地的散兵游勇,共同組成“三省(甘川青)邊區反*指揮部”,利用川西一帶山大林深的地理,與解放軍為敵,負隅頑抗。這股土匪人數雖然只有500餘人。但他們熟悉當地地形,流竄不定,一時難以剿滅。剿匪部隊一到,他們便鑽進深山老林,隱匿不出;部隊一撤,他們又竄出來殺人搶劫,四處滋擾,使得當地農牧民人心惶惶,無法安居樂業。貢唐倉大師後來得知,原來是黑水大土司的道吉華桑(漢名蘇水和),這時被匪部利用為副司令,他曾和大師有過施主關係,對大師十分信服。為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考慮,大師毅然展開了對土匪的勸降工作。
  大師先是不顧辛苦,親自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宣講實現和平解放的好處,要求他們不要與匪軍來往,助紂為虐。然後親筆署名,向土匪經常出沒之地撒去一張張傳單。大師傳單的大意是:為民舉善,佛將賜福;禍害百姓,不要說政府不容,佛也不容!爾本我佛信徒,若繼續為胡匪炳 勳所用,為害草原,則難逃災禍。快快棄惡從善,我保爾等身家平安,政府也會既往不咎。我等著你急速歸來。我佛慈悲!
  這張言辭懇切、恩威並重的傳單傳到道吉華桑手中,他展讀再三,沉思良久,終於被大師所感化。在川西地區,道吉華桑聲名赫赫,是個出了名的鐵石心腸,鮮血流成河,他連眼都不眨一下。當年紅軍長征途經黑水時,道吉華桑憑仗地勢險要,硬是不讓紅軍通過,河裡的水都染紅了,道吉華桑的堡壘還是攻不下來。為避免遭受損失,紅軍只好被迫改走雪山。道吉華桑也和國民黨軍隊打過仗,他曾和四川軍閥鄧錫侯的24軍兩次血戰,打得對方狼狽逃竄,對他毫無辦法,就是這麼一個藏族土司,毅然聽從了貢唐倉大師的勸說,率領自己的人馬,下山歸降了解放軍。他一走,胡炳勳殘軍如釜抽薪,很快土崩瓦解,被解放軍剿滅。匪亂平息,黑水縣隨之解放。為感謝大師的慈心善舉,四川軍政領導天寶等專門在瑪律康接待了大師。在四川三年期間,大師出任川北藏族自治區(即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前身)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和政協副主席。
  道吉華桑歸降後,人民政府既往不咎,不久即讓他參加了赴朝慰問團,代表藏族人民去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後來他又出國定居到印度和加拿大,1979年歸來,兩年後在成都去世。大師聞訊,專程從北京趕去參加了追悼會。
  1954年,根據六世嘉木樣大師的提名,拉蔔楞寺僧眾大會派代表嘎藏等到達貢唐倉大師靜修的“丹達林”(在今四川省紅原縣城附近),敦請大師出任拉卜楞寺第八十五任總法台。總法台是藏傳佛教寺院宗教事務的最高主持者,具有絕對權威,總法台之下,各個學院如時輪學院、醫藥學院、喜金剛學院、續部上學院、續部下學院都有自己的法台。這是貢唐倉大師第一次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直到1957年8月15日辭職為止,這一段時間是拉蔔楞寺歷史上最為鼎盛的時期,僧侶多達3000名,活佛、格西雲集,施主人財兩旺,貢唐拉章也十分興盛。大師除主持日常經會、教務外,還廣為佈施,改善僧人的學經和生活條件

  貢唐倉總法台主持盛大的“柔紮”大法會。在政通人和、香火旺盛的歷史時刻,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先後蒞臨拉蔔楞寺。

  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在1954年出任拉蔔楞寺總法台不久,便主持舉行了盛大的七月“法會”。在藏傳佛教眾多的法會與紀念日中,藏語稱為“柔紮”的七月法會僅次於正月的默朗木祈願大法會,默朗木法會由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喀巴大師于1409年在拉薩首創,柔紮法會則是宗喀巴大師範的弟子加央卻傑(1379——1449年)創立,在拉蔔楞寺則開始於第二世嘉木樣時期,後由第三世貢唐倉大師丹貝仲美倡行至今。這一法會主要是紀念護法神和法王的,會期自農曆6月29日至7月15日,共17天,正式大會在七月初八日。一年一度的“柔紮”大法會在草原上最美好的季節舉行,即是盛大的佛學知識競賽會,又是熱鬧的民間物資交流盛會。參加者除本寺的所有僧侶,還有附近寺院的喇嘛和成千上萬的信徒。寺院周圍的空地上,早早便佈滿了繡著祥雲圖案的大小帳篷。大法會的施主是總法台,他不僅對所有參加法會的僧侶提供齋飯,還要每日向每個僧人佈施七元。這個費用是十分驚人的,既是對總法台財力的一次檢驗,也是其在信民中影響、威望、號召力的一次反應。供齋飯的情景是非常壯觀的,數千喇嘛就地一排排坐在法會場地上,由負責供齋的喇嘛提著桶將齋飯一勺一勺舀到大家自備的碗中。
  法會的第一項內容是進行佛學答辯。第一天由總法台講述聞思學院(俗稱大經堂)大業,之後和學院法台(每年只有一個學院的法台參加)進行辯論。這一天由學院法台提問,總法台宣講。第二天學院法台講述後,由總法台提問,學院法台回答。如此認真,是為了標記法台必須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擔任。從七月初一開始便進行佛教哲學大辯論。這一天,貢唐大師身著紅色袈裟,頭戴金色尖頂的法帽,在眾高僧簇擁下來到聞思學院前的廣場上,就坐於為他設的專座上,其它賽赤和堪布地位的活佛則坐在他的兩旁。全體僧侶和信徒磕頭拜見後,大師宣佈辨論開始。
  參加大辯論的喇嘛,為六至十二年級的學習優秀者和各班級中有地位的少年活佛。辯論前一天,大家要前往各個經堂、佛殿的佛像前獻花,並在大經堂向僧眾散花,花瓣如雨,蔚為奇觀。大辯論既有秩序又有很大的隨意性,誰都可以進入場內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這是學習和展示自己才華的最好時機。辯論時或一人講眾人聽,或七嘴八舌,手舞足蹈,掌聲、歡呼聲時起時伏,妙趣橫生。
  七月初八日是“米拉日巴勸法會”表演。早晨先在大經堂背後獻(曬)巨幅佛象,同時到冬季講臺上陳列寺主及各大活佛的衣服、法器等,供信徒們觸額祈福。中午時分,便在大經堂前面的廣場上演出聖僧米拉日巴勸化獵夫貢保多吉的故事。
  米拉日巴(1040——1123),生於西藏後藏貢塘的加阿雜地方,是藏傳佛教噶舉派創始人之一,一生以苦修著稱於世。在藏族人民中米拉日巴是位婦孺皆知的聖僧。他七歲時父親去世,與母親相依為命,受盡了親戚們的欺侮,家產被瓜分一空,生活十分艱難。他便開始學法,起初只是想以惡咒咒死仇人,後自懺罪孽,改信佛教。西元1077年,他38歲時找到當時已負盛名的噶舉派創始人瑪爾巴。瑪爾巴經過對他六年八個月的觀察,看他勤服勞役,極盡苦行,確信他“根器”好、可以造就成才,便對他口傳了密道全部修法。米拉日巴遂在45歲時返回西藏海撥4000米以上、絕世苦寒的阿裡地區,隱跡山岩中,只著白棉布衣,採食蕁麻度日,按照瑪爾巴傳授的密法潛心修行9年,終於練出騰空飛行、降妖除怪等等神通,成為藏族地區廣為流傳、經久不衰的傳奇人物。觀看法會表演時,僧俗群眾均坐於廣場,內層為僧人,外層為群眾,嘉木樣大師、總法台貢唐倉大師及各大活佛,則就座於前殿二樓的前廊上,居高臨下觀看。
  貢唐倉大師身任總法台後,以盛大、歡樂的柔紮大法會揭開了拉蔔楞寺新的一頁。1955年,大師又以總法台的身份,先後隆重接待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為拉蔔楞寺的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中國藏傳佛教的兩位領袖,在同一年中先後來到拉蔔楞寺,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不僅是拉蔔楞寺的榮幸,更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整個藏區和睦團結的象徵。當兩位元大師將來拉卜楞寺的消息傳出之後,整個安多藏區為之轟動,甘、青、川草原的幾乎所有僧侶和信徒,聞訊在半個月前趕去迎候,激動之心、虔誠之態,筆墨實難祥述。貢唐倉大師作為拉卜楞寺宗教事務的最高主持,自然率領全寺的活佛,喇嘛,早早地在馬蓮灘設帳迎接。
  對於十世班禪大師,貢唐倉大師已經多次接觸,彼此十分瞭解。班禪大師在未被中央政府正式冊封、處境微妙的困難時期,是貢唐倉大師第一個率領僧俗信徒來到青海塔爾寺,以其在藏區的威望和影響,給予少年的班禪大師有力的支持;又通過請班禪大師認定安曲活佛轉世和六世嘉木樣,表示了對班禪大師的尊重的擁護。多次的相處和來往,兩人已建立了非同尋常的情誼。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則是首次來到拉蔔楞寺。大師只和他見過一面:1954年9月,達賴和班禪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連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次達賴喇嘛先期到達拉蔔楞寺,貢唐倉大師以總法台的身份,陪同年輕的達賴喇嘛察看了寺院喇嘛們的學習和生活。晚上,達賴喇嘛又單獨和貢唐倉大師晤談,詳細詢問拉蔔楞寺的情況,大師從坐床不久的寺主嘉木樣六世到各大賽赤、堪布的佛學造詣,生活情況,僧侶數目,屬寺和群眾基礎等,一一作了簡要明確的彙報。在三年之後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這次的晤談竟成為貢唐倉大師的一條罪狀。
  視察拉卜楞寺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前後分別傳授了大悲觀世音灌頂和獨雄大威德灌頂。
  這年九月十九日,大師的經師毛爾蓋·圖丹嘉措圓寂,大師悲痛莫名,舉行了盛大的祭供。
  1956年,甘南的碌曲和川北毛爾蓋的部分地區的民眾,因聽信了在藏區也要搞合作化的謠傳,發生了武裝動亂。面對草原上烏雲滾滾的局勢,貢唐倉大師十分憂慮。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走出寺院,參加了政府組織的工作團,並擔任副團長,向參加動亂的群眾做說服教育工作。
  聽說貢唐倉大師冒著槍林彈雨來到山下,山上的人派代表悄悄下山來探真相,果然見大師端坐于帳篷,正在為多災多難的草原祈禱。人們惶恐地問:“大師,公家真的不在藏區搞合作化嗎?會不會是騙人?”
  大師鄭重地回答:“不會,現在的公家不是過去的官家,是為老百姓著想的,不會騙人。就是將來進行民主改革,也要大家自願,不會強迫。回去對山上的人說,不要再打了,各回各的帳篷,安心地放牧牛羊去吧。政府讓我來給你們做工作,是為你們好,不要做不利於草原的事了。”
  烏雲散去了,草原又恢復了安寧。貢唐倉大師也要返回拉蔔楞寺了,牧民們沿途頂禮相送。
  這年8月15日起,大師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達參部(今賽龍鄉)信民的請求,傳授了時輪大灌頂(第四次)。甘、青、川三省二十一縣的數萬名僧俗信眾參加了法會。針對前一段三省邊界地區不太安寧的情況,大師再次宣講國泰民安的道理。後來,在紅原縣附近發現了一藥水泉,大師親自為之開光,被群眾稱為“貢唐藥泉”。
  1957年3月15日起,貢唐倉大師應甘南州卓尼縣車巴溝僧俗信眾的恭請,向以熱丹嘉措為首的萬名信眾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五次)。也就是在這一年,反“右”擴大化的影響開始波及甘南藏區,加上一股要搞高級合作社的傳聞,剛剛平靜的藏區又一次人心不安了。貢唐大師根據藏區的情況,把自己的一些意見和看法反映到甘肅省委,希望能引起省裡的重視,以維護藏區的穩定和安寧。不料省裡個別手握大權的領導,根本聽不進大師的意見。
  大師沉默了。他不願被捲進可能發生的任何風潮中去,便於8月5日主動辭去拉蔔楞寺總法台之職,把多年積攢的群眾給他的佈施,大部分送給了僧侶們。當時拉蔔楞寺3000多僧侶,每人得到貢唐大師贈送的一袋面,外加九塊銀元。九月初,大師憂心忡忡地離開了拉蔔楞寺,面對依依不捨前來相送的喇嘛們,大師說:“佛門中人,與世無爭。我走後你們好自為之,以寺院為重,以學業修行為重,少管寺外之事。我想我總有一天還會回來的!”
  大師回到了四川查理寺,閉門靜修、講經說法之余,大師決心為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他看到牧區畜產品資源十分豐富,卻處於自給自足、初級消費的自然經濟階段,沒有加工,商品經濟十分落後,便自己拿出30萬元銀元,在四川紅原縣建起了貢唐和平乳品廠。這在當時的藏區是破天荒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以至直到1979改革開放之初,四川省委的一位領導還用大師這一深具遠見卓識的善舉,啟發各級幹部從計劃經濟“以糧為綱”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引導群眾大力發展商品生產。1994年10月,大師在北京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我手頭只有30萬銀元,又要辦學校,又要辦乳品廠,資金不夠,還是群眾聽說後紛紛捐助,才得以辦成。”大師出獄後,還經常關心廠裡的生產,幫助解決困難。現在貢唐乳品廠有職工200多人,生產的各種奶粉銷到成都、上海、廣州等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貢唐倉大師的詩學著作在佐蓋新寺刻成。1958年春節,大師主持編導、上演了三世貢唐倉·丹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傳》,被有關專家讚譽為“對藏族戲劇藝術有新的創新”。2月15日起,大師根據原來之請向查理寺僧俗信眾一萬多人傳授時輪大灌頂。這是大師從21歲開始大講經以來,舉行的第六次時輪大灌頂。不曾想,大師從此竟遭厄運,與熱愛、崇拜他的信民,一別就是21載!
  其實,大師對此早有預感,在查理寺傳授時輪大灌頂後,大師曾到附近一座叫“嘎爾欽寺”的小寺,一次念經時,殿中掛的唐卡畫上繪的牛首護法神,鼻中突然流血。對於虔誠的佛教徒來說,這是不祥之兆是不言而喻的。當時,不少人勸大師出國避禍,但大師不為所動;這一方面是大師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無所畏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師心裡真不願離開草原、離開熱愛他的信民。
  一場災難終於降臨到大活佛身上……


  蒙冤入獄二十一載


  五十年代的西藏,和平與動盪交替出現。風雲突變中,貢唐倉大師遭遇了本可以避免的災難……
  如高大的界碑聳立在中國西南邊陲的西藏,總面積12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11個浙江省或33個臺灣省。這個舉世無雙的地方,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同祖國大家庭始終密不可分。
  早在西元7世紀到9世紀,青藏高原上以藏族為主體建立的吐蕃王朝,就與盛世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後嫁給吐蕃贊普(王)。西元821年的唐蕃會盟載明:唐朝與吐蕃“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這種親密無間的關係,正如大詩人白居易在《代王 答吐蕃北道節度使論贊勃藏書》所說:“國家與彼蕃,代為舅甥,日洽恩信。雖雲兩國,實若一家。”
  元朝時,西藏已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後,仿照中國歷代舊制,設置了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西藏地方軍事民政事務的總制院,命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以國師身份兼管總制院院務。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系統化和制度化。1652年,清朝順治皇帝在北京親自接見第五世達賴,正式冊封其“達賴喇嘛”的名號。1713年,康熙皇帝又冊封第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的尊號。從1727年起,雍正皇帝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在拉薩設衙辦公。1751年,乾隆皇帝又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廈政府,規定四名噶倫由三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指示,共同處理西藏地方事務。
  歲月如梭。歷史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西藏局勢風雲激蕩、麗日和風與山雨欲來交替顯現。
  1949年7月,西藏噶夏政府在國外反動勢力的唆使、慫勇之下,驅逐了駐拉薩的國民黨政府機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
  1950年3月29日,根據正在原蘇聯出訪的毛澤東主席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組成進藏先遣部隊,從四川樂山正式出發,揭開了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序幕。
  同年8月6日,張國華、譚冠三率領的十八軍主力部隊向西藏進發。部隊“一邊修路、一邊進軍”,於9月到達康北重鎮甘孜。
  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堅持的既定方針,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進京商談西藏和平解放問題;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宣佈進軍西藏後,再次電告西藏地方當局速派員進京談判,並要求對方隨時與進軍中的解放軍司令部聯繫。但以攝政達紮為首的噶廈當局,卻在外國反動勢力的慫恿支持下,關閉了和談的大門。
  德高望重的西康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1936年紅軍長征經過甘孜時,曾與朱德總司令成為好兄弟。解放軍到達甘孜後,深明大義的格達活佛以西藏民族利益為重,不顧朱德、鄧小平的急電勸阻,毅然前往拉薩勸和。在到達昌都後,於1950年8月13日被英國特務福特下毒茶毒死。
  1950年10月5日夜,18軍52師突擊隊突破被認為“雪山惡水賽過十萬大軍”的金沙江天險,順利偷渡過江,打響了昌都戰役。不久,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命令藏軍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
  1950年11月17日(藏曆10月8日),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局勢動盪不安、人心浮動的時刻,在布達拉宮舉行了親政典禮。
  1951年1月,達賴喇嘛在亞東親自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談判代表,與同時由拉薩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門和桑頗·丹增頓珠一道,經康區前往北京和談。達賴喇嘛親自擬定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項談判條件。
  4月27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和他的堪布會議廳各負責官員一行45人也到達北京。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平談判在北京正式拉開了序幕。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李維漢為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團舉行談判。
  1951年5月21日,舉世關注的西藏和談勝利拉下了帷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舉行了簽字儀式。
  首先是離開30年的班禪大師回到了西藏。
  1951年5月30日,十世班禪主動給十四世達賴發了一封表示祝賀的電報。電文中說:“在您親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來中央談判,並簽定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這是我們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偉大勝利,班禪願竭綿薄,精誠團結,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協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徹底實行協議,為和平解放西藏而奮鬥。”
  1951年7月19日,十四世達賴複電十世班禪:“……希望您即速啟程回寺,所經道路決定後希先來電為荷。”
  這是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失和後,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第一次彼此以友好的態度發生的聯繫。對於班禪返藏,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周恩來總理于1951年初,親自主持專門會議,對班禪返藏的組織領導、交通運輸、物資供應、安全保衛等各個方面,都做了認真周到的安排。
  1951年10月26日,張國華將軍、譚冠三政委率領的十八軍主力部隊,經過兩個多月艱苦卓絕的行軍,到達拉薩。在各界人民兩萬多人的盛大歡迎下,進藏部隊舉行了雄壯的入城式。
  1951年12月,達賴和三大寺派遣的歡迎班禪返藏的代表到達塔爾寺。
  1951年12月18日,毛澤東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為代表,前住西寧為班禪送行。班禪一行從西寧出發,經香日德,翻過唐古喇山,過黑河(今藏北那曲),終於在1952年4月28日抵達拉薩。這次長途行軍極其艱苦,到達黑河時,隨行三萬餘峰駱駝便已死去大半,牛馬也死去不少。
  據西藏地方檔案記載:班禪在返回後藏之前,曾在拉薩逗留了43天,在這43天裡,拉薩市到處洋溢著團結喜悅的氣氛,人們傳唱著“達賴班禪和好,幸福的好時光”的新歌,班禪駐拉薩辦事處不斷接到各地僧俗人民的來信,許多信件真摯地寫道:“在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班禪大師光榮地回來了。達賴和班禪和好了,我們永遠忘不了毛主席的這個恩情……”
  1952年6月25日,班禪一行經過由拉薩到後藏首城日喀則的15天行程,在班禪行轅的500人警衛營和西藏軍區警衛營二連的護送下,到達日喀則。從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禪離開日喀則流亡內地,到此時十世班禪光榮返回,整整30個年頭過去了。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刻,後藏各地的屬民們,奔相走告,婦孺老幼,蜂擁而出,前來迎接的竟達6萬多人!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千百年來形成的封建農奴制度,卻仍然牢固地束縛著廣柔的西藏高原。鬥爭和動盪一直時起時伏于西藏高原。
  先是1952年1月中旬,在司曹魯康娃等人的策動下,西藏上層組織了一個“人民會議”,公開提出反對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反對改編藏軍。3月31日清晨,“人民會議”以請願為名,糾集約4000人,包圍了阿沛·阿旺晉美等上層愛國人士的住宅,同時包圍了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全權代表張經武的辦公處,在四周屋頂架起機槍,公然提出要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張經武的交涉下,達賴喇嘛解除了幕後策劃的兩名司曹職務,取締了“人民會議”,拉薩的局勢暫時趨於平靜。
  19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十世班禪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連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攝下一張歷史性的照片:毛澤東主席和達賴、班禪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人人笑容滿面,神態十分融洽和諧。
  1955年3月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以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央派來了陳毅為團長,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拉薩祝賀。本著“要以和平協商方式進行改革的”的宗旨,中央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改革,也要到時視情況再定……”把等待民主改革的期限延長到1967年。
  然而西藏的局勢卻一天天嚴峻起來,反動分子到處聚眾鬧事,上書請願,公然號召反對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反對民主改革。這股浪潮越湧越洶,很快波及到甘肅、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區。從此,以西藏為中心,包括四川、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在內,開始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直到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而達到高潮,隨後人民解放軍奉命平息叛亂,達賴喇嘛出走印度……
  貢唐倉大師遭遇的21載牢獄之災,就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降臨的……

  1958年5月22日深夜,32歲的貢唐倉大師在成都突然被捕。沒有逮捕證,也不知什麼罪名……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受西藏局勢的影響,冰雪地的甘青川草原一反常態,到處湧動著一股不安定的氣息。先後住在查理寺和四川紅原的貢唐倉大師,卻安之若泰,處變不驚,一如既住地夜夜坐禪,全身心沉浸在佛法經典描繪的玄妙世界裡。農曆3月15日,大師在查理寺如期舉行了大法會,向萬千僧眾講經傳法,勸導人心向善,祝願草原六畜興旺、人民安居樂業。象以往多次一樣,大師以他寬廣的胸懷和慈悲的佛心,祈禱已經降臨草原的“暴風驟雨”快快過去,不要使絕大多數善良的人們陷入無邊的痛苦。不曾想,這次“暴風驟雨”竟是如此狂烈無情,連大師本人也不幸蒙冤其中。
  1958年4月左右,四川省委統戰部一位姓劉的處長受省委領導的委派到貢唐倉大師在紅原縣的住所,說四川藏區有些地方發生了動亂,有的寺院也被捲進去了,為防大師被牽連,請大師到成都去。大師感謝政府的關心,毫不猶豫地啟程前往成都,住在離成都50公里的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招待所,其間,大師還興致勃勃地登上峨嵋山,從佛教聖地空靈悠遠的意境中,感悟宇宙之大、佛法之妙。在成都休養期間,藏族副省長天寶經常來看望大師。
  有一天,大師的家鄉來人向大師稟報說,他的那位以前的熱合東部落土司、解放後擔任若爾蓋縣副縣長的舅舅去世了。雖然在大師看來,人的生死禍福自有定數,誰也無法改變,但對舅舅的辭世,他依然十分傷悲;因為他生在舅舅家,舅舅一直撫養他到5歲被認定為貢唐倉五世的轉世靈童,他對舅舅的感情非同一般。大師準備回若爾蓋為舅舅奔喪,便去向省領導告別。一向對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省領導卻突然避而不見。大師又寫信給這位領導,回答說是等兩天,等他去重慶開會回來再說。
  過了幾天,阿壩州統戰部突然派大師的一位學生前來“陪伴”他,起初大師曾感到奇怪,來成都多時都不曾有人來陪伴,怎麼突然派人來陪伴他呢?但他沒有深想,過後他才明白原來是來監視他的。這位學生“陪伴”大師不做別的事,幾乎天天晚上拉著大師去看電影。不管大師願不願看,看的電影無一例外都是國民黨怎樣鎮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師不由猜疑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國民黨過去鎮壓共產黨,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國民黨對共產黨所犯的暴行中,有我的份兒不成?
  疑問就這樣一步一步變成了現實。大師清楚地記得這一夜:5月22日晚,他又一次看完電影回來,洗了澡,那位學生提議大師量量體重,他儘管覺得沒多大必要,還是無可無不可地站上了體重儀。之後便回到臥室就寢。
  夜裡12點正,自稱從阿壩州來的人來敲大師臥室的門:“麻煩您開一下門。”大師開了門,來人進來便說:“州上來了電話,您去接一下。”成都的五月已經很熱,大師只穿著單衣往客廳接電話,來人卻把絨衣給大師披上,還讓他帶上手錶和護身符。大師莫名其妙,接個電話何必如此呢。但還是無可不可地接受了來人的舉動。這時他看見他的隨員特布丹等人,站在他們住的房間門口望著他。
  幾步走到與臥室相連的客廳,大師看到兩邊的沙發上各坐著兩個人。他正要去抓屋角的電話,那四個人忽地站起來,把他圍了起來。大師開始還以為這些人站起來是對他的禮貌和尊重,頓時又覺得不對頭。他想問問阿壩州來的那個人,那人已不見了蹤影。這時圍住他的四個人,一人手中拿著槍,一人亮出手銬,大師這時反而鎮定了,心想肯定是發生了什麼誤會,便坦然地伸出雙手,讓拿手銬的人把手銬戴在了他的手腕。大師是如此坦然和不慌不忙,以至於捉他的人十分緊張,尤其在靠近他時呼吸是那樣急促。
  從大師走出臥室接電話,到那四個人圍起來銬他,只有幾分鐘的時間,誰也沒有說話,銬他的人既沒有說明他們是什麼人,也沒有向大師出示逮捕證,宣佈為何要逮鋪他。
  在四個人中的一個打了一個“走”的手勢後,大師便被他們押著走出了房子,他看見院子裡停著一輛白色的捷克造小轎車,院牆的四周架著機槍。這時候,大師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是不是有人組織對他暗殺?因為這很有可能,在解放初甘肅甘南和川北藏區發生的幾次風波中,他都親自出面做了平息工作,自然會有人怨恨他。眼下聽說又發生了動亂,是不是有人怕他出面做平息工作,提前來下毒手呢?
  正這麼想著,大師已被推進汽車,銬他的人也鑽進來左右圍定了他。汽車在夜幕下急速駛去,拐了幾個彎後停了下來,前面是一座監獄。司機一打喇叭,沉重的大鐵門開了。大師這時反而放下了心,看來這不是暗殺,而是政府採取的行動,這就好了,誤會總會解除的。
  進了鐵門,下了汽車,眾人擁著他來到一間像是辦公室的房間。在門口給他開了手銬。辦公桌後坐著一個年輕人,有人介紹說是處長,旁邊還有兩個來做翻譯的藏民(那時大師還不懂漢話)。年輕處長神色嚴峻地在大師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見沒發現什麼危險東西,便讓大師坐在一張凳子上,隨即這位年輕處長操著北京口音問:
  “你的事情你知道嗎?”
  “不知道。”大師回答。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你若沒有什麼事,怎麼會讓你到這裡來呢?”
  “我也感到奇怪。我是省領導請到成都來的,除了休息,不接觸其他的人。為什麼把我突然抓到這裡來呢?”大師鎮定而不解地詢問。
  “這我們就不知道了。”年輕處長帶著無奈的口吻說。
  “有逮捕證嗎?”大師問。
  “有個電報。你要看嗎?”
  “不看了。”
  審問到此結束。年輕處長要去了大師的手錶和護身符,說是代為保管。臨走時,處長告誡大師:不要和別的犯人說話,也不要告訴別人你是什麼人。
  年輕處長拿著被褥,帶大師穿過一道小鐵門,來到一間牢房。房子倒還比較乾淨,只是豎著鐵條的窗戶比一般的房子高得多。牢房中有四張床,三張床上已有人,大師便被安排在中間床上。這一夜,大師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動著最近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五一”節那天他還坐在主席臺上檢閱慶祝節日的遊行隊伍,沒有幾天經常見他的省領導突然不再見他,學生整天寸步不離地陪他,接連讓他看那種電影,看來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的。大師想自己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政府的事,這樣做一定是有誤會,既有誤會,就應該明確問,為什麼這麼神秘呢?
  與大師同牢房的三個犯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工程師,另一位原是部隊幹部,自我介紹在西藏呆過,懂得幾句藏語,便問大師“是從哪裡來的?”大師根據年輕處長的叮囑,沒有回答。
  第二天,那位處長把大師叫到辦公室,例行公事又把昨夜入獄時問的話重複了一遍,末了還勸大師不要擔心,說你這樣的人政府會寬大處理的。態度和藹,與審問別的犯人儼然不同,大師一笑置之。
  十天之後,年輕處長又把大師叫到他的辦公室,裡面已經有幾個陌生的人。處長向大師一一介紹了幾位生人後,先問:“貢唐倉,你在這裡生活習慣嗎?”大師沒有回答,心想:坐監獄難道還有習慣不習慣的?處長見大師不語,笑了一下說:“甘肅來人接你,你的問題在甘肅。”
  為了在路上不讓人出來,甘肅來的人便讓大師換衣服。大師身材魁悟,他們帶來的衣服不能穿,監獄方面幫著找來一些衣服,試來試去還是穿不了。後來不知誰想到了戲衣,便找來一件唱戲穿的寬腰大襠燈籠褲,才解決了這一難題,不過如此一來,大師被他們打扮得不成“樣子”:褲子是藍底紅條的戲劇服,上衣卻是袖口有紅道的大號公安服,外披一件斗篷。手上戴著手銬,臉上則是一副大口罩,一副墨鏡。
  從成都出發前,四川方面的那位年輕處長把他代為保管的大師的手錶交給甘肅的公安人員,把護身符還給了大師,並說:“這是你的信仰,你戴上。事情總會搞明白,你思想上不要有負擔,路上也不要想著跑。”大師點了點頭,算是對他“關心”的答謝。至於跑,不要說有這麼多人武裝押解,就是大師心裡,根本沒有跑的念頭:我無愧於政府、無愧於人民,為什麼跑呢?那不是畏罪潛逃嗎?
  汽車送他們到了成都火車站,直接上了軟臥包廂。大師在下鋪,對面是甘肅來的那位處長,一位科長在上鋪,門口荷槍站著兩個士兵。從成都開往蘭州的火車上,白天,雙手戴著手銬的大師盤腿端坐打禪,依然一副活佛儀態。到了晚上,這位被押解的犯人若無其事地酣然入睡,押解他的四個人,卻誰也不敢合眼,唯恐這位修行高深的大活佛施展什麼法力,跳窗逃跑,或有崇信他的信徒在半道營救。

  大師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變成了特殊的“二十四”號。在獄中,大師以驚人的毅力開始學習漢語

  經過兩天大師泰然自若、押解者卻緊張不安的旅程,火車到了蘭州。一下火車,大師便被直接關進了貢元巷看守所。這個看守所十分破舊,很髒,有臭蟲,很有些歷史了。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就有,不過那時候多用來關押被捕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政治犯。關押大活佛尚是破天荒第一次。
  從被關進貢元巷看守所開始,貢唐倉大師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一個代號——二十四號。
  “二十四號出來!”靜夜的燈影裡,看守喊道。大師從狹小的監房中站起來,腳上的長銬發出沉重的撞擊聲。出牢門向審訊室走去,身後又發出輕輕的金屬之聲,大師雖沒有回頭,但他聽得明白,那是子彈推上膛的響聲。
  第一次審訊還算客氣。參加的人很多,其中有兩位翻譯,大師後來得知,一位是民委幹部,一位是從西北民族學院請來的老師。大師走進審訊室時,裡面的人們原來坐著,先是一位藏族女副處長和一個藏族幹部站了起來,接著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人人顯得比較恭敬。正式審訊時,對方只提出一個要求:只要大師承認參與了甘南的武裝叛亂,就可以放大師出去。
  大師以他慣有的沉靜自若的口吻,認真地回答:“你們也知道,我去年就辭去了拉蔔楞寺總法台職務,到四川去已經快一年了,甘南發生的事,我一概不知道。現在讓我承認參與叛亂,這不是讓我說謊嗎?作為一個佛教徒,我無法做到”。
  第一次審訊一無所獲。從第二次審訊開始,對大師的態度就變了,審問者聲大氣粗,表情嚴厲,常常一審就兩三個小時。有一次審問時,有人說他1956年去美武地方六天,向群眾搜刮了60萬元。大師一改往日的冷靜沉默,據理反駁:“共產黨怎能說假話呢?我要是六天收了60萬無,現在有多少錢?反過來說,我要是那麼搜刮錢財,不但有愧於人民政府,而且在佛門也難以立足”。大師憤然質問:“你們不是查抄了我的家嗎?我到底有多少錢財,拿出來讓大家看看嘛!”
  大師在牢中受審,對外間發生的一切,並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在與同牢一個幹部出身的犯人對話時,有意問“知不知道貢唐倉這個人”時,這位犯人告訴大師:早在1959年八九月間,報上已經公佈了貢唐倉的“罪行”,說他是甘南大規模武裝叛亂的總後台,已經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而且還舉辦了“罪行展覽”,有電臺、機關槍、手榴彈等實物照片。大師問這位只知道他是二十四號的犯人?麼知祅讓這麼清楚?”那人回答說他當過“罪行展罉”的講絎辣。
  大師藇嵒修行撫,睢⒕辰綬淺#?雜謖庋?嗦懵愕崳苊鎩⒃庖ィ故?械驕第推摺敕沼讜謨G澔次審訓中,當?乘對他死y骸澳鬩?,嘈毆膊v”時f笫θ濤k稚忍地蘫^端男?#骸岸T┎產黨?橐過去?d嘈牛鵶聰嘈帕茌9膊‑矯我做蔈詞攏"邢為?簍喣,便?/派?杖プ叄[1]J遊尥僕?O衷諼z植幌忢遰耍倒6撃話煤蛹e藎?$以趺聰j慌呢?竉料發傘萸熉我不錦K揮脅斡F嚍癩磺A?緹屯吮尯剿拇叄 揮械氖獾菜滌眩牘搞?Z&菩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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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7月1日,貢唐倉大師被“換了地方”,從貢元巷看守所轉押到甘肅省第一監獄。這裡不愧是“第一監獄”,環境比貢元巷看守所好多了,監房乾淨整潔,被褥也是新的,伙食也好得多,不僅能吃飽,隔三差五還有點肉吃。在這裡,大師一直被關押到1969年。
  還是在蘭州被押往第一監獄時,大師發現和他一同“換地方”的還有一個氣質不同一般的人,到監獄後和他一樣住的是一個單間。每當放風時,大師和這個人常常碰面,因語言不通,無法交談,只有互相點點頭,笑一笑。後來他才知道,這個人叫蔣雲台,是解放前夕起義的國民黨軍長,在當時“左”的狂風下,他也未能倖免。
  自從被捕入獄以來,大師與過去生活的環境完全隔絕了,看不到一望無際、綠毯一樣連綿起伏的大草原了,年復一年觸目所見的是監獄高高的圍牆和幾平方米大的監房窗外那一片狹小的天空。再也見不到善良、純樸、驃悍,跨駿馬、講藏話、吃牛羊肉的虔誠信民們了,不論是神色嚴厲的管教幹部,還是垂頭喪氣的犯人,清一色講的是漢語。在這樣一個本來十分封閉,壓抑的環境裡,又不懂漢語,可想而知,會是一種什麼境況!
  與人交流只能以目示意,需要什麼只能用手比劃。面對這種因語言不通而帶來的困擾,大師決心用最短的時間學會漢語。最初的時候,大師為此曾鬧了不少笑話和誤會。比如,他指著杯子想問“這叫什麼?”對方卻以為他要喝水,便給他倒來一杯開水。大師卻以此為起步,借審問的機會,跟翻譯學會了“這叫什麼東西”,這是大師學會的第一句漢話。以這句話為敲門磚,大師抓住一切機會,向管教幹部學習,他指著門、窗、床、牆壁問:“這叫什麼東西?”又指著被子、枕頭、床單乃至碗、筷子、吃的食物問:“這叫什麼東西?”總之,凡是牢房裡能看到的一切,都被大師問遍了。為了舉一反三學習,大師還在紙上畫上人的眼睛、鼻子、嘴、手以及樹林、汽車、房子、草原上的犛牛、藏羊、河曲馬等等,用漢語一遍一遍地讀出來。或把漢語的讀法用藏語注音,對照著念。這樣學了幾個月,便會說了不少漢語單詞。在此基礎上,大師又開始學寫漢字,他用寫交待材料的紙,一筆一畫地寫,會寫了不會念,再向人請教;會念了不知字的含義,再向人問。
  有了一定的漢語讀、寫的基礎後,大師請人先後從外面買來藏文版和漢文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毛澤東著作。在那個“左”的年代,一位正被“改造”的藏族大活佛主動要求買來毛澤東著作,這自然被監獄方面看作是好的表現,不僅不予干涉,而且積極支持。大師呢,買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學習漢語,他夜以繼日地坐在桌前,面前打開漢、藏兩種文字的書,看一句藏文,對照著看一句漢文,並為此自己編出厚厚一本藏漢文對照詞典。就這樣,大師就像當年全身心投入到學經中一樣,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學寫漢語上。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從未間斷,以至經常錯過了放風的時間。蔣雲台看大師如此用功,曾多次勸他:“學漢語是應該的,可不能不顧身體啊!”大師用生硬的漢語回答:“關係的沒有(沒有關係),我身體很好。”
  貢唐倉大師在獄中這樣一個十分封閉的特殊環境裡,用一年時間便學會了漢語,可以讀報紙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之所以能有這個奇跡,除了大師超乎常人的聰慧和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大師以他對人生和社會獨特的感悟和信心,具有了常人難以達到的處逆境而自強,遭厄運而不悲的精神境界。大師為此寫了許多感受和心得,發表過《紀念經師》、《贊鷹》等文。
  到1969年,貢唐倉大師已在甘肅省第一監獄度過了漫長的8年歲月。這年3月,大師從報紙上看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在中國和蘇聯界河烏蘇里江,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報導說,中國邊防部隊自衛還擊,打退了蘇聯入侵者。這個事件當年雖然震動世界,但對於囚居在中國西北一座監獄中的貢唐倉大師來說,驚心只是短暫的;因為西北一座監獄中的貢唐倉大師來說,驚心只是短暫的;因為西北距離事件發生的東北畢竟十分遙遠,何況他此時正身陷囹圄。然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個年代,這件事還是影響到了貢唐倉大師, 這年11月,他住的牢房外響起了已經久違了的“二十四號出來”的喊聲。看管人員對他說:“收拾東西,要給你換地方。”
  在這裡8年了,為什麼又要換地方?換到什麼地方去?大師心裡想著這些不能問的問題,回到牢房收拾自己的洗漱用具,特別是與他朝夕相伴的漢藏兩種文字的書籍和他自編的漢藏對照詞典,向他的獄中朋友蔣雲台告別。之後在又一番大口罩、墨鏡的化裝後,大師被監獄方面送進一輛拉嚴了窗簾的小汽車。汽車離開蘭州向東駛去,翻過車道嶺、華家嶺、六盤山,到了距離蘭州300多公里的甘肅省平涼地區,甘肅省第四監獄就設在這裡。大師後來才知道知道,他之所以被轉關到平涼第四監獄,是因為有關方面因“珍寶島事件”而對他採取的“預防”措施。大師聞之,苦笑一歎:“怎麼說我也是中國人啊!”

  大師成了學習馬列著作的模範,款款登臺向犯人們講課,並為此寫下20多萬字的講稿

  在平涼第四監獄,大師被關在一號監房,這是一個看管十分嚴密的院子,房裡共住著四個人,除了三個犯人,另外一個是監獄內管理圖書的工作人員。雖然這裡受嚴加看管,犯人只能在放風時間在指定的區域活動,但條件還算不錯,除了比較整潔的床褥外,房內還有桌椅,可供看書、寫字,生活上也比較優待。在其他犯人眼裡,大師是個神秘的人物,大家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他是“重點嚴管”的“二十四號”,身份不同於他們,獄內稱大師這樣的人為“特犯”或“高犯。”
  大師一如既往,安之若泰,利用一切時間讀書。開始看管得很嚴,不許他與別的犯人接觸,他便除了放風,整天埋頭於桌前,一邊學習,一邊寫讀書筆記,真是“兩耳不聞監外事,一心唯讀漢文書”。後來漸漸放得寬了,大師便與同監區的犯人有了點接觸,其中有一個大學生與大師很談得來,經常向大師請教一些藏族歷史和草原牧區風俗習慣方面的知識。大師也把他視為朋友,把自己寫的一些學習心得拿給大學生看,互相交流。這位大學生見大師談吐充滿哲理,看問題與眾不同,又對哲學方面的書籍很有興趣,便向大師推薦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在這位大學生朋友的幫助下,大師每讀一部分,都要寫下心得體會。作為博學多才的大活佛,大師對佛教哲理的研究和認識博大精深,見微知著,他想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探究這樣一個問題:馬列主義、唯物主義與佛教哲理,到底真是像宣傳的那樣,是互相對立、水火不相容的,還是有某種共同之處?
  就這樣,大師饒有興味地在兩個哲學的世界裡徜洋。默念經卷和坐禪時,大師的心神沉浸在佛祖釋加牟尼和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咯巴大師等佛教高僧大德闡述的佛學世界裡,心境超脫了世俗世界的煩惱,進入物我合一,無欲無求,無喜無悲的境界,甚至自己所受的牢獄之災,也是那麼微不足道。學習《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時,大師的思考之舟又駛入馬列主義的哲學領域,一切又顯得那麼客觀、唯物、理智而辨證。久久思索的結果,大師豁然頓悟:佛教和馬列主義,雖然一個有神,一個無神,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強調現實世界的客觀存在,強調人的主觀努力的重要。辨證唯物論與佛教唯心論之間有一座相通的橋樑,即是客觀世界,用馬列主義的眼光看,佛教即是“客觀唯心主義”。
  大師對知識的渴求,引起了監獄方面的關注,他們起初不明白,這位慈眉善目,樂觀豁達的藏族大活佛,學會了漢話,會寫了漢字之後,又孜孜不倦學習馬列著作到底是為了什麼?及至有一天監管人員查房時發現大師寫的厚厚一本讀書筆記時,人們更為驚訝了。這些政治上十分積極,但文化不高的監管人員,翻看大師的心得筆記時雖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對大師的敬佩之情卻是溢於言表的。監管人員對大師又多了幾分尊敬,監獄“領導”則對大師直率地說出“學得不錯,好好學”的贊許。
  他們對大師的關注很快就變成了行動。有一天,一位監管人員走進大師房間,一改過去命令的口吻,很客氣地問大師:“我們想開一次學習講用會,想請你在會上講一講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行不行?”大師看這位監管人員一臉真誠,覺得這是練習漢語的一次好機會,便點頭答應了。然後用當年吉牧師送給他的派克金筆(他帶進監獄的舊物只有這支筆和一隻手錶),連夜寫講用稿。大師一氣呵成,在一種16開大的橫格稿紙上,寫了四頁講解提綱。
  這真是一次獨特的講解會:監管人員指揮全監幾百名犯人,整齊地坐在一間大房間裡。監獄“領導”簡短的訓話之後,宣佈“現在由二十號講”。身穿囚衣的貢唐倉大師從人群中站起來,在數百名犯人驚異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那時的大師臉色紅潤,短髮烏黑,當他在臺上的小桌後坐下後,神情莊重,炯炯的目光先掃視一眼台下目不轉睛盯著他的聽眾,就像當年他在法座上掃視他的信民一樣。聽眾中有一百多名藏民,掩飾不住興奮地對旁邊的人竊竊私語:“這是我們的大佛爺。”當大師開口用流暢的漢語講起時,不少犯人驚奇地張大了嘴,會場鴉雀無聲,人們專注的神情不亞于當年講經時聚精會神的信徒們!大師用他慣有的不急不緩的語調,用身邊的小事、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景來講述馬列毛著作中抽象的論述,通俗而形象,客觀而不褒貶,不僅犯人們聽得津津津有味,連那些聽慣了簡單說教的監管幹部,也被大師新鮮、生動的講述所吸引。
  第一次講解獲得監獄方面和犯人們一致的好評。大師卻沒想到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監管人員經常找上門來,要大師去給犯人作“改造思想”的講說。講的次數多了,大師難免有自找麻煩的感覺,但反過來一想,經常講講又有什麼不好呢?一則可以提高漢語的讀、寫、講的能力,二則向獄中這些來歷複雜的犯人多做一些棄惡從善的教育,也符合佛家普渡眾生的宗旨。如此一想,大師也就心安理得,只要監獄方面有要求,他就去講,而且每欠都要寫講解提綱。在大師心裡,他把這種講說就當作昔日的講經,只不過物件不同、形式不同罷了。前後算起來,大師在平涼第四監獄期間,先後給犯人做“改造思想”的講解達五十多次,寫了不下二十萬字的講解稿,這些講解稿,是馬列主義思想與佛教哲理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在監獄這種特殊的環境和政治氣候下,大師只能以談馬列為主,另一方面,大師在其中又融會了他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和感悟,大師以他佛教大師的特殊眼光和認識高度,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佛教哲理之間構通的橋樑。正是因為這一點,大師的講解別具一格,不同于某些政治工作者只是簡單的說教和灌輸。這是大師的講說特別受歡迎的真正原因。
  歷代貢唐倉大師以博學多才、才華橫溢聞名藏區,第六世貢唐倉大師更無愧於這一讚譽。在無數的犯人喟歎著命運的苦難,在監獄中接受強制改造,深感度日如年的時候,貢唐倉大師卻把監獄當作一個大學校,他就象一個閉門苦讀的大學者,讀完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又去讀《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仿佛他不是來蹲監獄而是來讀書的。到後來,他的床頭、桌上,堆滿了厚厚薄薄的書籍,雖然這些書籍中沒有一本是佛家經典,但這並不影響大師的參禪感悟。在大師看來,知識是沒有窮盡的,真正的智者應當是無論身處何境,都會從一草一木乃至風雨雷電這些最常見的自然天象中,都會有所悟求,從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昇華。何況他現在所讀的是造就了許多象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這種被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的理論,何以成為千百萬勞苦大眾的精神支柱?這難道不值得智者探求嗎?
  在這種滲透世俗人生的境界下,大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過馬列著作這一辨證唯物主義的特殊載體,從全新的認識角度進一步參悟佛理的玄妙廣大。監獄有統一的關燈時間,燈熄了他就盤腿坐在床上,閉目進入參禪的境界,經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這種功夫是他從小在寺院學經時練出來的。在佛的境界裡,宇宙是無窮無盡、無量數、不可知的,如果一定要用量數來表示,今天科學認為大得不得了的太陽系,在佛看來僅僅是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像太陽系這麼大的小千世界才構成一個中千世界,而一千個中千世界才是一個大千世界,在目前人類所感知的虛空中,至少有三千個大千世界,這是多大的一個概念啊!佛卻說,世界何止這三千世界,它是不可知、不可量的,就象印度恒河和中國黃河的沙子一樣,根本是數不清的!
  現在,貢唐倉大師身處監獄這個小小的小世界,他就用佛理和唯物主義的雙重眼光,來審視他周圍的犯人。這些來自社會各個階層,被大眾眼光視為“罪人”的人,卻是有好有壞、有善有惡,這些人同聚一圍高牆之內,集中了社會的複雜性、人性的多樣性。對此大師曾有一個親身感受;有一個來自河南的小偷吃了信徒們給大師送進來的酥油,反去向監管人員告發,說大師拉攏他。大師聞聽一笑置之,對這位告發者毫無責怪之意。在多年的相處中已對大師為人深有瞭解的管教幹部和犯人們,更是把小偷的“檢舉”當作笑料而已。正是由於社會複雜,生活環境千差萬別,才有了監獄中這些品質各異的人。把他們放在監獄這個特殊的環境來改造,首先就改變了他們“存在”的環境,斷絕了他們任意妄為的條件,強制他們按社會認可的道德、行為標準改變自己,這無論對於社會、還是對於完善個人,無疑是“大慈大悲”的善事、好事啊!

  刻字、焊接、制鞋、設計圖案……貢唐倉大師那雙從未勞動過的手,竟出奇的靈巧。監管人員稱他是“技術多面手”,人們紛紛請大師刻公章、印鑒

  即使是身陷囹圄之中,貢唐倉大師慈悲之心依然。在監管幹部看來,這位落難的“大活佛”只知讀書學習,要求他們的事情最少,給他們的幫助卻最多,他不僅自覺遵守監獄規定,不越雷池半步,而且經常通過他深入淺出的講解,解除犯人們心中的煩慮,燃起他們對人生美好的希望。除了在精神上鼓勵之外,他還常常樂善好施。後來幾年,對他的看管不怎麼嚴了,監獄方面允許信徒們送吃的東西給他。有了這一“鬆動”,從甘肅甘南、四川阿壩及青海草原,大師虔誠的信徒們經常三五成群向大師送來產自草原的酥油、牛羊肉。每當收到這些包含了信民真誠之意的的食物,大師總要分給同監獄的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家裡困難吃不飽的犯人。因為在大師的心目中,始終有一個群眾觀點,他認為他所擁有的東西,來之于群眾,應用之於群眾,儘管這兩個“群眾”內含是不同的,一方是真誠信仰他的信民,另一方面卻是被強制改造的犯人。但在“佛”的眼裡,他們都是經受人生苦難的人們,只是善根有別,醒悟程度不同罷了。
  為了更多地體會人生的苦樂,大師後來又向監獄方面提出參加勞動的要求,回答說他這樣的“特犯”監獄無權決定,要“上面”發話才行。大師想,這個“上面”層次太多,凡是級別大於監獄的都屬於“上面”。於是,大師直接給大權在握、紅得發紫的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寫信,要求參加勞動。理由堂皇而充足:“勞動也是思想改造的一種方式。”不知經過多少次的周轉,後來終於傳來了:“上面”的決定:“二十四號”要求勞動的願望是好的,但他從來沒有勞動過,還是以思想改造為主,勞動要以他本人自願為好,不能強迫,也不定任務。
  有了這道“尚方寶劍”,大師勞動的願望得以實現。當時監獄中最大的勞動場地是印刷廠,大師便從滿是書籍的監房踏進了印刷車間。他那雙先後翻遍了藏文經卷和馬列著作的大手,勞動起來竟是出奇的靈巧,先是排字,接著又去鑄字,幾乎都是一學便會。這更引起了大師勞動的興趣,經常工作起來忘了時間,更不顧髒和累。久而久之,連監管幹部也為他擔心起來,常常提醒他:“二十四號,你沒有生產指標,願意幹就幹,不想幹就休息,可別累著了。”大師輕鬆地笑笑,回答說:“我身體很好,不累。毛主席說過勞動其樂無窮,幹幹活,掌握點生產技術,我也覺得其樂無窮。”
  印刷車間有一個刻字、修版的老師傅,技術很好,帶了兩個年輕的徒弟。大師學會排字、鑄字之後,也跟著去學刻字。結果兩個正式的徒弟學得半生不熟,他這位業餘學員卻很快學會了。不久這位老師傅刑滿出獄了,刻字、修版的工作理當由兩個徒弟承擔,但這兩位徒弟功夫不到家,不是刻字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