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中道、中庸——“中”之理念知多少

“中”之理念，有中和、中道、中庸、中正、時中等義，皆體現了古代哲人修身處世的至高境界，並無質的差別。今人在更為宏闊的視野審視“中”，還應將佛家的中觀乃至亞里斯多德的“實踐的中道”理論融合其中，使之更為豐沛。

　　“中和”境界

　　之所以稱“中和”是境界，首先在於它所表現出的玄妙、精微的狀態，故《中庸》有“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說。其次，“中”難以把握、實行。譬如，就修身而言，人都有七情六欲，而情緒發作，勢必有偏向、偏差，往往導致不“中”——故古代哲人如二程、王陽明等要人們在情緒未發時體會這個混沌之“中”；就處世而言，由於世事紛繁複雜，人們處理問題常常　“發而不中節”，或不及，或太過，不能致“和”，難遂人願。正因為“中”難為，所以孔子發出“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的感歎！最後，這一境界雖難為，又確實存在，且可以達到。否則《中庸》就不會言及“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之論；孔子也不會有“從心所欲，不逾矩”之言了。以前者言，宇宙、萬物之所以存在、化育，就在於“中和之道”流行不殆，它始終存在于超越善惡的“自然天道”之中。以後者論，自然之中道昭示人們應效法天道之無私，唯其如此，方可能致“不逾矩”的中和之境，而這正體現了“天人合一”理念。

　　“中觀”態度

　　欲達成中和境界，須有正確的態度和思維方法。筆者以為佛教“中觀”論可以借鑒。“中觀者”，客觀之察、之思也。籠統地談方法、態度，儒家亦多有涉及，譬如孔子所謂具體操作中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術”，又如對事物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四毋”態度。但就思辨層面而言，則未免有所欠缺。佛學“中觀”論的核心思想可用龍樹《中觀論》中的四句偈概括：“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為中道義。”萬事萬物皆依因緣而起，並無自性，故本性為空；人們所命名的事物不過是“姑且”之舉，是假名，因此人們毋須黏著於“假名”之上，同時也不應執著於“空”，因為“空”亦屬假名。只有“不執兩邊”而又“不離兩邊”，方可體現“中道義”。中觀的核心思想是不執著、不固執，譬如行善，應無心行善，自然性善，而不是“為行善而行善”。倘若執著於善本身，不僅陷入狹隘窠臼，而且善也失去意義了。以中觀思想，我們應“以一真心不住有無兩邊”的超越善惡的“無執”心態來對待萬物，才是真正的“中道”，古禪師曾以“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路，未曾踏著一片地”（《苑陵錄》）作喻。此超越善惡的“無執”狀態即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和”狀態。當然，“中觀論”乃因佛學破“空”需要而發展出來的“空、假、中”之思辨理論，固有其指向，但就其思維之縝密而言，值得學習，其邏輯思路是：先肯定（因緣所生法為“有”），後否定（我說即是空為“無”），再肯定（亦為是假名，有和無其實都是假名而已），最後在更高的思辨層次上超越有、無之對立的“不定之定”，旨在讓人“去執”，以達“中觀”之理。

　　中觀的“不執著”理念實與孔子的“四毋”態度、道家的“無我”、“齊物”之思維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儒、道缺乏系統思辨而已。佛學之“中觀”思想對於提升儒家乃至中國現代哲學的思辨品質皆大有裨益。

　　“中道”路徑

　　有了中觀的思維方式，要達到中和之境，還需要“中道”之實踐。將“中道”納入實踐領域，源於亞里斯多德，他認為政治實踐莫過於“中道”的實踐觀。亞里斯多德的“中道”政治觀是從“中庸即美德”的倫理思想及古希臘“物極必反”的箴言中提煉而來。中國古聖先哲也十分重視中道之實踐。譬如，儒家所推崇的舜是善於用“中”的聖人，他執“中觀（道）”之態度，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的“一以貫之”之精神踐行中道觀，在善、惡兩端之間反復考量、斟酌並反復踐行後，才尋到“神秘的黃金分割點”，而終至“發而中節”的中和境界。

　　由“中”的觀念，可展開由境界、方法和實踐路徑所構成的　“三足鼎立”之哲學體系。

　　（原文標題：“中”含三義　　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