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科學

構築東西方文明傳統的橋樑——第26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見聞（全文）
作者：李江琳
佛學遇到科學
1986年，達賴喇嘛尊者在訪問法國期間，會見了在法國巴黎大學任教的著名腦神經科學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達賴喇嘛對現代科學懷有強烈的興趣，但是，他自幼接受傳統佛學教育，對現代科學了解有限。這次會見中，兩位身份和教育背景相差極大的人相談甚歡，51歲的藏傳佛教領袖向40歲的科學家請教了許多有關腦神經科學方面的問題。一小時倏忽而過。達賴喇嘛的秘書提醒他，接下來的日程是去法國國會，出席議員們為他舉行的招待會。達賴喇嘛興猶未盡。他對瓦瑞拉說：“我們還得接著談。如果你能到印度達蘭薩拉來，我會為你排出一周時間。你可以帶你想帶的人來。”

1987年10月，由律師亞當·恩格爾斯和瑞士人博朗科·懷斯資助，瓦瑞拉博士、腦神經學家羅伯特·利文斯頓博士、數學家紐康·格林利夫博士、物理學家傑瑞米·海伍德博士、化學家路易奇·路易斯博士、認知心理學家伊利諾·羅西博士等六位科學家來到達蘭薩拉。在達賴喇嘛居所的客廳裡，東、西方的兩大傳統開始了首次對話。

在兩名翻譯的幫助下，西方科學家與達賴喇嘛就感知、意識、認知、科學研究的方法、腦神經科學的基本理論、人工智能等等領域，進行了五天討論。瓦瑞拉博士對“有情眾生”這個佛教概念做出了科學定義，其他科學家向達賴喇嘛介紹了自己專長領域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成果。達賴喇嘛談到佛學對“意識”、“現實”、“情感”等概念的認知。這就是首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Mind and Life Conference）。在研討會的開場白中，達賴喇嘛道明了研討會的目標：“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日後能夠增進人類福祉。其次是為了擴展知識。”這兩大目標成為日後“心靈與生命研討會”和“心靈與生命研究所”的宗旨。

1989年10月5日，當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加州新港海灘，第二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在此進行。研討會並未因此中止。大批媒體在尋找達賴喇嘛的時候，他卻在一座私人住宅里，與四位醫學教授和一位哲學教授討論“人的意識與大腦的關係”、“心靈與大腦本質的研究方法”、“大腦結構與功能同意識之關係”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最終指向一個根本問題：大腦科學研究是否能成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個途徑？

從“客廳對話”到面對大眾

1989年後，達賴喇嘛與科學家的對話繼續進行，從每隔兩、三年一次增加到每年一度。討論的內容相當廣泛，從腦神經學、精神病學、心理學擴大到現代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哲學、宗教學、倫理學等。參與者除了科學家，也有哲學家、宗教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史學家等。

研討會慣常的形式是在預先商定的主題範圍內，先由專家們作專題講述，介紹自己研究領域中的主要觀點、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然後就某些特定的問題自由討論。講述的內容和討論的問題都相當專業而具體。例如，1995年10月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辦的第五屆研討會，主題是“利他主義、倫理和慈悲”，參與者包括來自威斯康辛大學、亞利桑那大學、麻省大學的四位心理學教授、來自哈佛大學的一位科學史教授、來自威斯康辛大學的一位哲學教授和一位社會學家兼禪宗修行者。這屆研討會首先由科學史教授安·哈林頓作題為“科學與慈悲---設想二者之間的關係”。在隨後的自由討論中，與會者比較西方科學和藏傳佛教對人類的“自然”狀態的相關理論，二者對於如何培養更為道德的思想和行為的看法，從比較中了解各自的相同與不同之處，以及西方科學是否能從西藏佛教教義中學習一些概念與方法，從而變得更具人文關懷。

1997年的第六屆研討會主題是“新物理學和天文學”，該屆討論會的主要目的，不僅是為了探討新物理學和天文學對空間、時間、意識的理解，同時也探討西方科學和佛教冥想的思維方式，將二者加以比較，從而了解這兩種可能互補的探究方式強弱之處。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杜維明參加了這次研討會。獲得1997年諾貝爾物理獎的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朱棣文參加過第十屆研討會，並作“從物理學角度來看物質與生命”的專題報告。會議大多沿用了首屆研討會的方式，在達賴喇嘛住所的客廳裡舉行，為期五天；如果在西方國家則為兩天，仍然是在私人住宅里進行，只有少數得到邀請的人得以旁觀，鮮少媒體報導。科學家們之所以刻意保持低調，因為並非所有科學界同仁都認同這樣的對話，一般大眾則更容易誤解。

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科學成為宗教的強大競爭對手，在對世界的探索和認識中，全世界越來越依賴於科學，形成科學與宗教的對立態勢。 1950年代末，達賴喇嘛及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的最高精神領袖均先後出走印度，數千名僧侶也隨之流亡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並逐漸移民世界各地，藏傳佛教開始傳向世界。由此，藏傳佛教中獨特的冥想方式漸為西方人所知，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修習，體驗到這些方法具有放鬆身心、緩解壓力、改善情緒、使人內心更加平靜的效果。然而這些現像是現代心理學、神經科學、精神病學等學科從未給予足夠關注的領域。這些主觀經驗是否有科學依據？是否能以嚴謹、規範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經過研究後，這些方法是否能從宗教框架中“提取”出來，應用於更為廣泛的群體？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與藏傳佛教的高僧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陡然與現代科技相遇。面對現代科學，高僧們必須思考，他們古老的修練方法是否僅僅是一種“迷信”？這些他們深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科學昌明的時代是否還有意義？西方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與東方佛教的冥想傳統之間，是否有某個連接點？這兩大傳統的交流，是否能使人類受益？ 1980年代末，這兩大傳統終於開始對接。但是，兩方都不知道他們之間的對話是否會有結果。他們只是懷著開放和謙卑的心態，坦誠交流，認真而審慎地尋找兩大傳統的共同點。對話漸漸在腦神經學、心理學、精神病學、認知科學等領域逐步深入。對話的雙方越來越有信心，東西方兩大傳統的合作，有可能找到某種增進人類福祉的方式。

2003年是一個轉折點。這年的9月13到14日， 心靈與生命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研究所聯合舉辦第11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這屆研討會的主題是“探索思維：佛教與生物行為學的對話”。面對以青年學生為主的聽眾，22位科學家與達賴喇嘛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克雷斯吉禮堂，進行了兩天對話。雖然科學家與達賴喇嘛的對話已經進行了十屆，但青年科學家和未來的研究者們是否對這樣的研究有興趣，至少懷有好奇心？主辦方並無把握。研討會的結果令科學家們大受鼓舞：1200人的禮堂座無虛席，還有2千人等待空位。此後，“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始作出安排，讓受邀觀眾旁聽。

2013年1月17日至22日，第26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在位於南印度的哲蚌寺召開。我得到達賴喇嘛尊者的邀請，作為觀察者出席了這場題為“心靈、大腦和物質”的研討會。

達賴喇嘛尊者在第26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上發表觀點 (2013年1月19日)


大經堂裡談科學

前幾屆面向公眾的研討會基本上是面對西方觀眾，本屆研討會是第一次面向流亡藏人社區。這屆研討會由心靈與生命研究所和西藏檔案圖書館聯合舉辦，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會議。會議有兩個會場，主會場設在哲蚌寺洛色林扎倉（扎倉即經學院）的大殿裡，共有900多人，包括格魯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強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各主要寺院的住持、藏傳佛教其他教派的代表、三大寺各學院的代表、流亡社區的大學生，以及70餘名來自世界各國的觀察者。分會場設在洛色林扎倉的新大殿，共有近6千位僧人通過現場直播旁聽，同時還有數万人通過網絡直播觀看。研討會上的所有幻燈片均有藏文翻譯，發言也有藏、英文同聲翻譯。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有來自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的12位科學家，兩位教育家，一位腦外科醫生，還有三位獲得格西（佛學博士）學位的僧人。在歷屆研討會擔任尊者翻譯的圖登晉巴先生是流亡社區的傑出人才，他兼有（哲蚌寺的）格西拉讓巴和英國劍橋大學宗教學博士學位，精通英語和佛學。這次他除繼續擔任翻譯外，也是發言者之一。

1月17日上午8點多，我按照規定提前半小時走進主會場，能容納近千人的大殿裡已經坐滿。大殿前方放了一張鋪著深色桌布的長條會議桌，高度只有客廳茶几那麼高。長桌靠近釋迦牟尼像的那頭放著尊者的座位，只是一張普通的沙發椅，與眾人平高。圍著長桌的十來個座位已經坐滿了出席研討會的科學家。第二排和第三排 是幾十個特邀客人。大殿裡其他的座位，幾乎全部是身穿絳紅色袈裟的僧侶。我注意到，尊者背後的三張椅子上，坐著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三大法座，後面是他們的助手。這些助手大多很年輕，但已經穿上了標誌著格西學位的“黃坎肩”。尊者背後另一側的幾張長沙發椅上，坐著幾大寺院的堪布（住持），他們面容莊嚴安詳，一看就知道是地位尊崇的高僧大德。

四台攝像機圍繞著會議桌，會場裡還分佈了數十個大電視屏幕，使得每個人都能通過電視屏幕看到報告者及其幻燈演示。

我注意到，釋迦摩尼像的左下方有一座小型佛塔，塔前放著達賴喇嘛的正經師林仁波切的照片。這是林仁波切的靈塔。從尊者幼年時起，林仁波切即任他的經師，終生跟隨尊者。在一次訪談中，尊者曾告訴我，在他的一生中，林仁波切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也許，在林仁波切的靈塔前舉辦這次研討會，對尊者來說，具有某些特別的意義。

9點整，全場起立，瞬間鴉雀無聲，達賴喇嘛來了。擴音機里傳出了藏傳佛教特有的男低音誦經聲，渾厚悠長，整個大殿在轟鳴，誦經聲彷彿充滿了天地。達賴喇嘛從側門走進來，繞林仁波切靈塔一周，在佛陀像前長跪叩頭，起身走向三大法座，向他們躬身，一一觸額緻禮，然後在他的座位上盤腿坐下， 向科學家們招手微笑。我的座位在達賴喇嘛左邊第三排，我注意到，尊者和我多次採訪他時一樣，穿了一雙廉價的塑料拖鞋。

在西藏圖書檔案館館長，格西拉多致簡單的歡迎詞後，物理學家阿瑟·查恩茲作（Arthur Zajonc）開幕講話。查恩茲是現任心靈與生命研究所主任，曾在著名的麻省安默斯特學院任教30多年。他個子不高，溫文爾雅，極有魅力，酷似戈爾巴喬夫的腦袋令人一看就心生敬意。他說話聲調平穩，很有幽默感。他說到人類對世界和對包括自身在內的現實的探索，談到科學與佛學對話的意義和困難。他說到自己的經歷：他看到哲蚌寺的年輕學僧們在院子裡辯經，不禁回憶起自己的大學時代。那時他們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還學一點哲學。他說他喜歡這些學科，學得也很好，但是內心深處卻很不快樂，以至於一度考慮要輟學，逃離這樣的學習，因為外在的學習無法滿足自己內心深處的一種渴望。後來，他遇到一位同是修行者的科學家，當科學和人的靈性在自己身上結合起來，他才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使他以科學家的身份走上了內察和慈悲之道。

隨後是著名神經科學家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致辭。研究大腦可塑性的神經科學是佛學和現代科學最早發生接觸的領域，也是二十多年來的對話會最重要的探討學科。理查德·戴維森本人每天靜坐冥想，深知這種修持的益處。他從自己的專業出發，認為現代大腦和神經科學的研究可得益於和東方佛教修行的交流，因此，他一貫支持和參與同達賴喇嘛的對話。 2005年，理查德·戴維森邀請達賴喇嘛在國際神經科學協會年會上發表講話，引起一些同行的抗議，抗議書得到500多個簽名。發起和簽署抗議的人很多是來自大陸的中國科學家，不過他們都說這一抗議和政治無關。在利奇的堅持下，達賴喇嘛到會講話。這一波抗議在年會過後迅速消失，因為出席年會的科學家都認為，科學家和達賴喇嘛的對話，從科學規範的角度來看，也是無瑕可擊的。

達賴喇嘛開幕致辭後，研討會正式開始。會議由戴安娜·沃爾甚博士主持。她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學公共健康學院行為與健康系主任和威爾斯利女子學院校長。阿瑟·查恩茲先向達賴喇嘛介紹說，本屆對話會的內容主要有三大範圍，一是現代物理學，包括量子力學和相對論這兩個題目，這也是阿瑟本人的專業；二是神經科學；三是意識研究。按照會議規則，在每天上、下午各兩個半小時的時間裡，延續以往的慣例，演講以同達賴喇嘛個人對話的方式進行。每個作主題演講的人都輪流坐到達賴喇嘛身邊的專門座位上，面朝他說話。達賴喇嘛直接聽科學家的英語演講，不懂之處會請翻譯晉巴解釋。演講過程中，達賴喇嘛有時會提問題，或對某個結論作簡短評論。有時候，達賴喇嘛會說個笑話，或者對他不理解的內容作出困惑的表情，引起全場大笑。

第一天的議程帶有哲理性探討的性質。科學家們分別介紹了上述三大專業的歷史，人類在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帶來的福祉，目前面對的問題，以及今後可能的探索方向。阿瑟·查恩茲率先發言，介紹科學的方法論，講得非常風趣。他說：我想給你介紹一位年輕的科學家，那是發生在大約1943年或1945年，地點是拉薩。然後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少年達賴喇嘛的照片，引起全場的笑聲。如今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少年時，曾在布達拉宮樓頂上，用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的一架望遠鏡觀察月亮。他看到了月球上的環形山，注意到山的陰影，得出了月亮本身不發光，月光來自於其他光源的結論。查恩茲說，這就是標準的科學方法，首先是人依靠感官來觀察，利用儀器（望遠鏡）來拓展感官的能力，利用實驗來創造觀察的機會，然後是推理，邏輯思維。現代物理學使用的龐大而昂貴的粒子加速器，和少年達賴喇嘛的望遠鏡一樣，都是人的感官的拓展，但邏輯推理也不可或缺。伽利略發現兩個物體同時落地的定律，不是依靠觀察和實驗，而是依靠純粹的推理。伽利略一生的最後幾年被軟禁，沒有條件做任何實驗，卻仍然作出了很多成就，靠的就是推理和思維。東方的傳統佛學，輕於實驗但是注重邏輯與推理，它的很多概念與思維方式，用通常的思維習慣很難解釋，卻和現代物理學的許多重大結論暗合。這是除了神經科學以外，佛學和現代西方科學有可能攜手合作的領域。

第二天的議程是阿瑟·查恩茲和和法國物理學家米歇爾·比特鮑爾分別講述量子物理學，以及量子力學的發現和結論對理解“實在”（Reality）的意義。這個學科里的很多內容，比如廣義相對論、場論、質量與能量的轉換、空間的定義和性質、光的波粒二象性，測不准原理等等，是一般非專業物理學者最難理解的，也是現代科學中“專業壁壘”最難突破的學科。在開場白中，科學史家哈林頓引用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理查德·法恩曼的名言：“任何說自己懂得量子力學的人都不懂量子力學”。但是，這個學科研究的對象涉及人類對自然、對現實、對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對時間和空間性質的根本性認識，是和人類的世界觀最接近的領域，也是思想家們不可迴避的領域。達賴喇嘛對這個領域多年來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討熱情。幸運的是，二十多年來有很多世界一流的當代物理學家願意和達賴喇嘛就這個主題對話。可以說，達賴喇嘛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物理學學生都擁有最多世界一流的老師。

這一天的會議開得非常緊張。阿瑟·查恩茲和米歇爾輪流介紹這個學科的結論與問題，看得出兩位科學家做了精心準備。下午，圖登晉巴介紹了古典佛學對空間、物質、以及世界產生於“緣起”即因果相互聯繫的思想。
這天的對話專業性相當強，是現代科學和東方文明對話最困難的領域。但旁聽的僧人們非常專注，在以後的問答階段，僧侶們的提問非常踴躍，有時科學家們也難以招架，只能實話實說：“對於這個問題，簡單的答案是：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從僧侶們的問題看來，普通人很難理解的一些概念和結論，在轉換成佛學詞彙後，原來是經典佛學裡習以為常的思維方法，僧侶們接受起來並不困難。而且，這些僧侶在有“雪域那爛陀”之稱的哲蚌寺經學院經過長期的辯經訓練，他們對抽象概念之間的複雜關係駕輕就熟。雖然缺乏數學工具方面的教育，僧侶們還談不上進入專業領域，但是顯示出經過佛學訓練的西藏僧人，是完全有潛力學習現代科學的。

第三天的內容是理查德·戴維森主講的神經科學。在這個領域裡，達賴喇嘛和科學家有很多可以共同探討的內容。現代神經科學已經可以肯定大腦神經的可塑性。比如演奏樂器的能力，經長期練習而獲得這種能力，現代神經科學可以在大腦中發現相應的變化。同樣，一些心理和精神現象，比如某些抑鬱症，也能在大腦中確定相應的位置和變化。西藏佛教僧侶們都修行的打坐冥想，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和精神狀態，並且相應地影響自己的各類身體指標，必然有其大腦神經科學的基礎。在這方面，佛教僧侶對自己情緒的控制能力，可以為神經科學家的研究提供觀察和實驗的難得機會。這就是神經科學和西藏佛教僧侶能夠合作研究的原因之一。

更進一步的是，佛教把“慈悲”看成是人人都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來達到的。對於佛教僧侶來說，同情心、利他心等等，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可以通過修習來獲得。如果找到佛教修習的現代神經科學基礎，這就開拓了一種可能性，即通過佛教和神經科學相結合，把這個領域的科學發現用於使人們減少痛苦，增進快樂，變得更慈悲，更有利他心，這無疑有助於個人內心平和，進而增進人類福祉。同時，達賴喇嘛又指出，任何對人類精神和身體變化所作的科學研究，都有潛在的倫理問題：什麼樣的心靈改變是好的？怎樣定義這個“好”？誰來決定這種改變是“好”的？研究成果應該在哪些範圍內應用？這就需要研究這一課題的科學家、宗教界、和大眾共同探討。

第26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會場 （2013年1月南印哲蚌寺）

第四和第五天的對話更偏向於哲理和思辨，集中討論的概念是“意識”。意識是什麼？是獨立於物質的，還是附屬於有機體物質的？是不是有機體複雜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意識了？更為複雜的問題是，什麼是自我意識，即“我”這個觀念是怎麼產生的？在什麼時候，是什麼產生了從第三者立場來看“我”這樣一個概念？這又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科學家的經典觀點是，意識離不開大腦，沒有大腦就沒有意識，可是這沒有回答為什麼大腦會產生意識。如果未來的iphone的電路複雜到像人腦的神經元和神經電路一樣，它會產生意識嗎？它會產生自我意識嗎？

這幾場討論更多的是呈現出一系列現代科學還不能回答的問題，儘管在場的有一流科學家，可是未知遠遠多於已知。有時候科學家之間也會爭論起來。這時，達賴喇嘛在一旁靜聽，直到最後大家達成共識：這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困難問題，回答這個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討論意識的時候，涉及到意識的轉移問題，用藏傳佛教的術語講，就是人的死後轉世，意識從一個人的身體轉移到另一個人。科學家們的看法是，轉世沒有證據。既然沒有大腦就沒有意識，那麼轉世就沒有邏輯上的可能性。達賴喇嘛介紹了佛教的理由：有一些實例證明了兒童具有一些記憶，只能用前世來解釋。但是，達賴喇嘛指出，佛陀的教導是，只應該相信現實的真相，而不是盲目地信仰或崇拜，包括佛陀自己的教導在內。現代科學技術已經證明大地不是平的，地球是球形的，須彌山並不存在，現代佛教徒就不應再重複古代佛教的說法。佛教在服從現實，改變看法方面並不困難。所以，關於轉世，只是現代科學還沒有獲得證據來說服佛教徒轉世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學證明轉世不存在，佛教徒就會放棄轉世的信念。達賴喇嘛笑著說：這樣倒是讓我省心了！


達賴喇嘛談世俗倫理

第五天的研討會，有幾位西藏佛學家的長篇報告。上午休息前，達賴喇嘛即席作了二十分鐘的講話，專門闡述他近幾年在探討和倡導的“世俗倫理”的概念，也就是當代人類要超越宗教信仰，共同創建全人類，包括大量無宗教信仰者在內的共同的倫理。他特別強調科學和科學家在這方面的責任與作用。顯然達賴喇嘛的這次講話是經過長久思考的。在他講話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幾千僧俗可以說是屏住呼吸聽著達賴喇嘛講述他對人類未來的憂思。

第六天是會議最後一天，原計劃有大半天的議程，但達賴喇嘛必須趕往下一個日程，研討會的閉幕因此提前到清晨七點開始，九點結束。

九點前，達賴喇嘛用藏語發表了閉幕演說後，會議結束。達賴喇嘛的車隊已經排列在經堂大殿外的車道上。科學家們、遠道而來的客人和僧人都等候在車道兩側，等待達賴喇嘛從休息室出來，登車前往機場。正在這時，孟古特的印度盲童學校的學生們在老師帶領下，都捧著哈達，在經堂側門的台階上排成幾排，等候達賴喇嘛。這些穿著校服的盲童，看得出有些是先天畸形，有些是後天致殘。

達賴喇嘛說過多次，他首先是一個人，人類中的普通一員；然後是一個出家人，一個佛教比丘；最後是一個藏人。這三種身份定位意味著三個使命，三種責任。所以，達賴喇嘛的思考和追求，超越了單純西藏難民的身份。他的慈善基金會也不僅是滿足西藏難民的需求。印度的盲童學校，就得益於達賴喇嘛的慈悲。幾年前，我在印度西北的拉達克也到過達賴喇嘛為當地少數民族兒童辦的學校。

達賴喇嘛走下樓梯，邊走邊大聲與盲童們打招呼，盲童們一片歡呼，紛紛擠上前，紛紛把手中的哈達舉得高高的。達賴喇嘛擁抱著孩子們，一個個親吻他們的額頭， 為達賴喇嘛送行的人們在兩旁靜靜等候著。最後，達賴喇嘛與盲童們告別，走向自己的汽車，盲童們齊聲一遍遍地喊著：“謝謝你，Guruji”。那是印度人對達賴喇嘛的尊稱。

當天下午，我離開孟古特，再次乘坐39小時火車返回新德里。啟程前，我上網檢查郵件。國內朋友來信說，我兩天前給他的“心靈與生命研究所”的網站，和這次研討會的網上視頻報導，在中國境內都打不開。

	主持人	李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