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藥師經變研究【二】
　　～李玉
　　敦煌藥師經變相
　　我國佛經變相的製作大約始自南北朝（四二○ ～ 五八九年），不過當時作品的題材有限，形式簡單，僅粗具變相的雛形而已。至隋（五八一～ 六一八年），佛經變相才有突破性的發展，不但題材增多，變相描繪的情節也逐漸增加。莫高窟的藥師經變就在此時出現，與維摩詰經變、法華經變、阿彌陀經變和彌勒上生經變等，同為隋代敦煌經變的重要題材。目前莫高窟尚存四鋪隋代藥師經變，分別畫在三九五窟東壁入口的上方，四一七窟窟頂後部平頂下半，四三三窟窟頂人字披東披，以及四三六窟窟頂人字披東披。四一七窟藥師經變中央是一在蓮臺上結跏趺坐的藥師佛，右手作安慰印。藥師佛兩側各有四尊站在蓮花上的菩薩立像，他們應是經文所言，來迎亡者的藥師八大菩薩。佛座前畫一多層輪式燈架，當為《藥師經》所述，能解除災厄的七層燈。燈架兩側分別跪著六位手捧燃燈的供養者，他們項有圓光，頭戴寶冠，肩披天衣，想必是十二神王。
　　經典言及，十二神王乃《藥師經》的護衛者，並且能令修持《藥師經》者解除災厄，事事如願。隋唐譯本或稱他們為十二夜叉大將或十二藥叉大將。歷代譯本所述十二神王的名號略有出入。
　　四三三窟的藥師經變，在人物的安排和配置方面，與四一七窟略有不同。結跏趺坐的藥師佛雖然依舊置於全作的中央，右手仍作安慰印，兩側各立一位侍菩薩，左側菩薩右手持一圓輪，代表日輪，應是日光菩薩（又稱日曜菩薩或日光遍照菩薩）；左側雙手合十的菩薩當是月光菩薩（又稱月淨菩薩或月光遍照菩薩）。十二神王捧物供養，分別跪在兩側。侍菩薩和神王之間畫多層輪燈，燈架頂端尚系能除病鮮患的五色彩幡。此鋪壁畫上方與邊沿皆飾飛天，使得全作具有一種祥瑞氣氛。三九四窟藥師經變的構圖與四三三窟的作品近似，只是在細部上更富裝飾性，而四三六窟的藥師經變已殘，無法分析。
　　綜上所述，隋代的藥師經變均采以主尊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構圖方式，形式簡約。它們的格局大體仍未脫離北朝說法圖的形式。在內容情節方面，尚未定型化。其中，最顯著的圖像特徵就是經變中有續命燈和十二神王的描繪。其次則為日光和月光菩薩或藥師八大菩薩的出現。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那就是除了三九四窟外，在四一七、四三三、以及四三六窟藥師經變的對應或相關位置，皆繪彌勒上生經變。這種安排並非一種巧合，它正說明了在隋代藥師信仰與彌勒信仰有著一種特殊的關聯。北周的敦煌寫經 S1945號卷的題記言：周保定五年（五六五）乙酉朔，比丘洪珍自慨摩心集於愚懷，宿障隔於正軌，仰惟大聖，遂勸化道俗，寫《千五百佛名》一百卷，《七佛八菩薩咒》一百卷，諸雜咒三千三頭（？），寫《涅槃經》一部，寫《法華經》一部，寫《方廣經》二部，《《仁王經》一部並疏，《藥師經》一部，寫《藥王藥上菩薩經》一部、戒一卷，並律。評謶茲福，普為盡法，一切眾生用紙十八張，登彌勒初會，一時□（成？）佛。
　　藥師信仰和彌勒信仰的密切關係實源自于《藥師經》經典，帛屍梨蜜多羅和慧簡的譯本均言：“佛告文殊：若欲生十方妙樂國土者，亦當禮敬琉璃光佛。欲得生兜率天（慧簡本天后有一上字）見彌勒者，亦應禮敬琉璃光佛。”這段文字不見於達摩笈多的譯本。從敦煌隋代藥師經變和彌勒上生經變位置的對應關係上看來，影響敦煌隋代藥師經變及信仰最重要的《藥師經》，當是帛屍梨蜜多羅和慧簡的譯本，而不是隋代達摩笈多的譯本。
　　莫高窟現存唐代（六一八 ～ 九○七年）藥師經變計五十六鋪，占莫高窟藥師經變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初唐（六一八～ 七一二年）的一鋪，盛唐（七一二 ～ 七八一年）三鋪，中唐（吐蕃統治時期，七八一 ～ 八四八年）二十一鋪，晚唐（張氏統治時期，八四八 ～ 九○七年）三十一鋪。【注68】這些經變的重要性提高，它們的位置已由窟頂移至窟室的壁面；同時，在構圖上，它們也已脫離了說法圖的形式，規模宏偉，內容豐富。毫無疑問地，藥師經變的發展到唐代已臻成熟。
　　敦煌二二○窟主室北壁有一鋪藥師經變，據其下端的題記，知此鋪壁畫乃大雲寺律師道弘于唐貞觀十六年（六四二）所造，為一初唐之作。此鋪經變中央畫七尊佛像，分別站在七座蓮臺上。他們有的手結印契，有的手執持物，如寶珠、念珠等。
　　藥師七佛的名號雖始見於義淨翻譯的《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但是藥師七佛的觀念在隋達摩笈多和唐玄奘所譯的《藥師經》中即已出現。此二本《藥師經》皆提到，若有人患重病，可七日七夜受持八分齋，讀誦《藥師經》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燈，造七軀佛像，每一像前各置七燈，每一盞燈量大如輪，並造四十九尺長的五色彩幡，以除病患。由於藥師七佛的觀念不見於帛屍梨蜜多羅和慧簡的譯本，並且，貞觀十六年玄奘又尚未返回長安，故此時玄奘本的《藥師經》還沒譯出。因此，筆者認為二二○窟的藥師經變應是根據達摩笈多《藥師如來本願經》來製作的。這種以藥師七佛為主尊的藥師經變，可謂初唐畫家一個大膽的嘗試。
　　除了藥師七佛外，這鋪壁畫尚有許多隋代藥師經變不曾發現的細節，例如，七佛所立蓮華下的琉璃寶台，則是象徵東方淨土的琉璃地。琉璃寶台前蓮花池中的朵朵蓮花，自然就是亡者在藥師淨土裏化生的所在。前方吹奏各式樂器的樂人和跳胡旋舞的舞伎，更強化了藥師淨土的歡愉和富庶。此鋪藥師經變的對面是一鋪阿彌陀經變，這樣的配置方式在莫高窟一直延續到西夏（一○三二 ～ 一二二七年）。一方面，藥師佛的淨土在東方，阿彌陀佛的淨土在西方，故設計者將藥師經變和阿彌陀經變對稱地安排在窟室的兩壁，自然十分合理。另一方面，這種安排方式也在說明，自唐代始，藥師信仰轉而與彌陀信仰的關係變得比較密切。
　　阿彌陀佛在尚未成佛，為法處菩薩時，曾發諸大願，其中之一就是“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注73】這段文字說明，往生西方淨土者皆長壽。換言之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所代表的是無量壽的圓滿，此不正與藥師信仰注重解厄延壽的精神相契合嗎？這也許是藥師信仰和彌陀信仰息息相關的另一原因。
　　不過，二二○窟的藥師經變亦保存了隋代經變的部分特色。所以，在此鋪經變裏，我們依然發現了隋代藥師經變常見的七層燈、五色彩幡和十二神王。在此，燈的數目增加，共計三座。一是藥師七佛第四尊前樓閣式的燈架，另外，自左與自右數來第二尊立佛前，各有一樹形圓輪狀的燈架。又因為十二神王在達摩笈多的譯本中解作十二夜叉大將，所以圖中左右分立的十二神王均濃眉大目，不再穿天衣裙裳，而著頭盔軍甲，宛似將士一般。這十二神將的頭盔上還有蛇、龍、兔等裝飾，這種頭飾則是早期藥師經變所不見的。
　　敦煌盛唐的藥師經變雖然只有三鋪，但是它們的構圖佈局，奠定了以後藥師經變發展的基礎。所以，盛唐時期在藥師經變的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敦煌一四八窟的藥師經變就是盛唐創作的一個新典型。此鋪藥師經變（圖五）與無量壽經變（圖六）分別繪製在窟口的北南兩側，這種配置方式在敦煌的曹氏統治時期（九○七 ～ 一○三二年）的石窟中還時有發現（參見附表）。此二鋪大型壁畫規模宏偉，均將主尊如來安置在全經變的中心，兩側配以侍菩薩及聖眾圍繞。後方和兩側畫宮殿樓閣，富麗堂皇。空中不但有諸佛乘雲而來，並有各式樂器在空中飛舞，倍增祥瑞。前方蓮池中央平臺上，一群伎樂天正在歌舞，綺麗歡樂。兩側平臺各有一化身佛，兩側眷屬圍繞。藥師經變的右側繪藥師十二大願一條，左側畫九橫死一條。觀無量壽經變的右側繪未生怨一條，左側畫十六觀一條。此二鋪經變氣魄雄偉，主題明顯，皆以淨土世界為主體。它們的佈局幾乎左右對稱，人物眾多，建築安排層次井然，空間深遠，二者的結構形式十分類似，二者使用的母題 (motif)也有不少相似之處。這樣的安排必與《藥師經》的經文有關，《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言道：
　　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諸願及彼佛國土功德莊嚴，乃至窮劫說不可盡，彼佛國土一向清淨，無女人形，離諸欲惡，亦無一切惡道苦聲。琉璃為地，城闕、垣牆、堂閣、柱梁、斗拱周匝羅網，皆七寶成，如極樂國。
　　經典既然明言藥師佛的琉璃世界和極樂國一樣，在繪畫表現上，二者自然可以使用同樣的母題。這種現象是唐代藥師信仰和彌陀信仰關係密切的另一明證。一四八窟的藥師經變既然與觀無量壽經變如此相似，我們如何才能分辨它們呢？早期藥師經變的圖像特徵，例如，主尊藥師佛的左侍是雙手捧持日輪的日光菩薩，右侍是月光菩薩。前方左右二平臺上的藥師十二神將，都是判識此鋪藥師經變的重要憑藉。不過，更重要的是藥師淨土兩側有十二大願和九橫死各一條，它們是盛唐以來辨識藥師經變的一大依據。
　　十二大願與九橫死是藥師信仰的精神所在，前者是藥師佛為本行菩薩時，所發的誓願；後者為九種橫死之人，他們在藥師佛的救護下，壽命複得延長。今將敦煌寫經中常見的帛屍梨蜜多羅、慧簡以及玄奘翻譯《藥師經》中的十二大願和九橫死抄錄於下，作一比較。

 

	主持人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