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聖伯多祿廣場對十萬名信眾發表文告，他說：「願救主降生加強中國大陸信徒的信仰精神、耐心和勇氣，讓他們不致因加在他們身上的宗教和信仰箝制而失去信心，並堅守對基督和他的教會的忠誠。願希望之火永不熄滅。」北京也立即反擊，要梵蒂岡面對「中國允許宗教信仰自由和天主教在中國有所發展的事實」。

不過，就在平安夜，四川成都家庭教會「秋雨之福」準備聖誕聚會之際，被警方制止，教會長老王怡被帶到警局問話。

王怡被拘捕只是一連串中國政府與教會矛盾衝突的一章。去年十月間「世界福音聯盟」（WEA)與洛桑世界福音化委員會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第三屆洛桑會議。全球四千名代表與會，但中國不允許兩百名教會代表參加，因為這些代表屬於非官方教會系統的家庭教會。為此，WEA除表達遺憾，還在十一月組團到中國拜會官方的中國基督教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媒體稱「賓主雙方進行了友好、坦誠的座談」，但官方教會代表還是當面指責WEA繞過「兩會」邀家庭教會代表是「在製造中國教會的分裂，這是對整個中國教會的藐視。」雙方未獲共識。

家庭教會為何引起中國官方與國際若大關注？這要從中國內部宗教政策以及全球「福音運動」的發展談起。

一九五○年中共組織基督教會領袖發起「三自愛國運動」，要讓中國教會脫離外國控制。「三自」就是「自治」（切斷與外國宗教團體關係──包括天主教教廷）、自養（切斷海外經濟資源）、「自傳」（中國傳教士自己傳道、自行解釋教義），所有教會都要登記並受「宗教事務局」領導，成為「三自教會」。

部份宗教領袖抵制這項運動。一九五一年北京地區包括袁相忱、王明道等十一位教會負責人拒絕參加三自運動。袁相忱說：「神的東西要歸給神，凱撒的東西要歸給凱撒……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會工作也不應依靠政治。」袁相忱等人雖受到政治迫害，卻讓中國獨立教會的種子在民間暗地散播，未曾中斷。這些教會被稱為「地下教會」，後來因為主要以家庭為聚會所而被稱為「家庭教會」。

地下教會在大躍進後期農村地區愈見活躍，尤其河南、山東、安徽以及浙江溫州一帶。改革開放後政治氣氛逐漸寛鬆，地下教會進一步發展。人民經歷文革的運動鬥爭，心靈空虛而尋求宗教慰藉；而九○年代經濟快速發展讓中國社經結構劇變，教會提供民眾重建社會關係的新管道。尤其在農村地區，教友們在社會生活、經濟生產上相互支援，教會成了集體制解體後廣大民眾的社會支援體系。

二○○五年《宗教事務條例》頒佈，對宗教活動有較制度化規範，也允許非「三自」系統的教會登記，不過要經過官方「兩會」審批。這個規訂讓很多家庭教會不願登記。不登記的教會處在一種昧曖狀態：地方政府平常對這些教會活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隨時可以用非法活動名義取締教會活動。

中國家庭教會成員有多少？據中國社科院學者于建嶸的調查推估，家庭教會人數在四千五百萬至六千萬之間，三自教會人數在一千八百萬至三千萬間，家庭教會信眾遠超過三自教會。家庭教會欣欣向榮，也衝擊僵化的三自教會系統，很多三自教會成員對官方組織向心力愈來愈弱，自主性提高，愈像家庭教會。

促成家庭教會蓬勃的另一股力量來自海外基督教新福音運動的發展。

長期以來，基督教傳教士被貼上帝國主義標籤。二十世紀全球殖民地逐漸獨立，傳教士在第三世界也面臨反帝衝擊，因此基督新教內部除了積極入世的普世教協興起，對教義解釋相對較保守的福音派也在尋求改變。福音教派是美國教會的主流，一九七○年代之後，新福音運動興起，為了積極在全球傳播福音，教會改變傳統保守思維，強調人權，並與不同宗教對話，和猶太教甚至西藏佛教合作。

做為主流教派，福音派對美國主流社會影響力也較大。福音派傳教士促使美國政府運用外交力量改善第三世界宗教人權，包括推動國會立法施壓蘇丹、北韓改善人權。同時也積極參與全球各地人道援助，並試圖影響第三世界領袖改善人權。他們不只關切基督教徒，也關心西藏佛教徒、新疆伊斯蘭教徒的人權。

福音派教徒從一九七○年代之後在亞非拉地區成長數倍，不過福音派以推動人權傳播福音，這看在威權國家領導者眼中，就是和美帝「人權外交」唱和。北京對福音派也一直心懷敵意，問題是，中國家庭教會有相當高比例受福音派教義影響。一個重要原因是，官方中國基督教協會於一九九一年加入普世教協（WCC），民間獨立教會就與WEA關係較密切。WCC比WEA入世性更強，強調普世合一、多元價值，這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三自教會不想受外國勢力左右的立場。

民間進步的教會和較保守的WEA聯盟，而國家控制的教會卻加入較進步的WCC。福音派對「大政府」持保留態度，而中國家庭教會就是要逃離國家管制而走入地下化。這種「避秦」思想讓家庭教領袖接受福音派教義。不過，不少教會領袖為對抗國家控制，也採取積極進步的社會價值觀。「秋雨之福」的王怡就是一例。

一九七三年出生、二○○三年才受洗，但已成了家庭教會代表性人物。○六年美國總統小布希接見三位中國家庭教會代表，王怡就是其中之一。學法律出身的王怡，成為牧師之前已經是頗有名氣的公共知識份子，主持過重要網路論壇「關天茶舍」，也常在《讀書》、《南方》報系等重要媒體發表文章。

王怡積極把家庭教會推廣與公民社會發展相聯結，他說：「普世的人類自由在近現代中國的移植與落實，一百五十年來，只有過一個半的自發演進秩序。一個是家庭教會，從西方傳教士來華，到中國家庭教會的共同體生活，是最典型的自發演進秩序的例子。半個是市場經濟，政府主導與自發演進，彼此均具有對方無法掌控的獨立力量，所以是半個。」這個有論述能力、入世性格又強的牧師成了中國官方關切對象。

不只王怡把宣教和公民社會發展連結，研究宗教與外交的上海復旦大學學者塗怡超一方面指出福音派「對美國霸權的強烈依賴」，但她也樂觀地看到，福音派「在神學思想上擺脫了對社會參與的禁錮，在組織上逐漸形成了全球化的社會參與網路，成為全球公民社會中的重要行為體。」

研究家庭教會的學者李凡更強調，家庭教會是中國人數最多、最有錢、組織化最高，也是國際接軌程度、成員忠誠度最高的NGO。視家庭教會中國最重要NGO的說法，也許摻雜了李凡主觀期許。畢竟在官方長期壓制下，家庭教會謹慎自制，甚至地下神秘化，所以教會間橫向縱向的組織連結並不健全。這個規模六千萬的上帝子民，共同點在於希望在凱撒的權力範圍外，建構屬於上帝、較獨立的空間。長期地下化，讓他們很少與外界對話，除了幾位著名教會領袖勇於發言，外界並無法瞭解多數教會與教友的宗教觀與社會觀，也很難把他們視為一個共識很強的群體。

上帝會如何引導中國家庭教會與公民社會發展互動？我們無從預知。不過，這六千萬上帝子民的抉擇，很大部分會將決定於國家、教會以及全球基督教網絡的互動。 【2011-01-03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