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5/05 09:10:57

釋迦牟尼佛

 日期:2012/05/05 09:16:56   喇嘛網 編輯部 報導

漢、藏因明發展歷程比較研究　　

桑吉加　

　早在唐朝以前，有關的因明思想，就伴隨著佛教的輸入而傳入中國，至唐朝大翻譯家玄奘大師遊學印度17年歸來，把因明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翻譯、講學、傳播，當時引起思想界、學術界的重視，並對其進行研習、注疏。而因明的藏傳大約從西元八世紀後半葉赤松德贊時期，隨著翻譯事業的發展傳入藏區，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研究、傳承、實踐的歷史，中間從未間斷。本文將通過對漢、藏因明不同的歷史發展概況進行比較分析，探討當前研究因明學的發展問題。
　　

一、漢傳因明的傳播、發展概略。
　　1.唐玄奘首倡因明於中國內地。
　　中國漢族的因明學是隨著法相宗（慈恩宗）而成長起來的。但漢文翻譯的印度因明學原著遠遠趕不上藏文譯出的因明學那樣豐富。早在唐朝以前因明學的思想傳入中國內地，從後魏吉迦夜等人譯《方便心論》與《回諍論》、真諦譯《如實論》，這三部著作均屬於古因明系統，是印度比較初期的因明作品。它們的譯傳，對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一點影響。如《方便心論》譯出時，我國天才的文藝理論家劉勰尚在幼年，以後由於他篤信佛理並且最後出家為僧（法名慧地），當不會不受此書的影響。不過，在唐以前新因明的理論還沒有介紹過來，古因明的論著也只翻譯了三部，缺乏系統性，因此當時人只能零星地學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識，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對因明學有什麼闡發①。但是，到了唐貞觀十九年（西元645年），玄奘（600—664年）攜帶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經卷，其中包括三十六部因明論著回到長安。在弘福寺致力翻譯佛經期間，於貞觀二十一年（西元647年）翻譯商羯羅主的《因明入正理論》，又於貞觀二十三年（西元649年）譯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同年，他又翻譯了清辨（約490—570年）的《大乘掌珍論》；次年，即西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又翻譯了護法的《廣百論釋》，這兩部書是運用因明方法的典範。印度的新因明就這樣隨著瑜珈行宗而系統地傳入了我國②。由於玄奘的傳授，經過眾弟子的發揮，因明學終於在中國內地開花結果。其首倡之功，應歸於玄奘法師。
　　2.盛行一時的注疏階段。
　　在因明學的研究上，玄奘的弟子們寫下了大量的疏記，使因明學的研究盛極① 見沈劍英所著的《因明學研究》。
　　② 同上。
　　于一時。窺基是玄奘的繼承人，他記載玄奘所口授有關古今因明的內容，而著成《因明入正理論疏》，世稱“因明大疏”，“大疏”是研究漢傳因明者不可不讀之書，中國和日本的不少學者都對他作過精心的研究。其時，另有神泰撰有《因明正理門論述記》（今僅存四卷），文備撰有《因明理門論疏》（已佚）、《因明入正理論疏》（已佚），文軌撰有《因明入正理論疏》（世稱“莊嚴疏”，今僅存四卷），淨眼和靖邁各撰有《因明入正理論疏》（已佚）。與窺基同時的義淨法師（635—713年）由海道赴印遊學二十五年，於西元695年攜帶梵文經典四百部回國。他曾譯過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的釋論，但義淨所譯的釋論未能完成。另外，義淨還譯了陳那的《集量論》，這也是一部重要的因明著作，唐代一些疏注如《大疏》，《莊嚴疏》等均引用過《集量論》的一些話，可惜的是，義淨的譯本沒有能流傳下來（現僅存藏文譯本）。在義淨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法稱的名字①。窺基之後，由其弟子慧沼著有《因明入正理論義斷》一卷、《二量章》一卷（已佚）、《因明入正理論續疏》二卷（今僅存下卷）等。慧沼在因明研究中頗有獨特的見解，因此他的文疏有較高的價值。慧沼門下的弟子們在他的傳授下對因明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如智周撰有《因明入正理論疏前記》三卷和《後記》三卷，《因明入正理論疏抄略記》一卷；道邑撰有《因明入正理論義範》三卷（已佚），在慧沼門人的因明專著中，以智周的《後記》為重要。
　　

因明學在我國唐代前後僅四十餘年便盛行一時，其後，隨著法相宗的衰落而衰落。宋後至明清五百餘年，逐漸衰微，幾成絕學。清末在日本發現窺基的《因明大疏》、文軌的《莊嚴疏》殘本、神泰的《理門述記》殘本以及慧沼、智周等人的疏記取回並刊印問世，才使因明學的研究有了重要的依據。
　

　3.因明學東漸至朝鮮和日本。
　　漢傳因明隨著玄奘及其弟子們的傳授和疏解的影響，傳到了朝鮮和日本。圓測（613—696年，古朝鮮人，全名圓測文雅）從玄奘受學。在因明學上有一定的造詣，他曾寫過《因明理門論疏》一書，可惜此書早佚。由於圓測的傳授，經過弟子道征（朝鮮人）、太賢（朝鮮人）的研習，古老的印度因明學經由中國傳入了朝鮮。當時從玄奘受學的古朝鮮人（新羅僧人）還有元曉、義寂、順憬等。
　　

傳入日本是經過四代日本學僧之手。道昭（628—700年）為第一傳，於西元653年隨日本使者入唐。“唐高宗永微四年日僧道昭、定意等十三人來朝。”②道昭回國那年，智通、智達入唐，智通隨玄奘“勤懇隨待，努力研究唯識等論。”學成回國，為第二傳。智風、智鸞、智雄等人西元703年赴唐，為第三傳。玄舫為第四傳。前三傳在日奈良元興寺傳弘，稱“南寺傳”；第四傳在奈良興福寺傳弘，稱“北寺傳”③。在日本，法相宗由於源遠流長，傳承不息，所以它的因明著作在數量上後來居上，超過了中國內地。
　　以上簡略地敍述了民國前漢傳因明的傳播、發展過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古老的印度因明學傳入我國。並對它有了深入的研究，並對古因明的推理形式、辯論法則和法稱早期的因明思想有了系統的研究。
　　二、藏傳因明的傳播、發展概略。
　　因明在西藏的翻譯、傳習和發展隨著佛教的弘揚並駕齊驅。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研究、傳承、實踐的歷史。藏傳因明在歷史的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四個
　　① 見義淨所著的《南海寄歸傳》及《觀所緣論釋》。
　　② 見望月信亨所著的《佛教大年表》。
　　③ 見《現代佛學》1957年第11期。
　　階段：
　

　1.翻譯階段。
　　這一階段從贊普赤松德贊時期開始，伴隨佛經的翻譯輸入，同時引進了因明著作。當時所譯的因明著作側重於邏輯，主要由吉祥積（噶瓦貝孜）及尚· 益西德（智軍）等人譯出，法稱的《因滴論》、《觀相屬論》、《觀相屬論自注》、《成他相續論》，律天的《因滴論疏》、《成他相續論疏》，陳那的《觀所緣緣論疏》，蓮花戒的《正理滴前品攝》，勝友的《正理滴論攝義》等因明著作。此外，曲吉囊瓦、空護等譯師也有因明譯作，曲吉囊瓦除與寂護合譯了陳那的《因輪論》外，還翻譯了法上的《正理滴論廣注》。空護所譯有法稱的《觀相屬論》及律天的《觀相屬論疏》。而陳那論師的《集量論》和法稱的《釋量論》等重要著作尚未翻譯出來。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一批從印度遊學留學回來的藏族譯師在印度大師的配合下，進行因明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外，建立了傳授因明的場所，但尚未形成大規模的辨經院，傳習的內容僅限於法稱的小論《正理一滴論》。多識教授指出：“這一階段也可以稱做引進階段，從7世紀下半葉由噶瓦華則翻譯法稱的《正理一滴論》、《他證可行論》和展巴南喀翻譯法稱的《關係研究》起，到俄大譯師重譯《釋量論》，開創新因明為止，約經歷了三百多年。”
　

　2.再傳階段。
　　從瑪善慧在阿裏重興因明到桑朴寺第六任主持恰巴·曲吉桑蓋開創攝類學(有人稱《集學》)為止,約經歷了一百多年。這一時期又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1）、舊量論時期。
　　前期以瑪善慧為代表，復興于阿裏地區。初由寶賢之徒瑪善慧受古格王意喜沃之命，受次將法稱的《釋量論》第一品自釋及天主慧對後三品的所作的注釋全部譯成藏文。後來，他又翻譯了釋迦慧的《釋量論疏》和《釋量論頌》本文及法稱的《諍正理論》。他在阿裏培養了不少因明學者，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瓊蔔紮塞，他根據瑪善慧的譯本及其講解也曾寫過因明方面的著作，並到拉薩地區傳授因明之學。因此可以說瑪善慧師徒對因明的再傳西藏是有重大貢獻的。
　　（2）、新量論時期。
　　後期盛于桑樸寺，以俄大譯師和恰巴·曲吉桑蓋為代表。
　　A、俄·洛登希熱譯師（西元1059—1109年）仿照印度中古時期的最大經學院那爛陀寺的體制創辦了五部辯經院，使因明與佛學的研習走向了正規化的道路。俄大譯師在翻譯和傳授因明方面有不可磨滅的突出貢獻，他潛心研究，最終精通法稱量論學說，與師共同校訂舊譯量學論著，親自翻譯了法稱的《釋量論》、《定量論》和法上的《定量論疏具證論》、《正理滴論疏》；慧生護的《釋量論疏莊嚴論》；閻摩犁的《釋量論莊嚴疏正確論》、《釋量論莊嚴第四品釋》；商羯羅難陀的《成相屬論》等。並在桑朴寺任主持期間，培養了大批因明和佛學人才，據史料記載俄大譯師在親傳弟子中授徒講學的高足弟子出了2萬多人。
　　B、後世桑樸寺和整個藏傳佛教因明史上享有盛名的是恰巴·曲吉桑蓋（西元1109—1169年）。他在因明學方面，與後世的許多藏族學者持不同的觀點，從師卓隆巴，精習《量論小疏》，掌握量理心要，翻譯並研究法稱了的《定量論》，著有《定量論疏》，《量論小疏釋》，並以總攝七部量論要義，重新歸類，撰成《量論攝義祛蔽論》和自釋。有學者認為這也可以算是新因明學派傳統的開始期。他從新因明學派的立場，寫出的藏族撰述文獻中，可以說是最初的論理綱要書《攝量論義》，為後期的《集辯》奠定了基礎，為因明辯論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俄大譯師到恰巴·曲吉桑蓋師徒（八大獅子之一藏納巴），師徒三代重點研習《定量論》，是這一時期藏區研習量論的一大特點。
　

　3.批評歸納階段。（量論新體系階段）
　　這一時期的藏傳佛教因明進入了一個空前的繁榮時期。精通十明學科的薩班·貢噶堅贊（西元1182—1251年）認識到這一時期在陳那、法稱的經典理論的理解方面存有許多問題，為了得到因明的真髓他從釋迦室利受學，其後和釋迦室利對俄大譯師以前所譯藏文因明論著作了認真校訂，並第三次校訂法稱的《釋量論》的舊譯本，使因明藏文譯本更加準確精練。他於薩迦寺首次開講《釋量論》，使藏傳量論研習重點從《定量論》轉向《釋量論》。他在深入研究融會貫通陳那、法稱及其後學的量論思想的基礎上，以陳那的《集量論》和法稱的《釋量論》等七部量論為內容，用他自己的認識論和邏輯理論寫出了第一部藏人自著的因明論《量理藏論》，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建立了自己的因明理論體系。此書的影響遍及於當時西藏各個佛教派別，為研習因明者所必讀。今日學者則有“尋研藏傳因明之學，不可不談《量理藏論》”之說，可見其意義和地位的重要。宗喀巴大師以前負有盛名的大多數因明學家都出自這個（薩迦派）學派，對其後誕生的宗喀巴新學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4.改革創新階段。
　　藏傳佛教因明到了元末明初的宗喀巴大師（西元1357—1419年）和他的弟子們這一時期，在學術思想上起了劃時代的變化。把因明的理論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宗喀巴在前人的許多觀點的基礎上，深入研究考證，用因明的分析推理方法檢驗前人的各種觀點，決定取捨。就是在這種嚴格治學的態度下，他和弟子們對前人的學說展開了系統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宗喀巴大師在講授因明量論學說外，自己還著優《量學七論入門》、《量論道編》等量論要著。他的大弟子賈曹傑替他記下了《量論備忘錄》和《現量品備忘錄》，並且在《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其他著作中零碎地談到有關因明的重要問題。詳細並深入研究因明與內明的關係，提高了因明教育的地位。
　　他的親傳弟子對後期因明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對宗喀巴一派的重理輕經、深入探討的學風樹立了良好的典範。大弟子賈曹傑（西元1364—1432年）的學術僅次於宗喀巴，他以天主慧釋文要義，對《集量論》，《釋量論》、《定量論》《正理滴論》、《觀相屬論》，薩班的《量理藏論》等量學經典著作分別作了釋析，量論論著達13部之多。第二大弟子克珠傑（西元1385—1438年）對格魯派勢力的形式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十六世紀初確立活佛轉世制度時，被追認為班禪一世。克珠傑一生著作甚多，其中因明著作有《因明七論除意暗莊嚴疏》、《釋量理海論》、《現量品注》、《量論解脫道》等因明著作5部。根登珠巴（西元1391—1474年）從小聰明過人，被格魯派追認為一世達賴。因明著作有《釋量論善說》、《量理莊嚴》。後世學者特別尊崇克珠傑的《因明七論除意暗莊嚴疏》和根登珠巴的《量理莊嚴》兩部巨著。以上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但在因明方面各具特色，各有所長。
　

　三、漢、藏因明研究之現狀。
　　我國唐代以來，印度近百部因明著作傳入我國內地和西藏，漢、藏僧侶學者對其進行翻譯、注疏、論著，出版了許多因明書籍；至今，西藏所存的許多因明譯本，在印度原文已佚的情況下，以成為全世界罕見或僅有的珍貴文獻。（至今在藏文文獻中，尚保存下來的因明學作品，從德格版“丹珠爾”典籍中，共計有六十六種。詳見楊化群著的《藏傳因明學》第298頁。）民國以來，謝無量、太虛、呂澂、熊十力、虞愚、唐大圓、周叔迦、法峰、陳望道、陳大齊等因明專家，博才西方的邏輯學、名辨、歸納等方法，與因明互相參照，因明學因此應時代學風而繼傳不墜。新中國建立以後，國內因明學研究相當薄弱，到1981年為止，只出版《因明述要》、《因明論文集》、《印度邏輯學的基本性質》（譯文）三本書。經過十年浩劫，老一輩因明研究工作者手中的資料已經散失。現在，能工作的老一輩因明專家已寥寥無幾，中年因明專業工作者也不少，但能讀懂古代因明著作的人不多。因此，漢傳因明是當前急待搶救的一個文化遺產。1982年二月初，哲學研究所邏輯研究室、中國邏輯研究會在北京召開了由劉培育教授等7人組成的一個小型的因明座談會，會上討論了因明資料的選編工作，並準備在1983年完成《中國邏輯史資料選》“因明卷”的定稿工作。“因明卷”的選編工作是由著名因明專家虞愚、楊化群先生主持的。著名佛學家、因明家呂澂等先生將為因明卷撰寫文章。會議還發表了一份對於這門“絕學”在將來的發展至關重要的《座談會紀要》。專門提出：“搶救因明遺產，推動發展是當前學術界與出版界的一項重要而急迫的任務。”這份材料很快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視，並刊登在其內部報刊《要報》上，呈送到中央及國務院各領導手中，並對這個材料做了批示。就這樣，20年前的7個人到敦煌首屆因明學術會議的55人，2006年在杭州召開的首屆國際因明學術研討會時的100餘人，國內拯救“絕學”的隊伍發展龐大起來。
　　

而藏傳因明方面，從前後藏、川、康、甘、青藏區到內外蒙古草原建起了上千個大大小小的辯經院，大的辯經院學僧多達五千直七千人（如格魯派八大寺院），規模小的也有三五百人。凡有辯經院的喇嘛寺都有大致統一的學制和學科內容。各辯經院都有因明學科，專修因明三至五年，答辯合格將獲得格西學位。這些辯經院對因明教育的普及和因明專業人才的培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俄大譯師至今，各學派因明大師的論著難以統計。計僅北京民族圖書館提供的藏族學者所撰因明書目近200本。黃明信先生在《書目校記》中說：“此藏傳因明書目尚非全貌，康區諸師之撰述，所缺尤多。”①可見民族圖書館所藏藏傳因明書目僅僅是藏族學者所撰量學著作中的一部分。藏族因明學者的因明專著到底有多少，還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準確的答案。古人的論著有待於挖掘整理，現代學者的因明著作還在繼續。從現代人的角度看，著作的數量並不算多，藏族的習慣，沒有相當高學術地位不著書，對著書資格要求特別嚴的情況下，就一門學科出這麼多著作家和著作，在同一時代恐怕沒有哪個民族比得上。從因明原理理解的深度、思路的開拓、推理形式的發展成就來看後期遠遠超過了前期。宗喀巴學派發展到後期內部又出現了幾個不同的學派。在新學派中出現得最晚而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是果芒學派。這個學派的創始人是嘉木樣協巴，他以淵博的知識和非凡的才能把因明等“五部”理論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水準。由他推倒的一些定理和經他修改而更趨於周密完善的因三相定義等已成為後來的因明學家遵循的原則。
　

　藏族佛教寺院歷來大力宣導研習因明，便成了寺院傳統教學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將因明學說作為深造佛學理論的必讀課程，其教學方式採用師徒對辯的辯論式教學法，培養出無數聞名於世的佛學大師。直到80年代初，藏傳因明的傳習開始走出經院，進入現代高等學府。1979年中央民族大學把藏傳因明教學搬到大學講壇，並於1986年開始招收研究生，這是空前的一大創舉。在中央民族
　　① 見黃明信所著的《因明新探》，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大學的影響下，青海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等，也都先後開設了藏傳因明的教學和研究。這些高校和科研機構，藏傳因明的教學大綱、培養目標、方向設計都各具特色，自成體系。現代大學和社會科學機構的參與，為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開闢了更廣的研究領域，培養了越來越多有創新意識的人才，促成了藏傳因明研究成果的大批湧現，從而把我國的藏傳因明研究不斷推向高潮。在科研方面，從1980年到2006年，先後出版了一批有關藏傳因明的著作、譯著和編譯。主要有：毛爾蓋·桑木旦《因明學入門》（藏文，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李建本《初級辨理概論》（藏文，1985年甘肅人民出版社），色·昂旺紮西《因明學概要及其注疏》（藏文，1985年民族出版社），多吉傑搏《量理寶藏注·教理曦論》（藏文，1988年中國藏學出版社），格西次旺《因明七論要點注釋》（藏文，198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隆務·根敦嘉措《堪慶攝類學》（藏文，198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楊華群《藏傳因明學》（漢文，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劇宗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漢文，1994年民族出版社），吉美桑珠《因明學的起源及其理論探討》（藏文，1996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圖·烏力吉《阿旺丹德因明學》（蒙文，1997年遼寧民族出版社），祁順來《藏傳因明概論》（藏文，199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久美丹切嘉措《辨了不了義論釋難》（藏文，1999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洋增普居巴·羅藏次成木仙巴嘉措《因明學入門》（藏文，2005年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祁順來《藏傳因明學通論》（2006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此外，還陸續出版了多種因明古文獻的藏譯本，如多吉傑搏《古印度因明學選編》（之一，1988年3月民族出版社；之二，1988年12月民族出版社；之三，1989年7月民族出版社；之四，1990年4月民族出版社）。事實表明，這些著作、譯作和編譯的公開出版，對藏傳因明的研究和傳習起到了顯著作用。而漢傳因明傳承研習深奧難懂，正如石村先生所說的那樣，“離開當時的口語很遠，今天更覺得難懂如‘天書’”，把廣大讀者拒之門外，沒有能夠發揮它真正的作用。
　

　今天，漢傳因明的經典著作只有陳那的《正理門論》和《入正理論》。作為系統闡述因明原理的陳那的代表作《集量論》據說曾經翻譯過，但譯文早已失傳，對漢地的學術界沒有產生影響。在《門論》和《入論》中只談到了一些簡單的推理規則和辯論法則，對因明認識論和推理的理論根據均未作詳細介紹，因此可以說二小論是陳那早期因明思想學說的一個片段。漢文中不但沒有代表印度因明後期學派的法上的大小《合理論》，就連號稱因明二祖之一法稱的因明七論中的一論都隻字未譯。而藏傳因明翻譯的資料比較齊全，因明二祖陳那、法稱及其以下二十多位印度因明權威的論著都有譯文。
　

　藏傳因明這一優秀民族文化遺產只流傳在藏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沒有引起學術界關注的原因在於，國內從事哲學邏輯學研究工作者缺乏這一理論的知識，由於語言文字的隔閡和親身經歷的不足，在別的民族當中真正瞭解藏傳因明情況的人士並不多。過去雖然有些人曾寫文章介紹過這方面的一些情況，但介紹的並不完備，也很不具體，甚至有些情況與事實並不相符。其次也有些人認為藏傳因明是一種理論體系不完備，推理方式落後，實用價值不大，與西方的形式邏輯相比，認為這一傳統特質的因明理論毫無邏輯意義，視為純佛學理論。
　　

而漢傳因明在唐朝以後便失傳，直到本世紀以來才有一些熱心的學者開始重視了起來，進行了一些研究。而唐人對因明的研究也還處在初級階段，相當於藏傳因明的第一階段，即翻譯和文字注釋階段。如今的研究雖然有有一些進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資料的限制，研究的範圍也僅僅局限於推理規則部分，未能從因明理論的全方位開展研究。
　　藏傳因明是一種富有藏民族文化特色的新興的邏輯學說，是一種活躍在青藏高原的現實的文化現象。對這樣一種新興的具有廣泛的實踐性和應用性的邏輯學說，我們應當很好的總結和研究。肯定它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以科學發展觀和開拓創新精神開闢這一新的邏輯研究領域，為進一步發揚廣大因明學說作出貢獻。
　

　綜觀以上所述，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長期以來，各具特色的漢傳因明和藏傳因明的相互交流、探討還不夠，甚至是非常缺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我國一些學者致力於漢、藏因明的學術交流活動。這種交流活動非常必要。通過交流，可以取長補短，豐富因明的內涵，推動因明的發展；通過交流，可以使漢、藏因明學者全面瞭解漢、藏因明的歷史與現狀；通過交流，有助於更準確地把握因明的本質，進而讓因明更好地發揮提高人們思維水準和認識能力的作用；通過交流，對增進漢、藏民族因明學者的團結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我們應當提倡：漢藏因明學者高僧共攜手，規劃我國因明發展之未來。要繼承並發揚因明這一學科的話，採取以下幾點措施比較妥當：
　　重視翻譯。培養梵藏漢三文兼通，至少要精通藏漢兩種文字和語言的後備人才；定期舉辦因明培訓班；吸取寺院研習因明教學的經驗；開展因明課題研究；出版因明刊物；撰寫因明普及讀物。
　　參考文獻：
　　楊化群著《藏傳因明學》，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2版。
　　祁順來著《藏傳因明學通論》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版。
　　劇宗林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真如.因明學叢書）中華書局出版社。
　　吉美桑珠著《因明學的起源及其理論探討》（藏文）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黃明信著《因明新探》，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義淨著《南海寄歸傳》及《觀所緣論釋》。
　　沈劍英所著的《因明學研究》。
　　任繼愈著《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2版。
　　劉培育等編《因明論文集》
　　《現代佛學》1957年第11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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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