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8/11 05:56:55

玄奘及唯識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黃心川

[摘要]玄奘的重要貢獻和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為人們認識和敬重。玄奘是一個偉大的佛教理論家，他在佛教理論、哲學、因明學、梵文翻譯、歷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大量極其珍貴的精神和文化遺產，因此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國和世界學術界所重視。中國近百年來，對玄奘和法相唯識學的研究大致與國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回應的。外國學者普遍重視和讚美玄奘的偉大人格和學術成就，並以玄奘研究為東方學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當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識學，正在朝著精細化、廣泛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但是我們要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識學在現代社會的現實意義，這是一個主要的方面。[關鍵字]玄奘研究；唯識學；東方學；《大唐西域記》；和諧社會中圖分類號：B94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26（2007）03-P，042--04

作者簡介：黃心川（1928—），玄奘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州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博土生導師。北京100732

一、玄奘的歷史貢獻、評價與地位

玄奘是舉世聞名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的傑出使者。他的事蹟在中國、東亞乃至世界各地都在傳誦。玄奘的重要貢獻和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為人們認識和敬重。玄奘精研佛理，把印度佛教的經典和印度文化系統地介紹給中國，並且在我國發展了唯識和因明學的理論，創立了法相宗。這些宗派和理論還通過他的弟子，傳播到東亞乃至世界各地，在那裏得到了發揚光大。與此同時，玄奘還努力把中國和中國文化介紹給印度人民，他應印度童子王之請，把《老子》譯為梵文。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一書是學習、研究南亞次大陸和中亞地區各國歷史地理的經典著作，也是印度和中亞一些主要遺跡考古發掘的依據。玄奘所處的唐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是大規模向國外開放的時代。玄奘那種真誠向外國學習、勇於開拓的精神，那種歷盡千難萬險、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那種不慕名利、造福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那種虔誠不懈、尋求真理、攀登學術高峰的精神，那種融匯教內外各派的寬容精神以及工作作風踏實、計時分業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這是我國珍貴的精神遺產，也是當前我國開拓西部地區的指導精神和行為準則。因之，我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曾稱他為民族的“脊樑”，梁啟超稱譽他為“千古一人”。

二、玄奘及唯識學研究在中國

玄奘是一個偉大的佛教理論家，他在佛教理論、哲學、因明學、梵文翻譯、歷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大量極其珍貴的精神和文化遺產，因此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國和世界學術界所重視，得到了深入宣傳和研究。但是我們的宣傳和研究與玄奘的歷史功績和作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是不相稱的。對玄奘記述的中外歷史地理特別是中亞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夠的。

眾所周知，玄奘及其所傳唯識學的研究在我國歷史上曾有過曲折的過程。唯識學開始流布在中國，先由南朝真諦開始。真諦翻譯了唯識舊學的不少經典，但它的傳播受到了當時權貴及京僧的抵制，被批評為“言乖治術，有蔽國風”。唯識學的真正展開是從玄奘及其弟子們開始的。玄奘比較全面地翻譯並融會了當時印度十家的唯識學著作，唯識學因之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並在這些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慈恩法相宗。玄奘的弟子對玄奘唯識學著作做了不少的注疏，建構了中國唯識學的基本模式。但是這個宗派的理論架構過於繁瑣，一般僧侶教徒不易深入理解，另外，理論缺乏社會基礎，因此流傳幾十年以後，就被僧侶和學者們束之高閣。自唐以後的八、九百年間，法相宗在社會上一直備受冷落，但有史料可證的是這個派別在佛教僧侶或寺廟中仍在流傳，並在明朝中期或後期驟然活躍。當時在吳地出現了大批僧侶和著作，其中著名的有魯庵普泰的《八識規矩補注》（1511）和《百法明門論解》（1511）、紫柏真可的《八識規矩頌解》（約萬曆年間）、憨山德清的《八識規矩通說》（1622）、蕅益智旭的《成唯識論觀的法要》、《真唯識量真解》（1647）等等所謂“相宗八要直解”[1]（p.190-197)。此外，在儒家中也有修習者，如王夫之在1681年曾著有《相宗絡索》一卷。

唯識學在近現代蔚然成風，成為顯學，是在辛亥革命時期。當時研究、宣傳唯識學的團體，南京有歐陽竟無領導的支那內學院，北京有韓清淨領導的三時學會，學術界有所謂“南歐北韓”的說法。歐陽竟無曾說：“法相、唯識應分兩門，法相糅古，唯識創今；法相廣大，唯識精純。”而太虛法師則認為，“法相示唯識之所現，而唯識所現，即一切法相；唯識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必宗唯識，所現一切法甚廣，然所變現一切法之所歸，則在唯識；故示宗旨所在，曰法相唯識。”[2]法相宗在近代驟然興起，除了社會根源外，與當時西方蜂擁而來的學術思想也有重要的關係。張曼濤在《現代佛學叢刊·唯識學概論（二）》之“編輯旨趣”中曾說：“影響思想界最深的，則又可說，只有唯識最為出色。在現代中國幾個可數的思想家中，無不跟唯識學發生關係，主要者如熊十力、梁漱溟、梁啟超、章太炎等莫不如是，即使是深受西洋哲學的影響，而不以東方哲學為意的，如金岳霖、張東蓀等，亦對唯識學深表崇意，此原因何在?就在唯識學跟近代西方傳來的學術思想，有相似的關連；如科學觀念、哲學系統，都是有體系、有組織的學問，在整個東方各家學說中就唯識最具此種精神，因此西學傳來的結果，竟不料掀起一陣唯識研究的高潮，幾乎所有研究佛學的，莫不以唯識為第一研究步驟。”當然，唯識學在中國的復蘇，有著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社會原因，在當時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在洋槍洋炮的直接威脅下，軟弱的資產階級只能求助於古代的傳統，給他們披上現代的服裝，在歷史的舞臺上重複演出。

中國近百年來，對玄奘和法相唯識學的研究大致與國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回應的。國外由於東方學的推動，對玄奘研究很重視，從而也推動了我國對玄奘及其佛學思想的研究。在“南歐北韓”的影響下，1919年我國學者丁謙最先在《方志月刊》第六卷第二期上發表了《西域記考證》一文。到20世紀50年代前，我國學術界相繼發表了約五十多篇與《西域記》有關的文章，其中有陳寅恪、陳垣和馮承鈞等著名學者的文章。與此同時，國內學者還翻譯了一大批國外學者的著作和文章。南京金陵刻經處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之後——關於玄奘年譜之研究》，這篇文章對玄奘的生卒年月的研究，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到現在還有影響。玄奘研究和唯識學的研究在“南歐北韓”的引導下開始紮下根來，從玄奘生平開始，到對唯識學的考證，唯識研究逐漸成為當時佛學研究的主流。當時有一大批思想家，如章太炎、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等，還借助於唯識理論建構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

三、玄奘及唯識學研究在國外

在19世紀上半葉，西方殖民主義把矛頭指向東方以後，歐美各國的所謂東方學驟然而起。他們尤為注意的是作為東西方商道和文化道的“絲綢之路”的研究，因之對玄奘《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就成為他們關注的重要的課題。歐洲的東方學家從歷史、地理、民族、宗教、法律、藝術、生活習性、商賈等等各個方面對玄奘當年親歷的重要場所、交通要道進行了實地勘探、考古研究和社會調查等等，並寫成了大量的報告或譯著。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中最先進行這項研究的是英國、德國和法國學者，嗣後，日本、俄國、印度、斯里蘭卡等國專家亦步其後塵。據法國考爾（Cordiar）圖書目錄所列中國書目中，直接涉及玄奘研究的有59本，近年來也有大量新的有關玄奘或唯識學著作問世，現列如下：

1834年德國學者克拉泊羅斯（J．Klaproth），在柏林最先發表《玄奘在中亞與印度的旅行》一書，這是玄奘傳記的撮要著作。

1847年，英國安特孫少校發表了《玄奘行記》，做了若干地名考證的嘗試。

1848年，英國克甯上尉發表了《七世紀上半期玄奘旅行阿富汗、印度日記考證》。

1851—1853年，法國學士院學士儒蓮翻譯出版了《慧立、彥宗的玄奘傳及其在629---645年的旅行》，即《慈恩傳》。

1862年，俄國克拉索夫斯基根據儒蓮所譯的的《慈恩傳》，出版了《玄奘傳》。

1857—1858年儒蓮翻譯了《玄奘大唐西域記》第一至第十二卷。’

1871年，克甯汗少將在倫敦出版了《印度古代地圖、佛教時代（包括亞歷山大戰爭與玄奘旅行）》。

1873年，英國玉爾著《玄奘所記的吐魯番各國中古地名新證》，又出版了發表于《大英百科全書》第12版上的“玄奘”條。

18831884年，S·皮爾發表了《{玄奘西域記)第十卷兩個地名考》及《西域記中其他考證》。

18841906年，S·皮爾發表《玄奘西域記英譯》及新版。

1888年，S·皮爾出版《慧立·彥宗傳英譯》。

1889年，英國戴勒著《玄奘年譜》。

1899年，法國斯坦因著《印度西北省與俾路支考古工作報告》。

1901年，德國福查（Feeha）著《玄奘遊記中乾陀羅古地名注釋》。

19041905年，華特著大唐西西域記譯義商榷。

1909年，英國史密司著《玄奘所記阿育王石柱考》。

1910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出版《關於大唐西域記》。

1911年一1914年，英國桑姆·皮爾譯《慧立玄奘傳》。

1917—1920年，斯坦因著《唐太宗聖教序》及《玄奘跋涉沙漠》。

1920年，費諾著《玄奘與遠東》。

1923年，斯坦霍爾、斯坦因著《玄奘與現代研究》。

1938年，哈密爾頓譯《唯識二十頌》。

2005年，來西·薩蘭著《追蹤高僧腳印》。

日本現代學者對玄奘的研究稍晚於歐洲，其中比較重要和有影響的有：

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三藏年譜》。

1910年，東京大學出版了《大唐西域記考異》。

1912年，堀謙德出版了《解說西域記》。

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記之研究》。

1972年，水谷真成出版了《大唐西域記》。

1983年，野村耀昌重譯了《大唐西域記》並作了慎密的考證。

從以上大量的譯作和著作中可以看出，玄奘研究一直被國外學者所重視。外國學者普遍重視和讚美玄奘的偉大人格和學術成就。尤其重視玄奘對印度次大陸和中亞地區所作的記載，一般用以作為研究印度次大陸和中亞地區歷史、地理、交通、宗教、政治、軍事佈置等等的重要依據，也常常作為考古、交通發掘的根據，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例如，現存的印度和尼泊爾等國的釋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初轉*輪和涅槃的四大聖地的發掘與定位，與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記》有重要的關係。還有印度佛教史上的王舍城、靈鷲山等佛教聖跡的發現，也是依靠了玄奘的記載。當然，在西方學者中，其中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英法殖民主義的將領或在任的外交使節，他們在翻譯和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帶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傾向，但是他們最先提出了東方學，為東方學的研究劃出了藍圖，找出了方向，從而為以後東方學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其功績也是不可埋沒的。

三、當代中國玄奘與唯識學研究的興起

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我國的佛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迄1957年反右派運動前，佛教界和歷史學界對玄奘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評價。在1960年以前，中國大陸出現了有關玄奘問題和研究的著作共26種，這些著作包含了對玄奘生平、歷史、遠徵求法、歸國譯經、唯識理論、創立相宗、因明研究、玄奘精神等等的評述，有的還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對玄奘的哲學和社會影響作了比較事實求是的評價。例如，田光烈先生寫了《玄奘哲學思想中之辯證法因素》（1950），力圖從緣起論、中道觀、因明學等三個方面人手，挖掘並深入佛教哲學思想中的辯證法因素。北京三時學會重印了韓清淨的《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彙編》共180卷。另外，金陵刻經處重訂和出版了《玄奘譯撰全集》。這些大書為僧俗兩家學者研究玄奘的思路源頭，打下了資料的基礎，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在中國佛教協會的機關刊物——《現代佛學》和中國科學院發行的《歷史研究》上，經常有紀念或評論玄奘的文章。但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關佛教與玄奘的研究就基本上停止了，直到1978年才有所改變。

1978年黨中央實行撥亂反正，學術界開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佛教的研究開始逐漸繁榮起來，於是有關玄奘的研究才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和熱點課題。但是這個時期的研究還是分散的、小心翼翼的。1992年，河南玄奘故里的同志為了加強對玄奘生平事蹟的宣傳和佛學思想的研究，提議成立玄奘研究中心由。這個建議得到了國內大批著名人士和學者的贊同，特別是由於已故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土竭力相助，該中心終於在1992年7月30日在北京成立。從此，玄奘研究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

玄奘研究中心成立後，先於1994年在玄奘故里洛陽和西安兩地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會議。又於1994年在陝西銅川召開了第二次國際會議。這兩次會議都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熱烈回應和當地政府的全力支援。兩次會上，國內外同行先後發表了幾百篇學術文章，從玄奘的生平、歷史、時代背景、孤征印度、回國譯經、建立宗派等各個方面給予了評價。這兩次大會對宣傳玄奘精神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也引起了國內外佛教界、學術界的重視。2000年11月，玄奘研究中心協助中國佛教協會、陝西省佛教協會等單位召開了全國性的“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與此同時，還協助洛陽玄奘故里召開了“玄奘思想討論會”，在陝西戶縣召開了“玄奘遺骨鑒定會”。這些會議和活動都在國內引起了反響。對玄奘的宣傳和研究工作，在人民群眾中樹立玄奘的光輝形象，起了—定的作用。

近年來，出版界出版了大量的有關玄奘的生平歷史和唯識學理論的著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由季羨林主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韓鏡清編撰的《成唯識論疏翼》，王恩洋撰寫的《中國佛教與唯識學》，惟賢法師撰寫的《唯識劄記》，楊廷福編寫的《玄奘年譜》，馬佩主編的《玄奘研究》，黃心川主編的《玄奘研究文集》，黃心川、王亞榮、增勤主編的《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周貴華的《唯識與了別》等。臺灣出版了張曼濤主編的《玄奘論文集》、光中法師編輯的《唐玄奘三藏傳文彙編》等。此外，孫寶綱先生還將《大唐西域記》譯成了印度語，在印度出版。薛克翹先生等創作了玄奘的電影劇本，等等。

四、深化學術研究，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服務

當前玄奘及唯識宗的研究已經在我國升溫，正在產生重要的影響。近年來，以玄奘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已經成為新聞媒體與電影電視藝術界的一個熱點。僅玄奘研究中心就曾經協助或接待了至少五個以上的玄奘電視劇組，修改了好幾個劇本。去年是“中印友好年”，作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玄奘大師再度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除了原有拍攝的玄奘電視劇和紀錄片之外，中央電視臺還策劃與組織了“重走玄奘之路”的重大活動，在北京與廣州等地召開了新聞發佈會，現在這項活動正在緊張地進行之中，電視媒體、紙質媒體和網上媒體都作了連續的報導，玄奘的影響正在深入。

我們召開的第三次玄奘國際學會討論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一個重大的學術活動。這個活動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許多媒體都給予了報導，世界各國的著名學者集中在錦城——玄奘出家的地方，召開高品質的學術研討會，無疑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的召開，不僅深化了世界各國的玄奘研究的水準，而且也促進了中國的玄奘及其唯識學的宣傳與研究，直接推動了中印兩國的友好交往，賡續了兩國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的歷史。

當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識學，正在朝著精細化、廣泛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這些都是好的現象。但是我們除了要繼續深入研究與歷史有關的考古、中外交通、地理、翻譯、佛學理論等傳統學問外，我認為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識學在現代社會的現實意義，將其用在當代社會的學術研究和治理國家，以及人心改善等等，也是一個主要的方面。而在這個方面，學術界將會擁有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作為佛教高僧、對世界文化作出貢獻的大家，玄奘不辭萬難遠征求學的堅強意志，努力學習、虛心鑽研的好學傳統，堅持真理、謙虛禮讓的道德品格，不慕虛名、潛心學問的嚴謹學風，以及報效國家、信仰堅定的愛國愛教的信念等等，這些都是當代社會仍然要繼承與強調的重要內容。現代社會離不開對古代社會思想文化與理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玄奘精神與他的一生行跡，就是我們現代社會繼承傳統，推陳出新的切人口，也是佛教界理論創新的契理契機的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玄奘所弘傳的唯識學，雖然在理論架構過於繁瑣，但是它強調了心的作用，突出了修心的重要性，在心理學方面有重要的創建，這些為當今社會重建道德、改善人心、調整心理、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資糧，其現實意義也是非常顯明的。所以玄奘和唯識宗的研究，在現代社會不是要退化，而是要進一步加強，把玄奘的精神推廣到當代社會，為社會服務，已經成為學者們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參考文獻：

[1]周齊．明代中後期唯識學的流行及其特點與分析[A]／／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三秦出版社,2002．

[2]太虛．法相唯識學概論．[A)／／法相唯識學（上）[M]．商務印書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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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