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歐債風暴，吹垮了歐美國家的財政，卻催出了「富人稅」的世界共識。全球都在談對富人加稅，台灣也不例外。

馬總統與新任財長劉憶如雖都同意稅制需要合理化，但反對課稅要有「身分」之別，認為稅制不該分化階級，窮人、富人都要公平課稅。誠然，租稅制度不能因人而異，確屬不容置疑的道理；但在台灣，課稅的階級待遇，其實並非來自身分，而是來自「所得」。長期重課勞動所得、輕縱資本利得的結果，富人獲得遠較窮人更多的減稅籌碼，豁免繳交與其財富相稱的稅捐，這才是當前稅制最受詬病的問題。

馬總統取得連任後，合理化稅制以改善國內所得分配惡化趨勢，已成各方期待在其第二任任期內，能夠有所作為的首要施政要務。新財長劉憶如二月六日走馬上任後，強調稅制改革動向仍在思考部署階段，但已宣告會將「富人稅」納入優先考量。不過，與富人財富息息相關，享盡巨大減免利益的資本利得徵免問題，馬總統與劉部長則一致表明不會輕易開徵。資本利得是關乎富人稅負的關鍵，政府不能一再避談，甚至斷然封殺理性討論的空間，馬政府若無法擺脫過去的包袱，其所謂的稅制化改革也不可能脫離既有的框架。

台灣其實不必另創「富人稅」，只須探究富人真正的繳稅情形，並從中尋求改革之道。馬總統日前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直言反駁競選期間民進黨對稅制欠缺公義的指控，更以九十七年度的報稅資料舉例指出，在全台約五百四十萬個申報戶中，適用百分之四十最高稅率、年所得淨額在四百零九萬元以上的最富有家庭占百分之零點七，但扛下了全國百分之四十七的所得稅收責任，顯示富人繳稅並不算少，外界不宜批評富人不繳稅。

這個統計乍看之下，似乎各界真是誤會富人了，但實際上是馬總統忽略了這個數字存在的最大盲點，因為它沒有包括免稅所得。百分之零點七的極富家庭，繳交全國近半數的所得稅，僅是說明了「課稅所得」的納稅分布狀況，並非「全部所得」的納稅分布；而「課稅所得」因為各式各樣的減免理由，其實遠低於「全部所得」，於是有很多應課但未課的稅。何況，依我國所得稅制累進課稅的精神，所得愈高、稅負愈重是極其自然的道理，藉此做為富人稅負並不輕的辯解，自是難以服人。

舉例來說，所得稅收的結構中，適用最高稅率的家庭，多數的主要收入來源不是薪資而是股利。依最新的九十八年度統計，年收入淨額一千萬元以上的家庭，全台有五千七百餘戶，平均股利收入占其總所得的比重達百分之六十三，薪資僅占百分之廿三；反觀最低課稅級距的家庭，薪資占其所得的比重達百分之八十三，股利收入則不到百分之五。按稅制對個別所得提供的租稅優惠，薪資收入一年僅有十萬四千元的扣除額；股利所得也需納入所得總額課稅，但其「母股」股票的交易所得，卻是百分之百免稅。

高所得家庭以股利為收入大宗，股利愈多，代表持有股票等免稅的資本財相對愈高，而看得見的股利，只是富人財富中被課稅的冰山一角，真正加速財富累積的免稅收入，才是隱藏在海平面之下的大冰山。就稅收結構而言，馬政府只告訴國人，富人的課稅所得貢獻出全國近半的所得稅，卻沒有告訴國人，在稅制護航下被隱藏的富人免稅所得及其應納的稅負。

馬政府第一任最重大的稅制公平性改革，正是取消了軍人及中小學教師長達五十年的薪資免稅待遇，我國也因此再無身分別的免稅特權。誠如新財長劉憶如所言，稅制的公平正義確實重要，但不該存在富人稅、窮人稅這類階級意識。只有不公平的稅制，才會製造階級對立。稅制之前，人人公平的理念，已在軍教人員薪資課稅的改革中被彰顯；稅制之下，每一塊錢都等值的基本公義，政府也該儘快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