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普爾降低了美國的債信評等，這不僅是對美國債務信用的評等降低，其實也反映了對於美國道德信任及治理能力的「負向展望」。許多評論皆指出，此一事件是美國在全球多元博弈實力由盛而衰的拐點，這是普遍的公論。

二○○三年美國侵略伊拉克，使世人回過頭來覺得，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暴行雖不能接受，但可以理解。而美國的民主政治竟亦能出現熱烈支持小布希侵略伊拉克的民粹場景，令人對民主政治的道德性及治理品質發生質疑。接下來，二○○八的金融風暴至二○一一的美債風波，則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道德形象受到重創，並使人們對民主體制在經濟正義及財政槓桿的治理能力亦發生質疑。從二○○一的九一一，至二○一一的美債風暴，不過十年光景，在全球舞台上主演了一個世紀的美國神話已現瀕於破滅的危機。

最嚴重的問題在美國道德形象的破滅。美債風暴爆發，俄羅斯總理普亭指稱：「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寄生蟲！」這句話雖嫌刻薄，卻深具道德評價。二○○三侵略伊拉克，美國在軍事上勝利，但在道德形象上留下重大污點；再者，二○○八的金融風暴，華爾街的金融炒手劫掠了全世界，非但全球數以億計投資人血本無歸，且舉世無一人不浸溺在所謂金融海嘯之中。華爾街金融炒手的道德水準，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道德代表。至此，美國執世界政經牛耳的道德形象儼然掃地以盡，這可謂是美國國譽百年來遭受的最大衝擊。

其次是美國的民主政治及治理能力受到質疑。冷戰結束時，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說》，指美國的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文明的終局典範，因而「歷史」至此「終結」，再也無以超越。但是，如何解釋在廿一世紀的高度民主政治之中，竟然出現昔日主政者侵略伊拉克及今日茶黨在野者火上加油這類民粹操作？再者，金融海嘯緣於政府以自由經濟的名目放縱金融炒手去炒作泡沫經濟，因而主政者其實比雷曼兄弟等更應受到指責。至於「量化寬鬆」及美債風暴的主因之一，則是在民主政治、政黨角力下，為「政黨輪不輪替」而爭相「政策賄選」或「政黨惡鬥」的競飆後果；何況，最奇怪的是，累積了如此巨大的國債，居然連國民健保仍殘缺不全，錢都花到哪裡去了？這些教訓，皆對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說」提出了質疑；雖然，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正確且優越的，但顯然仍有諸多須加興革改良之處，至少美國尚非典範，更難謂是文明終局成就的代表者。

道德形象及治理能力的重傷重挫，使得美國的全球多元博弈實力由盛而衰。如果只是治理能力有缺口，但道德形象仍能維持，那麼問題還不算大；美國現在的問題，卻是道德形象與體制能力兩皆敗壞，且每下愈況。

美國從世界政經泰斗到被指為「寄生蟲」，這使得「歷史的終結」出現了「文明的再省思」，此應是這十年來的「美國滑坡」給人類歷史文明帶來的最新與最大的課題。美國面對的不止是經濟的及金融的問題，而應是一場文明體制的總省思與總檢視。

「美國滑坡」對台美關係的效應是多面向的。財經面的衝擊不待贅言，尤值警惕的是美國全球角色的弱化，及相對地中國全球角色的崛起，這對台灣本身及兩岸關係皆具重大影響。上世紀美國以優勢經濟實力支撐軍備競賽逼垮了蘇聯，但誰料到今日中國竟成了美國第一大債權國？美國不可能以軍事來壓制中國，反而期待中國成為更有貢獻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此一情勢帶給台灣的訊息是：在兩岸關係上，愈來愈不能寄望於美國的支援，而必須建立一套憑一己之力與對岸折衝周旋的方案。

總之，不能只看美國債信評等調降，而要看美國道德形象及體制能力出現的嚴重缺口，這可能使美國在全球多元領域的博弈角色，走上了長期性的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