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怎樣變成唐僧

侯虹斌

在學術界，對於《西遊記》的版本、作者及其來源仍有不同的意見，仍在做研究探討。不過，較為主流的說法大體上如下：玄奘的學派雖然並不為許多人所瞭解，但當他尚在世時，他的取經故事已引起了公眾的興趣。美國學者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談道，“關於取經的記述有兩種，一種由他自己口述，由弟子辯機整理，另一種為弟子慧立所寫。”後來，玄奘的故事同梁山英雄一樣，成了說書人說書的流行題目。現存的說書腳本最早的一個產生於南宋時期的書，名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故事裏已經出現了孫行者，他是唐僧的主要保護人。其間又陸續有關於取經的一些戲曲面世，現只剩片斷殘留了。元末明初，楊景賢寫出了《西遊記雜劇》（也有人認為作者是吳昌齡）。此時，西遊傳說已有一個較為固定和完整的故事模式。據夏志清所說，其後應當出現過一個更完整的本子，但它只在類書中存在兩個片斷了。到了明末清初，吳承恩根據這些流傳下來的故事寫出了一百回的《西遊記》，這個版本後來廣為流傳。大眾所更熟悉的唐僧形象就來源於這部小說。
　　在大眾接受史中，玄奘這種形象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歷史上的玄奘所做的貢獻大眾不能理解。
　　玄奘一生最主要的業績，就是譯經，一生共譯出重要經典74部，1335卷。但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明清小說的副教授董上德認為，中國人跟佛學的關係很深，教徒甚眾，但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實用，也很隨意，只要靈驗，信誰都行。所以玄奘做出這麼大貢獻的譯經活動，影響並不大，廣大民眾對他這麼高深的東西並不感興趣。玄奘另一個業績就是創立了法相唯識宗，但是，法相唯識宗僅限於長安和河洛一帶流行，而且幾十年內就徹底滅跡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法相唯識宗是直接繼承印度瑜伽派的理論，十分繁瑣深奧，且固守一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義，只能在文化水準較高的上層人士中研究，一般黎民百姓根本無法知曉。而後來的六祖惠能雖是個無文化的粗人，創立的禪宗卻順應了民心，把佛國的大門大大敞開，想進就進，所以極受歡迎。
　　董上德認為，玄奘和唐僧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差異太大了，形象的轉換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史料記載，玄奘當年是偷越國境的，而《西遊記》中卻是唐三藏與唐太宗結拜之後，送出國境。他相信，這個民間故事的流傳部分與大眾對唐代的宮廷政變猜想有關。《西遊記》中，唐僧的出場故事就與唐初的“玄武門之變”有關，因為這在當時是一個歷史情結。《西遊記》中有一個重要場景就是魏征斬龍，然後唐太宗游地府，見到的都是他在“玄武門之變”中所殺的人，這才做水陸大會，而唐僧就是在水陸大會上出場的。這個情節受唐代敦煌文獻中的話本小說《唐太宗入冥記》影響。而現實中的玄奘出行與唐太宗毫無關係。
　　另一方面，董上德推測，《西遊記》對宗教的態度，可能是民間對道士及和尚的一種揶揄，因此演變出唐僧膽小懦弱、不辨是非的形象。並且，書中對佛教也不太恭敬：比如，寫到師徒四人在見到佛祖之後，阿難、伽葉二位尊者還在問唐僧要些“人事”。而不辨是非的唐僧和幾位元各有缺點的徒弟最後都取得真經，也是對佛教的一種懷疑。
　　“作者如果是一個精通佛教的人，可能不會以這種方式來寫：他顯然不是一個佛教徒。只能說作者對佛教有相當的瞭解。”
　　玄奘形象演變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對小說史素有研究的董上德相信，中外文化的交流溝通管道其實很多，只是不見於記載。例如，各種變形、變化的本領早在漢魏的筆記小說裏已有苗頭了，而漢魏的筆記小說已經受佛經小說影響。而《西遊記》顯然跟佛經、印度神話都有聯繫，胡適就曾提到孫悟空的原型是印度《羅摩衍那》中的哈努曼神猴。玄奘去印度取經，以之為原型的小說創作，便添加上異域的文化傳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對於《西遊記》這本著作，今人雖然能挑出它的很多毛病，但是它仍然是很有魅力的。它的解讀功能很多，也包括對唐僧這個人物的理解和分析。董上德還提到這本小說的另外一個功能：“中國古代歷來沒有兒童文學，《西遊記》在客觀上擔任起兒童文學的任務，老少鹹宜，傳播作用很大。好萊塢現在正在打算拍《西遊記》，是因為它的神話色彩很東方化，故事形態也很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