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如來尊名尊像源流及其演變探疑
　　大日如來梵音“毗盧遮那”，本文始見於7世紀初印度瞿薩旦那國“天降佛”的寺廟曰：“毗盧遮那伽藍。”但廟內的毗盧遮那佛尊像不詳，揣度與時新興的“菩提樹像”大同。續見菩提流志（683年到長安）傳譯的《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第15雲：“內院中畫七寶蓮花。臺上寶殿，中毗盧遮那如來，右手作摩頂像，面西結跏趺坐獅子座；左阿彌陀佛……；右釋迦牟尼佛。”[33][P301]由此得知，7世紀初印度密教新興時推崇的本尊佛毗盧遮那，至菩提流志來華時已獲得道俗認同，故《真言經》較50年前阿地瞿多譯的《集經》，不僅明言其尊名，更定其在佛教中的尊位。有學者認為：“該經屬觀世音部密典……大日如來的地位很不起眼……幾乎沒有什麼影響。”[1][P183～200]這恐欠全面，至少明定其在佛教中的至上尊位，還是不容忽視的。
　　大日如來以作菩薩裝結智拳印的尊像傳播中土，是在“開元三大士”來華譯經弘傳“體系化”密教之後。其尊名，如一行《大日經疏》雲：“梵音毗盧遮那者，是日之別名，即除暗遍明之義也。然世間之日……不可喻，但取少分相似故，加以大名曰摩訶盧遮那。”[34][P579]大日如來的尊名、尊像，蓋如丁福保先生徵引諸經概雲：大日如來密教之本尊，梵名摩訶毗盧遮那，又作毗盧舍那、毗盧折那，佛真身之尊稱也，為日之別名，故譯雲大日。密家以為毗盧遮那為理智不二之法身佛，或翻大日，或翻遍照，或翻最高顯廣眼藏。金剛界大日如來，其相似菩薩，戴五智寶冠，手結智拳。胎藏界大日如來，是亦菩薩形，首戴髮髻冠，手結法界定印[26][P190、801]。
　　“開元三大士”在漢地推崇的大日尊，主要是作菩薩裝結智拳印的金剛界佛尊像。但韓國一學者提出“印度、中國和日本沒有發現智拳印毗盧遮那佛的實例”[3]。我國亦有學者認為：“兩界大日根本印相作為定式，沒有其他變化……因善、金所傳的新密教只限于本宗內部傳持……所以也就很少出現於一般寺院和公開讓廣大信眾頂禮膜拜的石窟中。”[1][P183～200]
　　本文涉獵文獻，印度尚未發現智拳印大日如來的實例，但中國石窟並不是無實例可尋。重慶合川城北濮岩寺石窟即遺存一窟七尊式鋪像，乃唐合州刺史“劉溫長慶三年(823)鐫佛像於北岩，並自記其事，今存”[35]。宋嘉定二年(1209)信士張慶宗妝鑾碑刻曰：舍財妝此“毗盧千佛尊像一龕”。像位石窟中部，洞高396釐米，寬460釐米，深326釐米，頂密佈千佛並坐二菩薩及6飛天。洞壁設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均敷金重彩。中尊大日如來頂懸華蓋，頭戴寶冠，飾圓形項光，佩珠瓔項圈，穿通肩大衣，雙手當胸結智拳印。背壁刻格花靠背施“六拏具”。佛像全跏坐方形束腰仰蓮座，像通高305釐米。筆者曾兩度查考，1984年春得睹上述時貌，2001年夏察看時，造像被當地滋事者打殘，後信眾用油漆塗抹，失去原貌。佛像珠瓔寶冠、項圈瓔珞的痕跡尚隱然可見，項光、大衣、智拳印、六拏具靠背及洞頂千佛、菩薩、飛天等也清晰如初（圖版26-28）。宋刻張慶宗妝鑾碑尚完存右壁（圖版29）。僅此表明，中晚唐年間，智拳印佛與降魔印佛已並行於東川的合、昌二州治的合川、大足縣境。它清楚地說明，菩薩裝智拳印大日如來造像，最晚也在9世紀初葉進入了民間石窟。然因“會昌法難”和“五代變亂”，唐、五代石窟遺存於今的造像確不多。入宋以後續行於世，僅本文就拾得11例（表1），分佈陝北、蜀東及雲南等地，但造型、裝束和結印，都小有變化。
　　考漢地石窟流通的金剛界大日如來，並非智拳印佛尊“成為定式，沒有變化”，如寶頂大佛灣第14號毗盧道場窟（高690釐米，寬800釐米，深500釐米）佛尊：坐蟠龍亭塔，戴五智寶冠，穿通肩大衣，腕飾手鐲，二拳收胸結印。佛尊似正在與諸佛菩薩（200多尊）說調伏之法（圖版30）。寶頂山石窟乃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1174-1252)，由號稱“六代祖師傳密印”的趙本尊（智風）營造的像近萬尊的密教道場，遺存結最上菩提印的佛像44尊（表2）。
　　寶頂山造像是兩宋時建的一座大型石窟，並非偶爾的一龕一像。然其主尊佛手結印契，除見清人據唐傳藏文本譯成的《造像量度經》外，石窟造像僅知西藏崗巴乃甲切木石窟遺存前弘後期的第1、5號窟的三身佛、五方佛的中尊像，作菩薩裝結最上菩提印[14]［圖版142、143］。筆者揣度，結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疑是印度不同派別密教推崇的本尊像，經西藏傳入四川，與晚唐流行的柳本尊教派結合，南宋大足趙本尊“西往彌蒙”學柳本尊法，承持其教而作為。若是，已往學者常雲寶頂造像的一些內容異於“開元三大士”密教，也就不言而喻了。
　　僅上探析可見，初唐至南宋作菩薩裝的大日尊像，以手印變化為主要特徵的造像演變有三：初唐傳入時的毗盧遮那尊像施降魔印；唐之中葉後，結智拳印的大日如來尊像流播中土；南宋年間，大足趙本尊承持由西藏流傳四川與柳本尊教派結合的密教異軍突起，結最上菩提印的毗盧如來尊像在蜀東興盛一時。元代河西金塔寺、馬蹄寺石窟亦造出結最上菩提印的佛尊像，並與施降魔印佛像並列為中尊（參見圖版24），當地學者曰：“具有典型的藏傳佛教造像特點。”[18]［圖版24］這亦應是這由西藏流傳河西的遺跡。
　　拙文探索如無大誤，對施降魔印佛造像不妨作這樣認識：菩薩裝施降魔印佛尊，是7世紀初印度密教初興時假“神靈”推崇的本尊像，尊名“毗盧遮那”，頌為“如來成佛時降魔妙像”。時因尊像裝束與傳統佛像相悖，故至玄奘法師出使西域間，毗盧遮那佛的尊名、尊像，尚未被印度道俗理解和認同，故王玄策圖寫時曰：“且錄摩訶菩提樹像。”
　　王氏圖寫“菩提樹像”的圖樣疑似單體，亦未詳其軌範。《陀羅尼集經》載施降魔印佛像的儀範經軌，借此可見阿地瞿多來華時印度降魔印佛尊像的尊名尚未被道俗確認，故《陀羅尼集經》詳尊像儀範而尊名卻泛稱“佛頂像”。
　　“開元三大士”來華弘傳密教，善無畏譯出《佛頂尊勝心破地獄轉業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種悉地真言儀軌》雲：“尊勝佛頂者，即是毗盧遮那如來身。”不言而喻，《陀羅尼集經》雲的“佛頂像”即是毗盧遮那（大日如來）毋疑！初唐廣元“菩提瑞像”窟，五代越國夫人曰“重裝毗盧遮那佛一龕”，也就可以理解了。
　　晚唐、兩宋，作摩尼珠頂的施降魔印佛像流傳到雲南，宋大理國世僧俗依唐達磨棲那譯《大妙金剛大甘露軍拏利焰鬘熾盛佛頂經》，高度崇奉為“大日遍照佛”，石窟造像、寺廟供奉、繪畫和金銅玉雕像等，流布民間。至此，初唐傳入中土、尊名未定的施降魔印佛尊像，五代前蜀、南宋大理國道俗據唐時譯經證其名曰“毗盧遮那”、“大日遍照佛”，即大日如來。
　　上述認識如若成立，初唐石窟遺存的菩薩裝施降魔印的佛尊像，即是印度密教初興推崇、傳入中土的毗盧遮那本尊像。有關學者把唐開元之前的這類尊像定為“釋迦佛頂佛”，認為不是大日如來，而對開元之後繼續流通的這類尊像則未理喻。然按唐人譯經和五代、兩宋道俗證名的大日如來，則就說不通了。該學者還認為，智拳印大日如來“定式不變”。南宋大足寶頂山造像證明，由西藏流傳四川的印度不同派別密教推崇的本尊像即結最上菩提印，元代又流傳河西走廊並造像。於是可見，智拳印佛“定式不變”的認定是對石窟遺存的密教本尊像未作全面考察和系統研究之故。
　　筆者揣度：印度密教在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對推崇的本尊像至少在手印的認識上不盡一致。菩薩裝施降魔印佛像是密教初興時推崇的毗盧遮那尊像，至阿地瞿多來華譯《陀羅尼集經》還曰：右手掌當右膝上，“指頭垂下到于華上”。迨到菩提流志來華譯《真言經》卻曰：“毗盧遮那如來，右手作摩頂像。”這就是初露端倪。“開元三大士”來華譯經推崇的又是結智拳印的大日如來，與前舉佛尊的手印顯異。“開元三大士”教派疑似印度密教時興流行的派別，其所推崇的佛尊像，由於傳播中土，流傳東亞，故中土等地智拳印佛尊像遺存於今。蜀東、河西石窟遺存宋、元時的結最上菩提印的毗盧如來尊像，應是唐代傳入西藏的印度不同派別密教推崇的本尊像，西藏、蜀東、河西石窟遺存唐宋元代的毗盧如來尊像，即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