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宮廷與藏傳佛教文化
王家鵬
紫禁城，以宏偉壯麗的宮殿建築與豐富的收藏為舉世所矚目。在這富麗莊嚴的宮殿之海中，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佛教世界，那是由遍佈宮中的佛殿、數以萬計的藏傳佛教藝術珍品構成的佛教藝術天地。
藏傳佛教，是我國佛教中重要的一系。西元7世紀，佛教從漢地、印度、尼泊爾傳入西藏，與當地原始宗教苯教相互鬥爭和相互影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亦稱西藏佛教、喇嘛教）。自13世紀，藏傳佛教始傳入內地，為元朝皇帝所崇信，薩迦派教主八思巴被奉為帝師，領宣政院事，管理全國佛教和藏區事務。元亡之後，藏傳佛教對宮廷的影響並未消失，仍然受到明朝皇帝的崇奉。明朝在繼承元朝扶植藏傳佛教政策的基礎上，改專奉薩迦一派為多封眾建，使受封的西藏佛教各派首領頻頻入貢，與宮廷往來密切。明宮的英華殿等處供有西藏佛像，並設番經廠“習搬西方梵唄經咒。（1）。清代統治者早在入關之前與藏傳佛教就有了接觸。崇德四年（1639年），清太宗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1642年），又隆重接待了衛藏使者。“興黃安蒙”，是清王朝貫徹始終的基本國策，藏傳佛教也成為清代宮廷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以活動場所為例，薩滿教是滿族的傳統宗教，但宮內只有坤甯宮一處祭所，而供奉藏傳佛教諸神的大小佛堂卻遍佈宮廷，甚至苑囿中也處處可見，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清宮佛堂分佈於內延各區，接建築形式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獨立建築，分六個區。中正殿區：中正殿，中正殿後殿，中正殿東、西配殿，香雲亭，寶華殿，梵宗樓，雨花閣，雨花閣東、西配樓，這是全部由佛殿組成的一個建築群，是宮廷佛教活動的中心。建福宮花園區：意曜樓，吉雲樓，廣生樓，凝輝樓，敬慎齋。慈甯宮區：大佛堂，大佛堂東、西廡，英華殿。慈甯花園區：慈蔭樓，寶相樓，吉雲樓，鹹若館，臨溪亭。御花園區：千秋亭，澄瑞亭。甯壽宮區：佛日樓，梵華樓，養和精舍，粹賞樓，抑齋，養性段東、西配殿，以及養心殿東、西配殿。總計三十五處。
第二類為內含於建築之中者。有善心殿西暖閣，養性殿西暖閣，崇敬殿東、西暖閣，甯壽宮東暖閣，甯壽宮樓上頤和軒東暖閣，壽康宮東暖閣，爆本殿東、西暖閣等處。
以上是根據現存文物遺格與有關文獻記載粗略統計的。這兩類佛堂有以下特點：
一、宮內佛堂為專人專用。中正殿、養心殿、甯壽官的佛堂基本是皇帝專用；慈甯宮、慈寧花園內佛殿及英華殿為後妃專用；重華宮是乾隆皇帝做太子時的居所，其內崇敬殿東、西暖閣佛堂則供太子使用；毓慶宮是皇子書房，其內爆本殿東、西暖閣佛堂，為皇子們禮佛而設。這些佛堂或集中于一區，或散佈於花園，或與寢宮相連，供奉的全部是藏傳佛教神像。
二、清宮佛堂的建造時期，除少數為明代遺留，如英華殿，少數為清初順治、康熙時所建，如慈甯宮大佛堂，其餘幾乎全部為乾隆時新建或改建。現存佛堂反映的基本上是乾隆時期的特點。
三、為同紫禁城整體建築協調一致，除雨花閣有明顯的西藏建築特點外，其餘佛堂外觀與宮殿建築完全一致，但內部結構吸收了西藏佛殿的某些特點，如梵華樓和寶相樓。
四、依據藏傳佛教格魯派教義，每座佛堂供奉不同主神，如中正殿、寶華殿主供佛祖釋迦牟尼、教祖宗喀巴及各顯宗神像；香雲亭供大小金塔七座；梵宗樓供文殊菩薩、大成德神像；雨花閣供密宗四部神像；雨花閣東西配樓為祖師影堂，供奉六世班禪、三世章嘉。它們體現了教義上的不同功用。
五、因紫禁城環境所限，無法建過多的崇樓高閣，但內部裝修與陳設上多有變化，做到小而精，小而全，如養心殿西暖閣佛堂，以滿足皇室成員宗教信仰活動之需。
六、清宮佛堂雖已經歷漫長歲月，但因處皇宮禁地的特殊環境中，有許多至今仍保持清代的原狀，從建築到文物，完整地展現著清代歷史空間原貌，是極其珍貴的文化遺存。
清代宮延設有專門管理藏傳佛教活動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簡稱“中正殿”。據《大清會典》記載，這一機構成立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隸屬於內務府掌儀司，主管宮內喇嘛念經與辦造佛像事。初期由內務府宮員與大喇嘛負責管理，以後逐步升級，設中正殿管理王大臣專管中正殿念經處。下設員外郎二人，副內管領二人③。宮中佛堂日常念經上供，專設太監喇嘛負責。“凡各處念經喇嘛及堆畫壇城、繞壇獻舞嗚法器、淨地面諸執事喇嘛，皆由管理大臣除派。……又中正殿首領太監喇嘛二名，太監喇嘛六名；慈甯宮佛堂首領太監喇嘛二名，太監喇嘛四名；永安寺首領太監喇嘛二名，太監喇嘛八名。如首領太監喇嘛缺出，于太監喇嘛內挑補；太監喇嘛缺出，于學習太監內挑補。”④太監喇嘛是從小太監內挑選聰慧者經過學習經典後，披剃穿黃成為太監喇嘛的，兼有僧侶與奴僕的雙重身份，這是清帝為適應宮延宗教活動的需要設置的。大型佛事，由中正殿行文京城喇嘛印務處派各寺喇嘛進宮，如一年一度的“送歲”、“跳布紮”。“臘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氈圓帳房也），聖駕禦焉。御前大臣左右侍，眾喇嘛于殿下唪經。達賴喇嘛、章嘉胡土克圖至聖駕前拂試衣冠，申拔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十二月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聖駕禦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唪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眾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義。殿側束草為偶，佛事畢，眾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送之，蓋即古者‘大儺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紮’，俗謂之‘打鬼’（或雲以難為人，非草也）。”⑤“跳布紮，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西藏宗教舞蹈，清宮“跳布紮”是直接從西藏學來的，據《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記載：“大皇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時輪和勝樂的四月供養舞蹈的儀仗隊，從西藏派教習歌舞的老師來。’於是，由夏魯寺派來兩名舞蹈老師，他們來到後教習‘噶爾’和神兵驅鬼的‘羌姆’（跳神）兩種舞蹈，按照章嘉國師的指示，從府庫內非備了銅鼓、面具、頂髻、骷髏等道具，每當逢年遇節或舉行法會時，都表演‘噶爾’和‘羌姆’。”（6）此項活動地點即在寶華殿前，每年定期舉行，直至清末仍未停止。日常念經次數名目繁多，據《大清會典》記載，每年有喇嘛幾千人次，一年到頭在皇宮各處念經，全為皇室消災免難祈福延壽，所念最多的是無量壽經。（詳見文後所附表格）皇室成員去世後，還需喇嘛念經超度。如“太后升入梓宮後，令胡土克圖喇嘛帶領喇嘛二十名轉咒，次日起喇嘛一百八名念經七日”（7）。清宮中藏傳佛教活動直至民國小朝廷時期仍照舊舉行。如“宣統十五年正月初三日，白塔寺烏喇嘛等帶領各寺廟喇嘛等二十五名在寶華殿唪威勝天王經一日（8）”（宣統十五年，即民國十一年，亦即1923年）。可見藏傳佛教影響之根深蒂固。在長達二百多年的時間裏，佛事活動形成固定制度載諸《會典》，成為清代典章制度中的重要項目。
清宮佛堂內收藏了大量藏傳佛教藝術品，都是藏傳佛教供奉的聖物。主要是教義中所說“身、語、意三所依”的佛像、佛經、法器等。
宮廷收藏了大量珍貴的藏傳佛教典籍，最具特色的是宮廷翻譯、刻寫的藏文經典，如乾隆內府泥金寫本《甘珠爾》、滿文《大藏經》、蒙文《藏經》等，刻寫精美，裝飾豪華。每一部經都是一件藝術珍品。尤其是藏文佛教經典的翻譯、刊刻，更為藏傳佛教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還有儀式中必不可少的法器、供器，有許多也都是罕見的藝術精品。如雨花閣中大型立體琺瑯壇城、金剛鈴、金剛杵、七政、八寶等，用料考究，工藝精湛。最能表現藏傳佛教藝術特點的是宗教繪畫與造像。宗教繪畫主要是各種質地、工藝的唐卡，有絲織、刺繡、緙絲等製品。造像種類更多，有金、銀、銅、鐵、寶石、陶瓷、泥各種質地，以金、銅造像為主。
“唐卡”是藏文譯音，指繪製在布或絲織品上的卷軸畫。繪畫佛像懸掛于寺廟殿堂之中，宣傳教義，為宗教信仰服務。
現存最早的唐卡是宋元時期作品。明清時代西藏佛教文化繁榮，是唐卡藝術發展的極盛時期，尤其是清代。清宮收藏的西藏唐卡主要為17、18世紀作品，17世紀前作品很少。當時稱西藏唐卡為“藏書”、“番書”，宮廷繪製的唐卡，及北京地區繪製的唐卡通稱“京畫”，“番畫”與“京畫”有明顯區別。西藏唐卡進入宮廷後，一般由宮廷工匠重新裝襯，換軸頭，選用宮廷名貴錦緞做襯邊。如檔案記載：“乾隆三十九年……胡士城交藏畫像釋迦牟尼源流一軸、藏畫像燃燈佛一軸、藏畫像彌勒像一軸，以上一堂系妝花緞邊。……傳旨俱照古雲樓佛箱內收藏佛像邊一樣鑲邊，光挑錦片金呈覽，得時在蘊真齋佛箱內收供。欽此。”（9）依據有非確記年的西藏唐卡可知內容為佛、菩薩、度母、羅漢、明王、護法等各種神像，傳承祖師像，各種曼陀羅圖像，形式分為單幅畫像與多幅組畫，如釋迦牟尼畫傳、宗喀巴畫傳、曆世達賴、班禪組畫等。進貢宮廷的西藏唐卡主要為曆世達賴、班禪所獻，代表了17、18世紀西藏繪畫的最高水非。
清代宮廷製作了大量唐卡，主要由中正殿畫佛喇嘛繪畫，造辦處工匠裝襯，宮廷畫院畫師及造辦處畫匠也秉承皇帝旨意參與繪製。如檔案記載：“傳旨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著艾啟蒙畫臉像二幅，其衣紋著姚文瀚起稿，完時著喇嘛畫。”（10）姚文瀚、艾啟蒙都是著名宮廷畫師，艾啟蒙是服務宮廷的波希米亞畫家，曾師事郎世甯，必然會把西洋畫法運用於作品中。本書圖32乾隆皇帝佛裝像，畫家們把乾隆皇帝畫成蓮花圍繞、眾神簇擁的文殊菩薩化身，線條流暢自然，面部表情刻畫逼真，比西藏唐卡肖像單線平塗畫法生動得多，無疑是宮廷畫師的手筆。但從整個畫面的佈局、色彩看又是典型的唐卡畫法。宮廷所繪唐卡，基本上是西藏唐卡的仿製品，但由於宮廷漢族畫師、西洋畫師都參與繪製，使宮廷唐卡風格多樣，與西藏唐卡稍有不同。西藏唐卡構圖飽滿，幾乎不留空白，而宮廷唐卡在構圖上，一般較為疏朗，空間感較強，主要形象獨立於畫中，周圍是漢地的青山綠水，給人感覺較柔和輕鬆，是一種漢藏合璧的藝術風格。除繪畫唐卡外，宮廷還在蘇州定做刺繡、緙絲唐卡，如本書選用的緙絲密集金剛像、千手千眼觀音繡像等，都是蘇州織繡匠人按照西藏唐卡圖樣製作的藝術精品。由於其價值昂貴，在宮廷唐卡中也是數量極少的珍品。
與唐卡一樣，清宮收藏的造像主要有兩個來源，即西藏等地進貢與宮廷自造。在宮廷自造的佛像中，金、銅造像數量很多，藝術水準也最高。清代宮廷大約在康熙時期開始製造佛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為太皇太后造銅鍍金四臂觀音一尊，並在蓮座上刻銘文（見圖51）。這是宮中造像中有明確記年的最早的一尊，一直供奉于慈甯宮大佛堂。此像製作精湛，可以看出當時北京造佛工匠的高超水準。但康熙、雍正年間製作數量很少，且多無年款。大量製造佛像是在乾隆年間，尤其是乾隆中晚期，多刻“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乾隆以後，這項活動逐漸停止。現存金銅佛像主要為乾隆時期作品。
宮廷造像以小型為主，由中正殿畫佛喇嘛先畫紙樣，再塑蠟樣，後交造辦處鑄造。重要的佛像，每道工序皇帝都要審閱提出意見，不合要求處反復修改，最後請大喇嘛裝紐開光。參與制造佛像的還有章嘉胡土克圖等大喇嘛及宮廷畫師。如檔案中記載：“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三…傳旨照佛海觀音菩薩法身，著章嘉胡土克圖擬佛一尊畫樣呈覽。”（11）宮廷造像嚴格遵循《造像量度經》的規範，並直接聽命于皇帝。乾隆皇帝對造像十分內行。曾“傳旨將佛冠不周正處收拾好，其手內經挪在肩花上安供，肩花上經換下呈覽（12）”。“四臂觀音哈達板了，照釋迦佛哈達一樣往像裏做，還要長些，欽此。”（13）甚至親自動手設計佛像發樣。“乾隆三十八年…交出御筆畫得發紙樣一張，本旨咸積金剛發矮，長高三分，照交出發樣另改造。”（14）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乾隆時期宮廷造像是在皇帝本人的嚴格監督下製作的。宮廷造佛匠師不僅有內地工匠，還有西藏與尼泊爾工匠。西藏與尼泊爾工匠把他們精湛的鑄造與雕塑技術傳到宮廷，與北京地區傳統的造佛工藝相結合，創造出一種清代宮廷造像風格。西藏雕塑藝術美的標非是建立在精確的比例和精心的描繪上的，宮廷造像嚴格遵循這一標準，且選材貴重，大量使用金銀；做工精細，表層加工光滑，鍍金鋥亮，製作工藝超過同期的西藏造像。圖36章嘉胡土克圖銀間鍍金像，造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是一件工藝精湛、刻畫精細生動的造像，是乾隆時期造辦處工匠的代表作。宮廷造像雖然精細，但是完全一致的造型不免流於呆板，不如西藏佛像生動，缺乏內在神韻。
清宮收藏的西藏、蒙古等地進貢佛造像，種類繁多異彩紛呈，是宮廷藏傳佛教造像中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最高的。主要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一）7至13世紀，斯瓦特、喀什米爾和東印度等地的佛造像，8至19世紀尼泊爾造像；（二）西藏12至19世紀的佛造像；（三）元代以來內地所造藏傳佛像。
西藏地接中亞、印巴次大陸，是一個多種文化的交匯地。西藏佛教藝術起源於中亞、印度、中原漢地。早期的西藏佛教藝術品是對外來藝術形式的模仿，西藏寺廟中保存有印度尼泊爾古佛像，這些古老的佛像是寺廟中最珍貴的財富。其中一些進入清宮後，皇帝極其珍視，配製佛龕保藏。檔案記載很多，如：“雍正元年……怡親王交銅古佛一尊。……五塔寺阿撒拉達喇嘛認看同稱此佛系文殊菩薩，背後鐫刻之字系迦毗羅國字，字義是佛心咒語。”（15）顯然，這是一尊刻有梵文的古印度佛像。由於刻有準確紀年的佛像極少，我們祇能依據其材質、造型特點來推斷其產地與時代。圖55紅銅鍍金菩薩像，身體比例勻稱，姿態優雅，上身袒裸，下身著裙，一條寬帛帶斜紮在腿部，背後附有形制獨特的橢圓頭光，是一件卓越的9至10世紀尼泊爾銅像。圖49為IO至11世紀喀什米爾造像，其突出特點是頭戴珠寶冠，身披瓔珞，這是10世紀左右喀什米爾造像中一般稱為裝飾佛寶冠佛的特殊形式，是罕見的珍品。圖56從其多層折角台座、舟形火焰背光、背光中蓮花狀裝飾和菩薩的臉相可知，此像為11至12世紀左右東印度帕拉風格造像。這些印度尼泊爾古佛像雖不是西藏工匠所造，但它們是珍藏在西藏的珍貴文物，是早期西藏佛造像藝術的範本，對研究早期西藏佛教藝術及印度、足泊爾佛教藝術有極其珍貴的價值。
西藏造像與繪畫一樣，由於受到造像法的嚴格限制，許多佛像僵硬呆板。但技術高超的匠師們在儀軌允許的範圍內，充分施展了藝術才華，創作出大量藝術精品。他們把佛的莊嚴慈祥，護法神的威猛粗獷，菩薩的清秀恬淡，度母的豐盈閑暢刻畫得淋漓盡致，顯示了藏族人民優秀的藝術才能。清宮收藏有各時期西藏佛像精品。如圖41五方佛是13至14世紀受喀什米爾風格影響的藏西地區佛像佳作。白度母銅像（圖60），女性姿態優雅柔美，面容豐滿雍容，眉宇舒展秀麗，充分展示了白度母慈祥嫵媚的動人形態，由於還採用了嵌寶石、刻花錯金工藝，更增添了造像的華貴，是約18世紀有較多尼泊爾藝術色彩的城作。藏傳佛教中歷代聖賢、祖師地位崇高，他們的造像是清宮佛教造像中重要的一類，有蓮花生，宗喀巴，曆世達賴、班禪等。這些造像，外型簡潔，沒有過多裝飾，著重表現面部形象，注意五宮、年齡、體征等，藝術水準很高。
元明兩代北京宮廷製作的藏式佛像，是清宮藏銅佛像的又一部分，工藝精湛，風格獨具。圖75大黑天像，座上刻“大明永樂年施”，是罕見的小型鐵錽金像。裸露的肌肉部分是鐵的原色，寶冠、瓔珞、飄帶、蓮座鍍金，嗟刀銀制，色彩對比鮮明。大黑天怒目圓睜，漚眉直立，形象生動，刻畫入微。鐵的熔點遠高於銅，加工製作難度很大，尤其是這樣一尊樣式狡雜的小型鑄鐵像，這充分顯示了永樂時期北京宮廷匠師們卓越的技藝。圖45“大明宣德年施”款的菩薩像，也是一尊造型生動的優秀作品。明代，特別是永樂、宣德時期，宮廷精製了大量佛像，賜給西藏宗教領袖；清代，這些佛像又由藏地獻回皇宮。這些佛像特點鮮明，基本造型是西藏的，但豐滿方正的臉形、流暢自如的衣褶飄帶，卻是漢地造像特徵。它們與元代尼泊爾匠師阿尼哥傳入的“西天梵像”藝術風格一脈相承，但又與漢地造像藝術的傳統風格相融匯，創造了卓越的藝術成就。
上述介紹充分說明清代宮廷是一個薈萃藏傳佛教藝術精華的寶庫。藏傳佛教藝術鮮明的民族風格、獨特的藝術風貌，是中國藝術之林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國美術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章節。
文物是歷史文化的載體，清宮廷收藏的豐富多彩的藏傳佛教文物，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內容。清宮中佛堂建築、佛教文物、制度化了的佛教活動，構成一個完整的藏傳佛教文化體系。這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與清代整個歷史環境是一致的。如宮延收藏的大量西藏進貢的佛教文物，並非一次搜集，而是在長達二個多世紀的時間中，隨著清代中央政府與西藏的密切聯繫積累而成的，也是西藏宗教領袖達賴、班禪與清廷關係的歷史見證。
在清代歷史上共有二位達賴、一位班禪進京朝覲。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達賴分別進京朝覲。這三位宗教領袖與皇帝會面的時間，恰好在清朝的早、中、晚三個時期。每次朝覲，獻給皇帝的禮品，大都為造像、唐卡和法器。這些禮品，除了宗教意義外，還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如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參加乾隆皇帝七旬萬壽慶典，乾隆皇帝待之以隆重的禮遇，賞賜大量財物，六世班禪敬獻了珍貴禮品，其中有：“鍍金銀曼達一個、金宗喀巴佛一尊、連嵌寶石座靠、立像紮什利瑪釋迦佛八尊…班禪在紮什倫布本身騎連鞍馬一匹。”（16）六世班禪所獻佛像、唐卡等大都珍藏在宮中，他騎乘過的馬鞍也完好地保存著。六世班禪不幸在北京圓寂後，乾隆皇帝深表哀悼，除敕建清淨化城安放六世班禪衣冠外，又將宮內雨花閣西配樓辟為六世班禪影堂，以紀念這位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獻身的佛教大師。本書所選錄的與六世班禪有關的佛教文物，就是這一民族團結史實的重要物證。
藏傳佛教文化在宮廷中的深刻影響，從皇宮這一特殊角度充分說明了清代西藏與內地，藏族人民與全國各民族人民之間血肉相聯的親密關係，除了政治、經濟上的關係，還有文化上的緊密聯繫。清朝皇帝作為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在全面接受漢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藏文化，這一現象，反映了在清代全國各民族大統一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民族各成員之間文化的交融。遵化清東陵乾隆皇帝陵墓中滿壁雕刻的藏文佛經與佛像，不僅表明了他的宗教信仰，同時也反映了一種文化上的認同。
藏傳佛教是西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凝聚著藏族人民的聰明才智。藏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自唐代開始，綿延一千多年從未間斷。清代宮廷中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正是這綿延不絕的文化交流的繼續和發展。
注釋：
（1）劉若愚著《明宮史》
（2）嘉慶朝《大清會與事例》卷586。
（3）光緒朝《大清會典》卷98。
（4）同（3）
（5）吳振（）著《養吉齋業錄》卷14。
（6）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
（7）故宮博物院藏《中正殿檔案》。
（8）同（7）
（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儅》3584一3587。
（10）同（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儅》3584一3587
（11）同（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儅》3584一3587
（12）同（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儅》3584一3587
（13）同（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儅》3584一3587
（14）同（11）
（15）同（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活計儅》3584一3587
（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民族進單》1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