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8/11 06:26:27

 

弘揚玄奘精神 發展唯識宗、唯識宗學

許嘉璐       

各位高僧大德,各位在家信眾,各位專家:

在歡度建國60周年大慶的喜悅還回蕩在全國人民胸中的時候,我們聚集在千年古刹、玄奘大師頂骨安放之地、慈恩宗祖庭,以“靜心慈恩,盛世長安”為主題舉行盛大的國際研討會,這真是殊勝機緣,是弘揚佛法的大功德。

來到慈恩,就自然激起我們對玄奘大師的崇敬之情。1400多年前,玄奘大師在這裏完成了翻譯《大般若經》的宏願;在他圓寂後,窺基法師本著玄奘大師的信仰和義說,在這裏創立了唯識法相宗,為在中國弘揚唯識學說傾盡了畢生精力。因此我認為,在這次盛會上針對我們所生活的當下,就著玄奘大師的精神和唯識宗、唯識學進行研討,很有必要。雖然研究玄奘大師的論著始終不絕,幾年前圍繞著紀念玄奘大師圓寂1400年的盛大活動發表的論著也不在少數,但是,供我們繼續研究的空間還很大。我今天想就著上述的兩個問題談一點膚淺的見解,就正于各位高僧大德。

一,玄奘精神與當代佛教的振興

玄奘大師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單就他西行取經而言,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功德。我認為,生活於十幾個世紀後的當代人,無論僧俗,都應該從他的並不算高夀的一生中受到多方面的昭示和鞭策。儘管記載大師行跡的《三藏法師傳》和《行狀》等文獻為人們所熟知,但我們仍然不妨以今天的視角再從中開掘一些寶貴的營養。

1,博學多聞是他成就偉大事業的知識基礎

大師八歲受《孝經》,“自後備受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賢之風不習。”因而“少知色養,溫清淳謹。” 而其兄長捷則“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聖論》、《阿毘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雖然我們不能斷定陳氏兄弟在學養上是不是“兄規弟隨”,但大師在隨其兄出家後受到兄長的影響應該說應屬必然。因此可以斷定,他自幼沖即已打下了儒學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唯讀佛典,成就將是有限的。這也是歷代高僧的共同經驗。這是因為萬法歸一,儒釋道間在倫理、哲學等層面上異中有同,何況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已經和儒、道相互吸收、相互適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玄奘大師的成就固然有其天生聰慧的因素,但是好學深思、多聞闕疑,內外兼學、風骨卓然,無疑是他做出常人難為、驚天動地事業的重要因素。

2,尋問真經(追求真理)是他為眾生求法的精神來源。

大師自出家後,就一心向佛,游方問學不輟。才入青年,即被譽為“釋門千里之駒”,“譽滿京邑”,但他遍謁京城眾師之際,雖“備餐其說”,但“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而且他意識到“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顯然,普度眾生和對真經的渴望,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眾生的慈悲,是他決定西行的初衷和不移的信念。在這裏,後人看到了正知、正見、正信的偉大力量。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他拘于聲聞,而沒有達到八正道,恐怕也就不可能為中國和世界的佛教發展做出如此大的貢獻了。

3,堅定的信仰、無上的定力和捨身精神是他九死一生終不悔、萬水千山總東歸的無窮動力。

為了信仰,為了眾生,無論自己出於無上莊嚴的目標,還是為了盡到一名佛家弟子的義務,都可以甚或必須做到無我的奉獻。這其中,一是正信的堅實,一是無量大悲的胸懷。

大師意欲西行,但其時正值朝廷禁絕東西交通,有詔不許,但他既已發願,即使“諸人鹹退”,唯他不屈,決意違旨出關。為躲避關隘攔截,只能夜行晝伏。路上,又遇到涼州訪牒命所在州縣嚴查緝拿,幾乎被捉送回,但他仍絲毫不悔,誓不回頭。在三年西行的路上遇到了無數即使在今天也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難、折磨和誘惑,但他每每以“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途中,非所悔也。”“寧可就西而死,豈東歸而生!”自勵或婉拒,甚至絕食三日以表心志,拒絕利用玉食錦衣的挽留。設若一個雖有信仰,但卻有雜染者,豈能拒魔障於千里之外而捨身如是?在大師身上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信仰的無量威力:由信仰而生定力,有了定力方能獻身。

4,自度度他、利益有情的情懷,是他譯經、弘法直至涅槃的人生準則。

他為到印度“展謁眾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而西行,所以返國後複為一切有情而譯經、弘法,多次堅拒參與朝政、隨侍帝右。十七年中,他白天主持譯事,晚上講經,“願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日久,竟積勞成疾,遂於耳順之年就圓寂了。臨終,還囑門人一切從簡,“以籧篨裹送,擇山澗僻處安置,不淨之身宜須屏遠”。真正做到了捨身求法,以身殉道,來也潔淨,去也潔淨。

大師的事蹟,為佛教界人士和在座各位大德所熟知,我在這裏不過是抽繹出其偉大精神的幾個主要方面,意在說明大師的精神並非只對出家二眾是真實而生動的榜樣,對在家信眾以及整個社會都是極大的啟發和感召。在釋尊所說的末法時代,弘揚這種偉大精神尤顯重要,而在當前物欲橫流、道德式微,人心浮躁、難得寧靜的時候,就更顯得急迫了。生於今世的各界人士,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從大師身上得到啟悟,靜下心來,體悟依他起性、轉識成智、去除二執,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加和諧,生活更加幸福,國土愈淨,人心愈淨。

現在佛教正在面臨著振興的絕好機緣。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各國經濟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另一方面,對物質金錢的追求卻遮蔽了人的自性,不僅製造了社會的污濁,也毀壞了天地自然。面對世界的這種災難,教內外人士都在思考救之之道。佛教,以其豐富、博大、深刻、精微的教義教理和哲學內涵,以其六合、中道的崇高理念,以其慈悲喜舍的無我胸懷,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人士認識到佛教在促進中國和世界的和諧偉大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緣二事不可缺一。如果我們把當前社會的需求看作緣,那麼佛教自身努力抓住機遇就是因。改革開放三十年,佛教無論在規模、水準、管理方面,還是在對社會的貢獻方面,都有了極大的提高。凡是經歷過共和國前三十年的人都可以作證,現在我國的佛教事業之興旺,是五、六十年代所不可比擬的。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毋庸諱言,佛教在教義、教理的研究方面,在寺院、居士的管理以及出家人的持律方面,在協調社會法施眾生方面,都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的形勢,不能滿足社會各界對佛教的期盼,還遠沒有把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發揮到極致。而佛教自身的不足又有可能助長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原因已經存在著的對佛教的誤解,嚴重損壞佛教的形象,影響佛教促進和諧作用的發揮。因此,要想抓住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緣,更重要的是佛教自身能夠秉持佛祖“以戒為師”、“度一切苦厄”、“心無掛礙”的法音。這樣,就才可以保持並提高佛教和出家二眾的莊嚴、神聖、感召力和說服力,從而使佛法得以廣布,給這個世界注入一股清涼劑,增加和諧的力量。

在我看來,在佛教的自身建設的多個方面中,各地寺院繼承和弘揚玄奘精神,嚴格持律,強調度人之前先自度,捨身弘法,是重中之重。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我想,他所說的“人格”,就是玄奘大師的風格、品格。因此,應該大力宣傳玄奘大師的事蹟功德,把“報佛恩”延伸為報一切為譯經、求經、弘揚佛法而奉獻畢生精力的高僧大德之恩,並把他們的精神化作振興佛教的動力。

二,發展唯識宗、唯識學

我一直在想,玄奘大師為什麼冒著生命的極度危險去取經?為什麼取經的首要目標又是《十七地論》?觀諸先賢時哲的論著,都是主要由佛教從隋代以來攝論和地論盛行、宗派之間分歧、已譯經典之間存在差異等方面進行論證。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我認為,恐怕還和大師在受到佛典、高僧的薰陶後發覺只有《瑜伽師地論》才更合理地、深入地研究和解釋了破除五蘊、進入真如的心理過程和哲學道理,有著重要的關係。

淨心何以即可救世?為何遵隨法行(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受持、開演、諷誦、思維和修習)即可證得般若?何以一般信眾長期念佛也可悟道?

無論天臺宗的止觀、律宗的持律、密宗的修法、禪宗的參禪,還是淨土宗的念佛,都是通過聞、思、修,戒、定、慧,以獲得般若智,得到解脫。即如天臺的“一心三觀”,需要歷經的次第是首先滅“三惑”(見思惑、沙塵惑、無明惑),進而證“三諦”(真諦、俗諦、中諦),最後成“三德”(般若德、解脫德、法身德)。但是為什麼必須是這樣的次第?《法華經》所說的“本覺”、“始覺”、“妙覺”是怎麼過渡的?其間在修行者的心理上到底是什麼情形?應該注意些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單靠靜思冥想和誦讀經典而沒有深刻的體驗是不行的;如果僅僅依照各宗祖師和後來的大師們所開示的階梯去學修,可能依舊得不到解答,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實如果簡要地用唯識觀之,刻苦漸修之所以可能得到頓悟,之所以能成正果,其實是一個不斷熏習、轉依的漫長過程;其間,會不斷去掉無明,但五濁世界的引誘和蠱惑還有可能讓人雜染上垢汙,出現“若菩薩于余菩薩起瞋恚心即成就百萬障門”的現象,於是又需要再加力持修,增上悲智之心。因而,在聞、思、修過程中要警惕雜染,但也不要怕反復,因為在此之前,可能自己通過前五識使得末那識中雜染的一面已經有所削弱,已經種下了善種子,只要堅持下去,增加定力,就可以繼續轉惡成善,轉邪成正,轉染成淨,轉識成智,求得真如。對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似乎只有唯識的三性、三無性以及轉依等說可以為我們提供完滿的理論解釋;也只有自覺地把這樣的分析作為各宗溝通的基礎,才能使得各宗各派達到圓融,包括顯密之間的圓融。

大師在世時,天臺、華嚴、三論諸宗已經顯赫。《瑜伽師地論》全部譯出後,經窺基法師的努力,唯識宗正式建立。及至窺基法師之後傳到三世,唯識已經衰微。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唯識的一些基本理論早在玄奘大師翻譯《瑜伽師地論》前已為諸宗所吸收,經大師和窺基的努力,唯識自身又被進一步融合和大體統一,因而唯識再獨立地作為一個宗派勢必難以存在;二是人類在追求一種信仰時,總是願意道理簡潔而遠離繁複,淨土、天臺等宗更適合大眾的習慣和水準;三是唯識體系龐大,分析細膩,概念繁多,頗有過於繁瑣之嫌,非聰穎過人耗費多年精力者,難以究其全豹,因而承繼者寡;四是唯識以義學為長,對於一般眾生體悟緣起性空、三界唯心、淨化心靈反不如其他各宗。即如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也曾出現過研究唯識的小小熱潮,但參與者並不多,且為時不久,這雖為國土板蕩、社會混亂、民不聊生、釋教衰落所致,但也不能不說和上述的唯識自身的一些特點有關。

但是,佛教需要唯識宗,也需要唯識學。縱觀中國兩千年佛教史,歷代各個教宗都有其巨大的積極作用。各宗都是圍繞著佛祖所傳佛法,從本土角度,用不同方便,強調不同重點,示人以般若智,“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也可以認為,正是因為佛法不可思量,不可言說,才促使後世不斷探究,逐漸形成了不同教宗。這就猶如學術界的學派、藝術界的流派,當一種學說或藝術出現時,不會立即產生什麼派別;當該學說或藝術興盛,從事的人多了,就必然因方法、角度、目的等的不同而形成學派或流派。學派、流派的出現是該學說或藝術達到一個新高度的標誌;反之,無派無宗則是停滯和亟待提高的反映。唐代之所以教宗眾多,就是因為其時佛教已經達到高峰。佛教出家人一向聚居修行,重師授、重衣缽,於是教宗更易產生。

現在我國佛教各地寺廟大多禪淨雙修,這對於出家修行、普及佛法相對是捷便的,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教派與之切磋,或出現某種意義上的競爭,恐怕並不利於佛理的深入和發展。教內教外共同進行唯識學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宗而無學的支撐,就難以為繼;學而無在家者的參與,則深入亦難。唯識尤其如此。歐陽竟無、呂澂等前賢當年何以重視唯識,是值得今之學者深思的。

為了佛教的發展,我們應該具有危機意識。從釋尊成佛起,他所說的一切經即博大精深;在他滅度後,經三次結集和緊隨其後出現的論、疏以及中國歷代高僧留下的著作、公案,更使佛教的思想寶庫更加豐富。面對如此深厚的遺產,如果我們不發願誦習,深入研究,就有可能中斷傳燈;而一個缺乏全面繼承本教思想的宗教,就難以發展提高,也難以說服善男子善女人和一闡提;進一步說,一個社會大眾只知其表不了其裏的宗教是難以在社會上立足的。複次,近年來,許多大學和研究院所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日漸增多,成果也如雨後春筍。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還需多費一些力氣追趕國外研究的水準,但當前學界的情況還是讓人感到鼓舞的。現在的問題是,教內的研究和學界的研究已經出現了差距。如果教內僧眾在把握經典、闡發教理方面長期不能與學者並駕齊驅,則宗教被邊緣化就在所難免了。特別是對於唯識的研究,因為其深刻而抽象,出家人更容易趨而避之,應該引起格外的注意。

唯識宗崛起前其主要觀念、方法已經存在,並滲入在各宗中,例如《解深密經》已提出“唯識”這一概念(見“分別瑜伽品”),並提出了唯識和瑜伽的核心觀念——三性、三無性;《楞伽經》也提出了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等觀念;《華嚴經》則明確了“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如此等等。唯識之于唐代成學、立宗,就使之系統化、理論化、哲學化了。

為了佛教義理研究的深化、為了為它注入更高水準的理論依據,就應該對唯識作哲學層面上的研究,而且是中國風格的哲學研究,這將豐富中國哲學,提升中國人的智慧。這也是世界的需要。當然,唯識也涉及人的心理領域,運用唯識探討現世人的心理,也將對形成中國特色的心理學,不再受西方心理學的束縛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振興唯識學和唯識宗時,自然要汲取先哲過於繁瑣和艱深的教訓,努力使之能普及到更多的信眾中。只有普及,才能普度眾生,才能挽救人心,才能濟世,宗和學才能發展振興。

唯識宗和唯識學千百年來留下了許多問題還需要深入研究,努力給以合理的解答,這是振興發展唯識宗、唯識學所必須的。例如:自唐以降各宗是如何吸收唯識成果的,這對中國佛教和社會產生了哪些影響;

我們對於玄奘大師的“新譯”《瑜伽師地論》(“今學”)和“舊譯”(“古學”)之爭,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包括他所譯的《唯識三十頌》是否真實反映世親原意;與這一問題有關的是對安慧一系以及其他論師的研究也不可缺。又如,唯識與中觀的同和異,似乎迄未明晰;玄奘大師《會中論》即為融合二者而作,華嚴宗以“圓融”之說繼之,對此也應深究。唯識理論內部也還留下了一些問題,有待鑽研。如:“依他起性”與“遍計執”是一是二?種子是新熏(難陀之說),是本有(護月之見),還是二者兼有(護法說)?如二者兼有,種子可變不可變?又如,熊十力先生提出“體用不二”,批判唯識,是否應該回答?如何回答?《大乘起信論》是來自西土,還是中國人所造?唯識宗何以能夠急起,何以又急遽衰落?等等。

各位高僧大德,各位在家信眾,各位專家:

我並不是佛學家,更不是唯識學家。以上所說,只是在閱讀佛典,特別是誦習《瑜伽師地論》、《唯識三十頌》、《成唯識論》、《大乘唯識論》、《攝大乘論》等論、疏和時哲著作時的一點心得。讀經既少,複欠專深,儘管我也曾把一得之見用於對佛法的體悟和生活之中,但是和各位高僧多年的宗教體驗還是不可同日而語。今天不揣簡謭陋,講了以上的話,是想為佛教、佛學的發展、振興略盡綿薄,同時請教于高僧大德,以便避免慢上知,努力獲得正見。

恭請各位不吝賜教!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