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整體綜合的方法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樓宇烈先生訪談錄

劉元齊　譚星宇 　　

編者按：樓宇烈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精神及把握此精神的方法有很多很深刻的理解。12月16日，樓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們的採訪，這裏我們對樓先生所給予北大禪學社的關懷和指導深表謝意。 　　

問：樓老師，請您為我們談一談，北大哲學系研究東方哲學特別是佛教哲學的歷史傳統，以及您為恢復和發展這個研究傳統所做的工作。 　　答：北大哲學系有重視東方哲學特別是佛教哲學研究的傳統。“五四”前後，蔡元培請梁漱溟到北大講印度哲學。後來周叔迦、湯用彤、胡適、熊十力等先後在北大講印度哲學和佛教哲學。北大還請過德國的鋼和泰講佛教文獻學。湯用彤先生研究佛教，培養了很多佛教研究人才，留在北大哲學系工作的有石峻先生和任繼愈先生等。1961年左右北大哲學系成立了東方哲學教研室，主要成員為朱謙之先生和黃心川先生。1963年，社科院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東方哲學教研室的全部成員都轉到宗教所裏去了。 　　八十年代初，西方大量著作紹譯過來，在這種潮流衝擊下，大家開始意識到東方文化也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一直醞釀要恢復東方哲學教研室。1985年，東方哲學教研室成立了，當時我當教研室主任，人員還有魏常海先生和姚衛群先生。這是全國最早成立的東方哲學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後，我們編選了一些東方哲學的原始資料，出版了《東方文化集刊》，另外現在正要出一本東方哲學的教材《東方哲學概論》。 　　同時，佛教研究也得到了開展。七十年代末，我組織編選《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到八十年代初開始陸續出版。這套資料後來成為一個時期國內佛教研究的主要資料。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們開始招收佛教研究方面的碩士研究生，這在國內也比較早。這批畢業生現在開始成為中國佛教研究的重要力量。 　　從八十年代以後，我主要精力開始放到佛教研究方面。在研究過程中，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們現存歷史文化古跡有90％以上都和佛教有不解之緣，因此我認為佛教研究不能僅當成宗教研究，而是要當成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來研究。而且佛教也不單純是歷史上的文化，他還是活的現實文化。另外，學界和教界的研究相互關係有時很緊張，我主張二者應該互相融洽理解，不一定要求學界信仰以後才去研究，也不要求教界放棄信仰，順從學界。我們的共同點是把歷史上有廣泛影響的文化精華挖掘出來，為現在人服務和受用。這些是我這些年來堅持的原則。 　　問：請您為我們談一談研究佛教文化的基本入門方法。 　　答：我認為研究佛教和研究任何一門學問一樣，都要做到四點： 　　1、能閱讀原典。古代有古代的原典，現代有現代的原典。閱讀原典的能力是決定研究深度的關鍵。因此，在我教學中，《佛典選讀》這門課分量很重。 　　2、要知道研究領域的基本資料範圍，通俗地講，就是掌握史料學。每門學科都有浩翰的資料，因此知道什麼必須要讀，什麼需要精讀，什麼只要求泛讀，什麼只要一般瞭解，非常重要。我在教學中，針對這一點開設了《佛典概論》和《中國哲學名著概論》。 　　3、研究方法。我主張研究方法必須靈活，必須和內容實際相符合。因此我不是設計一個框子讓大家去鑽，而是要幫助大家打破框子。在這方面，我開有《宗教學研究方法》、《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等課程。 　　4、對研究現狀的瞭解。對一門科學現在存在什麼問題，研究到了什麼程度都要有所瞭解，只有這樣才能少走彎路，在前人的基礎上前進。 　　我還有一個想法。現代是知識爆炸的時代，我們不可能什麼書都看。我認為中國文化的源頭基礎上是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書》、《禮》、《易》、《春秋》），把握了這個源頭就可以以簡馭繁。佛教方面的基礎典籍是：三論（《中論》、《成唯識論》、《大乘起信論》）、九經（《金剛經》［附《心經》］、《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阿彌陀經》、《維摩詰經》、《楞嚴經》、《圓覺經》、《壇經》、一錄（《景德傳燈錄》））。 　　由博返約，這是知識發展必然的趨勢。 　　問：您主張研究中國文化要有符合中國文化精神的方法，關於此，您有過很深刻的發言，請您為我們再深入地談一談。 　　答：現在很多研究者習慣于摳名詞概念，這對厘清概念有好處，但這樣做往往丟掉了概念豐富的含義。由對名詞概念的分析推衍到思想，只能把握思想觀念表面的某一方面的含義。因此，我強調不要急於分析概念、觀念、思想的確定性含義，而應該用整體性的、體會式的方法，透過字面的意義，把握根本的精神。 　　研究任何一門科學，不能只局限於本學科的文獻，要打開寬闊的視野。研究中國文化也一樣，我們要從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整體性地體會其深層的、內在的共同特性。通過共同特性的把握體會，再看某一學科的問題，可能會產生新的、與一般人不同的看法。因此，讀書要用心去讀，而不是用眼去讀，要融會貫通，整體把握。 　　要做到文史哲打通，儒釋道打通，這是最基本的。再進一步，就是要中西東打通。其實，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政經法，農醫兵都應該打通。中國文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但沒有受到突出重視的特徵，即一種思維方式在各個領域的普遍使用。現在非常強調學科的獨立性，但中國傳統強調各學科的共通性。例如，《老子》既是人生哲學，也是養生學、醫學、軍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另外，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虛實的問題，如不瞭解兵法、醫學、藝術上怎樣講虛實，就是空洞抽象的。中國哲學具實踐性，人文精神體現在倫理精神、藝術精神中。這裏藝術不僅僅是指音樂、繪畫等，言談、為人、做事等都是藝術。因此，針對中國文化的這些特點，我們應該採取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方法，融會貫通，整體地把握中國文化的精神。 　　問：研究禪宗，如體處理教理研究和實踐修證的關係？ 　　答：禪宗既重解悟，也重證悟，因此既要明義理，又要去踐行。學禪停留在機鋒、話頭上下行，必須有人生經驗、經歷。歷史上的禪師強調要有20至30年的磨煉，提出“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只有經過艱苦的磨煉，人生的體悟才能深切。宗教講信，禪修還講疑，小疑小悟，大疑大悟，順利時想想不順利時怎樣，做正確時還想一想可能有什麼不對，要不斷磨煉，永無止境，這些其實都是廣義的修證。 　　問：本世紀初以來，有一股懷疑禪宗的佛教純正性的潮流，您並不同意這種看法，請您再為我們深入地談一談您的觀點。 　　答：本世紀以來，日本和中國學者的佛教研究受歐洲佛教研究方法影響很大，他們一般注重印度梵文、巴厘文原典，注重文獻考證，並發現了大量所謂偽經。由此他們認為印度原典代表佛教本來面目，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佛教雜駁不純，並過分強調中國禪宗的中國化特徵。 　　其實，過分強調禪宗的中國化是有問題的。佛教傳到中國以後確實有變化，比如由繁瑣到簡約，由離世到不離世間。在中國環境中，佛教是不能不變化的，但不能因此就認為中國佛教全是中國的東西。從本質上來說，中國佛教還是佛教，只不過有變化，是重點、突出方面不同的變化。現在只要用心的話，可明顯地看出，禪宗的每個理論都能找到佛教經典的依據，只不過有些內容原來沒有被突出。禪宗是中國佛教的宗派，不是中國化的佛教。我們常說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又說理學完全受禪宗影響，這就有論證迴圈，有悖論。梁啟超和胡適都認為，隋唐時期是印度化的時期。其實，隋唐時期佛教盛行，佛教是印度來的，但整個中國文化並未印度化。佛教傳入中國，發生了實踐和理論上的爭論。在禮儀上，佛教妥協服從中國。在理論上，中國接納了佛教。佛教有些方面受到抑制，但也往往是內容上受到抵制，方法上得到接受。佛教在中國得到了很好的吸收，而西方宗教卻不一樣。也許原因是佛教是多神論，側重于道德修養，這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 　　我們常講三教合一，其實三教關係一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分開。但另一方面，三教你還是你，我還是我，儒是儒，佛是佛，道是道。因此，禪宗畢竟還是佛教。 　　問：我們注意到，對近兩百年以來一直壓迫著中國，要求中國作出回答的問題－－中西文化衝突和中國的自強問題，你有很深刻的思考，並認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有重要意義。在這方面，請您再為我們詳細地談一談。 　　答：我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研究過中國近代哲學，感覺到中西文化遭遇中，我們相當程度上有盲目地崇拜西方，否定自我的傾向。這種情況使近代以來的文化發展出現很大偏頗，傳統中的優秀東西有所中斷，這在各方面都有體現。 　　中國哲學最後都落實到如何為人，認為為學和為人不可分，而且根本上是為了有受用。但是西方哲學，特別是近現代西方哲學主要是討論知識。人們批判哲學是鑽牛角尖，是書齋裏的學問，這並不是中國哲學的傳統。中國哲學沒有完整的主觀構架的體系，即使有，也是一些基本原則。他的特點是針對不同問題、不同現象的靈活運用。對同一個問題，此時此地此人這樣講，彼時彼地彼人又可能那樣講，於是表面看起來以為有矛盾。現在有些學者是在給古人設計體系，並認為不能放入體系的東西是內容矛盾，這是有問題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東西方文化各有不同的內涵和方法，它們有互補性，偏廢任何一方都不妥。西方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兩次誤區，一次是對神的絕對性的崇拜，結果一切都圍繞神，崇拜上帝萬能。一次是現在的科技崇拜、物質崇拜，認為科技萬能。中國文化恰恰在這兩方面具有克服神本主義、物本主義的優點。正因為這樣，中國文化在西方兩次變革中產生影響。在中世紀向近代轉化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中國思想有很大影響，對他們破除神本主義起了作用。本世紀以來，物質、科技崇拜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掀起了新人文主義思潮，新人文主義思潮也在相當程度上借鑒了東方思想。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西方以前的觀念對很多現象不能解釋，也試圖用東方理論來解釋。西方人重視中國文化，我們更有責任挖掘中國文化的精華。我相信，中國文化對現在、未來的中國和世界之發展都會產生積極意義。 　　但是，研究中國文化我們近百年來以來的方法是不行的，我們是在以西方實證方法分析我們的思想文化，這樣就改變了其原來的面貌。我們應該以中國傳統的觀察方法提示傳統的內容，至於傳統是正是誤，有無價值，可以讓現在社會去選擇，不能作簡單的判斷，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相信其有積極意義。這一點非常重要。 　　把握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我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整體綜合的方法。現在有些著作洋洋幾十萬字，分析得頭頭是道，基本借用西方方法，構架一個體系。採用這種方法的學者，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為只有清晰的概念分析才能把握清楚事物，其實這是有問題的。這裏我談一談我對模糊和清晰的一些看法。中國文化有她要解決的問題，如沒有體系，沒有清晰的概念分析。但我一直講，人們可能需要在模糊中體會清晰，而不應用清晰去把握清晰，那樣很可能後一個清晰就走了樣。比如中醫很模糊，陰陽虛實、辯證施治等理論不好把握，但在有實際經驗的大夫那裏卻非常清晰。中國文化的清晰理解不能離開實踐經驗。中國文化的物件不是實驗室的東西，條件可以界定。中國文化在現實中，是把門窗都打開。實驗室可排除條件，這對物來說相對地可以，但對活人就不合適。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人的認識過程是感覺à　知覺à　感性à　抽象的理性認識，這在純理論的分析上是很正確的，但現實生活中一個活生生的人的認識過程就要比這複雜的多了。中國文化理論和實踐結合最緊密，比如講中醫理論，如果不和實踐相聯繫，就永遠不會理解其深刻和清晰。在中醫中，同一種藥生熟不同，炮製方法不同，產地不同，藥性就會不一樣。對病的考察也是很細緻的。中醫細緻到如此程度，怎麼能說其糊裏糊塗呢？如果真正去體會、實踐、經驗，中國文化的精確甚至超過實驗科學的精確，因為經驗把握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 　　問：樓老師，你認為中國文化最終落實到成己之道，請您在這方面給我們給予指導。 　　答：我認為，第一，做人的最起碼原則是要有羞恥心，無羞恥心就無藥可救。做不好的事或有不好的念頭時，要有羞恥心，從而努力改過遷善。 　　再進一步，可以學習道家的任自然的人生態度。凡事不要勉強，這並不是說，不要努力，無所作為。這主要是指要做環境允許、需要你做的事，因勢利導地做事情。大的環境非個人所能左右，在允許、需要我作的方面就盡力去發揮。 　　第三，是實踐禪宗的平常心，這樣就能夠把很多人的得失看得比較平淡，從而更積極地為人為社會奉獻自己。 　　問：樓老師，您一直關心和幫助禪學社，請您為北大禪學社社員提幾條建議。 　　答：首先，禪學社社員，要學習禪的自性自度精神，要知道怨天尤人是沒出息的，埋怨祖宗是不肖子孫。什麼事情都得靠自己。 　　其次，不管大小事，不要分出高下來，都好好去做，這就是平等心。 　　還有，我認為為學和做人是統一的，而關鍵是做人，學問不是看你順利時如何對待，而是看你困窮時如何對待，人做得好，困窮時就不會怨天尤人，一定能成就大事業。我不相信心胸狹隘的人能做出很大成就。禪學社同學在研究禪學過程中，把人格境界提高一步，我相信對自己從事的學科研究肯定會有極大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