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戒與五常

哲與禪

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佛學以其博大精微的思想和中國儒家思想相互映證、吸收，成為影響中國文化最大的外來文化。就佛教“五戒”（進而包括“十善業道”所說的十戒）與儒家文化的“五常”等倫理道德思想來說，二者都有著一些非常相似的觀點。

　　“五戒”為學佛之人的基本戒律，有所謂“持五戒，保人身”之說。“五戒”包括：

　　一、“不殺生”。世間最寶貴者莫過於生命，殺人或自殺，都是犯了殺戒。眾生平等，皆有佛性，人類既然自詡為萬物之靈，更應保護萬物；眾生不單是指人，而是胎卵濕化，四生之屬皆包括在內，因此殺戒不單是不傷害人的性命，進而不得傷害畜生蟲蟻的性命。不但戒直接的殺害,並戒殺因殺緣；如漁獵者為直接殺害，而販賣獵具魚網者為間接的助殺——在眾生平等上面，儒家文化雖然有“愛惜物命”之說，但是根本上來說“愛有差等”的，這一點就比不上基督教講博愛、佛教的眾生平等。

　　二、“不偷盜”。對他人的財物萌生貪念，一旦付諸行動，小則偷竊大則強盜；若或盜取不成進而傷人害命，都是戒律所嚴禁；社會上的偷盜，有直接、有間接、有有形、有無形，例如小偷竊取、強盜搶劫是直接的盜；貪官污吏的貪污舞弊是間接的盜；勒索欺詐、抵賴債務是有形的盜；假公濟私、渾水摸魚是無形的盜。總之，不與而取，或以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財物都叫做盜——這和儒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的說法還是不謀而合的。

　　三、“不邪淫”。邪淫是佛教極為強調不可犯的重戒，因為眾生不能脫離輪回，最根本的貪念就是貪淫；佛門四眾弟子，有出家在家之分，出家者根本戒淫，在家者只是戒邪淫。所謂邪淫，是指正式配偶之外的交合，及非時、非處的交合。此外凡足以為邪淫因緣的舞榭歌場、娼妓妓院亦禁止涉足——儒家文化講“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就是這個意思；儒家、道家同樣講因果，許多戒淫得福的例子也就是說的這個道理，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更是如此。

　　四、“不妄語”。未見言見，見言不見，虛偽誇張，藉若掩飾，皆為妄語。妄語不但欺人，而且欺己。做人要有信，不亂說話，才會受到肯定尊重與信賴，人假如沒有信，如何立身處世？如何進得菩提道？——誠如孔子所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又漢·劉向《說苑·敬慎》雲：“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這就是說不要過多地說話，說多餘的話越多，不恰當的、失敗的機會也越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也是這個意思。

　　五、“不飲酒”。這是佛教才有的戒律，別的宗教很少見，不飲酒是為“智者”，可以讓我們時常保持神清智明，智慧得以萌發；飲酒會亂性，世間有多少罪惡皆因亂性導致喪失理智，鑄下種種錯。“四分律”載飲灑有十過三十六失，如壞顏色、無威儀、損名譽、失智慧、致病、耗財、無恥、不敬、墜車、落水等等。智者舉一而反三，由此可知酒之為害了。從儒家傳統來說，不（過度）飲酒、不妄語也就是關於君子“威儀”，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修身”的要求。

　　所謂“五常”是五種人倫常理：仁、義、禮、智、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可以對應於佛教的五種根本戒律。不殺生近於“仁”，不偷盜近於“義”，不邪淫近於“禮”，不妄語近於“信”，而不飲酒理智清醒，則近于“智”。儒家以五常為做人的標準，佛門以五戒為獲得人身的條件（三界六道，需持戒保來世為人）。

　　相對於儒家比較抽象的“仁義禮智信”（當然儒家有更加細緻的規定，這集中體現在“禮”中），佛教的“十善業道”（這實際上是五戒之上的進一步擴充）則進一步從根本上規定了那些是根本的道德原則，即身三業：不殺、不盜、不淫；口四業：不妄語、不惡口、不綺語、不兩舌；意三業：貪、嗔、癡。《佛說十善業道經》中雲：“言善法者，謂人天身，聲聞菩提，獨覺菩提，無上菩提，皆依此法，以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即是，十善業道。何等為十？謂能永離殺生、偷盜、邪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嗔恚、邪見。”在《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一文中印光大師寫道：“五戒：不殺，即仁；不盜，即義；不邪淫，即禮；不妄語，即信；不飲酒，則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現，即智。五戒全持，不墮三途，恒生人道。此與儒之五常大同，第儒唯令盡義、佛則兼明果報耳。十善者，不殺、不盜、不邪淫，名‘身三業’；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名‘口四業’；不貪、不瞋、不癡，名‘意三業’。此與五戒大同，而五戒多分約身，十善多分約心。十善具足，定生天界。至於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對兄說友、對弟說恭種種倫理之教，則皆欲使人：各盡其分，無或欠缺；隨順世相，修出世法。”

　　世間的倫理在儒家通常體現為五常，也就是“仁、義、禮、智、信”；在佛教，這五常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不殺，即仁；不盜，即義；不邪淫，即禮；不妄語，即信；不飲酒，則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現，即智”，彼此之間對應得比較協調。而在《佛教以孝為本論》中，印光大師進一步認為，“世出世間莫不以孝為本”，而孝就是戒，所謂“孝名為‘戒’，亦名‘制止’”。可見，佛教戒善的基礎便是世俗的倫理——儒家經典有《孝經》，乃至漢帝以“孝”治天下，可以儒家對於孝也是極為重視的。不過，“十善業道”與“五常”、“五戒”比較起來更加注重“制心”，即不起邪念，邪念一起，即使沒有犯下邪行，同樣是犯戒。這一點和儒家講的“誠意”、“正心”非常類似。

　　不過，儒家“五常”與佛教“五戒”還是有區別的，並不是可以完全等同。雖然佛教五戒與儒家五常都是從規範人的行為出發的，但不同的是“五戒”的目的在於依據因果報應而有選擇地行事，而“五常”則局限于人類行為的表像。可以說，世俗倫理往往只是要求人們應當如何做，具有很大的強制性和片面性；而佛教戒善則不僅指出了應當與不應當的行為，而且還進一步指出了其中的為什麼，使人們在自願的基礎上選擇適合自己的行為方式，即所謂的“隨順世相，修出世法”——雖然儒家也同意“頭頂三尺有神明”，但是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在以信仰引導人們自願遵守道德規範上，儒家比不上佛教。為什麼要做到五戒、五常呢？佛教付之於“明因果，陳趨避之良謨”，“若欲不受苦果，必須先斷惡因；若能常修善因，決定恒享樂果。此即《書》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之意”。不過，即使都講因果，佛教所說的因果也不同於世俗的比較淺顯的因果（因為儒家畢竟沒有佛教的三世因果這一整套理論來闡發）。

　　因此根本上來說，整個“十善業道”（包括其他佛教戒律）最終說明的還是“萬法皆空，因果不空”的道理。種瓜得瓜，種善因得善果。那些坐牢判刑的，是因為種了殺人、偷盜、強暴等惡因，而收穫的惡果（從佛法角度來說，這是世間的惡果，死後還要墮入地獄受罪）；那些社會交際不好的，失去朋友的，不被同事喜歡的，是種了妄語騙人、惡口罵人、綺語諷人、兩舌挑撥的惡因，而收穫的惡果；那些想得到金錢而不能的，是在心田裏種了貪得無厭的惡因而收穫的惡果；那些家庭不幸福、夫妻天天吵架的，那些在單位和同事關係緊張的，是種了嗔恚，動不動就發火，或者明著不發火、暗地裏惱恨的惡因而收穫的惡果；那些整天稀裏糊塗過日子，輕易受人鼓動、挑撥、誘惑就幹出錯事的人，是種了無明、愚癡的惡因而收穫的惡果——其實就整個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包括道家文化，乃至於康得所說的“自由”（自由就是特殊的因果律）以及科學研究（有結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規律）來說，因果規律似乎都是不可抗拒的規律——儘管莊子想“逍遙遊”，但最後還是脫不了生老病死的規律。

　　不過，從道德踐行的角度來說，如果人僅僅只是一個必然死亡，只有這一生一世的存在者的話，那麼道德找不到它的最終極的依據。因為既然人就這一輩子，人死灰飛煙滅，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講道德？為什麼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這是邪惡的欲望，更何況，既然沒有永恆的東西——人必死——那什麼才是邪惡的？什麼才是善良的？這也就沒有了絕對的標準）？不如像楊朱、列子那樣及時行樂，盡一生之歡。

　　顯然，要想提供道德的終極依據，就必須上升到形而上學乃至於信仰神學的層面，所以儒家最後付諸於所謂“天人合一”、“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德理想，但是儒家倫理思想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在於儒家畢竟不像道家、佛教那樣有非常明顯的信仰特徵，所以無論如何將“仁義禮智信”上升到“天道”的層面，始終難以為普通民眾所接受（顯然，普通人更樂意於接受信仰膜拜的方式），所以儒家的思想不得不借助政治力量去推行。從這個角度來說，佛教確實有著儒家文化很難相比的優勢（包括道教），因為它首先是一個信仰，信仰自然能提供給一切倫理道德思想最終極的形而上的依據——康得也是如此，他的“道德律”踐行最終付諸的也是“意志自由”、“靈魂不朽”、“上帝存在”這三個“倫理神學”的預設——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三教歸一”的原因吧？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代儒者一再宣稱“儒家就是儒教”的原因吧？

　　但是不管怎麼說，在當代這個道德缺失的社會中，我們都應該堅持做到“五常”和“五戒”，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做一個上對得起天地父母、下對得起子孫後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