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佛教音樂的發展
◎釋慧雲
中國佛教音樂是中國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佛教作為宗教，音樂作為藝術，佛教的傳播是以音樂為一種媒介手段。佛教傳入東土以後，其音樂風靡天下，而音樂的感染力和傳播功能較之其他藝術更加強烈。同時，佛教音樂特有的韻味很吻合人們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脫俗，其韻幽遠深長，唱者身心合一，物我兩忘；聞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動，使人意念淨化，於裊裊音聲中細細體味人生真諦。
中國佛教音樂與古代印度佛教音樂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中國的佛教音樂同佛教學說一樣，祇是全部歷史的「流」，至於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國，而是在印度。
一、印度佛教音樂
印度佛教音樂相傳是由大梵天所造，故又稱為梵音或梵唄。梵，印度語，「梵覽摩」之略稱，譯為清淨。唄者，「唄匿」之略，又作「婆陟」。屈曲升降，能契於曲，為諷詠之聲，是梵土之法曲，故名「梵唄」。唄又可譯為「止斷」、「止息」或「贊嘆」，法事之初唱之，以止斷外緣，止息內心方堪作法事。又其唱頌多讚佛德，故云讚嘆。《長阿含五閻泥沙經》曰：「時梵童子告忉利天曰：「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得滿，五者其音遍周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薩婆多毗尼勒迦》卷六曰：「瓶沙王信佛法，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願世尊聽諸比丘。佛言：聽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說法。」
相傳佛在世時，有一比丘長得非常丑陋，但是聲最好，其梵唄之聲能感動人畜，所以稱他為「唄比丘」；又因為他過去世曾在佛塔前供養金鈴，感此妙聲，故又稱他為「鈴聲比丘」。有一次波斯匿王準備征討鴦仇摩羅（無惱），一直追到佛陀住的一座精舍前，就在這時唄比丘在精舍裡唱音樂，音聲異妙，圓潤晌亮，士兵所騎的象馬都停下來傾聽，士兵也聽得出了神，波斯匿王感到奇怪，所以去精舍佛前，問其原由。此故事載於《賢愚經——無惱指因緣品》。由以上可知，佛樂在古印度就相當盛行了。
二、漢傳佛教音樂
佛教自東漢永平十年傳入中國，中國人奉教者僅帝王宮室中少數人，外來的梵唄祇有外國人掌握，如第一個來中國的竺法蘭，曾在與道士的較量中「以大梵音嘆佛功德，稱揚三寶，這是在中國第一次聽到梵唄。
到了三國時，印度與西域的沙門、居士陸續來中國，形成以翻譯經典為主，傳授梵唄的卻了了無幾。《高僧傳》卷十三曰：「自大教東流，乃譯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語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音無授。」中國佛教音樂，最初起源於陳思王曹植的「漁山梵唄」。後又有支謙製作的「連句梵唄」。其餘有康僧會造「泥洹梵唄」，帛尸梨窟多羅造的「高聲梵唄」，支曇龠所作「六言梵唄」。
（一）、漁山梵唄：
產生於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作者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歲善文藝，私制轉七聲。擅長詩賦文章，是「建安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既精通音律又善於論著，喜歡讀佛經。據《歷代三寶記》卷五載：他曾參加以月支人支謙為首的《太子瑞應本起經》的翻譯工作。漁山，又叫吾山，在山東東阿縣西八里。曹植於太和三年被封為東阿王，相傳他游覽境內的漁山時，聽到岩洞內有梵音的歌唱，便擬寫音調。後人因曲調產生於漁山，故稱之為「漁山梵唄」。《法華玄讚》卷四曰：「陳思王登漁山，聞岩岫誦經，清婉遒亮，遠俗流響，遂擬其聲，而制梵唄。」又《高僧傳》卷十三曰：「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音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中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個曲調聯奏。這種「漁山梵唄」已經出現與印度佛曲相異的形式，產生了華夏化的趨勢。
（二）、讚菩薩連句梵唄：
簡稱「連句梵唄」，是支謙所作。支謙名越，號恭明，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支族後裔。從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精通梵文，後又學梵書。「連句梵唄」製作時間與「漁山梵唄」時間相近，制於三國之吳。支謙初往洛陽，獻帝末年避亂江南，授孫權。此人博學多才，精通天文、圖讖，陰陽五行、音律、文學等，人稱「智囊」。自黃武元年（222年）開始，到建興二年（253年），三十年間主要從事譯經活動。在此期間，又據《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的內容製作了「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流行於江南一帶。他這一創作對梵唄藝術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三）、泥洹梵唄：
是繼前兩種梵唄出現後第三次出現的梵唄，是由康居國康僧會在吳都建康傳授的。因為內容出自《泥洹經》而得名。康僧會世居天竺，隨父經商至中國，後出家為僧，於吳赤烏十年（247年）至建興（建康），主要從事譯經工作。《高僧傳》卷一曰：泥洹梵唄「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四）、高聲梵唄：
是西晉末年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羅來中國後一直住在建康的建初寺。此人性情孤傲，不學晉語。「曾作胡唄三契，梵音凌雲，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改，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於今。」覓歷遂成為當時江南梵唄高僧。「高聲梵唄」的名稱既不標誌著內容和題材，又不標志體裁和形式，而表示這種梵唄的聲腔特點。
（五）、六言梵唄：
是東晉時月支國支曇龠所作。支曇龠初住（蘇州）虎丘山，東晉孝武帝初，住建業建初寺，特檀聲法轉讀，後造「六言梵唄」，流行於當時。《高僧傳》卷十三月載支曇龠「善轉讀，曾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制新聲，梵音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龠之妙，後進傳羅，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唄，傳聲於今後。」「六言梵唄」被後世的「清規」和《禪門日誦》採用和著錄。
中國的梵唄在初創時期，梵唄的作者及傳授人中，除曹植之外，其餘皆為西域人，他們都精通並使用梵文梵語，因為古代的西域各國，大多使用梵文梵語，祇有唄調在傳授時或製作時需要變為漢語，而音律曲調無一不是梵音，都不會使用中國的音律與曲調。所謂音律與曲調的梵漢區別，祇是製作方法上的某些區別。
印度原來統稱歌詠十二部經，不管長行，偈頌都謂之唄「天竺風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為唄。到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音。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管，王眾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梵唄傳來中國後，將歌詠長行別開為轉讀，唄專指歌詠贊偈而言，所以也叫贊唄。如慧皎所說：「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贊為殊，而並以協諧種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後贊於管弦，則稱之以為唄。」又《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唄贊篇》，道世曰：「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贊，贊者從文以給音，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贊同於佛德，斯之謂也。
三、漢傳佛教音樂的發展
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是以「儀軌」的建立與發展為前提的。中國的佛教音樂是通過儀軌活動體現出來的。儀軌也是佛教音樂的搖籃，或者說佛教音樂是儀軌的附屬物。「儀軌」一詞，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誦法，在中國則不論顯教、密教泛指唱念儀式的轉範。中國早期的唱儀軌常合編於「清規」之中，其內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關係，職及儀軌唱念誦經等等，後世則把生活起居、人事關係、僧職等項與誦經唱念的內容分開來，分別稱為「清規」和「儀軌」。
東晉時，在結合儀軌和梵唄方面，長安五級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制訂了《僧尼軌範》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日日常六時行道飲食唱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至廬山慧遠「躬為導首」，開創了以音樂為舟揖廣弘佛法的途徑，「遂成永則」。自東晉確立了唱導制度，為後世的佛教音樂內容、目的、形式、場合的規範奠定了基礎。
自東晉起，中國人佛教開始呈現出南北分歧的趨勢，南方是以建康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東晉轄區，北方是以長安為中心五胡十六國的地盤。自「永嘉之亂」以後，北方的文人、學士和僧徒為避五胡之亂，陸續南徒，江南出現了一個研究和應用發揮佛教文化的熱潮。較為突出的就是佛教樂舞的整理與創新；佛教儀軌與制度的創立；佛事活動軌範化的倡導。
南北朝時期是我國佛教的清規與儀軌全面建立的起點，而成為後世的軌範。南朝期間建立起來包括唱念在內的寺院生活全部內容的「清規」和面向社會的佛事儀軌「水陸」佛事及「懺法」，從性質上講基本包括了後世以至當今佛事儀軌的部分內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於寺塔建築、僧尼的管理及經典翻譯講說，僧徒則偏重於佛學的研究和禪觀的修行。兩地比較，則形成了南華北質不同的佛教文化特點。
中國佛教音樂是中國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佛教作為宗教，音樂作為藝術，佛教的傳播是以音樂為一種媒介手段。佛教傳入東土以後，其音樂風靡天下，而音樂的感染力和傳播功能較之其他藝術更加強烈。同時，佛教音樂特有的韻味很吻合人們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脫俗，其韻幽遠深長，唱者身心合一，物我兩忘；聞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動，使人意念淨化，於裊裊音聲中細細體味人生真諦。
中國佛教音樂與古代印度佛教音樂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中國的佛教音樂同佛教學說一樣，祇是全部歷史的「流」，至於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國，而是在印度。
一、印度佛教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