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佛教音樂的發展
 

◎釋慧雲

 

 中國佛教音樂是中國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佛教作為宗教,音樂作為藝術,佛教的傳播是以音樂為一種媒介手段。佛教傳入東土以後,其音樂風靡天下,而音樂的感染力和傳播功能較之其他藝術更加強烈。同時,佛教音樂特有的韻味很吻合人們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脫俗,其韻幽遠深長,唱者身心合一,物我兩忘;聞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動,使人意念淨化,於裊裊音聲中細細體味人生真諦。

 

  中國佛教音樂與古代印度佛教音樂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中國的佛教音樂同佛教學說一樣,祇是全部歷史的「流」,至於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國,而是在印度。

一、印度佛教音樂

 

印度佛教音樂相傳是由大梵天所造,故又稱為梵音或梵唄。梵,印度語,「梵覽摩」之略稱,譯為清淨。唄者,「唄匿」之略,又作「婆陟」。屈曲升降,能契於曲,為諷詠之聲,是梵土之法曲,故名「梵唄」。唄又可譯為「止斷」、「止息」或「贊嘆」,法事之初唱之,以止斷外緣,止息內心方堪作法事。又其唱頌多讚佛德,故云讚嘆。《長阿含五閻泥沙經》曰:「時梵童子告忉利天曰:「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得滿,五者其音遍周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薩婆多毗尼勒迦》卷六曰:「瓶沙王信佛法,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多得利養,眷屬增長,願世尊聽諸比丘。佛言:聽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處唄誦說法。」

 

 

  相傳佛在世時,有一比丘長得非常丑陋,但是聲最好,其梵唄之聲能感動人畜,所以稱他為「唄比丘」;又因為他過去世曾在佛塔前供養金鈴,感此妙聲,故又稱他為「鈴聲比丘」。有一次波斯匿王準備征討鴦仇摩羅(無惱),一直追到佛陀住的一座精舍前,就在這時唄比丘在精舍裡唱音樂,音聲異妙,圓潤晌亮,士兵所騎的象馬都停下來傾聽,士兵也聽得出了神,波斯匿王感到奇怪,所以去精舍佛前,問其原由。此故事載於《賢愚經——無惱指因緣品》。由以上可知,佛樂在古印度就相當盛行了。

 

二、漢傳佛教音樂

  佛教自東漢永平十年傳入中國,中國人奉教者僅帝王宮室中少數人,外來的梵唄祇有外國人掌握,如第一個來中國的竺法蘭,曾在與道士的較量中「以大梵音嘆佛功德,稱揚三寶,這是在中國第一次聽到梵唄。

  到了三國時,印度與西域的沙門、居士陸續來中國,形成以翻譯經典為主,傳授梵唄的卻了了無幾。《高僧傳》卷十三曰:「自大教東流,乃譯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語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音無授。」中國佛教音樂,最初起源於陳思王曹植的「漁山梵唄」。後又有支謙製作的「連句梵唄」。其餘有康僧會造「泥洹梵唄」,帛尸梨窟多羅造的「高聲梵唄」,支曇龠所作「六言梵唄」。

(一)、漁山梵唄:

  產生於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作者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歲善文藝,私制轉七聲。擅長詩賦文章,是「建安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既精通音律又善於論著,喜歡讀佛經。據《歷代三寶記》卷五載:他曾參加以月支人支謙為首的《太子瑞應本起經》的翻譯工作。漁山,又叫吾山,在山東東阿縣西八里。曹植於太和三年被封為東阿王,相傳他游覽境內的漁山時,聽到岩洞內有梵音的歌唱,便擬寫音調。後人因曲調產生於漁山,故稱之為「漁山梵唄」。《法華玄讚》卷四曰:「陳思王登漁山,聞岩岫誦經,清婉遒亮,遠俗流響,遂擬其聲,而制梵唄。」又《高僧傳》卷十三曰:「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音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中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個曲調聯奏。這種「漁山梵唄」已經出現與印度佛曲相異的形式,產生了華夏化的趨勢。

(二)、讚菩薩連句梵唄:

  簡稱「連句梵唄」,是支謙所作。支謙名越,號恭明,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支族後裔。從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精通梵文,後又學梵書。「連句梵唄」製作時間與「漁山梵唄」時間相近,制於三國之吳。支謙初往洛陽,獻帝末年避亂江南,授孫權。此人博學多才,精通天文、圖讖,陰陽五行、音律、文學等,人稱「智囊」。自黃武元年(222年)開始,到建興二年(253年),三十年間主要從事譯經活動。在此期間,又據《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的內容製作了「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流行於江南一帶。他這一創作對梵唄藝術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三)、泥洹梵唄:

  是繼前兩種梵唄出現後第三次出現的梵唄,是由康居國康僧會在吳都建康傳授的。因為內容出自《泥洹經》而得名。康僧會世居天竺,隨父經商至中國,後出家為僧,於吳赤烏十年(247年)至建興(建康),主要從事譯經工作。《高僧傳》卷一曰:泥洹梵唄「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四)、高聲梵唄:

  是西晉末年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羅來中國後一直住在建康的建初寺。此人性情孤傲,不學晉語。「曾作胡唄三契,梵音凌雲,次誦咒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改,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於今。」覓歷遂成為當時江南梵唄高僧。「高聲梵唄」的名稱既不標誌著內容和題材,又不標志體裁和形式,而表示這種梵唄的聲腔特點。

(五)、六言梵唄:

  是東晉時月支國支曇龠所作。支曇龠初住(蘇州)虎丘山,東晉孝武帝初,住建業建初寺,特檀聲法轉讀,後造「六言梵唄」,流行於當時。《高僧傳》卷十三月載支曇龠「善轉讀,曾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制新聲,梵音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龠之妙,後進傳羅,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唄,傳聲於今後。」「六言梵唄」被後世的「清規」和《禪門日誦》採用和著錄。

  中國的梵唄在初創時期,梵唄的作者及傳授人中,除曹植之外,其餘皆為西域人,他們都精通並使用梵文梵語,因為古代的西域各國,大多使用梵文梵語,祇有唄調在傳授時或製作時需要變為漢語,而音律曲調無一不是梵音,都不會使用中國的音律與曲調。所謂音律與曲調的梵漢區別,祇是製作方法上的某些區別。

  印度原來統稱歌詠十二部經,不管長行,偈頌都謂之唄「天竺風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為唄。到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音。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管,王眾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梵唄傳來中國後,將歌詠長行別開為轉讀,唄專指歌詠贊偈而言,所以也叫贊唄。如慧皎所說:「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贊為殊,而並以協諧種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後贊於管弦,則稱之以為唄。」又《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唄贊篇》,道世曰:「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贊,贊者從文以給音,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贊同於佛德,斯之謂也。

 

三、漢傳佛教音樂的發展

  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是以「儀軌」的建立與發展為前提的。中國的佛教音樂是通過儀軌活動體現出來的。儀軌也是佛教音樂的搖籃,或者說佛教音樂是儀軌的附屬物。「儀軌」一詞,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誦法,在中國則不論顯教、密教泛指唱念儀式的轉範。中國早期的唱儀軌常合編於「清規」之中,其內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關係,職及儀軌唱念誦經等等,後世則把生活起居、人事關係、僧職等項與誦經唱念的內容分開來,分別稱為「清規」和「儀軌」。

  東晉時,在結合儀軌和梵唄方面,長安五級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制訂了《僧尼軌範》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日日常六時行道飲食唱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至廬山慧遠「躬為導首」,開創了以音樂為舟揖廣弘佛法的途徑,「遂成永則」。自東晉確立了唱導制度,為後世的佛教音樂內容、目的、形式、場合的規範奠定了基礎。

  自東晉起,中國人佛教開始呈現出南北分歧的趨勢,南方是以建康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東晉轄區,北方是以長安為中心五胡十六國的地盤。自「永嘉之亂」以後,北方的文人、學士和僧徒為避五胡之亂,陸續南徒,江南出現了一個研究和應用發揮佛教文化的熱潮。較為突出的就是佛教樂舞的整理與創新;佛教儀軌與制度的創立;佛事活動軌範化的倡導。

  南北朝時期是我國佛教的清規與儀軌全面建立的起點,而成為後世的軌範。南朝期間建立起來包括唱念在內的寺院生活全部內容的「清規」和面向社會的佛事儀軌「水陸」佛事及「懺法」,從性質上講基本包括了後世以至當今佛事儀軌的部分內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於寺塔建築、僧尼的管理及經典翻譯講說,僧徒則偏重於佛學的研究和禪觀的修行。兩地比較,則形成了南華北質不同的佛教文化特點。

中國佛教音樂是中國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佛教作為宗教,音樂作為藝術,佛教的傳播是以音樂為一種媒介手段。佛教傳入東土以後,其音樂風靡天下,而音樂的感染力和傳播功能較之其他藝術更加強烈。同時,佛教音樂特有的韻味很吻合人們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脫俗,其韻幽遠深長,唱者身心合一,物我兩忘;聞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動,使人意念淨化,於裊裊音聲中細細體味人生真諦。

 

  中國佛教音樂與古代印度佛教音樂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中國的佛教音樂同佛教學說一樣,祇是全部歷史的「流」,至於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國,而是在印度。

一、印度佛教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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