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國師傳略
白瑪旺傑
第三世章嘉仁波切 乳威多傑,是西藏佛教歷史上,繼宗喀巴大師以來,最具修學證量的大師之一。幼年時,他被雍正皇帝迎至北京,在清朝皇室,與清朝皇四子弘曆(清幹隆皇帝)同窗共讀。後被幹隆皇帝尊為大清國師。他飽學佛教五部大論,精通顯密二乘。對龍樹師徒的中觀思想,更是推崇備至。另外,章嘉國師,精通漢、滿、蒙、藏等四種語言,他在北京主持譯館,把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翻譯成蒙古文;把二百八十多部的藏文佛經注疏---丹珠爾,譯成滿文。以佛法聖教,輔助大清皇帝為政,一時,出現了大清帝國的太平盛世。
西元一七一七年,章嘉仁波切出身在安多宗喀地區一個牧民家中。父親叫古日丹增(Gu-ru-den-dzin) , 是一位常年閉關修持的在家行者,母親名叫布吉(Bu-gyi)。四歲時,由拉蔔楞寺德高望重的主持活佛,第二世嘉木樣脅巴
認定為第二世章嘉仁波切的轉世靈童。之後,迎至佑寧寺,在曲桑仁波切的
親自主持下,舉行了盛大隆重的座床典禮。並剃度正式取法名為阿旺確吉紮巴丹貝(Nga-wang-cho-gyi-drak-ba-den-bay-gyel-tsen)。
西元一七二四年,章嘉仁波切七歲時,被清朝雍正皇帝迎至北京。當時,清朝皇室極其推崇西藏佛教。藏傳佛教各派的高僧大德們,經常活躍於京城,出入於皇宮,他們是清朝皇室裡的上座客。抵達北京之後,章嘉仁波切便從深受雍正皇帝敬重的,西藏佛教格魯派高僧---圖觀阿旺確吉嘉措處,開始接受正規的經院教育。
在清朝皇室內,身為一國之君的雍正皇帝,對佛教思想表現出極大的熱忱。但他對禪宗的喜愛與偏好,卻遠遠超過對藏傳佛教的興趣。另外,深受康熙皇帝器重的第十七皇太子,崇信西藏密法。他不僅是一位對藏密有深厚造詣的學者,而且,還是清朝皇室內,西藏佛教最大的推崇者與護持者。他本人虔信寧瑪派的大圓滿教法,但對章嘉仁波切所屬的格魯派,卻持有很深的成見。在很多場合,他曾公開排斥格魯派的教法,時時表現出敵意。
章嘉仁波切意識到,造成這種偏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人們對格魯派的教法內容,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他知道,如果想要把格魯派的教法,在漢地弘揚流傳,首先應該把宗喀巴大師的教法內容,翻譯成滿文、中文、以及蒙古文字。於是,章嘉仁波切開始學習這些文字。雍正皇帝的第四皇子---弘曆(幹隆帝) ,當時與章嘉仁波切同窗共讀,他們很快就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後來,皇四子弘曆登基,主持朝政,成為幹隆皇帝。與皇四子這段友誼,對章嘉仁波切,後來在漢地、滿洲、蒙古、以及在西藏佛教界中的影響,起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作用。
章嘉仁波切,對漢地佛教的思想與法脈傳承,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西元七五五年左右,發生在西藏桑耶寺,著名的「頓漸」佛理大辯論時,代表中國禪宗的摩訶衍那和尚的門派傳統,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在中國失傳了。另外,他認為,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是唯識宗派的思想。但是,流行於中國的唯識思想,卻與流傳在西藏的「息解派」教法,有很多相似之處。章嘉仁波切還說,赴藏傳法的印度聖人,息解教法的創始人---帕蕩巴桑
傑,與禪宗祖師達摩法師,同屬一人。
章嘉仁波切的經師們,提議皇上指派一位具有修學證量的格魯派的高僧大德,為章嘉仁波切的導師。但是,這一提議馬上遭到康子親王的反對,他認為章嘉仁波切的導師,應該由一位寧瑪派的高僧來擔任。最後,皇上還是聽取了格魯派經師們的提議,德高望重的羅桑丹貝尼瑪(Losang-denbay-nyima),當時的甘丹赤巴,以及噶虔喜饒達傑等,從拉薩邀請到北京,專門指導章嘉仁波切。章嘉仁頗且在這些高僧大德的細心指導下,深入研習顯密教法的所有內容,到了十八歲的時候,他的佛學功底,已經達到了超群絕倫的境地。同時,對中文、滿文、以及蒙古文也相當精通了。
一七三四年,雍正皇帝指派章嘉仁波切與康子親王,到西康的理塘,陪同第七世達賴喇嘛前往西藏拉薩。章嘉仁波切在拉薩住了三年多。其間,他從第七世達賴喇嘛處,領授了很多密法的灌頂。一七三五年歲末,章嘉仁波切前往後藏,在劄西倫布寺他拜見了年老的班禪喇嘛,並從班禪喇嘛處,接受了比丘戒。正當此時,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去世。章嘉仁波切聞此消息後,立刻從後藏的劄西倫布寺,趕到拉薩,再經由四川的康定等地返回北京。
在北京,已故雍正皇帝的第四皇太子,也就是章嘉仁波切幼年時代的同窗好友,已正式登基,成為大清帝國的第四代皇帝---幹隆皇帝。幹隆皇帝正式授封章嘉仁波切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在幹隆皇帝的旨意下,章嘉仁波切在北京建立譯館,召集京城頂尖佛教學者,開始把古代印度賢哲們,注釋顯密佛經的二百一十八部「丹珠爾」(注疏經典) ,全部由藏文翻譯成蒙古文。把佛說三藏四續經典的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一百零八部) ,由藏文直接譯成滿文。並編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的「四體合壁清文鑒」與「喇嘛神像集」等。
一七四四年,幹隆皇帝與章嘉仁波切一道把原來的皇帝行宮,改建為雍和宮。於是雍和宮就成為京城第一座西藏佛教寺院。有五百多位出家僧眾,在那兒系統地學習,佛教哲學、因明邏輯、天文醫學、密宗等課程。在章嘉仁波的請求之下,第七世達賴喇嘛,委派達察嘉仲羅桑拜丹(Da-tsak-jay-drung Losang-belden)到北京,擔任雍和宮佛教學院的主持。章嘉仁波切本人,也拜達
察嘉仲為師,繼續學習密法。
在這段時間裡,章嘉仁波切經常給幹隆皇帝傳授一些密法。一七四六年,幹隆皇帝從章嘉仁波切處,接受了密宗無上瑜珈勝樂金剛的灌頂。當時,幹隆皇帝已經學了好幾年的西藏文,並切能夠用西藏文交流了。在灌頂過程中,幹隆皇帝不僅向章嘉仁波切行跪拜禮,還把自己的座位,擺得比上師的座位低矮一截。圖觀羅桑確吉尼瑪,是章嘉仁波切的得意門生,也是「章嘉仁波切」的傳記作者。他說:在中國千年的帝王時代中,元朝的忽必列與清朝的幹隆皇帝,是唯一兩位向精神導師低頭行禮的君王。當年,忽必列在接受喜樂金剛的灌頂時,也曾向八思巴上師磕頭跪拜過。
一七四九年,章嘉仁波切帶著幹隆皇帝的重托,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在那裡他捐資重新修復了戰亂時被毀的佑寧寺、塔爾寺、以及其他一些佛教寺廟。在第二世嘉木樣協巴大師的邀請之下,章嘉仁波切親赴甘肅拉蔔楞寺,為該寺的喇嘛僧眾們,講授菩提道次第的修持法門。嘉木樣協巴大師本人,也從章嘉仁波切處受持比丘戒,取法名為貢確晉美汪頗(Gonchok-jikmay-wangbo),成為章嘉仁波切最親近的徒弟。
兩年之後,章嘉仁波切回到北京,在北京西郊建立黃寺。滿清八旗子弟,以及漢、滿、蒙族的出家僧眾在那兒學習藏語言與宗教。在這段時間裡,幹隆皇帝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把無上密乘時輪金剛的教法,介紹到中國,並請章嘉仁波切安排張羅,章嘉仁波切立刻請示遠在西藏的第七世達賴喇嘛。於是,達賴喇嘛委派一位非常精通時輪金剛的高手,到北京傳授時輪金剛。
一七五七年,第七世達賴喇嘛,在西藏拉薩圓寂。消息傳到北京後,幹隆皇帝委派圖觀羅桑確吉尼瑪(Tu-gen-lo-sang-cho-gyi-nyi-ma)與嘉木樣大師(Jam-yang-shay-ba) ,陪同章嘉仁波到拉薩,協助當時的攝政王尋找第七世達賴的轉世靈童。
一七五八年初,章嘉仁波一行抵達拉薩,受到了攝政王與喇嘛僧眾的熱烈歡迎。在拉薩,他們參訪大昭寺,朝拜釋迦牟尼佛。還在拉薩附近的沙拉、哲蚌、以及甘丹寺中,進行了大規模的佈施供養。是年中秋,章嘉仁波切從拉薩出發,親赴後藏,在劄什楞蔔寺,拜見年幼的第三世班禪喇嘛,並請求
班禪喇嘛到拉薩,確認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應章嘉仁波切的請求,班禪喇嘛在拉薩,主持了一個盛大的時輪金剛大法會。之後,在四名靈童侯選人中,一位來自後藏的男童,被班禪喇嘛確認為第七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為此,章嘉仁波撰寫了一篇題為「如意寶穗」傳記文。
在拉薩為第八世達賴喇嘛,舉行正式座床儀式之後。章嘉仁波切便於西元一七六0年底,起身趕回北京。在那兒為蒙古庫倫地區的最大活佛,第三哲尊丹巴仁波切剃度授戒,並取法名為耶喜丹貝尼瑪(eshay-denbay-nyma)。在這段時間裡,章嘉仁波切還完成了第七世達賴喇嘛經師----甘丹赤巴阿旺確丹的傳記。
從一七六七年開始,章嘉仁波切每年都在山西五臺山,閉關禪修八個多月。在西元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七九年的七年時間裡,章嘉仁波切在京主持譯館,把一百零八部的藏文「大藏經」(甘珠爾) ,全部翻譯成滿文。他還把「楞嚴經」,直接從漢文翻成藏文。
一七八0年,第三世班禪喇嘛,在幹隆皇帝的邀請之下,來到了北京。幹隆皇帝對班禪喇嘛優遇有加,賜玉冊玉印。在承德熱河,幹隆皇帝還仿照後藏的劄什楞卜寺,特意為班禪喇嘛,修建了一座夏宮。在北京,班禪喇嘛一般住在黃寺裡,但,有時也住在皇宮裡。在京期間,班禪喇嘛感得一場熱病,宮廷御醫無能為力,同年底,班禪喇嘛在京圓寂。
西元一七八六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這年,章嘉仁波切像往年一樣,到五臺山閉關禪修。但是,在離開北京之前,他到北京的各大寺院裡,進行供養佈施,舉行盛大的發願祈禱。這年,幹隆皇帝也決定,親自隨自己的上師前往五臺山。到了五臺山之後,章嘉仁波切在文殊師利菩薩的佛像前,主持了一個規模巨大的祈願大法會,幹隆皇帝親自參加,其隆重之盛況,可與拉薩的傳召大法會相比。
祈願大法會之後,章嘉仁波切的健康發生變化,並且日益惡化。五臺山的藏漢醫師,以及隨皇上同行的宮廷御醫,均無回天之力。一七八六年四月二日黃昏,章嘉仁波切在五臺山寢室內,雙腿盤坐,手結定印,進入禪修狀
態,神態極其安祥。之後不久,便停止呼吸,匯融於究竟法界,涅盤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