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文獻的再認識
　　作者：馬德
　　內容摘要：本文從一個新的角度，對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文獻重新進行認識。提出將敦煌佛教文獻分為佛教經論和佛教活動文獻兩大類，其中有關佛教活動的文獻是記錄敦煌地區各個時期各類佛教活動的文獻，它體現了佛教的社會化、中國化，展示了佛教的民間化和大眾化，同時又反映出佛教的地域性和多元化的特點。
　　關鍵字：敦煌 佛教經論 佛教活動 佛教特徵
　　序：敦煌佛教文獻的概念
　　敦煌佛教文獻，狹義地講，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佛教文獻；廣義地講，則包括敦煌石窟和敦煌藏經洞文獻在內的全部文化敦煌佛教文化歷史的遺跡遺物。但因為人們一般都將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分別開來，所以我們這裏也約定俗成，只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寫本和印本文獻，少量涉及石窟中的文獻(實際上石窟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文獻)。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文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是佛教文獻。自1900年敦煌文獻問世以來，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百餘年的研究。佛教文獻雖然沒有像對其他的社會文書、經濟文書、歷史文獻、文學文獻等那樣受重視，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並不亞於其他方面。這是因為，佛教文獻不僅數量大，內容豐富，而且有大量的珍本孤本，有各個時代各個階層的各類人物佛教活動的真實記載，它反映的也是敦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
　　同敦煌其他各類文獻的整理研究一樣，百餘年來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成果，主要也是關於佛教文獻本身的整理。近年來，也有一些專題研究成果不斷問世。今天，為適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的文化事業發展的要求，對敦煌佛教文獻進行重新認識之必要。筆者不揣班門弄斧，草就此文，抛磚引玉，希望促進研究工作的深入。
　　筆者以為，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所有佛教類文獻（僅限漢文部分），主要可分兩大類：
　　第一類是佛教經籍類文獻有的經、律、論三藏與經疏、經釋等，這部分不是敦煌獨有的，而是普遍的佛教文獻，除敦煌外不僅有傳世本，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不反映敦煌佛教的地域特點，只是在敦煌出現的時間和數量可以說明當時敦煌地區佛教信仰的一些流行性傾向。但在這類文獻中，有一部分是孤本，也就是說，只有在敦煌文獻中才保存下來的佛經。這些佛經本身雖然沒有敦煌特點，但由於因敦煌而存在而填補了佛教史上的空白；同時，有許多在敦煌保存下來的佛經，被中國佛教史上稱之為疑偽經，
　　第二類是敦煌特有的佛教文獻，即真正準確意義上的敦煌佛教文獻，它反映了敦煌地區的佛教活動及佛教事業的發展歷史。這部分佛教文獻亦可稱為“敦煌人間佛教文獻”、“敦煌通俗佛教文獻”、“敦煌佛教社會史文獻”、“敦煌佛教史料”、“佛教在敦煌”、“敦煌大眾佛教文獻”等。
　　從內容上看，上述兩類敦煌佛教文獻，即“敦煌佛教典籍”與“敦煌佛教史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文獻；前者為理論著作，後者為實踐記錄。但需要說明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並沒有將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別，而基本是按照傳統的模式，對第一類先將這些文獻劃入各宗各派，尋找這些文獻的派系源頭；對第二類則按照體裁類別，分類如“佛教文學”、“釋門雜文”等。當然，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們今天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敦煌佛教文獻，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上篇：敦煌佛教經論
　　一，正藏部分
　　正藏指中國古代佛教大藏經收納的由域外傳入華土的翻譯經典，嚴格的說，敦煌出土的佛教經正藏部分，與同時期及以後全國各地的正藏並無區別。但由於歷史原因，在這些佛經中，有些翻譯于敦煌及其以西地區，一直未能流傳至中原，只在敦煌保存了下來；而且，唐《開元釋教錄》所收譯于唐開元之前的一些佛經，唐以後陸續亡佚，但因古代敦煌地區社會相對穩定，戰亂較少，加之千年之前就已封存於密室，所以保存了許多已經失傳的正藏佛經。而在敦煌卻得以保存。既使是有傳世本保存到今天的一些佛教經籍，敦煌寫本以她特有的抄寫時代和年代，展示了這些經籍的比較原始的形態。
　　據中外學者的研究，敦煌保存下來的孤本佛經有：《諸經佛名》（北海64）、《眾經別錄》（P3747）、《金剛壇廣大清淨陀羅尼經》、《入無分別總持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諸星母陀羅尼經》等。還有一些是歷代經錄均未著錄的，如《善信菩薩二十四戒經》等。
　　這些佛經當時在敦煌的流傳，反映了敦煌社會的佛教信仰的趨勢；加之許多寫經末尾都有題記，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社會生活、思想感情、風俗習慣以及社會地位等等，所以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敦煌所出佛經是最受世人注重的，大概要數《六祖壇經》了。《壇經》是世界佛教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經典，雖然它出自中國僧人之口之手，但沒有哪一個人說它是“疑經”或“偽經”；同時《壇經》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的經典，是佛教中國化、社會化的旗幟。雖然敦煌之外也有經文流傳，但一是在境外（高麗），二是時代比較晚。敦煌本《壇經》問世以後，立刻受到人們的推崇，周紹良先生認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六祖壇經》為原本。
　　現在通用的日本編輯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第85卷，取名“古逸部”，集中收錄了敦煌所出各種佛經；同時在該書的其他各卷中，也根據內容插入相應的敦煌所出佛經。限於篇幅，恕不一一列舉。
　　二，華經部分
　　即所謂“疑偽經”，本身是根據中國社會的需要而由中國佛教信士們編纂的“佛經”。敦煌文獻中的“疑偽經”分兩類，一類是大部頭的經典，如《報恩經》等由中國僧人從其他佛教經典中輯錄重新編纂的，另一類如《新菩薩經》、《勸善經》、《延壽經》、《續命經》、《祝毒經》等小篇幅的由中國佛教信士撰寫的。這些“疑偽經”實際上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特別注重於中國社會和廣大民眾中的適用性。
　　在中國佛教史上，“真”和“偽”以及“疑”，是發生在歷代高僧之間的正統與非正統之爭，這樣的爭論一般都沒有比較明確的結果；但人們在觀念上自然是取“真”舍“偽”存“疑”；約定俗成，“疑偽經”就成為部分佛教歷史文獻的特定概念。在當時，因為真與偽的爭論者基本都是先入為主，持固定的立場和觀點，這就難免一孔之見；一千多年以後，如果我們從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客觀的分析，就不難看出，這些所謂的“疑偽經”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大乘佛教講的是入世，而這些由中國僧人們編寫的佛經，就是適應了中國社會的需要，一部分還反映出了民眾心聲，對統治階級構成一定的威脅，有一部分還因此受到禁絕和毀滅。敦煌文獻中的這類經文寫本，大多是在別處都沒有保存下來的孤本，它向我們展現了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些本來面目。因此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當然，對這部分佛教文獻的研究，前人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頗豐；但縱觀這些成果，大部分還是把它們作為“疑偽經”來論述；就是說，這些研究大多還是沒有擺脫“正統佛教”的一孔之見。我們的研究都們是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方法和手段，去科學地、客觀地認識和分析古代的歷史文化，就不應該再受之以制，畫地為牢。筆者以為，今天再以“疑偽經”的眼光去看待這些佛教文獻，雖然也可以從某些方面對其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但總給人感覺不是很公正，也不客觀。所以筆者提出“華經”這一概念，希望教界和學界的師友們批評指正。
　　三，疏釋部分
　　這類佛教文獻包括了各類佛經疏釋、義記等，如傳世的《華嚴經疏》、《法華玄贊》、《維摩義記》、《大乘起信論》、《楞伽師資記》等等。其中《薩婆多宗五事論》、《菩薩律儀十二頌》、《八聲傳頌》、《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大乘四法經》、《大乘稻稈經》、《六門陀羅尼經》、《因緣心論頌》、《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等為敦煌獨有。
　　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大智度論》的寫本殘卷，從字體上看就為北朝時期寫本，與鳩摩羅什譯此經時代相隔不久；有趣的是，這個寫本的一些專用名詞，都與羅什譯本不同，如“世尊”作“大德”、“德女”作“有德女”、 “凡夫”作“小人”，還有部分地方文意為概括之語。此件不僅僅是反映了《大智度論》的早期形態，更為重要者，我們懷疑在羅什之前，可能已經有了《大智度論》的譯本在流傳。因為這顯然不是抄寫者所改動（抄經人無權對經文作任何改動）。只是由於殘片所存文字較少，有許多問題我們還無法作出確切的結論。
　　在這部分文獻中，應該包括被日本學者稱之為《佛教綱要書》（佛經概要）的寫本，如《大乘義章》等；這些文獻是對佛經經文要義的簡明解釋，也屬於疏釋類文獻。
　　四，史傳及相關部分
　　這部分主要是指有關佛教歷史、佛教人物傳記等各類文獻，如《佛法東流傳》、《聖僧傳》，以及“亡僧尼文”、祭僧文等。在敦煌文獻中，這部分的數量不是很大。但其中有一些關於僧人佛教活動的記錄，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等，是十分珍貴的佛教發展史文獻。
　　此類文獻還包括一部分有關佛教聖跡的志書、記行、讚頌等文獻，如《諸山聖跡志》、《五臺山聖境贊》等。
　　五，經錄部分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佛經目錄類文書，從內容上也大致分兩類：一是傳世本目錄的抄本，如眾經別錄、大周錄、開元錄等；一種是僅存敦煌的經目，當然這些自己編纂的目錄有一些也是根據正規目錄簡編而成，一部分是自撰的目錄，但不論屬哪種情況，第二類目錄都是傳世經目中未曾收錄者。方廣錩先生《敦煌佛教經錄集校》中收錄了敦煌寫本經錄中的幾乎所有寫本，為研究者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經錄類寫本反映了佛教經文在社會上的流傳情況，即一個時期內一定地域範圍內的佛教信仰流行趨勢。有一些經錄的題記直接反映了收集編纂佛經目錄的社會目的，如敦煌研究院藏349號、北新329號五代後唐長興五年（934）《見一切入藏經目錄》題記雲：“長興五年歲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寺藏內經論部帙不全，遂乃啟顙虔誠，誓發弘願，謹于諸家函藏尋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流傳於世，光飾玄門，萬代千秋，永充供養。願使龍天八部，護衛神沙；梵釋四王，永安蓮塞；城隍泰樂，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寶位；先亡姻眷，超騰會於龍華；見在宗枝，寵長祿於親族。應有所得經論，見為目錄，具數於後。”反映出明顯地社會適用性。
　　六，佛經故事部分
　　選取佛經經文段落和一些高僧傳記所改編的各類故事，如感應故事、因緣故事、靈驗故事等。其中數量最多者為因緣故事和因緣記。如《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金剛醜婦因緣》、《難陀出家緣起》、《歡喜國王緣》、《四獸因緣》、《祗園因由記》、《佛圖澄和尚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慧遠和尚因緣記》、《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主題強調佛教的因果報應關係，內容短小精悍，情節傳奇制勝，形式上靈活多樣，一經講頌，廣為流布，有較強的生命力和較好的宣傳效果。
　　七，講頌文獻部分：各類講經文、變文、押座文、解座文、詩、詞、賦、話本、佛曲、贊、偈頌等文獻——即所謂“敦煌佛教文學文獻”、“敦煌文學文獻”。
　　講經文：有《阿彌陀講經文》、《法華經講經文》、《金剛經講經文》、《彌勒經講經文》、《父母恩重講經文》等；是對佛經經文的通俗性講解，通常將經文演繹成故事，形式上說唱結合，生動活潑，趣味橫生，引人入勝，為廣大僧俗信眾所喜聞樂見。
　　變文是敦煌文獻中最著名地文學體裁，其形式與講經文類似。佛教內容的有《佛本行集經變文》、《降魔變文》、《地獄變文》、《目連變文》等。至於敦煌變文中的歷史人物故事類的變文，如《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甚至包括《捉季布變文》、《秋胡變文》等，實際上已經完全失去了佛教的意義，不屬於佛教文獻之列。
　　押座文：有《八相押座文》、《八關齋戒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左街僧錄大師押座文》等；押座之義為彈壓四座，押座文為講經的開場白，形式是唱詞，用表演和娛樂的方法招徠聽眾，吸引其注意力。講經終場的結束致語則為“解座文”，形式為本言詞，內容為索取佈施或調侃。
　　佛教內容的其他文學文獻如詩、詞、賦、話本、佛曲、贊、偈頌等，亦是供講經頌經用，只是作為文學作品的體裁和形式各有所異，茲不贅。
　　八，榜書部分
　　榜書、榜文也屬敦煌佛教文獻的組成部分，它們大量出現在石窟壁畫、絹畫等繪畫作品上，其內容多為佛經經文的移錄或摘要；由於受到畫面整體佈局及榜書文框面積的限制，許多情況下，為了在十分有限的榜書框中將面畫的內容表述完整，就不得不對佛經經文作一些適當的省略和濃縮，這就出現榜書原文與佛經經文原文不太相符的現象，一般都是榜文字數少於經文。在敦煌石窟裏，從北魏到宋初，從千佛壁畫的《佛名經》榜書，到後來大幅經變畫中的經品說明，榜書內容十分豐富，而且很多榜書墨蹟均可辨識。目前只有少量經變畫的榜書得到記錄和整理，但這部分工作量非常大，任務還相當繁重。
　　同時，在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一批壁畫榜文的抄本，它們有榜文的底稿，也有榜文的記錄稿，具體情況則與上所述相同。但有一些榜書底稿似乎是專門為繪畫而編寫或改寫的，如S2113V《華嚴九會》稿等。學者們已經注意到這些文獻並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
　　以上各部分敦煌的佛教經籍類文獻，流傳于敦煌地區的各個時期，反映了這些不同時代敦煌地區的信仰內容和形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徵。而且，由敦煌僧人自己編纂的佛經目錄，在這方面尤為突出。
　　下篇：敦煌佛教煌活動文獻
　　一， 入門類：
　　敦煌保存有各類佛教常識讀物、佛教普及讀物、佛教啟蒙知識讀物等，主要有《法門名義集》、《世間宗見》、《八婆羅夷》、《三乘五性》、《五乘三性》、《三寶四諦》、《三科》等。日本學者中有人將這類文書的一部分稱之為“佛教綱要書”，但實際上，這類文書與敍述佛教經文要義的佛教概要書如《大乘義章》等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類文獻；同時，概要書之類的文書是出自著名的高僧大德之手、從外地流傳至敦煌的經籍類文獻，而入門讀物類則是根據敦煌當地佛教宣傳普及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民間實用性文獻。但這類文獻的研究成果極少，作為專門的佛教入門讀物的研究，僅日本人芳村修基氏早年發表過一篇《佛教初學入門書殘卷考書》，而且僅限於很小的範圍。
　　二，修行類
　　指僧團內部活動的各類文獻，如請佛、歎佛、開經、禮拜、懺悔、勸請、回向、發願等。根據汪娟教授的研究，這類文獻大體可分為禮佛與禮懺兩大類。實際上，禮佛也好，禮懺發願也好，目的主要還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安定繁榮，這就是修行類佛教文獻的社會意義。我們從禮佛文和發願文的描述中隨處可見，茲不贅言。
　　敦煌僧團組織和管理下的禮佛、禮懺活動，實際上是由統治者集團掌握的，例如在敦煌的西漢金山國時期，敦煌地方統治集團還專門發佈文告，對所有佛教活動（包括活動內容的行文格式）進行了格式化、規範化管理，P3405號文書的全部內容就是這一歷史現象的反應。僧團的很多活動，都由都僧統根據地方軍政統治集團的旨旨意頒佈實施，如P6005V《貼諸寺綱管》，就是令僧人坐夏安居、住寺修行通告。
　　總的來講，敦煌佛教僧團的修行活動，因為受到社會制度的制約，特別是敦煌地方社會制度的制約，而絲毫沒有脫離與社會的聯繫。
　　三，儀軌類
　　敦煌自西元二世紀以來，就有來自西域和生長于本土的僧人從事佛教活動，有了僧團組織。敦煌文獻中也為我們保存了五世紀以來，特別是八至十世紀時的有關佛教組織制度和佛教儀軌類文獻。這些文獻包括僧團管理、僧官任免、僧尼剃度和受戒等。這些文獻反映了歷史上中國佛教僧團組織發展的歷史痕跡，也展示出佛教組織的敦煌地方地色，歷來受到學界和教界的重視，研究成果甚豐。當然，許多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
　　一部分關於僧團組織機構的記錄，比如寺院的中下層寺職，專門的任免文件並不多見，而是散見於寺院的管理與各類活動的文獻中，記錄擔當某一職務的僧人的職責履行、收支帳目等。我們從這裏可以窺見敦煌寺院最基層的組織機構和職責。
　　四，行事類
　　在古代敦煌，一年之中，從正月十五有上元燃燈，二月八日佛陀出家行城行像，四月八日佛聖誕、七月十五盂蘭盆，到臘月八日佛成道，以及其他其他諸佛菩薩出家成道節日慶典等，固定的佛事活動連續不斷，留下了豐富多彩記載，有燃燈文、二月八日文、行像文、行城文、布薩文、豎傘幢文、齋琬文等，它全面反映了這些佛教活動的內容、形式與動機、目的；這類活動一般都由僧團組織，廣大僧俗信眾參與；但也有由官府組織和主持的，特別是由敦煌地方的最高統治機構組織、最高軍政首領親自主持進行的，如一部分正月十五上元節燃燈。因此所有這些活動，實際上都是打著佛教旗號的社會活動。
　　五，功德類：
　　敦煌文獻中保存有比較豐富的各類佛教功德活動的文獻，如佈施、慶經、印沙、造像、營窟、設齋、結壇、建寺、造塔等，這些活動都是作為佛教的功德出現。這類文獻有相當的數量，同時也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石窟營造也屬於佛教的功德。功德活動實際上也社會活動。筆者曾對石窟營造類文獻作過專門的整理和研究。其他的功德類文獻還有待於按活動類別進行整理和研究。
　　六，濟世（經懺）類
　　敦煌文獻中記錄的這類佛教活動，涉及到廣大民眾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諸多現實問題，是直接造福於民眾與社會的利群、濟世活動；同時，也反映了佛教支配下的敦煌民眾的社會生活風俗與民族風情。主要有如下一些：
　　放良文：有官府、貴族及寺院三種類型，這裏主要是後者，即僧團分期分批地將世襲服務于寺院的奴隸身份給以解脫，使之成為平民而書寫之文書。這類文書帶有契約性質，但同時又作為佛教的一種功德，與官府及貴族的放良有所不同。
　　難月文：難月即產婦分娩之月，在此期間，產婦家人要到寺院請僧人設道場並行念誦之文稱《難月文》，其內容為祈願諸佛神靈保佑母子平安、嬰兒健康等；並敍述產婦家人為此“割捨珍財”向寺院舍施事。
　　賀文：僧團或僧人所寫祝賀吉祥喜慶時事之文書，涉及人們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內容廣泛，形式各異。
　　慶宅文，又稱慶新宅文、入宅文等，為慶祝新宅落成或喬遷入住時，宅主於新宅內設道場請僧念誦之賀詞，內容為宅主及其家族答謝諸神、祈願平安富貴之意，當然也少不了講述宅主“割捨珍財”之類的頌語，和賞賜工匠衣食（實為工錢）等事。由於僧團或僧人的參與，使這一活動帶上佛教的印跡，慶宅文也就成為佛教性質的文獻。入住以後，還要經常舉行於住宅內安放神符以鎮妖避邪之儀式，並念誦安宅文與鎮宅文，不過這些儀式和文書與佛教的關係不是很大。
　　患文，是為祈禱疾病患者早日痊癒、恢復健康的念誦文。
　　亡文：請僧人撰寫並誦讀的為亡故親人（亡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及僧尼等）的薦福文。臨壙文：僧人在埋葬亡人時念誦之追福文。這類文書反映了佛教追求來世的主旨，也包涵著祈願亡靈們對現在世親屬的護佑。
　　黃征、吳偉先生《敦煌願文集》，收錄了大量行事、濟世和功德類文獻，為這類文獻的整理研究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七，傳播類
　　印刷術出現以後，很快就運用到了佛經和佛畫的製作方面。敦煌就保存了相當數量的印製的佛經和佛畫，形成獨具特色的佛教文獻。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大乘佛典《金剛經》，制於西元868年。而有一些小木捺佛像的雕印時間更早一些。印刷佛經和佛畫為佛教文化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敦煌的佛教印刷品，利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和最快捷的傳播速度，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廣大民眾的各方面的需求，在人類傳播史上的重要的價值意義。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近30種木雕板印畫，大部分為西元十世紀時，出自敦煌當地的作品。敦煌版畫中數量最多的內容是木捺小千佛像；最有特色的是觀世音菩薩像：除聖觀自在菩薩外，還有曹元忠雕刻的觀音菩薩像、某氏雕刻的單體觀音菩薩像，以及木捺小觀音菩薩像（千體觀音）等。版畫的題材內容還有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特別是千體地藏）、毗沙門天王、陀羅尼等。所有這些內容，都是敦煌地區（主要是敦煌石窟）唐代以來廣泛流行的內容和題材。版畫中還有一類是需要隨身“帶持”的陀羅尼，其咒語均用梵文雕刻，而發願文中由用漢文雕刻。這些跡象表明，敦煌的佛教信仰已經完全民眾化和社會化了。人們根據社會和自己個人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選取佛教諸佛菩薩中最為廣泛地受到人們敬仰的幾尊，雕板印刷並廣為流布。敦煌版畫作為佛教的宣傳品，在一程度上，從內容和形式上，都適應了當時敦煌人及其敦煌社會的需要。同時，版畫本身還作為敦煌當地的統治者利用佛教信仰來安邦治國的新舉措，如曹元忠造觀音菩薩像題記雲：
　　弟子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開國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為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凶渠順化、勵（癘）疾消散、刁鬥藏音、隨喜見聞，俱沾福佑。于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記。
　　又同氏造大聖毗沙門天王像題記雲：
　　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曹元忠請匠人雕此印板惟願國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于時大晉開動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紀（記）
　　這些題記明確反映了作為敦煌地區最高統治者的曹元忠的政治目的。
　　八，題記類
　　題記類佛教文獻，指敦煌文獻中的歷代寫經題記、絹畫題記、造窟題記等，多為敦煌當地人當時從事各類佛教活動的記錄。
　　寫經題記一般都是附於經文之後。寫經主要分宮廷寫經和民間寫經兩大類，其中民間寫經又分為敦煌本地寫經和外地寫經兩類；寫經題記因此也依此分類。宮廷寫經題記一般只述寫經、校經人姓名、法號、職務等，內容不是很多；而民間寫經題記則多敍述其寫經的目的和動機，牽扯到十分廣泛的社會問題。我們這裏所講的寫經題記，主要是民間的寫經題記；民間寫經題記中側重于敦煌本地的寫經題記。
　　目前所見寫經以外的題記，主要是敦煌石窟造窟題記與敦煌繪畫題記，其中又包括供養人題記與發願文、功德記題榜。造窟、繪畫作為一種“功德”，我們在前面功德類文獻中已有涉及。但由於這部分文獻直接記錄了敦煌佛教活動的社會歷史，故專門作為敦煌佛教文獻的一類，特別是敦煌佛教社會史的重要文獻。
　　石窟供養人及造窟題記，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書已刊佈了大量資料。這些資料反映了敦煌各個時代各個階層的人們從事石窟營造的目的、動機、心態以及營造過程，記錄了作為石窟營造者的各類人物的身份、地位、職業等。本書前文關於石窟營造的論述中已經涉及。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佛教繪畫，可分為絹畫、麻布畫、紙畫、雕板印畫幾類；這些繪畫（或印畫）作品上也書有大量供養人及繪畫發願文題榜，限於條件，這部分資料一直未能系統地搜集和整理。但我們從已經刊佈的繪畫圖錄等處可知其大概。它的內容、性質以及價值，可與石窟上的題記資料同日而語。
　　另外，同一些石窟營造者將佛窟造成自己個人紀念堂及家族祠堂一樣，有些作品實際上是借佛教繪畫來為自己繪製“邈真”，繪畫發願文被書寫成功德主的“邈真贊”，即繪畫者個人一生事蹟及品行的頌記文書，完全成為社會歷史文獻這就成為我們下文討論的內容。
　　九，人物類
　　敦煌文獻中的人物傳記資料，大體有名族名人傳、邈真贊、墓誌銘、祭文等幾類。因為敦煌一直是個佛教的“善國神鄉”，所以敦煌文獻中所載人物除專門的佛教人物之外，其他非佛教人物也大多與佛教有關。如名士、名人傳中就的佛教人物。在邈真贊中，佛教人物以外的世俗人物不僅都與佛教有關，而且邈真先這種體裁本身即來源於佛教。
　　祭文（亡僧尼文）中有一部分也是敦煌本地的佛教人物傳記資料。
　　敦煌文獻中的佛教人物傳記資料，一般都是讚頌的語言多，實際內容少；我們在研究中，需要通過這些頌詞來考察他的事蹟，更要有敦煌文獻和其他相關文獻的的史料作印證。
　　十，寺院文書
　　敦煌古代寺院管理制度及經濟類文獻，是很重要的經濟史、社會制度史文獻，在別的學科已有研究，成果累累。但這類文獻，首先也是佛教文獻，因為它本身就是敦煌佛教發展歷史的記錄，特別是佛教最基層的活動的最具體的記錄。郝春文先生《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即是從新有視角對寺院經濟文書的研究，為我們把這類文獻作為佛教文獻作進一步研究開了先河。
　　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上述十類敦煌佛教文獻所展示的性質和特點，主要有：一是地域性，即產生于敦煌本地的佛教文獻，和雖然產生於外地但只有在敦煌保存下來的佛教文獻；二是普及性，面向廣大佛教信眾；三是實踐性，它的內容主要是佛教實踐活動的記錄和記述；四是多元性，它是以佛教名義出現，但包含了多種思想、文化成份，特別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內容，以及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五是社會性，它基本上完全是服務於社會的佛教活動文獻，體現了中國大乘佛教的特點。
　　後論：敦煌佛教文獻的進一步研究之我見
　　一、更科學的分類研究
　　百餘年來，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也為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以往對敦煌佛教文獻的分類研究，經籍類文獻主要是按原始佛教部派和中國佛教的宗派來進行；而有關佛教實踐活動的文獻，分類研究的成果不多，甚至有一些沒有納入佛教文獻的範疇之內進行研究。這就提示我們：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敦煌佛教文獻的分類問題，是對文獻的性質進行再認識。就經籍類文獻來講，敦煌寫經基本上不反映佛教宗派問題。因為敦煌遠離中原，敦煌佛教史上沒有形成專門的佛教學派。敦煌地區所藏佛經，一部分是由中原朝廷賜給的，一部分是敦煌當地經生們寫的；這些經文大部分翻譯和抄寫于中原佛教宗派形成之前，在它們裏面並沒有多少宗派和烙印。至於佛教活動類文獻，以往的研究多是從文學體裁方面做過一些，內容方面也才是近年有少量有成果問世。因此，全面系統地整理和研究刻不容緩。
　　佛教文獻的研究中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學界與教界的合作。以往的研究很少注意這方面，因此有些成果紕漏較多，甚至往往出現一些在雙方看來都是常識性的錯誤。許多單位已經在這方面作出有有益的嘗試，學界教界珠聯璧合，取長補短，互相促進。
　　二、綜合研究
　　佛教文獻也好，其他歷史文獻也好，每一份文獻所體現的並不是單一的某件事情，而是包涵的豐富的人文內容，涉及宗教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天文、地理、環境、農業、牧業、手工業等各個學科領域，展示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因此，研究每一份敦煌的佛教文獻，不能單純的就事論事，而是全面、深入地從各個方面進行考察和探討，真正把文獻研究深、研究透，搞清楚它的本來面目。這就需要我們有各方面的基礎知識，運用學科交叉的方法手段，綜合研究。這也是當今人文科學的潮流。
　　三，把敦煌佛教文獻置於敦煌及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中深入研究
　　敦煌佛教文獻是敦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產物，它們的價值意義早已經遠遠超出了作為佛教文獻本身的範圍。它展示的不僅是佛教發展的歷史，也是社會發展的歷史。佛教中國化與中國社會，佛教社會化與社會制度對佛教的制約，佛教對社會發展的作用與反作用，等等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都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努力。
　　四，研究敦煌佛教文獻及其所載佛教活動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敦煌佛教文獻和它記載的敦煌歷史上的一系列佛教活動，對敦煌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都有過一定的積極意義，可以為新的歷史時期佛教本身和的生存和發展所處社會的進步提供歷史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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