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玄奘在中國翻譯史上的貢獻
常聞
閩南佛學

　　玄奘生平，可劃分二個時期：46歲以前則“乘危遠邁，杖策孤征”，他到處虛心請教師友，潛研佛教哲理，在五印度被公認為是第一流的大學者，46歲回國，直到65歲逝前一月止，都致力於翻譯著述和講學工作。玄奘是國際上被公認的世界歷史上偉大的佛教徒，旅行家和學識淵博的佛教哲學家，但如果從學術文化上著眼，玄奘的不朽業跡，還在譯著事業上。他在回國後的19年中，  夙興夜寐，孜孜不倦地譯出從印度帶回的經、論共?4部，1335卷，不僅豐富了祖國的文化寶庫，也為印度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獻，並撰《大唐西域記》12卷，對於研究中古時代中亞、南亞的歷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他又把印度久已失傳的《大乘起信論》，中國古代卓越的哲學著作《老子》譯成梵文，傳播於印度，對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貢獻是巨大深遠的。譯場同時為講學的場所，在翻譯時為弟子闡述義學，培養出一批卓越的青年佛學家，並影響及日本，朝鮮。他的弟子窺基著作等身，號稱“百部疏主”，由此而確立了中國佛教的法相宗(亦稱意思宗或唯識宗)。  直至今天，印度的人民尊敬他，中國的人民懷念他，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說玄奘是“新譯”的創始者?翻譯工作者的第一任務是瞭解原文，第二步就得把他所瞭解的傳達給讀者。因此除了熟練掌握本國文字和外文外，還得精通所譯的業務，做到這三點，確非易事。嚴複先生對翻譯事業概括了信、達、雅三原則，至今還不易逾越，而玄奘的翻譯自始至終就能保持在這個水準上。
　　首先，從玄奘翻譯的品質來說，其卷帙眾多，譯文流暢，態度嚴謹都超越了他前後的澤經大師。以數量論，冥祥《行狀》稱玄奘“功倍前哲”，  “至如羅什，稱善秦言，譯經十有餘年，唯有200餘卷(據《高僧傳》為300餘卷，㈦右錄》著錄35部294卷)以此較量，難易見矣。”從隋開皇元年(581年)到唐貞元5年(789年)208年間，譯者54人，共譯出佛經2715卷，而玄奘就譯了1335卷。他譯出中國前所未有的新經典，或舍舊本，重出新譯本，所以開創了“新譯”時期。
　　中國翻譯經典從東漢末到西晉，所據原本大都是中亞胡本，梵文本不多見，而是經過中亞和新疆一帶，今天已經失傳的許多古代語言轉澤過來的。比如焉耆語(吐火羅語A)和龜落語(吐火羅語B)等等。譯者起先大多為中亞印度僧人或僑民，這些人所譯大都是零星小品。另外，由於語言的隔閡，這些外國僧侶必須和中國澤經師合作，依賴“傳言”人的轉譯，這樣就很難把原作的內容與風格準確的表達出來。而是生搬硬套，並不能忠於原文，譯文也粗糙，是翻譯史上的草創時期。其結果，正如道安所指出的，“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從東晉到隋，開始了有組織的大規模譯經，道安，趙整(政)主持譯場，分工較周密，考校亦認真，為鳩摩羅什的大規模譯場打下了基礎。鳩摩羅什在後秦姚興的支持下，於西明閣、逍遙園組織譯場，規模弘大，門人號稱三千，成為政府官辦編譯所的開端。隋代成立譯經館(翻經道場)，實際上也是官辦的。它為時雖暫，僅澤出九部經，但為唐代集體翻譯事業鋪平了道路。其間譯師輩出，如鳩摩羅什、求那跋陀羅、寶雲、真諦、闍那崛多等。但他們還是不能完全精通雙方語文，  仍須通過助手才能以比較暢達的文字，傳達原作的精神，是翻譯史上的發展時期。但這還只是翻譯史上的“舊譯’時代。到了唐初，玄奘主·持澤場，情況便完全改觀，他在“舊譯”長期積累的經驗基礎上，懲前代翻譯之失。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玄奘澤經，悉改新名，而以六朝舊譯為北誤。”從《大唐西域記》中玄奘對於梵名的自注，指出舊曰某某訛也等等凡58條，即可了然。關於語言學上的問題，半個多世紀來國內外學者多有所發現，季茨林的《吐火羅的發觀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浮屠與佛》中均有所說明。由於玄奘“以舊譯多缺多誤為恨，而遠走天竺，”所以他的翻譯不同于舊譯，成為新澤的創始者，由此形成唐代翻譯史上的極盛時期。
　　同時，由於玄奘匝曉梵，漢語文，並、深究佛教典籍，精通佛教敦義，在翻譯時自任譯主，不再依靠外國人了。晉代道安固然是一代宗匠，但一因自己不懂梵文，二惟恐在翻譯時有失佛典原義，不讓“蒲陶(葡萄)酒之被水’，而主張直譯。直到隋代的彥博，雖通梵文，但亦以直譯為主，“甯貴樸而近理，不再巧而背源。”如果從梵文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譯，由於梵、漢語文的結構大相徑庭，可謂“華、梵所分，致形捍格”，讀者是難以看懂的。翻譯事業的發展至玄奘，華、梵並通，就祛除了這種弊病。再如鳩摩羅什號稱翻譯大師，他雖精通梵文和佛學，但還是“于秦晤大格”的不能提筆寫中文，只能“手執胡本，口宣秦言”，由他的助手筆錄，以致“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托于文表”，“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乎穿鑿之譏。”由於梵文委曲，“師(羅什)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所以鳩摩羅什只能以意譯為主，而筆錄漢文經僧肇、僧融、僧睿等潤色。這種“曲從方言，趣不乖本”的意譯，文詞固然明白流暢，饒有文學興味，但鄧保有以詞害意或錯誤的地方。鳩摩羅什譯的《大莊嚴論》盼梵文殘本現已發現，經季羨林核對，  果然發現譯本常刪去原文的繁重地方，不拘原文的體制，而且有變易原文的地方。而玄奘·卻不然，他非常重視譯文與原文的“審核”，以保證品質。印，中學者柏樂天教授和張建木先生對勘了《集論》，《俱舍論》等梵、漢經典後，雖認為微有不足處，但基本上是符合原文的。對玄奘的翻譯是心悅誠服．的。由此可見，續《高僧傳》卷4《玄奘傳》雲：“自前代以來所詳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回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餘言。今可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玩。”又《宋高僧傳》卷3《滿月傳·論》曰：“初則梵客華僧，所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碗配世間，擺名三時，咫尺千里，覿面准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後則奘(玄奘)，空(不空)兩通，……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備矣。”二書論玄奘翻譯之功，其譯述具在，信非溢美之辭。
　　本來，翻譯是很難代替原作的，讀者最好是直接閱讀原作，翻譯畢竟是隔了一層的。因為彥博認為翱譯妥貼是極困難的，主張直接閱讀樂文，使“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鳩摩羅什說：  “改梵為秦。失其藻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阪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囉也。”這是深知翻譯的甘苦之談。早有人說過，翻譯是一種科學，它從一種文字譯成另一種文字，屬於再創造。古人在工作過程中，考察不同語文的不共法同構造和特點，多少還有點規律可循，於是產生了翻譯的理論。不少譯經大師，建立的翻譯標準和理論，直到今天還值得參考。象道安的“論五失”，“三不易”，彥博的‘明八備”，已具相當周密的翻譯方法。玄奘在實際翻譯過程中，關於音和義的問題，提出了“五不翻”論：“一、秘密故如陀歲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六義，三、此方無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樹，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勝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玄奘此論，成了以後譯經的模式。
　　關於玄奘翻澤的特色，簡要說來，有F列四個方面：
　　(一)集體翻譯，分工負責，有計劃地進行。玄奘吸取前人的經驗，取精用宏，制出集體合作的翻譯程式制度，分工負責，各有專職。我們從《續高僧傳》的有關記載和玄奘所譯經淪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他所主持的譯場和翻譯程式是：
　　1，譯主，是譯場的主要負責人，須精通梵、漢語文，深究大，小乘經論，辯析名相，證解微義，凡遇到翻譯上的疑義，由他負判斷的責任。
　　2，征義：是譯主的助手，凡巳譯成的文字審查其意義與梵本有無出入之處，與譯主斟酌決定。
　　3，證文：在譯主宣讀梵本時，注意它與原文有無舛識。
　　4，書手；’一稱度語，把梵文的字義翻譯成中文的字義。
　　5、筆受：把梵文的字義翻譯成中文的字X．
　　6，綴文：因為梵，漢文字的結構和文法不同，由他加以整理，以符合漢文結構。
　　7，參譯：校勘原文是否有錯誤，同時將譯文回證原文，是否有誤。
　　8，刊定：由於梵，漢文的體制不同，刊定所譯成的每句，每節，每章，去蕪存精，使其簡要明確。
　　9，潤文：把巳譯成的書，進行文字加工，使其文字流暢優美。
　　10、梵唄：經過以上九道手續，翻譯完備後，還要用梵音唱念一遍，修正音節和諧處，以便傳誦。
　　從玄奘所譯經淪的次第，和他日間有事，夜間補足，“三更暫眠，五更複起”的紀載看來，可知是有重點、有計劃地進行傳譯的。他在19年的翻譯工作中，自貞觀19年到23年以譯《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因為此論為大乘佛教瑜伽行宗所說的根本論典，是玄奘冒險西行的求法原因之一，故歸國後謝絕一切，  認真譯出此論，同時譯出這一學派的“一本、十支”諸論書，並著《大唐西域記》。從水徽元年到顯慶4年，他翻譯以代表小乘佛教毗曇之學最後譯出《俱舍論》，同時譯出《成唯識淪》，宗護法論師之學說。對於各種佛教的宗教哲學理論作了抉擇的結論，指出瑜伽行學說的究竟。玄奘在傳譯中發揮自己的學說，為在中國建立法幗宗的基本。從顯慶5年到麟德元年，以翻譯《大般若經》為中心，目的是將瑜伽宗的學說，上通於般若，調和大乘佛教的“空”(中觀)、  “有”(瑜伽)之爭。由此可見，玄奘的翻譯經典都注意到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而作了完整的介紹。吾人可以在他的譯籍裏瞭解到印度佛學的全貌．他一生所學，雖沒有佛學專著遺留下來，但由此可見其深廣的造詣。 
　　(二)態度嚴謹，著筆審慎，譯前廣羅名本，校勘異同，擇善而從。漢魏時期的傳澤每多口授，即有錯誤，也無從訂正。以後從中亞地區傳入各種經論，由於傳承學派的不同，互有歧異。而中亞地區的傳本和從南亞地區的傳本又互有差別。因為傳本的不同，有的字句之間相差很遠，校勘各本異同，有所根據，作出判斷，訂正舛文，這是古代學者所常用的方法。從玄奘的傳記和行狀以及他所譯經論的後記中均能見到。例如：窺基《唯識三十論述記》雲：  “今我和尚三藏法師玄奘，校諸梵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0載《大般若經》的翻譯“然，法師于西域得三本，到翻譯時，文有疑錯，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勘審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自古無比。”《異部宗輪論}譯文，玄奘有一頌雲：  “備譯眾梵本，再譯宗輪論。”所謂“備譯眾梵本”，可見他在譯前是進行了校勘的。
　　(三)語言精確，確台原籍，直譯意譯，不拘一例。翻譯要確切地表達出原作的精神風貌，不是易事。玄奘在未出困前，即已“／‘求諸藩，遍學書語”。到印度那爛陀寺又專學婆羅門《聲明記論》，通其變化，能以梵文著論文。他與印度人士交談，不待譯人，說明他對兩土之音訓，通達無礙。故而他的翻譯，融合中，梵，臻於“化境”。
　　玄奘既不主張鳩摩羅什“不嚴于務得原文，而在取意”的意譯作風，又反對直譯文體。他的翻譯為求得文和義的切合原作，而又文從字順，其方法則不拘泥於直譯和意譯。目的是既不損原意，又便於讀者瞭解，不是梵化的漢文，形成一種獨創的“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總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徹，然後用適當的中文清楚表達出來。他常在一節之後加上了一個結語，使譯文含有注釋性的增益。有時在譯文中加上一些字，使文更為顯明曉暢，有時用另一種譯名來代替某些專門術語，使讀者易於理解。柏樂天教授在對勘梵、漢經典中，總結玄奘翻譯的特色約有七事：(1)代名詞的運用，  (2)翻台譯，  (3)增益，  (4)刪略，  (5)變位，  (6)譯名的假錯，  (7)餘論。所以，季羨林對梵、漢佛典進行研究後，不能不認為玄奘的翻譯“對原文忠實，讀起來又不彆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四)重譯經論，參考舊譯，訂正前失，使之益臻完善。前人譯過的著作，如果譯的不全或者不理想，就需要重譯，這是翻譯上常見的事。佛典的重譯，翻開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卷目錄部，幾乎大多數主要的經淪都有重譯本，甚至有6，?譯，如《首楞嚴經》曾9次重譯。在玄奘的譯籍中，重譯的很多。他之所以重譯：①因為舊譯梵本不全，有的只是大部經典中的一部分，如《瑜伽師地淪》，曇無讖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為《菩薩地持經》10卷，求那跋陀羅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為《菩薩善戒經》10卷，真諦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為《十七地論》5卷和《決定藏論》，至玄奘才重譯成《瑜伽師地論》I，00卷，首尾俱全，瑜伽的翻譯至此告一段落。又如玄奘所譯三百卷《大毗婆沙論》，即為補足北涼道泰的百卷本《婆沙淪》。又如《大般若經》共四處十六會，梵本共有十萬頌，其中九會是單本，七會是重譯，而玄奘則一字不刪重譯齊全成六百卷。②重譯是為了訂正舊譯文義的舛訛和漏失，使之成為善本。所以玄奘在翻譯時，顯然“不屑古人，執木陳勘，頗開前失”，但舊譯並非是毫無足取之處，他還是作為參考，允當的保留，謬誤的訂正，慎重的加以取捨揚棄，目的是為了譯本的完善盡美。
　　以上匹點，對今天的翻譯來說，還是值得重視的。
　　上面對玄獎在中國翻譯史上的貢獻，作了約略的論述，這裏借用已故的印度的·柏樂天教授的話來結束全文吧I他說：“無論從哪方面看來，玄奘都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翻譯家，在中國以外沒有過這麼偉大的翻譯家。在全人類的文化史中，只好說玄奘是第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中國很榮幸的是這位翻譯家的祖國，只有偉大的中國才能產生出這麼偉大的翻譯家，這是中國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