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錄於普門學報：第十三期／書評
【書評】

中國佛教邏輯體系的建立

－－評沈劍英主編的《中國佛教邏輯史》

尹邦志
（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沈劍英（一九三六－）是當代中國影響較大的因明學者，六○年代開始研究邏輯、因明，對中國佛教邏輯作了多方探索。所著《因明學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和《佛家邏輯》（開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視野開闊，建樹頗多，引人矚目。《中國佛教邏輯史》（華東師大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是他的最新力作。據作者介紹，他從八○年代就開始了本書的準備工作，其中的藏傳因明部分，曾先後邀請該領域的泰斗王森、楊化群、劇宗林諸先生撰寫，可惜人世滄桑，終未如願。展讀此書，文約義豐，確係心血凝聚之作。

　　因明研究在中國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然而斷續無常，幾成絕學，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諸多空白。近代以來，因明學復興，海內外人士均投入大量精力進行研究，結果，一方面使一些千年疑案有了解決的可能，令人歡欣；另一方面，由於研究者的出發點各異，結論也就迥然不同，因明領域又彷彿成了戰場，聚訟紛紜。《中國佛教邏輯史》不僅反映了這種現象，而且著重探討了解決的辦法。

　　所謂解決辦法，即建立中國佛教邏輯體系。按本書的觀點，中國佛教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西元五－六世紀，印度古因明傳入；第二階段，七世紀上半葉，玄奘譯介陳那（約四四○－五二○）創立的新因明；第三階段，八世紀以降，西藏移植並發展陳那、法稱（六○○？－六八○？）的因明學。由此，體系的建立必定是近代人方能完成的工作。本書所提議建立的中國佛教邏輯體系，特點主要在於祖陳那而宗法稱，融通漢、藏因明學。此前涉足這一領域、提出真知灼見的學者也不少，但以專著的形式加以論述，本書仍有發凡啟例之功。

　　印度因明本是認識論、邏輯學、論辯學以及修行論的合體，漢、藏因明同源而異流，不僅師承有別，而且重點不同。藏傳因明學奠基於松贊干布時期，在佛教「前弘期」即建立了許多專門翻譯和研習因明的場所，「後弘期」完成了印度重要因明著作的傳譯，形成因明學的基礎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陳那的《集量論》和法稱的「因明七論」，「因明七論」即《釋量論》、《定量論》、《正理滴論》、《因滴論》、《觀相屬論》、《諍正理論》、《成他相續論》，是法稱闡釋《集量論》而形成的邏輯主張。法稱將因明學佛教化，使它成為認識真諦、尋求解脫的重要途徑，使因明學達到頂峰。這種傳統經藏地恰巴曲森（一一○九－一一六九）、薩班‧貢噶堅贊（一一八二－一二五一）、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賈曹杰（一三四六－一四三二）、克主杰（一三八五－一四七四）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注重知識論的藏傳因明「量學」。與此不同，漢傳因明主要以陳那《正理門論》及其弟子商羯羅主的《入正理論》為主要依據，以邏輯的立破為重點，以「摧伏外道」為主要功能。可見，只有整合漢藏因明學，才能形成中國佛教邏輯的完成體系。

　　只有融會漢藏因明的完整體系，才能反映「佛教邏輯」的特點。這一特點，按本書的陳述，就是「因明」與「內明」的結合。例如，宗喀巴對「量」的畫分[註1] ：



　　「瑜伽現量」即禪定中的現量，是佛教認識論獨有的領域；從「比量」中分出「信解比量」，將「現量」分為聲聞量、獨覺量、大乘量，凡此體現了佛教認識論與修持結合的特點。

　　佛家邏輯的教義背景，也可以通過漢藏因明的比較而更為清晰地呈現出來。法稱之後，因明成為佛教的專用工具，與佛教教義越來越融為一體。漢傳因明承續的陳那－法護因明學，宗承的是法相唯識學；法稱則糅合了經部與中觀學派的教理，史稱「中觀瑜伽行派」。藏傳因明直接繼承了陳那和法稱的血脈，以中觀應成見為主導，兼取了唯識和經部學說精華，構成精致完整的知識論和解脫論體系。教義與因明的結合，在印度束縛了佛教義學的發展，在藏地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藏傳量論著述可與歐洲中世紀的學術成果相媲美。

　　《中國佛教邏輯史》在編排體例上體現出了一種平實的風格。其具體做法是，將古往今來重要的中國佛教邏輯著作、論文，按歷史線索盡數羅列，介紹其觀點、內容。對在邏輯史上有突出貢獻的作品，則按章節品目次序，作詳細點評。由於主編及作者們長期從事邏輯史的編撰工作，所據材料極其充分。大體說來，本書所囊括的資料有：魏晉至明清的中土因明研究成果、藏傳因明主要作家及其著作、近現代大陸及港台因明著述介紹或存目。在處理這些洋洋大觀的文獻時，為求邏輯史的線索清晰簡明，一般只對作品內容及學者貢獻作概括性的解說，既避免作過多的引申，也不發揮己意，率性評論。對於那些痛恨文字垃圾、不喜歡廢話的讀者，這種文風大概是相當合乎口味的。

　　這並不是說，作者們在書中沒有直接表明自己的學術路徑。實際上，作者的功夫並不僅僅體現在編輯和組織上，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他們旗幟鮮明的表達了自己的立場。舉例來說，對於玄奘的「真唯識量」是否成立，歷來爭論不休。近代學者中，因明大師呂澂與著名的佛教學者任繼愈等人均持肯定態度。本書除了在不同的部分對有關論爭的歷史、各家得失作了簡介，並對其宗、因、喻三支作了詳細分析，得出結論：玄奘只是「將原是自比量的『真唯識論』粉飾為共比量，反而破綻百出」[註2]。書中觀點自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堅持己見的態度與著述的原則並不相違。

　　本書對因明的態度，顯然是出自「邏輯學」的立場，而不是護教的熱忱。首先，將「因明」冠以「佛教邏輯」之稱是一種表現；其次，書中對玄奘等人的歷史貢獻，是從邏輯發展的歷史角度來評價的；第三，本書主張的邏輯體系，主要特點是將工具論與知識論、辯論術相結合，與只將因明作為立破工具的傳統相去甚遠。關於佛家因明是否屬於邏輯學的範疇，近代以來是一個爭論比較熱烈的話題，反對者有幾種意見，一種認為，把佛教教義與因明糅合在一起，是對因明的歪曲；另外有人主張，因明與佛教有歷史淵源，但並不構成佛教的理論基礎，或不是佛教的專業邏輯。本書強調，彌勒等佛教大師使印度的「因明學」成為一門學科得以正式建立，以陳那等代表的「新因明」的發展，也是在佛教內部完成的，因而將其稱為「佛家邏輯」。顯然，這種稱謂也是基於歷史事實的一家之言。

　　總之，我們可以將本書看作佛學與現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的一次碰撞、邏輯學者對中國佛教邏輯資料的一次整理，以及對因明問題的一種探討。在佛學的第二故鄉，這種碰撞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從大體上說，這是佛教邏輯學對以科學為主流的學術的一種回應，即佛學中具有特別價值的因素以學術的面貌展現出來。至於具體工作是由教內還是教外的人士來承擔，具體結論如何，這一點並不重要。近代以來，類似的回應有諸多表現：由太虛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潮，從教內的眼光來看，境界最為開闊；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曾經將佛教精神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支那內學院、湯用彤等人進行的佛學研究，從現代學術的角度，將佛學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血肉關係，作了令人信服的論證。此外還有很多，不贅論。有關佛教邏輯的整理，則不僅能夠證明佛家因明與人類文化密切相關，對它的發展而言，也肯定是一次機會，至少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註釋】

[註1] 轉引自《中國佛教邏輯史》，第二六五頁。

[註2] 《中國佛教邏輯史》，第八十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