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諦”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的擴大,“二諦”理論也傳入了中國。在中國佛教史上也成為一個受人關注的問題。中國佛教史上論及“二諦”的僧侶或宗派很多,此處僅討論一些較顯著的。
如上所述,“二諦”理論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後才變得顯著或突出起來的。佛教在中國最初真正引起思想界重視的是大乘的般若學,而“二諦”理論是般若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較早出現的一大批般若學者,大多討論“二諦”問題,僅東晉和南北朝時期就可列出不少人。如慧遠、支道林、法開、道一、道邃、僧肇、寶亮等有關於“二諦”的論述。這些人對“二諦”的解釋多是依照他們印度傳來的佛典(主要是般若中觀系統的佛典)中有關論述的理解展開的。具體來說,主要是圍繞“空”或“有”的觀念展開。他們對“二諦”的解釋與印度原有“二諦”理論的距離一般也隨他們對“空”、“有”問題的見解與印度般若中觀系統的有關論述的距離而定。總起來說,在東晉南北朝時期,對“二諦”的解釋極多,也很難說的有哪一種觀念受到了當時佛學界的較一致或基本上肯定。這裏需要提及的是在“二諦”理論方面影響稍大一些的所謂梁代的“三大法師”(即開善寺的智藏、莊嚴寺的僧mín@②和光宅寺的法雲)。三大法師繼承和發展了小乘佛教特別是《成實論》的一些基本觀念,他們的理論特色是側重從“理”和“境”方面來解釋“二諦”。他們一般認為,無論是“真諦”還是“俗諦”都是指“理”和“境”來說的,世間人認識到的真實為“俗諦”,而出世間人認識到的真實為“真諦”,真俗二諦是相關聯的,都是在同一境上所見之理,只是見有不同,二諦應當統一起來。三大法師的觀點雖有一定的印度佛典的理論根據,但他們卻多少有些把“境”執為實有的傾向,沒有達到印度般若中觀系統和後來中國三論宗所主張“無所得”或較徹底的“空”的觀念(參考呂徵著:《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第131—132頁)。進入隋唐之後,中國形成了一些較有影響的佛教宗派。各宗學說一般也都涉及“二諦”理論,但論述較多的是三論宗和天臺宗。
三論宗的代表人物吉藏就極為注重“二諦”問題,曾專門寫過《二諦章》和《二諦論》等。在其主要著作《三論玄義》、《大乘玄論》等中也有這方面的論述。吉藏曾在《三論玄義》、《大乘玄論》等中也有這方面的論述。
吉藏曾在《三論玄義》中批駁過“毗曇”(有部等)的“二諦”觀念。認為“毗曇”是所謂“喪圓旨”,即“雖知俗有,不悟真空,既惑真空,亦迷俗有,是故真俗二諦俱並喪。”(大45/2,3)既然“毗曇”是“真俗二諦俱並喪”,那麼按吉藏的觀點,真二諦應如何來解釋呢?
大《大乘玄論》卷第一中,吉藏說:“(其)他(派或人)但以有為世諦,空為真諦,今明:若有若空,皆是世諦,非空非有,始名真諦。三者,空有為二,非空有為不二,二與不二,皆是世諦,非二不二,名為真諦。四者,此三種二諦,皆是教門,說此三門,為令悟不三,無所依得,始名真諦。”(大45/15)此處,吉藏對“二諦”的解釋明顯是要強調無分別的觀念。理論形式(四重二諦)雖與般若類經和中觀派有差別,但基本思路在般若中觀系統中就有表現。前面已經說過,般若類經中對“第一義諦”的解釋很多,主要的可概括為兩種,即“性空”和“無分別”。吉藏的說法與後一種解釋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吉藏將“二諦”的說法分為幾重,並對三重逐次進行否定,無非就是要表明:即便是講說佛教的重要義理,其表述形式由於採用了言語觀念等,因而就不可能不偏執。只有對各種言語觀念等進行不斷的否定,才是實行“中道”。否定三重二諦說只是表明其“無分別”或“無所得”觀念的一種手法。“無分別”或“無所得”的觀念也就是“中道”的思想方法。因此,可以說吉藏的“二諦”理論是在般若中觀系統基本觀念(強調“無分別”或“無所得”觀念)的基本上對傳統“二諦”理論在形式上的一種發展。其基本特徵是一種所謂“言教二諦”,即認為無論是“真諦”還是“俗諦”都是佛的方便說教,都不能執著
天臺宗對“二諦”問題也極為重視,有不少這方面的論述。如智@③在《四教義》卷第二中說:二諦有二種:一者理外二諦,二者理內二諦。若真諦非佛性,即是理外之二諦;真諦即是佛性,即是理內二諦也。”(大46/728 )智@③在這兩種二諦之下又有“相即”和不相即”等細緻的分類,分別來解釋藏、通、別、圓四教(詳見智@③《四教義》卷第二,並參考吳汝鈞編著《佛教大詞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5年,第26頁)。天臺宗雖然在其“二諦”的具體理論的細節上提出了許多印度佛典中所不曾提到的觀念,但在基本思想上仍是以印度般若中觀系統的思想為指導,特別是以“中道”的思想為指導,強調不僅要堅持“空”而且要重視“俗諦”,根據真俗“二諦”中所包含的不同意義或關係來解釋其理論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使“二諦”理論有機地融入其總的理論體系之中。天臺宗的“二諦”理論從類型上說也是屬於所謂“言教二諦”,正如智@③在《四教義》中所說的:“今明真俗說為諦者,但是方便,非實諦也”(智@③《四教義》卷第二,大46 /728)。
除上述兩宗外,慈恩宗等亦有不少關於“二諦”的理論(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5、46頁)。而且,即便是三論宗和天臺宗,不同思想家,甚至同一思想家的不同著作,對這一理論的敍述亦有差別,不止以上所述。唐朝之後,中國佛教思想家當然還有這方面的論述,但就其重要性或影響的程度來說,已不能與唐朝及前相比了。
四、“二諦”理論在佛教發展史上的主要作用和歷史意義
佛教的“二諦”理論之所以在歷史上受到許多著名佛教思想家或佛教派別(宗派)的重視,與其在佛教發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有極大關係。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二諦”理論起著一種緩和佛教學說與世俗社會觀念衝突的作用。或者說,“二諦”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佛教徒既要堅持佛教的出世性,又不得參與世俗生活(對其有所肯定)這二者間的矛盾。佛教是一種宗教,而宗教就有強調出世的特性,但佛教徒又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否定現實世界再徹底也只能是在口關頭上。而在實際上,離開了現實生活,離開了對人最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佛教徒是不能生存的,佛教是不能存在的。因而,佛教徒在堅持宗教的出世性和不得不參加與世俗生活(對其有所肯定)方面存在著矛盾。而“二諦”理論恰恰是調和這種矛盾的有力工具。根據許多佛教思想家的“二諦”理論,堅持出世性,如否定世間現象的實在性,是“第一義諦”;而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種方式)肯定世間現象的實在性,是“俗諦”。二者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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