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8/11 0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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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五種不翻”三題
方廣錩
玄奘法師是我國唐代著名的佛教理論家、翻譯家。他對中國佛教、中國文化乃至亞洲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魯迅曾稱玄奘這樣的優秀人物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本文擬僅就玄奘提出的“五種不翻”略述己見。
一、“五種不翻”的出處
根據目前所得資料，近代以來，我國最早對玄奘“五種不翻”進行研究的是梁啟超。他在《佛典之翻譯》一文中指出：“翻譯之事，遣詞既不易，定名尤最難。全采原音，則幾同不譯。易以漢語，則內容所含之義，差之毫釐，即謬以千里。折衷兩者，最費苦心。”[1]然後舉鳩摩羅什、玄奘為例說明之。其中關於玄裝的文字如下：
而奘公亦謂：“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三、此無故，如閻浮樹。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引）”[2]
梁啟超稱記敍玄奘“五種不翻”的資料出於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周敦義，南宋荊溪人，自號唯心居士。他的這篇序文寫於紹興二十七年丁醜（1157），今天依然保存在大藏經中。現據《大正藏》本錄文如下：
唐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淨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3]
比較上述兩段文字，梁啟超引文對周敦義原文有刪節，有修訂。他保留了周敦義原文的主要內容，刪略了說明性文字。原文將“閻浮樹”誤寫為“閻淨樹”，梁啟超作了訂正，但未作訂正說明。梁啟超這種刪略原文的引文方法及訂正的方法，不符合現代學術規範。但中國處於新舊之交的文人，行文時大抵如此，故不應苛責前賢。
其後五老舊侶的《佛教譯經制度考》、羅根澤的《佛經翻譯論》都論及玄奘的“五種不翻”，也都稱出自周敦義的《翻譯名義序》[4]。他們的引文雖有瑕疵，但大體能尊重原文[5]，不像梁啟超那樣任意撮略，這是現代學術規範逐漸普及的結果。
然而，玄奘“五種不翻”其實並非出於周敦義的《翻譯名義序》。這個問題，是臺灣曹仕邦發現的。他在1979年發表的《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中指出：“舉凡治佛教史或研究翻譯方法的學人，莫不知唐時玄奘三藏（602～664）提出所謂‘五種不翻’之說，謂遇到五種情形，對梵文僅譯音而不譯意。此說一般人均誤以為保存于南宋周敦義為釋法雲（1088～1158）編集的《翻譯名義》（大正藏編號2131）一書所撰的序文中。仕邦以前亦有此誤解。實則奘公之說，保存于《翻譯名義集》卷一<十種通稱>的“婆伽婆”條中，周氏不過節引之而已。”[6]
現據《大正藏》本，把《翻譯名義集》卷一中法雲原文抄錄如下：
唐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7]
比較法雲原文與周敦義引文，可知周敦義的引文，對法雲原意雖無改變，但行文卻相當隨便。這已經不是什麼刪略，而幾近於改寫；且將“閻浮樹”誤寫為“閻淨樹”。但這正是古人引書的風格。我們閱讀古書及從事古籍整理，對這種情況，必需予以注意。
自從曹仕邦提出“五種不翻”的正確出處之後，臺灣的一些學者注意到這一點，在此後的相關論著中採用了新的說法。如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謂：“‘五種不翻’是玄奘最具體的譯經理論，記載於南宋法雲《翻譯名義》第一卷十種通號第一“婆伽婆”條（周敦義為法雲此書寫序，亦節引此段）。”[8]遺憾的是大陸的學者幾乎無人注意這一點。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1984年7月出版）、楊廷福《玄奘論集》（1986年7月出版）、陳揚炯《玄奘評傳》（1995年9月出版）、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1995年12月發表）、馬佩主編《玄奘研究》（1997年7月出版）、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2002年4月發表），論述“五種不翻”時，均稱出於周敦義《翻譯名義序》；或不提出處，直接引用周敦義《翻譯名義序》的引文。[9]
學術所以能夠發展，在於它能夠積累。因此，儘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學術發展的必要前提。希望佛教研究界的朋友，今後能夠更加注意這一問題。
除了南宋法雲外，北宋釋贊寧在他的《宋高僧傳》卷三中也提到“五種不翻”：
逖[10]觀道安也，論“五失三不易”；彥琮也，籍其“八備”；明則也，撰《翻經儀式》；玄奘也，立“五種不翻”。此皆類左氏之諸凡，同史家之變例。[11]
贊寧（919～1001）距離玄奘時代約350年。他提到玄裝的“五種不翻”，但未解釋具體內容，未提及資料來源。法雲距離玄奘已將近五百年，介紹了“五種不翻”大致內容，但也沒有解釋資料來源。我們目前能夠得到的關於玄奘“五種不翻”的資料，只有這兩條。我感興趣的是，三、五百年後的贊寧、法雲是如何得知玄奘的這一“五種不翻”的？可以推測，這一資料一定記載在某部著作中，而贊寧等人見到過這部著作。那麼，這是一部什麼著作？它亡佚於何時？這部著作或它的某些斷片是否還保存在某處，等待著我們去發現？
二、“五種不翻”的淵源
玄奘的“五種不翻”有它的發展淵源。據筆者所知，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楊廷福。他在所著《玄奘論集》中說：
玄奘在實際翻譯中，關於音和義的問題，在廣亮法師“五不翻”的基礎上，提出了“五不翻”論。[12]
指出玄奘“五種不翻”有其發展淵源，這是楊廷福的貢獻。但楊廷福對“廣亮法師”及其“五不翻”未作任何介紹。筆者查索各種資料，均未發現“廣亮”法師的存在。其後看到曲軍鋒撰《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稱：
廣州大亮法師曾立“五不翻”。……（玄奘）法師在自己多年的翻譯實踐中，又提出“五種不譯”的經驗總結，比廣州大亮提出的“五不翻”更加完備。[13]
曲軍鋒在注釋中指出，關於廣州大亮法師立“五不翻”的資料見隋灌頂撰《大般涅槃經玄義》[14]。由此看來，楊廷福所謂“廣亮”，可能是“廣州大亮”之誤。
根據這一線索，筆者查索了《大正藏》。發現原文為灌頂解釋《大般涅槃經》經名之“釋名”的一部分。為了便於說明問題，在此將“釋名”部分的相關文字標點、分段後，移錄如下：
釋名又五：謂翻、通、無、假、絕。
翻者，四說：謂無、有、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初言“無”者，天竺五處不同。東、南、中三方，奢切小殊；西北兩處，大異。如言“摩訶”、“摩醯”，“泥曰”、“泥洹”，此則三方；如言“洹隸盤那”、“般涅槃那”，此則二方。類如此，間楚夏耳。有人以“泥曰”目雙卷，“泥洹”目六卷，“涅槃”目大本，是義皆不然。雙卷明八十無常，六卷明金剛不毀，豈可以方言簡義？《毗婆沙》雲“涅槃那”。今經無“那”字，蓋譯人存略耳。《肇論》以“摩訶涅槃”為彼土正音，古今承用。
其各說者，凡有五家：
一、廣州大亮雲：一名含眾名，譯家所以不翻，正在此也。名下之義，可作異釋。如言“大”者，莫先為義。一切諸法，莫先於此。又“大”，常也。又“大”是神通之極號，常樂之都名。故不可翻也。
二雲：名字是色、聲之法，不可一名累書眾名，一義疊說眾義，所以不可翻也。
三雲：名是義上之名，義是名下之義。名既是一，義豈可多？但一名而多訓。例如此間息字，或訓“子息”、或訓“長息”、或訓“止住之息”、或訓“暫時消息”、或訓“報示消息”。若據一失諸，故不可翻。
四雲：一名多義，如“先陀婆”，一名四實。關涉處多，不可翻也。
五雲：“秖先陀婆”一語，隨時各用。智臣善解，契會王心。涅槃亦爾。初出言“涅槃”，涅槃即生也。將逝言“涅槃”，涅槃即滅也。但此無密語翻彼密義，故言無翻也。[15]
《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此段文字解釋《大般涅槃經》經名，故曰“釋名”。灌頂認為“釋名”應從翻、通、無、假、絕等五個角度進行。其中“翻”，即“翻譯”，又包括無、有、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等四個方面。這裏所謂“無”，就是說“摩訶涅槃”這個詞在漢文中沒有可以對應的辭彙，無法翻譯，也就是主張“不翻”，採用音譯；所謂“有”，就是認為漢文中有可以對應的辭彙，可以翻譯，亦即主張翻譯為漢文；“亦有亦無”即“亦可翻亦不可翻”；“非有非無”即“非可翻非不可翻”。而“五不翻”是灌頂論述“無”，亦即“不翻”時談及的。
按照灌頂的說法，東印度、南印度、中印度的方言雖有不同，差別不大；而西印度、北印度則差別較大。此前人們習慣用用“泥曰”稱呼兩卷本《涅槃經》（指竺法護譯本），用“泥洹”稱呼六卷本《涅槃經》（指法顯譯本），用“涅槃”稱呼四十卷本《涅槃經》（指曇無讖譯本）。但主張“不翻”的人認為，“泥曰”、“泥洹”、“涅槃”等反映的是印度各地方言的差別，而兩卷本、六卷本、四十卷本《涅槃經》的主題各有側重，不能僅用方言詞來區別之。下面灌頂說，主張“不翻”的人們，又可以分為五家，並逐一加以介紹。其中第一家是“廣州大亮”，其餘四家，只介紹觀點，沒有介紹代表人物。
也就是說，按照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的記載，南北朝、隋初有五家主張對“摩訶涅槃”一詞採用音譯，廣州大亮只是其中一家。因此，說廣州大亮立“五不翻”，恐怕是誤讀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的結果。
或許有人會這樣提出問題：灌頂上文中“二雲”、“三雲”等等，引述的都是大亮的觀點。因為五條觀點都是大亮提出的，所以僅在第一條揭示大亮的名字，此後省略。也就是說，大亮確有“五不翻”之論。
上述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佛典注疏中所謂“家”，必定指不同的人物或流派，不可能指同一個人的幾條不同的理由。灌頂在下文介紹“有”，亦即主張應意譯為漢文的人們的觀點時，稱共有十家，並一一提出他們的名字，如竺道生、莊嚴大斌、白馬愛等等。與注疏中“家”的用例一致。所以，前此之“五家”，必然是五個人。我們不能因為灌頂省略了其餘四家的名字，而把其餘四家的觀點都歸在廣州大亮的名下。
其次，考察上述五家之言，雖然敍述角度不同，所論大抵為由於一詞多義，故無法翻譯。這些言說，本出於眾口。灌頂博聞廣搜，彙聚在一起，羅列為諸家觀點，亦即不同人物的言論。灌頂這樣做，自然無可厚非。如果這些話是廣州大亮一人的言辭，則灌頂的羅列等於同義反復，也就不能成立。
推翻廣州大亮立“五不翻”說的同時，應該強調指出，對於梵文名詞漢譯的問題，玄奘之前，的確已經有過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對玄奘“五種不翻”的提出，想必產生過積極的啟發作用。從這個角度講，玄奘的“五種不翻”，並非孤明自發，而是有它的淵源所自。《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提到的僅相當於玄奘“五種不翻”中的“多含故不翻”。玄奘的另外四條不翻，前此其實也有討論，比如《弘明集》中頗多相關記載。有關玄奘“五種不翻”的發展淵源，還可以進一步研究、發掘。
三、“五種不翻”的評價
我國的佛典翻譯，從兩漢之際，到近現代，綿延兩千年。翻譯理論也不斷發展。前此，學者們論及玄奘翻譯業績時，無不交口稱讚。但對於他的翻譯理論，則論述較少。這主要是由於載述玄奘翻譯理論的資料實在太少，至今我們能夠見到的較為系統的資料，也就是由三、五百年以後人記錄的這個“五種不翻”。那麼，玄奘的“五種不翻”，在我國佛典翻譯史上究竟佔據怎樣的地位呢？
學者們對“五種不翻”的態度，大抵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第一類學者可以梁啟超為代表。梁啟超論述中國佛典翻譯史時，盛讚道安，謂“翻譯文體之創設，安公最有功焉”。對於鳩摩羅什，僅贊其為翻譯天才，但對他的翻譯理論，未涉一詞。對彥琮的“八備”，稱“此不惟商榷譯例，而兼及譯才譯德，可謂名論矣”。而對玄奘的“五種不翻”，則列入遣詞、定名之列，僅稱之為“忠實審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參考者，固不少也”。[16]其厚彼薄此，態度鮮明。五老舊侶稱“五種不翻”是玄奘為“翻語”設立的“法則”[17]。評價與梁啟超大體相當，都認為這只是遣詞、定名時所用的一種規範。遣詞、定名固然是翻譯過程中的重要工作，但畢竟沒有關係全局。因此，在梁啟超等學者看來，“五種不翻”只是一種技術性規範，在整個翻譯理論中，地位並不很高。
第二類可以王文顏為代表。王文顏稱“‘五種不翻’是玄奘最具體的譯經理論。……內容全屬‘音譯’佛教名相問題。”。王文顏認為，“玄奘久遊印度，對於印度境內的各種語言，瞭解十分深入。……既然他有如此優秀的梵文造詣，再加上精通漢文的有利條件，所以他的音譯的名相，自然較前人準確。在《大唐西域記》及他所重譯的經典之中，我們隨處都可發現他訂正舊譯的例證，而‘五種不翻’就是他處理音譯的準則。”王文顏對“五種不翻”一一加以研究，最後的結論是：“‘五種不翻，才是玄奘譯經理論的重心，這方面的成就也最為可觀。”[18]亦即將“五種不翻”當作玄奘翻譯理論的重心，並圍繞“五種不翻”來研究與評價玄奘的翻譯工作。筆者以為，王氏上述觀點，似褒實貶，不是一種公平的評價。
第三類學者的觀點，可以歸納為總結經驗，以為鏡鑒。如羅根澤認為玄奘的“五種不翻”“只是消極的辦法。然事實不能翻譯者，也只有採用譯音一途。必牽意強譯，便流於非愚即妄了”[19]。曹仕邦不同意羅氏的觀點，認為“除了‘薄伽梵含六義’一條或引起誤解外，其他各條都甚切合於今日的翻譯原則”[20]。無獨有偶，成梅也認為一些外來詞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漢語的常用辭彙，依據的正是玄奘的“五種不翻”，亦即音譯原則。[21]
此外，更多的學者在論著中客觀介紹“五種不翻”後，大抵冠於一些空泛的贊詞，諸如翻譯原則（馬祖毅、陳揚炯）、譯經楷式（楊廷福）、不變定則（馬佩），實際並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其中有的學者，如曲軍鋒提出“五不譯的用意在於使譯文充分體現和保持梵本佛典的中心要義”，觀點固新，但缺乏充分的論證。
本文不擬對玄奘的“五種不翻”作翻譯史或翻譯理論的全面研究，只希望通過上述研究史的梳理，引起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目前之研究現狀的注意。明白至今為止，即使玄奘這樣一個在歷史上數一數二的重要佛教翻譯家，我們對他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翻譯理論的研究，還處在非常膚淺的地步。
方廣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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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1～252頁。
[2]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2頁。
[3] 《大正藏》第54卷第1055頁上欄。
[4]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制度考》、羅根澤：《佛經翻譯論》，收于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
[5] 兩人都對原文的“閻淨樹”作了訂正。五老舊侶訂正為“閻浮樹”，未作訂正說明。羅根澤誤訂為“圖浮樹”，亦未作訂正說明。參見《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182頁、第377頁。
[6]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載《書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87頁。
[7] 《大正藏》第54卷第1057頁下欄。
[8] 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頁。
[9]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7月，第58～59頁。
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7月，第95頁。
陳揚炯：《玄奘評傳》，京華出版社，1995年9月，第211～212頁。
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載《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117頁。
馬佩主編：《玄奘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17頁。
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載《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96頁。
[10] “逖”，原文如此。疑為“迭”之誤。
[11] 《大正藏》第50卷第723頁中欄。
[12] 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7月，第95頁。
[13] 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載《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頁。
[14] 廣州大亮，生平不詳。又見吉藏《大乘玄論》卷一、《大品經遊意》。應為南北朝晚期僧人。
[15] 《大正藏》第38卷第1頁下欄。
[16]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0～252頁。
[17]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制度考》，收于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頁。
[18]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270頁。
[19] 羅根澤：《佛經翻譯論》，收于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377頁。
[20]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載《書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90頁。
[21] 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載《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