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8/11 06:05:17
學習次第 : 進階
論玄奘精神
黃心川
玄奘是舉世聞名的佛學家、思想家、翻譯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今天我們集合在這裏共慶玄奘三藏院的落成、玄奘頂骨舍利安奉、增勤法師方丈升座儀式暨“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感到無比的興奮。在此祝賀大會成功，並向到會的高僧大德、專家教授致以衷心的敬禮！
玄奘畢生追求的事業和奉獻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為我國各族人民和亞洲各地的民眾所珍視，顯現出萬丈的光芒。近年來很多國家的學術界、出版界和新聞媒體都發表了不少有關玄奘生平事蹟的著作、影視作品。印度和中國召開了一系列紀念玄奘的學術討論會，日本的電視臺還開展了關於玄奘西行路線的熱烈討論，種種現象說明玄奘還活在我們的心中，他的精神正在激勵著我們前進。
玄奘及其業績無疑是初唐時期國內外社會環境的產物。他是時代的弄潮兒，也是歷史的推動者。玄奘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被歷史學家稱之為“貞觀之治”的黃金時代。唐太宗在平定隋末群雄割據的局面後，很注意社會的改革，首先是改善了農民的處境，在很多地區把小塊農耕地分配給農民，從而社會生產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隨著農業的發展，商業、手工業也都活躍起來，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因而為著名的租、庸、調的稅收制度奠定了基礎。初唐時期社會經濟的繁榮，為佛教及其文化事業的大規模開展提供了物質保證。
“貞觀之治”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個原因，是唐初的統治者採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和鼓勵多民族寬容、平等相處的精神。9世紀是我國外交和疆域拓展的時期，位於我國東北地區的高麗、百濟和日本，東部地區的渤海國，西北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諸族和西域三十六國乃至波斯、大食等國都和唐朝有著政治、外交、商業和文化的關係。當時來華的外國人主要是外交使節、僧侶和商人，他們大多集中居住在廣州、洛陽和長安等地。外國人不僅帶來了異國的精神文明，也帶來了奇珍異寶，因而激勵了中國某些居民崇尚和學習外國的風氣和心理。在對外交流中值得注意的是，6世紀是印度文化大量湧入漢地的時期，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醫學、語言文字和手工藝等知識的傳入，印度的佛教哲學及其相關文化也日益滲透到唐朝的上流社會之中。
唐代佛教也是我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後，最初只是翻譯了一些經典，在宮廷貴族之間流傳；南北朝時代逐漸在民眾中間紮根，開始繁榮起來。隋唐時期由於受到唐代帝室和貴族的尊重，玄奘、義淨等人從印度傳來很多新的佛教經典，為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當時南北佛教各自特色鮮明，正處於一個匯合時期——南學不重文字，但取玄理，清通簡要；北學蘊含深蕪，窮其枝葉。當時不少佛學家都著書立說，以述為作，用注釋、疏解、文句等形式解釋佛教經典，發揮其意蘊，從而形成了許多學派和宗派，百家爭鳴，各擅其勝，形成了唐代佛教的新局面。玄奘在沒有去印度以前，雖然向中國和印度來華的僧侶學習了不少佛教經典，但由於佛教流行已有數百年，典籍較多、譯本互異，年久學殊而繁，常常發現理論之異。據《慈恩傳》說，他所遇到的“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就有一百多條。這也是玄奘之所以要去印度“求取真經”的原因。另外，在這個時期中，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已深深滲透到人民大眾之中，終於達到了和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休戚與共的地步。另外，佛教已傳播到了與我國毗鄰的亞洲各國，形成了“東亞佛教文化圈”。當然，“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也與玄奘等先賢的譯經、注經、領眾學修、創宗立派等活動是分不開的。
由於玄奘在行解上是一個完美無瑕的典範，具備常人罕見的素質，因此不少評論家常常從“超凡”的角度去讚譽他。然而玄奘是一個什麼樣的偉人、玄奘精神究竟是什麼，迄今仍眾說紛紜。佛教徒常常是從他的智證上去讚美他，如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稱他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尊稱他為“解脫天”。有人是從他的佛教學術成果來讚美他，如說“千部論主”或“三藏法師”等。印度的僧人和學者不僅讚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讚美他對印度佛教和歷史所作的貢獻，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會秘書長達摩帕爾說：“玄奘依然活在每一個印度人的心靈深處，倘若沒有他字字珠璣般的著作，我們印度的歷史就不會完整。”我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稱讚他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梁啟超說他是“千古之一人”。我認為，在我國歷史上對玄奘的評論莫過於他的同時代弟子道宣律師所作的概括：“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深，辯開疑議。實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寥寥數語已將玄奘的高尚人格、學業成就和務實精神躍然紙上。我認為玄奘的精神大致可以概括為下面六個方面：
（一）真誠向外國學習、勇於開拓的精神。我在上面已談到玄奘所處的時代特點，在玄奘活動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識已大量湧入中國，玄奘是把它們作為先進的知識加以熱忱地學習的。玄奘早年曾輾轉各地，參訪各種不同學派的名師，向他們請益受教。從他學習的經典情況看，無疑他已掌握了當時佛教義理、語言文化各個方面的知識，但他從不滿足於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對“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的問題進行尋根問底，渴望瞭解佛教的全面正確的知識。因此，當他從印度來華學者波頗密多羅那裏知道了戒賢法師講《瑜伽師地論》的消息後，便“杖策孤征，乘危遠邁”，去印度尋求新的知識、開闢佛學研究的新途徑。他到達印度後不辭艱難地幾乎訪問了當時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學者和婆羅門教有識之士，虛心向他們請教，即使是佛教的論敵或者外道，也如實地把他們的論點介紹給中國知識界。另外，他在學習和研究瑜伽行派的過程中，糅合了印度當時流傳的唯識十家之說，藉以貫通新舊唯識的鴻溝，獨闢蹊徑，奠定了唯識新學的理論基礎，從而建立了中國的法相宗。我覺得玄奘這種虛心向外國學習、富於創造的精神，對於我國當前西部的精神文化建設也有著借鑒意義。
（二）歷盡千難萬險、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玄奘在去印度的路途中歷盡了人類所能遇到的種種自然和人為的災難。他跋涉過世界上最荒涼的塔克拉瑪幹炎熱沙漠（塔里木），在流沙八百里內，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磷火飄忽，爛若繁星，但他孑然一身，望著聚骨馬糞前進；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帕米爾高原、白雪堅冰的喀喇昆侖山脈（淩山）和熱海（今吉爾吉斯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內還遇到了難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還克服了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的“三難”——即學梵文難、得經本難和文化交流難。如果沒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玄奘是無法克服這些難關的。
（三）不慕榮利、造福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玄奘西行後由於自己的努力和勤奮，在印度學術界獲得了至高的榮譽，成為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四大名師之一。戒日王優渥禮待，給予豐厚的供養，但他一直未忘出國的素志——“弘法利民”。當鳩摩羅王——戒日王上號“大乘天”和“解脫天”並堅留他在印度時，他答稱：“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在他回國後，唐太宗曾兩次希望他能“還俗從政，輔佐朝廷”，但他矢志譯經事業，婉言加以拒絕。玄奘這種精神正如湯用彤先生評說：“襟抱平恕，器量虛融……耽於道術，澹于名利，不欲高衒……玄奘人格極高，為人所敬順。”
（四）虔虔不懈尋求真理、攀登學術高峰的精神。玄奘畢生翻譯了印度佛教經律論75部1335卷，約1300余萬字，占唐代譯經的一半以上。另外，寫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記》一書。他在佛教哲學、因明學、梵文翻譯、歷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他將印度的佛教知識介紹給中國，並在中國發展了唯識學的理論和因明的理論，創立了法相宗；與此同時還把中國的文化知識介紹給印度，翻譯《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為梵本。就當時的學術情況看，他確是攀登了學術高峰，表現了一個知識份子敢於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待學術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學態度。
（五）融匯教內外各派的寬容認同精神。這種精神集中表現在他的譯經和與外道交流之中。眾所周知，玄奘是一個大乘瑜伽行派學者，但他選擇翻譯的經論中，大小乘並舉，對佛教各主要學派的基本經典如《大毗婆沙論》、《阿毗達磨》五個足論，都沒有從他所持的立場加以排斥。玄奘並不專門弘傳中觀理論，但他翻譯了中觀派般若學的根本經典《大般若經》、《廣百論》等等。大乘中觀派的清辨論師是瑜伽行派護法論師的論敵，但他將清辨的《掌珍論》譯出了。另外，他對教外的一些經典，如婆羅門教正統派哲學——勝論的根本經典《勝宗十句義論》也如實地譯出了。我國道教的根本經典——《道德經》，玄奘應印度童子王之請把它譯成了梵文。據《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在翻譯《道德經》時，道士蔡晁、成英等出於宗派的偏見，力圖將《道德經》的思想融會佛教的《中論》、《百論》的思想，但遭到了玄奘的拒絕，玄奘說：“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又說：“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具矣。”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辯論大會上取得勝利後，馬上取消和寬恕了外道順世論者在辯論前所作的賣身等種種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統治的時期，正是儒釋道三教鬥爭和印度婆羅門教與佛教等沙門思潮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玄奘在激烈的鬥爭中能夠保持不偏不倚、寬容認同的精神，這是難能可貴的。
（六）工作作風踏實、計時分業的精神。玄奘一生始終把他的精神全力貫注到工作中去。《慈恩傳》對他回國後每天譯經的情況有所描述。他每天對當天需要完成的任務都有詳細的安排，做到“計時分業”。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晚上也要補足。由於他的勤奮，使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奘傳資料統計，玄奘從貞觀十九年（645）五月至龍朔三年（663）十月，在17年6個月中共譯出佛經1335卷，每年平均為75卷，每月約6.25卷，即5日1卷。玄奘晚年駐錫玉華宮時（659—663），5 年中共完成14部680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這較過去增加了將近一倍。玄奘所譯的最重要經典如《大般若經》、《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都是在這段時期完成的。玄奘這種精厲晨昏、專思法務、虔虔不懈、死而後已的精神真使我們感動。
玄奘一生大半是在祖國西部度過的，他對祖國人民和土地有著無限眷戀，即使身處異國時，也“本土思渴，不敢留須臾”。在當前全國人民大力開發西部地區的進程中，我們也要學習和發揚玄奘的精神，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玄奘精神照耀著千秋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