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叔叔好」、「我好喜歡杜叔叔！」在一群孩子的簇擁下，這個身材微胖、長相斯文、笑臉盈盈的「杜叔叔」和孩子一同走進安徽省亳州縣陸大營小學的圖書室裡，看書、吃糖果，提前歡度聖誕節。隔日，「杜叔叔」又從農村趕去上海，造訪一間深藏在工業區裡不起眼的烘焙教室。

杜聰與愛滋遺孤　攝影／沈言

前腳才踏進，「杜叔叔」一看到桌上盡是剛出爐的各式法國麵包，便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一個接著一個，嘴裡塞滿了麵包，「好吃、好吃」的讚美聲不絕口。不是「杜叔叔」愛吃，也不是麵包特別美味，而是這群麵包學徒裡，有些孩子非常特別：他們是來自愛滋村的愛滋遺孤。

當年，「杜叔叔」為了讓愛滋遺孤能夠養活自己，於是找廠商合作，培養他們學習一技之長。曾被親戚、鄰居、社會、甚至國家遺棄的愛滋遺孤，在「杜叔叔」出現並伸出雙手後，他們的黑白世界終於開始有了燦爛的陽光和繽紛的彩虹。

「杜叔叔」是何許人也？他是杜聰，香港人，中學隨全家移民美國，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後，一路平步青雲的他，走進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成為一名優秀的銀行家，生活在人人稱羨的舒適環境中。一九八○年代中後期，杜聰就在幾次被派到中國出差後，他的人生起了變化。

愛滋村 中國的禁忌

八○年代的中國，包括河南、安徽、陝西等地區許多農民不堪貧窮，於是紛紛挽起袖子，前往地下賣血站報到，一周賣個兩次，1000c.c.，就有當時100元人民幣，這份收入可能是農民三個月、半年都還賺不了的錢，賣血的誘惑，叫人如何抗拒？不潔針頭因而點燃了往後三十年、至今尚未平息的愛滋大火。

當時的杜聰，非常震驚華中地區有許多農民為了餬口而去地下賣血站賣血，於是決定成立智行基金會，為防疫愛滋努力。但他後來發現，更多的問題不只侷限發生在染病的人身上，而是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的父親、母親或者雙親，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無辜的愛滋孤兒遭受異樣眼光，因此自卑、憤怒、自我放棄的孩子比比皆是，杜聰不忍心原本該是快樂笑顏的模樣被扭曲，於是決定辭掉美國的銀行工作，全力投入救助愛滋遺孤。

中國當局面對「賣血導致愛滋」一事，長期以來採取否認態度；面對一個個因愛滋倒下、死亡的無辜受害者，則是漠視；這些感染者過世後遺留的孩子，處境像是被全世界遺棄，他們宛如瘟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中國防愛滋第一人」高耀潔首先揭發這一連串的問題後，因為被打壓而出走美國，85歲的她，至今仍無法回國安享晚年。

「愛滋村」是政府的禁忌，可以想見，杜聰深入愛滋村也曾面臨的壓力。跟蹤、監聽、阻撓，都不是稀奇事，而杜聰從沒因此害怕退縮，他只有一個信念：想辦法排除萬難救孩子。十年挺了過來，杜聰的善行終於讓官方鬆口氣，「他只是想幫助孩子，不是來找麻煩的」。這個不是來找麻煩的人，被譽為「中國版的辛德勒」，因為杜聰和辛德勒都有同樣的商業背景，做了同樣的事情。

情緒瀕臨崩潰 卻未曾放棄

這麼多年來，沒有想過放棄？善感的杜聰，幾度因沮喪而遊走在憂鬱症邊緣，半夜經常在惡夢中驚醒，然後大哭，他只有來不及救的遺憾，卻從沒想過「放棄」這兩個字。在杜聰的心中，永遠都可以再多做一點，讓小生命健康快樂長大。

「他們的父母因為無知和貧窮，而導致這場悲劇。」杜聰深信，唯有讓孩子受教育，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於是他每年至少要花兩千萬人民幣，提供獎助學金讓愛滋遺孤正常上學，受資助對象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智行基金會提供獎助學金，至今已經十年，救助過的孩子超過一萬，大學生也有上千名，這些被智行照顧的孩子，成績好不好是其次，杜聰在意的是，他們能否因為接受別人的愛和幫助，將來回饋給更多人這份愛。所以，原本被遺棄在角落的孩子，如今一個個都恢復成為天使，川震災區、西藏窮鄉等地，都看得見智行孩子的身影。

1981年12月1日，全球第一個愛滋病例被診斷出來，至今已有31年，1988年全球防愛滋病的高峰會議中，把這第一個確診的愛滋病例日期訂為世界愛滋病日，至今也滿24年。30年來，愛滋病毒像野火燎原般的速度像全球人類進攻，被擊潰的不只是人類的身體，更不堪的是，人類因為對這個疾病的無知和恐懼所造成的污名和歧視。

不久前，台灣愛滋病患者「馬修」決定拍攝紀錄片，公開自己染病的實情，這需要的勇氣是外界難以想像的，他卻說：「別人有恐懼的權利。」恐懼起因無知，無知帶來偏見。

被白先勇形容為活菩薩的杜聰，在愛滋大火裡來去，為的就是希望能弭平這些誤解，希望杜聰的努力可以像種子一樣蔓延，下一個三十年，提到愛滋病時，已經不再有任何標籤和歧視。

【2012-12-01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