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04 01:00:20 NPO  喇嘛網 編輯部  

　藏傳佛教的人文關懷意識及社會影響

　　 陳進林

　　摘要：藏傳佛教滲透於藏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人文關懷意識成為藏族道德倫理觀的核心。藏傳佛教的人文關懷意識具有特定原因和內容。剖析並揭示其的社會影響對促進當前藏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關鍵字：藏傳佛教 人文關懷影響 意義

　　一、 藏傳佛教人文關懷意識的緣起

　　藏傳佛教由外傳入，是當時先進文化的代表，與當時的生產力相適應，“經過被擱置、禮遇、排斥、變化、適應，最終同藏民族社會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關係。”佛教在印度的成立某種意義上是順應了當時反對婆羅門教的森嚴的等級觀念的民意潮流的。藏傳佛教受此影響亦表現出眾生平等的理念，如寧瑪派提出“心性本淨，自性元成，大悲周遍”。亦即這個靈明空寂之心，佛與眾生同具。“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皆能成佛”，人人均有緣修菩提心，行菩薩行，獲得正果，進入涅槃境界。

　　宗喀巴大師提到“自身諸蘊為我，不計內心為我，皆不應理”。正如張懷承在《佛性與涅槃》一書中道：“佛教的無我，是反對執著於小我，否定假我、私我”。故追求的是自體清淨，畢竟空的“大我”和真我，即純粹道德人格意義上的廓然大公之我。既然人法是無常的，所以不平等現狀就可以改變，這是反抗意識和平等意識的反映。既然要“舍小我才能成就大我”，如《涅槃經》說：“一切諸法悉無有我，而此涅槃真實有我”，就為眾生成佛指明了道路：大慈大悲，利益眾生。這就為虛空自我，普渡眾生的思想行為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在藏傳佛教裏，樂善好施，知恩圖報，寬容大度思想表現得十分明顯，宗喀巴大師指出“自利利他，不可不依止六度，以六度繞益有情的同時，也就成就了自利的事業。”直截了當地表明瞭人文關懷的動力及必然性。

　　在佛教傳入藏區之前，苯教盛行。由於其有大規模殺牲祭祀的傳統，因此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居於對藏民生計的長遠考慮及對苯教虐待、殘殺生靈的不滿，藏傳佛教提出“不殺生”“放生”等理論體現了人文關懷，受到了當地居民的歡迎。

　　在宗喀巴時代，教派僧人爭奪政權、醉心政治，寺廟戒律鬆弛，僧人放蕩自恣，佛教內部思想紊亂，邪說百出。有感于此，宗喀巴大師進行了大力改革。藏傳佛教裏戒律甚多，有“三戒”、“五戒”、“十戒”，揚“十善”棄“十惡”，這些戒律表現了對真善道德的追求，如做到“不偷盜”，“不妄語”可以使自己心靈清淨，除了在社會中更好生活外，還可積善成德，達到佛國的終極目標。宗喀巴大師指出“如其次第能知其舍處，知已乃持止惡之戒，以遮止無益已，則心安住於善所緣，自能發生定也。次以通達無我真實之慧，斷世間系縛根本，遂得解脫”。

　　佛教四聖諦裏把苦作為第一位，認為人生是苦海，故須皈歸三寶，以佛為彼岸，以法為舟，以僧為槳來實現解脫，達到極樂世界。藏傳佛教更進一步提出要進三門，第一扇門是佛教之門，第二扇之門是大乘之門，第三扇門是密教之門。正因為人生是苦的，所以當前的苦難就是正常的，所以形成了藏民忍辱無爭的心態及寬容為上，慈悲為懷的思想。這苦怎解脫？通過修行！先確知因果報應，生死輪回。因為先世造的孽使我受此苦難，為了使來世不再受苦，避免輪回，應積善成德，潛心向佛。這也是藏民“重來世，輕現世”的思想根源，也因此有重義輕利，注重品德修養的行為。宗喀巴大師則進一步認為修習密乘速成佛的觀點，強調修身，即從生理和人體的構造上修持，亦即“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這也反映了藏民對個體生命的關注及對在高寒艱苦的環境下個人生存發展問題的思索。

　　二、藏傳佛教人文關懷意識的體現

　　藏傳佛教體現出濃厚的人文關懷精神，表現在：無常無我，萬法因緣的反抗意識；眾生皆為父母，眾人皆有佛性的平等觀；眾善奉行諸惡莫做的自律意識；虛空自我，利益眾生的利他情懷；以苦為樂，忍辱無爭，寬容為上的大度思想，重義輕利，關懷民生福祉、社稷安康的責任意識。

　　《薩迦格言》有句“‘別殺羊’喇嘛說的，‘拿肉來’也是喇嘛說的”，這些言行充分表達了他們對不公平社會的憤怒及追求和諧安寧生活的期盼。在民族危難時刻，他們更表現出了同心同德，一致對外的強烈意識，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樂章。正如《薩迦格言》所說“即使是秉性極為善良的人，若總欺淩他也會生報復心”，“對不馴服的眾生發慈悲，制服他們只能用暴烈行為。”如1903年在反擊英國侵略者的入侵戰鬥中，西藏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奮起戰鬥，前仆後繼。這正是藏傳佛教善惡觀的濃墨重彩的一筆。千百年來，它促成了藏族人民團結一致，形成了強烈的民族凝聚力；促使藏族具有“傾心向內”的民族特質，表現出自救自強、愛家愛國的高尚情操。

　　藏傳佛教強調生死輪回，於是就有宗喀巴大師所言“對於曾經成為慈母的一切眾生，應當產生堅定不移的知母念頭。”既然眾生皆為父母，就會自然產生尊敬、寬容他人，對社會以忍讓、謙和的心態介入。正如岡波巴在《解脫莊嚴大乘菩提道次第論》講母親的恩德有“受體之恩，難行之恩，予命之恩，教導之恩”，正因為他們對己恩重如山，應該讓他們脫離苦海，於是普渡眾生成為必然選擇。“應當以仁慈的心廣做饒蓋，使得一切有情引至解脫，獲得涅槃的究竟大樂”（——宗喀巴）既然一切眾生皆是有恩于我的父母，我為什麼要對自己的親屬朋友產生貪戀，而對另一些眾生產生瞋恨呢？---利他終利己。所以藏民普遍有慈悲心懷，能同情他人，願意幫助別人的美德。

　　捨棄“小我”能成就“大我”。因此發“菩提心”，修“六度”（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要想積攢錢財的人們，施捨是最好的辦法；想把河水引進池塘，先退水是養池的良方。”[《薩迦格言》]“積福德的人佈施得再多，財富仍像春雨連綿不斷。”“對藏民來說施捨、佈施是行善積德最普遍辦法，在藏區，從古至今，不管生活水準的高低，人們總是從有限的食物或財物中拿出一部分，佈施給所需之人”。1944年西藏僧俗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捐贈國幣500萬元，用這筆錢可購25架飛機！

　　由於對戒律的修持，藏民們善惡是非觀念明確，揚善抑惡成為風氣，他們注重內心反省，頗似孔子的“吾日三省”，能胸懷坦蕩，寬容別人，不計較個人得失，平時多做好事，積善成德。

　　三、藏傳佛教人文關懷意識的影響

　　太虛大師嘗說“佛教問題即人文問題”，故“佛教問題，實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應時行化，不容緩矣！”（《佛乘宗要論》）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大多數宗教借助於神道的精神和理論來關注人文問題。唯有佛教自創立時即充滿了重視人類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來自我解脫的人文精神。佛教這種人文精神，決定了佛教以覺悟人生為根本和“不離世間覺”的人間佛教性格。當今高速發展的資訊時代和激烈競爭的經濟社會加速了人類的自我異化，因而更需要找回失落的自我，了悟自我，更需要藏傳佛教特有的人文關懷意識。

　　（一）藏傳佛教淨化了人心，提升了民眾的道德境界，穩定了社會秩序。

　　藏傳佛教要求僧眾心性善良，在道德實踐中行善戒惡，並制定了十善業道和各種戒律，視一切有情眾生為自己的父母，以大慈大悲之心去普渡受苦受難的眾生；不為錢財所累，大公無私，捨己為人。這種善良慈悲，樂於奉獻，利益他人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原則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並在千百年來的生產生活中促使他們互助互濟共渡時艱，既增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也加強了本民族內部和各兄弟民族之間的團結。

　　由於強調眾生皆為父母，眾人皆有佛性，故藏傳佛教促使社會形成了相互尊敬，相互愛護的和諧氛圍，極大強化了民族凝聚力，這對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級觀念是種極大衝擊。同時在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外來侵略方面也發揮出巨大作用。

　　由於強調人與生俱來的苦，某種程度上也化解了他們對現實的不滿，“傾心向內”追求解脫，使他們內心歸於平靜，有助於身心健康；但在另一方面也為統治階級維護統治，麻痹人們提供了便利，迫使人民安於現狀，忍辱無爭。正是看到這一點，千百年來，藏傳佛教傳播雖一時遇到挫折，但最後都被支持、鞏固和發展。

　　（二）藏傳佛教協調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保護了生態平衡，促進了可持續發展。

　　藏傳佛教戒律就明確“不殺生”，主張“放生”，認為動物也是有情世界，應以悲憫心來面對他們，視他們與人類平等相處。因“廣道眾生，皆是我父母，殺而食之，即殺我父母”故“不殺為諸戒之首，而放生為眾善之先也。”（諦閑大師），“覺佛理，道眾生，修圓滿”。由於強調輪回及因果報應，出於對犯戒進入“三惡趣”的恐懼和對進入極樂世界的渴求，藏民有更強烈的生態保護意識。如在甘肅拉蔔楞寺前可見悠然自得的山羊與僧人和睦相處的情景。這對在雪域高原上保護有限的自然資源，促進生態平衡，保證人類自身長遠發展有深遠影響。

　　恩格斯曾說過：當人類歡慶自己對大自然的勝利時，伴隨而來的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懲罰。

　　人類發展到現在，由於盲目地相信科技而造成生態嚴重失衡，肆意掠捕野生動物，亂砍林木，以致水旱災頻頻發生。因此當前發揚光大藏傳佛教的視一切眾生皆平等，不殺生和放生的道德價值觀，繼承和發揚藏族人民保護生態環境的優良傳統，樹立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生態倫理自然觀，讓生態環境既有利於我們這一代生存發展又有利於子孫後代的生存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三）藏傳佛教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經濟的發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西藏歷史上由威猛異常的松贊干布到視功名如浮雲的米拉日巴正是藏民心理由外向內傾轉的過程。這也是藏傳佛教長期影響下的結果。

　　由於注重個人修持，一方面加強了自身修養，但另一方面使他們趨於思想保守，自尋孤立。加上高原特殊的地理環境，使他們醉心于通往天國之路，與外界的溝通交流偏少了，慢慢與社會發展脫節了。由於“重來世，輕現世”思想的影響，他們把精力放在追求涅槃境界上而忽視了生產生活狀況，甚至視這些為成佛的障礙，米拉日巴唱道：“子女妻妾及情面，此三修士伽鎖也，真修行者應舍之。”由於皈歸三寶，僧人地位較高，很多青壯年出家，從事生產人數減少，在此研發的成果也就少了，生產力發展受到阻礙。同時農奴又要供養僧人，加重了社會負擔。由於施行“六度”，大量錢財往寺廟佈施，也使寺廟聚集了大量的財富，民間流通資金偏少，使社會經濟的發展受到了消極影響。

　　藏傳佛教強調重義輕利，人與人之間講情義，講互助，反對爾虞我詐，唯利是圖，這些教義對淨化社會風氣，提高個人道德修養有極大的幫助，但另一方又造成了藏區經商意識淡薄，不注重經濟效益，不懂經濟規律的結果，出現了藏民生活水準普遍偏低的情況。

　　藏傳佛教視人生為苦，而且這一切根源於前世所造惡業，只有心性向善，多行善業，不造惡業，以求來世有個好的歸宿。這一方面維護了社會穩定，有利統治者的管理，但另一方面也使民眾不尋求現實苦難的真正社會原因，去勇敢抗爭，去爭取真正的人間天堂，而是安於現狀，忍辱無爭，逆來順從，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藏傳佛教重視人的精神世界，鄙棄物質世界。各種戒律，苦修最終都是要極力消除人的欲望，這就容易形成淡泊名利，不求物質利益的道德觀念，但內心利益驅動力不足，就會使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缺失了智力和精神的支撐。因此，為了經濟社會良性發展，必須一方面保持藏傳佛教對人的戒律，保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又與時俱進隔行，與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剔除糟粕，使藏民生活水準更快提高。

　　藏傳佛教以其獨特魅力為中華文化增光添彩。它特有的人文關懷意識是藏民留下的寶貴資源也是當前藏區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重要的精神動力。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挖掘研究它的人文關懷意識，考察它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又要積極評價它的作用，消除它的不利影響，為藏區構建富足、文明、和諧、安寧的社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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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法音》北京. 2005年第4期。

　　作者簡介：陳進林（1973-　），男，福建永春人，現是北京西藏中學教師，碩士，研究方向：西藏文化。

　　（此文曾發表于《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