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2/07/18 09:25:15
學習次第 : 進階
論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
許鴻棣
《陝西師大學報》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早在西元前3000年代，當地土著居民達羅毗荼人就創造了高度發達的哈拉巴文化。西元前2000年代中葉以後，屬於印歐語系的遊牧民族雅利安人，從中亞草原進入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並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來。在後來近千年的時間裏，雅利安人的勢力由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發展。西元前6至前5世紀，在恒河下游建立了許多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稱為列國時期。西元前4世紀後期，列國為摩揭陀國所統一。因佛教產生于此時，史稱"早期佛教時代"。在這一歷史時期，商人與佛教關係非常密切。商人階級在群眾中紮根久遠，並以它的能動性給佛教發展以有力的支持；反之，商人在佛教庇護下，得以迅速成長壯大。商人與佛教緊密相伴，商人階級隨著佛教活動的延伸而發展，他們相互依存、生死攸關，共同參與社會和人生，對推動古代印度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不僅在世界宗教史上絕無僅有，同時，也成為有別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商人的顯著特點。本文擬就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作些探討。
一、古代印度商人的起源
古代印度是南亞次大陸的中心區域，此外，還包括現今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印度河–恒河平原曾是古代印度歷史上重大事變的主要舞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類文化發祥地之一。次大陸早在遠古舊石器時代就有了居民。從西元前3000年代起，達巴毗荼人在次大陸占居了重要地位。一般認為，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就是他們創造的。西元前2000年代中葉，當雅利安人進入印度時，他們還處在原始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時期，而本地居民已進入奴隸制時代。在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以前，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居民，雖然種族與語言不同，但他們已越過了遊牧階段而定居在許多城市之中。這樣的城市原來都在印度河沿岸，靠近水源，交通、捕魚都很方便。後來印度河幾經改道，有的城市現在看來就離河流較遠。因為這些大小城市都與印度河有關，所以學者們把這裏的文化統稱為印度河文化。
從考古發掘所得資料可以推定，當時印度河流域已出現了一些奴隸制城邦。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就是其中較大的兩個城市國家，總稱為哈拉巴文化，它無疑是印度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哈拉巴文化的時間範圍，在中心區為西元前2300～西元前2000年，在周邊區為西元前2200～西元前1700年"①。哈拉巴和摩亨佐•達羅這兩座城市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城市，面積和佈局都很相似，皆由衛城和下城（居民區）兩部分組成。占地大約各有260公頃，居民大約各有35000人。從發掘材料看，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有以下特點：第一，這一文化是青銅文化。銅器和青銅器已被大量採用。這些金屬器不僅有金銀、珠寶等裝飾品，匕首、矛頭、箭簇等武器，而且還有生產和生活用具，如斧、鐮、鋸鑿、錛、刀、針、錐、魚鉤等；當時已能對金、銀、銅、錫、鉛等多種金屬進行冶煉、鍛鑄和焊接，人們還學會了使用Circperduc（融蠟）法，鑄造青銅器。第二，這一文化是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城市文化。衛城有高厚的城牆和防禦塔樓，城中建有大浴池、糧倉、會議廳；下城街道整齊，佈局合理，主街道寬達10米，下有磚砌排水溝。印度河流域的居民主要從事農業。青銅鎬和帶齒的耙子是最常用的掘地工具。水牛和犛牛已用為耕畜。這裏土地肥沃，季風帶來充足的雨量，農業已有剩餘糧食可供居民和商人食用。農作物有小麥、大麥、蔬菜、瓜果、椰棗和棉花；畜牧業馴養的牲畜有牛、羊、豬、狗、象、駱駝等；手工業制陶和紡織都達到了較高水準。陶器製造已會使用陶輪，陶器形式勻稱多樣，並常飾以幾何圖形和動植物花紋。棉紡織發掘物說明這裏是世界最早的植棉區。珠寶業中象牙和寶石雕琢技術，也達到較高水準。在遺址中發現有石稱錘、車、船以及許多次大陸以外的產品，具有印度河文明特點的圖章也發現于西亞兩河流域和美索不達米亞，說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中不僅有本地商業往來，而且與西亞也有商貿聯繫。上述兩城市考古發掘物證明，在城市經濟發展基礎上形成的城市文化中，出現了早期商業活動並且有了商人，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從發掘出來的大量帶有圖像和文字的印章看，說明印度河流域當時已有了字母，這種象形文字雖尚未譯讀，但很可能是前達羅毗荼語，而不是後來進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使用的印歐語系文字。因此，可以認為，印度河流域古代的城市文化，是當地土著居民創造的。第三，這一文化是早期奴隸制社會的文化。從遺址發掘物看，房屋主要用紅磚砌成，但大小高低和設備差別很大，有樓房，也有簡陋的工棚、平房和茅舍；印章中有描繪奴隸被奴隸主拷打的情景。由於古代印度當時的生產力低下，造窯燒磚、建築樓房等必然要役使眾多的奴隸和工匠，所以，這時的文化是早期奴隸制社會的文化。
從反映雅利安人生產、經濟狀況、宗教信仰和生活情況的聖書《梨俱吠陀》上可以看到，雅利安人強調自己是"品質高貴的"優秀民族，而居住在城中的商人是貪婪吝嗇者。在《梨俱吠陀》頌歌中，有很多地方把印度河流域黑皮膚的波尼商人說成是致富而不行祭祀的吝嗇鬼。波尼人(Pani)是專門以經商為職業的。現代語bania（商人）來自梵文Vanij（商人），而Vanij這個字則來自pani（波尼）。梵文Vanij這個字兩次出現在《梨俱吠陀》中，可見此時在雅利安人中已有商人和貿易活動，只不過不是普遍現象而已，而且，雅利安人的商貿活動是從印度河流域的土著那裏學來的。商人同家庭、國家一樣，不是人類社會初始就有的，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恩格斯指出在文明時代"它創造了一個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②。
在列國時代，隨著一系列城市國家的產生，鐵器的普遍應用，剩餘農產品的增加和商品貨幣流通範圍的擴大，手工業分工也日趨精細，於是給市場提供了更多的產品，所有這些又為商人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佛經中提到的手工業匠人，如陶師、織工、木工等就有18種之多。內地和海外商業同時發展起來，當時作為商品的有紡織品、糧食、香料、香水、金銀、珠寶、手工業產品和各種副食品。金、銀、銅已作為各種貨幣進行流通，一些商業和手工業行會也隨著城市經濟的活躍建立起來。"與此同時，從吠舍中間分化出來的奴隸主，也恃其財富擠進了統治階級的行列。放債謀利已經成了富有吠舍的合法職業"③。到笈多王朝時，商業甚至也成了首陀羅的正規職業之一了。《摩奴法論》及《政事論》中鄙視商人的婆羅門正統觀念也隨之有所變化，商業已不再被認為是"惡魔的事業"。刹帝利征服者和吠舍商人都要求突破部落思想的藩籬，以謀求個自事業的發展。於是國王、官吏和商人進一步聯合起來，共同與婆羅門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思想鬥爭。國王中有的本人就是商人，如摩揭陀國王瓶沙王(Bimbisāva)、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就從事貿易活動。東部印度的吠舍商人中有些是非雅利安人的摩揭陀人、毗提訶人，其中很多也因從事貿易而成了商人。當時計算財富的尺度，已不再是牲畜的頭數，而是擁有金錢的數目或占田犁數的多少。
商人和官吏都住在城裏，共同構成"城裏人"(Paura)。城中的商人大賈，因掌握金融大權而成為極其顯要的人物。連最獨裁的國王對他們也都另眼相待。他們甚至能自由出入宮廷、結交官府。國王有時要找商人諮詢，商界也需朝中有人為自己辦事。朝廷每逢大典，被盛情邀請者中就有商人。在西元前5世紀形成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商人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商貿以城市為中心，已是一種經常性活動。與商業有關的一些名詞術語，如贖賣、價格、商品、利潤等等，都可以在該史詩中找到。十車王給羅摩灌頂時，邀請參加典禮的人中就有商人，可見此時商人的地位之高。
隨著民族融合的加速，雅利安人與非雅利安人的關係更加密切起來。同時，雅利安人的內部分化也明顯加劇，社會結構變得更加複雜起來。早期吠陀時代萌芽的種姓制度，到此時，已發展成為一種嚴格的等級制度，已成為古代印度社會中長期極富特色並影響深遠的歷史現象。在吠陀時代以後，隨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商人階級最終形成。以後，新興的土地所有者不斷棄農經商，商人的隊伍不斷擴大，所占社會地位也日益提高。正如7世紀義淨赴印時，在《南海寄歸內法傳》的夾註中寫道："西國時俗，皆以商人為貴，不重農夫，由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蠶屠殺，深是苦因"④。比義淨早幾十年到印度去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2裏明確指出："三日吠奢（舍），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可見商人事業的活躍。
二、古代印度商人與佛教的關係
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偉大轉折有宗教相伴隨"⑤。古代印度早期佛教，是在城市中成長起來的一個宗教，僧侶和商人同住在城中，佛經中有很多地方是講商人與佛教關係的。商人與佛教的關係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經濟上，佛教依靠商人施捨。同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樣，佛徒也不從事生產活動，他們在經濟上必須依靠信徒才能維持生活和發展宗教，佛門廣收商人為信徒，就是看准了商人可以在經濟上支持佛教。從當時古代印度社會階層來看，最積極、數量最多的佛教佈施者是商人。商人主動出錢出物，供給佛僧，結果是佛僧得到衣食之助，商人在聽道中不僅心靈上得到慰籍，而且經商活動中，在佛門庇護下生意上也得到好處。因此，佛僧最初傳教的物件，也往往是住在城裏的商人。釋迦牟尼在說法時，常針對商人的發財心理，動之以致富之道，曉之以拜佛得福之理。他每年夏坐的地方以及平時停留的精舍也都在商賈居住的大城市之內，其中有的就是大商人贈送給他的。根據佛傳記載，釋迦牟尼剛成了佛，從菩提樹下站起來，首先向他奉獻食品的就是兩個商人。《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1："北方五百商人聽說有佛出世，來到室羅伐城，請給孤獨長者帶去見佛。覲見後，看比丘的住處，看到床褥上尼師但那中間穿破，便將五百妙疊奉施眾僧"。《過去現在因果經》卷3："時彼商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糗而奉上佛"。《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7："佛從王舍城到橋薩羅去，路上所需四件事情，都由商人供養"。釋迦牟尼成佛後，如來弟子散佈的用意在於抬高商人的地位。佛僧對商人佈道並給予很大的信任。佛祖第一次說法是在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原因就是此地處於四通八達的商路上，來往商賈占絕大多數。佛祖來此首轉*輪，就是想把菩提樹下悟得的大道首先說給商人聽，他相信商人定會歡迎他的說教。為了便於商人對佛教施捨，佛經中還有佛祖禁止與商人爭利之記載：《五分律》卷5"若比丘種種販賣求利、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以金銀及錢種種賣買，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知他市得而抄買者，尼薩耆波逸提"。佛經中也有商人與佛徒共偷關稅之事。《摩訶僧祗律》卷3："有比丘與估客共道行。比丘有大徒眾。時估客便語比丘言：'汝師大德，至關稅處，誰敢檢校？汝為我持此物，寄箸汝師衣囊中，過此稅處。"《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商主佈施苾芻白疊。同行過稅關，商主財貨都已輸稅。他想到苾芻白疊還沒有輸，便從苾芻袋中取出白疊，放在自己已納過稅的貨物中，蒙混過關"。從上述佛典律藏中可以看出，商人與佛教的首要關係是經濟關係。
在政治上，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吠舍大商人在經濟上的地位顯著提高了，他們極力要求打破婆羅門至高無上的種姓特權，以及在知識領域內的壟斷地位；早期佛教力圖在宗教領域內打破種姓之間的嚴格界限，提出了"眾生平等"的口號，要求同婆羅門平等，並對婆羅門種姓"出自梵天"的謬論給予了激烈抨擊。商人與佛教的這些主張，雖然主要是從刹帝利貴族和上層吠舍的利益出發，但也同時反映了一般人民大眾反對婆羅門教，要求種姓平等的願望。為了共同與婆羅門勢力鬥爭，商人與佛教在政治上結成了天然的同盟，他們相互提攜，生死與共。《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15："乃往古昔，菩薩爾時在不定聚，于大海中作一龜王。複于後時，有五百商人剩船入海，乃被海獸打破船舶。其龜取五百商人置於背上，渡出海中。爾時商人皆悉安隱。"商人有時也拼命相救佛僧。《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18："賣香商人冒著被未生怨王所殺的危險，為了醫治世尊的病，奉上牛頭梅檀香。"
隨著佛教的興起和商人階級的發展壯大，為共同對付人為和自然界的侵襲，佛僧與商人結伴同行、相互照應已成為社會風氣。佛經中常有僧侶外出傳道，必有商人為伴的事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苾芻與苾芻尼共商旅期行，有恐怖難處，同商旅共行，若無商旅，不能得去。"《摩訶僧祗律》卷3："如果比丘同商人行走到曠野得了病，同伴的比丘不許丟開他，應該代提衣缽，親近扶接，不應遠離。如果不能走路，應該向商人借車和牛馬"。《十湧律》卷61："舍婆提國有賈客主，欲至他國，占卦在沸星日出發。有比丘想同行，但又說這是布薩日，想請賈客主等他"。從上述一些佛典律藏中，不難看出佛徒對商人的照顧、信任乃至尊敬到何種程度。
在思想上：商人與佛教對婆羅門教都有較強烈的反抗情緒，二者有著共同的心態和思想的共鳴。婆羅門教思想在印度歷史上根深蒂固，制約、壓抑商人與佛教長達數千年之久。婆羅門起初認為商人是"非我族類"，佛教被看作是非正統的異端，在思想上和社會地位上均給予歧視和貶低，這一切都促使商人與佛教關係更加親密。
世間一切倫理觀念都與現實生活有著內在聯繫。古代印度商人擁護佛教的神學思想，樂意接受佛教不殺生、轉輪聖王和業報輪回觀念。佛教教義中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殺生、非暴力學說反對戰爭，而受戰爭之害最甚者則是農民和商人。佛教這一學說對商人是有利的，因此商人是擁護這種主張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不殺生、非暴力學說隨即成了密切商人與佛教關係的粘合劑。
佛教教義中力主宣揚"轉輪聖王"的神學思想。在各種文字的佛典中，"轉輪聖王"這個詞幾乎到處可見。"轉輪聖王"梵語意為大皇帝(Cakravavtin)，即"對一個國王集團行使統治權的人"。古代印度從來沒有過統一的大帝國，阿育王時期疆域儘管開拓最大，但也未能統一全部印度。"轉輪聖王"這一形象的出現，只能被認為是古代印度人民長期渴望全境統一的願望，於是夢想出一個轉輪聖王能統一全部印度，而且，能讓人民大眾過上太平的日子。反之，國家分裂、小國爭雄、關卡林立，這對商人發展事業無疑是極大的障礙。商路上盜匪橫行、野獸出沒，加之婆羅門恣意刁難，商人也只好結伴而行。因此，商人都希望借助佛光普照，企盼能有一個威德的國王去保證商路的安全通暢。
關於"業報輪回"思想，古代印度人認為，行動是因，有因必果；因有善惡，果有好環。佛教最基本的教義之一，"十二因緣"的核心就是體現這種思想。婆羅門教頑固守舊勢力，堅持種姓制度，很有"天不變道亦不變"（《春秋繁露•對策三》）的味道；佛教用業報輪回去說明種姓是可以改變的，農民和商人都高興聽這一說教，自然他們都非常容易接受這一神學思想。早期佛教時代，思想中共有兩大體系：一個是婆羅門思想體系，一個是沙門思想體系，前者頑固守舊，主張一切不變；後者革新進步，主張一切皆變。前者根源在雅利安人之中，後者一方面與印度河流域原始文化有關，另一方面又與恒河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的聯繫。總起來看，沙門思想體系是反對婆羅門的，這就給商人與佛教間同沙門思想體系的溝通，提供了共同語言。
綜上所述，古代印度商人階級的興起，是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宗教，特別是佛教對商人影響最甚，相互關係也最為密切。商人與佛教儘管是不同範疇的兩個詞語，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們是有著共同的利益關係和思想基礎；同時，在古代多民族融合體中，也是他們在經商傳教過程中，把先進的生產技術、古老文化思想傳播到南亞次大陸和以外的廣大地區，使古代文明得以在人類的故鄉之一，放射出奪目的光彩。這對上古以後的印度乃至世界範圍內生產力的飛躍，無疑是一個促進，也是跨越國際區域的歷史功勞。
注釋：
①D•P•亞格拉瓦爾等：《從中石器時期到鐵器時代的印度史前年代》，《人類進化雜誌》1978年第1期，第41頁。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2頁。
③《喬達摩法論》，轉引自劉家和《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頁。
④《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以下凡引《大正新修大藏經》均不注出。
⑤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