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0/06/06 21:56:17

淺談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之方向   內容摘要：“漢文大藏經”是一切漢文佛典的總稱，是漢語文佛典叢書大全，既包括漢文譯籍，也包括用漢語文寫成的種種佛教注疏和著述。⑴ 將這些既有的佛典搜尋和保藏起來，加以整理傳譯，對於佛教弘法事業、僧才培養和探索生存發展以及與時代相適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現實意義。在“薪火相傳、眾緣和合、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則下，歷代高僧大德和學界互動，對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佛教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融合和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提供了豐富的智慧資源。近些年各種版本的大藏經陸續被整理出版，在版本、文獻方面的意義較大，但在實用方面尚有缺欠。因此，對漢文大藏經全面進行錄入、句讀、校對，以適合現代人閱讀習慣的簡體字重新排版印行並加以提要、導讀尤為迫切，尤其是要酌情適度地對漢文大藏經進行白話傳譯。惟有如此，才能惠利眾生。

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論文集
 
 

關鍵字：漢文大藏經 整理 傳譯 方向

引言

佛教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獻，這些文獻統稱之為一切經、大藏經和三藏等等。釋迦牟尼所說的教義和所制定的戒律最初沒有文字記載，只是口頭相傳和靠記憶背誦。在他逝世後，弟子們感到這樣輾轉的口授，容易產生誤解和思想上的分歧，因而舉行了結集（集體會誦經律），開始編集律藏和經藏，以後又編集論藏，並對三藏進行了注解。佛教向南北傳播後，很多地方的佛教徒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翻譯編寫了種種佛教典籍，並匯輯成經典，因之目前大藏經中有巴厘語、漢語、藏語、蒙語、滿語、西夏語及日語等體系，另外，還有用梵語、吐火羅語、粟特語、於闐語、突厥語等譯寫的佛典。

一、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基本情況及其特點

傳承文明的方式多種多樣，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產生使得文明傳承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所以，在中國，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書印書藏書，成為代代相承的傳統。⑵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多年，經歷了從一個外來宗教轉變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過程。整理、研究大藏經，同樣也是發揚、傳承我國的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在我國佛教史上，歷朝歷代虔心收集、翻譯、整理、傳抄、供養、編修大藏經的佛教僧俗信徒不勝枚舉。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努力，各種形態的大藏經才得以形成和發展。根據現有資料，漢文大藏經大約有三種情況：唐代以前的寫本藏經；宋代以後的木版雕刻印本；漢文大藏經的排印版本。⑶

1、漢文大藏經的基本情況

我們知道，如何對待文化遺產歷來是有爭論的，問題是首先需要把散亂各地的文獻經書收集和保存下來。只有收集和保存下來，提供瞭解和研究的基礎，才有全面評價和討論如何運用的可能。⑷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以後的千餘年間，僅藏經目錄即近50種之多，流傳至今尚有20餘種，收錄的經籍數量不等。各個時代編纂的大藏經，形式和內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經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軸裝幀的書寫本。北宋開寶（968~975）年間，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經問世後，曆元、明、清至民國，共出版過木雕版和排印本大藏經20種（一說21種）。

傳統大藏經雖然利於保存，但不便閱讀。就大藏經的整理而言，雖然有多種大藏版本被影印傳世，但依然有《崇甯藏》、《毗盧藏》、《資福藏》、《普甯藏》、《永樂南藏》等重要版本沒有影印公諸於世。我國歷代大藏經的多數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經，它們不是已基本亡佚，如《開寶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殘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趙城藏》就是世間僅存的孤本，《崇甯藏》、《毗盧藏》基本保存於日本；明清諸版大藏經國內雖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數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上世紀初，日本佛教界首先發起並重編了《卍續藏》、《大正藏》，成為之後佛教界及學術界廣泛使用的版本。民國時期，還出版過鉛字排印的《頻伽藏》和《普慧藏》。以後，中國再沒有大規模的官方編纂漢文大藏經之舉。上世紀30年代，在西安的開元、臥龍兩寺發現了宋《磧砂藏》本，遂引發了我國佛教學術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經的熱潮。在之後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學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在這一過程中，又在山西發現了《趙城藏》，並從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遺珍》，著名佛學家歐陽漸的弟子蔣唯心還發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上世紀50年代，重編《中華藏》的計畫首先由臺灣學者蔡運辰提出。1956年在臺灣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1982年完成了臺灣版《中華藏》。上世紀60年代初，大陸的佛學界也提出重編《中華藏》的計畫，呂澄先生為此編著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一書。但因之後的政治運動，這一計畫沒有付諸實施。

綜觀國內外刊印的各種版本大藏經，都有收錄不全、排印錯漏等缺點，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2、漢文大藏經的傳譯

漢文大藏經是在佛教傳入我國後，經過長期的翻譯、撰著和編纂起來的佛教經、律、論彙集。流行於中國漢、蒙地區和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我國佛典的翻譯最早是在東漢末年恒帝（147-167）、靈帝（168-189）時代，最早的譯者是西域來我國的僧人安世高和支婁迦讖。在南北魏晉時期隨著佛教的蓬勃發展，譯經事業也在更大規模上進行，翻譯的品質有所提高。在隋唐時期，佛經翻譯獲得了統治者的直接支援，由國家出面組織譯場進行，並建立了一套極為嚴格的翻譯制度，譯經順序分為宣讀梵文、證義、證文、審聽、筆授、綴文、參譯、刊定、潤文等九個階段，從而保證了譯文的品質。隋唐是我國譯經事業臻于鼎盛時期，但五代以後就開始衰落，北宋時，佛典的翻譯雖未中斷，但只在少數人或個別人中進行。在佛經傳譯的2000年漫長歷史過程中，我國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培育了一大批翻譯家。據不完全的統計，現有佛經中可以確定為屬於翻譯印度次大陸各國的約1482部5702卷，除重譯本外，還有4400卷，其中小乘佛典約1400卷，大乘經、律、論約3000卷，約合梵文250萬頌。自後漢末至北宋末年（2-12世紀），約1000年間直接參加翻譯的有150餘人，其中有史書可尋，屬次大陸來華的僧侶、學者計71人。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等稱為中國翻譯史上的“四大翻譯家”。

3、漢文大藏經的特點

漢文大藏經的特點如下：

第一、量多。在大部分印度原典都已失的今日，要理解印度佛教歷史，漢譯是最重要的資料。第二、僅就量上來說，後述的西藏大藏經幾乎也可媲美漢譯，藏譯始於八世紀後，但中國在五世紀已經翻譯了現今仍被廣為讀誦的經典；六、七世紀時，主要經典的漢譯皆已齊備。也就是說，漢譯最能反映印度佛教的全盛時期。第三、同樣的聖典有多種譯本。在印度即使是相同的典籍，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改訂或增，也會有古籍資料的流失。含義保存了其新舊形態，所以可以追尋變化發展的軌跡。第四、因漢譯年代大體皆有正確的記載，所以可據此重構印度文獻史。但是，反過來說，漢譯資料也不是沒有它的缺點。因為中國文學與印度文學都有古老的歷史，有其各自的發展，所以將印度原典翻譯成漢語時，未必能忠實于原文。這種顧慮在鳩摩羅什的漢譯中非常周詳，玄奘以後的譯文較重視于原文，即使如此，為尊重漢文的成規與習慣，以使譯文易懂易讀，有時候也有重新編輯本文的痕跡。即使是現代要將他國語言翻譯成英文等，為尊重英文本身的表現形式，甚至要犧牲對原文的忠實性；即使從語法構造相近的法文、德文等譯成英文時，常常很難從英文去推定其原文。漢譯佛教聖典同樣也有此困難。將此視為缺點或許不太恰當，但從原典批判的立場來說，這確實是相當棘手的問題。因此，很難逐字來作梵漢對照。⑸

 

二、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

1、新時代漢文大藏經的編撰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委派時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主持，調集了一批專家學者編纂《中華大藏經》。從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啟動，經過13年的苦幹，160多人的努力，這部共收錄典籍1939種，約一億多字的大藏經，1994年底編纂完成，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齊全部106冊。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佛教大藏經整理與研究的一項重大成就。《中華藏》憑現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積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寫本、刻本、近現代印刷本、數碼本這一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序列中，位於近現代印刷本的最高端，從而在漢文大藏經發展史上，產生出一個新的品類，樹立起自己獨特的地位。

新時期大藏經的整理已不單單只是整理重印，當前，校點工作已成為關注的重點。2007年，我國第一部標點本大藏經––《新編大藏經》編纂出版工作正式拉開帷幕。作為目前國家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據大藏經編委會估計，完成後的《新編大藏經》字數約3億，擬分300冊出版，預計五年內完成。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高僧一百余人組成了編委會，力求通過全面的收集、比勘、標點、整理，統一版式，科學分類排列，並加以標點句讀，使之成為有史以來收編藏經種類最完備、版本權威、使用最便利的現代讀本。

2、大藏經電子數碼化

上世紀90年代之後，佛典電子化又成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韓國海印寺主持了一項宏大的工程：《高麗藏》數位化全文本。這一項目於2000年5月完成，現已有光碟傳世。之後，我國臺灣的佛教學者組成了“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啟動了電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電子版《大正藏》光碟已在海內外廣泛流傳。我們正處在近現代印刷本時期與數碼化時期交替的過程中。電子化不僅能大大縮小大藏經貯存的空間，還將改變佛教大藏經的流通方式，從而加快了大藏經的普及與應用；研究者也可在電腦上閱讀經藏，並通過檢索手段迅速地獲取相關資料。當然，無論電腦技術如何發展，宗教信仰者實際證悟的修行生活體驗依然需要通過平靜地閱讀經藏獲得更多的提升，依靠指端敲擊鍵盤顯而易見不能完全替代，因為微妙的心靈感受必須靠一頁一頁讀誦經典才有可能得到。

三、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時節因緣

佛經原出於古代，是用文言文譯寫的，佛教術語名目獨特，寓意深奧，這又給閱讀者帶來很大的困難。⑹ 因此，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佛經翻譯成為佛教傳播的重要因素。從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角度看，佛經翻譯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符號轉換過程，而是將一種語言承載的文化資訊用另一種語言轉換過來，從而推動文化的傳播、促進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綜觀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在中國漢地實施的文獻傳播方式是按照佛經漢譯→漢文經錄編撰→漢文大藏經刻印這一歷史進程進行傳播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三者之間彼此關聯，發揮著其特定的傳播功能，從而促進了佛教在中國漢地的成功傳播。在佛經漢譯過程中，佛教文獻的傳播主體創制了一套有效的精神文本，這種有效文本在符號表達、思維方式、當下利益上與受傳者保持親近，從而保證了傳教的成功。佛教在向中國漢地實施傳播的過程中，面對中國本土文化和語言差異的阻礙，為擴大自身在時間空間上的影響，妥善處理傳播中的各種社會關係，佛教選擇了依靠神異道術、依附中國本土文化、依附封建王權、重視與士大夫交往結納和以通俗簡易之道教化民眾的傳播策略。這些傳播策略是成功的，效果是顯著的，達到了其傳播佛教的目的。⑺這也直接影響著佛經翻譯的組織形式、翻譯的標準、策略、方法與技巧，從而使佛經翻譯在不同時期彰顯出不同的特點。

1、中國歷史的發展為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供了拓展的空間。

翻譯作為某個譯者的個體活動，其動機和影響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當某類翻譯活動成為具有一定的規模性和持續性的集體活動時，則必定有其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同時也必定會對所在地區的社會、文化造成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影響，佛經翻譯亦是如此。佛經翻譯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漢末年與東漢初期政治腐敗，各種自然災害接踵而至，人們渴望有一種精神力量來慰藉和解脫自己，從而為佛教的傳入與佛經翻譯提供了社會條件。東漢時期思想及文化的變化為佛經翻譯提供了客觀條件。“先秦諸子學說紛紛再興……中國的思想文化進入了一個多元、理論系統日漸續密的百家爭鳴的全新時代。”（方立天，2004）這種思想文化狀況既為佛經的翻譯與佛教的傳播留下了空間，也為佛教的發展創造了一種適宜的文化氛圍。

2、佛教的圓融思想為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佛經翻譯之所以形成中國第一次翻譯高潮，不僅由於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影響，佛教的“圓融”思想也起著關鍵作用。“圓融”思想賦予了佛教特有的開放和包容的性質，因此佛教傳入中土之初，在保持自己特性的前提下，即能與中國傳統的各家學說互相交流，對儒、道之學採取順應、融會的態度，效仿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會作用。佛教五戒融會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語翻譯佛典，“增加及融合了同期中國思想的主流。”（許裏和，1998）從而使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渾然一體，為自己不失時機地進入中國文化圈提供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也為自己的譯文找到了接受者。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合”的精神本身與佛教的思想極具相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與本土文化相融互攝、相得益彰，促進和完善了中華文明。由於佛經翻譯採取了讓中國人容易理解、便於接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互融合的歷史進程，從而使佛教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和諧並立的局面。因而，在佛經翻譯和佛教發展的過程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始終處於相互借鑒、相互補益的良性迴圈關係中。

3、本土信仰需求為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出了明確的取向。

佛教在中國初傳時有一個依附中國傳統文化的階段，這一策略必然深刻影響到以傳播佛教為目的的佛經翻譯。為了有利於佛教傳播，佛經翻譯必須考慮到中國讀者和廣大信眾的實際需求層面的理解水準和接受能力，於是調適便成為佛經翻譯的主要策略。與佛經翻譯初期的歸化策略相適應，在佛經翻譯的發生期，譯音多採用格義、比附等翻譯方法，借用儒家、道家的術語來表達譯文，從而使更多的中國人理解、接受佛教思想。

成功的翻譯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傳播，佛經翻譯一開始並非是一種單純的文本轉換活動，而是著眼於傳播。它是“一種目的性行為，但是這種‘目的’並不完全取決於譯者個人，因為譯者並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們也要受到主體文化目的的制約。”（張春柏，2005）它的組織形式、方法、技巧、原則和標準等，都在隨著中國本土文化和各種文本外因素的發展變化而變化。

從唐朝開始，著名的翻譯大師玄奘所運用的翻譯技巧有補充法、省略法、分合法等，幾乎囊括了現當代常用的各種翻譯技巧，從而使譯文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的高水準佛經翻譯，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便接納了佛教及其教化思想。從譯者隊伍來看，佛經翻譯始終向著更加成熟、完善合理的體系發展。在佛經翻譯的初期，其組織形式為私譯，譯者多為外來僧人，翻譯活動也以他們為主。從佛經翻譯發展期到隋唐的成熟期，越來越多的佛教徒西行求法，精通梵漢雙語的人也越來越多，佛經翻譯的組織形式轉為官譯，譯場內部分工很細，這種翻譯組織形式至今仍影響著當代的翻譯活動。

 

4、佛教自身成長為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出了緊迫的時代命題。

佛教的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機體功能，註定了佛教在內外因緣變異的逼迫下，必然會自我調節、適應社會。佛教在中國的存在形式，就是本土化或中國化。因緣和合，如何弘揚佛教的優良傳統，更好地為構建和諧世界發揮積極作用，實現“弘揚正法，化育眾生”，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我們以為，當代的首要任務就是佛教經典現代化，即運用現代語言對佛教哲學範疇做出當代人易於聽懂看懂的表述；對佛教哲學範疇進行新的詮釋，包括推導出合乎邏輯的引申義；結合社會實際問題，有針對性地闡發範疇涵義；闡揚範疇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智慧成分、合乎社會發展的內容，即闡發範疇中所包含的積極的理論思維成果；提出符合客觀實際、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範疇。

四、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有待進一步重視的幾個問題

1、在有關漢文大藏經的研究方面，我們應該加強對漢文大藏經在新時期的編撰和大藏經數碼化等方面的探討。

近些年各種版本的大藏經陸續被整理出版，是前所未有的好現象。但是，絕大部分是古本佛經的翻印。古本佛經對於學界和教界而言，在版本、文獻上的意義非常大，但是，在實用價值上，就差了很多。要編出一部既能滿足佛教信奉者供奉詠誦的需要，又要供全國各界人士用來閱讀、研究的可信的文獻資料，就要超越古人以某學派、宗派為尊的宗派成見，要盡力避免已出版的十幾種大藏經的印刷造成的差錯，還要吸取過去已有佛教大藏經的特點，不抱成見，亦不盲目崇古，使其成為一部符合時代要求、反映時代面貌的佛教全書。⑻ 因此，大藏經的整理工作應該從如下幾個層面增強其實用性：

（1）、對於重要的大藏經要進行錄入、句讀、校對，以適合現代人閱讀的簡體字重新排版印行。目前，李家振先生、李富華先生組織對《趙城金藏》進行校對，工作進展非常有效果。據悉，中國書店不久即將推出《乾隆大藏經》排錄本，河北佛協不久前推出《淨土藏》排錄本，即將推出《禪宗全書》排錄本。這些都是值得褒揚的。

（2）、對於所有的大藏經典要進行提要和導讀。為了便於當代人使用，對所有佛經進行提要和導讀，顯得非常必要。目前，上海古籍推出的陳士強《大藏經總目提要》，只完成了三藏之中經的部分，而且是依據《大正藏》的基礎目錄進行的，沒有涵蓋所有的經。因此，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3）、要儘快地對所有的漢文經典進行有序性地白話傳譯。漢譯佛典儘管非常重要，但是其歷來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過去的學者中很少有人讀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學者則認為：漢譯佛典不僅難懂，而且同梵語、巴厘語佛典相比只不過是二手資料而已。但是，思想必須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並不能脫離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之中。不正確地捕捉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所以，對所有的漢文大藏經適時進行有序性地白話傳譯將有助於正確的闡述和理解佛教思想。

2、我們對於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一些實操性建議

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是佛教信仰者和研究佛教的學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但是，漢譯佛典中出現的特殊的，或是口語的辭彙、語法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及少能查找到，這就加大了正確讀解漢譯佛典的難度。從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學角度研究漢譯佛典語言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其解釋往往停留在佛典以外的文獻中相類似的用法的比較，沒有充分表明漢譯佛典的特徵。而且古譯佛經一般信眾很難讀懂，如果不參考梵本或者是巴厘語、藏語的經典的話，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會誤解原意。

鑒於上述原因，我們對於當今時代漢文大藏經的整理和傳譯有如下實操性建議：

（1）收集所有漢文大藏經版本，包括已經出版和未經出版的。進行電子化保護和編目。未出版的珍貴佛經有很多，如山西崇善寺珍藏的崇甯藏、應縣木塔收藏的遼藏等等，需要逐一做工作，分別保護。

（2）將所有經典按照大藏經目錄體系和刊刻時代進行統一性編目，重新做出一部涵蓋所有大藏經的《新編一切經》（電子版）。

（3）對於重複收入的經典進行版本的校勘和比較，選出最優的本子，組織國內能夠從事佛經白話傳譯工作的人才，進行白話傳譯。其餘版本存目。

總之，中國佛教的典籍文獻極為豐富浩瀚，其歷史發展極為錯綜複雜。近代國內外學者從各方面對佛教進行考察和研究，著書立說，成果累累，難以數計。⑼ 對這些遺產，或是化腐朽為神奇，或變瑰寶為腐朽，全在今人的運用。我們的態度應該是腳踏現實，承接歷史，建設現在，開闢未來。⑽ 所以，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歷史使命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惟有追慕前賢，承惠開來。我們堅信：即使佛教史與文獻研究事實上很有成就，這樣也不表示能夠虔誠信仰和實踐。所以，我們必須得從龐大的經典中睜大眼睛找到佛教的真髓才對。⑾ 路雖長，靠我們自己走；問題複雜，靠我們自己群體解決，我們的路子會越來越廣，前途光明無限⑿。

附注：

（1）、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12月 序 杜繼文

（2）、方廣錩 主編《藏外佛教文獻 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7月 首卷語

（3）、李森 《中華大藏經總目》《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2004年1月

（4）、李富華 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12月 序 杜繼文

（5）、渡辺照宏著 鐘文秀、釋慈一譯 《佛教經典常談》 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8月

（6）、陳士強 著《大藏經總目提要 文史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4月

（7）、陳文英 著《中國古代漢傳佛教傳播史論》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年1月

（8）、李森 《中華大藏經總目》《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2004年1月

（9）、蘇古編選《江蘇古籍序跋與書評》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9月《佛教常識問答》後記趙朴初

（10）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12月 序 杜繼文

（11）、李森 《中華大藏經總目》《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2004年1月

（12）、蘇古編選《江蘇古籍序跋與書評》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9月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序任繼愈

 

參考書目

1、《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任繼愈 著 人民出版社 1998-05-01

2、《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 童瑋 編 中華書局 1997-7-1

3、《藏外佛教文獻 第八輯》 方廣錩 主編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06月

4、《佛經版本(插圖珍藏本)》 李際寧 著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年12月

5、《江蘇古籍序跋與書評》 蘇古 編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09月

6、《中華大藏經總目(精)》 中華書局 2004年01月

7、《芸窗筆記》 衛水山 著 中華書局 2004年06月

8.《巴蜀佛教碑文集成》 龍顯昭 主編 巴蜀書社 2004年05月

9.《古典文獻及其利用》 楊琳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年08月

10.《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宗教學》 任繼愈主編，卓新平執行主編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年09月

11.《古籍印本鑒定概說》 作者：陳正宏，梁穎 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年06月

12.《禪學研究（第四輯）》 賴永海 主編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08月

13.《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上下冊）》 方廣錩 輯校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08月

14.《中國古籍版刻圖志》熊小明 編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年01月

15.《漢文大藏經與朝鮮古代敍事文學》 李官福 著 民族出版社 2006年12月

16、《龍袍與袈裟(上下冊)》 羅文華 著 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09月

17、《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故宮博物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 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1月

18、《中國宮廷禦覽圖書》 向斯 著 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10月

19、《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 李際寧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年08月

20、《儒藏》 《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年04月

21、《漢傳佛教概論》 李尚全 著 東方出版中心 2008年01月

22、《聖入無分別總持經：對勘與研究2》談錫永、沈衛榮、邵頌雄著譯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7年11月

23、《藏文〈大藏經〉概論》 紮呷編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03月

24、《三聯生活週刊》（2008.4.28）總期號：477

25、《中國古代漢傳佛教傳播史論》 陳文英 著 2007年08月

26、《藏外佛教文獻》 方廣錩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07月

27、《佛經音義研究(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徐時儀，陳五雲，梁曉虹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07月

28、《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 侃本著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8年04月

29、《民族研究文匯》 郝時遠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01月

30、《守正出新》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中華書局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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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