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日期:2010/06/06 21:34:00
學習次第 : 進階
漢文佛教大藏經的整理
內容摘要：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著重闡述了整理與研究漢文大藏經的意義。文章指出，整理與研究漢文大藏經不僅是佛教信仰和佛教研究的需要，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需要。第二部分從漢文大藏經的整理重印、校勘標點及電子化幾個方面回顧了近一個世紀以來大藏經整理與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具體地指出，在今後大藏經的整理與研究依然任重道遠。
一
漢文佛教大藏經的歷史可上溯至陳隋之際。南北朝三百年佛教的大發展，為中國佛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之伴隨著國家的逐漸統一，南北佛教的合流，中國佛教因此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步入了它的鼎盛時代。當此之時，三藏典籍的傳譯已初具規模，而中國僧人的佛教著述更是成倍的增長，如梁釋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卷12的序中所雲：
由漢屆梁，世曆明哲，雖複緇服素飾，並異跡同歸。講議贊析，代代彌精；注述陶練，人人競密。所以記論之富盈閣以仞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到了隋朝初年便出現了以組織編刊“一切經”，也就是“大藏經”為目的的、有“入藏錄”的佛經目錄，如隋代費長房編撰的《歷代三寶記》等，佛教大藏經的書寫也因此出現了空前的高潮。《隋書·經籍志》載：隋初“官寫一切經”已成風氣，所謂“京師及並州、相州、洛州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然而，這些寫本大藏經雖有大小乘、經律論的基本分類，但收經內容的隨意性很大，經籍的排序也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因此，真正意義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的形成應從唐釋智升所撰《開元釋教錄》算起。
《開元錄》收經1076部，5048卷，480帙，不僅有大小乘、經律論及聖賢集傳等十分完善的分類法；還嚴格規定了所錄經籍先後排列的位次；規定了經本書寫的格式（紙數）；包裝排架的帙數，從而奠定了漢文佛教大藏經的目錄基礎。北宋初年我國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就是以《開元錄》為基礎雕刻完成的。之後，大藏經的雕造代有新出，現有印本存世者就有宋版的《開寶藏》、《契丹藏》、《趙城藏》、《崇甯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元版的《普甯藏》、《元官藏》；明版的《初刻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以及清朝的《龍藏》等。歷史上，朝鮮的高麗王朝還據《開寶藏》雕刻了《高麗藏》；近代以來，日本佛教界編印了《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及《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等；加上近代我國佛教界編刊的《頻伽藏》、《普慧藏》等，漢文佛教大藏經存世的版本就多達20餘種。
漢文佛教大藏經是中國歷代的佛經翻譯家、佛教史學家及佛學大師們歷經二千年的努力而成就的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它是佛教典籍的總集，佛教的百科全書。它不僅是佛教研究取之不盡的資料寶庫，還同時為哲學史、世界史、文學史及藝術、語言、天文曆算、醫藥、建築等多種學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在漢文大藏經中，載錄著自東漢至元朝的千餘年間近200位譯經家及數以千計的他們的助手翻譯的近1500部、近6000卷的印度佛教原典，它們構成了漢文大藏經的基礎。這些翻譯典籍已不是完全意義的印度文化的遺產，而是印度佛教與中華文明相結合的產物，凝聚著當時中華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
在漢文大藏經中還收錄有規模更為龐大的中國僧人的著述，這些典籍的數量大約在2600種左右。這些著述從章疏、論著、史傳到目錄、懺儀、音義等已構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佛學體系。它們是中國佛教僧人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直接影響下的創作，是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整理與研究漢文大藏經不僅是佛教信仰和佛教研究的需要，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需要。
二
我國歷代大藏經的多數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經，它們不是已基本亡佚，如《開寶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殘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趙城藏》就是世間僅存的孤本，而《崇甯藏》、《毗盧藏》基本保存於日本；明清諸版大藏經國內雖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數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
所以，自上世紀以來，為推動佛教和佛教學術事業的發展，整理和研究佛教大藏經就成為佛教界和學術界的一項重大課題。上世紀初，日本佛教界首先發起並重編了《卍字續藏》、《大正藏》，成為之後佛教界及學術界廣泛使用的版本。上世紀30年代，在西安的開元、臥龍兩寺發現了宋《磧砂藏》本，遂引發了我國佛教學術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經的熱潮。在之後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學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並在這一過程中，在山西發現了《趙城藏》，從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遺珍》，著名佛學家歐陽漸的弟子蔣唯心還發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應該說，這是近代以來佛教大藏經整理與研究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代。之後，中國佛教學術界曾提出編輯《民國大藏經》或《中華大藏經》的願景。著名居士葉恭綽1935年為《宋藏遺珍》寫的序言中說：“他日彙集諸本，刪同存異，擇善去秕，以成民國大藏經，裨益法界。”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則直稱“中華大藏經”。但在當時戰亂的年代，中國的佛學界還沒有條件實現這一心願。
上世紀50年代，重編《中華藏》的計畫首先由臺灣學者蔡運辰提出。1956年在臺灣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1982年完成了臺灣版《中華藏》。蔡先生為編輯這部大藏，“窮四年之力”完成了一部巨著《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是這一時期大藏經研究的重要成果。60年代初，大陸的佛學界也提出重編《中華藏》的計畫，呂澄先生為此編著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一書。但因之後的政治運動，這一計畫沒有付諸施行。8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重編《中華藏》提上日程，1982－1994年間，在國家資金的支持下，以任繼愈為主持人的中華大藏經編輯局完成了106卷本的《中華藏》正編的編輯工作。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佛教大藏經整理與研究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佛教協會與相關的出版機構合作整理刷印了清《龍藏》經板，稱《乾隆版大藏經》；同時，整理影印房山石經的拓片，稱《房山石經》。80－90年代佛教大藏經整理與研究的這三項成果，從整體上提升了中國佛教研究的水準，也帶來了新一輪佛教整理的熱潮。自90年代起，首先是《永樂北藏》、《頻伽藏》的影印；之後《洪武南藏》影印傳世；近期，《嘉興藏》的重輯影印和標點本清《龍藏》又將面世。這一切從根本上改變了大藏經難求的局面。
上世紀90年代之後，佛典電子化又成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韓國海印寺主持了一項宏大的工程：《高麗藏》數位化全文本。在三星公司的支持下，這一項目於2000年5月完成，現已有光碟傳世。之後，我國臺灣的佛教學者組成了“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啟動了電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電子版《大正藏》光碟已在海內外廣泛流傳。電子化將從根本上改變佛教大藏經的流通方式，大大縮小了大藏經貯存的空間，從而加快了大藏經的普及與應用；同時，電子版大藏經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在電腦上閱藏，並通過檢索手段迅速地獲取過去需要多年才能積累的資料。然而，目前的電子版大藏經只有兩種，且都是國外的版本；就資料和研究的價值說，他們很難與宋元版大藏相比。因此，國內佛學界的有識之士亦經過多年的籌畫，啟動了電子版《趙城藏》工程。這一項目由上海龍華古寺方丈照誠法師與北京慧海中心創辦人李家振先生共同發起，並得到教界高僧、學界專家及分佈全國各地的廣大志工的支持，已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在漢文大藏經的研究方面，近幾十年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無論是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還是人才的培養都有令人矚目的進展。2007年9月在上海召開了迄今第一次“漢文大藏經國際研討會”，兩岸三地及日本、韓國的學者在會議期間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三
就總體說，漢文大藏經的整理與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佛教界和學術界都能更方便、更快捷地獲取大藏經相關的資訊與資料。然而，大藏經的整理與研究依然是任重道遠。
首先，歷史上的諸版大藏經的研究還處在初期階段。我國第一步刻本大藏經《開寶藏》原藏近7000卷，現只有14捲髮現，研究雖有相當進展，但認識分歧較大，依然期待新資料的發現。《契丹藏》因山西應縣及河北豐潤發現了少量的印本及《房山石經》的參照，其研究有了突破，但研究者因資料太少而難以求得一致的看法。到底《契丹藏》的本來面貌是怎樣的，還有待新資料證實。《崇甯藏》和《毗盧藏》至今仍秘藏於日本，這給學術界認識這兩部大藏的真相帶來困難。類似的問題幾乎涉及歷史上的一切版本的大藏經，值得研究的課題一大堆，須幾代研究者不斷地去努力探究。就大藏經的整理說，雖然有多種大藏版本被影印傳世，但依然有《崇甯藏》、《毗盧藏》、《資福藏》、《普甯藏》、《永樂南藏》等重要版本沒有影印公諸於世。
第二，大藏經的整理不單單只是整理重印，當前，校點工作已成為關注的重點。上世紀90年代，當時的佛教文化所在吳立民所長的主持下，就曾召開過編輯標點本《中華藏》的研討會，但因難度太大而沒有行動。目前，標點本《中華藏》續藏正在任繼愈先生的領導下展開。80年前一部《大正藏》因為有了標點而風行了近一個世紀，今天，類似的大藏整理工作還有待我們去下大的力氣。
第三，大藏經的電子化將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僅是電子版《趙城藏》，還有中國歷代諸版大藏的電子化。同時，在大藏經電子化的過程中，還要解決電腦軟體發展的許多技術問題，如解決電子化中的缺字問題，互不相容的內碼問題，以及如何資源分享問題等。總之，佛教大藏經的電子化亦是一項國際佛學界共同努力的十分繁重的任務。
作者簡介：
李富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