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主政的十年，是大陸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經過二十年的改革與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成果顯著，但是，兩人上台時，百姓的不安情緒卻逐漸擴散，三農問題嚴重，貪腐與貧富差距等社會不公的議題持續發酵，社會上也出現改革方向的爭辯。大陸百姓對新政權的期望殷切，媒體將之稱為「胡溫新政」。
胡溫政權的最大成就，在於改變發展戰略，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成長掛帥論，改為經濟增長和社會公正雙軸並進的發展策略。二○○三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的「五個統籌」，強調可持續的發展，令人耳目一新。一年後的四中全會，正式提出和諧社會的構想，以與以人本思想為主的「新三民主義」相結合，胡的論述，取得了和毛思想、鄧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並列的戰略地位。
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強調不能把「發展是硬道理」簡單的理解為增長是硬道理，經濟建設為中心，也不能單純的理解為以速度為中心，此一思路，無疑為中國模式下了新的註腳。信奉利益公平重組、重視把蛋糕分好，成了胡的執政理想。其後取消農民稅費，重視公共服務的平均問題，縮短分配差距，提出新農村計畫，重建社會保險體系，提高工資待遇等，都力圖體現社會公平；中國大陸努力想要找到一條平衡的發展道路。
在經濟發展方面，胡溫執政期間，大陸的ＧＤＰ超越英、德、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去十年平均增長率高達九．六％，安然度過世紀金融風暴，展現金融和經濟領域中與美國一爭高下的雄心。執政初期的「中國崩潰論」漸為「中國崛起」所取代。
外交方面，韜光養晦、和平崛起的戰略，為大陸爭取到有利的發展環境，執政之初立即提出安鄰、富鄰、睦鄰政策，表示高度重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在大陸主導下，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快步前進，迫使美國調整戰略，推出對亞洲的再平衡和泛太平洋伙伴協議以為因應。
胡溫上台正值兩岸高度敵對之際，台灣的執政黨推出防禦性公投，新國家新憲法的呼聲，獲得官方的認可。但是，自二○○五年連胡會後，兩岸關係柳暗花明，終於使得台海地區首次出現和平曙光，以制度化的協商，取代消耗對峙，兩個政治實體也取得了官方互動的基礎。
雖然胡溫執政取得許多進展，但是，過去十年也是大陸社會力湧現、國家和社會對抗最激烈的時期，胡溫政權的表現，毋寧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有人甚至以政策有毛的烙印來形容。
胡溫開啟第二個任期時，民主法治的聲浪一度高漲，胡的智囊學者提出「民主是個好東西」，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主導的黨校，發表政治體制改革的長篇報告，胡主持政治局學習會時，也提到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溫家寶更在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提及民主、法制、自由、人權等，並非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人類在漫長歷史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但是，普世價值終究不敵國情特殊論，如對網路言論的箝制，讓人有時空錯置之感。
在胡溫主導下，政府大力扶植國企，重點國企一飛沖天，在國內外競相擴充併購。但是，這個政策也推翻了改革三十年來國退民進的策略，此在鋼鐵、煤礦、化工、航空、食品、房地產等方面最為突出，國企在各行業重新成為龍頭老大，也使得中國模式成為政府主導、全民補貼的代名詞，不惟引發改革的爭論，也使得國家資本主義的思維，有死灰復燃之虞，去民營化的現象嚴重。
政治上，胡溫處理ＳＡＲＳ危機乾脆明快，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去職，為問責制樹立典範，政治局的集體學習、胡向中委會的述職工作報告，也都是改革的思考。但是，作為執政主軸之一的廉政，成績明顯不及格，兩政治局委員的下台，不啻是最諷刺的寫照。
面向世界，中國大陸無疑已是強權，面對內部，卻仍有許多困難與矛盾有待解決。歷史對胡溫的評價，恐怕不會是個單純的功過問題。